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予他人是成全自己的一種方式” — Palo Alto 傑出公民 Mary & Allan Seid 夫婦的故事

 

Mary & Allan Seid 夫婦在 Palo Alto Tall Tree Award 獲獎儀式 (照片由 Monica Yeung Arima 拍攝)

 

五月十七日，Palo Alto 華人家長會的十幾位朋友一起參加了本市第39屆 Tall Tree Annual Award (高樹獎) 的獲獎儀式和慶典晚宴。

 

該獎由本市的民眾提名，對社區做出過特殊的貢獻，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和企業，由Palo Alto 商會和 Palo Alto 周刊（Palo Alto Weekly) 每年讚助、頒發獎項。 此獎共分為四類：1. 傑出的公民誌願者；2. 傑出的專業人士；3. 傑出的企業； & 4. 傑出的非營利組織。

 

今年Mary and Allan Seid 夫婦獲得了傑出公民獎。這對夫婦是第四代華裔移民，中文姓薛，這也是 Palo Alto Tall Tree 年度獎成立39年來第一次頒發給華人。薛家的故事很感人，為此 Palo Alto 華人家長會 (PACPC) 想了解他們更多的故事和社區更多的朋友分享，兩天後 Allan 和 Mary 愉快地接受了我們的采訪。

 

 

 

 

紀念父母最好的辦法，不隻是緬懷他們所做過的事情，而是繼續他們尚未完成的工作。

 

—— Allan Seid, MD獲獎感言

 

  （一）家庭的影響塑造了他們

 

星期天 Amy Yang, Clarissa Lee 和曉霜一起采訪了Allan 和 Mary。我們想知道他們更多的家庭故事；想了解他們如何創辦非營利機構美亞社區協進會（Asian Americans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 簡稱 “AACI”) ；我們也希望從他們的人生經曆中得到更多的啟發。

 

剛走進他們居住的 Palo Alto 退休公寓，夫婦倆已經在大廳前台等待我們了。

 

Allan 個子不高，滿臉真誠的笑容，眼睛清澈透明，帶著一種親和力。他見到我們，便熱情地上前和我們握手問候，迎我們進屋。他說起話來，不緊不慢，讓人如沐春風。站在Allan 麵前，我想到他的修養便是“教養”兩個字的最好詮釋了。Mary 微笑著站在先生身邊，從容不迫，斜挎著一個長帶子的小包。一幅爽快能幹的樣子。一看便知道她是Allan 的賢內助！

 

Allan 在獲獎感言中說，“紀念父母最好的辦法，不隻是緬懷他們所做過的事情， 而是繼續他們尚未完成的事業。”  他們都提到自己的家庭塑造了他們。我們見麵的第一個問題自然就是聊聊他們的家庭。Allan打開話匣子綿綿道來，他的家族史就是一部美國華人的移民史。

 

Allan 的曾祖父，1863年從廣東省沿海一個偏僻的小鎮來到舊金山淘金。

 

1863年，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聲勢浩大, 致力推翻清政府。清政府與英國簽訂條約，鎮壓太平軍。內亂外患，人心惶惶，廣東沿海地區又受到嚴重的幹旱，民不聊生。當時加州發現金礦的消息傳到了中國，村子裏那些急於擺脫貧困的華人就讓他們的長子和親友們一起坐船，遠渡重洋到加州去淘金。但是當他們來到這裏，等待他們的並不是“金山”和黃金， 新來的中國人受到嚴重的排斥和歧視，他們不是在哪裏都可以隨便“淘金”的。白人覺得他們是外來人，不能夠成為“金山”的主人。當時華工的生活非常艱苦，被當作二等勞工。

 

隨著淘金夢變得暗淡，一些早期的移民開始在中國城住下來，轉向開洗衣店和中餐館。很多華工參加了修建鐵路。1864年修建鐵路完工後，大量的華工失業。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更增加了加州的失業率。

 

照片來自網絡

 

戰後經濟低迷，美國對華人的歧視和限製也越來越嚴重。白人稱中國人“不可同化”，聲稱中國人是白人的經濟威脅，稱中國人是美國社會的禍害。他們想把中國人趕回中國去。

 

那時Allan 的曾祖父作為舊金山唐人街早期的老移民，他張開雙臂歡迎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幫助他們在舊金山唐人街尋找住房和就業機會，為他們尋找、提供醫療服務。

 

那時華人隻能在唐人街生活和工作，不能到外麵去找工作。Allan 祖輩把中國城當作自己的家。幫助中國城的華人就是幫助自己大家庭的成員 。

 

1882年，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 這與美國憲法“人生來平等”的立法、建國原則背道而馳。 這是美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立法排斥一個種族。它限製華人的工作、教育、醫療、借貸、財產權。禁止華人移民，禁止華人入籍。在這種環境下，對華人的歧視、限製、暴力、羞辱變本加厲， 十年間華人的人數在美國少了一半。

 

Allan 的祖父，在他父親的影響下，成為唐人街的社區領袖，他進一步幫助華人社區，並擴展了他父親提供的對新移民的個人服務。因為祖父懂中英文，他幫助華工找到去阿拉斯加捕魚的工作機會，幫助他們談判工作條件。在舊金山他自己租下房子，改造成宿舍給無家可歸的華人，還建立了華人家庭協會。Allan 祖父那時就意識到一個人的力量和聲音有限，需要建立起華人的社會互助組織。

 

Allan 的父親作為中國城的領?，又繼續他父親的工作，建立了中國城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華人醫院。

 

在和Allan交談中，他不斷地重複“幸運”兩個字。即使是在排華最嚴重的年代，在艱難困苦的生活環境下，他仍然感到他的曾祖父、祖父、父親是很幸運的人。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他的父輩祖輩依然樂於助人，讓社區變得更好。

 

Allan 說，看到他的父輩、祖輩在那種充滿歧視、不公的環境下如何自強互助，給了他希望，他相信華裔美國人在這個國家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更加幸運的是Allan 遇到 Mary, 她有著同樣的生活經曆和同樣博大的心胸，他們有著共同的情懷。

 

Allan大學畢業後，Mary 自己工作供先生上南加大醫學院。那時每個醫學院往往隻有一個華人學生。 1962年Allan在醫學院畢業後到聖何塞實習一年，他意識到作為一名醫生不會提供他更多與人交往的工作機會。太太建議他去探索精神病學，Allan跟隨他的興趣，到斯坦福大學學習精神病學和跨文化的研究，取得碩士學位。

 

Allan和Mary是他們同代人中的幸運者，他們的生活比父輩和祖父輩好多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忘記家庭給予他們的影響，從來沒有停止過為華人和弱勢群體的權益而工作。他們的追求超越了個人的溫飽，超越了個人的成就。

 

 

照片來自 Palo Alto Weekly

 

Palo Alto 周刊在報道Allan & Mary 的故事時，讚揚他們一家幾代人為亞裔、為社區所做的貢獻，稱之為 “A Family Affair” 。他們的祖輩把中國城當作自己的大家庭，把中國的華人移民都當作自己家人；後來他們把這些服務擴大到中國城以外; Allan 這一代開始把這種服務擴大到其他的亞裔，非裔，包括其他的弱勢群體。

 

我們在采訪中也詳細了解了他們如何在1973年和幾位同仁一起成立了美亞社區協進會 (Asian Americans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  “AACI”），並把 AACI 從幾個人的義工服務發展到現在有 $18 million 年度預算的非營利機構。

 

（二）子女教育的反向思維和理性選擇

 

Allan 幼年記憶中，在中國城生活，這裏每家人都彼此認識，中國人也不能到外麵去工作。排華法案通過後中國城就變得越來越小了。一直到1941年二戰結束，白人找華工建立小港口，接送華裔軍人。Allan的父親因為懂英文，後來在舊金山白人開的大賓館管電梯，那算是當時難得的好工作了。

 

Mary 的父母在 Stockton 一個貧窮，勤勞的社區把她撫養長大，那是二戰前，雖然她的家人很幸運擁有一家餐館，但他們看到很多其他家庭都在努力擺脫困境。她的父母總是盡力幫助他們。把自己家餐館剩餘的食物送給饑餓的亞裔移民，她的父母做了肉饅頭送給學校的同學，其中許多拉丁裔學生把它們帶回家吃。

 

Mary 小時候，沒地方上學，隻能到附近唯一一家教堂去學習英文。

 

Allan 和 Mary長大的環境，白人、黑人、亞洲人都上不同的學校，都著嚴格的種族隔離。

 

他們經曆了時代的變化，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過上了很好的生活。Allan 是個醫生，有很好的收入。1967年他們在 Palo Alto 買了第一棟房子，他們是那條街上第一家中國人。從美國的《排華法案》一直到六十年代，美國很多地方的房子都不能賣給中國人。那時能夠住在Palo Alto 的中國人隻是斯坦福家族的管家，園藝工等等，其他的中國人是不允許住在這裏的。

 

Allan和 Mary可以說是實現了很多移民的美國夢，他們的孩子也不再被白人歧視和隔離，他們過上了祖輩們夢想的生活。

 

他們的孩子在Green Gables小學（現在的Duveneck）開始上學，但是Mary 很快發現這裏絕大多數是白人，這些孩子的家庭都很富有，和她自己長大的環境不同。這對夫婦決定將他們的孩子轉到Palo Alto 南邊的Ventura School，當時在那裏有更多種類的學生，他們有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不同的種族背景；有拉美裔，非裔和亞裔美國人。

 

我們一般的華人拚命把孩子送到好學校，希望他們受更好的教育，將來有更好的生活。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當我們問 Mary, 為什麽他們會作出這種反向選擇。

 

Mary 說，為了讓孩子能夠和不同的種族，不同的階層，不同經濟背景的孩子一起長大；為了讓孩子能夠經曆不同的文化，讓他們的價值觀和人生經曆更加豐富；為了孩子將來能夠尊重他人、平等友好、有尊嚴地對待所有的人，他們決定讓孩子轉學，轉到社區比較“差”，“窮人”比較多的學校。

 

當然，Mary也是調查、走訪了那所學校，覺得那裏的老師不錯，他們熱愛自己的工作；為了更多了解學校，參與學校的活動，Mary還積極當義工。

 

他們每個周末都帶孩子到中國城去吃中餐，讓孩子看中國的功夫電影，希望孩子能夠接觸中國文化。

 

在 Palo Alto Tall Tree Award 慶典晚宴上薛夫婦與中國家長合影 （照片由薛夫婦提供）

 

Mary說，不同的學校，資源不同，但是資源匱乏的地方不代表學習質量一定差。舉個例子，那時候小學有一個手工藝課 (craft class)。Palo Alto 的一些學校提供各種原材料，資源豐富，孩子可以用這些材料做各種各樣的東西；然而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學校，那裏的孩子沒有豐富的材料，但是那些孩子動手能力很強，會利用各種簡單的材料，甚至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廢料，他們做的一些手工藝術品往往不比Palo Alto 好學區的學生做得差，甚至有的做得更好，更有創意，因為他們的動手能力強。

 

父母從小的教育，父母給孩子灌輸的價值觀和言傳身教，對孩子成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想讓孩子成為什麽樣的人， 可以看到這對夫婦的用心良苦和大愛情懷。

 

如今Allan & Mary 的三個孩子都長大了。大女兒是賓夕法尼亞州精神健康部門的主任，她的工作主要是確保賓州能夠給所有需要的人提供精神健康方麵的幫助。

 

二女兒，薛愛麗，居住在Palo Alto，是一位移民律師。釆訪Allan & Mary 後我們應約參加AACI 組織觀看了《排華法案》的首映式，並聽取了他們二女兒介紹美國華人的移民曆史和對美國移民政策現狀的反思。她像父母一樣，做很多慈善公益工作，幫助了無數移民家庭。

 

排行老三的兒子是一位神經精神專家和生物學家。他跟父母一樣，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教育當作自己的使命，幫助青少年戒酒、戒毒及其它精神健康的問題。

 

亞洲人曆來注重教育，但光是學習成績好還是不夠的。Allan 對我們說，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這樣。 Allan 和 Mary 告訴我們，他們所經曆過的事情， 那時很多中國人很聰明，但是很難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工作也很難得到升遷。

 

Allan 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中國移民，我們在美國是少數種族，要學習當地的文化。在美國，我們和各族裔的人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少數族裔不要相互爭鬥，我們要互相幫助，才有力量。

 

 

(三）創辦美亞社區協進會 (AACI)

 

給予他人是成全自己的一種方式

—— Allan Seid, MD 獲獎感言

  

Allan 和 Mary 從他們的家庭受到的影響，他們從來沒有忘記過幫助弱勢群體，關注社會問題。

 

Allan在加州的教育和心理健康委員會服務，為反對濫用毒品的計劃做出過重大貢獻。從此他的名字得到大家的認可。

 

1973年Allan 站出來競選 Palo Alto 市議員。那個時候周圍幾乎沒有亞裔市議員，隻有聖荷西有一個日本人在競選市議員。Allan 希望他的競選，可以使更多的華人、亞裔人關心政治權益，熱心參政，那樣就會有更多人為亞洲人說話。他希望能成為年輕人的榜樣（role model ）。

 

那年選舉的結果，他以33票落選。後來他和太太決定成立一個非營利機構，覺得這有更大的自由空間。Allan 關注精神健康；Mary 關注教育。他們倆都關注弱勢群體，兩人想法一拍即合。

 

我們看到報道，Allan & Mary 和其他幾個創始人一起，把AACI辦成了一個有$18 million 年度預算的非營利機構。

 

他們是怎麽做到的？有什麽秘訣？為什麽他們有這麽大的號召力？我們很好奇，虔誠地向他們取經，希望學習他們的經驗。

 

得到的答案與我們想象的完全不同。一句話，有運氣，但是沒有訣巧。

 

Allan 和 Mary 開始尋找和他們有共同興趣和共同價值的人，他們收集了當地那些關注少數族裔權益的人員名單，一家家走訪，動員他們一起行動，來成立AACI。

 

1973那個夏天薛夫婦邀請大家到他們家召開第一次籌備會。結果僅來了三個人，加上他們夫婦，一共五人在他們家客廳開始討論如何創辦AACI。

 

Allan 和 Mary從此沒有改變過初衷。他們一邊播種，一邊尋找、聯係、動員更多的人參與。談起他們所做的一切工作，Allan 並沒有把自己放在道德的製高點上，而是強調“興趣和激情”（interest and passion)。

 

他們尋找到一群有他們有共同興趣和熱情的人，12個中心成員聚集在一起，成立了AACI 。

 

 

薛夫婦在 AACI 碑文前合影（照片由薛夫婦提供）

該非營利組織的宗旨如下：

 

TO ACT when discrimination occurs;

TO ELIMINATE racial stereotypes;

TO ADVOCATE for social justice; &

TO ENSURE the health and well being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 people.

 

歧視發生時，集體發聲並行動

消除種族偏見

宣傳社會正義

確保亞裔美國人的健康和福祉

 

Allan 說他們意識到中國人一定要團結其他亞裔，非裔，團結一切力量才能有效地麵對種族歧視。 AACI 看到不公正的事件就一件件地做。舉幾個例子說明。

 

NASA Ames 幾十個華人工程師，高學位，工作經驗豐富，他們幫助別人升職，卻輪不到自己，因為種族歧視的緣故，他們得不到升遷的機會。AACI 幫助他們得到承認。

 

70年代就有一些物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被政府錯誤地指控為間諜。政府這種錯誤的假定迫使這些受害者要花很多的律師費為自己辯護，即使證明他們無罪，往往也失去了工作。我們覺得不公正就站出來說話，幫助他們，製止了一些悲劇的發生。

 

Mary看到學校的教科書上，那些中國人的形象都是非常的呆板，醜陋。中國孩子在學校被人欺負。當華裔兒童看到教科書上華人的形象也會自我感覺不好。Mary 和其他兩個日本家長從1972年開始到1975年間要求加州政府阻止學校買那些有歧視亞裔學生內容的教科書。通過他們不懈的努力，最後學校決定不再從出版商那裏購買有歧視亞裔學生的教材。

 

Mary說，她和另外兩位日本家長一起來做這件事，也通過PTA, 聯係更加的亞裔家長。一個人說話，沒人聽你的；人多了聲音就大了，力量就大了。

 

Mary 回憶，那時候學校沒有電腦，一切都是要靠大腦記憶，手工操作，她幫忙學校的各種活動，製作標簽，分配教室，她的出色工作和組織能力贏得了很多人的信任和讚賞。她從義工媽媽到PTA的工作，後參與教材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她說：大家不能小看學校的PTA, 不能小看家長義工的貢獻。

 

在聽到許多亞洲婦女麵對家庭暴力需要幫助後，Mary於1990年率領AACI為家庭暴力受害者建立了一個安全的住處，這個房子今天仍然在使用。

 

AACI的經費從哪裏來呢？光靠捐贈怎麽維持開支？

 

Allan告訴我們，開始他們在社區大學講課，講課費就放到公司作為他們的活動經費。大部分人都是義工，完全是出於自己的興趣和熱情。

薛夫婦在 AACI 樓前合影（照片由薛夫婦提供）

 

直到1980年，AACI 成立了八年後，他們才拿到第一筆資金。他們不懈的努力，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和讚譽，得到了穩定的資助，從而使AACI 遷入San Jose 一個更大的設施。1992年，AACI 購買了San Jose 東10萬平方米的樓。今天AACI有總部和大約30個不同的社會和健康的服務項目。

 

Allan 和 Mary 強調，你想做一點事，一定要把有共同興趣和熱情的人召集在一起。比如Mary 對教育感興趣，Allan 醫生對精神健康感興趣，還有一些其他人對不同的領域感興趣，但是他們又有相同的興趣交叉點，AACI 的創始人都關注社會公平、希望改變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大家團結一致，就可以改變現狀。

 

當時他們看到附近有12個城市，共有72個專家委員會，AACI 支持、鼓勵、幫助中國人進入這些專家委員會。希望有更多的人為少數族裔發音；也希望他們能夠改變外界對華裔、亞裔的印象（promote positive Chinese image）。

 

談到中國人的形象 （image），仿佛突然觸碰了我那根敏感的神經。

 

我告訴Allan, 作為80年代中期來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初來乍到時，我們感到很驚訝，發現我們在中國接受的教育，腦子裏的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與我們周圍的美國人想的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問Allan: “您出身在美國，過去主流社會對中國人到底是什麽印象？”

 

Allan說，他長大的環境，中國人的形象仍然是西方列強統治中國時的印象，他們認為中國人落後肮髒愚昧，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不可同化。

 

當然，這一切已經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美國人到中國去，看到中國的變化，現在更了解中國了，再也不敢小看中國人了。

 

我們現在從電視，電影，新聞媒體中看到的中國人的形象跟過去完全不同了。 另外中國人的成就也讓主流社會刮目相看。

 

說到這裏Allan 突然感慨地說，這是他們的切身經驗，有一個強大的祖國（Mother country)，對於海外移民是一種強大的支持。它使移民的腰杆更硬，更能抬起頭來做人。

 

他舉例說，排華法案通過後，日本人也被排斥在外，也包括其他的亞裔移民，但是二戰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對日裔移民的政策就改變了，不再排日了。

 

當然我們還是有很多工作要做。偏見，任何時候都存在。偏見是客觀存在的，你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但是當偏見和歧視發生了，我們怎麽做，這是我們的選擇。AACI 的宗旨是，集體發聲，一致行動，消除種族偏見，宣傳社會正義。

 

Allan又說，別人怎麽看我們是一回事，中國人的形象也是靠我們自己做出的，讓別人看到中國人的好形象也可以改變別人的偏見。向世人呈現什麽樣的中國人形象，這與我們每個人都有關。我們要給華人後代樹立一個好的榜樣。

 

Allan 和 Mary 說，現在我們城市的公立學校已經開設中文課了，可見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文化的重視。Mary 他們在70 年代就開始了這種努力，經過30 多年，兩代人的努力才變為現實。當然這也是曆史的機遇。

 

這位醫生夫婦生養了三個孩子，現在有九個孫子女。他們鼓勵孩子和孫子女去看中國。這對老人已經先後帶了六個孫子女到他們的祖籍尋根。看到故鄉祠堂柱子上前人寫的詩句，讓第六代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孫子女們感受中國淵遠流長的曆史和文化。

 

兩個小時的采訪在美好的交談中馬上要結束了。最後我們再次祝賀他們獲得Palo Alto 傑出公民獎。問他們，對我們新移民有什麽建議？

 

這對夫婦十分謙虛，並沒有用長者的身份給我們什麽教誨。但是從他們所做的一切，已經給予了我們很好的答案。

 

在獲儀式中，Allan 回顧四、五十年的人生經曆，感慨地說：給予他人是成全自己的一種方式。

 

薛夫婦在 Palo Alto Tall Tree Award 慶典晚宴上 （照片由 Monica Yeung Arima 拍攝)

 

眼前這對老人寬厚仁慈，友善豁達。他們好像時時刻刻能看著別人的需要和難處。他已是八十多歲，個子不高，背有些駝，仿佛他的背上承擔了太多人的苦難。

 

走出他們的退休公寓，我的腦子裏總是縈繞著Allan 重複多次的那兩個字 —— “幸運”。

 

他們感到自己和家人都是非常幸運的。他們有一顆感恩的心。我也想到，我們的社區，有Allan和Mary這樣的人，何嚐不是咱們社區的幸運啊。

 

在這個美好的星期天下午我們和這對老人親切交談，他們用美食招待我們，同時我們也領受了精神的盛宴。加州的陽光溫暖地灑落在我們的身上，此刻我們忽然感到生活在這裏，自己也是個幸運兒，當然，我們也意識到獲得這份幸運往往也意味著某種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