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澳夢子
澳洲早期華人的故事
從上一篇 “1854年開始的華人自我管理”中可以解讀早期澳洲華人許多東西來。
對海外華人曆史有興趣的朋友會看過一些曆史照片，無論是擺拍的生活照或集體照，男人幾乎是清一式的西裝上衣，女的則西式裙裝或中式禮服。原以為是早期華人入鄉隨俗的一種體驗，這倒不假，深層次一點卻是華人內部強製性執行的一部份。違規的除罰款和受鞭刑外，很難在華人的圈子中混下去。直到1903年悉尼的報紙登載“Chinese in Sydney”中的一張照片，華人在船上等候海關檢查時已換上西服了。原有在國內出門時的服裝則在隨身的行李中，上岸後在奔赴目的地前則將行李寄放在上岸城市的同鄉商店中，難怪乎悉尼一些商店在當年的華人報紙上登廣告，請求取回這些儲藏已久的東西。
上述的是合法入境的華人，至於非法入境的剛開始不是這樣的。他們“穿著藍色毛襯裏上衣和藍色寬鬆的褲子，陽傘式草帽戴在長而黑的辮子上”，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1853年到1860年。當到達礦區時則不得不購置西服了，否則同樣受罰。在1868年“關於維多利亞省華人人口狀況的報告”說的幾個華人翻譯的報告中都有提及各地都有華人裁縫店。記不清是那個省了，有一間華人的裁縫店手工之好在附近是出了名的。
說到體罰的鞭刑，當代華人必然會想到新加坡，在那個國家至今仍在實行。澳洲的鞭刑,甚麽時候取消沒有注意。但如何實施鞭刑，則可借用廣益華報1903年9月12日的報導：“論打藤一事，本報前數年有登。非用平素之藤條，乃用牛皮細帶，即如紮鞋小帶之形；其小皮帶之堅，硬似如鐵線，且每兩寸長打結一個；此等小硬皮帶，數十條一紮。受打者必顯清光赤背，兩手兩腳劄在架上。行刑者手攜小硬帶一把，全身跳高，用盡平生之勢打下，打後順手一拖，其皮帶之結將皮夾肉拖來。每次打藤，必要醫生先驗領刑者身體壯健，方能承受”。當然，四邑會所實施的鞭刑不大可能如此恐怖，至於是穿著衣服或光著上身受刑就不好說了。
不得不說的是會所的會員費用。
1857年維多利亞立法會調查中國合法移民（即乘船而來並繳納了10鎊入境人頭稅的人），其中三份之一是獨立支付旅費的手工藝人﹑店主或商人。另外的三份之二是農民，或以自己的土地或房屋抵押﹑或借貸等方式賒單而來。10鎊入境人頭稅多由墨爾本的商人代繳，換言之是負債的一部份（後來張卓雄與香港船公司打官司也能證實這一點）。一般而言，從香港乘船開始連10鎊入境人頭稅，全程費用約為25英磅；加上到澳洲後的行頭（衣服，前往工作地點的旅食費用等）則不下於10英磅。同時在抵達工作地點時還得繳交政府每季一鎊的合法居留費。對大多數人來說，頭兩年的收入能還清本金已夠幸運的了，這還沒有將利息歸還及稍有行差踏錯的部份。
盡管會員費用不多，僅1鎊5先令，卻是他們能立身及能否回國的命門。在登記後可以延遲到8周內繳交，也就是說在這8周內無論是髒活累活都必須先幹上交了會員費用再說，要想回國就必須通過會所內的商家代購船票。
非法入境的則無路可選，賒單而來為主，收入盡由雇主支配，會員費用也就先扣除支付。
來澳後淘金賺大錢的機會不易，盡管國內廣東土客大械鬥仍在持續，1858年後大量華人離境回國，這與留在澳洲的生活成本太重有關。
假如以今天的角度去看，四邑同鄉會的會章條款應屬霸王條款範圍，故而不少弱小者投身到洪門中求取保護。在礦區或許少受些欺壓，但對回國一途幫助不大。這也是洪門開始於礦區，而終於轉戰城市（如悉尼和墨爾本）的原因。
類似四邑同鄉會的霸王條款，同樣導致其它地區的不滿，故而各自成立不一樣名堂的組織，從而通過他們在悉尼和墨爾本的商鋪直接向輪船公司訂票回國。輪船公司麵對這種局麵，則左右為難，最終導致聯益堂的產生（各主要縣份各有兩家商店擔任董事來輪值），將同鄉會的影響力消於無形，僅餘下公益性質了。從1854年到1920年間墨爾本的爭鬥遠大於悉尼，悉尼的四邑同鄉會成立較晚，開始時已是公益性質的。紐省的礦區也遠離悉尼，回國的船票途徑較多，所以矛盾沒有那麽激烈。墨爾本的商業集中在幾個主要人物身上，其利益與礦區直接掛勾，所以早期洪門與同鄉會間矛盾相對集中。
（估計許多人不大習慣看繁體字，故從本次開始，行文轉用簡體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