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酥酥

和誰在一起高興,就和誰在一起,不管親人還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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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玲的婚事

(2023-09-15 13:12:34) 下一個

張玲的婚事  
           轉載田小野(大風出版社“我那遠逝的詩歌王國”)
                                                  一

一個毫不起眼的個人小網站“田小野和她的朋友們”,2001年1月7日,貼出一則舉辦婚禮的告示:《為張玲舉辦婚禮PARTY的通知》,婚禮告示在虛擬空間一經貼出,小網站的點擊率噌噌地往上走。

新娘張玲51歲了,北海公園的清潔工、臨時工,早出晚歸掃北海,每天八小時收入14元;新郎吳春海41歲,比新娘小了整整十歲,他得過腦膜炎,有後遺症。吳春海蹬過三輪車,燒過鍋爐,幹的也都是臨時工的活,因為腦膜炎後遺症,工作都幹不長,他隻能時不時的出去賣賣報紙。

這個網站是我的發小援援幫我建的,它是我初涉網絡的第一站。援援是教育部社科中心美育研究室主任,彼時正在做數據庫的課題,她的課題組有幾個高校的老師和學生。援援一聽說我買了電腦,就帶著北大數學物理係的高材生小謝來到我家,鼓動我建網站,建網站的網絡空間需要租賃,一年大約四千多元由援援的課題組出。網站的版主是我和援援,技術支持是小謝。

為什麽我和援援的網站要辦這個婚禮?
第一個原因,張玲和春海的婚事與我密切相關。1998年5月28日我在《中國婦女報》發表了長篇報道《嫁給農民的女知青》,有一節專門寫到張玲,她1969年嫁給農民,有一雙兒女,丈夫去世後,根據當年的知青政策,用“假接收”的辦法輾轉回到北京,丟掉了自己原本鐵路維護工的工作。最後是這樣幾句:“我去北京張玲的母親家找張玲,她母親已經76歲,在大雜院住一間8平方米的小耳房,張玲擠在老母親的單人床上一起睡,天熱了,就去她二姐家睡。我不知道張玲現在算不算是回到了北京?如果是,她在北京不僅沒有工作,甚至於沒有一張屬於自己的小床,如果不是,那麽,何處是歸程?”

有位素不相識、名叫趙昌明的老知青看了《中國婦女報》的這篇報道,通過報社找到張玲,他先指點張玲辦了社會養老保險,後又熱心幫她介紹對象,大概介紹了不止一個,而張玲和吳春海,居然成了……其實趙昌明自己也活得很難,他曾是校辦工廠的業務員,那幾年下了崗,暫時找了個看自行車車棚的工作。

遲鈍的春海一輩子談過兩次對象。第一次女方的腦筋也不大靈光,相處一段時間,雙方的家長擔心這樣兩個笨人在一起,將來生活夠嗆,都表示“不同意”。

第二次就是張玲。那是1999年5月的一天,介紹人趙昌明先走了,留下張玲和春海在什刹海的銀錠橋上。張玲說,你是五九年的?我比你大10歲呢。春海:那他們怎麽說比我大九歲呀。張玲問:那你覺得怎麽樣?春海:無所謂。吳春海話不多,“無所謂”3個字總掛在嘴邊。他倆繞著什刹海走,張玲一個人說呀說,吳春海這名忠實聽眾一聲接一聲的“嗯,嗯”。走累了,張玲說:“走!去你家看看!”春海特高興,他的家就藏在岸邊那大大小小的胡同裏。春海領張玲 進了他家院門,穿過一條狹窄的通道,窗戶接出的廚房,遮擋了十平米房屋的光線,白天也需要開燈照明。再一看床上鋪的被褥,要多髒有多髒。張玲因為照顧生病的母親,又沒個自己的睡覺處,極度的疲憊,她竟然在春海床上睡著了……吳春海做好飯,叫醒張玲起來吃飯。春海做的是米飯,炒了兩個菜,一個青椒炒肉絲,一個肉片燜豆角,肉是春海臨時上街買的。張玲心想,他會做飯,菜炒得真好吃!腦筋遲鈍的人還有這麽一手,張玲對春海的生活能力徹底放心了。

他倆開始處對象,黑屋的灰塵掃除了,被褥拆洗了,牆壁刷白了。張玲進家,春海總要給她倒一杯熱水,張玲忘了喝,春海就一會兒一會兒地過來摸摸那杯裏的水涼了沒有。兩人騎自行車外出,張玲驚喜地發現春海竟然是北京大街小巷的活地圖,他別的不記,就是記路。自從有了春海騎車跟在後頭,張玲騎車聽指令就行,聽到“拐吧,後麵沒車!”張玲就毫不遲疑地拐彎。吳春海看上去倔頭倔腦,但從沒對張玲發過一次脾氣。兩個苦命男女準備搬到一起住了……
第二個原因,張玲窮的不但沒有能力給自己辦個簡單的婚禮儀式,就連領結婚證的300多元錢,她也是舍不得拿出來的。張玲體弱多病,天冷她就掃不了北海不能再掙這份錢。大概是窮怕了,她用自己600元退休金的一半買了份商業保險,這樣她和春海兩人的生活費所剩無幾。

看來,給張玲辦個喜慶熱鬧的婚禮,非我莫屬。把這個想法告訴援援,我們兩個發小一拍即合。

不過我和援援都沒有主辦婚禮的經驗,過去自己結婚也就是親戚吃頓飯。沒關係,管他三七二十一呢,把婚禮告示在網站貼出來先。恰巧有位網友的弟弟辦了家婚慶公司,自願義務來為張玲、春海主持婚禮,婚禮場所的布置也大包大攬,而且不收一分錢。 

1月7日那天是新世紀的第一個星期日,漫天漫地的白雪。無論開車、打車、公交,都是頂風冒雪的行路難。我和援援擔心來賓會不會太少?氣氛會不會冷清?沒想到,網站上答應來的網友全來了,原本沒說要來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也都聽到信兒趕來了。現實中的困苦生活,在虛擬空間得到了迅疾的回應,困苦生活再折射回現實世界的時候,變成了熱情洋溢、歡聲笑語的“世紀婚禮”。
……拜天地,點紅燭;夫妻對拜,喝交杯酒;窗外寒風飛雪,室內熱氣騰騰。
張玲總結說:我這一輩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紅衣服,第一次搽胭脂、塗口紅,第一次有這麽多人來參加我的婚禮。做夢都沒有想到我會有這麽一天!那就具體說說張玲的3個“第一次”: 
 
張玲第一次穿的“紅衣服”,是婚禮之前一位知青女網友給她買的,熱心的女網友說:“正好我發了季度獎,我帶張玲去買衣服!”買完衣服,她又挽著張玲的胳膊進了王府井的四聯理發店,理發師問;“瞧你們的親熱勁兒,是不是姐妹啊?”張玲答:“哪兒啊,我倆認識還不到一個鍾頭。”

現場幫助張玲化妝的女網友,她的弟弟就是婚慶公司的婚禮主持人,她弟弟不僅帶來了全套婚禮道具,還提前約見了二位新人,對他主持這場特殊婚禮的煽情而又精彩的台詞,做了充分的準備。

來到張玲婚禮上的有50多位朋友,大多數都是與張玲第一次見麵,張玲沒有電腦不上網,所以她不僅沒見過網站的網友,對那些千奇百怪網名也是一頭霧水:隸文、木仁、limuyezi、玉瘦、疏桐、缺月、陽光、王老五……援援是辦業餘合唱團的,她的朋友們合唱了《婚禮進行曲》;當年和我同村插隊的臧健並不認識張玲,我們村還來了四個男生帶著夫人也與張玲是第一次見麵。與張玲同村插隊的女一中同班同學也來了,劉菲和蔣金瑞之前就已經大力幫助過張玲,張玲回北京後,經趙昌明指點申辦社保退休金,按照規定,張玲必須“續”上中斷了十年的工齡錢,一次性繳納9000多元,這在張玲是個天文數字,蔣金銳借給了張玲2000元沒有利息和還期,劉菲借給了張玲6000元同樣沒有利息和還期,劉菲的爺爺是現代文學大家劉半農,民族音樂宗師劉天華是劉菲的二爺爺,她豪爽的性格裏遺傳了藝術家的純粹。

張玲婚禮的來賓共計送上6600元賀禮,扣除茶水、糖果支出,我們交給張玲夫婦5600元。婚禮場租的300元,是援援單位的領導、教育部的老司長武兆令出的,武司長聽說我們網站要為張玲、春海舉辦世紀婚禮,感歎道:“現在還有誰會給一個掃地的女工和她賣報紙的男人辦婚禮?!這300塊錢場租,我付了!”

                        二                                                    
作為一個曾經嫁給農民的女知青,張玲過往的日子裏有著許多別人不曾體驗過的辛酸苦辣。

文革那年張玲是女一中初三的學生,她出身於資本家家庭,1968年號召知青上山下鄉前,她的父親已經被紅衛兵轟回農村老家了。學校動員知青下鄉,張玲也可以投親靠友回老家插隊,但是她想,如果村裏農民批鬥資本家父親,自己該站在哪一邊呢?很難很難。幹脆躲遠點兒,起碼眼不見為淨,她就依從學校的安排,和同班的7個同學一起到了內蒙古的土默特左旗。
其實她父親在老家並沒有遭罪,村裏許多人都是本家,親連著親,對她爸不錯,看她爸歲數挺大,就不讓出去勞動。一方麵是因為她父親的輩份大,另一方麵,解放前父親在城裏當資本家掙的錢,經常用來接濟村裏的鄉親,有一年遭災,父親送給村裏人每家兩塊大洋。解放以後,鄉親們一直念著這份情。

但是張玲在北京的家,由於父親被遣返農村停止了經濟來源而陷入困境。當工人的母親隻掙三、四十塊錢,每個月還要給老家的父親寄生活費,剩不下多少錢了。

張玲在農村幹了幾個月就病倒了,她在炕上躺了十幾天,就破衣爛衫、跌跌撞撞地回到北京。媽媽給她買回早點,幾個大餅子她三口兩口就吞下了,媽媽看她的樣子邪乎,害怕了。一天張玲出外看病紮針灸,回來發現家裏的床沒了,搭了個睡覺的板子,就問:“那個床呢?”媽媽說:“那床給賣了,家裏要用錢”。這時張玲才想到,自己從農村回來看病,家裏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在北京大概住了兩個月,張玲和同學扒火車再回到村裏,已經是1969年的9月了。生產隊的工分值低,一個工分就合幾分錢,生產隊給張玲評的是一天4.6分,她們知青組裏幹的好點的,能評到7分。張玲的工分評得低,她三天兩頭病病殃殃不出工,掙的工分根本不夠買自己一年的口糧。插隊的第一年,國家發給知青生活費和安家費,知青小組拿錢去糧站買供應糧吃,大家一起下地勞動。到第二年,知青就開始吃頭一年掙的工分,自己養活自己了,日常的油鹽醬醋和菜錢也開始分攤,誰有20元拿20,誰有30元拿30,全組隻有張玲拿不出錢來。她的自尊心讓她感到不安,覺得自己吃白食,占其他同學的便宜,每到吃飯的時候,張玲就隻吃主食不吃菜。

有一次張玲從場院回來,在家門口碰上了村裏李剛小的母親,也就是張玲後來的婆婆。那些年,村裏人家有什麽好吃的都會給知青小組送去,知青也都痛快收下了,這次,剛小他媽煮的10個雞蛋,知青們說什麽也不收,她兜著雞蛋怏怏地往回走,碰上張玲就說:“我送了點雞蛋她們不要,給你吧”。原來,知青小組是因為剛小他媽有男女作風問題,名聲不好,所以不要她的雞蛋。張玲自己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時期,也顧不了那許多,就收下了。

剛小他媽見張玲要了她的雞蛋,就在張玲獨自看場院的時候,讓女兒給送些烙餅啊、餡餅啊各種吃食給張玲,她跟張玲兩人的關係越來越近乎了,張玲也越來越覺得她們知青小組的圈子太小了。她感覺自己跟村裏人交往挺樂和,農民對待知青,沒有“家庭出身”好壞這個概念,都是張玲自己說,自己坦白,比如跟村黨支部書記談話,張玲先說自己的出身不好,好像不說出來就是要刻意隱瞞什麽似的,這是張玲自上中學以後就背在身上的一個沉重包袱,其實農民才不管城裏人這些事呢。

張玲和李剛小的婚事,是1969年10月定下來的。這時在土默特左旗的其他村子裏,已經有知青嫁給了農民,最早的大概是在五月份。張玲決定在農村“紮根”嫁給農民,有自己多方麵的特殊考慮:一是下鄉前在北京身心受到過重大傷害,這個隱私留下了長久的精神刺激;二是剛小和張玲的年歲差不多,他是村裏最好的勞動力,張玲自己體弱多病,將來生活有剛小可以依靠。李家雖然不是貧農,中農出身也是可以的。三是自己出身是資本家,背家庭包袱,剛小他媽的作風問題在剛小的心裏也是一個很大的家庭包袱。張玲想,我們兩人應該共同甩掉包袱,靠自己力量去建立一種全新的生活。

但是知青小組的同學不願意眼看著張玲在農村與農民結婚,那肯定是自毀前程的不理智、不正常的舉措,當時已經有了知青病退和困退回城的政策,張玲所在的知青小組就以精神病為張玲爭取了一個病退指標,這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努力過程,但是同學們開始瞞著張玲,直到辦戶口的階段,才告訴張玲說:“回城的指標已經給你要下了,就差辦戶口了”。張玲這時不但不感謝,還罵同學“卑鄙無恥!”讓同學們覺得張玲真是病的不輕。緊接著張玲氣衝衝去到生產隊的隊房,一腳把門踹開說:“誰也不許給我往回辦!”隊裏的幹部也傻眼了。為什麽鐵了心的不回北京?張玲有個很特殊的隱私,前麵已經提到了,同學們當時都完全不知情。

張玲和李剛小領結婚證,去了三次才領上。最後一次,是張玲給母親寫信要求母親出麵,母親寄來了一封信,信上表示同意自己女兒張玲與李剛小結婚,還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節約鬧革命”,婚事從簡。張玲和李剛小拿著她母親的信到公社(鄉),總算把結婚證辦下來了。

從決定結婚到操辦婚事,前後也就是一個多月的時間。李剛小家在冬季農閑時節選了個日子,知青組的同學們都回北京過年了,張玲和李剛小的婚禮成了全體村民的一件大事。村裏人都搭了禮,每人1元的份子錢,熱鬧極了。雖然張玲和李剛小就在同一個村裏,李家還用迎親的大車,拉著張玲在村裏繞了一大圈。那天最高興的應該是剛小他媽了,兒子娶了北京知青,在全村是頭一號,女知青結婚雖然沒嫁妝也不要彩禮啊,“新事新辦”,李家省了一大筆錢。張玲從北京帶的兩床舊被子,過門後她把其中一床給了小叔子,小叔子也是樂開了懷。結婚那天,張玲穿的還是國家發給知青的藍棉襖、藍棉褲,連身新衣裳也沒有。婚禮上,一對新人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

農村婚禮的頭天晚上,張玲一個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場。她的心情很複雜,她所做出的選擇,是沒有出路的出路,這一輩子就打算留在農村了。今後的生活到底是什麽樣子?無法想像。張玲覺得,前麵就是一個火坑,自己也要往裏跳。

女兒是1970年冬天在村裏出生的,1972年的冬天張玲又生了兒子。有了兩個孩子,她除了帶孩子,還要喂豬、做飯、伺候公婆和男人,天天如此,與村裏其他農婦沒啥兩樣,一直到1979年5月,張玲被抽調到呼和浩特鐵路局集寧鐵路段的“大集體”單位,維護工就是維護鐵路的,篩石頭,清篩,把土篩出來再把石頭擱回去。鋪設新鐵路的活兒,張玲也幹過,從抬土、抬石頭到鋪鋼軌。報到的有12個北京女知青,都是在農村與農民結婚多年的。

從1968到1979,張玲在內蒙古的農村生活了11年,以後到了呼和浩特,她還斷不了常回村兒看看。她每次回村,都要往各家去串門,隻要她進了村子,無論在哪兒說話,老鄉們沒見著人,一聽聲音就會相互告知:“張玲回來了!”    
                                                    三

當年為張玲、春海舉辦婚禮的信息,不僅是上了我們這個小小的無名網站,2001年1月22日的《南方周末》在頭版頭條發表了長篇報道《命運讓她半生備受艱辛   網絡為她張羅特殊婚禮》,詳陳了這場世紀婚禮。呂楠,北京電視台開播於2001年3月的《大寶真情互動》的主創人員,他看到報紙上這篇文章,給我打了電話,說打算請張玲夫婦加上介紹人趙昌明,和我們網站的網友一起去北京電視台做一期節目,這個真情互動節目專門講窮苦人的故事,而且會在節目完成後,為張玲、吳春海夫婦發放1萬元的福利金。

1萬元錢?在2001年是筆不小的數目,如果張玲、春海能得到這筆錢,加上婚禮上大家送的5600元禮金,張玲就能還清因為“續”工齡補繳社保錢而欠下的所有債務,何樂而不為呢?這樣我就和援援,率領著蝦兵蟹將披掛上陣了。果然做這期電視節目的當場他們就拿到了支票。這兩筆錢,不但讓張玲還清了所有外債,還有剩餘,餘下的錢,張玲在春海名下存了活期,春海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存錢折子,他們的婚後生活也有了根本性的轉機。
在張玲的婚禮進行曲中,也出現了不協調的音調。有一種聲音說,張玲隻是由於自己沒住處才和春海住到一起的,春海智障又比張玲小十歲,張玲本心也許並不想與春海結婚,而《田小野和她的朋友們》網站又是辦婚禮,又是上報紙,最後還上了電視,就把張玲逼到了非結婚不可的地步,這是對張玲的逼婚;甚至還有一種聲音,懷疑張玲的人品,認為張玲在利用春海騙錢,說這對男女終究長不了……有個網名宇鵬的老知青非但沒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在我們網站的論壇上不斷變換馬甲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為此,幾個真誠幫助過張玲的網友與我徹底鬧翻。我感覺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所以當張玲、春海夫婦拿著結婚證上我家的時候,我全然不顧斯文體麵地對著他倆失聲痛哭,弄的春海惶惶然無所措手足的樣子,百思不得其“姐”。

張玲那天說,結婚證,我們領了,自願領的。至於我是什麽樣的人?是不是利用吳春海來騙錢?隻有時間能證明一切,五年不行,十年夠不夠?

2011年,十年後的一個夏天。
張玲在電話裏熱情相邀:“過來看看吧!我們過得好不好?實際來看看就什麽都清楚了”。張玲大概對我十年前的痛哭印象太深了,她歡快的語調裏夾帶著一分不安。我約了援援一起去。張玲說春海會去車站接我們。下了公交車,卻久久不見春海,我剛要發作,春海突然從援援身後推個自行車鑽了出來,麵對我的不快,他竟敢倒打一耙說∶“我都跟這兒等了半拉鍾頭了!”……那一臉無辜的孩童般的狡猾,讓人沒脾氣。

我和援援跟著春海行走的這一路,春海隨時都在用手機向張玲報告行蹤,“太太,我們快到家啦!”春海說他在外人麵前就用“太太”這個詞稱呼張玲。
張玲和春海的家在彎彎曲曲的小胡同裏,正是北京著名的什刹海“胡同遊”的中心地帶,這些胡同早就沒有了昔日曲徑通幽的寧靜自適,門前的三輪車結隊而過,川流不息。前些年主要是外國人坐三輪車,今年的大部分遊客來自國內各地。三輪車夫都是非常棒的導遊和講解員,集中培訓過的,一路蹬車,一路解說。張玲告訴過我,每每從三輪車夫的講解裏,她才知道自己居住的胡同還有那麽些個典故和說道。

後海這十幾條胡同有許多名人故居,還有一些富人居住的豪華的深宅大院。幾步之遙的南官房胡同39號,被官方授予奧運人家的“身份”。薩馬蘭奇來這裏參觀過。主人姓朱,朱家的四合院是1915年花1200兩銀元買下的,2004年花了400多萬元翻新。我們路過,見一坐在躺椅上穿白綢褂的男子,拿著一疊正規發票,向有意進院參觀的遊客賣票,每人20元,他扭頭向我們時,我成心氣他:兩人30元行不?他說,不行!別說兩人,就是20人、200人的旅行團也沒有優惠。——真牛!

我們走到春海家的院門口時,正好一隊載著遊客的三輪車路過,領隊的車夫望向春海家敞開門的院子大聲說:快看看吧!快看看吧!這就是窮人住的大雜院!裏麵住的都是北京的窮人!都是北京的窮人!……

我倆跟著春海進到院子裏,院裏的空間還是那條狹小得隻容一個人走的窄道,窄道盡頭向右拐一點就是張玲和春海的家門。裏屋裝修花了2000多塊錢,過去沒有窗,如今高高的開了個小窗戶,我問為啥窗戶不開大些?春海說,窗下是廁所,有味兒!

胡同裏別人家不要的櫃子,春海給撿回來,張玲說擺在她家正合適。裝修後家裏有兩件新家具,一張1米2寬的床,還有一張可以折疊當雙人床用的沙發。

張玲說她的兒子、女兒各自有了家,也都很難,兒子肝功能不好,大三陽高,失業了很久,兒媳沒工作,有個小孫女,兒子還吃過一段低保。經街道推薦,現在兒子當保安。

“這一家人,就數春海過的舒心了!誰難也難不到他這兒”。張玲指著春海專注打遊戲的後背,春海在家,成天就坐那兒打遊戲,舊電腦換了好幾個,都是張玲的兒女淘汰下來的。

張玲、吳春海夫妻倆現在每天接力送報,《京華時報》。春海淩晨三點鍾就起床去分報(報紙都是夜間到)、派報,儼然一個報站的主任,因為一塊兒送報的頭兒誰也不願起那麽早。春海送報到上午十點回家吃飯、睡覺,張玲接著出去送報到午後。他們每天大街小巷的騎自行車,張玲說這對她的身體很有好處,身上的病痛甚至比十年前都要少了。春海今年52歲,張玲62。

他們夫婦在夏天一個突出的矛盾就是,張玲不能吹電扇,春海胖,離開電扇活不了。所以盛夏時節張玲常去借住別人的房,也租住過遠郊的農民屋,3個月花了150元,想起來張玲還有些心疼。最熱的一天,春海開了一夜電扇,張玲就到鼓樓大街上去呆了一夜,天明才回。我們看到,張玲進裏屋前,要求春海關了電扇。春海說∶“關了關了!你進來吧!”可張玲進屋一瞧∶“你沒關呀!”又退出去,等春海真的關了電扇才行。

張玲的退休金每月漲到1900多元了,十年前因為領了結婚證,按張玲退休金的平均數,春海無法領殘疾人的低保。十年前,春海的殘疾人證還是我陪著他倆去辦的,從街道到指定醫院,又從指定醫院回到街道,張玲騎著車,我坐在春海的自行車後架上與他倆一起跑了整整一天…… 正因為春海無分文保障,張玲婚後每月給春海繳納養老保險,以期60歲以後能有幾百元養老金。張玲說,將來肯定是我先走,春海身體好著哪!啥病沒有!還特愛幹淨!比我小十歲!所以就想著我走以後春海能有生活保障。

每月1900元,除去冬季買煤2000多元,平均每月能有1000多元過日子,為了讓春海有一家之主的男人的自信,張玲把家用錢交到春海手裏,由春海管理,剛結婚時候給300元,後來加到400元、500元……今年春節,春海對張玲說,600元不夠了,於是就800元。

援援帶了瓶幹紅還送他們一對紅燈籠掛了起來,我送給張玲一個包包,送給春海一件天藍色的T恤,照相的時候春海就穿上啦。

 晚餐我們執意請他們二位到外麵去吃。春海喝了兩瓶啤酒,席間說自己平日隻吃一頓飯,中午十點左右吃,麵條或是饅頭。我逗春海∶“一天才一頓飯,那一個月吃飯也就600多塊錢,張玲給你800塊錢用的了嗎?”張玲接茬兒說除了吃飯,春海還抽煙喝酒,但很節製,不抽貴的,每天小半杯二鍋頭。春海頻頻點頭。我再逗春海∶“那你有沒有小金庫呀?”
春海紅著臉吱唔半天,吞吞吐吐∶“有……也……是……她要有了……難處……錢緊……我再……拿出來……花……”哈哈哈哈哈,我們幾個笑成一堆了。

“胡同遊”的車夫說他們是北京的窮人,他們是窮人也是富人,從擁有的錢財來說,是窮人;從擁有的快樂來說,是富人。他們不虛榮,也絕不攀比。不管別人怎樣說,他們自己活自己的,他們活在自己生命的根據裏,他們活在彼此的寬容和讚賞裏,他們活在夫妻雙向的珍惜裏。

吃過了晚飯,張玲和春海送我們到車站,順便在後海溜達一圈。銀錠橋上的月亮,籠罩了後海兩岸縱橫交錯的胡同,銀錠橋下水波粼粼,夜色中高楊翠柳夾岸,對於十年前婚禮的許多細節,我早已淡忘,張玲卻記憶猶新。2001~2011,一忽悠就是十年。張玲的婚事進展到今天,我想應該有個句號了,這將是我對張玲和春海的最後一次公開報道。可援援說十五年後我倆還要來為他們夫妻慶祝銀婚。春海傻傻地問張玲,十五年,你能活到那時候嗎?張玲笑著說,我活不到,你肯定能活到……。(張玲當時不願意病退回北京,因為她同父異母的哥哥曾性侵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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