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文言斷句，選擇題遠不如讓學生直接標點更為科學公正。曆年的文言斷句，都是從閱讀材料中選三五句話，用選擇題型式來考核考生，這是最為憋屈的命題。幾句文言，其中可斷上亦可斷下的“模糊”知識點最多隻有一個，而要把它做出三句錯誤的選項，本身都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說，任何一組選擇題，四個選項有一、二個選項缺少似是而非的“疑惑性”，也就沒有“考”的意義了，這道題隻是給每個考生送上3分而已。如硬要如此對待文言斷句題，則應堅決堅持以四個不同句子作為選擇內容。甚至可以說，拚音、錯別字或病句題，現在采用的選擇題型絕對不如三十年前給幾個字注音，改正錯別字，改正病句，那樣絕對能考出考生的真水平，增強考試的區分度，然而，就今天的整個語文試卷來看，有關拚音、錯別字或病句題采用的選擇題型，較之其它一些選擇題，應該還是較好的題型形式。
任何時候，改革是好的，但改革不等於全盤否定曆史，一定是要在繼承的基礎上談發展，這才是科學的態度。而在適當的改革階段，再又回頭來檢視過去，就會發現，某些被棄之的“舊”也許比流行的“新”要好一些。總之，高考試卷決不能因為閱卷的便捷而設置題型，科學選拔人才是考試的唯一目的，而語文這一特殊的學科更需要有“不合時俗”的科學舉措。
教材是教學之本，是實施教育的文本依據。可以說，自人類產生教育以來，教育者無不極為重視教材的編撰。中國教育史上，出現過無數優秀的教材，以至於到了今天仍然有著借鑒的意義。無庸諱言，我們對教材的編寫是極不成功的，存在著相當部分的不合理性。但既然確定了今天的教材，那麽，教師的教，學生的學，考試的考，三者必須無條件的以教材為本。高考是中學語文教學的指揮棒，所以，緊扣教材是高考命題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怎樣緊扣教材，說來容易，做起來卻很困難。首先，我們務必明確一個概念，緊扣教材並不是試卷上所有題型和所有內容必須源自於教材文本，而是應符合教材的內在知識的精神實質，即內容的深淺度，閱讀的理解度，語言的認識度等。關於這一點，很有可能在命題老師的命題思考過程中有所忽視。比如說，在命題中，無論是哪一類材料的選擇，首先要考慮的是其知識度是否與教材具有相似性。舉個例子，關於魯迅的文章退出語文教材的討論一直在持續，實際上，主張退出者並非是說魯迅的文章不好，而是其內容深度不適合中學生的生活認知。所以，在命題選材中，最好不選魯迅的作品。亦如古代文學作品中，莊子的作品就不太適宜中學生的思想認知，而清代王闓運、王船山的作品也不太適宜中學生的知識認知。命題中所選用的文言文，其中字、詞、句式乃至用典使事，一定不要超出中學語文教材的知識範疇。有時一個生詞、一個僻典便會影響到考生對整段文字的閱讀和理解。舉例說，“武”字作“武力”、“用武”、“勇武”諸義均可入題，但“腳印”一義則不可入題；再比如“坐”，其“座位”、“犯罪”、“因為”等義均可入題，但“（訴訟時在法官前）對質”這一義項則不可入題。《詩經》中“其雨”之典可以入題，但“曰歸”之典不可入題；明人王象春《題項王廟》一詩中，“垓下美人泣楚歌”之典可以入題，“定陶美人泣楚舞”之典不可入題；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科技類不宜選用較為冷門、或門類太細的文章。比如說，介紹航天高科技、介紹物理中粒子的文章，恐怕不太適宜中學生閱讀。再就是題目的設計也必須考慮中學生實際，比如說讓考生判斷一個“遺失啟事”的用語規範與否是緊扣教材的命題，但讓考生判斷一份“合同”的用語規範與否則不太合適。再比如古典詩詞的閱讀欣賞，其考試目的應該主要是考察考生明其體製、字義、故典，知其外在之景、內在之情的認知能力，或識其煉字之妙，或見其寫意之巧，重點考察是詩歌“寫的是什麽景、抒的什麽情”，似不可從“意境營造”的角度去賞析。以“意境營造”而論之一首詩，一位專家，恐怕也將憚心盡思，以千餘言而方可出之。盡管中學語文教材中出現了“意境”的概念，但僅僅是點破而已；這樣設題，可能會對中學語文詩詞教學帶來不利的影響。反複數年如此設題，在老師點撥與傳授下，學生答題，完全可以套用“公式化”、“程序化”的範式語言，最終將導致考試分值的近似，從而失去科學的區分度。任何題目，如果失去了科學的區分度，則失去了設題的意義和價值。
在這裏亂說命題種種，決不是反對考試，如果不考試，怎樣定優
劣，隻要人類社會存在，這考試是斷然少不了的。我們要改革的絕不是考試，而是考試的方式與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