今天，在朋友QQ空間裏看到一張清代的“淨身契約”的圖片，殊覺實為一件難得的曆史文物，通過這張簡單的契約，我們似乎能發現許多東西。
這是一份為防止淨身術後發生意外訴訟的契約，契約正文是：“太原槐樹莊劉二狗，年方十四，今自願淨身。因術後事故難測，故成敗不論，生死不論。日後如有官司之事，淨身師概不負責。蒼天在上，二狗父母在旁，特立此淨身契約，以資守約。”接下來是二狗、二狗父親、淨身師和證人的簽名及手印，落款時間為“清順治十七年正月初五”。按順治十七年即公元1660年，至今已有354年，我們看到的並非實物，隻是QQ圖片，考古於我乃十足的外行，依內容言，也許是件真實的東西。倘若是為實物，那麽，這一份不足百字的契約，可以讓我們透過曆史的塵霧，發現許多有價值的曆史文化。
當然，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的血淚悲愴，毫無疑問，劉二狗乃貧家子弟，隻要家境稍好一點的人家，誰會讓親生骨肉履此凶險，而且，從“二狗”之名也可看出其貧寒出身。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竟然被迫走上這條絕路，斯時醫學落後，一無麻醉，二無良藥，用平常剃刀放火上炙燒一下權作消毒，硬生生地把人的生殖器官割切下來，其血腥與恐怖，與上斷頭台有什麽區別。因為手術野蠻、技術落後，術者除了遭受身心巨大痛苦之外，往往是命懸一線，九死一生。我們也似乎不能責備二狗父母之心腸狠毒，不是走投無路，誰能忍心把自己的親生骨肉送上形同不歸路的手術間。
當然，也不排除有以自宮而求富貴者，但不管怎樣說，都是生活的無奈，是值得我們同情的。這契約中的劉二狗，淨身之後，是不幸死亡還是僥幸活下來，今天已是無法考證了。就算活了下來，是進了皇宮做了太監，還是淒涼的活在民間，今天我們也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是怎樣的人生道路，劉二狗的命運絕對是淒悲的、不幸的。
中國是文明古國，也的確值得國人永遠自豪著。但是，幾千年的文化傳統，無不是玉石雜糅、泥沙俱下。許多優秀的文化令世人矚目，但許多垃圾的文化也同樣令人震驚。不說別的，就古代女性的纏腳，男人的自宮，無不是令人發指的滅絕人性。所以，說繼承傳統文化，盡管早就有“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權威言論，可數十年來，無不是左右搖擺，幾時有過正確的態度。要麽是全盤否定，把嬰與洗澡水一起倒掉；要麽全盤繼承，把香茗與鴉片全盤皆收，這些做法讓我們的民族吃盡了苦頭。然而，時至今日，國民對傳統文化仍鮮有正確的態度，比方說古代的風水學。其中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人合一的統一、宜居環境的選擇等健康內容，至今還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但我們一些人熱衷的不是這些文華的精華，而是愚昧的接受糟粕，比如原山東泰安市委書記，因有“大師”點撥，自己是當副總理的命，但命裏缺“橋”。於是下令將已按計劃施工的國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庫，順理成章地在水庫上修起一座大橋，幫助其“飛黃騰達”。
在上海，一位擁有碩士學位的某銀行職員高某。因為風水師說：“那座高架橋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就好像是衝著你家這個方向刺過來的利劍一樣，這樣的房子太凶了，絕對不能住人，否則主人將有血光之災。”於是毅然退掉了自己千挑萬選選中的房子。
再比如說古代倫理學中，“五常”之尊老愛幼、長幼有序的優秀傳統未能深入人心，倒是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念都深入人心。“官大一級壓死人”的現象普遍存在，“民主”二字拋之雲外。這一切，真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反省，應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次，通過這一紙契約，我們看到了古人對契約的重視。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淨身，乃關乎身家性命的大事了，其生死難測的結局就以簡單的一紙契約的規定而成為合理的東西。當然，以今天進步的法學觀來審視，這一紙契約是有悖法理的；但是在當時那個時代，這是一種普遍性的合理形式。一件有關人命的大事，僅一個證人便將其確定為權威性的文件，充分證明了哪個時代的人們對契約守約性的普遍認可。古人說。“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又說“一諾千金”，可見古人對信用的崇敬。然而，這樣一個優秀的文化傳統，到今天似乎已不斷淡化。別說這一民間契約，就是法律文書也奈何不了一些“強人”，比如各地眾多的“老板”，自己吃香喝辣，就是不肯把應給的工錢給民工，乃至要人民法院去強製執行。再比如說如今這醫患關係的緊張，真是到了無可複加的程度，其中固然也有極個別醫生的“草菅人命”，但相當大的部分卻是患者一方的無理取鬧。手術有風險，這是正常的，醫生在手術前都要向患者家屬說明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並要在家屬簽字之後才要病人手術。按理說，如果不是醫生不負責任的失誤，正常病情發展致使惡化乃至死亡，應該都是以一紙手術協議作為善後處理原則的。可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就是可以出爾反爾，背信棄約，依然醫鬧如故。不都是說時代進步了嗎，可人的自身素質卻還不如古人，這“進步”真還值得推敲。
同時，我們從這份契約還能發現一個問題，以一紙不足百字的契約就確立了生死由命的承諾，這法律的權威性甚至超過了今日某些地方的法庭判決。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契約是指“依照法律訂立的正式的證明.出賣.抵押.租賃等關係的文書”。1932年美國律師學會在《合同法重述》中所下的定義是：契約是“一個諾言或一係列諾言，法律對違反這種諾言給予救濟，或者在某種情況下，認為履行這種諾言乃是一種義務”。可見，這契約還是具有法律權威性。在這個契約中，唯一的證人劉有財應是當地的鄉紳。一位鄉紳，具有如此的權威性，可見當時地方社會自治之強。古代封建社會，政治黑暗，吏治腐敗，這是史實；但是，在那個社會中的廣大鄉村，鄉村自治卻達到了最高水平。在那個時候，每個地方的鄉紳幾乎都是自覺組織起來，他們往往會捐獻資金，負責當地的公益事業，比如修橋鋪路、賑災濟貧、興辦義學、營建義渡等等。因為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鄉紳自治領導層的，因此，這些人素質較高，大都會注意自己的公眾形象，品行還算端正，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所以為鄉民所敬重和擁護。
各個地方因為有了這樣一種鄉民自治的形式，故在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和諧等方麵所起的作用甚至遠遠超過了官府。不說別的，明代中葉之後，有多位皇帝長期不問政事，而萬曆皇帝朱祤均更是足足有二十五年沒有走出寢宮，甚至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官員們從未見過皇帝的“票擬”和“朱批”，國家機構處於半癱瘓狀態。中央機構除刑部外，大多是群龍無首。而地方官府更是缺員甚多，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代統治還依然維持了百餘年，這不能不說是地方鄉紳自治的結果。有學者認為，鄉村地方自治第一次惡質化，始於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製度之後。由於廢除了功名，誰都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便憑借資本、宗派、宗教乃至用武力、耍無賴，紛紛攫取地方自治的公器。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係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他們既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又不受政府控製，獨霸一方，貪贓枉法，為所欲為，無法無天，從而使農村的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而且，流風所至，代有陳襲，以至和諧的鄉村，平生出許多的齷齪。
今天社會主義時代的優越性，已是過往任何時代都不可同日而語的；但社會最基本的鄉民自治，其中真還有許多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地方。
關鍵是由誰來決定什麽是精華，什麽是糟粕？這往往就是權貴甚至是偉大領袖一個人的決策。結果毫無例外都是越弄越糟。
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執行得最徹底的文革，中華文化的精華幾乎被“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徹底毀滅。今天的大陸，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不僅不如香港台灣，連韓國日本都比不上。
真正的“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應該是開放社會，百花齊放讓民眾自己的喜好決定傳統文化的傳承。這樣社會能夠進步，文化才能發揚光大。
信譽隻有在商業文明才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