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書柬
兩位曾經為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的同班同學通過疫情重新找到彼此，以兩地書信的方式記錄下她們這個時代的人生碎片。
第二十封
Helen:
2020似乎注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連我們的兩地書也沒能逃出這樣的宿命。
上一封信我們因偶然回憶起那些年各自經曆過的“老中醫”，接下來的幾天裏關於“詆毀中醫可能入刑”的說法在網絡上便沸騰起來，嚇得我翻開上一封信仔細查看我們究竟有沒有詆毀中醫中藥。
這一說法，出自一份《北京市中醫藥條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稿）》，裏麵有兩條規定赫然在目：不得以任何方式或行為詆毀、汙蔑中醫藥。
詆毀、汙蔑中醫藥，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依照這個標準，其實我沒法判斷我們上封信對中醫藥是否進行了“詆毀”。因為這個標準其實是沒有標準，我們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說了些什麽或者做了些什麽，便會構成詆毀以及汙蔑中醫藥的行為從而有入刑的危險。不過，既然是這麽嚴肅的一份文件，應該不會隻有這麽空洞的一句話而已，具體的標準一定會製定的。但不管怎樣的標準，我想普通人之間對中醫中藥的正常交流和家長裏短似的八卦與分享，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詆毀吧！否則實在有侮該規定的莊嚴感。
當然我也有另一個疑問，那就是這樣的規定究竟該由誰來製定？誰又有權製定？
此事尚無下文，“地攤”又重回人們的視線。我想你應該知道了，這一次兩會上，總理的一句“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著實讓很多人感到驚訝。我特別同意這樣的說法：地攤無法拉動經濟，但是它能夠給窮人一條生路，給城市一片煙火，讓人間更像人間。所以當後來看到越來越多的人調侃地攤，佯裝要去擺地攤，我漸漸有了一些反感。你知道，這些調侃的人多半是不至於去擺地攤的，雖然這些調侃並無惡意甚至頗有善意，但看得多了，我心裏就是有些不舒服。
地攤經濟曾經在我們的城市因為不夠“體麵”、不夠“文明”、不夠“衛生”而被一掃而空，擺攤設點靠自己雙手謀一碗飯吃的人們曾經像“驚弓之鳥”一樣在城市裏四處流竄，城管與攤販之間的角力升級成悲劇的事情也不止一件兩件。我曾經想過，究竟為什麽就是容不下這些人呢？他們並沒有錯啊！
我當年離開電台後曾經在電視台做過兩年的電視新聞記者。當時作為一個新人，帶我出去采訪的是一個老攝像。老攝像在很多年前是個攝影愛好者，後來他各種鑽營加上機緣巧合就成了電視台的一名攝像。
九十年代末的攝像機個頭都還挺大的，因為還沒有迎來數字化時代。老攝像每一次把沉重的攝像機扛到肩上的那一刻，我都能感受到他從心裏往外溢出的那種神氣和得意，那真是怎麽藏都藏不住。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要外出采訪，而司機另有任務不在台裏，老攝像便自告奮勇開了一輛采訪車，帶著我跑到一個擺攤設點比較集中的地方采訪。
我這個人的記憶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往往能夠清晰地記住某個細節，但是支撐這個細節的背景在我的記憶裏卻是模糊的。比如說我不太記得我們為什麽要去這樣一個地方采訪了，我隻能按照我所記憶的細節去推理——這個地方的商販們屬於違規占道經營，而我作為一個記者，帶過去的采訪任務無非是將要對此地開展整頓治理。
我能記得的那個細節是：在采訪結束後，老攝像嗬斥那些商販們離開。大概有一個中年婦女跟他頂撞，意思是你又不是城管，你憑什麽管我們呢？我覺得這個婦女說的也沒錯，就勸老攝像趕緊開車回台裏，因為我們還需要自己編片子趕晚上的播出。
但接下來的一幕卻令我非常錯愕——老攝像拉著我上了采訪車，我以為是要離開，卻沒想到他突然倒車，直接把車輪碾壓到了那個頂撞他的中年婦女的地攤邊緣上。
那地攤上都有些什麽呢？我今天似乎都能看見——一塊彩色的方格布上，擺滿了小姑娘紮頭發用的發箍、發卡、橡皮筋，它們鮮豔、廉價、無辜地躺在那兒。
大概我驚呼起來，老攝像刹了車。我探出腦袋，發現汽車的一個後輪已經踩踏在那塊彩色方格布的一角上，車輪下麵是一個銀色的發箍，發箍上粉色蝴蝶的翅膀因為這隻巨輪而顫栗。中年婦女驚恐地站起來看著我們這輛采訪車，張了張嘴。
老攝像一踩油門，一騎絕塵。
我在車上終於鬆了一口氣。
老攝像看了看我，說：“小姑娘，對他們這種人不能太好，就是要經常給他們點顏色看看才行！”
我應該是什麽都沒有說，因為那時候的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麽，但我肯定在心裏問自己：他們這種人，究竟是什麽人？他們究竟有什麽錯？
接下來我能記住的細節是：老攝像帶著我回到台裏時，正好迎麵走來我們的部門領導。老攝像一個箭步上去，要跟領導匯報工作。領導繼續往前走，他便轉身緊隨其後，點頭哈腰、亦步亦趨，和剛才麵對中年婦女時判若兩人。
我覺得我當時應該像空氣一樣站在一邊，而這個畫麵的每一幀都像刀刻一樣印在了我的腦子裏。哦！年輕的我當時想，原來一個人可以這樣的——在一種人麵前搖尾乞憐沒有拿自己當人，而在另一種人麵前耀武揚威沒有拿別人當人……
兩年後我辭職離開了這個電視台。
辭職，是有很多原因疊加在一起的。但是不能否認這個老攝像對我的影響。我當時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忍受每天都想抽他耳光的衝動，我當時也實在不能理解一個人怎麽可以隻知道自己做狗或者拿別人當狗,卻偏偏不懂怎麽做人。
前幾天，朋友在群裏吐槽自己的老公跟領導對著幹、給領導氣受，跟同事關係也越來越惡劣。我們勸他，隻要不丟掉飯碗，就讓老公發泄發泄吧！我更是表示理解，因為每一個單位裏都會有我年輕時遇見的“老攝像”，時間待久了，自己又無法也變成“老攝像”，難受鬱悶是一定的。
老攝像們是什麽呢？現在我慢慢明白過來，他們是一些極具忠心的執行者，卻可能離良心分外遠。他們不太願意知道有的生命活得就是很艱難（哪怕他們自己也曾艱難過）；他們也不太想明白這些艱難的生命需要更多的人以悲憫之心、以良知來對待；他們全部的心思和目光都向上看，這個“上”，狹義是“上峰”，廣義是任何一個“成功人士”；他們從不曾想過應該俯身看看那些地攤上究竟發生了什麽？
我知道在一個體係裏，忠心是重要的；但在整個社會群體中，良心難道不是更重要嗎?
不過現實就是如此，現實不過如此。
現實的壓力也常常叫我抬不起頭、喘不上氣，我也沒有力氣再像年輕時那樣對著巨輪下的銀色發箍驚呼。
但我心裏總是有期待的，我期待地攤經濟真的能給窮人一條生路。我期待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對那些艱難的生命保有足夠的溫度和關懷，因為這才是文明的標尺，這也才是我們大家的希望所在。
我期待嫋嫋煙火在每一個城市的上空升騰，期待人間更像人間。
Jin
2020年6月8日
Jin：
看到“詆毀”二字，我也嚇了一跳。我們隻是分享了各自看中醫的經曆，跟詆毀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吧！不過，我也很好奇，這條規定誰來製定？誰來執行？又由誰來量刑呢？
香港每次要通過一條法案，開始都要公眾谘詢，有一些法案會因為公開谘詢時間不夠而引起民間反彈從而造成該法案永久性的撤回。總之，一條法案的出台，不是強推，而是先民意調查，之後立法會一讀二讀三讀再通過的程序。
我記得多年前，大陸也曾提倡過集體領導的好處；當然而今的集權也自有其道理，我們普通百姓唯有積極配合。
此次地攤重回人們的視線，當然是個大好事。你記得我們大學時，常常去閑逛的那一條個性化小店林立的常德路嗎？後來硬生生被規劃統一成了“殯葬風”。好在現在強勢呼喚地攤經濟，不但讓那些質樸的煙火氣重返人間，對那些靠著出攤掙點辛苦錢的人來說也是功德無量了，畢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擁有成為“高端人士”的平台。
這些處在鄙視鏈低層的人們讓我想起美國的墨西哥人，而一開始，我對他們的印象並不好。
我住的城市是跟墨西哥邊境城市Tijuana（提華納）接壤的SanDiego（聖地亞哥），我拿美國移民局給加拿大公民特許的TN工作簽證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這份簽證的麻煩之處是一年一延，雖然帶著學曆證明和雇主提供的就業信能夠當場拿到簽證，但是需要過境辦理。就像西雅圖可以去加拿大的溫哥華過境，離聖地亞哥最近
的邊境城市就是當年囊括很多奧斯卡獎的影片《毒網》中故事發生的城市提華納。邁克爾·道格拉斯的前妻帶著藏了白粉的布娃娃過境就是在關口實地拍攝的，這個關口常年都處於繁忙的狀態，每天有無數墨西哥人早上過關到聖地亞哥來工作，晚上下班後回提華納，那情形很像深圳和香港。
然而提華納常常令人想到毒品、毒梟，所以沒必要的時候一般也不會過去，必須過去時自然就如臨大敵。
我第一次去辦簽證時，車原本是應該停在美國境內的停車場，誰知那天錯過一個高速出口，無法回頭，一路就開過了邊境。美國的汽車保險公司明確規定，車在墨西哥境內是不在保障範圍內的。這讓我更加緊張，越緊張就越出錯，那時候還沒有GPS，過境後路牌全是西班牙文，隻能硬著頭皮憑著感覺開。一路上都是農田，周邊的建築物都很破舊，房頂東倒西歪插著天線，有的窗戶上的玻璃碎了就用塑料布糊起來。路上開過的大車小車都灰頭土臉，我開的是一輛Nissan Sentra的新車顯得特別刺眼，行人投過來不解的目光更加讓我提心吊膽。總算開到一處開闊地帶，趕緊掉頭，一顆懸著的心直到車開進美國關口才放下來。第一次過境墨西哥有驚無險，但其實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
第二次，我把車停在美國，步行過關。出美國關很容易，通過隻向著一個方向旋轉的鐵柵欄門即可。我就夾在一群墨西哥人中間走出了美國邊境，我留意到他們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拎著午飯盒，麵露倦容，無精打采，像是剛剛收工的樣子。一過邊境，其中有幾個臉上頓時綻開了笑容，原來在境外等候的妻兒都迎了上來。大概家就在關口不遠，這幾個就抱著孩子，攬著妻兒跟同伴道別。其他人則準備拚一輛出租車，他們有6個人，卻都想擠進一輛出租車。最後，一個人坐前排，三個人坐後排，另外兩個就讓後備箱的門升起來坐在後備箱裏。出租車司機似乎並不介意，還幫他們盡量安頓好舒適的姿勢，然後高高興興地收了錢，絕塵而去。
過境後要走過一座橋，然後經過一片商鋪就可以掉頭回美國了。這些商鋪多是出售手工藝品，旅遊紀念品，還有質量看上去不錯的假名牌。一看我不是本地人，每家商鋪都有人迎出來兜售，還有一群髒兮兮但長得都很漂亮的小乞丐們跟著我。我趕時間過境，就從錢包裏拿了兩個兩毛五分的硬幣打發給了其中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兩個孩子舉起硬幣歡呼雀躍地奔向他們的父母，沒有拿到硬幣的孩子們也沒有再糾纏我，很友好地衝我揮揮手散了。走回關口的這一路，吃的喝的應有盡有，藥店裏掛著巨幅偉哥的廣告……這一次，我不但沒有緊張焦慮，而且還想多停留些時間看看這個雖然破敗但也沒有敵意的城市。
後來我真的專門跟朋友又去了提華納，這個城市居住著很多在美國討生活的人，他們每天起早貪黑來往邊境，雖然都是低薪的工資，但美元在這個貧窮的國家終歸是硬通貨。這些吃苦耐勞的墨西哥人並不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更不是毒販、毒梟。兩個國家的天壤之別，讓他們不得不放下尊嚴在鄰國尋找更多的工作機會。
其實美國根本離不開這些墨西哥人，我們小區的園丁、保潔員是墨西哥人，農場裏采摘果蔬的、洗車、送外賣的是墨西哥人，住家保姆也多是墨西哥人。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人並不能自由出入邊境，他們曾經是通過蛇頭九死一生穿過沙漠偷渡過來就黑下來的。可是我寧可付多一些小費給這些幫忙做事的墨西哥人，也不願意給我家小區對麵的咖啡店門口一個體麵的流浪漢——他身強力壯，年輕健康年複一年地問進咖啡店的客人要零錢。至少，這些沒有身份的墨西哥人沒有不勞而獲，還在為社會做貢獻。
黑工包括各個族裔的人在美國有很多，就象你說的“對那些艱難的生命保有足夠的溫度和關懷才是文明的標尺。”非法移民的狀況一直都存在，哪一屆政府執政都會以此說事，但是說歸說，最後執行起來也隻是雷聲大雨點小，多年來基本都相安無事，直到Trump上台後就動了真格，樹高牆和遣返計劃並駕齊驅。就象城管要把影響市容的攤販們哄走趕回老家一樣，Trump口口聲聲要將所有非法移民都一網打盡說他們都是罪犯，高居不下的犯罪率都是他們惹的禍。打臉的是，之後發生的兩次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凶手都是Trump推崇的白人種族。遺憾的是，很多華人都是Trump的支持者，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Trump對待移民的態度。這是不是很耐人尋味？
Helen
202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