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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認為中國人從來沒有獲得真正的“人”的地位、“人”的資格，始終處於被奴役的狀態，中國的曆史，不過是在“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之間循環。
而現在，魯迅又要把問題的討論再深入一步：當人處在被奴役狀態時，麵對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奴隸製度，形象點說，就是麵對窒息人的“鐵屋子”，應該作怎樣的選擇? 現在魯迅告訴我們：人可以有三種態度，三種選擇。
首先是奴才的選擇。魯迅告訴我們，奴才他並非沒有怨言，但隻限於訴苦，沒有任何反抗的意識，他甚至沒有想過要改變自己的現狀，他隻希望得到別人的同情，所以隻要聰明人一表現同情，他馬上就滿足了，舒坦了，感到安慰了。事實上他不僅習慣於被奴役，甚至於離不開被奴役的狀態，他能夠在被奴役狀態中尋找出美來。
魯迅說奴隸和奴才的區別就在這裏：奴隸受到壓迫，他要反抗，即使失敗了他仍然是奴隸，但他絕不會安於其位；而奴才，恰恰是安心做奴隸的，他從被奴役中尋出美來，並且竭力從中獲取利益。在某種意義上，奴才和主人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他們都離不開奴隸製度。
聰明人其實也是奴才，但他有特殊的地方—— 魯迅說他是“ 特殊知識階級”。他處在主人、傻子和奴才三者之間，從表麵上看，他誰也不得罪：他對奴才表示同情，奴才自然感激他；對傻子他也不正麵攻擊，趕傻子時他並不在場；對主人他似乎也沒有特別的巴結，但他骨子裏是和主人緊密相連，有著共同的利益，都離不開奴隸製度。
他的特殊作用，是撫慰奴隸的不平，讓他們都成為安於其位的奴才，反抗的火種熄滅了，天下就太平了。聰明人從根本上是維護鐵屋子的統治秩序的，但他的“聰明”之處，在於他不露痕跡，他是不動聲色地維護奴隸製度。
隻有傻子不同於奴才，也不同於聰明人，他是奴隸製度的天敵，他是要徹底搗毀鐵屋子，創造“第三個時代”，徹底改變中國人的被奴役狀態的。傻子的最鮮明的特點，就是他不僅叫，而且動手砸，不僅說，而且要行。
這就是魯迅所讚揚的“中國的精神界的戰士”的特點：“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這是行動的、反抗的知識分子，是魯迅所寄以希望的“中國的脊梁”。但魯迅把他們命名為“傻子”，則是深刻地揭示了這些中國的脊梁在中國真實的處境：他們是被中國大多數老百姓視為“傻子”的。
其實他們還有一個稱呼，叫“瘋子”，《狂人日記》的主人公，《藥》裏的夏瑜不是都被人們看作是瘋子嗎? 而動手趕走傻子、瘋子的，不是主人，不是聰明人，而恰恰是奴才，這個事實是最讓魯迅感到痛心的。
這是魯迅和我們都必須麵對的：中國的傻子很少，命運也不濟；而奴才和聰明人卻所在多有，並有繁衍的趨勢。由此發現的，是在長期的專製體製的奴役下形成的中國國民性中的奴性。於是魯迅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對奴性的各種形態的揭示和分析，以及造成這樣的奴性的原因的追問。
這構成了魯迅思想的重要方麵，或許也是最能觸動我們每一個人的良知的部分。麵對魯迅犀利的剖析，是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自我反省的。
聰明人的特殊功能
我們在前麵說過，聰明人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奴才，不過他有知識，比沒有文化的愚民高一層，就是魯迅所說的“特殊知識階級” 魯迅要討論的是，這樣的特殊知識階級，在中國的奴隸體製中，起到什麽作用?
魯迅有兩個很形象的概括。一個是在《春末閑談》裏提出的。魯迅說，在春末的晚上，經常看到一種叫細腰蜂的蟲子，它抓住小青蟲，卻不立刻吃，因為小青蟲要反抗掙紮，吃起來就很不舒服。怎麽辦呢? 細腰蜂用根毒針，猛蜇一口，小青蟲就麻木不動了，但是還活著，處在不死不活的狀態。細腰蜂就可以不慌不忙地一口一口地把它吃了。既能吃掉小青蟲，又不會遭到反抗，而且還是活的，這有多好! 這裏的奧妙，就在於細腰蜂的毒針裏，含有麻醉藥。
魯迅就由此聯想到中國的知識分子。他說，這些細腰蜂式的知識分子，解決了曆來統治者的一個矛盾。統治者都要別人做他的奴隸，為他效勞。但是奴才一做事情，他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會反抗。所以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最好有這樣一群奴才，既能幹活，又沒有思想，或者說這些人有運動神經，而沒有感覺神經，這是最理想的奴才。
統治者最苦惱的就是找不到這樣理想的奴才，但有些知識分子就可以做到，他們能對人進行精神的麻醉。他們的最大功能，就是找出各種理由來說明專製統治的合法性，合道德性。聽了他們的說教，奴隸就能從專製體製中看出美來，變成奴才，既忠心耿耿地為專製體製服務，又毫無怨言。
這樣，魯迅說的“吃人肉的筵宴”就可以永遠排列下去，這些自稱“聰明人”的特殊知識階級自然也可以從中分得一杯肉羹。而專製體製也絕不能離開他們：他們的“麻醉劑”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還有一篇《一點比喻》，是從北京的“老街景”說起的。魯迅那個時代，經常可以看到一群羊在街上走，現在見不到了。羊有兩種，一種是山羊，是所謂帶頭羊，昂首闊步走在前麵，背後一大隊低眉順眼的跟著走的胡羊。
魯迅注意到帶頭羊有一個特點，它的脖子上掛一個小鈴鐺。看著看著，魯迅就產生了一個幻覺：山羊的小鈴鐺變成了知識分子的徽章。這就是知識分子的特殊作用：他們是中國專製體製的“帶頭羊”。
他們要把中國的胡羊們帶到哪裏去? 帶到主人要求他們去的地方，最後就是屠宰場。主人用不著出場，隻要和特殊知識階級的帶頭羊達成默契就行了。這是魯迅對中國曆史和現實的又一個非常深刻的概括。實際上中國曆史和現實中的一切悲喜劇帶頭的無不是知識分子。
中國的統治者每要做一件大事，必要由一部分知識分子出來造輿論，起帶頭作用，然後就會有許多受其蠱惑、愚弄的民眾跟著走。因此魯迅認為，要批判國民性，首先要反省知識分子；要批判奴才，首先要反省聰明人。所以魯迅在審視中國人的奴性的時候，首先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知識分子，指向聰明人。
魯迅認為，知識分子的奴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幫閑”，二是“ 幫忙”，三是“ 幫凶”。這是因為中國的統治者，內心裏是瞧不起這些聰明人的，他們隻有在兩種情況下想到知識分子。
一就是剛掌權的時候，或者是處在所謂“太平盛世”的時候，就需要知識分子為他歌功頌德，歌唱太平盛世，聖君聖朝；有時候正因為矛盾重重，也需要知識分子唱讚歌，粉飾太平。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就起到“幫閑”的作用。也真有那麽一些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在“鶯歌燕舞”，他們是永遠的“幫閑”，現在也到處可見。
統治者在另一種情況下，也會想到聰明人。就是遇到危機了，統治者也沒有辦法了，於是就禮賢下士，征求知識分子的意見了。而中國的諸葛亮們就得意忘形了，皇帝看中了，趕緊獻策，殊不知自己所起的作用，不過是“幫忙”而已。
也還有一些聰明人，他們的作用是把專製體製下的吃人的宴席的血跡塗抹幹淨，或篡改曆史，或參與“強迫遺忘”，那就成了“幫凶”了。幫閑，幫忙，幫凶，要害就在“幫”上，完全處在依附的地位，失去了獨立的地位和人格。這就是“奴性”。
魯迅在審視中國人的奴性的時候，首先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知識分子。
而且，這樣的奴性還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如果說傳統的幫閑、幫忙、幫凶，主要是幫官，依附於官僚體製；但隨著傳統專製體製和現代資本的結合，形成現代專製體製，這些與時俱進的聰明人，特殊知識階級，也摩登化了：繼續充當官的幫閑、幫忙、幫凶外，還自覺地充當商的幫閑、幫忙、幫凶，大眾的幫閑、幫忙和幫凶。
這就出現了一批時尚知識分子，一切趕時髦，趕商業的時髦，大眾趣味的時髦，流行什麽，就做什麽。這些年連續出現的暴力文學、隱私文學，以及各式各樣的黃色文學，就是為了滿足市場上或所謂大眾心理上的窺視、意淫需要所產生的。
看起來，這些時尚文人占據了文學市場以至新聞媒體的主導地位，煞是風光，但他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骨子裏還是依附人格，或依附於官，或依附於商，或依附於大眾，恰恰沒有自己的主體性，不過是奴才。
應該說，在迎合市場和大眾上，聰明人是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的。他們極其敏感，能夠迅速地做出反應，適應各種需要，不斷變換自己的形象，而且做得非常漂亮，在這方麵聰明人確實有才能。於是魯迅有了一個新概括，叫作“才子加流氓”。“才子”好理解，為什麽又是“流氓”呢?
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這些現代聰明人就是這樣，他們實際上是沒有信仰，沒有內心深處始終堅守如一的信念的，他們從不執著一樣東西，沒有原則，因此就可以根據需要，變換著用“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隻要他的主人(官，商，大眾，等等) 的意誌變了，他也變了，今天這樣，明天那樣，前後矛盾，自打嘴巴，連臉都不會紅，這不是流氓又是什麽?
不過是文化流氓，有知識，有才氣的流氓——如果沒有才華，誰也瞧不起，也發揮不了他的特殊作用。要為官、商、大眾所看重，就必須要有才華，所以魯迅說才子加流氓，這是聰明人的一個本質的特征。
當然，沒有才氣，單憑勇氣( 即不要臉麵) 為主子賣力的“勇敢分子”也是有的；魯迅說，那就不是幫閑，幫忙，幫凶，而是“扯淡”了。這大概就是聰明人這樣的特殊奴才及其主子的末路了。
追問奴性形成的原因
魯迅的思想是徹底的，他還要進一步追問：奴才的奴性是怎麽造成的，知識分子的奴性又是怎麽造成的? 這個問題很複雜，這裏隻能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首先是經濟上的原因。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裏有三句話，把問題說透了。一句話是：錢是要緊的，就是不能沒有錢，因為魯迅說過，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前提是必須要有錢。沒有錢，生存、溫飽、發展都談不上。第二句話是：自由不是錢所能買到的。就是說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有了錢，就有了自由。
第三句話是：自由又是可以為錢所賣掉的。這裏所討論的，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曆史與現實的問題。這是我們曾經經曆過的曆史，也是我們現在正麵臨的現實。
那麽，現在，知識分子不缺錢了——不管怎麽說，這總是一個曆史的進步，一些知識分子又成了自由職業者，也就有了比過去多的自由。但依然還是有人放棄自由，這又是為什麽? 原因還是因為“錢”。現在，不用“不給飯吃”的方法控製你了，但仍然可以用錢來收買，或者叫收編，在經濟上給你優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隻要你聽話，就要錢給錢，要地位給地位，一路開綠燈；越聽話，給你的待遇，經濟的待遇、政治的待遇越高。不聽話，就沒有這樣的待遇。逼著知識分子作出選擇：或者做聰明人，或者繼續當傻子，人常常有“趨利避害”的傾向，因此，聰明人多，傻子少，也是不難理解的。
《論照相之類》插圖，圖片( 照片)裏畫( 照) 的是同一個“ 我”，不過分裂成“ 二我”：一個傲然坐著的主人，一個卑劣可憐地跪著，“ 既為主，又為奴”。
當然，我們也不能誇大經濟、政治的作用，變成經濟、政治決定論。因為還有另一方麵的事實：無論是在經濟、政治的壓力，還是在經濟、政治的誘惑下，總有一些知識分子甘當傻子。可見，“聰明人多，傻子少”，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於是，我們就注意到魯迅對中國社會，中國思想文化，以至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一個獨到的觀察與分析。他提醒我們注意一個事實：中華民族總體來說，生存條件比較惡劣，生存比較艱難，這就形成中華民族思想、文化、思維“重實際，輕玄想”的特點，從另一個角度說，也是一個弱點。
因為在中國生存太困難，第一大問題，就是講生存哲學。用周作人的話來說，人怎麽“得體的活著”，就成了整個中國文化的核心。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是儒家，儒家就是充滿人生智慧的學說，就是教你怎麽活著，所以孔子不講鬼神，輕玄想，缺少形而上學的思考。
莊子的哲學本來是一種最具有玄想的哲學，但是他的哲學還有另一麵，就是他的養生哲學，也是講在險惡的環境中怎麽活下去的問題。而值得深思的是，對以後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產生影響的，不是莊子的玄想哲學，而是他的養生哲學。
這樣就形成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信仰的不足。和西方文化相比較，中國文化的一個很大的特點，也是它的弱點，就是彼岸的、形而上的關懷相對不足( 不是沒有) ，這是造成許多中國人信仰缺失更內在的文化上的原因。
所以魯迅說，俄國式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是沒有的，俄國有很多的殉道者，為他的信仰而犧牲，在中國就很少有殉道者，連殉情者也很少，即使有了，就像我們在第八講裏所說的那樣，最容易被抹殺和遺忘。中國知識分子重實際，輕玄想，因此容易妥協，處處講謀略，容易放棄自己的信念。
骨頭要硬必須有脊髓，就是信仰，信仰不堅定，脊梁怎麽挺得起來，骨頭怎麽會硬? 沒有信仰的支撐，人的行為的驅動力就隻剩下利益，單純為利益，就什麽都可以改變，以至出賣，是不會有任何堅守的，這才是在中國，聰明人多而傻子少的更內在的原因。
在我看來，這就是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問題的核心，從信仰的角度，我們也可以加深對魯迅的思想——他對奴才和聰明人的批判，他對傻子的讚揚和期待的理解。
奴才和聰明人，最根本、最致命的問題，就是沒有信仰；而傻子正是有信仰，能夠堅守理想的知識分子：這是他們之間最大的，也是最本質的區別。後來，魯迅在《關於知識階級》一文中，提出了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在我看來，這是魯迅關於“傻子”的思想的一個繼續和發展。
真的知識階級的最大特點，就是他有信仰，有理想，有堅守；而絕不是魯迅所說的“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的“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因此，他是“不顧利害”的，“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麽就說什麽”。而他們所要堅守的理想，就是魯迅一再強調的，消滅一切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現象，徹底走出“奴隸時代”。
由此而決定了真的知識階級的兩個特點，一是永遠“為平民說話”，“傾向民眾”，始終站在被侮辱被奴役的弱者一邊。其二是“對社會永不會滿意”，因為他堅持彼岸的信仰，對此岸的現實世界，“所看到的就永遠是缺點”，永遠不滿足現狀，就持永遠的批判態度，於是“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但也因此獲得了永遠的獨立和自由、自主。這也是魯迅眼裏傻子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關於“聰明人和奴才和傻子”的話題，我們就講到這裏。剩下的是每一個人的選擇問題：你願意做聰明人、奴才，還是傻子? 由各人去思考，去回答吧。
作者：錢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