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老人周有光先生去世之前，曾經說過幾句發人深省話，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周先生認為，中國要發展，就一定要走到人類共同的文明大道上；世界各國無一例外，都應該在同一條曆史跑道上競走。所以他主張，年輕人在觀察問題的時候，一定要選擇正確的角度，而這個正確的角度就是，年輕人應當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而少一點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世界。
周老這裏有二個意思，一是世界各國的競爭，必須在人類共同的文明大道上，誰也不能例外；真正的文明是沒有差異的，是統一的。盡管其中內涵極其廣泛，但最基本的內容全部是堅持和平，恪守誠信，自由民主，開放包容。二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站在全球的角度看中國，而不是閉關鎖國，更不是夜郎自大。很是可惜，盡管改革開放幾十年了，我們有很多人，依然是喜歡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甚至有的人還異想天開，希望全世界都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世界。
可以設想，如果在近百年的時間裏，我們一直如清朝閉關鎖國，我們會有汽車、飛機、電腦、互聯網、手機這些東西嗎？應該不會有，有的隻是長辮和小腳，姨娘和奴才。黃仁宇先生曾經說，給你100年，生產不出來這些高科技，給你500年，還是生產不上來。這一點必須要承認，近代以來，西方確確實實走在了我們前麵。我們今天享受著高科技帶來的幸福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尤其是40年前的改革開放之後，變化之大，滄海桑田，無不是我們打開國門的結果。隻是我們總有一些人，在盡情放縱著享受現代文明的同時，卻總是抱殘守缺，對於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動輒批評是全盤新化，甚至是漢奸賣國；如此變態，真是不可理喻。有人認為這要麽是蠢，要麽是壞；說句實在話，其實，這些人一點都不蠢。
盡管對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公說婆說，似乎到今天也難得有一個一致的意見；但我一直固執地認為，專製是最根本的原因。幾千年的君主獨掌政權，使得中國成為世界最老牌的專製國家。其中唐代的兼容開放，宋代的政治清明，使得中國出現了經濟的繁榮和發展；而當時的西方世界則恰恰相反。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神權的統治大於一切，強大的神權決定了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文化等方麵，一切科學，都應該服從於上帝，服務於神學。神權扼殺了科學與民主，西方社會進入了“黑暗的時代”，所以，唐宋二代也就自然成為世界經濟的翹楚。然而，14世紀到16世紀，西方的一場近代三大思想解放運動（文藝複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興起，這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揭開了近代歐洲曆史的序幕，逐漸從黑暗的專製走向了自由與民主。而我們則恰恰相反，明清二代，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專製最黑暗的時代；於是，西方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將我們遠遠甩在了後麵。
有人認為，近一百多年來，西方文明給我們中國帶來了許多特別重要的好東西，讓我們拿來，節省了我們很多的去重新創新，去試錯的一些時間；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去跟別人走到同一條文明起跑線的時候，這樣才能談得上我們民族的振興。這個認識應該沒有錯，我們必須要承認。
當我們與別人存有差距的時候，一定先要虛心向他人學習，取長補短；用一顆融入世界，擁抱現代文明的精神，和這個世界的和諧相處，尊重這個世界的規則，通過規則去進行博弈，謀求我們自己的發展。世界的文明規則有很多，但契約精神是最根本的內核，這是西方文明社會的一種主流精神，也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考諸“契約”一詞，在拉丁文中的原義為交易，其本質是契約自由的理念。契約精神是指存在於商品經濟社會，由此派生的契約關係與內在的原則，是一種自由、平等、守信、救濟的精神。契約精神不是單方麵強加或脅迫的霸王條款，而是各方在自由平等基礎上的守信精神。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告誡世人：“民無信不立”；孟子亦雲：“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看來，誠信乃立身之根本，處事之大道，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
西方的契約精神包含兩個重要的內容：第一，主要是私人契約精神，在商品社會，私人交易之間的契約精神對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二是社會契約精神，這種起源於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古典自然法學派所持的學說，對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構築有著深刻的影響。都需要秉持契約精神、履行合同的責任和義務，而這就能看出是不是一個有責任心，規矩守法，信守承諾的人。
不管我們承不承認，講誠信，守諾言，這是人類必須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守則，正如宋人王安石《商鞅》詩雲：“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這應該是人類共同的文明，與社會製度與意識形態真沒有多大關係；；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確然。為什麽周老先生告誡我們要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而少一點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世界，道理就在這裏。隻不過，這話說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卻是非常困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