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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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西方國家，很多人相信苦難是有意義的。苦難的意義體現在它的替代性和救贖性，就像耶穌被釘十字架所承受的苦難，是為了人類的罪而受苦的一種犧牲（替代性），這種犧牲拯救了人類脫離罪惡和死亡的束縛（救贖性）。耶穌受難對人類文明有重大的啟蒙作用，他讓人們意識到個人所承受的苦難，不僅僅是屬於個人的經曆，也可能是為他人擺上，救贖他人的啟動力。自此以後，人類就不僅僅擁有動物性的需求和欲望，人性的道德和倫常，也有神性的奉獻與升維。
這種基督教文化的底層思維邏輯影響了西方社會的方方麵麵，很多現象都是這種文化的衍生品。
美國斯坦福大學培養的學生，創立了像穀歌，惠普，耐克，特斯拉，雅虎，LinkedIn，Sun Microsystem等許多價值萬億美金的企業，這是一所深刻改變世界的大學。然而，這所大學的起源，卻來自一個悲劇故事。加州鐵路大亨和州長利蘭 ·斯坦福的獨子因傷寒去世，他和妻子簡 · 斯坦福在極度悲痛之餘，決定創立一所大學來紀念兒子，為所有加州的年輕人提供教育機會，幫他們實現夢想。1891年簡· 斯坦福在捐贈儀式上說： “加州的孩子將是我們的孩子。” 一百年多前利蘭 ·斯坦福的喪子之痛是一顆落入地裏的種子，在一百多年後長成參天大樹，開出眾多教育、科技、商業的現代文明之花。
美國的安珀警報(Amber Alert)緊急響應係統，於1966年在美國首次開發，現在已被多個國家使用。當發布安珀警報時，有關孩子、嫌疑綁架者以及涉及的車輛的信息會通過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公路上的交通標誌、電台電視台等渠道傳播。這個緊急響應係統的建立，起因是九歲女孩安珀·哈格曼在德克薩斯州被綁架和殺害。安珀的犧牲促成了警報係統的建立，用以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因而換來了拯救其他孩童的機會。除了安珀法案，美國還有布雷迪法案、梅根法案、國土安全法案、仇恨犯罪預防法案、兒童保護和安全法案等多個法案都是因悲劇事件而誕生。和安珀一樣，悲劇裏的主角所經曆的苦難，成為拯救他人的起源。
在某些條件下，苦難不但有意義，還有價值。許多（不是所有）當今世界人類所共享的藝術、科技、商業、民權等現代文明成果，追根溯源都從苦難中孕育而來。
很多充滿想象力和史詩般美麗的藝術作品來源於創作者對個人、社會或集體的苦難的深刻體驗和反思。梵高的著名畫作《星夜》、《自畫像》以及《向日葵》係列，表達了他內心深處的孤獨、焦慮和絕望。米開朗基羅的《奴隸》係列雕塑表現了被束縛、扭曲和掙紮的身體，象征著人類在壓迫和痛苦中的不懈抗爭。 贏得普利茨獎的約翰·斯坦貝克的經典小說《憤怒的葡萄》反應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農民工在麵臨經濟剝削和社會壓迫時的生存困境，揭示了美國社會的階級問題。這些輝煌的傳世之作，讓後人從中感悟到人類的堅韌與勇氣。
意大利的登山家和企業家維塔勒·布拉馬尼所發明的Vibram鞋底，被廣泛應用於登山鞋、遠足鞋和其他戶外活動鞋類，是戶外運動、軍事、工作鞋等領域的標準裝備。維塔勒·布拉馬尼的發明源於他個人經曆的悲劇。1935年， 他和一隊登山者在阿爾卑斯山的一次登山探險中遭遇惡劣天氣，因鞋子的抓地力不足，隊伍中多名成員不幸遇難。這一事件促使他思考如何改進登山鞋的安全性和性能，並於1937年發明了Vibram鞋底。如今，Vibram公司每年生產4000萬雙橡膠鞋底，供應全球各地的鞋類製造商，包括Merrell, Timberland, Hugo Boss 和Prada等知名品牌。
18世紀的法國，社會貧富差距巨大，貴族階層享有特權，普通人民飽受經濟壓迫和稅賦不公，生活陷入極度困苦之中。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君主製，確立了共和體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促成了人權宣言的頒布，並在全球範圍內影響了其他國家的民主進程。20世紀，美國南部的種族隔離製度以及係統性種族歧視使非裔美國人在教育、就業、投票、住房等方麵受到嚴重歧視。美國著名的民權領袖、牧師和社會活動家馬丁·路德·金通過領導非暴力抗爭和全國性抗議活動，最終推動了《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投票權法案》通過，結束了公共場所的種族隔離，保障了非裔美國人的投票權。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不但深刻地改變了美國，也影響了全球對社會爭議、平等與人權的看法 。法國和美國人民曾經曆的苦難，成為社會變革的催化劑，為後代創造了更加公正和自由的世界。
甚至是最殘酷的戰爭，人類集體記憶中的最深重的苦難，也有可能（不是必然）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進化到更高階文明的催化劑。日本在二戰中遭遇包括原子彈轟炸在內的毀滅性打擊，戰後的饑荒和各種疾病層出不窮，整個國家經曆了巨大的悲痛。然而日本並沒有從此就消失在曆史長河中，反而通過一係列派遣國民前往多個國家和文化中學習、進行內部改革等措施，成為在科技、商業和基礎設施等多方麵都引領全球的現代化工業國家，甚至連日本國民的平均壽命在戰爭後都增加了13.7年。
苦難還有一個降級簡易版，叫做痛點。痛點指的是人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或不便，它不像苦難那樣深重，不一定讓人在情感、精神、身體、社會等所有層麵都同時感到痛苦。但是痛點和苦難一樣，都指向不滿、不便、痛苦的狀態，反應某種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人們不一定經曆過苦難，但一定都感受過痛點。痛點和苦難一樣，都能成為變革、成長和創新的催化劑。
很多世界名校都很重視申請人對社區、家庭或學校的貢獻，要求申請人有共情心，關心他人的福祉，有幫助他人的意願和行動力。這無疑是對申請人的一種價值觀引導，啟發年輕一代發現周圍環境的問題和痛點，勇於承擔責任，解決問題/痛點，回饋社會。
在現代商業社會，企業通過識別並解決客戶的痛點，創造巨大商業價值的例子舉不勝舉。Uber解決傳統出租市場中“打車難”和“價格不透明”的痛點，贏得大量客戶和市場份額。Amazon Prime通過解決客戶在購物時配送慢、運費高的痛點，推出快速配送和免運費服務，吸引大批願意支付訂閱費的會員。Airbnb通過解決旅遊者在酒店費用高和房源選擇少的痛點， 創新推出“共享住宿”模式，顛覆了傳統酒店行業，並成功拓展了全球市場。在商業社會，痛點往往意味著機會。
當然，我們並不是要歌頌苦難，那些人為製造苦難的罪，永遠應該受到譴責。很多經驗、教訓、成長、進步、科技和文明的發展也不需要通過苦難才能獲得。但是如果苦難已經發生，應該怎樣做？前人已經給了我們很多榜樣。
丘吉爾曾說，永遠不要浪費任何一次危機。我想說，永遠不要浪費任何一次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