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
第十六章 不可抗力
一
美國宣布對中國製裁。日本宣布對中國製裁。西方七國宣布對中國製裁。 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凍結了對中國的貸款。進出口貿易大幅下滑，旅遊業一片蕭條。
喧囂的北京飯店安靜下來。公司長包房大約減少了三分之一，零星散客幾乎為零。從前小肖每天早晨需要兩個小時把客房打掃一遍，現在不到半個小時就幹完了。每次我路過前台，那裏乍看上去總是空無一人，其實小肖就坐在齊胸高的櫃台後麵，腳搭在桌麵上，話筒夾在腦袋和肩膀之間，滿臉曖昧的笑，時不時發出一聲“嗯哼”。
我拿著郵票夾子進了電梯。電梯裏隻有我一個人。電梯門關上後，一個錄音女聲悠揚地響起：“going down”。down的尾音在電梯四壁內回響，拖得很長很長。出了電梯就是大堂。平時大堂裏總是人來人往。目不斜視直奔電梯的，是來拜訪客戶的生意人；穿著旅遊鞋，三三兩兩坐在沙發上等待的，是旅遊團成員；背著旅行包，手裏舉著一份地圖，攔住行李員比比劃劃的，是自助旅行者；抱著攝影器材站在自動門旁邊，東張西望，頻頻看表，那是等包車司機的外國記者。現在這些人統統都不見了。沙發上坐著一個看報紙的平頭男子，大堂深處兩個男人的身影在晃動。他們肯定都是國安的人。
6月中旬，我需要去中國銀行西交民巷分行辦事，在北京飯店門口叫了一輛出租車。出租車司機一聽我要去的地方就很不耐煩，因為路途太短。他已經在北京飯店門口排了一個小時，滿心希望遇到一個去機場的客人。我安慰他說：“我還回來呢。我辦事的時候，你就在銀行等著我。”他這才停止了抱怨，因為停車等待的時間也是要算錢的。
當時的中國，能辦理外匯業務的隻有中國銀行一家。西交民巷分行因為地處北京市中心，所以營業大廳裏一天到晚人滿為患。我們沿著長安街往西，一路暢行無阻，在人民大會堂西路左拐，然後再左拐上西交民巷，整個過程不到五分鍾，幾乎可以說“一眨眼就到了”。
這是一座建於1920年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門前有六根渾圓的立柱，從外表看像是一座博物館。我已經預感到銀行裏不會有很多客人，但大廳的清冷還是讓我意外。營業大廳的天花板非常高，陽光從我背後的高窗照進來，將我孤獨的身影投射在光潔的大理石地麵上。我前麵一個排隊的人都沒有，我的影子筆直地延伸到營業窗口。
窗口後麵坐著一個很麵熟的營業員。她大約三十多歲，自來卷的頭發總是修剪得十分俐落。平時我們見了麵，在公務之前總要寒暄幾句。“今天外麵真熱啊”。“明天就放假了”。有一次，我把支票遞給她，她從錢箱裏拿出一疊鈔票，正要放到點鈔機裏，一個瘦高的外國男子走到我身邊，用英語對我說：“你很漂亮。”我開心地用英文說：“謝謝。”那個營業員就用中文對我說：“這家夥已經呆在這裏一天了，看見每個姑娘都說這句話。”我說：“謝謝。”然後我們倆會心一笑。
但今天她就跟不認識我一樣。我猜是因為他們接到了警告，要和外國人保持距離。眼下這種形勢，就算領導不警告，誰也不願意無端給自己惹麻煩。禍從口出，能少說一句就少說一句吧。我拿出一張支票，說：“取現金”。她接過支票，在電腦鍵盤上敲了幾下，拿出一捆鈔票，撕開綁在鈔票上的小紙條，把鈔票放在點鈔機裏數，再把小紙條重新攔腰捆上，懶洋洋地通過窗口推給我。
我走出銀行，仿佛逃離了一個高大幽深的洞穴。司機連一根煙還沒抽完呢。“這麽快？”他很不開心地把煙掐了。
回去的時候經過長安街，在天安門東側遇到一個紅燈。我們是紅燈前唯一的一輛車。對麵的紅燈前一輛車都沒有。右手邊是天安門廣場與國家博物館之前的馬路，那條路上的綠燈亮著，但也是一輛車沒有。一剎那間，我仿佛又回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坐在外婆家樓下的台階上。街上一輛車沒有，我好奇地看著路口上的交通燈一會兒變紅了，一會兒變綠了，不知道它在做什麽。
“他媽的，”司機罵了一句，“美國那個布什真是吃飽了撐的，純粹幫倒忙。製裁，製裁！製裁個屁！製得了中國的獨裁政府嗎？反倒讓老百姓過不好日子。”
我說：“恐怕也不能全怪製裁，現在這種形勢，街上跑坦克，誰敢來中國啊？”
“那可不一定。說不定好多人都想來看看中國的坦克呢，”他說，“美國人民還是熱愛中國的，都是他媽的總統沒事兒找事兒偏要反華。”
紅燈終於變成了綠燈。他踩了一腳油門，繼續唉聲歎氣地說：“這都15日了，這個月的份子錢還沒掙出六分之一呢。”
“下半月會好的。”我空洞地安慰他。
二
六月四日，當北京籠罩在血色恐怖之中時，在地球另一端的波蘭，“團結工會”在議會兩院的公開選舉中大獲全勝，反對力量終於通過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民主轉型。同樣是六月四日，北京是鮮血、悲憤和淚水，波蘭是鮮花，喜悅和淚水。
“天安門事件”會不會影響了波蘭的選民？我不知道。據說，選舉前的民意測驗曾經顯示波蘭的共產黨將會獲勝。可是6月3日晚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數小時後波蘭開始了投票，選舉結果顯示團結工會大獲全勝。這真地僅僅是巧合嗎？
全世界的共產黨都是建立在同一個前提下的，那就是代表被壓迫的人民反抗壓迫人民的人，就像《國際歌》所表達的：“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的寄生蟲！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把他們消滅幹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當中國共產黨對人民開槍的時候，它就是背叛了共產黨的綱領，因為它搖身一變成了“毒蛇猛獸”和“寄生蟲”，它反過來要“吃盡我們的血肉”，它異化成了鎮壓“勞動者”的力量。當“六四”的槍聲響起的時候，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民也許會以懷疑的眼光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執政黨，他們的共產主義信念也許會因此而動搖，他們很可能會對自己說：要不，我們還是試一下民主吧？
當然，這都是我的猜測。我懷著嫉妒閱讀有關波蘭的新聞。也許我們用鮮血澆灌出的花朵伸出了牆頭，累累的果實落到了鄰居家的院子裏。我那時完全料想不到，更令我嫉妒的事情將在5個月後發生。柏林牆被推倒了。
三
學運領袖被通緝，通緝令在電視上滾動播放。被通緝的方勵之和夫人李淑嫻逃到了美國大使館。美國大使館所在的三裏屯一帶戒備森嚴，戒嚴部隊虎視耽耽，一場新的外交衝突隨時可能被引發。
小趙開車路過使館區的時候，經常遇到警察和武警的隨機攔截檢查。有一天晚上，警察責令他把四個車門都打開，派警犬上去嗅來嗅去。每個人都有弱點，小趙那麽一個相貌堂堂的六尺男兒，卻特別怕狗，嚇得全身篩糠一樣。他把這筆帳全算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他一臉鄙視地對我說：“你的老師人品太次了。讓學生去送命，自己逃到美國大使館。”李淑嫻是北大物理係副教授，廣義上可以算作我的老師。
李淑嫻的丈夫方勵之是天體物理學家，1984年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他主張“大學獨立於政府”，在科技大學倡導“科學 、民主、創造和獨立的精神”。1986年底的學潮之所以發源於遠在安徽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是受到了方勵之的鼓勵。在1986年12月4日的學生集會上，方勵之發表演講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1987年春，在胡耀邦被撤職之後，方勵之也被撤掉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的職務，調到北京天文台當研究員。
早在1989年2月，方勵之就發表了《中國的失望和希望》，該文由Perry Link翻譯為英文，在美國的《紐約書評》雜誌發表，中文版則在香港發表，後來由北京大學學生王丹等人以大字報的形式在北京大學張貼，從而在大學生中得以流傳。
《中國的失望和希望》直指中國的政治體製，將當前經濟改革的混亂與政治體製的落後聯係在了一起：
“首先，中國的專製政體，與其他政治專製、經濟自由的國家不同，它似乎很難完全接受自由經濟體製。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專製政體，是與所謂公有製，即官有製密切聯係在一起的。它的正統意識形態，原則上不與自由經濟所必需的產權私有製相容……
其次，中國的專製政體已經一再被證明是缺乏效能的。隻要看一下共產黨本身的腐敗就夠了。經過十年的整頓黨風，其結果卻是‘不正之風’年年高，原來還隻是黨員領導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規模的‘官倒’了。至少沒有理由再令人相信，這樣的專製政體會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長的腐敗。至少就這一點說，也需要更有效的輿論監督，更獨立的司法係統，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六四運動幾乎過去了三十年，重讀方勵之的文章，我認為它仍然在針砭時弊，依然振聾發聵，依然沒有過時。
整個學生運動的進程中，我很少聽到方勵之的消息。突然聽到方、李被通緝，我略感意外。不過仔細想想，89年初的這篇《中國的失望和希望》，的確有檄文的感覺。也許當局認為是這篇文章給學生運動定了調子。但更讓我意外的還是方、李躲到美國大使館這一行為。在我看來，僅僅是為了一篇文章，他們罪不至死，更何況學運領袖們還在逃亡，生死不明。
不管怎麽說，我也不願意聽小趙批評“我的老師”，於是我盡可能為他們辯護： “學生和市民是被政府派出的軍隊殺的，又不是方勵之殺的。現在悲劇已經發生了，他們也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采取自己認為適當的措施。”
我從來不認為我有資格批評方、李的選擇，我也怕死，我也留戀生命。然而，內心深處，我還是感覺自己被方、李背叛了。連我都有這種感覺，那些深度卷入抗議示威的學生們呢？他們會不會也覺得自己被背叛了？天安門事件之後，全國青年學生士氣低落，我感覺和方、李逃入美國大使館有很大關係。大家都有幻滅的感覺。
形勢就是這麽荒唐：我家裏有一個暴虐的家長。我家右邊的鄰居為了主持正義，把我家的大門堵死了，希望暴虐的家長可以幡然悔悟，結果卻導致我們全家一起挨餓。身強力壯的哥哥自己一個人衝出了包圍圈，跑到鄰居家避難去了。我家左邊的鄰居吸取了教訓，暴虐的家長放下屠刀，一家人圍坐下來重新商量以後的日子怎麽過。
我走在連接北京飯店東樓和中樓的走廊上，原本很寬敞的走廊現在顯得更寬敞了。我經過我和郭言坐過的咖啡廳，透過寬大的玻璃窗，望向行人寥寥的長安街。靠窗的咖啡桌上擺著一隻瓷瓶，裏麵的塑料花和上個月一樣美麗、孤獨。一輛坦克沿長安街駛過，塑料花瓣輕輕地，幾乎令人無法察覺地顫抖了幾下。
我感覺自己被全世界拋棄了。
四
1989年六月十一日，在地球的另一端，法國網球公開賽爆出大冷門，年僅17歲的華裔美國選手張德培奪得男子冠軍。張德培在獲獎感言中說：“願上帝保佑每一個人，特別是中國人。”（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especially China）。這句話，對於處在孤立中的中國人民仿佛從陰雲密布的天空中投射下來的一束微光，讓我感覺到我與世界依然存在聯係。這是一種獨立於政治之外的，人與人之間基於同情、正義和常識而產生的聯係。 可惜，中國的新聞封鎖得如同鐵桶一般，絕大多數中國人在當時根本無從得知張德培的言論。
我們的辦公室如同墳墓一般安靜，以往還偶爾會有打錯的電話，現在連打錯的電話都沒有。六月中旬的一天，電話鈴響了，我接起來一聽，居然是之華。
“你在哪兒？”我急切地問。
“我在天津家裏。”
“哦，你什麽時候回來？”
“9月份開學再回去，如果還能開學的話。”
“會開學的。”我說，“我如果回天津，就去看你。”
“好的。”
她掛斷了電話。當時長途電話費很貴，我們沒有說一句廢話，時間正好控製在一分鍾。她關心我，想知道我是否一切都好；她也知道我關心她，想讓我知道她一切都好。一分鍾，足夠了。
紅色恐怖還在繼續。電視台還在滾動播出對學生領袖、工運領袖的通緝令。戒嚴部隊還在街頭站崗、巡邏。經濟發展的節奏慢了下來，物價飛漲的勢頭減弱了。對於普通人過日子來說，這倒似乎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出口訂單被大幅度削減，未來也許會引起失業，可那畢竟是更遠一些的未來，眼下人們看到的是市場上出現了質量上好的黃花魚，價格是以往的一半，那都是本來要出口到外國去的。外婆家的公共廚房裏，每天都彌漫著燉魚、燒蝦的香味。在北京飯店紀念品商店裏，我一直都很喜歡的一套真絲繡花睡衣從三百多元降到了二百多，而且可以收人民幣——從前是非外匯券不賣的。
五
自從四月份北京開始發生風波，村田先生對未來的預測基本不對。在每一個轉折點上，實際發生的衝突總是比他預測的更激烈。最為嚴重的錯誤發生在6月2日，他押注壓不會開槍。6月3日槍聲一響，我就感覺村田先生的位置可能保不住了。但我的預測也錯了。在這種非常時期，滿大街都是端著槍的士兵，就算東京對村田先生很不滿，也一時找不到願意來中國替換他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村田先生的位置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穩固。
川島小姐也留在了北京。據小趙說，當年川島小姐就是因為在東京和別人處不好關係，才被發配到北京來的。從經濟上說，她在北京工作很劃算：有海外補貼，住、行都是公司付錢，甚至連去友誼俱樂部打網球都可以按交際費報銷。最重要的，她在東京就是一個普通辦公室女孩兒，跟我的地位差不多，可是在北京，她是二老板，時不時還可以嘲笑一下大老板。綜合以上種種因素，她也不會因為街上跑坦克就回日本。
外國人從自己國家的電視上看到的中國是一片血與火的恐怖，但對於留在中國的外國人來說，此時倒是最安全的時刻——除非你是個外國記者，非要打聽到底死了多少人；除非你同情學生運動，非要幫助通緝犯出逃。對於那些繼續與中國做生意的良民，此時的中國政府簡直可以說是百般討好。
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領導不斷打電話、派人來遊說，希望佳能公司不要中斷已經談得差不多了的大連項目。佳能公司要在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建立一個組裝廠。這個工廠一旦啟動，將給大連帶來15億日元外匯投資，直接創造五千個工作崗位，並且間接帶動周邊的服務、運輸、進出口等各行各業。
中國的經濟技術開發區也是一個很獨特的現象。它是在中國本土劃出一塊地方，對涉外企業實施各種優惠政策。經濟開發區通常靠近海港，比如海南、深圳、大連。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在1984年公布了稅收優惠政策：企業所得稅減為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是25%）；經營期在十年以上的中外合資企業，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征收所得稅；經營期在十年以上，屬於技術、知識密集型項目的，或投資額在五百萬美元以上的，除享受上述規定待遇外，經批準可繼續減免一至三年所得稅。此外還可以用極其優惠的價格使用土地，在進出口方麵享有權利等等。
當初佳能打算在大連開辦分公司，自然是看中了這些優惠條件。天安門事件之後，日本政府宣布了對中國的製裁，但那隻是中止政府層麵的經濟交往，並不限製私人公司繼續投資。天安門事件損害的是佳能公司的信心。未來中國將向何處去？東京總部需要觀察，也需要來自中國高層的私人保證。這當然是有些諷刺，因為大連的官員一再向佳能公司強調：中國是一個“法治社會”。不過，東京方麵卻深知中國是個“人治社會”，找不到高層領導個人的背書，他們不敢輕易向前推進。
村田先生一直都跟中國的高級幹部有來往。天安門事件之後，他更是天天在外麵跑，今天拜訪這個，明天給那個送禮。有一天，辦公室進來一個中年男子。他個子不高，鼻梁高聳，乍一看有點像外國人。他似乎是不期而至，因為村田先生一看到他，立刻小跑著迎上去，連連說：“楊先生，你好！這可是意外的驚喜啊！”
楊先生坐在沙發上，村田先生拿出佳能公司的最新產品演示給他看。一般攝影愛好者看到佳能相機，尤其是市麵上還沒有出售的新款，沒有不感興趣的，但這個人表情很淡漠。他倒是聽得很認真，時不時拿過來擺弄了幾下，但你能感覺到他沒有真正被打動，被取悅。他擺弄完，就把相機放在了桌上。
“我正在籌備一個攝影展，想請你們去看看。”他對村田先生說。
“好啊，好啊，”村田先生迫不及待地說，“什麽時間？”
“現在行嗎？”他問。
“隨時可以出發。”
“那就走吧。”他站了起來。村田先生立刻吩咐小趙去開車。通常情況下，村田先生都會和小趙一起坐電梯到樓下，一起走到停車場。如果是和重要客人在一起，村田先生就會讓小趙把車直接開到北京飯店正門。
“不用，坐我的車。”楊先生一臉淡漠地說。說完，他就走在了前麵。村田先生立刻叫上川島小姐，兩人忙不迭地跟在後麵。
不知為什麽，他那種麵無表情的樣子，讓我想起胡耀邦追悼會上出現過的幾位大佬。等他們三人離開了，我問小趙：“那人是誰呀？這麽大的派頭？”
小趙說：“我隻見過他一次，好像是中國攝影家協會的領導。”
過了幾天，村田先生給我一堆資料，讓我寫一份通稿。原來中國攝影家協會要舉辦一個攝影比賽，佳能公司成了冠名讚助商。
又過了幾天，小趙神秘地告訴我：“你知道嗎？那個攝影家協會的大鼻子，原來是楊尚昆的小兒子。”
楊尚昆是國家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中共的“八老”之一。他的弟弟楊白冰是中央軍委秘書長，也是戒嚴部隊軍事行動的總指揮，再說得具體點，就是他指揮了6月3日至4日的軍隊進京清場行動。
原來佳能公司攀附上楊家了。這個彎拐得有點太突然，讓我無法接受。不錯，我從來沒有參加抗議，我的立場始終搖擺不定，我對學生的主張抱有警惕，我對他們的作法懷有批評，可是我有基本的是非觀。自從槍聲響起，事情對我來說就變得簡單了：暴力鎮壓是錯誤的。那些學生、市民無論有多少錯，他們罪不至死。
我心懷抵觸，村田先生明察秋毫。有一天，他心情好，就跟我聊天。他說：日本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日本。中國政府應該受到譴責，但是兩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不能斷。中國的經濟如果往後退，對誰都沒好處。
我說：“道理是這麽個道理。”
他問： “小王啊，如果現在佳能公司撤出中國，你去哪裏工作呢？”
我說：“我回北佳公司啊。”
他說：“北佳公司是北大和佳能的合資公司。如果佳能都不能在中國立足，北佳公司肯定要解散的。”
我說：“那我就回北佳公司的母公司北大新技術公司。”
他說：“北大新技術就不會倒閉嗎？激光照排係統、電子打字機這些商品一直都是政府機關、學校、報社在購買。去年價格闖關失敗之後，政府已經出台了很多措施限製集團購買。 我聽說北大新技術今年的經營很困難呢。”
我說：“反正我是北大的教師，我還有北大的工作證呢。”
“是嗎？”村田先生對我的謎之自信感到好笑：“據我所知，你那個北大教師的身份隻是名義上的，是當時為了安排你們這批畢業生的一種權宜之計。如果北大新技術倒閉了，北大能給你安排什麽工作？去食堂煮飯？”
我不服氣：“反正北大得管我。難道北大還能把我的檔案扔到大街上？”
他終於抓住了我的邏輯漏洞，得意洋洋地指出：“你這樣說，表明你還是計劃經濟體係下的思維。”
一時間，我竟無言以對。我忽然看到了我的窘境：如果中國向後轉，回到純粹的計劃經濟，那麽改革開放這十年來出現的，夾在兩種體製之間的這一批人，很可能就成為了犧牲品。對我們來說，現在別無選擇，隻能繼續往前走，推動中國轉向徹底的市場經濟，即使代價是維護專製政體。
但是，非得和楊家同流合汙嗎？我在感情上仍然不能接受。
可是我不接受又能怎麽樣？我隻是個最低階層的雇員而已。
我說服我自己：那位攝影家楊先生，他本人和暴力鎮壓沒有關係。他隻是碰巧擁有楊家的血統，並且碰巧喜歡攝影。他和我一樣，他隻是碰巧處於那個位置。他不曾把槍口對著目標，隻是喜歡把鏡頭對著目標而已。想到這兒，我忽然發現了一個巧合，那就是：“射擊”和“拍攝”這兩種動作在英語是同一個詞：shoot。我覺得這個巧合大有深意。
我努力說服自己：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如果我辭職不幹，有大把的人搶著做這份工作。這份工作由誰來做都行，改變不了整體事件的格局和曆史的走向。在曆史的長河中，我不過是一粒渺小的灰塵。我對於悲劇沒有責任，我目前做的事情也算不上是背叛。隻是，越是努力說服自己微不足道，我心裏就越是忿忿不平。從小我就很頑固，我的性格讓我吃了不少虧。我一直覺得我生活在壓力下。這種壓力的目的就是磨滅我的棱角，抹殺我的個性，貶低我作為一個獨特的人的價值，把我塑造成一顆可以安裝在獨裁機器上的螺絲釘。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不服從的人，而現在，他們竟然成功壓製了我。
不，我對我自己說。我要成為一個人，成為一個能夠負責的人。雖然我不知道我到底應該對什麽負責。但我一定要把那件責任找出來。一定有一件事情，必須由我來做；一定有一份責任，非我不能承擔；一定有一種改變，隻有我才能實現。
六
村田先生說：“真相和正義總會到來。要相信時間。”
“與此同時，”他說：“現在是最好的和中國做生意的時機。這是因為中國急切地需要和西方世界恢複正常的關係，所以會給出最大限度的優惠。”
他還說：美國是在忍痛製裁中國。製裁並不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隻是他們當慣了世界領袖，不得不表明一下態度而已。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很快就會解除。日本應該趁機走在美國的前麵。
按照原定計劃，我們將於1990年1月搬到中國國際貿易中心。中國國際貿易中心是北京市第一個大型辦公中心，1985年破土動工，第一期寫字樓預計1990年1月開業。計劃中的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包括5幢寫字樓，一座酒店，兩座公寓，一座購物中心，其中寫字樓的總麵積達到三百多萬平方英呎。
我剛到佳能工作的時候，村田先生就向我許過願：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搬到專業的寫字樓去。客廳地毯上再沒有紅漆木床留下的四個深坑；衛生間裏再沒有浴缸；辦公室的門是玻璃的；透過玻璃門可以看到Canon 標誌；我們將有一個大辦公室和一個會議室；會議室裏會有電子白板和投影儀；所有的辦公家俱都是從日本訂做的。來來來，過來看看我訂購的椅子。為什麽我選這個形狀的椅子？因為它雖然看著很漂亮，可是坐著並不舒服，否則的話，開會的人就要睡著了。哈哈哈。
我一心盼著搬到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去。到那時，我就能站在電子白板前，熟練地操縱著投影儀，給客人講解佳能照相機的功能，就和佳能宣傳品上的模特一樣。
8月下旬，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的銷售代表來拜訪村田先生。國貿是中外合資企業，外方是馬來西亞的郭氏兄弟。銷售部門的很多雇員都是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的華人。他們能說流利的中、英文，看上去和中國人一樣，但是舉止、語氣又有細微的差別。
這位銷售代表恭恭敬敬地向村田先生表示：由於不可抗力，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的建設不能如期完成，入駐時間要往後推遲至少半年。
“哪一種不可抗力？”村田先生問。
“就是眾所周知的不可抗力。”
村田先生要他說得再具體一點。
銷售代表便一五一十從頭講起：大樓主體建築在五月就已經完成，但是在六月四日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過程中，有幾塊玻璃被戒嚴部隊打碎了。那種玻璃是從法國訂購的，一塊都沒有富餘。我們已經向法國追加了訂單，偏偏又趕上西方七國對中國禁運。玻璃什麽時候能運到還說不準。
等他走了，村田先生心情沉重地說：“下午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下午，小趙開車，我們四個人全體出動。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在北京飯店以東大約六公裏，如今是北京繁華的CBD，有人將其比作紐約的曼哈頓，有人將其比作東京的銀座，但是在1989年，那裏是窮鄉僻壤，一片廢棄的工廠區舊址。
國貿的宣傳資料我已經看了無數遍。我們即將入駐的寫字樓是一座全玻璃幕牆的33層的建築，建成後將是北京第二高的建築。當時北京第一高的建築是京廣中心，但京廣中心瘦瘦高高的，形狀沒有美感。我很喜歡國貿寫字樓的設計。它的長寬比和諧、勻稱，既穩定又威嚴。樓體的橫截麵近似長方形，有三個直角和一個圓弧角，看起來既簡潔又優雅。
我們的車沿著長安街向東，在東三環立交橋處掉了個頭，再沿長安街向西走了幾十米，就停在了國貿寫字樓腳下。我們下了車，仰著頭，將這幢高樓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建築主體已經完工了。宣傳資料所給出的美好印象都得到了證實。它確實是高大、威嚴、簡潔、優雅。深褐色的弧形玻璃幕牆看起來像是一幅畫，反射著藍天和白雲。美中不足的是這幅畫上有七、八個黑點，那就是被打碎的玻璃。
我感到納悶。這座建築的玻璃幕牆是全封閉的，根本沒有可以打開的窗戶。戒嚴部隊為什麽要朝著它開槍呢？再說，被打碎的玻璃中，最低的一塊也在9樓。我完全想像不出軍人當時受到了怎樣的威脅。在我看來，他們開槍毫無理由，非常隨意，就是出於一種破壞的快感。
村田先生關心的並不是戒嚴部隊開槍的理由。他觀察了一番進出工地的車輛，得出結論說：這幾塊被打碎的玻璃隻是中國國貿中心的借口。
他是這樣分析的：雖然寫字樓主體建築看起來完工了，但更耗時間的其實是內部裝修和電氣工程。中國的工程隊不具備如此大規模施工的經驗，肯定已經延誤了工期，致使客戶無法準時入住。國貿本來就麵臨違約賠償。沒想到趕上了天安門事件，給了他們一個“不可抗力”的完美借口。
他指著玻璃幕牆上的黑點說：你們看，這幾塊碎掉的玻璃必須重新訂購，這應該是真的，因為外牆是弧形的，每一塊玻璃的弧度都不一樣。但這幾塊玻璃對整個大樓的功能和安全應該沒有影響。受影響的隻是那幾家公司而已。有必要讓全體客戶都推遲入住嗎？半年的租金可是一筆巨大的收入呢。
我說：“也許因為這幾個洞，整個大樓的氣壓都受影響？”
村田先生說：“那樣的話，現在就應該用臨時材料遮擋一下。保留著這幾個洞，隻能是給客戶看的。”
我說：“我們應該進去看看，他們是不是正在鋪設各種線路？”
村田先生說：“進入工地要提出申請，我估計他們不會批準。”
果然，村田先生要求進入工地的申請沒有得到批準。
既然無法按時搬到國貿中心，村田先生就隻能通知北京飯店延長租約，沒想到北京飯店竟然趁火打劫，將租金提高了50%。明明那麽多房間空著，根本談不上供不應求，但他們認準了這是最後一次搶錢的機會，也認準了佳能公司不可能為了半年過渡再搬一次家。
村田先生很生氣，但也毫無辦法。
“不可抗力”，“眾所周知”。你明知道他們說的都是假話，可你就是毫無辦法。
這就是放棄尋找真相可能會引起的連鎖反應。不管過了多少年，我始終也忘不了國貿寫字樓那幅巨大的玻璃幕牆，以及牆上的幾個黑洞。那不是一般的黑洞，而是“種子”黑洞。它能成長為怪獸一般的超級黑洞，能吞噬掉一切物體，一切光明。
上一篇： 遺忘，在一周之內
下一篇： 再見，澎湖灣
從曆史走來，人類文明發展的潮流又是什麽？是：人，也即是人身和人心。以人為本，不是一句空話或套話。在當前，貫通古今、融匯東西的真正依托，也不過是“人”而已。
矛盾不可避免，改變也是必然，主動也好、被動也好，考量的是大家的身和心。
上升也好，下降也好，都是天地之間的變化，人若越想勝，反而越可能敗。隻有身心超越了勝負，才能真正做到雙贏。
中國1949年失去了一次機會， 1989年， 然後是2012年？ 有個朋友說的對， 中國一直在一個圈子裏走， 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