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後,想回中國有多難?
一、帕薩迪納的棕櫚樹還在,我的心卻空了
我叫林秀蘭,六十歲了。住在帕薩迪納這棟老公寓快三十年,樓下兩棵棕櫚樹瘦得像老人的手臂,風一吹就晃,像在跟我道早安。可我早忘了怎麽笑。窗外的加州陽光還是那麽刺眼,街角的槍聲卻比陽光更刺耳。
爺爺是台山人,六十年代揣著幾粒花生和一張船票,顛簸過太平洋,落地舊金山。我爸常說:“美國是天堂,秀蘭,你得爭氣。”我信了,做了四十年會計,賬本從手寫到電腦,眼睛從清亮到布滿血絲。小傑是我唯一的兒子,阿華走後,我咬著牙把他拉扯大,供他讀大學,盼他成才。可如今,我隻想逃,逃回中國,找個小城,喝碗熱豆腐花,曬曬太陽,哪怕日子清苦,至少不用夜夜被噩夢驚醒。
2045年的美國,像一口燒焦的鍋,氣味嗆人,鍋蓋壓不住。我老了,隻想喘口氣,可這裏連呼吸都要錢。
二、根在彼岸,夢在心頭
為什麽想回中國?也許是年紀大了,腦子裏總冒出爺爺講的故事:台山村口的荔枝樹,廟會裏的鑼鼓,端午包粽子時青綠的竹葉香。我小時候嫌他嘮叨,現在卻覺得,那些故事是“家”的味道,是我在這片冷冰冰的土地上找不到的暖。
2018年,我第一次回國,上海的霓虹亮得晃眼,杭州西湖的柳樹軟得像畫,成都火鍋店裏辣得人滿臉汗卻笑得敞亮。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條魚,遊回了屬於自己的河。北京的朋友說,他們小區的AI醫生24小時盯著血壓血糖,社區食堂一個月才2000塊人民幣,菜色還每天換。我聽了,笑得眼淚都快掉下來——在洛杉磯,2000塊連急診室的門都摸不著。
中國不是天堂,但它讓我覺得,我還能活得像個人。
三、現實是一堵牆,我翻不過去
我試過,真的試過。找律師,查政策,填表格,打電話到使館,嗓子都啞了。可2045年的中國,移民的門隻為“有用”的人開——科學家、工程師、拿過大獎的藝術家。我呢?一個老會計,唯一擅長的就是在Costco算清折扣。政策說要有直係親屬,可我連老家的親戚微信頭像都認不出;要考中文曆史,我連《三字經》都背不全,高血壓一犯,連自己的名字都寫得抖。
最刺心的,是我這張美國護照。一說“華裔美國人”,對麵就皺眉,像防賊一樣。我懂他們的戒心,世界亂了,誰不想護好自己的家?可我不是賊,我隻是個老太太,想找個地方,安靜地咽下最後一口氣。
四、小傑的冤案,碾碎了我的魂
小傑出事那年,二十八歲,在矽穀一家初創公司寫代碼,忙得像陀螺,但眼裏有光。那晚,他說要去同事的生日派對,笑得像個孩子:“媽,我早點回來,你別熬夜。”我給他留了碗冬瓜排骨湯,湯涼了,他沒回來。
淩晨三點,警察砸門。一個白人警察冷著臉,說小傑涉嫌“街頭鬥毆”,被拘了。我懵了,拖鞋都沒穿就衝到警局。看到他時,他眼眶紅了,抓著我的手說:“媽,我沒打架,我隻是路過。”可沒人信。監控錄像模糊得像團霧,檢察官卻一口咬定那是小傑。另一段錄像明明顯示他在公司樓下接電話,可他們說“無關緊要”。
庭審像流水線,法官翻著文件,連眼皮都沒抬。我請不起好律師,法律援助的實習生連話都說不利索。結果,小傑被判五年。我癱在法庭外的長椅上,手裏還攥著那碗湯的保溫壺,像攥著自己裂開的心。
五、半瘋的母親,半死的希望
我跑遍洛杉磯,找律師、寫申訴、求媒體,連法院門口的保安都認識我了。我找到一段銀行的監控,清楚拍到小傑那晚沒靠近打架的人群。可檢察官辦公室說:“已定罪,無需重審。”我氣得砸了家裏的鏡子,碎片紮進手掌,血流了一地。
有次我在法院外喊:“你們毀了我兒子!”保安把我拖走,說我“擾亂秩序”。我哭到嗓子啞了,路人看我的眼神,像看隻流浪狗。後來,我聽說《冤案登記處》統計,2021到2025年,美國有500多起冤案,黑人、拉丁裔、亞裔,都是靶子。我心想,小傑隻是這台機器裏的一顆螺絲,被碾碎了,沒人管。
六、房東Earl,逼我無路可走
房東Earl是個油膩的中年白人,笑起來像條蛇。我的公寓老得像要塌了,房租卻漲到每月4200美元。他有鑰匙,半夜敲門就闖進來,有次站在我廚房,盯著我說:“水管壞了,修不修隨你,押金可不退。”我報警,警察來了,問:“有證據嗎?”我沒錄像,他們 他們聳肩,說這是“民事糾紛”,讓我“自己解決”。
Earl變本加厲,有天晚上,他晃著催租單,語氣像在聊天氣:“不交錢就滾蛋,除非……”他舔了舔嘴唇。我不想說那晚發生了什麽,隻記得第二天,我洗了三遍澡,水燙得掉皮,還是覺得自己髒。
半年後,Earl的老婆衝進來,扇我一耳 “‘勾引我老公!”我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就被趕了出去。行李是我自己拖下樓的,夜風吹得骨頭疼,身上隻有件舊外套和一個破包。
七、醫療賬單,壓垮了我的精神
我不是一下瘋的。是從失眠開始,數天花板的裂縫,數到天亮。家庭醫生開了藥,一個月300美元,醫保隻報30%。我晚飯改吃吐司和廉價火腿,胃疼得像被刀捅。心理醫生?排隊八個月,費用一萬五。我退休金才四千,拿什麽付?
有次低血糖暈倒,救護車20分鍾,賬單3000美元。我笑到眼淚流下來——在美國,生病不是病,是豪車級別的奢侈。後來我在廚房裝了扶手,買了舊拐杖,每天測血糖,像打仗,生怕一步錯就進急診室。
醫生確診我“焦慮伴輕度妄想”,建議住院,每天700到1200美元。我笑著說:“我吃點感冒藥就行。”可我騙不了自己。夜裏,我夢見小傑敲窗喊:“媽,快跑!”醒來隻有風吹電線的聲音。
八、瘋了,也沒人問一句“你還好嗎?”
那天被趕出公寓,我拖著箱子,坐在東區巷口的紙板上。風卷著煙頭和油漬,我裹著撿來的破毯子,嘴裏念:“小傑……媽在……”路人繞著我走,像躲瘟疫。
我常坐在街角長椅上,對著空氣講:講我怎麽查賬本,講Earl的老婆怎麽罵我,講法官怎麽不看我一眼就判了小傑五年。有人以為我是瘋子,我懶得解釋。瘋子不用交房租,不用排隊聽熱線說“請耐心等候”。
九、我想被聽見,哪怕隻有一次
我寫這些,不是要你可憐我,是想讓你聽見。2045年,洛杉磯街頭那個老太太,不是乞丐,不是癮君子,是個當了四十年會計的單親媽媽,一個想救兒子的瘋女人,一個夢想到中國安度晚年的華裔。
我不知道中國的門會不會為我開,也不敢再想移民表格怎麽填。我隻想找個地方,死得安穩,不用怕槍聲,不用怕房東,不用怕賬單像鬼魂追著跑。
這個世界,瘋的不止我一個。
如果你路過帕薩迪納,看到一個披著毛毯的老太太,對著夕陽笑、對著空氣哭,別怕。那是我。願意的話,陪我喝口水,我還能講爺爺的台山故事,講荔枝樹,講廟會的鑼鼓,講粽子怎麽包。
我不想再講美國怎麽讓我心寒。我隻想我的兒子清白,我的骨頭不再發抖,我的瘋話,變成一句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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