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澳夢子
澳洲早期華人的故事
注：這本來是覆sce網友的留言，寫得有點長，故另文發表。
“專家”兩字不敢當，過去也被網友稱為“老師”一概請辭。僅能說在某些方麵可能略有經驗或心得，平輩互相學習討論，更能有所得。
“全國徹查建築屋頂違規”的做法是可能避免同類事故，也僅限於“可能”，在走過場的情況下無法避免。查建築屋頂違規本來就是常規的安全監督的一小部份內容，屬政府的行政行為；在檢查中沒有發覺隱患而出現重大傷亡，檢查官員是要被追責的。這要解釋一下香港在97前的做法。
每一個人的死亡，由醫生決定，並須在死亡證上說明原因，這也是一些死者需要解剖的原因。例如此次齊齊哈爾的死者多死於砸傷，是外力的原因，那究竟是誰砸了他們，現場有證據是違規而出現的，那檢舉院得提請法庭立案追查死因，出庭作證的包括在現場出現的警員﹑目擊者﹑建築公司（多由項目經理出席）﹑工地監理﹑業主（校方），檢查工地的官員極有可能在最後被傳喚。倘法庭認定檢查工地的官員失職，那結局是被解雇甚而入獄，解雇的原因是不稱職並再也沒有入職政府部門及申請類似的社會職位。
齊齊哈爾事故在常規檢查中未必能查得出來，因為珍珠岩並不在工地上，這類事故隻能依靠檢舉，有人檢舉而不檢查即是政府部門的失職，同樣被追責。該事件極難避免，原因是它是在一個“死角”，外人很難發現。能預警而與責任無關的隻有兩種人，一個是在附近高層能看得見，另一個是在場的教練發現屋頂凹陷漏水，且兩者都有危機意識。也正因為是“死角”，相關部門或人士更應重判重罰，因為他們必須為自己的不作為負責。
說個故事：
1983年我在香港淺水灣負責建別墅，設計師來電要求在進工地斜坡上的樹木進行測量並繪圖送交。原因的部份樹木可能影響日後道路的使用，這些樹木的砍伐是需要向政府申請的，在政府批準後才能砍伐。保護樹種則由政府批人移植，費用歸工地業主負擔，所以一般在設計中會避開保護樹種，既可減少建築成本，也為日後綠化提供條件。
那天上午我安排員工去量度及繪圖，中午政府環境事務署的官員就來地盤查問了，原因是工地對麵住戶的舉報。環境事務署的官員匆匆而來也有原因，是以前清拆舊房子的公司未經批準砍伐了一棵保護樹種而被罰30多萬港元（在當年已足在市區買一個兩房一衛的住宅單元）。經解釋後沒事，環境事務署官員也就填寫報告離開了。
有事的卻是另外一次，環境衛生署的官員來檢查時在工地邊上發現有蚊蟲。蚊蟲是在一個廢棄飯盒積水中，環衛署官員將蚊蟲放入一個小瓶子中，外麵寫上工地公司名稱及發現日期，除有該官員簽名外，我的助理也得簽名（當時我不在工地）。沒多久法庭轉來告票，我得親自到法庭認罪認罰，一去是半天了。那一天也好笑，滿庭都是在街上亂扔垃圾而被警察告的人。結果是工地一個雜工落了個閑差，每星期有一天在工地上轉遊找蚊蟲去。
人性有時是挺可怕的。
有個建築工地在尖沙嘴仍在建築結構階段，一般都應有危險地區的保護欄或提醒的標誌。該公司在拆模板時沒有在電梯位置設立木圍欄，造成一個工人直接掉了下去而死亡。警員到場卻沒有拍照留下證據，給建築公司一個可乘機會，連夜在有可能被檢控的地方作了補救，法庭後來的死因報告變成了是死者的不小心。
在電視是見得多了的是國內有人掉到深井或孩童被夾在窄縫之類的，被報導時是消防人員如何小心及安全地救回生命，卻從來不見記者多說一句如何規避事件重演。
如何避免事故重演，是政府的責任，尤其在中國，是他們主導輿論方向。如何追責及重罰，讓他們長長記性,也讓更多的人知道甚麽的職業操守。
直覺上，永遠都會重演不斷。不是天上掉什麽，就是地麵陷什麽。說不完的死法，翻不完的新。
對政府來說，第一重要的就是維穩；最不缺的，就是人。
永遠正確永不認錯的政府，永不反省、記吃不記打、7秒記憶的國民；有一樣存在，杯具就會永存。
現在建的教學綜合樓的業主歸齊齊哈爾34中，按法律對該事故負連帶責任。
這不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嗎？
重點是要有對規範的敬畏心， 不要抱有僥幸心理，更不要過於無知者無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