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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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剛恢複往日的平靜，一天中午突然有人來報：“反到底”真的來了，一隊大、中學的紅衛兵英姿颯爽、鬥誌昂揚地住進了公社革命委員會（革委會）。
公社位於中街茶館對麵，從一對木製的大紅雙扇門進去後，是一大廳和一小間收發室；過了大廳是一個小天井，小天井四周有樓上樓下七八間辦公室；過了天井是食堂。這個食堂在“大躍進”年代吃大鍋飯時起了重要的作用，能供應上千人的飯菜。紅衛兵們把那七八間辦公室當招待所，這個食堂自然成了他們的免費飯堂了。他們的到來，可把公社革委會一班人（包括公社劉書記現革委會主任、武裝部沈部長現革委會副主任）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害怕怠慢了這些紅衛兵小將會引來殺身之禍。
人們不知道“反到底”為什麽來到金帶場，也許是星火燎原，把文革的煙霧彌漫到巴蜀每個角落；也許是招兵買馬，擴充和壯大他們的造反派隊伍；也許是招搖過市，使他們的瘋狂行徑得到各地革委會的支持和擁護。“反到底”一到這裏，金帶場一條街正如“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反到底”的紅衛兵剛到學校還沒進大門，就火冒三丈。
一個紅衛兵指著校門上方石牌上雕刻的“風平浪靜”說：“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烽火在全國上下熊熊燃燒，這裏居然風平浪靜！”
他們三下五除二就把“風平浪靜”四個大字毀壞、打碎，連同門前左右矗立著一對兩人高的石獅子也掀倒、砸爛。一進校門就把所有的老師趕到內壩子，大大小小的頭頭們輪流訓話，大講揪“走資派”、打“當權派”、抓“牛鬼蛇神”、鬥“反動派”、批“封資修”等重要性，訓完話之後就全體起立，高喊口號，口號聲驚天動地、響徹雲霄。這裏驗證了一句話：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
接下來“反到底”慫恿著革委會的人參加造反派的一切行動，他們指揮加入造反派的居民和農民，走家串戶，清理革命專政對象。他們帶領金帶場小學停課鬧革命的紅小兵們，上竄下跳，上到房頂把翹角菩薩、龍嘴含珠等扳倒粉碎，下到露天天井把花草樹木砍掉拔光。
家庭成份好的、喜歡出風頭的、膽大的老師“覺醒”了，紛紛發言，緊緊地團結在以“反到底”和革委會為首的黨中央、毛主席周圍，揭發與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背道而馳的人和事。大陳孃蔣伯伯家馬上行動起來，首先把他們三閨女的名字萍、蘭和慧改成英、紅和衛；其次每天起床後睡覺前、飯前飯後都要背語錄、喊口號；而且蔣伯伯貼出了學校的第一張大字報，為雷校長列出了十大罪狀。小郭孃積極配合蔣伯伯的大字報，寫檢舉揭發材料，她家的華為雷校長做了一頂寫著“走資派”的尖帽子，逼他戴在頭上。一周的工夫，校門口和戲台子下貼滿了革命大小字報和標語。
家庭成份不好的、不喜歡發言的、膽小的老師很“頑固”，始終沒有“覺悟”，被認為是保守派，站在了造反派的對立麵，被紅衛兵及革委會的人呼來喚去，整日惶恐不安，生怕說錯話做錯事被扣上一頂“反革命”的帽子。
父母們分成了兩大陣容，孩子們也分成了兩派：造反派和保守派，互相不在一起玩耍，有時遇上了就吵起來，造反派一方底氣十足，總是贏家；保守派一方輸了還不服氣，常被父母們領回家教育一番了事。下次遇見了還吵吵嚷嚷，學校到處人聲鼎沸。
有人揭發父母在解放前教書時參加過國民黨青年組織三青團。後經調查，他們當時是由校長代報名，從未參加過任何三青團組織的反動活動，最後定性為“有曆史問題”。還有，畫黑太陽和子彈殼事件；父親姐夫的哥哥、母親的大舅（大舅公）和小姨父（小姨公）都是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被鎮壓；盡管他們自己的成份是自由職業，可家庭成份都是地主、富農。由於父母的“曆史問題”，加之種種“劣行”和“汙跡”，肯定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不過，要給他們扣上“曆史或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似乎太大了些。最終歸結為沒有革命資格的靠邊站人員。
靠邊站的父母沒有思想負擔，不讓革命也罷，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要“革”誰的“命”，隻要不被“革”了“命”就行。白天做聽話筒，一個耳朵進，另一個耳朵出。晚上關上門，教我們讀書。父親帶我們做數學題、講曆史故事、畫中國及世界地圖；母親為我們述說她家的陳年舊事，還要求寫日誌，記下過去和現在。
當年我年幼無知又好奇，當父親告訴我們：“地球很大，包羅萬象，山水雲雨都隨它旋轉。”
我疑惑地問他：“那圓圓的地球畫在方方的紙上，四個角的空間是哪裏？”
哥倆笑我蠢，他笑了笑對我說：“那是太陽係，太陽係外還有銀河係。簡單的講就是地球大氣層以外的太空宇宙，包括空間和物質。”
從那時起，我搞懂了一個成語：“天外有天”，也明白了大哥取名“宇大”的由來。
我們兄妹仨不攙和孩子們的兩派，三哥和我歸二哥管。除了周日，郭孃每天都要來學校開會，每次她都把祝一姐帶來放在我家，所以祝一姐也歸二哥管。二哥帶著我們仨在家裏玩打仗，或跟他一起搗鼓無線電半導體收音機和零件，一擺弄它們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他還輔導三哥的數學、祝一姐和我的算術。
二哥教我們仨玩“湊二十四”：每人出一張撲克牌，用加減乘除心算四張牌的點數等於二十四，看誰算得快。我隻會加減，不會乘除，他就先教我背“九九乘法表”、“除法表”，然後再玩。二哥總是贏，三哥、祝一姐和我輪流輸，三哥輸了就生氣、不玩了，祝一姐輸了撅著嘴、哭鼻子，我輸了不服氣、還要玩。二哥為了讓我們開心，有時就故意輸，讓我們也贏一盤。
母親叫二哥做飯，他可好，指手劃腳、吆三吼四讓我們做。祝一姐燒火，三哥掌灶，他當監工。我什麽也不會做，他也不讓我閑著，吩咐我在屋裏跑來跑去，為他們傳話。後來我們長大了，三哥的廚藝頂呱呱，比父母做飯還好吃。
學校的批鬥對象就是雷校長，如果隻有老師參加，他就坐著，老師一個接一個發言，指出他的諸多反動言行，他就點頭哈腰地說：我有罪、我該死，這就算批鬥了。如果有“反到底”和革委會的人參加，他就慘了。他們把他綁起來，戴上“走資派”的高帽子，站在戲台子上，接受批判。
有一次要他站在高板凳上，他不小心摔了下來，頭破了，鮮血流了一臉。二哥帶著三哥、祝一姐和我站在內壩子的一角圍觀，我被那紅糊糊的臉嚇哭了，三哥和祝一姐也驚呆了，二哥馬上用手捂住我的嘴，不許我哭出聲，然後推著我們仨悄悄地溜回家，回到家後我們還在哆嗦。
“滿臉是血就嚇著啦？我還親眼見過打死人呢。”二哥滿不在乎地說。
他見我們還沒有回過神來，就一轉話題說：“我給你們做木手槍吧。”
大哥上次回家時，帶回來幾塊巴掌大的硬木板，要給二哥、三哥做木手槍玩，可還沒來得及做又跟師傅走了。二哥哪會做什麽木手槍呀，他就是想消除我們的恐懼心理，隨便那麽一說。
學校的戲台子成了“反到底”和革委會開批鬥會的大舞台，整天大門那裏熙熙攘攘，戲台子上下響著“咚咚咚咚”的腳步聲，塵土飛揚，人喊馬嘶。一天他們拉了十來位“地富反壞右”，押到戲台子上開批鬥會，每人胸前掛一塊自報姓名的紙牌子。內壩子聚集了好多人，紅衛兵們不時地大喊口號，大家跟著高呼，人人熱血沸騰、個個慷慨激昂。
在批鬥會達到高潮時，一個紅衛兵手舞足蹈，把站在靠邊的一個“右派”老夫子一腳踢下了戲台子，沒有人在乎他躺在戲台子下的石台階上是死是活。紅衛兵們繼續高喊：“打倒牛鬼蛇神”、“右派分子罪該萬死”、“保衛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掩沒了人們的驚恐和良知。幸虧那天被批鬥的人裏沒有大叔（郭孃的丈夫），不然被踢下戲台子的可能就是他了。
這位老者是57年打成“右派”，從雲南大學下放到金帶場向陽大隊二小隊當農民。他是一個孤寡老人，摔死後沒有人為他收屍。在人群散去、夜幕來臨時，他的身體蜷曲著躺在冰涼的石台階上。
父親回到家裏唉聲歎氣：“那也是一條人命啊，說沒就沒了!”
母親不再沉默了，找到隔壁前院的小郭孃說：“不管怎樣，死者為大，他再有“罪”，也不該暴屍露天啊！”
小郭孃覺得母親說得有道理，她問道：“你說該怎麽辦？”
“你是造反派，你出麵去找幾位家庭成份好的、沒有“汙點”的革命同誌，把他入土為安吧。”母親回答道。
她倆商量了一下之後，小郭孃即刻動身找來幾位好心的老師，他們用一床草席把他裹起來，放在板板車上，拉到他的生產隊。在幾位鄉親們的幫助下，把他掩埋在一棵青鬆翠柏旁，願他的靈魂像這棵鬆柏一樣：安然、自由、翠綠。
一天又來了一支重慶造反派（可能是“八一五”派）的宣傳隊，在學校老師的辦公室裏安營紮寨了，張伯伯忙著為他們燒水、做飯。他們當天晚上在戲台子上表演了一台革命文藝節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忠字舞”。第二天在街上就跟住在公社革委會的“反到底”打起來了。在這場戰鬥中雙方損失慘重，還有人喪命。後經公社革委會的調解，這支宣傳隊當晚離開了金帶場，拚殺才平息下來。
後來又有不同派別的紅衛兵團隊路過金帶場，隻要與“反到底”觀點一致的，大街就平安無事；隻要與“反到底”觀點不一致的，衝突就一觸即發。太瘋狂、太可怕、太殘忍了！
一天母親忍不住問父親：“這樣批來鬥去，撕來殺去，什麽時候是個頭啊？”
“雨下得再久，老天也有放晴的那一天，等著吧。”父親不緊不慢地回答她。
不久“反到底”離開了，回重慶投入更激烈的戰鬥中去了。自那以後，重慶各派別之間打得難分難解，棍棒磚塊是短兵相接的家夥，遠遠不能滿足武鬥的需要。他們打開兵工廠的倉庫，把援外的槍支彈藥、坦克大炮等軍械兵器拿出來，對準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開火。他們不僅在陸地上打，還在水裏鬥，把西南的兵器工業重鎮、碧綠的嘉陵江水、自己的家園，弄得硝煙滾滾、噴雲吐霧、血跡斑斑、生靈塗炭。重慶的武鬥堪稱全國之冠。
造反派走了，可他們的盲目崇拜、狂熱無度、冷酷殘暴，在金帶場上空陰魂不散，街上和學校再也沒有了往日的和諧、平靜、愜意。
（圖片來源於網絡）
（2018年5月30日修改於原創發表在：https://mp.weixin.qq.com/s/hVO8TGJbup6lWbGt_rmZhQ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