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著名的愛國華僑資本家陳嘉庚訪問延安後歎道“我原來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為何民間乃至世界的《毛澤東熱》不降反升？毛澤東離開己經幾十年了，為何民間乃至世界的《毛澤東熱》不降反升？

有的文章說：毛澤東不是神，毛澤東比神還神。“神”能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嗎？“神“能趕走日本侵略者和打倒蔣匪幫嗎？“神”能領導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嗎？“神“能讓加沙人不受狂轟爛炸嗎？

1949年後，新中國是一個康複後急需要進補和防疫以避免再次被病倒的《嬰兒》。這是要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在“無”中建立“有”，還要確保這個“有”，要永遠存在下去，並發揮作用。毛澤東新中國後一個體係就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建設體係，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毛澤東時代近三十年的時間內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隻是這個成功被走資派鄧小平的政治偏見抹殺了，被走資派們有意否定了。

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要這樣否定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就是因為毛澤東在實施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建設第二體係的時候，把那些短視的家夥如走資派鄧小平們或打倒了，或讓他們靠邊站了，這些人後來篡權複辟了，就發泄私憤，對毛澤東無情報複。

走資派鄧小平們這是一個對無法反抗者的死者的惡毒的報複。它是不道德的，也是對曆史的徹底的反動。

曆史正在還給毛澤東清白。這個清白，西方嚴肅的學者已經還給了毛澤東。

中國的民間許多真正有頭腦的人，也還給了毛澤東。

就以經濟為例，有人得到的概念是，毛澤東不懂經濟，不搞經濟建設，把經濟搞到臨崩潰的邊緣。實際上，1949年到1976年，中國GDP年平均遞增10%以上，這個增長內涵實在，質量確保，沒有泡沫，是在有西方封鎖和禁運條件下，自力更生取得的。

而今天走資派鄧小平們特色政府靠了高額的內外借貸，巨大的西方資金和技術，天文數字的資源消耗，才取得了不到10%的年平均遞增。

有的文章說：這個世界上替強者效勞的思想理論不計其數，教誨弱者屈從強者的說教浩如煙海，唯獨毛澤東思想專門替受強者欺淩的無辜弱者說話；專門教導弱者如何由弱變強；教導遭受強國侵略的弱國不靠寄人籬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權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來改變命運。

對於外來援助，毛澤東從來是白給歡迎，花錢買可以，拿主權換絕對不幹。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拿毛澤東毫無辦法，打不贏，嚇不倒，騙不過，困不住，“硬刀子”“軟刀子”全部失靈 毛澤東是有史以來唯一一個讓資本主義的西方白人嚐到失敗滋味而自己始終不敗的中國人；

有的文章說：以前的生活為什麽比較貧窮？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在短短叁年內恢複了國民經濟，同時還打贏了朝鮮戰爭（有人說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國和美國的裝備倒一下？美國人早就被趕下大海了）。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清除了危害幾千年的匪患和汙泥濁水，大規模地掃除了文盲和迷信，社會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萬眾歸心。

沒有失業，連國民黨殘留的幾百萬黨政人員都養下來了，曆史上有哪個政權那麽寬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會為生活發愁了。

要知道，解放前全國80%以上的人處於赤貧和饑餓狀態，上海一夜大雪，第二天上午街頭收屍300具。所以，應該說吃飯穿衣問題50年代就基本解決了（溫飽標準不同）。這也是外國人感到驚訝的地方；

有的文章說：由於國家的工業化需要高積累，中國當時的積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達到 39%，嚴重地擠壓了人民生活（蘇聯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工業化也是由於高積累 ）。

比如中國1953年就裝備了3000架作戰飛機，1956年開始自造飛機，1958年就裝備5000架“殲6”（屬於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

工業化沒有高積累是不可能實現的，而高積累，就必然會影響人民生活的提高，這樣就表現出糧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輕工產品的匱乏和生活改善的緩慢，而人民是不能夠直接感受到高積累的好處的。

在毛澤東那個時代，是不講究個人回報的，隻講為祖國多做貢獻，隻講集體主義——這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與思想基礎（——人們在自身利益遭到不公正的“犧牲”時表現出世界各國罕見的寬容與忍耐），中國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的功績。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現時的走資派特色政府吃《毛澤東的祖宗飯》一點也不為過！

有的文章說：現在走貨派時代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富的住高級別墅，開豪華轎車，吃山珍海味，洗桑拿按摩，唱歌跳舞，盡情瀟灑。窮的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甚至吃飯都成問題。尤其是一部分暴富人群的收入來源大都不正。

而毛澤東時代立足長遠，富國強兵，人民生活雖然苦些，但幹部以身作則，在公平的分配原則下，住房由單位和國家解決，人人有份。單位職工看病實報實銷，不存在看不起病的問題。中小學的學費很少，大學中專以上的學生學費由國家承擔，每月有生活費。貧富差距不大且收入就業有保障，絕無大學畢業即失業、拖欠克扣工資等怪事；

現在走貨派時代貪官越來越多，官銜越來越高，腐敗花樣不斷翻新。回頭看看毛澤東時代，雖然運動多，開會多，批判多，但貪汙腐敗現象確實很少，抓出了張青山，劉子善就能震撼全國；

現在走貨派時代道德不進反退，風氣日益敗壞。

毛澤東時代學雷鋒做好事蔚然成風，拾金不昧助人為樂的現象比比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比較和諧。

反觀今日走貨派時代，惟利是圖，見死不救，欺騙造假，敲詐勒索的現象遍地皆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逐漸變成了馬克思說過的赤裸裸的金錢關係；

有的文章說：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有那麽多的“精英”分子們，都在叫囂說毛澤東時代國家沒有法律？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內才沒有黑社會，沒有黃賭毒泛濫，沒有貪官汙吏們巧取豪奪國家和民眾的財富。毛澤東時代新國家在共產黨領導下，製定和發布了包括《憲法》《民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在內的大量的國家法律、法規、條例、條令以及規章製度，有很多法律現在仍在使用，或者經過修改後還在使用。

在“沒有法”的年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們雖窮但心不累，社會那樣地和諧，人與人那樣地融洽，助人為樂平常事，見義勇為人人爭；

在“沒有法”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心貼在一起，“為人民服務”是政府官員的唯一！田間，車間到處都有公仆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勞動，社會主義的陽光，沐浴著每一個公民的心田！

在“沒有法”的年代，“六億神州盡舜堯”，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散沙”在黨的旗幟下凝聚成磐石，在國旗下仰起了臉，挺起了胸，“我是中國人”！毒和娼一夜間被禁，千年的惡習一掃光，行業隻是社會分工的不同，職位隻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把知識奉獻給人民。把發明創造貢獻給祖國，把自己投入到人類最美好的事業中去！

在“沒有法”的年代，犯罪，違規所付出的成本，讓一切心懷不軌的人必須麵對，再三斟酌，禍及子孫的成本，讓他們收斂了犯罪的欲望。加大懲罰力度，就是加大了預防犯罪的力度，加大懲罰力度，是消除犯罪的有效手段！

在“沒有法”的時代，好人有好報，英雄人人都在學習，社會不僅把榮譽賦予了英雄， 英雄的榮譽還惠及子孫親朋，好事有人誇，壞事有人抓，良好的社會風氣淨化著每一個人的靈魂；

在“沒有法”的時代，在沒有“錢”的年月，我們蓋起了學校，讓所有人的孩子走進了教室，讓優秀的孩子免費讀完大學，我們在農村蓋起了醫院，“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讓農民有了最起碼的醫療條件，我們努力減少“三大”差別，每一個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現在是“有法”的日子，“法”卻失去了威懾的力量，有的地方，黑社會在收“治安費”， 有的地方，賊和警察聯手，貓鼠一家，有的地方，官黑勾結，橫行鄉裏，有的地方，執法者知法違法犯法，法律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欺行霸市 連救人的藥都有假的，社會風氣令人窒息，難道現在就是法製社會？

現在是“有法”的日子，有“烏沙”的賣帽子，有“章子”的賣批文，有“特權”的賣掉良心吃回扣，國企的管理者賣了國企買國企，女大學生為學費賣“處”，良家女求生存出租“子宮”，（代懷孕）英雄流血還要流淚，天大地大沒有“權”大，爹親娘親沒有“錢”親！難道在就是法製社會帶來的文明？！

現在“有法”了，我們有“錢”了，卻無力修繕破舊的教室，無力改善農村的醫療環境， “錢”把求學的孩子攔在校門外，“錢”拖住了前往醫院看病病人的腿，“兩極分化”創造了世界之最，人均醫療保障落到了世界倒數第四。野生動物不麵臨死亡，不會有野生動物保護法，人的生態環境不惡化， 也不會有環境保護法；……假醫假藥.假冒偽劣產品隨處可見，假煙.毒酒.毒奶粉坑害百姓，走私販私長期猖獗，黃賭毒肆虐，黑社會團夥橫行，黑礦主殘害礦工生命，血吸蟲大麵積複發，愛滋病大麵積人為感染，銀行發生巨額壞帳和不良資產，以改革的名義大量竊取國有資產……這一樁樁，一件件，那一樣是法製社會應有的行為？

不懂經濟的經濟學家，不懂經濟與政治、文化、教育、國際貿易的關係的專家們卻傻牛傻牛的。什麽私有化，什麽科斯定律，什麽帕雷托最優，什麽市場配置，什麽產業化，什麽什麽什麽，頭頭是道，搞的熱火朝天，到頭來出了問題方才說“事情的發展和我們預料的不一樣”

有的文章說：（據中央電視台）文革時期是新中國外交上最輝煌的時期，如獲準進入聯合國並擔任常任理事國，與一百多個國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時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紀末統計，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氫彈、衛星、核潛艇、胰島素、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號的主要關鍵技術也是那時的。軍事上打敗了美蘇、南越，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當時社會安定，據中央政府統計數據顯示，經濟幾乎年年高速增長。

有人愛把《文革》中出現的局部短期的“鬥走資派”“破壞文物”看作“文革”的全部。這就如同把現實中“程維高迫害郭光允”，“盜竊走私國寶”，“販賣婦女兒童”，“醫院見死不救”，“買官賣官”等看作“改革”的全部一樣。

有的文章說：毛澤東一家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六位親人的生命，三年困難時期帶頭勒緊褲帶，不管對自己還是對子女親朋從不搞特權。僅舉一例：五十年代初，毛澤東給秘書田家英寫的一封信中說：“有人求我將她（李淑一女士）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像李淑一這樣“我失驕楊君失柳”類型的友人，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他表現出的胸襟有哪位領導人堪與相類？。一位功高無人可比，權大無人能及的“大帝”，在個人問題上，卻謹守原則，把自己當成普通的一員，這是何等難能可貴？！毛澤東為所有的人民公仆做出了榜樣。人民永恒地懷念你，不僅是他的豐功偉績，更有他的以身作則！

有的文章說：黨的領袖誰最偉大？——不比很難使人信服：要看他（她）對建黨、建國的貢獻，要看他（她）對黨與人民的態度，要看他（她）的經典著作、理論是否經得起人民與曆史的檢驗，要看他（她）的知識、智慧、遠見、膽略是否在常人之上，要看他（她）的人格（包含對子女的教育）是否高尚，要看他（她）不僅僅在位時且在去世後人們的懷念程度..........——這些，都不是少數禦用文人或親生子女或親自出馬拍電影、電視、造書所能達到目的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不一定得人心——真正的偉人得天下隻是一步，長久地得人心才是萬世之功！以此而論——毛澤東之偉大，是無與倫比的！！！

一個留學生有一年到貴州調查，貴州的農民一談起毛主席就是哭，就是流淚。他們無限懷念毛主席時代，在那個時代他們能夠上得起學、看得起病，並且老有所養，他們更加痛恨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剝奪了他們那種幸福生活的人。西藏農牧民家裏最顯著的位置普遍掛著毛主席像。拍《長征》電視劇時，藏族同胞看見“毛主席的隊伍”來了，無不熱淚盈眶，拿出食物給攝製組的人吃，堅決不要錢。導演深有感觸地說“不拍長征，不知道毛主席的偉大。”

見過毛澤東的人很少有人不承認他的偉大。著名的愛國華僑資本家陳嘉庚訪問延安後歎道“我原來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yongbing1993]

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





1917年毛主席還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學生時，就寫下《體育之研究》，對當時學校中課程過於繁重的現象提出批判：“吾國學製，課程密如牛毛，雖成年之人，頑強之身，猶莫能舉，況未成年者乎？況弱者乎？觀其意，教者若特設此繁重之課以困學生，蹂躪其身而殘賊其生。”

毛主席認為，“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顧知之者或寡矣，或以為重在智識，或曰道德也，夫知識則誠可貴矣，人之所以異於動物者此耳，顧徒知識之何載乎，道德亦誠可貴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顧徒道德之何寓乎，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體者，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兒童及年入小學，小學之時，宜專注重於身體之發育，而知識之增進道德之養成次之，宜以養護為主，而以教授訓練為輔，今蓋多不知之，故兒童緣讀書而得疾病或至天殤者有之矣，中學及中學以上，宜三育並重，今人則多偏於智，中學之年，身體之發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傾之者多，發育不將有中止之勢乎？”

毛主席強調要加強體育鍛煉，“人獨患無身耳，他複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隨之矣，善其身無過於體育，體育於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於吾人研究之中，宜視為重要之部，學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毛主席並提出了著名的體育思想：“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

毛主席著重指出，“體育之效，至於強筋骨，因而增知識，因而調感情，因而強意誌，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識感情意誌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適，是謂俱泰，故夫體育非他，養乎吾生樂乎吾心而已。”（《體育之研究》,《毛澤東早期文稿》第66-72頁）

1921年8月毛主席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又曆數課程過繁的壞處：“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課堂，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它的壞根，在使學生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在此，毛主席深刻指出，課程過繁的兩大害處是影響身體健康和個性發展。

毛主席非常重視學校教育中德智體三方麵的全麵發展。

1950年6月19日，毛主席看到反映學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後，毛主席專門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此事宜速解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的時間宜大減。病人應有特殊待遇。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充分反映了毛主席對青少年學生學業負擔和身體健康的深切關注，

“健康第一，學習第二”這一富有遠見的方針，對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長和提高我們民族的身體素質，具有深遠的意義。（《給馬敘倫的信》《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83頁）

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就學生健康問題再次致信給教育部部長馬敘倫，信中說：“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采取行政步驟，具體地解決此問題。”.“中共華東局一月十一日電報一件付上請察閱，其中第三項即談到此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

此後，教育部采取調整學生人民助學金，增設照顧患病學生營養的特種人民助學金，精簡課程、教材和學生的課外活動，整頓學校教學秩序等一係列措施，貫徹毛主席關於學生健康問題的指示。（《給馬敘倫的信》《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83頁）

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6月11日關於中小學生費用負擔及生活情況給中央和華北局的報告中說，目前中小學生所負擔的費用，對於勞動人民的家庭和低薪製工作人員來說，是相當重的。目前中學的人民助學金標準低，名額少，對學生有所幫助，但還不能解決問題。小學根本無助學金，隻有減費免費名額，在公、私立小學分別約占全校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和二十。中學生的夥食，一般仍很差，營養不夠，醫療衛生設備少，而功課和課外活動又較繁重，學生健康狀況雖較過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為了改善這種狀況，計劃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學，公私立中小學一律免收學雜費。

報告還說，目前幹部子弟學校中，學生所得待遇雖較一般中小學學生為優，但也極不一致，一是學校之間夥食費和津貼費的標準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學校之內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幹部子弟入普通學校的，設有公費生，其公費補助按家長革命曆史和職位分為三等。上述差別對幹部子弟和一般學生都影響極壞，應該改變。

1952年6月14日，毛主席對北京市委關於中小學生費用負擔情況的報告的批語中說，周總理：（一）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二）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32頁）

1953年5月21日晚上(根據《毛澤東年譜》分析，可能是這次會議上的指示，但也有可能是5月18日晚上那次，那次也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文化教育工作。

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教育工作，毛主席對青少年健康，非常注意，指示增加大、中學生助學金。學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夥食不好，衛生不好，功課重，課外負擔過重，太忙。

毛主席認為要增進學生健康，要增加營養，搞好衛生，減少負擔，少緊張些。毛主席說，要吃得飽，學得太多，可少學點，要克服忙的現象。要一方麵增加收入，一麵減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學金，改善夥食。另一方麵克服忙亂現象。因此，會議決定大學生增加到十七萬元，高中生除少數有錢子女外，一律發給助學金。初中生也增加助學金。

1953年6月30日，毛主席在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的談話中又對“減負”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們，要學習，要工作，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學習，要學會成年人已經學會了的許多東西。

毛主席：但是，他們的學習和工作的負擔都不能過重。尤其是十四歲到十八歲的青年，勞動強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樣。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點，要多娛樂一點，要跳跳蹦蹦，不然他們就不高興。以後還要戀愛、結婚。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毛主席：我給青年們講幾句話：一、祝賀他們身體好；二、祝賀他們學習好；三、祝賀他們工作好。我提議，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現在是八小時，實際上隻有六七小時，普遍感到睡不夠。因為知識青年容易神經衰弱，他們往往睡不著，醒不來。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強迫執行。青年們要睡好，教師也要睡足。革命帶來很多好處，但也帶來一個壞處，就是大家太積極太熱心了，以致過於疲勞。現在要保證大家身體好，保證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幹部都要身體好。

毛主席：當然，身體好並不一定學習好，學習要有一些辦法。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積極分子開會太多，也應當減少。一方麵學習，一方麵娛樂、休息、睡眠，這兩方麵要充分兼顧。工農兵青年們，是在工作中學習，工作學習和娛樂休息睡眠兩方麵也要充分兼顧。

毛主席：兩頭都要抓緊，學習工作要抓緊，睡眠休息娛樂也要抓緊。過去隻抓緊了一頭，另一頭抓不緊或者沒有抓。現在要搞些娛樂，要有時間，有設備，這一頭也要來個抓緊。黨中央已經決定減少會議次數和學習時間，你們要監督執行。有什麽人不執行，就要質問他們。

毛主席：總之，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有些領導同誌隻要青年工作，不照顧青年的身體，你們就用這句話頂他們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為了保護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長。

毛主席：我們這一代吃了虧，大人不照顧孩子。大人吃飯有桌子，小人沒有。娃娃在家裏沒有發言權，哭了就是一巴掌。現在新中國要把方針改一改，要為青少年設想。”他批評當時有些領導同誌“不照顧青年的身體”。他認為，是否“為青年著想”，是否“保護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長”，是一個方針問題，是新舊社會的一大不同之處，“新中國要把方針改一改，要為青少年設想”。

在此，毛主席正式提出“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三好”思想。（《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77-278頁）

1953年，毛主席在一次座談中論及“青少年的教育”時指出：魯迅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從孩子的照相說起”，魯迅很懂得這個事情，他提倡孩子要活潑，要頑皮。他說“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魯迅全集》第六卷第84頁）

毛主席：在有些地方要讓我們的後一代學我們；但有些地方就決不要後代再學我們，再學我們就糟糕。我們總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了。不僅學校如此，就是托兒所也要很好注意。現在不把孩子送到托兒所還好，一送到托兒所就“機械化”了。在這些方麵，我們要下很大的功夫，用很多方法，把我們的青年、兒童變成朝氣蓬勃，生龍活虎一樣。

毛主席：有這樣的人民，建立這樣一個國家，那我們中國就了不起。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時候，正是性格、品質慢慢形成的時候，如果在這方麵不會教育他們，將來的損失就很大。

毛主席寄希望於青年一代，曾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毛主席希望“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要摒棄“娘炮”之風，爭做有朝氣、有追求、負責任、敢擔當的時代新人。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毛澤東在講話中從教育的方向性、根本性方麵明確提出了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公布的教育方針。這一方針為“減負”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原則要求，使教育工作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發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6頁）

[yongbing1993]

反革命暴亂是壞事也可變成好事





“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報告"

第一個問題，階級敵人是如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瘋狂表演的。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亂，是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麵目的大暴露，是階級敵人垂死掙紮的大表演。

這一事件是全國解放以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最嚴重的反革命事件。其嚴重性在於：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門廣場，三是又燒又打。階級敵人在天安門廣場的瘋狂表演，采取了反革命的兩手，從三月底開始，到四月五日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從發展的過程看，大體有三步：

第一步，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敵人進攻的方式是比較隱晦的。他們打著悼念周總理的幌子，含沙射影地誹謗中央領導同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三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市機械配件公司宣傳幹部曹誌傑等人，盜用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的名義，精心策劃，炮製了一份所謂“悼詞”，別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荊斬棘”，“血戰到底”，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些反革命分子如獲至寶，用打電話、寫信、傳抄、圍觀等各種方式，大肆渲染，無恥吹捧。當天，還有一個壞家夥，采用念“悼詞”的手法，當眾造謠說“中央有人反對總理”，進行反革命煽動。接著，寫影射攻擊的“悼詞”、“祭文”、“挽聯”等情況大量出現。

四月二日上午，中國科學院109廠常存玉、宋勝均等人，到紀念碑送了四塊近一尺寬、六尺高的反動大詩牌，用鐵絲綁在紀念碑座的最高處。上麵別有用心地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製造反革命輿論。這裏需要說明一下，這首反動詩第三句中的“倘若”二字，原來寫的是“既出”，他們覺得太露骨了，又把它改為“倘若”二字。這四塊反動詩牌，在群眾中引起極大的憤慨，當即有人質問：“你們寫的是什麽意思？！”他們作賊心虛，吱吱吾吾地回答：“這不好說，這不好說。”反革命分子對這四塊反動詩牌也極力吹捧，有的還譜成歌曲，在廣場教唱，大肆傳播。

這四塊反動詩牌在廣場紀念碑一擺出來，什麽“白骨精”、“閃鬼影”，“擒妖魔”、“斬鬼怪”、“揮刺刀”、“劍出鞘”之婁殺氣騰騰的反動叫囂，頓時增多。一篇署名“薛戰”（實際是“血戰”）的反動誓詞中寫道：“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把刺刀給敵人準備好了，我們也把自己的頭顱給敵人準備好了。我們是一定勝利的，等到勝利的那一天，我們再來到紀念碑前，用敵人的頭來祭您。”聽！這不是階級敵人在磨刀霍霍嗎？

那些舞文弄墨的反動文人，搖唇鼓舌的反動文人、跳梁小醜，也跑了出來，大加表演。什麽“嗚呼噫兮悲夫哀哉掃墓有感”啦，什麽“野心家禍國殃民生不如死”啦，什麽“有人陰謀殺害周總理，西伯利亞的嚴寒掙紮不了很久啦”等反動詩詞，紛紛出籠。有個冒充“紅衛兵”的反革命分子，寫了一首打油詩，攻擊什麽“北大不大中華大，清華不清八億清，斬盡妖魔祭英靈，自有革命後來人”。這首打油詩與悼念周總理毫不相幹。誰都知道，清華、北大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毛主席親手培養的光輝典型，他們攻擊清華、北大，實際上就是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還有個反動家夥，在一篇所謂“墓前抒懷”的《七律》中，極力發泄反革命仇恨，寫道：“忠魂一去歌似盡，春風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氣重，關山座座鎖清明。”這首反動詩的矛頭所向，不是也明明白白嗎！

第二步，也就是四月三、四兩日，階級敵人感到再用隱晦的手法已經不夠勁了，便拋去偽裝，撕掉麵紗，明目張膽地書寫反革命詩詞，張貼反革命標語，散發反革命傳單，發表反革命演說，他們喪心病狂地叫囂什麽“秦皇的封建社會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極端惡毒地咒罵“善始無終君主多，偉業敗績一身合”。指名道姓地攻擊中央領導同誌是什麽“陰謀家”、“野心家”，叫喊“骨灰未寒妖風起，吠日惡犬狂叫急”，“赫鬼再演紅場戲，擒來奮斬祭周公”。反動氣焰，令人發指。

同時，他們公然無恥吹捧走資派鄧小平，為走資派鄧小平塗脂抹粉，鳴冤叫屈。說鄧小平上台後是什麽“麵貌大改觀，領導下基層，抓綱又抓線，任務明確方向對，很短時間衛星上了天。”還說什麽“老革命，老革命，可憐大權旁落去，到頭來落得個走資派、牛鬼蛇神。”

總政管理局電工、反革命分子趙清芳，冒充清華工農兵學員，一手拿著白花，一手拿著反革命傳單，造謠煽動說：“就是這樣一朵小白花，他們也不讓我們拿出校園，就是這朵小白花，也不讓我們紮啊！我們隻能到校外紮成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們全部的愛，金部的恨，全部的懷念之情，全部的憤怒之心，全紮在這朵白花之中”。請看，這個家夥多麽卑鄙無恥，竟然栽贓誣陷，這哪裏是在悼念周總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動。就是這個反動家夥，還在反動傳單上連寫三句“敬愛的周總理，您是能理解我們的”，簡直是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極大侮辱，真是反動透頂。還有的反革命分子冒充“梁效”、“任明”等名義，寫詩作詞，甚至手捧所謂“血書”，聲嘶力竭地進行反革命煽動。

有些反革命分子，混雜在人群當中，上竄下跳，鬼哭狼嚎。有的圍著念反動詩詞的家夥，拍手狂叫：“好！好！用記錄速度，再來三遍！”有的狂叫：“誰反對周總理就把他們揪出來，在紀念碑前絞死他們！”“挖他的心，嚐他的肉”。有的拿著錄音機，進行錄音。廣播事業局有個家夥，連續四天去廣場，專錄反動演說，還挑選最反動的詩詞，自念白錄。還有些家夥，專門拍攝反革命的鏡頭。他們狂妄地說：要把這些所謂“史無前例的盛況”，作為“曆史的一頁”記載下來，以便擴大反革命影響。但是，今天已經變成了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有力罪證。

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出現在紀念碑周圍的各種反革命毒草就有四百多起，其中有一半是四號一天拋出來的。這裏麵，有反動詩詞、傳單、標語，有反動散文、快板、順口溜，有反動呼籲書、倡議書、誓詞，有反動歌曲，還有反動政治笑話。真是形形色色，烏七八糟，無奇不有。突出的是書寫反動詩詞，占全部反革命毒草的百分之七十八。有舊體詩詞，有新體詩，還有文字遊戲的寶塔詩。舊體詩有四言、五言、七言；舊體詞有《清平樂》、《滿江紅》、《憶秦娥》、《拋球樂》、《訴衷情》、《江城子》、《十六字令》、《西江月》、《卜算子》、《石州慢》等二十六個詞牌。他們利用這些形式大作反革命文章，可算是用盡了反革命的心機，耍盡了反革命的伎倆。有個反革命分子，經過精心琢磨，炮製了所謂“四絕字頭”的反動詩，共十六句，每一句的第一個字連起來念，就是：“懷念總理，良弓不離，誓除魔患，神州稱奇。”真是絞盡了腦汁。

有些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也把魔爪仲向天安門廣場。他們炮製的反革命毒草，無論是含義情調、引用典故，還是表現手法，都是煞費苦心的。有個反革命分子用《石州慢》這個詞牌作詞，發泄反革命仇恨，惡毒攻擊什麽“朝堂盡鼠輩，奸權橫操同室戈”。用《石州慢》這個詞牌是什麽意思呢７，這裏邊也大有文章。據說，北宋有個叫張元幹的，作過朝廷命官，他因為秦檜當國，不願和奸佞同朝，棄官而去。後來慣用《石州慢》這個詞牌作詞，發泄對當時的統治的悲憤。今天，反革命分子選用這個詞牌作文章，顯然是把自己比作張元幹，借以發泄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刻骨仇根．，用心十分險惡。湖南省桃江縣有個七十多歲的老家夥，挖空心思地用人物畫組成一幅反動對聯，讓人專門帶到北京，貼到天安門廣場，蓄意誹謗中央領導同誌，手段極其惡毒。

第三步，就是五號這—天，一小攝反革命分子，不但繼續使用大造反革命輿論的這一手，叉施展了反革命暴力的一手。他們在三、四兩日遭到打擊之後，狗急跳牆，凶相畢露，又燒又打，又搶又砸，甚至衝擊人民大會堂，威逼警衛戰士降天安門廣場的五星紅旗，反革命氣焰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就拿打來說，他們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衛戰士，打革命群眾，像地主“還鄉團”一樣，窮凶極惡。被他們打傷的，就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有的眼睛被打腫，腿被打骨折，鼻梁骨被打斷，有的耳朵被撕裂。對交通廣播車上的宣傳員、救火的消防戰士，他們也不放過，圍攻毆打。過路的群眾說了幾句義憤的話，也慘遭毒手。他們不僅打中國人，還圍攻毆打外國人，蓄意製造國際事端．被打的外國人就有五名之多。日本《朝日新聞》社記者田索竹彥，被他們打得滿臉是血，兩架照相機和錢包、證件都被搶走。在這些行凶作惡的亡命徒中，就有姚登山的兒子姚健，他也打著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懷裏揣著反革命傳單，竄到天安門廣場，大打出手，煽動一夥人，毆打公安人員，狂叫“打便衣”，“打密探”，“打死他！打死他！”瘋狂地進行階級報複。

他們燒了一些什麽呢？燒毀汽車四輛，砸毀宣傳車、救火車各一輛，燒毀自行車近百輛。他們踩著警衛戰士和人民警察的頭衝進解放軍營房放火，把營房裏的大量家俱、衣物扔進火堆。甚至揚言要“火燒天安門城樓”。

這次反革命暴亂是壞事，但也變成了好事。暴露了敵人，教育了群眾，使人們擦亮了眼睛，進一步認清了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動本質，徹底戳穿了敵人所謂“悼念總理”的大騙局。

[yongbing1993]

反擊走資派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





姚文元在日記中記載說：

“下午二時，政治局緊急開會，人民（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動，反革命暴動事件，打了解放軍燒了汽車，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眾，並且衝到人民大會堂東門。

一批人在紀念碑進行反革命煽動，號召成立反革命組織，以“悼念”總理為名，猖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鄧小平上台，喊“總理萬歲！”

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陰謀越來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鄧小平主持工作是他們“決定性勝利”。聽了這個情況，我提出此事已帶有反革命政變性質，要立即采取措施，開短會，不要多議。當即決定：由吳德發表講話，指出這是反革命性質事件，號召群眾離開廣場，然後立即組織民兵進行包圍、分割後拘留其骨幹分子，予以有力打擊。

三時散會，我先到人民大會堂廳外，看見了廣場全景，四大批人擁來擁去，兩堆火還在曆史博物館外燃燒。我即請政治局同誌都上來看一看，在江西廳，大家都來了。這是觸目驚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壞蛋始終不動，誰去反對就打誰，另有一夥人進行反革命演說，送花圈、貼傳單。外麵有好幾萬人，流來流去。再外麵有一批騎腳踏車的人飛快地來回巡邏，看來是通風報信的。還有不少小汽車，有不少是部隊的。不一會，解放軍營房的小樓著火了，又一輛車著火了，火光熊熊，黑煙衝天。於是，看見樓上把被子、床單、衣服、書箱、紙張一批一批地從窗口擲了出來，擲到火中去燒。救火車無法接近。

望遠鏡中，看見有一個家夥爬上紀念碑放了一個大花圈，用繩子把它圍起來。政治局同誌看到這一切，無不仇恨滿腔，階級鬥爭是這樣尖銳，這已經是武裝暴亂性質了！

大喇叭還不響，我們很急，一再查問。華國鋒要求王洪文、張春橋、我留下來處理。我同意。終於，在六時二十五分，人民廣場的大喇叭一響，立即看見廣場上的大多數人潮水一樣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時，廣場上人已大為減少，看熱鬧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來越暴露在麵前。

九點二十五分，民兵開始行動。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無產階級專政威力下迅速被擊潰。帶著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氣昂昂地開進廣場，從南北兩方麵加以包圍，敵人徹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開會聽匯報。戰果輝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還留下一百多人，突擊審查。”晚上六點半由北京市革委主任吳德奉命發表廣播講話：

“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省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死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戮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於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令攻，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功，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一小時後人潮散盡。九點半，一萬名民兵、三千警察和五個營的衛戍部隊，手持木棍、皮帶清場，沒有任何槍刀武器。現場被捕關押38人，整個事件前前後後總共被捕388人，沒有一個死亡。

4月6日淩晨政治局聽取了公安部、民兵、衛戍區的報告後，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動”，認為是“反革命暴亂事件”，“今天取得了勝利，但教訓太深了”，應“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會議提出要將這次事件“盡快通報全國”，並給予公開報道。毛遠新於淩晨3時向毛澤東書麵匯報，其中說：

“告類演說、詩詞、悼詞、小字報、傳單、字條、口號都集中攻擊毛主席，就是不批鄧(有的公開擁護鄧)”，“內容既惡毒又隱晦，是白頭發的人編寫的”。“再一個特點是法西斯，不顧後果，瘋狂已極，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不是搶救得快，很多入會被打死)，連提出不同息見的看熱鬧的群眾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下群魔亂舞，是曆史上沒有的。

“估計敵人會準備明暗兩手，要防止他們搞暗殺、破壞活動，他們什麽都幹得出來的。”

毛遠新的報告結尾說：

“市委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門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明天人民日報要發社論，組織全市人民學習，批鄧，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

“國鋒同誌最後歸納了大家的意見，並建議由北京市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性質、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寫個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園，今天的事必然會傳到全國，敵人會進一步造謠，製造混亂，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況有所準備是不行的。“大家認為盡快向全國通報很有必要，起草後送主席。”毛澤東於11時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到毛澤東住地，當麵向他報告處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經過。張玉鳳回憶：“她走到主席床前，對主席說：‘我來這以前，特意到天安門廣場繞了一圈，一路上硝煙彌漫，一夥人燒房子，燒汽車。這是以死人壓活人，鄧小平是他們的總後台，我要控訴。我建議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主席看了看她，沒有說話。”

4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的社論，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擇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

4月7日上午8：05，毛遠新根據姚文元的“天安門事件現場報道”，向毛澤東匯報了“天安門事件”的進展情況和處理意見。“現場報道”說天安門事件“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毛澤東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他主張公開發表這兩項決議和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道，表示：“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九號文件）：“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十號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葉劍英、鄧小平、蘇振華未參加會議。

當晚8點，廣播電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兩個決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對鄧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幾乎衝擊所有領域。

4月8日，北京舉行超過百萬人的慶祝粉碎四五反革命遊行。同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在信中，他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表示：第一，擁護華國鋒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第二，對繼續保留他的黨籍表示感謝。

4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文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麽?》一文，把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說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

事實證明：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對四人幫和毛遠新吳德等實行嚴酷的報複致四人幫於死地，毛遠新被打殘。又將《四五》翻案。充分說明走資派鄧小平做賊心虛心狠手毒。

這就是階級鬥爭。

[yongbing1993]

六百萬人的《塵肺病》又一居冠






走資派特色時代有許多居冠。國際性工作者聯盟（IUSW）公布最新報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以500多萬人居冠。博士生有120多萬居冠。六百萬人的《塵肺病》又一居冠。

《600萬人跪著忍受折磨：不可治愈的“窮人病”》文章來源: 悅爾像素 於 2024-05-05

在眾多的塵肺病家庭中，有些家庭更加艱難，比如一個家族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全都是塵肺病患者。當夫妻中的一人離世，活著的人不僅要繼續遭受疾病的折磨，還要償還巨額債務以及承擔照顧老人、孩子的義務。

麵對無奈的現實，他們不得不考慮重組自己的生活。

黃玉連的姐姐上氣不接下氣，身旁呼吸機裏水泡在劇烈翻滾。她用力睜開雙眼，使出心肺最後一口氣對丈夫說， “和妹妹照顧好爹娘，把娃拉扯大! ”話音剛落，便倒在丈夫懷裏永遠閉上了眼睛。這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姐姐38歲。

2018年1月22日，黃玉連抱著命在旦夕的姐姐。姐姐、姐夫，黃玉連和丈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6人全都是塵肺病患者。

2006年春節，湖南省藍山縣田心鄉可富村，黃玉連的姐姐黃竹連帶回“喜訊”：廣東四會玉器加工業火爆，隻要能吃苦，就能掙到錢。消息很快在家族傳開，兄弟姐妹，遠親近鄰紛紛跑去“淘金”。

四會在當時堪稱全球最大的玉器銷售和生產基地，從業者多達數萬人。玉連夫婦，姐姐、姐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三家年輕人拖兒帶女都加入到這支淘金隊伍，兄弟姐妹們在郊外合租了一層民房，每家投資七八百塊購置了簡易的玉器打磨機，家庭小作坊就這樣正式開工了。在那大幹快上的日子裏，玉連住所周圍多達數千家作坊，到處彌漫著粉塵，隨處能聽到機器的轟鳴，工作的時候，大家幾乎都不做防護，越勤快的人，埋下災難的種子越深。

2011年10月，黃玉連的丈夫胡漢清突然感到胸口疼痛，臉色蒼白，夫妻倆來到廣州職業病醫院，檢查結果是“塵肺病”。很快，黃玉連也確診了。夫妻倆四處尋醫，花光了家裏的積蓄才知道塵肺病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錢也無濟於事。姐姐後悔當初帶回“喜訊”，如今三家大人都患上了塵肺病。

2016年，黃玉連的丈夫、姐姐和弟媳三人同時在長沙住院，大夫勸姐夫兄弟倆也做個檢查，3對夫妻無一幸免。一時間，三個普通農民家庭經曆了塌方式災難，每家都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為了救命，三個家庭共花去100多萬治療費，各自欠下十幾萬外債。

2017年6月1日，黃玉連丈夫胡漢清的病情已發展到晚期，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當時黃玉連為了養家仍在東莞打工，她咳嗽非常厲害，因為擔心被老板炒魷魚，一直隱瞞病情。

2018年1月20日，黃玉連的丈夫在長沙職業病醫院去世，當時正在東莞打工的玉蓮因為買不到火車票遲到了一天，沒能見到丈夫的最後一麵。看到丈夫的遺體，她放聲痛哭。不到半年，黃玉連的丈夫和姐姐都走了，她和母親抱頭痛哭。

姐姐去世後留下兩個娃，黃玉連自己也帶著兩個娃，她和姐夫都成了單親家庭，也都是塵肺病人，往後的路該咋走？除了治病，還要打工、照顧父母和四個娃。其實丈夫和姐姐臨終前都希望玉連嫁給姐夫，兩人共患難，也別在乎別人說些啥，家裏上有老下有小，隻要這家人能活下去就行。

2018年10月24日，黃玉連和姐夫歐世華來到藍山縣婚姻登記處正式辦理了結婚登記。這對塵肺病人的婚禮，聽不到敲鑼打鼓和鞭炮聲，也沒親朋好友前來祝賀。但這畢竟是個大喜的日子，黃玉連在超市裏花了216塊錢買了一雙情侶鞋作為結婚紀念，晚上和家人吃了個團圓飯，還買來一瓶飲料助興。夜幕降臨之時，山裏這對塵肺病人共同舉杯，開始了新的生活。黃玉連和姐夫的新婚之夜是在車上度過的，他們沒有婚假，擔心老板炒魷魚連夜趕回東莞。婚宴過後，天空下著蒙蒙細雨，母親和孩子站在雨中和他們揮手告別。在長達五百多公裏的旅途中，雨越下越大，黃玉連和姐夫沒有甜言蜜語，車裏隻能聽到劈裏啪啦的雨點打在車窗上的聲音。

2024年4月，黃玉連和歐世華還在東莞打工，為了便於互相照顧，他們在廠外租房。黃玉連的病情比較嚴重，經常要請假，她的兩個孩子已經成年，也都在廣東打工，兒子在東莞，女兒在廣州。

關於塵肺病家庭的離婚率，雖然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但是夫妻矛盾突出、妻子離家出走的事情屢見不鮮。曾經因“開胸驗肺”轟動全國的塵肺病患者張海超在接受人民網訪談時說過，他曾經一天之內接到三個塵肺病家庭離婚的電話。

2024年3月3日，江西蓮花縣六市鄉西坑村，朱愛萍隻身一人站在屋外的空地裏。丈夫因下井挖煤身患塵肺病，她離家出走，被人“騙走”感情、騙光多年打工的積蓄。在被丈夫接回家後的2年裏，丈夫、公公、婆婆先後離世，家裏隻剩她一人。朱愛萍的丈夫陳會明很能吃苦，新婚後不久便去了離家40裏外的小煤窯打工，那一年是1995年。朱愛萍勸他別下井，太危險，但陳會明執意要下，因為井下掙得多，等掙了錢就蓋新房，讓家人過上體麵的日子。由於長期接觸生產性粉塵，煤礦工人一直是塵肺病的高發人群。

2009年的夏天，陳會明經常感到胸悶氣短，他懷疑自己得了塵肺病，但因為經常聽說有塵肺病患者的媳婦拋棄丈夫跑了，於是他一直不敢對外聲張，繼續在井下挖煤，直到2012年因工傷回到家中。陳會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趁著還有把力氣，仍在家鄉打零工，並將多年的積蓄拿出來蓋新房。新房蓋到一半沒錢了，至今還是個半拉子工程。

2019年5月23日，麵對患有塵肺病的丈夫、半身不遂的公公、患有高血壓的婆婆，42歲的朱愛萍不堪重負離家出走了。在外漂泊的朱愛萍不僅“感情”被騙，連辛苦打工攢下的18000元積蓄也被人騙光。一無所有的她深感內疚，兩年後又回到了山裏。回到丈夫家的朱愛萍，生活又回到原點：一個一貧如洗的家，三個重病的家人。丈夫、公公、婆婆相繼去世後，她孑然一身。

《挖煤36年，隻攢下1萬元，剩下半條命》54歲的沈冬華挖了36年的煤。51歲那年確診塵肺病，揣著僅有的1萬元回到江西老家。老家隻有一座建了18年仍然沒有建好、牆體還已經開裂的半拉子“新房”。然而，與眾多家破人亡的塵肺病人比，命運似乎對他又“網開一麵”……

沈冬華在井下幹了36年，家境也沒好到哪去。2016年，沈冬華突然感冒，咳嗽還帶有血塊。當地誌願者了解情況後，免費給他做了體檢，沈冬華這才知道自己得了塵肺病。一場大病過後，沈冬華徹底幹不動了，隻好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了老家。有人勸他去打官司，塵肺病是職業病，官司打贏了可獲得一定補償。但老實巴交的沈冬華卻認為這是自己的命不好，“找老板幹啥？如果人家不給我活幹，咋能養家？應當感謝人家，這是命中注定的。”

沈冬華從礦上回來，身上隻有1萬塊錢的積蓄。他去向村裏養魚的人請教，回家挖了一個一畝大的魚塘。買不起水管，他上山砍來竹子，把總長2000多米的竹對接在一起，將山上的水源接到魚塘。修魚塘花去14000多塊錢，不僅花光他36年挖煤攢下的所有積蓄，還欠了別人4000元。

塵肺家庭的孩子，大部分小朋友們的童年都被玩具、零食和父母的關愛包圍，然而塵肺病人的孩子，小小年紀卻要承擔起家庭的重擔。

他們過早地懂事，盡可能幫家裏省下每一分錢，隻為能幫父親多買一盒藥；一到寒暑假，就要想方設法掙錢貼補家用……

時過境遷，他們絕大多數人在有關部門和公益組織的幫助下得以繼續讀書，部分人現在也已經成年，但他們曾經度過的黯淡的童年，不該被社會忘卻，他們是塵肺病的間接受害者。

2017年12月15日，雲南龍陵縣龍新鄉茄子山村。9歲小彩香父親患有嚴重的塵肺病，母親離家出走，彩香利用暑期給別人帶娃，掙了20塊錢，給父親買了三盒消炎藥。

2018年6月23日，陝西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6歲玲玲的父親患有嚴重的塵肺病，她希望長大後當醫生，治好爸爸的病。

2017年8月20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10歲的賴玉婷和弟弟相依為命，他們的父親患塵肺病去世，母親精神失常不知去向。

2016年11月12日，湖北鄖西縣湖北口鄉東川村，16歲的張榮海和9歲的弟弟是孤兒，父親死於塵肺病，母親死於癌症。因為兄弟倆還不會種地，這天家裏僅剩15個土豆。

2018年7月22日，重慶酉陽縣龍潭鎮鵝塘村，44歲的塵肺病農民鄭大章去世後，妻子撇下癱瘓的老人和三個幼小的孩子離家出走。

2019年6月21日，陝西柞水縣杏坪鎮中山村。37歲的杜萬翠嫁給兩個男人均死於塵肺病，撇下三個幼小的孩子。因為村裏這個年齡段的男人大多是塵肺病。她說：“打死她都不改嫁了！”

2016年12月2日，湖北勳西縣湖北口鎮東川村，44歲的塵肺病農民米元寶麵對女兒即將高考，家裏連吃飯的錢都拿不出來，他覺得沒盡到父親的責任，無奈之下上吊自殺了。

2018年5月20日，陝西鎮安縣米糧鎮江西村共查出80多名塵肺病患者，這群孩子的父親全都是塵肺病患者。

渺茫的求生路。目前，塵肺病仍然是無法完全治愈的疾病，治療僅能緩解患者痛苦，在特定時間內提升患者生存質量。現有的塵肺病治療方案主要為保守的綜合康複治療，以及代價高、風險大的肺移植手術。然而肺移植在中國大部分省市未列入醫保報銷範圍，常規開展 1 台肺移植手術至少需要 30～60 萬元人民幣。很多塵肺病人也試圖與疾病抗爭，但絕大多數患者麵臨的是一條渺茫的求生路。

2017年3月3日，遼寧葫蘆島市南票區缸窯嶺鎮古刹寺村，60歲的塵肺病人劉大恩在家中獨坐，他於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去世。

2017年8月19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51歲的塵肺病患者賴斯福骨瘦如柴，斜躺在床上。他兄弟6人全患有塵肺病，2年前大哥已去世，2年後賴斯福也病故。

2020年11月23日，陝西鎮安縣柴坪鎮金虎村，49歲的薛殿友因患塵肺病至今未婚，他在廟裏度過了生命的最後9年，於2021年除夕之夜去世。

2021年4月24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50歲的塵肺病農民林英德上氣不接下氣地在“抖音”直播，希望得到粉絲打賞籌集醫藥費。開播半年多，粉絲隻有28人，收到打賞3.85元。他於2022年4月16日淩晨去世。

2015年11月19日，陝西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57歲的塵肺病農民魏立炎多次想結束自己的生命。為省下棺材錢，他想死在別人找不到的地方，可他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有一天他找來麻繩拴在房梁上，被趕回家的女兒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搶救了過來。2017年大年初一早上，這個塵肺病農民斷了氣。

謝富餘44歲，陝西鎮安縣柴坪鎮金虎村人，2019年9月27日去世。

趙輝強47歲，陝西鎮安縣米糧鎮江西村人，2018年7月10日（農曆）去世，去世前一年，他為自己準備好了棺材。

劉明順50歲，陝西省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人，2022年4月8日去世。

2018年5月21日，陝西鎮安縣米糧鎮界河村，68歲的邱關蓮兩個兒子均死於塵肺病，麵對“白發人送黑發人”的痛苦，老人精神失常，滿山遍野呼喊兒子的乳名。

[yongbing1993]

《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法國總統德斯坦說“由於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歐洲共同體主席奧托利稱毛主席“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英國首相卡拉漢說“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無以倫比的紀念”。

希思說：“曆史將說，從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現代最卓絕的人物之一”。

法國總統德斯坦說“由於毛澤東的去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瑞士聯邦主格內吉說：“他是一位舉世無雙的人物”。

……

世界各國對毛澤東的評價與中國截然不同。

世界對毛澤東的尊崇是中國人不敢想的。

英國政治家一直到現在最佩服的人還是毛澤東。

尼克鬆、基辛格、希思（英國前首相）、德斯坦（法國前總統）等人在90年代在接受電視采訪時從來都是尊稱毛主席，而中國大陸國內官方稱呼毛澤東同誌。

一些人則稱呼“老毛”，把蔣介石卻叫“蔣先生”。

所以現在世界上對毛澤東最不尊敬的是中國人自己。

老將軍們絕大部分對毛澤東都是感恩的。

老將軍們絕大部分對毛澤東都是感恩的，畢竟是毛澤東讓他們輝煌。

彭總臨終前的遺言是：毛主席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陳毅元帥病重期間，幾個月都靠輸液維持生命，未曾吃進一粒米，但1971年的12月26日，他卻要求吃麵，看他吃的非常艱難，護理人員都勸他別吃了，他費力地說：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要為他吃長壽麵啊！所有的護理人員都感動得流下熱淚。

羅瑞卿大將出獄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齊齊，到天安門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後敬了個標準的軍禮。

黃克誠大將說，我們這一代人對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個人恩怨的。

葉劍英80年代一聽見別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談論毛主席，就激動得老淚縱橫。

楊成武上將更是聲稱：認識毛澤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

楊尚昆寫道：“我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一直關到1975年，確確實實沒有動搖過對毛主席的信念，……現在有些人覺得奇怪，說你們這些人受了這麽嚴重的迫害出來工作以後還講毛主席好。

戚本禹是毛澤東親自下令抓的，現在也還是為毛澤東說話。地方上的老幹部就更不用說。這些不能用愚忠來解釋。

就象恩格斯評價馬克思一樣：“他有很多敵人，但是他未必有一個私敵。”

否定毛澤東的反倒是為他們打抱不平的後人。

世界各國對毛澤東的評價與中國截然不同。

世界對毛澤東的尊崇是中國人不敢想的。

1949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臨走送行的時候，毛澤東住處的全部蘇聯工作人員都哭得出不了門，他們私下說：“覺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親（見師哲回憶錄）”。

英國政治家一直到現在最佩服的人還是毛澤東。

尼克鬆、基辛格、希思（英國前首相）、德斯坦（法國前總統）等人在90年代在接受電視采訪時從來都是尊稱毛主席，而中國大陸國內官方稱呼毛澤東同誌。

一些人則稱呼“老毛”，把蔣介石卻叫“蔣先生”。

所以現在世界上對毛澤東最不尊敬的是中國人自己。

瑞典有個政治家從1977年毛主席紀念堂落成以後，每年都要來中國瞻仰。80年代初期，麵對反毛澤東的現象，他焦急地說：“中國的年輕人要記住毛主席，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此事人民日報登載）。

湯姆·路奇是美國魏斯裏安大學教授，1991年毛主席逝世15周年的時候，他到北京參觀毛主席紀念堂。一走進紀念堂，他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當時，中央電視台正在裏麵拍攝，攝相機的鏡頭自然而然地對準這位正在哭泣的外國人。

路奇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革命家。還有誰比他更偉大？沒想到他才去世15年，世界仿佛變了個樣，社會主義運動被搞成一團糟。現在才懂得，為什麽毛主席的逝世是世界革命人民難以彌補的損失。一想起這些。從心底裏感到難受。”

世界各國的毛澤東紀念郵票，一直到現在還陸續發行，其中大部分是第叁世界國家發行的。至於毛澤東研究的書籍就更多了。
……

其實，一個人與一件事一樣：當權或流行時的“一時之譽”往往說明不了什麽，隻有經過一定的“時效”後的評審才會客觀、公正——因擺脫了利益與危機，顧忌沒了。

回首毛澤東，全國廣大人民所以對他深情懷念，是經過了時間的洗禮，證明無論他的思想、功德、人格、才智、學識還是著作理論或對世界、中國、後人的影響，誰都無法與之相比！

“神化”“個人崇拜”，其實是個“偽問題”，君不見：有的人，你怎麽“樹”他，還是“扶不起來的天子”，要不就是在位時“歌聲”一片去位後“譏聲”不絕！

逝去的領導人何其多，有誰能像毛澤東這樣被國內國外如此廣大、如此持久的“神化”“崇拜”呀？不帶功利色彩的歌功、頌德，永遠是勞動人民和有識之士本色——！

美國把首都取名華盛頓，建立林肯紀念館，不是個人崇拜的一種官方行為嗎？

毛澤東在努力抑製群眾對自己的個人崇拜方麵，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其它政治家都不敢這麽做的。

哪個政治領導人敢說“我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

中華民族尊重老人，尊重偉人，尊重英雄，有著寬闊博大的包容性。

為什麽不能大張旗鼓地在主流媒體上，在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提倡毛澤東思想呢？

連漢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蔣介石、孫中山都有人讚美，為什麽毛主席這近代的、身邊的、空前偉大的領袖不能光明正大地對待呢？難道真要像一位韓國女大學生在一篇文章中指責的“中國人在背叛偉大的先輩”嗎？

一個大國必須有自己的哲學、文化、價值觀、安全、尊嚴、發展戰略以及政治的感召力，僅僅靠冷冰冰的錢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

而毛澤東思想、著述正是華夏文明最科學最輝煌的寶庫，是振興中華造福人民和諧世界的指南，我們有什麽必要舍近求遠、匍伏在西方的洋教條下——？！

鄧小平說過：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

歐洲共同體主席奧托利稱毛主席“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英國首相卡拉漢說“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無以倫比的紀念”。

希思說：“曆史將說，從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現代最卓絕的人物之一”。

法國總統德斯坦說“由於毛澤東的去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瑞士聯邦主格內吉說：“他是一位舉世無雙的人物”。
……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曆史不會忘記他，人民不會忘記他，全世界都不會忘記他！

[yongbing1993]

《抗美援朝戰爭》中國才有自尊






《抗美援朝戰爭》之後，中國人從此才有自尊。

讓我們再一次站在曆史經緯線上來考察一下抗美援朝戰爭吧！1840年，英國人隻動用了15000餘名陸、海軍官兵和48艘戰艦，就陷定海、取吳淞，直趨南京，將滿清軍隊打了個一敗塗地，落花流水，最後以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為代價，才讓人家住了手。1894年，小鬼子上了岸，甭提了。1900年，那就更是不能提了。

數萬八國聯軍打上門來，奸淫虜掠無惡不作，最後老佛爺仍然簽訂了一張賠銀子讓土地的賣身契──《辛醜條約》，才算暫時了了賬。1905年，日俄兩國為爭奪遠東的控製權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大打出手，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中國的土地，竟然成了別國軍隊建立功勳的戰場。

再後來改了朝換了代，反而一代不如一代。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作為戰勝國的北洋政府竟然要去簽那個喪權辱國的21條。1931年九一八，不到兩萬的鬼子關東軍，竟然就能從少帥20多萬東北軍手中輕取東叁省8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跟共產黨誓不兩立不共戴天殺氣騰騰的蔣先生卻一點脾氣也沒有，還發出“絕對不抵抗”的命令，眼巴巴地看著日本鬼子弄出個不明不白的“滿洲國”來。後來有人以蔣介石尚未完成抗戰準備而為其開脫。

可毛澤東們又完成了出國作戰與頭號強國交手的準備嗎？扯淡！ 1937年七七事變後，蔣先生總算爺們兒了一把，抗戰啦。八一叁還主動在上海向日軍出擊，先後開動了70萬國軍精銳在淞滬戰場跟鬼子們打得山搖地動。國軍弟兄們也挺給中國人長臉，打得很是英勇很是頑強很有些中國爺們兒氣。那就好好打唄！不！

卻一邊打一邊叁心二意地盼著英美來當和事佬，開出的價碼連那個傀儡“滿洲國”都不敢讓挪窩，隻是“恢複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還用這種心態去製約戰場指揮官，以致於最後一敗再敗，讓20多萬日本鬼子攆著70萬國軍的腳後跟進了南京，弄出個國人至今一提起就傷心落淚的“南京大屠殺”來。你再看看毛澤東們的“談的隻管談，打的隻管打！”

好歹慘勝了吧？好歹成“四強”了吧？卻還是割蒙古，棄疏球，不爭香港，不管唐魯烏梁海。連派點駐日占領軍這樣天大的好事兒都不敢慨然應承。皇上爺也好，蔣總統也好，都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

再看1950年。那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國內還有國軍殘餘部隊和大量土匪，整個一個廢墟一片滿目瘡痍的家底，毛澤東們就敢和頭號強國糾集的17國聯軍較勁，而且還讓他們一而再再而叁地遭受敗績，最後不得不在有利於新中國的情況下結束戰爭。站在這個曆史橫斷麵上的中國人民可以很方便地進行比較。

曾幾何時，數萬侵略軍就可以在中國橫行無忌，而今呢？為數上百萬的16國聯軍在鄰邦的土地就被遏製。飽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欺淩的億萬同胞，能不煥發出空前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來嗎？能不在切切實實地享受“站起來”的感覺時，由衷地喊出“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嗎？自此以後，中國，再沒有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曆史了。自此以後，中國，再沒有外敵深入國土肆虐橫行的曆史了。中國是這樣贏得尊敬的

美國軍事曆史學家沃爾特·赫爾姆斯在《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中，從對手的角度一語道出了抗美援朝戰爭對於新中國的意義：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禦能力中，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中國已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個聲音雖然來自對手，卻極為悅耳。海外華人也臉上有光。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回憶說，朝鮮戰爭前他在歐洲旅行，人們常對華人持歧視態度，可是新中國出兵朝鮮並連獲勝利後，西歐海關人員一見華人都肅然起敬。李光耀先生從此開始認真學習自己祖先的語言。

在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偽滿戰犯和國民黨軍戰犯們，也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後，才轉變了態度，誠心誠意接受改造的。流落海外的前中華民國總統李宗仁先生，也是在新中國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之後，經過痛苦的反身自省，從自已的失敗中看到了為自己所熱愛的祖國的新生和崛起，從而毅然否定了舊我，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和他昔日的對手們握手言歡。還有那聽到了伍修權將軍在聯大發言後歸來的大批海外學子。一個當時在中國經曆過那個年月的外國人說：“中國人在朝鮮戰爭中認識了自己。”

自抗美援朝戰爭後，新中國軍隊多次與外國軍隊交手。美國軍隊、印度軍隊、蘇聯軍隊、越南軍隊。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能通過戰爭手段從新中國軍隊手中獲取哪怕是一分一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從此，中國人民有了一個已保持了50年的外部安全環境。如今，我們都在這個安全環境中休養生息。換句話說，我們都在享受這個安全環境。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環境是怎麽得來的？

抗美援朝戰爭使中國人民煥發出空前的愛國熱情。這種空前的愛國熱情又鼓舞人民傾盡全力支援了這場戰爭。成千上萬的土改翻身農民披紅掛彩，鬥誌昂揚地奔赴朝鮮。當時人口隻有2000餘萬人的漸江省，先後竟有100餘萬人報名參加誌願軍 ──那當然能如願的隻能是少數人，沒有選上隻能發牢騷說“參軍比選秀才挑女婿還難”；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區，僅1951年一年內即有24000餘名各族愛國青年走進了出國出作戰的誌願軍隊伍；內蒙古自治區紮賁特旗一個行政村60多個蒙族青年牽著自己的馬彈著馬頭琴來到征兵工作站……“母親教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那首激勵著萬千太行兒女的戰歌，在新中國第一次對外戰爭中，又激勵著百萬中華優秀兒女慷慨高歌奔向異國他鄉的浴血戰場，父母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爭相入伍，還有老太太帶著全部子女走進征兵站……經曆過抓壯丁那個年代的人們一定知道這一切意味著什麽！

除了參軍，祖國人民還組織了大量的支前隊伍參戰。整個戰爭期間，東北地區農民參加過擔架隊、運輸隊、民工隊等戰地勤務工作的就有60多萬人；全國鐵路係統有80%以上的員工報名參加抗美援朝；中華全國抗美援朝總會和紅十字會共組織了6000餘名醫務人員赴朝服務……他們跨過了鴨綠江，是沒有誌願軍名義的“誌願軍”。

青年知識分子們也積極參軍參幹。年屆古稀的民族資本家吳蘊初的獨生女兒吳誌運決心參加軍幹校，曾在封建買辦和官僚資本的夾縫中艱難生存下來的吳蘊初老人複信予以熱情讚許：“吾垂暮之年，隻有你一個女兒，自不願與你分離。但是你為祖國為人民願意獻身祖國，並預備流盡最後一滴血，這行動和精神是偉大的，吾豈能以舐犢之愛忘卻了保家衛國之義。”戰爭期間，報名參加軍幹校的知識青年達到58萬多人。

最讓人動情的是這個貧弱國家人民的捐款運動。戰爭進行到關鍵時期的1951年6月1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向全國各族各界人民發出了開展捐獻武器運動的號召：我們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的戰鬥力，在一切方麵都能完全壓倒敵人，困難的隻是我們的飛機大炮等武器還不夠多。為了使我們英勇善戰的誌願軍，能夠以更小的犧牲，消滅更多的敵人，早日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我們必須迅速以更多的飛機、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給前線。我們建議全國各界愛國同胞們，不分男女老少，都開展愛國的增加生產、增加收入的運動，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購置飛機、大炮等武器，捐獻給誌願軍和解放軍，來加強他們的威力，鞏固我們的國防。

為各界人民認捐的方便，抗美援朝總會對各項武器的折價作了具體規定：一架戰鬥機折合人民幣15萬元；一輛坦克折合人民幣20萬元；一門大炮折合人民幣9萬元。這個運動立刻得到了全國人民熱烈擁護。

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職工們，通過增加產量，義務加班承包本廠施工工程，揀廢鋼鐵、捐獎金等辦法，捐獻了“石景山鋼鐵廠號”戰鬥機一架；甘肅玉門油礦的職工在 8天內用增產所得捐獻“石油工人號”戰鬥機一架……還有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劇社”，這些在舊社會受盡欺淩被人瞧不起的“戲子”，從新中國的誕生中重新找到了做人的尊嚴。她們從1951年8月起半年內，在陝西、河南、湖北、湖南、廣東、江西等6個省為30多萬觀眾巡回義演170多場，自己省吃儉用，用義演的收入捐獻了“香玉劇社號”戰鬥機一架。筆者從不喜愛地方戲劇，連自己家鄉的川劇都不愛看。然而因為在少年時聽老師講過“香玉劇社號”飛機的故事後，竟愛屋及烏，喜愛上了這個河南地方戲，至今仍保留著這個讓許多朋友奇怪的嗜好。筆者從戎時穿的是藍軍褲，因而對常香玉老人有著特殊的情感。並且保持著永遠的尊敬。

當然，筆者家鄉的老一輩人也沒讓筆者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感覺沒臉──簡陽縣的棉農們發起了“一斤棉捐獻運動”，兩個月內就完成了兩架 “棉農號”戰鬥機的繳款。個人捐款也很踴躍。新疆烏魯木齊103歲的維吾爾族老人吾古尼沙汗，堅持拾麥穗、紡線賣錢捐獻武器，被譽為“誌願軍的老媽媽”；重慶市63歲的勞動婦女彭淑貞，臨終前將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積蓄3個金戒指、5枚銀元和一間房屋，全部捐獻了出來；湖南湘潭縣一位76歲的勤雜工譚楚雲每月隻有8元的收入，從抗美援朝總會發出捐獻號召之日起，就做了一個竹筒，上麵鑽一個小孔，每天工餘挑叁、五擔水，把賣水的錢裝進去，竹筒上寫著“抗美援朝捐獻·譚楚雲記”的字樣。“我是毛主席的家鄉人，不能給毛主席丟臉！”老人這樣說。

孩子們也捐。遼寧彰武縣一個小學的1200餘名小學生，利用放學後和假期中的閑暇時間，揀糧食、打柴禾、打柳條子，積累了1200多元，全部捐獻給了抗美援朝。……

截至1952年5月底，僅一年時間，全國人民共捐獻人民幣5.565億元，相當於當時3710架戰鬥機的價款。也就是說，可以全部裝備一支新中國當時的空軍。現在的人們可能要說這有什麽了不起？1998年長江洪災期間，中央電視台一個賑災晚會下來就能募來同等數目的捐款。可想過沒有，那年頭中國人的腰包有如今這麽鼓嗎？再者說啦，那年頭的鈔票有現在這麽“毛”嗎？那一張一張都是人民的血，人民的汗。也是人民的意誌！

中國人民還陸續派出慰問團到前線慰問自己的子弟兵。1951年1月，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決定組織中國人民慰問團前往朝鮮，慰問在朝鮮前線英勇作戰的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 1951年4月，第一屆中國人民慰問團由總團長廖承誌、副總團長陳沂、田漢率領，由8個分團575名各界代表和文藝工作者組成，直接把全國人民捐獻的 1093麵錦旗、420餘萬元慰問金、2000餘箱慰問品及15000多封充滿深情的慰問信，送到子弟兵的手中。為給前線的戰士們演出，慰問團曲藝服務大隊副大隊長、天津市著名相聲演員常寶坤，隊員、天律市著名琴師程樹棠遭遇敵機轟炸，光榮殉職。慰問團回到祖國，分別奔赴全國2050個縣進行匯報演講，把前線將士們的故事廣為傳揚，激勵著後方人民更加努力地恢複生產，支援前線。第二屆慰問團由劉景範為總團長，陳沂、李明灝、胡厥文、周欽嶽為副總團長，規模比第一屆大了一倍，有9個分團1097人，代表性也更為廣泛，還包括了宗教界、海外華僑及少數民族代表。他們到達朝鮮時，上甘嶺戰役正在激烈進行。慰問團第二分團來到五聖山前線，他們一定要到前沿去看自己的子弟兵是怎麽打仗的，而秦基偉軍長出於安全考慮把他們攔住了。雙方爭執不下。最後達成協議，讓兩位代表──工業勞動模範牛汝森和作家陸柱國在前沿觀察所用望遠鏡看前邊打仗。兩人一看就落淚了。邊看邊哭，最後索性嚎啕起來。陸柱國說我不走了，我要留在這裏，把上甘嶺的英雄們寫成小說，讓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們是些什麽樣的人，是為什麽在打仗，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打仗，是怎樣打贏的這些仗。這位青年作家走遍了參戰的每一個連隊，噙著眼淚聽取了那些戰爭的勝利者和幸存者們訴說的每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在熬過許多個不眠之夜後捧出了一疊疊浸著淚水的稿紙。那就是撼世之作《上甘嶺》。這部作品被新中國電影工作者搬上了銀幕。至今，“一條大河波浪寬”還在神州大地到處傳唱。

另一位作家巴金用前線的素材寫下了另一個動人故事《團圓》。這就是電影《英雄兒女》的故事藍本。這部影片當年在香港打破了所有好萊塢大片的票房，創造了當時香港電影票房曆史之最。影片的技術水平當然趕不上好萊塢大片，藝術水平也有可點可議之處，但她卻是中國人自己的故事，中國人自己的感情，中國人自己的業績，中國人自己的驕傲。身處殖民地狀態的香港人也是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血濃於水，全世界炎黃子孫，愛國情結是共同的。

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一手“攘外”，一手“安內”。在對外戰爭取得勝利的同時，國內的中國軍隊也完成了曆時4年的大規模剿匪鬥爭，殲滅國民黨軍殘餘部隊和政治匪特268萬餘人，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當局在大陸建立“遊擊根據地”、同共產黨進行長期對抗和伺機反攻大陸的企圖，消除了顛覆破壞新生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巨大威脅，保衛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徹底消除了中國人民長期以來深惡痛絕的匪患，安定了社會秩序，保護了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在剿匪作戰的同時，人民解放軍還粉碎了台灣國民黨軍在東南沿海和西南邊疆對大陸的陸上、海上和空中的多次竄擾，鞏固了一百多年來形同虛設的邊防。與新中國百萬優秀兒女在國門外與敵人浴血奮戰的同時，國內人民還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運動，清除了農村封建勢力，到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時，全國除新疆、西藏和台灣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這一切，都為盡快醫治戰爭創傷，恢複國民經濟，進行生產建設，提供了必要條件。在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的前夜，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在西北軍區部隊配合下，取得了昌都戰役的勝利。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友好協商，排除了帝國主義勢力和西藏分裂主義勢力的重重幹擾，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並於1951年12月20日，完成了進軍西藏的偉大壯舉。中國，從此開始真正成為一個各民族團結統一的國家。在一個瘡痍滿目的土地上，出現了百年未有的嶄新氣象。想想那個敵寇已深入國土還說“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有什麽感覺？

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還大大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複。這個恢複，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完成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望，對於中國國內的政治安定和經濟建設也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雖然戰爭耗費了62億元人民幣的戰費，但並未對國民經濟的恢複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這固然是人民群眾空前高漲的愛國熱情所帶來的巨大的生產動力所致，但出兵及時，初戰獲勝，將敵軍從鴨綠江邊逐回到叁八線附近，避免了在漫長的中朝邊境長期設防而可能付出的更大代價，使原訂的南滿工業搬遷計劃得已取消，東北地區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又成為了建設的重點，起到了擔綱的作用，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由於中國軍隊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蘇聯也改變了過去援華態度不甚積極的態度，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援助中國建設了156個大型工業企業，從而為新中國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共向中國提供了64個陸軍師和22個空軍師的的裝備，其中大部分是有償的，除飛機外，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過的過時貨，價值為人民幣30億元，按當時比價，折合成為美元為13億。這些裝備，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戰爭運動戰末期到達並裝備部隊的，那時戰場的大格局已經底定。但這批裝備在中朝軍隊戰略防禦階段的作戰中仍然發揮了巨大作用，因而對於中朝軍隊最後奪得戰場主動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擁有核力量的蘇聯對於美國核威懾所形成的製衡，也是中朝軍隊贏得戰場主動權的有力後盾。朝鮮戰爭最終得以局部化有限化，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1955年，蘇軍從旅大、丹東撤退時，又有償移交了記賬款10億人民幣的裝備。整個50年代，中國欠下蘇聯貸款59億人民幣。截至1965年止，中國全部還清這筆款項。還是那句話，站得直有本事的人最好交朋友。

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使毛澤東很有底氣地對世界說：“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中國人民有這麽一條，和平是讚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