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Alice Rinell Hermansson (左) 和Cecilia Lindqvist (右) 是兩位1930年代初出生的瑞典女士，經曆和職業完全不同，但有一個共同之處 —— 都具有深厚的中國情結，洋麵孔中國心。每人還都有一個好聽的漢語名字：Alice叫"任雪竹"，Cecilia叫"林西莉"。多年前我分別與兩人有過一麵之緣，但她倆之間是否相識就不知道了。任雪竹和林西莉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癡迷和熱愛，可能超過很多本土國人。
烏城的膠州女兒任雪竹
30多年前我在瑞典Uppsala大學讀博，參加過一次中秋晚會，有一位年近六旬的瑞典女士在會講了話，好像是當地瑞中友好協會會長。令人驚奇的是，她說一口地道的山東話，是晚會上的活躍人物，她還和其他瑞典友人在晚會上唱歌。當時我不知道她的名字，隻聽說她是出生在中國的瑞典傳教士的女兒。二十多年之後的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從媒體上看到，Uppsala一位傳教士的女兒專程坐火車到斯德哥爾摩拜訪莫言，才知道她的名字是Alice Rinell Hermansson，那年她已經81歲了。為此我還發了一條微博："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莫大師有了見證人，看上去很得意"。隨後就有網友留言，告知Alice的漢語名字是"任雪竹"。
我到Uppsala時看的第一部電影，就是根據莫言原著改編的《紅高粱》。後來還看了根據餘華小說改編的影片《活著》，那幾年鞏俐在歐洲紅透了半邊天。1990年代中後期，我家搬到瑞典中部小城居住，成為那裏第一家大陸中國人。當年互聯網並不發達，中文讀物很少，斯德哥爾摩有一個移民圖書館，定期將一些中文書籍輪流送往各個城市的圖書館。那幾年我曾借閱過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陳若曦的《紙婚》、董竹君的《我的一個世紀》等書。莫言的《豐乳肥臀》也是那個時候看的，剛出版不久，隻是看不大進去，半年多才看完。至於後來莫言得諾獎，以及與任雪竹有什麽關聯，也是當時想不到的，圖為1990年代初任雪竹 (左三) 等在中秋晚會上唱歌。
莫言在2013年出版的新書《盛典：諾獎之行》書中，描述了這場見麵：我寫《豐乳肥臀》時，研究過基督教在高密一帶傳播的曆史，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瑞典和挪威的傳教士便到了我們那地方。我在《豐乳肥臀》中寫到過一位瑞典傳教士馬洛亞。這個細節還被幾位聰明的先生進行了極具想象力的引申，他們認為我這樣寫是給瑞典學院看的。任雪竹女士已經八十多歲，她由女兒陪同，從烏普薩拉坐火車趕來。她一開口我就樂了。從外貌看是一個歐洲老太太，但一開口竟是一口地道的膠州話：餃子叫做"姑紮"，雞蛋叫做"雞子兒"。我頓生相見恨晚之感。回國後，認真地看她贈送給我的照片和錄像。這些資料，讓我仿佛回到了過去。如果我寫《豐乳肥臀》時能看到這批資料，那這本書將會是另外一種麵貌了。
任雪竹的祖父母J. A. & Hedvig Rinell是瑞華浸信會來華傳教的先驅，於1894年到達素有"海表名邦"之稱的山東膠州。二人的漢語名字分別為"任其斐"和"任桂香"，這個"任"姓就是Rinell的漢譯，不久任雪竹的父親Egron (任汝霖) 和叔叔Oscar (任為霖) 相繼出生。任其斐夫婦於1898年在膠州建立了教會，竭盡所能投身慈善救濟事業。又於20世紀初先後創辦了瑞華小學、中學、女校和婦女道學院等，將現代西方教育係統地帶到膠州。在膠州完成學業後，任汝霖和任為霖兄弟二人回到瑞典，入讀伯特利神學院 (Betelseminariet)，然後返回中國成為傳教士。1913年修建了膠州浸信會教堂，任汝霖夫婦就在這所教堂舉行婚禮，是當地教會的一樁盛事。1931年任雪竹出生於膠州，是這個家庭在中國的第三代。圖為瑞華女校教師合影，前排中坐者是任桂香。
任汝霖的學生、台灣牧師和作家殷穎在自傳《我的鏤金歲月》中作詩回憶自己在瑞華中學的求學經曆："丁香花開月朦朧。放學歸去炊煙升，東院僻靜茅屋矮，立梧桐。笑問吾廬何處是，一灣荷香小橋橫。修竹紙窗燈火裏，讀書聲。" 任雪竹的母親是著名女高音，每個主日禮拜都在膠州浸信會教堂中唱聖歌，任雪竹愛唱歌可能是遺傳了母親的基因。殷穎還回憶道："每當逐日鍾聲悠揚，全縣都可以聽到，而高聳的教堂鍾樓塔尖，更是全縣的著名地標。" 莫言的家鄉高密離膠州不遠，曾是瑞典傳教士長期活動的地域，任為霖牧師在高密代理和主持過教務。1941年任其斐於青島病逝，安葬在青島萬國公墓，膠州各界在這座教堂旁為他樹立了一座紀念碑，如今墓地、教堂、紀念碑都不複存在。
瑞華浸信會是唯一的一個在華傳教的瑞典新教差會，在華60多年中經曆了甲午戰爭、曹州教案、庚子之變，以及共和與抗戰，成為膠州、諸城、高密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基督教會。任其斐有一台舊相機，拍攝了許多膠州珍貴的曆史照片。1948年，17歲的任雪竹與家人一起，依依不舍地告別了生長於斯的膠州土地，第一次來到陌生的祖國瑞典。1950年代她的父母又去日本傳教，在那裏住了11年。任雪竹長大後進入Uppsala大學和護理學校接受護士和教師的教育，並長期從事護理學研究。1958年她與Åke Hermansson結婚，1990年任雪竹59歲時，以題為《最後一年：臨終關懷》的論文獲得社會醫學博士學位。左圖為膠州浸信會教堂，右圖為任汝霖夫婦。
任雪竹在博士論文中指出大部分人最後都是孤獨離世，因此強調了解人們去世前思維和感受的重要性。1990年代後期，她的這些想法曾在一家臨終關懷醫院中應用。後來任雪竹成為Uppsala大學護理科學中心的高級講師，她的職業選擇也許與其基督教背景有關。在其職業生涯的最後兩年，任雪竹擔任一所有關社會工作、保健護理及神學的私立大學校長。任雪竹把膠州稱為故鄉，並且說自己與來到瑞典的移民頗有認同感。她的漢語地道流利，但隻會說膠州話，也可以寫中文信。她說由於自己在中國上的是瑞典和美國學校，漢語水平尚未達到能夠教學的程度，因此有些遺憾。
1983年，任雪竹在離開中國35年之後，第一次與時年87歲的叔叔任為霖一起回到她魂牽夢繞的出生地，退休後又多次訪問中國。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任雪竹激動地說："莫言來自我的故鄉，我為老鄉獲獎感到高興。" 任雪竹特別崇敬自己的祖母任桂香，她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山之東》中整理了祖母的日記，講述了其在華傳教55年的故事。任桂香是一位在瑞典訓練有素的小學教師，曾擔任膠州瑞華女校首任校長，被她的100多個學生稱為"我們寶貴的夫人"。任桂香在日記中談到起義、戰爭、圍城和占領，也為多年來的工作、友誼、愛和保護而欣慰和感恩。圖為1951年任家親友在瑞典Sala聚會，左側三人依次為任桂香、任雪竹、任為霖。
會彈古琴的漢學家林西莉
林西莉比任雪竹小一歲多，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作家和攝影師，1932年出生於瑞典南部城市隆德，娘家姓氏為Norman。林西莉的中文姓氏"林"譯自其夫姓Lindqvist，Lind在瑞典語中是"椴樹"的意思，是歐洲常見的行道樹。在瑞典姓"林"的人很多，植物學大神林奈 (Carl von Linné) 的姓氏也來自椴樹。林西莉與中國的緣分源自一把寫有漢字的油紙傘，是一百多年前她媽媽還是個小女孩時，一位瑞典傳教士從中國帶回來的禮物。1950年代後期，林西莉來到斯德哥爾摩大學學習曆史、藝術史和語言學，後來又到歐陸國家學習音樂。在同一時期，唐詩宋詞被介紹到瑞典，林西莉被這些詩詞的優美、嚴謹、精煉和激情深深打動，她開始參加瑞典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高本漢教授每星期一晚上的漢語講座。
1961-1962年間，林西莉跟隨當時任瑞典駐華使館文化專員的丈夫前往北京，在北大繼續學習中文。她無意中找到位於護國寺的古琴研究會，成為那裏唯一的學員，師從著名古琴家王迪等人學習古琴，臨走時獲贈明代古琴"鶴鳴秋月"。雖然那時中國的生活十分艱苦，但林西莉對於這兩年多的經曆一直心存感激。她說：古琴家們有著"那種隻有智慧的長者和高僧才有的明朗的臉"，他們能夠解答關於中國建築、哲學、詩歌的一切問題，"我後來才理解這兩年對我有多重要，它改變了我的人生"。1970年初林西莉開始在瑞典致力於漢語教學，她曾是當時瑞典唯一的高中漢語教師，最初隻有18個學生。左圖為林西莉在北京古琴研究會學習，右圖為林西莉在斯德哥爾摩高中教漢語。
林西莉在漢語教學中，采用她的老師高本漢的方法，通過造型生動的甲骨文、金文，讓漢字活起來，她講解古代中國人如何根據山川、河流、動植物，以及房子、車輛、服飾和工具創造漢字。1974年起，林西莉用了15年的時間寫作"Tecknens Rike"一書，她用一種接近講故事的方式寫作，並且融入個人體驗和經曆。這期間她幾十次回到中國，造訪了眾多考古現場，尋找漢字最初的故事。書中選取了200多個常用漢字娓娓道來，平和優美，充滿細膩和溫情，講述漢字的魅力。林西莉將書名譯成《漢字源流》，三聯版的漢譯本名為《漢字王國》，其實直譯應是《符號王國》，近年她還出版了《給孩子的漢字王國》。
《漢字王國》出版後，林西莉又用了十多年時間，撰寫了《古琴》一書，於2006年出版。這本書的瑞典文書名就是"琴"的漢語拚音Qin，記述了林西莉與古琴的緣分與情思。該書的扉頁上寫著：這是"一個關於古琴的故事，關於它在文人生活中的意義，關於音樂、詩歌、人與古琴的關係 —— 甚至是關於我們應當怎樣生活 —— 一些在我深入古琴世界中的經曆和體會。"林西莉這樣回憶與古琴的邂逅："我輕輕地撥動其中的一根弦，它發出一種使整個房間都顫動的聲音。那聲音清澈亮麗，但奇怪的是還有種深邃低沉之感，仿佛這樂器是銅做的而不是木製的。在以後的很多年裏，正是這音色，從最柔弱細膩的泛音——如寺廟屋簷下的風鈴，到渾厚顫動的低音，讓我著迷。"
林西莉的《漢字王國》於1989年獲得瑞典首屆奧古斯特文學獎，她的《古琴》一書又於2006年再次獲獎。奧古斯特文學獎是瑞典一個重要的年度文學圖書獎，以瑞典"現代文學之父"奧古斯特·斯特林伯格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 的名字命名，獎金為十萬克朗。候選人是當年出版的新書的作者，迄今隻有林西莉和另一位作家是兩次獲獎者。看到網上一篇中文媒體訪談錄，林西莉說自己得了100克朗獎金，她肯定說的是100千克朗，太烏龍了！
與大多數歐洲漢學家不同，林西莉不是那種"學院型"的漢學家，而是通過書籍和媒體向大眾介紹和普及中國文化、語言、曆史及社會。林西莉說她最初的打算是把這本書寫成博士論文，但是她後來改變了主意，通過漢字講故事、講童話，傳播中國文化之美。使得普通讀者也能讀懂，這真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漢字王國》瑞典文原版封麵最下方"山"的象形文字看上去像是一艘海盜船，我在瑞典西海岸的古代岩畫遺址看到過類似符號。左圖為《漢字王國》瑞典文原版封麵， 右圖為《古琴》台灣繁體字版封麵。
我到瑞典後不久就買了一本《漢字王國》，因此知道了林西莉的名字。翻開這本書，令人想起剛進小學時學到的最初幾個漢字：日、月、水、火、山、石、田、土。《漢字王國》也是從"日"和"月"兩個字開始的，前言部分以這兩個字為例，講述漢字的兩個來源——甲骨文和青銅器，並以二字的組合"明"字的小篆、隸書、行書、草書結尾。我還把這一頁複印下來，貼在辦公室的牆上。這本書中的漢字猶如一幅幅美麗的圖畫，讓人愛不釋手。我因此又連想到中學時代一位教語文的老夫子王老師，他常常在課堂上一個字一個字地講解起源和象形意義，與林西莉的書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我受教於王老夫子的時間正是林西莉開始在瑞典高中教授漢語的時候。
1990年代末，我見到了久仰大名的林西莉，聽了她的一次講座，還和她聊了幾句。林西莉在講座中說，她本人認為漢字"人"是一個人昂首挺胸大步走，一撇一捺就是兩條腿，她還在講台上擺了個PO。和很多瑞典漢學家一樣，林西莉的漢語四聲發音不太準確，為此她還有些不好意思。她長得有點像俗稱"梅姨"的美國電影明星Meryl Streep，很可愛的老太太。那次我還遇到另一位漢學家，但一下子想不起來他的名字了。這位漢學家從1970年代開始，在中國居住了十幾年。他先在《中國畫報》社工作，後來又任職瑞典駐華使館的文化專員，儼然一個中國通。他的漢語十分標準，四聲分明，甚至比很多國人都說的好。有趣的是，他本科居然畢業於Uppsala大學數學係，是我的校友。
林西莉的前夫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前年過世。1962年離開中國後，夫妻二人又用了兩年時間，陸續去印度、拉美等地自駕旅行。1963-1980年間，二人曾合作撰寫了四本關於中國的書。他們的婚姻持續了30年，育有二子，1986年勞燕分飛。這位老先生的第二任太太是一位經濟學家，她在1994 年大選期間因創立女權主義網絡 Stödstrumporna 而聞名，從事女權主義經濟學近 40 年，她還是2003年瑞典加入歐盟公投的反對派前沿人物之一。她曾任我以前工作的大學校長，一副女強人的樣子。林西莉文靜優雅，又受過中文和古琴的沁潤熏陶，與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女性。
2015年，林西莉出版了新書《另一個世界 —— 中國記憶1961-1962》，並於同一年獲得瑞典文學院頒發的Kellgren獎，獎金二十萬克朗。書中講述了半個多世紀前，這位來自瑞典的青年女子初次踏上中國土地的故事。林西莉在中國留學的兩年間，遊曆了北京、天津、上海、蘇州、杭州、廣州、武漢、河南等地。她為中國與歐洲的巨大差別感到震驚，被古老的漢字文化和古琴藝術深深吸引；她到鄉間體驗土炕文化和野菜知識，又在租界見證了昔日繁華與後來的破敗。林西莉攜帶了一台1930年代末出產的德國福倫達相機，乘坐火車旅行，沿途拍攝了大量照片。從她的文字和照片中，人們得以回望已經消逝的往日時光，看到一個多麵的中國，圖為《另一個世界 —— 中國記憶1961-1962》中譯本的封麵和插圖。
本文拉拉雜雜寫了近一年，在即將完稿之際，驚悉林西莉於今年9月28日與世長辭，享年89歲。瑞典各大媒體均作了報道，圖為瑞典國家電視台SVT和大報《每日新聞》Dagens Nyheter的相關報道。謹以此文向這位一生熱愛中國文化的漢學家致敬，林西莉女士千古！
瑞典和中國的交往源遠流長，可追溯到18世紀上半葉。繼英國、荷蘭之後，瑞典於1731年成立了東印度公司，商船來往中國，進行茶葉、瓷器的海上貿易，引發了一撥從王室到民間的"中國熱"。19世紀下半葉，瑞典傳教士到中國傳播福音，又將中國文化帶回瑞典。從五次去西域探險、重新發現絲綢之路的赫定 (Sven Hedin，1865-1952)，到最先提出"仰韶文化"概念、揭開中國田野考古工作序幕的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都深深地被東方這片神奇的土地吸引。這些在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間搭建溝通橋梁的先賢，令人崇敬！
【注】本文被《活字文化》公眾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