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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來過,我走過,我們是否相遇過? 也許是某一個場景,也許是某一個人,也許是某一首歌,也許是某一段文字, 曾經給我們留下刻骨銘心的感動,記錄下這些生命的痕跡,在歲月靜靜流逝的長河裏,讓我們知道自己曾經這樣活過。—— 曉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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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霜訪談 Monica】 新冠感染後,回望在美國40多年的生活(上)

(2021-02-23 11:34:47) 下一個

 曉霜 相約曉霜 

作者和Monica近照

 

寫在前麵我們 Palo Alto 的鄰居,灣區朋友熟悉的 Monica 大姐和她先生2020年3月初感染了新冠,多家媒體報道了他們的病例。很多朋友關注他們的康複過程,我也一直想寫寫Monica 在美國的一些生活經曆,最近和她做了一次深入的訪談,現在和大家分享上篇,敬請關注下篇我為什麽要參與這些事?》  

 

被采訪人:Monica Yeung Arima

 

采訪人/撰稿人:曉霜
 

01

 

感染新冠的經曆

 

  

 

兩年前,我先生退休後,在斯丹福大學上了很多課,包括考古學、人類學、文學曆史等,我們非常期待今年去埃及,這一趟曆史文化之旅。今年二月(注: 2020年)終於成行,我們去了歐洲和埃及一個月,最後一站到埃及,沒想到我們在路上感染了新冠。

 

我們在埃及的旅行有陸地和水上兩部分。其中幾天,我們和幾個旅行團的遊客一起在尼羅河乘船遊覽,一起共享自助餐,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新冠病毒已經在埃及傳播開。回程路上,開始感到不適

 

剛回到 Palo Alto,我覺得特別累,四肢酸痛,後來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先生的症狀比我輕一些。知道外麵開始流傳新冠病毒,我們主動聯係了醫生要求測試。

 

Monica Yeung Arima 和先生在埃及

 

我們星期二回到家,星期四約到了時間去我家附近的診所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PAMF) 檢查。PAMF為了防範新冠傳染,讓人開車進入停車場,在停車場等到叫你,過去直接檢查。為了防範傳染,不讓病人和行人隨便走動。

 

3月初,我和先生是舊金山灣區最早的幾個新冠病人,我們是PAMF第一例。當時他們還沒有固定的測試程序,醫生也不知道應該怎麽做。預約的那天他們問了病情,給我們做了其他病毒的常規檢查,但是並沒有給我們做新冠檢測。他們要等到其他因素排除後,才給做新冠檢查。醫生給我開了抗菌素。其他的病毒檢查都沒問題,但是醫生還是沒有給我們做新冠檢測

 

我們有些失望,繼續要求測試。醫生終於同意我們下周一可以去做新冠檢測。

 

從周四到下周一,我服用了5天抗菌素,病情沒有任何改善,發燒咳嗽引起肺部發炎,哮喘開始變得厲害,因為肺炎,X-ray 後,醫生說我需要住院。我是下午一點多到斯丹福大學醫院的,他們讓我做各種檢查,也做了新冠檢測。在急診室一邊檢查,一邊等,呆了近12個小時,到半夜一點多,醫生讓我住了院。

 

Monica 在斯丹福大學醫院的病房

 

住院後,第二天早上收到我的新冠測試結果:陽性。

 

醫院馬上安排了我先生和兒子當天進行檢測, 也讓通知其他所有我們接觸過的親友們。先生的測試結果也是陽性,醫生馬上安排他住了院。兒子檢測沒有感染, 可以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斯丹福大學醫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自己搞了一套新冠測試方案,他們有自己的試劑,經過FDA的批準;他們有自己的實驗室,可以當天知道測試結果,檢測速度非常快。

  

因為我們早有思想準備,所以並沒有感到意外。後麵的一切都發生得非常快, 我們住進了斯丹福大學醫院的隔離病房。

 

他們馬上建立了嚴格的隔離措施,第二天,全院不讓任何人探視病房。

 

隔離病房的防範和管製是非常嚴格的。一人一間房間,每次醫生和護士進來都是從頭到腳全副武裝的,他們不僅帶口罩、手套,還戴麵罩,穿防護服,防護鞋。隔離病房和外麵有個中間地段,醫務人員在那裏做準備,替換衣服,然後進入病房。

 

因為我和先生是斯丹福大學醫院的第一例,他們那時並不知道如何對待新冠病毒。

 

我哥哥也是一位醫生,在香港工作,他和我關係一直非常好。我們馬上告訴了他,進行谘詢。他建議醫院做這做那,但是那些程序在美國的醫院沒有FDA批準,沒法做。

 

我運氣特別好,有位女朋友,她是醫生也是藥劑師。她告訴我們,我先生以前工作的 Gilead Sciences (吉利德公司) (*Adrian was senior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at Gilead Sciences for 10+ years), 有一種藥叫 Remdesivir(瑞德西韋), 雖然它不是專門治療新冠肺炎的藥,但是可以幫助。我們馬上到穀歌上去查,發現在西雅圖已經有成功的案例。

 

我先生馬上聯係了他在吉利德公司的前老板,他幫助我們聯係到瑞德西韋臨床試驗的相關部門。根據我的病情,他們覺得我是適合的病人參與該藥物的臨床試驗。

 

我先生 Adrian 的病情沒有我嚴重,他沒有參與該藥的臨床試驗。

 

醫生馬上讓我開始了五天的臨床試驗。那藥是靜脈注射的,我用了第二天,就明顯感到有好轉。病情一天天改善。五天的臨床試驗結束後,我的病情穩定。我住院差不多兩周,醫生讓我出院回家休息。Adrian 在醫院三天,就提前出院了。

 

後來幾家媒體采訪報道了我們的故事。

 

朋友送的花和卡

 

Q: 您現在是否完全恢複了?

 

A: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跟得病前相比,我現在已經恢複到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了。但是,我的肺裏還是有少量的痰。現在表麵的反應就是,空氣渾濁時,有時我還會咳嗽。新冠病毒侵入,襲擊肺的下部,需要一段時間恢複。現在好幾個月了,還在恢複之中。

 

我義務加入了斯丹福大學兩個研究項目:一個是新冠病人康複後對肺功能的影響;另一個是新冠病人對 mental health (精神健康) 的影響。

 

Q: 這場新冠感染的經曆,對您和先生有什麽重大的影響?

 

A:我是一個徹底的樂觀主義者,我把它當作一場Bad flu(嚴重的流感)。生病了就去治療;需要什麽,就去尋找幫助,然後接受治療,直到康複,這是我所經曆生病的過程。這也是我一生的Mindset 和人生觀。

 

Monica 和先生在埃及

 

Q:您親身經曆了這場新冠後,對於如何防範新冠,有沒有建議給其他朋友?

 

A:最重要的是增加自己身體的免疫力免疫係統的功能非常重要,它能夠更好地保護自己。建議需要時,可以每天服用維生素C作為緊急的防護措施, 可以提高免疫係統的功能。

 

和我們一起去埃及旅行的遊客中,有一對老夫妻,比我們年紀大多了。他們也感染了,他們那裏的醫療條件並不像我們舊金山灣區那麽好,沒有那麽多資源,他們那裏的檢測要很多天才能出結果。但他們幾乎沒有什麽症狀,恢複得很快。我看到他們一路上,每天早上都衝泡維生素C衝劑,把它當作果汁一樣喝,我相信這幫助了他們。即使感染了,他們也恢複得很快。

 

其實瑞德西韋藥也不能殺死新病毒,隻能讓新病毒發展得比較慢,不會快速傷到人的器官,然後讓病人的免疫力與病毒作戰,可以讓病人的恢複期提前4-5天,也可以減少死亡率。

 

如果我們大家提高免疫功能,可以減少感染;即使感染,也可以恢複得更快。如果你在醫院的話,醫藥費用也可以更少;更多的人不會發展到嚴重的程度,死亡率也會更低,所以增加免疫功能對我們大家來說是至關重要。

 

其他就是提醒大家出門戴口罩,注意社交距離,出門回家後馬上洗手等等。

 

如果你感染了,除了聯係醫生,要馬上通知所有你接觸過的人,防止進一步擴散。總之,大家要注意防範。

 

Monica 夫婦和兒子Aaron 在Cornwall, England

 

02

 

我的家庭故事

 

 

我出生在香港一個中產家庭,我的祖先來自廣東中山,祖父很早就去香港定居了。我的祖父母有九個兒子,沒有女孩,五個兒子在戰爭年代早逝。我的祖父在50多歲就去世了。我父親和叔叔,作為家裏的兩個大兒子,在13-14 歲就出去打工,幫助養家。

 

我有五個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三,我們三位跟祖母在城裏生活,兩位弟妹跟我父母在農場一起生活。

 

我在祖母身邊長大,那時的生活環境是非常重男輕女的。在那個孩子多、資源少的時代,作為家裏的長女,排行老三,正是中間的"管家婆", 要讓我做很多家務事,卻得不到祖母的寵愛和關注,感到很壓抑。但是我和兩個哥哥關係甚佳,不能從祖母那裏得到的東西,哥哥都會為我爭取。爸爸也是最疼我的,所以我在家裏是男士們的嬌嬌女。

 
中國“重男輕女”的傳統文化和我小時候的生活經曆,對我後來的人生道路,和我的一些思想和生活方式也起了很大的影響,讓我更加獨立,更加願意幫助女性,意識到平等、公平的價值。我渴望一種更平等,更公平的生活。

 

我14歲的時候就開始工作,給孩子輔導功課,我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不用家裏一分錢。

 

我從K-12(小學到高中)一直在香港的教會女校讀書,我並不是班上最聰明,學習成績最好的學生,但是在香港最好的學校念書,開始在聖心書院(天主教學校)上小學,高中在英華女校(基督教學校),這讓我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包括信仰和價值觀。我從小就接受這樣的教育,在神的國度,天下人人平等。

 

我高中畢業後來到美國,先在社區大學上學,我很努力,成績也不錯,兩年後轉到伯克利大學工程係學習。那是七十年代,現在亞裔人所麵對的問題和挑戰,我們那時也同樣麵對,但是我作為經濟條件不是那麽好的學生,我們申請學校時,大學錄取和得到經濟資助都比較容易。應該說我們是當年平權運動的受益者。我們自己也是很努力,白天上課,晚上到餐館打工,自食其力。這一生的成就,也是靠這段時間中培養出來的能力,而不隻是哪所大學畢業的原因。
現在的新移民,起點比我們那時高多了。七十年代,那時我們一般隻申請兩所學校,一所加州Cal State 公立學校,另一所夢想中的學校(UC),或者是其他更加保險的學校。因為不懂那麽多,也沒有那麽多錢申請太多學校。

40多年前我來美國時,伯克利也有很多亞裔因為平權法案而錄取,亞裔的比例很高。現在的挑戰當時也有,但那時我們沒有那麽多的法律訴訟。自己努力,然後能隨遇而安。

那時我們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兼顧各種事情,這些經曆給予我生活的能量和毅力。所以我常常對人說,你從什麽學校畢業不那麽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公平對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價值,因為我和很多華人都是當年平權法案的受益人,現在我們做得不錯,也希望能夠Make rooms for others, 讓那些生活不如我們的家庭能夠得到更多的機會。

03

我的工作經曆

 

我在大學讀書都是靠自己養活自己,從來不需要家裏支付我的學費和生活費。哥哥有時會給我一些補助。我在伯克利讀書時,有幸參加了IBM的一個 CO-OP Program (半工半讀)的項目,半年讀書,半年工作。

 

伯克利工程係畢業後,我有不少工作機會,可能是出於對IBM的感激和我比較忠誠的性格,大學畢業後我回到IBM工作,盡管那不是最高的工資,一呆就是12-13年。
 

我在IBM學到很多。我的第一個老板,成為我職業和人生難得的導師。

 

我剛參加工作麵試時,也不是很有經驗,像參加考試一樣。後來我問雇我的老板,我的成績也不是最好的,你怎麽會雇傭我?

 

老板的回答,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說,你能在伯克利畢業,任何人能在伯克利畢業,我相信你們的智商一定沒有問題,什麽都可以學會,可以輕鬆勝任這個工作。但是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工作態度和團隊精神。如果有人成績很好,又有能力,但是工作態度不好,不能與人合作,那麽會有很大的問題,會給我很多頭痛的事情,那不是我想雇的人。

 

他是我的第一個老板, 他的這番話,給我很大的震動和啟發。
 
我在IBM呆了12 - 13 年,一半時間當工程師,在IBM Santa Teresa實驗室 (San Jose) 工作;另一半時間,在舊金山的 marketing (市場部門)工作。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兩個職務轉變過程中我所學到的。
 
我在技術研發實驗室(Development Lab) 工作了五、六年,做得很順,也習慣了日常的工作,但是很想有點新的挑戰,也特別喜歡舊金山那個城市,所以想到公司在舊金山的市場部門去工作。
 
我的老板對我非常好,他知道那是不同的部門,需要不同的技能,他擔心我在市場部門不一定能適應立足,他怕我做不好又回不來。他說我們實驗室給你保留人員關係,調你去市場部門工作借用一年,如果你不喜歡或者做不好,到時可以再回來。我的工資繼續從實驗室發,還給了我reloaction 的福利。我非常感激老板的好意。當然,我去了一年後再也沒有回到 Santa Teresa實驗室,因為我很喜歡舊金山。

 

我是工程師出身,我們亞洲人做工程師,做技術方麵的活往往都做得比較好,但是市場銷售、推銷,需要另外的技巧技能,文化不同,我們在美國的 social skills, political skills, 往往比較欠缺。

 

幸運的是,我很喜歡跟人打交道,能夠與人合作,雖然我也感覺到自己的欠缺,認識到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技能技巧,需要重新學習;意識到不同的部門也有不同的職業文化和不同的環境,需要慢慢地適應新的工作。一年後,我還是幸存下來了。

 

 

談談職場天花板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華人朋友有個誤區,華人工程師覺得自己工作做得那麽好,別人的工作做得還沒有我好,為什麽別人提升當了經理,而沒有自己?他們馬上覺得這是職業天花板,或者歧視。其實我們應該區分深層的原因。

 

我從自己的工作經曆明白,你在位置A把工作做得很好,並不意味著你自然就可以提升到位置B也能把工作做好。比如說你的技術工作做得好,並不意味著你就能成為很好的管理人員,這需要新的技能技巧,需要學習。這一點我們大家要了解,如果你想到位置B,你要具備位置B的能力。

 

我非常感激我的第一任老板, 他告訴我,他招人的時候,看工作態度和團隊的精神遠遠勝過學校的成績。因為技術可以學習,但是如果沒有好的工作態度和團隊精神,這樣的員工是難以與人合作的,也是難以承擔重任的 。

 

我的老板還告訴我,雇用合同是雙方自願的協議。你每天工作拿工資,所以公司並不欠你什麽。如果你覺得公司對你不公平,那你應該說出來,如果你隻在自己的圈子裏抱怨是沒有用的,你必須要放到桌麵上,你要找我說出來,這樣我才能知道,我們才能討論這件事,才能知道怎麽改進我們的工作關係。

 

還有一點,如果你真是那麽強,有很強的技能技巧,你也可以去別的地方,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因為這些原因,我會把自己的工作態度放好,覺得公司並不欠我什麽,如果我要留下來幹,那就好好幹,因為你每天都拿著工資。如果你覺得沒有被公平對待,你就提出來,如果得不到解決,可以(準備)走人。否則,你不是自掘墳墓嗎?

 

你在公司的位置A做得很好,想去位置B,你要跟老板說,要自己學習新的技能。我們的文化和價值不同,如果一些事情你不願做,不喜歡那種文化環境,就不能指望老板會自然提拔你。例如,在銷售部門,他們經常與客戶一起喝酒聚會, 打高爾夫球,建立聯係,交流信息,但是我不喜歡喝酒,也不喜歡那些聚會,有時不能強迫自己,這是文化和性格的差異。

 

我跟先生結婚後在 Palo Alto 住下來,每天上下班在路上開車3-4個小時對我來說實在不習慣。當時IBM 準備在Palo Alto設立分部,沒想到我們度蜜月回來,IBM取消了這個計劃,當時業界人員過剩。那時我才35歲,接受了IBM提前退休的福利計劃, 然後我就開始做房地產經紀人。這是個自由職業,可以兼顧家庭和工作, 一做就是26年了。

 

Monica 夫婦

 

04

先生的經曆:塞翁失馬焉知禍福

 

我先生 Adrian 是個很低調的人,他是第三代日裔美國人,一個典型的學霸。
 
珍珠港事件爆發,二戰後,許多美國人十分憤怒並譴責所有的日裔美國人,反日情緒高漲,幾乎所有的日裔美國人受到排擠,很多人進了集中營,根本找不到工作。Adrian 的父親是一位退休的美國陸軍上校,擁有博士學位,在軍校任教,他去過世界上很多國家,最後在加州Carmel定居。他家非常重視教育,媽媽65歲還在斯丹福拿了個博士學位。Adrian 是在這樣的家庭教育和生活環境中長大的。
 
1968年他在 Carmel (卡曼)高中畢業,他是那屆的學生主席(Student President)。他們那一屆畢業班大概有250人,現在已有100來人去世,2018年畢業50年集會,有100多人從世界各地來參加他們的聚會,你可以想像,他們年級同學的關係是非常親密。Adrian 很受同學們的尊敬。

 

Adrian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四年拿了本科和碩士兩個學位,後來上了伯克利法學院,畢業後又回到斯坦福大學工作。他是一位 Licensing 律師,負責斯丹福大學技術轉讓相關的法務工作,後來他在斯坦福大學學院和醫院做律師主管(Managing attorney)。萬萬沒有想到,他在斯坦福大學工作了19年後被裁員。斯坦福大學工資不是最高的,但是福利非常好,有很好的退休金。他當時離退休期的福利(early retirement)隻有六年,他以為可以一直在斯坦福大學工作到退休呢。

 

先生失去工作,一時無法買到個人的醫療保險,因為他的年紀加上身體狀況(pre-existing conditions), 有錢也買不到保險,這是當時美國的現狀(當然後來有了奧巴馬計劃)。

 
19年來,他兢兢業業地工作,完全沒想到他們整個法務部門被外包了,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工作。這給 Adrian 的打擊非常大。不僅僅他自己畢業於斯坦福大學,他的母親和哥哥也畢業於此。那時我懷孕9個月,馬上要生兒子。先生在這種處境下,我們的心情都非常不好。

 

更沒想到的是,3年後,斯坦福大學原來的法務部門又恢複了,他們把年輕人雇回去,但是年齡大的員工再也回不去了,都失去了工作和福利。那年我先生46歲。斯坦福大學這樣做,當時震驚了法律界。你無法知道他們最初的動機和政治原因,但是很多老員工都失去了工作。Adrian 和他們一批老同事對此毫無準備,給他們精神上的打擊和創傷很大。對於Adrian 來說,他的失落可能有10年之久,這段時間沒給斯丹福大學任何捐贈

 

我們把Adrian 拿到的一筆Severance pay (遣散費)建了一個family  charitable gift fund (家庭慈善基金), 這樣做有稅務的優惠,等於遣散費少交了一半稅。放在家庭慈善基金裏的錢可以自己控製今後如何捐贈使用。但是那時我們取消了給斯丹福大學所有的捐贈。

 

Adrian和Hachi在Carmel 海邊

 

但是人的命運總是非常神奇。我們沒想到,上天自有安排。可謂,塞翁失馬,焉知禍福。

 

我先生被裁員後,當時就有很多朋友,很多律師同行幫助他,給他推薦工作。他在工作中和做各種義工時,建立了強大的 network,他口碑好,業務能力強。了解他的人都願意幫助他,後來他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機會。

 

他是紅十字會我們地方分部的董事和總裁,斯坦福Credit Union的董事,Asian Staff Forum 還有 Stanford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lumni Club 等創始人。孩子上學後,我們也在學校做很多的義工。

 

我從Adrian 那裏學到很多,如何與他人合作,怎麽跟市政府去溝通,如何表達自己的觀點,如何爭取自己的利益,如何寫文書文件得到他們的支持。我舉個例子說明。

 

我們在Palo Alto買了一棟被劃為曆史保護文物的舊房子,因為是個“曆史老房”,我們加蓋和重建房子時麵對很多挑戰,每一步都要經過市政府嚴格的審批,做任何的修改都是非常困難。在那些繁瑣的審批過程中,你如何跟市裏的相關人員去交涉,這讓我了解本市的city hall 政治和市議員(city councils)的工作。

 

每一個程序審批前,我常要寫很多東西,然後我先生幫我修改,我再交上去。經過很多的程序,我最後一步一步地把那個曆史老房改建成現在的家。當然審批程序得以完成,也是經過很多年的時間。

 

Monica家的花園

 

我先生被斯坦福大學裁員後,律師朋友邀請他到Palo Alto一家律師事務所去工作,後來朋友介紹他到高科技生物公司去當首席律師。

 

他在斯丹福大學醫學院做技術轉讓的法務工作和管理經驗,他了解藥的臨床試驗過程和法律,讓很多生物公司感興趣。

 

他開始到一些小的生物公司當首席律師,不過這些年有很多公司合並,每次小公司被大公司合並後,首席律師都自然丟掉了工作。他就是這樣進進出出幾家公司,工作很不穩定。

 

最後為了工作能夠穩定一點,他去了一家大公司,就是吉利德公司,他在那裏當 senior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工作了10多年,一直到兩年前退休。這份工作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經濟收入,現在可以很舒服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完全沒想到,我還用上了他們吉利德公司的藥,參加了瑞德西韋的臨床試驗,讓我的新冠病情得以控製和加快恢複。

 

回過頭來看我先生的人生經曆,他早已放下了當年被斯丹福大學裁員後耿耿於懷的心理狀態。

 

回頭看看人生的一些得失,真是塞翁失馬,焉知禍福。

 

 

未完待續。敬請關注【訪談 Monica】下篇:我為什麽要參與這些事?

 

本文片來自Monica。文中點代表個人,與他人和平台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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