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大寨給子孫後代留下什麽

農業學大寨給子孫後代留下什麽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地處太行山區黃土高坡，植被稀缺，水土流失嚴重。耕地主要集中在虎頭山一側的“七溝八梁一麵坡”上。村域麵積2平方公裏，800畝耕地零零星星散布成4700多塊，每塊耕地的麵積平均不足0.18畝，可想而知地塊有多小。這些山坡小地缺邊少堰，三天不下雨禾苗就發黃，一旦下點急雨就會把地全都衝毀。耕地麵積零散而又貧瘠，糧食產量一向處於低水平徘徊。

大寨村1952建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陳永貴出任黨支部書記，帶領58名男勞力在白駝溝打壩24道，造地5畝。1953年在後底溝打壩25道，造地25畝。1954年在小背峪溝造地8畝。1955年起先後三次在狼窩掌打壩180多道，總長7.5公裏，把300畝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1956年建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依靠農民的生產熱情和集體經濟力量，持續挖山填溝，修造梯田，改造耕地，連年取得豐收，使糧食畝產量由1952年65公斤增長到385公斤，不僅村民自給有餘，還上交國家公購糧，被昔陽縣推薦為全省建設社會主義先進集體，推薦陳永貴為全省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

《山西日報》50年代曾經發表關於大寨人戰天鬥地事跡的通訊報道，使大寨在山西省小有名氣。1959年12月，晉中地委在大寨召開現場會，推廣大寨黨支部工作經驗和大寨農業生產管理經驗。山西省委派人參加現場會，省委認為陳永貴的事跡和大寨黨支部總結的農業生產管理經驗，對全省具有指導作用，決定在全省宣傳陳永貴的典型事跡，推廣大寨的生產管理經驗。

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轉晉中地委關於學習陳永貴帶頭苦幹的事跡和大寨的生產管理經驗的決定，號召全省農村幹部學習陳永貴，學習大寨經驗。《山西日報》發表社論《陳永貴——黨支部書記的好榜樣》。於是，山西省掀起學習陳永貴、學習大寨經驗的第一次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全省農業生產發展。

1963年3月，山西省農業生產先進集體單位代表會議再次把大寨樹立為全省農業戰線一麵紅旗，繼續號召學習大寨。

1963年夏季，大寨遭遇特大洪災，農民房屋被衝毀113孔窯、77間房，70%的農民無家可歸。陳永貴帶領大寨農民辛辛苦苦幹了10多年才修好的梯田與100多條大壩，全部被洪水衝垮，莊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衝走，180畝耕地顆粒無收，嚴重自然災害給大寨造成毀滅性打擊。山西省委決定從國庫中調出一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從地方財政上再撥一些救濟款，扶持大寨救災度荒。大寨黨支部卻決定：“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保證農民口糧不少，農民收入不少，上交國家的統購糧不少。”當時，山西省和晉中地區很多幹部不相信大寨能做到這“三不要、三不少”，有些幹部認為陳永貴是吹牛皮。

1963年下半年，大寨群眾在陳永貴帶領下，以無比高漲的幹勁，白天搶修梯田、搶種莊稼，晚上重建房屋，經過幾個月苦幹實幹，大災之年奪得大豐收。當年糧食產量比上年大幅度增產，畝產量平均達到７００多斤，總產量達到２０多萬斤，不僅群眾口糧充足，還上交給國家１２萬斤。被大水衝毀的房屋重建得整齊劃一，更加牢固，確確實實創造出了人間神話。

《人民日報》1963年8月3日發表通訊《在農業陣地上——記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稱陳永貴是幹部參加勞動的典範。

山西省委派幹部到大寨進行調查總結，樹立大寨為先進典型。省委1963年11月發出通知，號召全省各級黨組織特別是農村基層組織向大寨黨支部學習，號召黨員向陳永貴學習。全省再次掀起學大寨、學陳永貴的新高潮。

《山西日報》記者郝戰敖去大寨采寫成一篇大寨戰勝災害獲得豐收的報道。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馮東書將發表在《山西日報》上的這份報道修改以後送給分社副社長馬明審發新華社通稿。馬明看了以後，叫來四五名記者，一起討論這篇報道。記者們一致認為大寨這麽好的典型，不能光發一條消息，應派人去北京向新華社總社和《人民日報》推薦突出報道，還應配發社論。隨後，新華社山西分社派馮東書與範銀懷兩位記者去北京，兩人到了北京就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宣傳鼓動。新華社國內部農村新聞編輯組組長穆家軍、新華社副社長兼國內部主任穆青、《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李莊和副主任何燕淩，都對大寨經驗非常感興趣。其中何燕淩在《人民日報》農村部分管社論，並曾采訪過大寨。

新華社山西分社在太原開始討論構思長篇通訊。宋莎蔭提議“就寫大寨這條道路。”分社遂派宋莎蔭和範銀懷兩人去大寨采寫通訊，很快寫出初稿發送到北京新華社。副社長穆青看了初稿，立即帶上福建分社社長孫明從北京乘飛機到太原，坐鎮指導修改。《人民日報》1964年2月10日刊登新華社長篇通訊《大寨之路》，詳細介紹大寨的先進事跡，並配發何燕淩寫的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業戰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在此之前，陳永貴１９６４年１月應北京市委邀請，到人民大會堂給北京市機關幹部介紹大寨經驗，重點介紹大寨人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不依賴國家、而是依靠集體力量戰勝自然災害奪取豐收的事跡。

1964年3月27日，毛主席乘坐火車南下了解各地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28日到達邯鄲，專門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請上專列，聽取匯報。

陶魯笳匯報過程中，毛主席特別問起“農村幹部不參加勞動反而拿高工分”的問題。陶魯笳回答時，專門談到大寨經驗，說：“陳永貴領導集體生產年年都有新套套，很見效，不久前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報告很佩服，對我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但是他的觀點完全合乎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我認為陳永貴是一個傑出的農民。大寨的幹部始終堅持在生產第一線參加勞動，管理上也有一套製度，幹部工分與社員工分有差別但不懸殊，防止了高工分現象。”毛主席當即稱讚道：“這個辦法好！能調動群眾的勞動積極性。”陶魯笳還特別提到：《人民日報》2月發表長篇通訊報道大寨的事跡，還配發了社論，陳永貴1月份被北京市委請到人民大會堂向１萬多名幹部介紹大寨經驗。毛主席說：《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北京市委請陳永貴講，我也不知道。你們現在有沒有關於陳永貴的材料？陶魯笳回答說：有材料，回頭送給主席。毛主席問：陳永貴仨字怎麽寫？他識字不識字？陶魯笳在紙條上寫下“陳永貴”三個字，告訴毛主席：陳永貴不太識字。毛主席叮囑陶魯笳，一定要把陳永貴的材料送給我。

毛主席繼續南下途中，給周總理打電話，請總理注意一下陳永貴和大寨的經驗材料。５月10日，毛主席在南京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匯報時，首次公開肯定陳永貴和大寨。說搞好社會主義教育的４條標準其中一條就是看增產還是減產，專門以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為例，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周總理接到毛主席的電話後，調來關於陳永貴和大寨的材料仔細閱讀，被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所感動，認為是個好典型，隨即打電話讓陶魯笳親自到大寨去搞一次長時間詳細調查。陶魯笳隨即到大寨蹲點２０天，寫成一篇《大寨大隊調查報告》。

毛主席1964年5月中旬回到北京，山西省委把陳永貴和大寨的相關材料送到中南海。毛主席仔細看完陳永貴和大寨的事跡材料。陶魯笳5月25日把《大寨大隊調查報告》送呈毛主席和周總理。農業部部長廖魯言親赴大寨考察20多天，這時也寫出調查報告，從農田改造、農業技術等方麵肯定大寨經驗和陳永貴的事跡。毛主席又仔細看完陶魯笳和廖魯言的報告，高度讚賞陳永貴的事跡，充分肯定大寨經驗。６月初，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主席、周總理向政治局常委介紹大寨的經驗和陳永貴的事跡。毛主席強調：“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幾個大寨，多出幾個陳永貴。陳永貴識字不多，幹的事情不少！”

1964年12月中下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黨全國發出學大寨的號召：“全國所有社、隊都要像大寨那樣，依靠自力更生發展農業生產。”

1964年12月下旬召開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介紹陳永貴的事跡和大寨經驗，使與會代表深受感動。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把大寨的經驗概括為：“堅持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肯定大寨“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值得大大提倡”。這就表明黨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64年把大寨介紹到國外，使大寨的名聲走出國門。

1965年初，全國農村按照周總理在三屆一次人大會議上所概括的幾條，掀起學大寨運動。主要學習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不向國家伸手，依靠集體力量戰勝困難，奪取豐收；在農業技術改造和農田基本建設方麵，學習大寨興修水利、改造低產農田、建設高產穩產農田的經驗。

那幾年，大寨的事跡確實對中國幾億農民起到了榜樣引領作用。農民群眾普遍認識到：大寨人苦幹實幹，改造農業生產條件，奪取好收成，真正值得學習。學大寨運動很快就在全國鋪開，全國各地都產生了一批學大寨的先進典型。

毛主席1965年6月對國家計委負責人說：“農業投資不要那麽多，你投資多了，他反而搞不好，農業要靠大寨精神。”毛主席9月提議，要進一步宣傳大寨的典型經驗，向全國推廣。毛主席10月在一次講話中又說：“農業還是靠大寨精神。”周總理親自布置在北京舉辦“全國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副總理譚震林親自抓這個典型展覽。展覽11月在北京農業展覽館正式啟展，展出52個大寨式先進典型。展覽以宣傳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為主題，以介紹生產經驗和生產成就為主。全國省、地、縣各級領導幹部，都來北京參觀展覽，計劃每個縣樹立一個學大寨的先進典型。全國各地學大寨運動持續升溫，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農田基本建設，改變了中國農村的貧困麵貌。

1966年8月12日發布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正式提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1967年9月、1968年1月，先後兩次召開大寨勞動管理現場會。1970年8月召開北方農業會議。三次會議都以推廣大寨經驗為主旨。1975年9月15日在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參加會議的3700多名代表中，縣級以上領導幹部2300名。陳永貴致開幕詞。華國鋒作題為《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報告，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發出“普及大寨縣”的號召。會議總結交流全國各地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和農業機械化的經驗，動員全國人民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盡快把我國農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10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普及大寨縣》。各地隨即動員幾億農民依靠人力作業的方式，開展攔河圍海圍湖造地、改造低產田、山坡修建水平梯田、修水庫水渠、修田間道路等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推動學大寨運動掀起新高潮。全國湧現出316個學大寨先進縣、725個糧食畝產量達《綱要》縣，分別占當時全國縣總數的13.4%、31.2%。

1976年12月，再次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

葉劍英1977年9月11日參觀大寨以後在匯報材料上批示：“幹部參加勞動好！這樣的經驗值得推廣。”

可以說，1965年、1966年，中國農業連續兩年取得大豐收，正是因為當時全國農村通過學大寨，樹立了苦幹實幹精神。此後，全國農村普遍持續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成為中國農業戰線的光輝榜樣。“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期，曆時15年。

大寨的虎頭山那時候成為馳名中外的中國名山，1964年～1979年間，接待參觀者1045萬人，其中：副總理以上的中國領導人28人，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政黨領袖22人，國際友人25423人，國內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50多人。馬達加斯新聞代表團讚譽大寨是“全世界農民的首都”。南斯拉夫友好人士說：“大寨是一所共產主義學校，世界人民也應學大寨，大寨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義。”泰國學者格桑認為：“大寨人創造的奇跡可以同世界七大奇跡並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