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第一封

 

序言 （一）

我在靜置了40分鍾的麵團裏加入兩小盒黃油，然後一下一下，把黃油揉進麵團裏，讓黃油和麵團相互交融直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再也分不出彼此。這很像一對人物關係，歲月是那雙揉麵的手，把你我徹底揉捏在一起。

而這一對人物關係，通常就是夫妻吧。比如Helen 和她的w先生，經由了三十年歲月的揉搓；也比如我和我家的老Z,也被歲月揉了足足20年。

麵團在我的手裏慢慢圓潤光滑起來，並且因為加入了黃油慢慢有了一種醇香。這香味很是低調，不經意地在我的指尖彌散開來，我似乎看見乳黃色的香味們你擠我我推你，有些快樂又頗為傷感地來到我的鼻子尖。可留心聞一下，這香味裏還有一種燒焦燒糊的味道，那是歲月給我們留下的種種不堪。

嗯。

實際上我和Helen分開應該是在1989年那個夏天之後。但是Helen跟著她的W先生遠渡重洋已經是1990年的盛夏。她這一走，其實再也沒有真正地回來過。

所以，分開的這30年，我們彼此的生活並沒有任何交集，我們一直，也僅僅隻是大學同學以及同一個宿舍的上下鋪。

但是2020年初的疫情，卻讓Helen真正地回來了。她為中國內地一座陌生的城市，為這座城裏素不相識的人焦心流淚甚至夜不能寐。而我卻因為對這座城市無法割舍的情感也黯然神傷。

女人為了一件事情流淚，就非常容易走到一起，哪怕中間足足隔了三十年的歲月。

我們都是升鬥小民，除了同理疫情中心的人們，其實做不了什麽。更多的時候，我們開始了瑣屑的關於三十年的回憶。這些回憶密密麻麻，不能自拔以至於我們不約而同覺得，那幹脆把它們記錄下來吧，就用寫信這個古老而又溫暖的方式。

回憶都是很個人的，也很女人。我們都沒有什麽野心，但是，回憶又是深深地鑲嵌在大時代中的。所以我們突然又有了點野心，覺得有沒有可能在瑣碎的回憶中厘清我們經曆過的巨大的時代？

我們不知道能不能。

我們隻知道，野心與否太不重要了，真誠地去回憶和思考，對我們兩個中老年女人來說是一種療愈和成長，也讓我們的生活多了一個支點。

當然，我們也願意分享。畢竟，歲月的醇香與焦糊裏，也許還有你們。

序言 （二）

早春二月，南方的香港已經初嚐了回南天的滋味，有那麽兩天，本來海景的窗口完全看不到海，白茫茫的一片雲裏霧裏。入夜，甚至連對麵50米不到的路燈都若即若離，好生鬱悶。又有那麽兩天，雲開霧散，陽光暖得令人無法辜負。於是，看到人們三三兩兩的走出家門，到操場，到海邊。如果不是戴著口罩，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每一天都是平常的日子。Jin忙著接送孩子，家務，督促孩子做功課，盡一個母親所有的責任；我也一樣，女兒的課外活動越來越多，我在手機裏下載了很多書，預備在等候的時候聽。我們都忙於各自的家庭，除非有特別的需要，基本很少聯係。如果不是疫情，我們就這樣年複一年……

是的，一切都是因為疫情。我們都在家，我們都關心Jin的故鄉武漢——一個她出生、工作、戀愛、成家的地方。我們每天的交流越來越多，一開始關乎疫情的，後來與疫情無關的。於是，我們聊著，發現這分開的30年，歲月給我們留下的有美好，也有不堪，但更多還是溫柔。

我和Jin同年，我們都屬猴，作為應屆高中畢業生考入上戲戲文係成為同學，一個宿舍的上下鋪。我們都擅長寫散文，我寫過《五色的星》，她寫過《掛銅鈴的小狗要出嫁》，寫一個複旦大學畢業給我們上課的年輕女老師，我寫的則是我杜撰的人物。我們寫別人的故事，寫別人的經曆，寫別人的情緒，我們都敏感、都細致入微，然後書寫下來，隻是我們沒有太多關乎自己的過往。我們出生時，文革已經結束，上山下鄉也與我們無關。那時候，能夠見證和書寫一段厚重的曆史是多讓人羨慕啊！

終於我們也到了“聽媽媽講過去的事”的階段，我們都經曆了89年那個難忘的夏天，17年前的非典，而我不知道是不是能算更幸運一些，又經曆了去年香港社會前所未有的動亂。我以為我們的積累足夠可以告訴孩子們這“過去的事”了，而如今又加上了“新冠肺炎”。

Jin有兩個孩子，我也一樣。求學住校舍期間，我們對生活的要求很規律，很瑣碎，宿舍裏的同學會善意地嘲笑我們是“小媽”，我一直都不以為然，至今我生活的重心仍然是每天餐桌上的飯菜，孩子是不是要添置新校服了，老公久坐辦公室腰不好，我得去找一款合適的辦公椅……作為升鬥小民的我們，生活不就是具體的柴米油鹽嘛！除了過自己的日子，這人世間過去發生的我們要目送；現在發生的我們在經曆；未來發生的無論喜大普奔還是措手不及，我們都隻能全盤接受。裹挾在曆史中的我們，無處走避，無法抗拒，更不可能改變，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們一直留有溫度的筆記錄下所有的碎片。

當Jin提出兩地書的設想時，我們一拍即合。年輕時的我們象所有的小女生們一樣曾經有過雞毛蒜皮，然而，我連Jin的父母的名字都能記得清清楚楚，卻無論如何也想不起我們有過什麽前嫌了。感恩30年的歲月過濾了種種糾結，留給我們彼此的仍然是關懷和默契，讓我們年過半百時再一次找到相遇，共同成長，是為序。

第一封 

Helen:

這些日子以來，因為舉世矚目的疫情，我們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怎麽能夠不多呢？那些難以想象的事情，那些無以名狀的情緒，突然就出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裏，簡直比任何一部電影都聳動。

你在香港，我在北京。你我都不在疫情的中心，但是被稱為疫情中心的武漢，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出生在這座城市的某個大院裏，我整個小學階段都在這座城市的某個大院的子弟小學度過；更因為我大學畢業後再一次回到這座城市工作。我的青春、我的友情、我的愛情和我第一次的婚姻都在這裏發生。所以，今時今日武漢的一切讓我牽腸掛肚。

我想現在的小朋友們可能很難理解什麽叫做大院或者單位，也很難想象，在某一個特定的年代裏，一個人的一生都可以在這種叫做單位的大院裏完成。生在單位的醫院裏，就讀於單位的幼兒園，子弟小學和中學，在中國的高考製度恢複以前，高中畢業後很可能繼續留在單位裏供職，和單位另一個部門的異性戀愛結婚生孩子，然後退休，最後再死在迎接他或者她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單位的醫院裏。

好像說遠了。我小的時候是生活在武漢的武昌，我家的大院離美麗的東湖不是很遠。東湖在我幼年的記憶裏非常遼闊，遼闊得像海。有一張黑白的照片，我騎在東湖邊上一個石雕的大象上，我的外婆站在大象的前麵。她戴著眼鏡，白色的鬢角別在眼鏡腿的後麵，她抿著嘴笑得坦然舒爽，好像一生都未曾經曆過什麽苦難。

我想，如果在今年的寒冬，我的外婆恐怕也會像許多武漢的爹爹婆婆一樣，在不經意間被傳染上病毒，又由於有糖尿病這樣的基礎疾病，沒能扛過去。

我們大院，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沒有太多的武漢本地人，我從小跟著我的外婆，而武漢本地人把外婆叫做家家。

最近韓紅用手機翻唱了武漢本地歌者馮翔的一首歌，裏麵有一句歌詞就是說，他想漢陽門的家家了。韓紅用武漢話唱的，唱到最後，竟然泣不成聲……

說到馮翔，我在武漢的電台工作的時候，他抱著一把木吉他來過我們的直播間。

對，1990年的7月份我坐船逆流而上四十八個小時，由上海來到了武漢。我要在這裏開始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而我工作的地方，左同濟右協和，便是今日武漢疫情最重的地方吧。

那個夏天，我在輪船上，看著在上海十六鋪碼頭來送我的同學的身影，漸漸變小和遠去，我的心裏倏忽一下有一種解脫的感覺。為什麽會有這個感覺，我想找一個機會再跟你傾訴吧。

那年夏天的船，在我的記憶裏很大，但是輪廓不清楚，有點像渾濁的長江水。我仰起臉看著天空，我不記得天空是否清亮，我隻記得我當時一心覺得要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了。

今天我坐在電腦前，已經戴上了老花鏡。是的海倫，我想在我仰起臉憧憬未來的時候，老花鏡一定不在其中。而我現在，很想知道1990年的那個夏天，你在哪裏？你在幹什麽？你在想什麽？你對未來的憧憬裏有沒有老花鏡？

我還想說很多話，但是一下子說不了那麽多。好在這麽多年過去了，無論我們經曆了什麽，這場猝不及防的疫情讓我們發現彼此是柔軟的。那就讓我們一邊祈禱疫情過去，一邊慢慢聊起從前。

                 Jin

                                                                                19/2/2020

Jin：

是的，如果不是這場疫情，我知道的武漢是朋友圈裏出現過的武大的櫻花，長江邊的黃鶴樓。我吃過武漢人津津樂道的熱幹麵，不就是伴了花生醬的熱的幹麵嘛！還有鴨脖，現在香港也有了專賣的小鋪子，可是太辣，我也不能說喜歡。很慚愧，武漢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極其陌生的城市，直到你在微信中發了一則短文，你的表叔、表哥、表弟、表妹，年輕的你們留在武漢最美夕陽裏的青春歲月。那些簡單又樸實的文字讓我流淚，我突然明白這個我不了解的城市是你的人生，是你的光陰故事。我突然很想知道我們天各一方的這30年，你春天的花，秋天的風還有冬天的落陽。

1990年的初夏我離開了上海飛去加拿大，那時候，實在是緊張又慌亂，我在大四退了學，賠了款，政策一天一個變，就怕付出了這麽大的代價最後走不成。等拿到簽證的那天，有一種倉皇出逃的竊喜。我已經完全忘記了當年我們分手時的場景，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我還是能想象得到你在十六鋪碼頭回望上海，在船上憑欄遠眺的情形，你會穿一條無袖束腰的碎花連衣裙，襯出你好看的線條。我喜歡你把長頭發編成粗粗的辮子，然後把辮子搭在肩頭，嘴角上翹，但又是低眉順眼的樣子。武漢是你出生，成長的地方，那裏有你熟悉的環境，有你的家家，你的親人……你說解脫的感覺會不會因為畢業前的那個夏天，時局的動蕩，讓我們無所適從，我們就是一粒渺小的塵埃，無力把握漂泊的方向，落到哪裏就算哪裏，而你正好是落到故鄉武漢，是不是因此如釋重負呢？

我呢！匆匆忙忙結婚，為的是能夠擠進夫妻團聚第一優先的類別移民。即便是優先，也等待了八個月，無數次地坐夜行列車進京辦簽證。半夜途經徐州時，站台上本來靠著牆根蹲著的一群人就呼啦啦地上車，然後他們蹲著，不是直接穿著肮髒的鞋子蹲在座位上，就是把鞋子脫了蹲著，臭味彌散著整個車廂。每一次我都捏著鼻子禱告，忍一忍吧！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不要再來了。但是還是來了第三次，第四次。終於有一天，我在家裏等到郵遞員叫我名字的掛號信。等了那麽久，第一次叫我名字的時候，我竟然沒有答應，直到第三次我衝下樓去，郵遞員說，總算等到了，半年前就開始盼，我都替你急死了。

於是，趕緊收拾行裝，我迫不及待地要離開家，我感覺到自己的多餘，感覺到父母其實很希望我早點離開，所以告別時也不會那麽悲傷。親戚朋友都到虹橋機場來送行，很多親戚從來都沒到過機場，一大群人象春遊一樣。媽媽，舅舅和小姨都哭了，因為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再見到我。我竟然很麻木，完全沒聽見他們說了些什麽，好像就是不斷地“當心、當心”之類，我一個人跟著其他人進了玻璃拉門，門不是透明的，拉上就看不見了。8個月前，我在同一個地方送過老公，我很想知道這神神秘秘的門裏麵是什麽內容，其實什麽都沒有，就是跟外麵的送客大廳一樣，光滑的石板，隻不過是一條引領你通向海關，走出國門的路。

我第一次坐這麽長時間的飛機，十幾個小時昏天黑地的飛行等到降落時，竟然隻到了溫哥華，還不是目的地多倫多。我們要全部下飛機，在溫哥華短暫停留然後換乘加拿大國內的航班再繼續5個小時的飛行。從溫哥華機場隔著大玻璃窗望出去，天藍得象是潑出去的顏料一樣失真，指示牌是英文和法文兩種語言，機場廣播也都是英法的，我隻聽得懂簡單航班號碼。

1990年，我來到一個全新的世界，牙牙學語，所有的過往都歸零，重新開始。

                                                                                                            Helen                                                                                     202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