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光派別人的兒子去前線打仗

不能光派別人的兒子去前線打仗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毛主席與親友談抗美援朝戰爭。

七十多年前發生在鴨綠江彼岸的那場戰爭，曾經令世界為之深深震動，也對當時剛滿周歲的新中國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光陰荏苒，過去的對手不再是敵人，史家也在重新審視這場遙遠的戰爭。作為那場戰爭中中方的最高統帥，毛澤東曾就此與王季範及早年同窗周世釗多次暢談。

毛澤東：將有三把尖刀插在中國身上，不能“置之不理”

抗美援朝究竟有無取勝把握，在當時是頗受人們關注的問題，因為解放戰爭剛剛結束，經濟遭受了重創，國家一窮二白，麵對美帝的經濟和軍事優勢，不少人對戰爭的前景心存疑慮，而且認為這會影響國家的和平建設，一時間意見很不統一。王季範和周世釗作為毛澤東的親友，希望能就此事請教主席。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二老，針對王、周的疑慮作了分析。

毛澤東說道：“不錯，我們急需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出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

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還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從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麵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可是黨內有很多人不同意。”

聽了毛澤東一席話，周世釗頻頻點頭，但仍是信心不足，重覆提出了剛才的疑問：“是不是有勝利的把握呢？”

周世釗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眾所周知，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除裝備了大量的飛機、大炮、坦克、軍艦外，它的武庫中還有一張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彈。麵對美國的核訛詐，不少人對戰爭的前景憂心忡忡。

可毛澤東偏偏不信這個邪，他從容地分析道：“你們都知道，我是不打無把握的仗的。這次派誌願軍出國，是有人不同意的，他們認為沒有必勝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誌經過周詳的考慮研究製定了持久戰的戰略，勝利是有把握的。我們估計，美帝的軍隊有一長三短。它的鋼鐵多、飛機大炮多，是它唯一的優勢。但它在世界上的軍事基地多，到處樹敵，到處設防，兵源不足，是一短；遠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為侵略而戰，師出無名，士氣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傷。雖有一長，不能敵這三短。我們要進行持久戰，一步一步消滅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傷亡，它一天不撤退，我們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們十年，這樣一來，它們就傷亡多，受不了，到那時，它就隻好心甘情願地進行和平解決。隻要它願意和平解決，我們就可以結束戰爭，我們原來是要和平的。”

毛澤東：這仗我們有把握打好，不必蘇聯參加，看家法寶是要留著最後用的。

周世釗又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它不在朝鮮戰場上打而是派大軍從我國海岸登陸，怎麽辦？”

毛澤東說：“那它不敢。這樣做，我們不怕它。並且我們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它如果向我國進攻，就會引起蘇聯的參與。蘇聯參與，不一定派兵來，它可以在幾天之間用兵西向，席卷歐洲，歐洲是美國的必爭之地，它們要照顧歐洲，自然也就無力入侵我國了。”

美國的空中優勢是周世釗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美軍飛機就曾轟炸過我國邊境城鎮，以新中國的空軍實力而言，是難以阻止美軍大規模轟炸的，故此，周世釗向毛澤東發問：“假如美軍用飛機濫炸我國的重要都市呢？”

毛澤東不加思索地笑答說：“它不敢，因為這等同派兵登陸，同是侵略。”

歲月飛逝。隨著時空的轉換，以前不少似乎是金科玉律的理論和不容置疑的答案，都受到了人們的質疑；也有很多頗為權威的結論，正在社會上和學術上引起爭鳴。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當年抗美援朝時，我國承擔了本應由蘇聯承擔的國際義務，而作為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的蘇聯卻隻提供了裝備和技術的支持，這對中國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們吃了虧。毛澤東當年是怎樣看這個問題的呢？

毛澤東說：“這個仗，我們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蘇聯參加。你們曉得玩撲克嗎？『大鬼』、『小鬼』是留著保底的；你們看過劍俠小說嗎？看家的法寶是要留著最後用的。我看美帝侵略，一定會要徹底失敗。不管它怎樣掙紮，終是黔驢技窮，在中朝人民共同抗擊之下，他是一定不能得逞的。”毛澤東的一番話消除了兩位老人心中的疑問，他們帶著對戰爭的全新看法離開了中南海。

周世釗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同班同桌同學，情同手足。解放後，毛澤東曾多次接見周世釗，在談話中數次涉及朝鮮戰爭。一次周去看毛澤東，毛澤東高興地說：“我們在朝鮮戰場上的形勢是越來越好，造成這種好的形勢主要依靠我們誌願軍的勇敢和機智。他們現在層層挖掘地道，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縱橫溝通，隨意出入，飛機炸不垮，大炮轟不壞，敵人不好攻，我們卻可以出去，萬一失了第一線，還有第二線、第三線。這都是誌願軍指戰員想出來的好辦法。像我們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這種好辦法。一個美國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二十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毛澤東豪邁的語調，令周世釗倍感振奮。

毛澤東：光派別人的兒子去前線打仗，這還算什麽領導人呢？

朝鮮前線的戰鬥是空前殘酷而慘烈的。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保家衛國，血染三千裏江山，這其中也包括毛澤東心愛的長子毛岸英。當這個不幸消息傳到周世釗的耳朵裏時，他感到非常震驚和悲痛。作為和毛澤東相交幾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主席一家先後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好幾位親人。現在革命剛剛勝利，正需要下一代去建設的時候，岸英卻永遠留在了朝鮮。白發人送黑發人，和毛澤東情同手足的周世釗，心裏深深地體會到老同學那種難以言宣的悲涼和傷感，在後來他和毛澤東的一次閑聊中，周向毛澤東表達了這種想法。

那是在六十年代，談話的主題是戰爭。在不知不覺中，話題轉到了朝鮮戰爭和毛岸英。周世釗不無感慨地說：“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您不派岸英到朝鮮戰場上，我看他是不會犧牲的。”

對於周世釗的議論，毛澤東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毛澤東說：“不能這樣說。岸英的犧牲，責任完全在美帝國主義身上。岸英是為保衛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利益，為保衛我們祖國的安全而出國作戰的，他是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為保衛世界和平事業而犧牲的。當時我得到岸英在朝鮮戰場上不幸犧牲的消息後，我的內心是很難過的。因為我很喜歡岸英這個孩子。岸英犧牲以後，當時有人提議要把他的屍體運回國來安葬，我沒有同意。我說岸英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為保家衛國而死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鮮的國土上，讓他顯示中朝人民的友誼，讓中朝人民的友誼萬古常青。當然，你說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鮮戰場上，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

但是，我是黨中央的主席，在那種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我是極力主張發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後來得到黨中央的讚成，作了出兵朝鮮的決定，並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抗美援朝的偉大運動。我作為黨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的兒子不派他去朝鮮，又派誰的兒子去呢？光派別人的兒子去前線打仗，這還算什麽領導人呢？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岸英是個青年人，他從蘇聯留學回國後，到農村進行過勞動鍛煉，但卻沒有正式上過!戰場。青年人就是要到艱苦的環境中去鍛煉，要在戰鬥中成長。基於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鮮去的。”

對於發生在五十年前的那場戰爭，毛澤東曾有過許多論述，這裏僅是他對自己的親友的一些零散的議論。時光流逝，毛澤東主席和王季範、周世釗兩位老人均已作古。然而，這些片段的，但卻彌足珍貴的談話，對於我們當前正確認識那場遙遠的戰爭，不失為是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

[yongbing1993]

毛主席多次講要給學生《減負》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毛澤東在講話中從教育的方向性、根本性方麵明確提出了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公布的教育方針。這一方針為“減負”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原則要求，使教育工作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發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6頁）

1957年3月7日晚上，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主席在頤仁堂和天津、山東、江蘇、河南、湖南、四川、陝西七個省市教育廳局長座談當前普通教育問題，他在講話中提出“課程要減少，分量要減輕，減少門類，為的是全麵發展。”。（《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48頁）

1958年8月毛主席對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作的修改中指出:“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要是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這二者同智育是連結一道的。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麵發展”，是要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廣博的知識，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對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的批語、按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341頁）

1964年2月13日（春節）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開座談會，就教育問題發表講話。他說：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學製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他還列舉了孔夫子、李時珍、富蘭克林、瓦特、高爾基自學的事例。（《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22-23頁或《毛澤東年譜》第5卷第314-315頁）

1964年3月10日，毛主席閱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三月六日編印的《群眾反映》第十六期摘登的北京鐵路二中校長魏蓮一關於減輕中學生負擔問題的來信後批示：“劉、鄧、彭閱後，請尚昆辦。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各正副部長，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長、司局長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負責人及管教育的同誌每人一份，團中央三份。並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發了毛澤東的批示和這一期《群眾反映》。（《改革學校課程設置和講授方法》,《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76頁或《毛澤東年譜》第5卷第322頁）

1964年7月5日, 毛主席在北戴河一號樓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的侄子毛遠新談話時指出:“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育製度要改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96頁）

1964年8月29日，毛主席在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指出：“以教育製度來說，我們正在進行改革。現行的學製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試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學生讀了課本還是課本，學了概念還是概念，別的什麽也不知道。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許多學生不知道什麽是馬、牛、羊、雞、犬、豕，也分不出什麽是稻、粱、菽、麥、黍、稷。學生要讀到二十幾歲才能讀完大學，學年太長了，課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啟發式。考試的方法是把學生當敵人看待，舉行突然襲擊。”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看了共青團中央辦公廳1965年6月25日編印的《團的情況》(增刊) 第十八期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 健康狀況下降》一文後批示：“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中央文教小組組長、 國務院副總理)同誌: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關於學校要減輕學生負擔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391頁）

1965年8月8日, 毛主席接見以教育部長貢特·塞拉為首的幾內亞教育代表團和幾內亞總檢察長法迪亞拉及夫人時談話中強調指出:“學校的校長、教員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是學生為校長、教員服務的。” （《關於辦好學校問題的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432頁）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在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身體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492頁）

從以上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毛主席對學生“減負”工作的高度重視，要求通過縮短學製、改革課程設置與教材和教學方法，促進學生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

[yongbing1993]

反革命暴亂是壞事也可變成好事





“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報告"

第一個問題，階級敵人是如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瘋狂表演的。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亂，是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麵目的大暴露，是階級敵人垂死掙紮的大表演。

這一事件是全國解放以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最嚴重的反革命事件。其嚴重性在於：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門廣場，三是又燒又打。階級敵人在天安門廣場的瘋狂表演，采取了反革命的兩手，從三月底開始，到四月五日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從發展的過程看，大體有三步：

第一步，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敵人進攻的方式是比較隱晦的。他們打著悼念周總理的幌子，含沙射影地誹謗中央領導同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三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市機械配件公司宣傳幹部曹誌傑等人，盜用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的名義，精心策劃，炮製了一份所謂“悼詞”，別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荊斬棘”，“血戰到底”，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些反革命分子如獲至寶，用打電話、寫信、傳抄、圍觀等各種方式，大肆渲染，無恥吹捧。當天，還有一個壞家夥，采用念“悼詞”的手法，當眾造謠說“中央有人反對總理”，進行反革命煽動。接著，寫影射攻擊的“悼詞”、“祭文”、“挽聯”等情況大量出現。

四月二日上午，中國科學院109廠常存玉、宋勝均等人，到紀念碑送了四塊近一尺寬、六尺高的反動大詩牌，用鐵絲綁在紀念碑座的最高處。上麵別有用心地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製造反革命輿論。這裏需要說明一下，這首反動詩第三句中的“倘若”二字，原來寫的是“既出”，他們覺得太露骨了，又把它改為“倘若”二字。這四塊反動詩牌，在群眾中引起極大的憤慨，當即有人質問：“你們寫的是什麽意思？！”他們作賊心虛，吱吱吾吾地回答：“這不好說，這不好說。”反革命分子對這四塊反動詩牌也極力吹捧，有的還譜成歌曲，在廣場教唱，大肆傳播。

這四塊反動詩牌在廣場紀念碑一擺出來，什麽“白骨精”、“閃鬼影”，“擒妖魔”、“斬鬼怪”、“揮刺刀”、“劍出鞘”之婁殺氣騰騰的反動叫囂，頓時增多。一篇署名“薛戰”（實際是“血戰”）的反動誓詞中寫道：“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把刺刀給敵人準備好了，我們也把自己的頭顱給敵人準備好了。我們是一定勝利的，等到勝利的那一天，我們再來到紀念碑前，用敵人的頭來祭您。”聽！這不是階級敵人在磨刀霍霍嗎？

那些舞文弄墨的反動文人，搖唇鼓舌的反動文人、跳梁小醜，也跑了出來，大加表演。什麽“嗚呼噫兮悲夫哀哉掃墓有感”啦，什麽“野心家禍國殃民生不如死”啦，什麽“有人陰謀殺害周總理，西伯利亞的嚴寒掙紮不了很久啦”等反動詩詞，紛紛出籠。有個冒充“紅衛兵”的反革命分子，寫了一首打油詩，攻擊什麽“北大不大中華大，清華不清八億清，斬盡妖魔祭英靈，自有革命後來人”。這首打油詩與悼念周總理毫不相幹。誰都知道，清華、北大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毛主席親手培養的光輝典型，他們攻擊清華、北大，實際上就是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還有個反動家夥，在一篇所謂“墓前抒懷”的《七律》中，極力發泄反革命仇恨，寫道：“忠魂一去歌似盡，春風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氣重，關山座座鎖清明。”這首反動詩的矛頭所向，不是也明明白白嗎！

第二步，也就是四月三、四兩日，階級敵人感到再用隱晦的手法已經不夠勁了，便拋去偽裝，撕掉麵紗，明目張膽地書寫反革命詩詞，張貼反革命標語，散發反革命傳單，發表反革命演說，他們喪心病狂地叫囂什麽“秦皇的封建社會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極端惡毒地咒罵“善始無終君主多，偉業敗績一身合”。指名道姓地攻擊中央領導同誌是什麽“陰謀家”、“野心家”，叫喊“骨灰未寒妖風起，吠日惡犬狂叫急”，“赫鬼再演紅場戲，擒來奮斬祭周公”。反動氣焰，令人發指。

同時，他們公然無恥吹捧走資派鄧小平，為走資派鄧小平塗脂抹粉，鳴冤叫屈。說鄧小平上台後是什麽“麵貌大改觀，領導下基層，抓綱又抓線，任務明確方向對，很短時間衛星上了天。”還說什麽“老革命，老革命，可憐大權旁落去，到頭來落得個走資派、牛鬼蛇神。”

總政管理局電工、反革命分子趙清芳，冒充清華工農兵學員，一手拿著白花，一手拿著反革命傳單，造謠煽動說：“就是這樣一朵小白花，他們也不讓我們拿出校園，就是這朵小白花，也不讓我們紮啊！我們隻能到校外紮成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們全部的愛，金部的恨，全部的懷念之情，全部的憤怒之心，全紮在這朵白花之中”。請看，這個家夥多麽卑鄙無恥，竟然栽贓誣陷，這哪裏是在悼念周總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動。就是這個反動家夥，還在反動傳單上連寫三句“敬愛的周總理，您是能理解我們的”，簡直是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極大侮辱，真是反動透頂。還有的反革命分子冒充“梁效”、“任明”等名義，寫詩作詞，甚至手捧所謂“血書”，聲嘶力竭地進行反革命煽動。

有些反革命分子，混雜在人群當中，上竄下跳，鬼哭狼嚎。有的圍著念反動詩詞的家夥，拍手狂叫：“好！好！用記錄速度，再來三遍！”有的狂叫：“誰反對周總理就把他們揪出來，在紀念碑前絞死他們！”“挖他的心，嚐他的肉”。有的拿著錄音機，進行錄音。廣播事業局有個家夥，連續四天去廣場，專錄反動演說，還挑選最反動的詩詞，自念白錄。還有些家夥，專門拍攝反革命的鏡頭。他們狂妄地說：要把這些所謂“史無前例的盛況”，作為“曆史的一頁”記載下來，以便擴大反革命影響。但是，今天已經變成了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有力罪證。

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出現在紀念碑周圍的各種反革命毒草就有四百多起，其中有一半是四號一天拋出來的。這裏麵，有反動詩詞、傳單、標語，有反動散文、快板、順口溜，有反動呼籲書、倡議書、誓詞，有反動歌曲，還有反動政治笑話。真是形形色色，烏七八糟，無奇不有。突出的是書寫反動詩詞，占全部反革命毒草的百分之七十八。有舊體詩詞，有新體詩，還有文字遊戲的寶塔詩。舊體詩有四言、五言、七言；舊體詞有《清平樂》、《滿江紅》、《憶秦娥》、《拋球樂》、《訴衷情》、《江城子》、《十六字令》、《西江月》、《卜算子》、《石州慢》等二十六個詞牌。他們利用這些形式大作反革命文章，可算是用盡了反革命的心機，耍盡了反革命的伎倆。有個反革命分子，經過精心琢磨，炮製了所謂“四絕字頭”的反動詩，共十六句，每一句的第一個字連起來念，就是：“懷念總理，良弓不離，誓除魔患，神州稱奇。”真是絞盡了腦汁。

有些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也把魔爪仲向天安門廣場。他們炮製的反革命毒草，無論是含義情調、引用典故，還是表現手法，都是煞費苦心的。有個反革命分子用《石州慢》這個詞牌作詞，發泄反革命仇恨，惡毒攻擊什麽“朝堂盡鼠輩，奸權橫操同室戈”。用《石州慢》這個詞牌是什麽意思呢７，這裏邊也大有文章。據說，北宋有個叫張元幹的，作過朝廷命官，他因為秦檜當國，不願和奸佞同朝，棄官而去。後來慣用《石州慢》這個詞牌作詞，發泄對當時的統治的悲憤。今天，反革命分子選用這個詞牌作文章，顯然是把自己比作張元幹，借以發泄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刻骨仇根．，用心十分險惡。湖南省桃江縣有個七十多歲的老家夥，挖空心思地用人物畫組成一幅反動對聯，讓人專門帶到北京，貼到天安門廣場，蓄意誹謗中央領導同誌，手段極其惡毒。

第三步，就是五號這—天，一小攝反革命分子，不但繼續使用大造反革命輿論的這一手，叉施展了反革命暴力的一手。他們在三、四兩日遭到打擊之後，狗急跳牆，凶相畢露，又燒又打，又搶又砸，甚至衝擊人民大會堂，威逼警衛戰士降天安門廣場的五星紅旗，反革命氣焰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就拿打來說，他們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衛戰士，打革命群眾，像地主“還鄉團”一樣，窮凶極惡。被他們打傷的，就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有的眼睛被打腫，腿被打骨折，鼻梁骨被打斷，有的耳朵被撕裂。對交通廣播車上的宣傳員、救火的消防戰士，他們也不放過，圍攻毆打。過路的群眾說了幾句義憤的話，也慘遭毒手。他們不僅打中國人，還圍攻毆打外國人，蓄意製造國際事端．被打的外國人就有五名之多。日本《朝日新聞》社記者田索竹彥，被他們打得滿臉是血，兩架照相機和錢包、證件都被搶走。在這些行凶作惡的亡命徒中，就有姚登山的兒子姚健，他也打著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懷裏揣著反革命傳單，竄到天安門廣場，大打出手，煽動一夥人，毆打公安人員，狂叫“打便衣”，“打密探”，“打死他！打死他！”瘋狂地進行階級報複。

他們燒了一些什麽呢？燒毀汽車四輛，砸毀宣傳車、救火車各一輛，燒毀自行車近百輛。他們踩著警衛戰士和人民警察的頭衝進解放軍營房放火，把營房裏的大量家俱、衣物扔進火堆。甚至揚言要“火燒天安門城樓”。

這次反革命暴亂是壞事，但也變成了好事。暴露了敵人，教育了群眾，使人們擦亮了眼睛，進一步認清了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動本質，徹底戳穿了敵人所謂“悼念總理”的大騙局。

[yongbing1993]

反擊走資派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





姚文元在日記中記載說：

“下午二時，政治局緊急開會，人民（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動，反革命暴動事件，打了解放軍燒了汽車，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眾，並且衝到人民大會堂東門。

一批人在紀念碑進行反革命煽動，號召成立反革命組織，以“悼念”總理為名，猖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鄧小平上台，喊“總理萬歲！”

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陰謀越來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鄧小平主持工作是他們“決定性勝利”。聽了這個情況，我提出此事已帶有反革命政變性質，要立即采取措施，開短會，不要多議。當即決定：由吳德發表講話，指出這是反革命性質事件，號召群眾離開廣場，然後立即組織民兵進行包圍、分割後拘留其骨幹分子，予以有力打擊。

三時散會，我先到人民大會堂廳外，看見了廣場全景，四大批人擁來擁去，兩堆火還在曆史博物館外燃燒。我即請政治局同誌都上來看一看，在江西廳，大家都來了。這是觸目驚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壞蛋始終不動，誰去反對就打誰，另有一夥人進行反革命演說，送花圈、貼傳單。外麵有好幾萬人，流來流去。再外麵有一批騎腳踏車的人飛快地來回巡邏，看來是通風報信的。還有不少小汽車，有不少是部隊的。不一會，解放軍營房的小樓著火了，又一輛車著火了，火光熊熊，黑煙衝天。於是，看見樓上把被子、床單、衣服、書箱、紙張一批一批地從窗口擲了出來，擲到火中去燒。救火車無法接近。

望遠鏡中，看見有一個家夥爬上紀念碑放了一個大花圈，用繩子把它圍起來。政治局同誌看到這一切，無不仇恨滿腔，階級鬥爭是這樣尖銳，這已經是武裝暴亂性質了！

大喇叭還不響，我們很急，一再查問。華國鋒要求王洪文、張春橋、我留下來處理。我同意。終於，在六時二十五分，人民廣場的大喇叭一響，立即看見廣場上的大多數人潮水一樣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時，廣場上人已大為減少，看熱鬧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來越暴露在麵前。

九點二十五分，民兵開始行動。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無產階級專政威力下迅速被擊潰。帶著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氣昂昂地開進廣場，從南北兩方麵加以包圍，敵人徹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開會聽匯報。戰果輝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還留下一百多人，突擊審查。”晚上六點半由北京市革委主任吳德奉命發表廣播講話：

“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省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死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戮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於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令攻，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功，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一小時後人潮散盡。九點半，一萬名民兵、三千警察和五個營的衛戍部隊，手持木棍、皮帶清場，沒有任何槍刀武器。現場被捕關押38人，整個事件前前後後總共被捕388人，沒有一個死亡。

4月6日淩晨政治局聽取了公安部、民兵、衛戍區的報告後，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動”，認為是“反革命暴亂事件”，“今天取得了勝利，但教訓太深了”，應“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會議提出要將這次事件“盡快通報全國”，並給予公開報道。毛遠新於淩晨3時向毛澤東書麵匯報，其中說：

“告類演說、詩詞、悼詞、小字報、傳單、字條、口號都集中攻擊毛主席，就是不批鄧(有的公開擁護鄧)”，“內容既惡毒又隱晦，是白頭發的人編寫的”。“再一個特點是法西斯，不顧後果，瘋狂已極，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不是搶救得快，很多入會被打死)，連提出不同息見的看熱鬧的群眾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下群魔亂舞，是曆史上沒有的。

“估計敵人會準備明暗兩手，要防止他們搞暗殺、破壞活動，他們什麽都幹得出來的。”

毛遠新的報告結尾說：

“市委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門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明天人民日報要發社論，組織全市人民學習，批鄧，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

“國鋒同誌最後歸納了大家的意見，並建議由北京市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性質、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寫個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園，今天的事必然會傳到全國，敵人會進一步造謠，製造混亂，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況有所準備是不行的。“大家認為盡快向全國通報很有必要，起草後送主席。”毛澤東於11時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到毛澤東住地，當麵向他報告處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經過。張玉鳳回憶：“她走到主席床前，對主席說：‘我來這以前，特意到天安門廣場繞了一圈，一路上硝煙彌漫，一夥人燒房子，燒汽車。這是以死人壓活人，鄧小平是他們的總後台，我要控訴。我建議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主席看了看她，沒有說話。”

4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的社論，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擇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

4月7日上午8：05，毛遠新根據姚文元的“天安門事件現場報道”，向毛澤東匯報了“天安門事件”的進展情況和處理意見。“現場報道”說天安門事件“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毛澤東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他主張公開發表這兩項決議和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道，表示：“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九號文件）：“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十號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葉劍英、鄧小平、蘇振華未參加會議。

當晚8點，廣播電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兩個決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對鄧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幾乎衝擊所有領域。

4月8日，北京舉行超過百萬人的慶祝粉碎四五反革命遊行。同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在信中，他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表示：第一，擁護華國鋒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第二，對繼續保留他的黨籍表示感謝。

4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文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麽?》一文，把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說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

事實證明：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對四人幫和毛遠新吳德等實行嚴酷的報複致四人幫於死地，毛遠新被打殘。又將《四五》翻案。充分說明走資派鄧小平做賊心虛心狠手毒。

這就是階級鬥爭。

[yongbing1993]

走資派流行洋奴病軟骨病變態病

　　




現在這個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走資派特色社會流行洋奴病、軟骨病、變態病，有人在一個流氓身上找到了優點，進而說蔣介石根本沒有惡習，於是稱流氓是反對流氓的人反倒成為惡棍，這就是他們的是非觀，這就是走資派右派們膜拜的邏輯！

例如在走資派特色社會裏，有殘留在大陸的國民黨及走資派右派們說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期間是“英勇抗戰”的，是保衛了中華民國的國家和人民的，這是徹頭徹尾的天大的笑話。

由於蔣介石的國民黨的民國政府，在抗日戰爭中進行了一部分的抗戰，蔣介石也沒有如汪精衛一樣公開向日本投降，所以有一些走資派右派們不斷列舉出一大堆的蔣介石的“了不起的戰績”？事實上是有一大批的國軍將領和士兵有抗日精神，卻窩窩囊囊被蔣介石作了“撐死老母豬的豆腐渣”的抗日軍人，如今拿來說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是如何了不起，而受了“不公正“對待。但是麵對事實，綜觀全局，這個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僅僅做了他們該做的十之二三，做了他們不該做的十之七八，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這是一個腐敗、反動、無能、罪惡，根本不能保衛國家和人民的政府。

現在這個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走資派特色社會流行洋奴病、軟骨病、變態病，有人在一個流氓身上找到了優點，進而說蔣介石根本沒有惡習，於是稱流氓是反對流氓的人反倒成為惡棍，這就是他們的是非觀，這就是走資派右派們膜拜的邏輯！

前幾年，走資派特色社會中有人說解放前上海外灘那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是解放後中國共產黨為教育人民編造的，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發生地的上海《報刊文摘》都登了！一時間，許多人善良的人民陷入懷疑，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當年親眼所見的曆史見證人站出來揭穿了這個謊言。這件事從另一麵說明，真正編造的謊言的家夥已經無知、無恥、無賴到什麽程度，《報刊文摘》發稿的那個家夥糊塗到什麽程度！

日本入侵是中華民族麵臨的最深重的危機和災難。當時的中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在軍事上消極避戰，一次次下令不抵抗，貽誤時機。戰術上無能、愚蠢，沒有任何有效的戰術可言，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政府抗戰中從頭到尾的軍事行動，隻有令人憤怒和傷心的兩個字“會戰”，拚光、耗光算數，幾乎沒有取得過任何戰略上的主動。在軍事力量處於劣勢、戰鬥力不如敵人的情況下，一而再，再而三隻會“會戰”，日寇真是求之不得。 戰爭前沒有準備和防備，開戰後沒有能力禦敵。一個堂堂的中華國民，東北成立滿洲國，華北自治，全部沿海讓敵人占據了，敵寇深入到湖南、湖北、雲南、山西那樣的腹地。如果不是世界形勢的變化，重慶失陷那是遲早的事，日本將繼續攻陷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人民活在刀山火海、水深火熱之中，任何人間慘劇都在中國老百姓身上發生著。

蔣介石在政治上根本談不上發動人民，依靠人民，維護人民。一個抗戰卻要靠“抓壯丁”來征集兵員的政府不知道它為誰去抗戰，抗戰又為了什麽？在這個“抓壯丁”過程中，國民政府虐殺過多少壯丁，又有多少個家庭遭受比鬼子加害更大的苦痛！ 花園口黃河決堤放水，南京不適當抵抗後又倉促棄城，長沙放火燒城阻敵，一件件，一樁樁，根本不考慮戰爭是否一定需要，根本不顧及人民的死活，帶給人民的痛苦比日寇尤甚，這樣抗戰有什麽意義可言，充分說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的凶殘、流氓、愚蠢本性。還有，中國在有蔣介石的年代，兵和匪到底有什麽區別，中國的人民是分不清楚的嗎？

蔣介石雖然沒有投降應該肯定，但他絕不是一個誓死捍衛國家的人，蔣會不會成為第二個汪精衛，當時始終讓人擔心。蔣介石說，“寧讓國於日本人，也不能讓國於共產黨。讓國於日本，我們還能活；讓國於共產黨，隻能死無葬身之地”（大意）。

日本對付開展敵後遊擊戰的中國共產黨（他們隻有那麽大本錢）是“燒光、殺光、搶光”政策，從反麵說明共產黨抗戰的堅決和頑強，鬼子“掃蕩”從來都是集中大量兵力對方區區幾個遊擊隊，而和國民政府的正規軍“會戰”，一般用兵都明顯少於對手。

中國共產黨遊擊區發生的是殊死拚殺，鬼子沒有一天安寧，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抗戰要麽望風而逃，實在沒辦法也是打一仗、拚一下完事，不管是勝是敗，打完那裏就是日寇的天下，留下的１００多萬國民黨軍隊全部成為“和平軍”、“皇協軍”、日偽軍之類的漢奸部隊。

日本鬼子戰敗，日本、蔣介石都不怎麽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眼裏的，但是中國的共產黨做了與他們的能力相稱，甚至遠遠超過他們能力的事。中國共產黨沒有槍、沒有炮，在日本、漢奸、蔣介石的四麵包圍中，在幾乎沒有任何外來援助下，在窮鄉僻壤頑強地進行了他們無愧與民族的戰鬥，在華70%以上的鬼子居然是在和共產黨作戰！

中國共產黨此後的抗美援朝戰爭，同樣是為了抵抗外敵，不過這次毛澤東不等對手打過來，已經主動先拔出了拳頭。

美國人終於知道，原來日本兵的戰鬥力比起誌願軍來，算不了什麽，中國人並不全部是豆腐渣。

而中國抗戰中，區區幾個日本兵，就會使一大群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的軍隊驚慌失措。（遲浩田老家那個縣，不過一個班的鬼子，一挺機關槍，全縣官兵、百姓驚恐萬狀大逃難）。

同時也使日本明白，如果當年指揮全中國抗戰的是毛澤東，而不是蔣介石，他們會是什麽樣的下場！

抗美援朝戰爭是蔣介石的鏡子，和蔣介石比起來，毛澤東和對手的差距不知更要差多少？？

毛澤東麵對的是最不可一世的美國！

蔣介石當年有個援緬抗日遠征軍，“號稱機械化”，當初好不威武，但是落花流水、喪師辱國收場（所以戴安瀾悲壯倒是悲壯，包括張自忠，是夠窩囊的！）。

抗美援朝戰爭是毛澤東的遠征軍，結果是蔣介石做夢也不敢想到的！

毛澤東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禦敵於國門之外。

新中國不可能一夜之間成為強國，但是任何強敵有誰膽敢象對待蔣介石一樣對待新中國？

越南戰爭期間，中國警告美國，你們不能越過北緯17度線，這上一個弱國對於強國的警告，美國人敢了嗎？

偉大的毛澤東深知，一個仍處於弱小地位的國家，和平絕對不是委曲求全得來的，毛澤東的口號和行動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當年身為中國畫家第一人的徐悲鴻，偉大的愛國者，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他用自己畫筆表達對祖國的無限深情，但是堅決不給蔣委員長大人畫半張像，他畫的《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無拘無束的《馬》，那是亢奮而痛苦的。新中國一成立，他多次主動為毛澤東畫像，這絕不是偶然的。 張樂平作為漫畫家，拿起自己的畫筆參加國軍抗戰，一路上畫抗戰宣傳畫，但是他到頭來畫出了《三毛從軍記》，無情諷刺、挖苦國軍抗戰，後來更畫什麽《三毛流浪記》，極端和蔣委員長以及他代表的那個政府過不去！ 徐悲鴻、張樂平難道僅僅是代表了他們個人？

1948年，抗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國民政府自己的電影，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他們拍攝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曾經是中國上座率最高的電影----前方吃緊，傷師失地，後方緊吃，醉生夢死，那就是國民政府抗戰的真實寫照。為什麽當時的電影院無數的人失聲痛哭，難道僅僅為孤兒寡母流淚，可憐我中華那麽多熱血兒女！

如果中國再遭遇強敵入侵，如果還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那樣的“英勇抗戰”，那中華民族真是遇到了“萬年大幸”。全世界的人中，到時強盜分外高興；全體中國人中，到時隻有漢奸們高興！

[yongbing1993]

六百萬人的《塵肺病》又一居冠






走資派特色時代有許多居冠。國際性工作者聯盟（IUSW）公布最新報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以500多萬人居冠。博士生有120多萬居冠。六百萬人的《塵肺病》又一居冠。

《600萬人跪著忍受折磨：不可治愈的“窮人病”》文章來源: 悅爾像素 於 2024-05-05

在眾多的塵肺病家庭中，有些家庭更加艱難，比如一個家族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全都是塵肺病患者。當夫妻中的一人離世，活著的人不僅要繼續遭受疾病的折磨，還要償還巨額債務以及承擔照顧老人、孩子的義務。

麵對無奈的現實，他們不得不考慮重組自己的生活。

黃玉連的姐姐上氣不接下氣，身旁呼吸機裏水泡在劇烈翻滾。她用力睜開雙眼，使出心肺最後一口氣對丈夫說， “和妹妹照顧好爹娘，把娃拉扯大! ”話音剛落，便倒在丈夫懷裏永遠閉上了眼睛。這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姐姐38歲。

2018年1月22日，黃玉連抱著命在旦夕的姐姐。姐姐、姐夫，黃玉連和丈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6人全都是塵肺病患者。

2006年春節，湖南省藍山縣田心鄉可富村，黃玉連的姐姐黃竹連帶回“喜訊”：廣東四會玉器加工業火爆，隻要能吃苦，就能掙到錢。消息很快在家族傳開，兄弟姐妹，遠親近鄰紛紛跑去“淘金”。

四會在當時堪稱全球最大的玉器銷售和生產基地，從業者多達數萬人。玉連夫婦，姐姐、姐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三家年輕人拖兒帶女都加入到這支淘金隊伍，兄弟姐妹們在郊外合租了一層民房，每家投資七八百塊購置了簡易的玉器打磨機，家庭小作坊就這樣正式開工了。在那大幹快上的日子裏，玉連住所周圍多達數千家作坊，到處彌漫著粉塵，隨處能聽到機器的轟鳴，工作的時候，大家幾乎都不做防護，越勤快的人，埋下災難的種子越深。

2011年10月，黃玉連的丈夫胡漢清突然感到胸口疼痛，臉色蒼白，夫妻倆來到廣州職業病醫院，檢查結果是“塵肺病”。很快，黃玉連也確診了。夫妻倆四處尋醫，花光了家裏的積蓄才知道塵肺病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錢也無濟於事。姐姐後悔當初帶回“喜訊”，如今三家大人都患上了塵肺病。

2016年，黃玉連的丈夫、姐姐和弟媳三人同時在長沙住院，大夫勸姐夫兄弟倆也做個檢查，3對夫妻無一幸免。一時間，三個普通農民家庭經曆了塌方式災難，每家都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為了救命，三個家庭共花去100多萬治療費，各自欠下十幾萬外債。

2017年6月1日，黃玉連丈夫胡漢清的病情已發展到晚期，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當時黃玉連為了養家仍在東莞打工，她咳嗽非常厲害，因為擔心被老板炒魷魚，一直隱瞞病情。

2018年1月20日，黃玉連的丈夫在長沙職業病醫院去世，當時正在東莞打工的玉蓮因為買不到火車票遲到了一天，沒能見到丈夫的最後一麵。看到丈夫的遺體，她放聲痛哭。不到半年，黃玉連的丈夫和姐姐都走了，她和母親抱頭痛哭。

姐姐去世後留下兩個娃，黃玉連自己也帶著兩個娃，她和姐夫都成了單親家庭，也都是塵肺病人，往後的路該咋走？除了治病，還要打工、照顧父母和四個娃。其實丈夫和姐姐臨終前都希望玉連嫁給姐夫，兩人共患難，也別在乎別人說些啥，家裏上有老下有小，隻要這家人能活下去就行。

2018年10月24日，黃玉連和姐夫歐世華來到藍山縣婚姻登記處正式辦理了結婚登記。這對塵肺病人的婚禮，聽不到敲鑼打鼓和鞭炮聲，也沒親朋好友前來祝賀。但這畢竟是個大喜的日子，黃玉連在超市裏花了216塊錢買了一雙情侶鞋作為結婚紀念，晚上和家人吃了個團圓飯，還買來一瓶飲料助興。夜幕降臨之時，山裏這對塵肺病人共同舉杯，開始了新的生活。黃玉連和姐夫的新婚之夜是在車上度過的，他們沒有婚假，擔心老板炒魷魚連夜趕回東莞。婚宴過後，天空下著蒙蒙細雨，母親和孩子站在雨中和他們揮手告別。在長達五百多公裏的旅途中，雨越下越大，黃玉連和姐夫沒有甜言蜜語，車裏隻能聽到劈裏啪啦的雨點打在車窗上的聲音。

2024年4月，黃玉連和歐世華還在東莞打工，為了便於互相照顧，他們在廠外租房。黃玉連的病情比較嚴重，經常要請假，她的兩個孩子已經成年，也都在廣東打工，兒子在東莞，女兒在廣州。

關於塵肺病家庭的離婚率，雖然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但是夫妻矛盾突出、妻子離家出走的事情屢見不鮮。曾經因“開胸驗肺”轟動全國的塵肺病患者張海超在接受人民網訪談時說過，他曾經一天之內接到三個塵肺病家庭離婚的電話。

2024年3月3日，江西蓮花縣六市鄉西坑村，朱愛萍隻身一人站在屋外的空地裏。丈夫因下井挖煤身患塵肺病，她離家出走，被人“騙走”感情、騙光多年打工的積蓄。在被丈夫接回家後的2年裏，丈夫、公公、婆婆先後離世，家裏隻剩她一人。朱愛萍的丈夫陳會明很能吃苦，新婚後不久便去了離家40裏外的小煤窯打工，那一年是1995年。朱愛萍勸他別下井，太危險，但陳會明執意要下，因為井下掙得多，等掙了錢就蓋新房，讓家人過上體麵的日子。由於長期接觸生產性粉塵，煤礦工人一直是塵肺病的高發人群。

2009年的夏天，陳會明經常感到胸悶氣短，他懷疑自己得了塵肺病，但因為經常聽說有塵肺病患者的媳婦拋棄丈夫跑了，於是他一直不敢對外聲張，繼續在井下挖煤，直到2012年因工傷回到家中。陳會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趁著還有把力氣，仍在家鄉打零工，並將多年的積蓄拿出來蓋新房。新房蓋到一半沒錢了，至今還是個半拉子工程。

2019年5月23日，麵對患有塵肺病的丈夫、半身不遂的公公、患有高血壓的婆婆，42歲的朱愛萍不堪重負離家出走了。在外漂泊的朱愛萍不僅“感情”被騙，連辛苦打工攢下的18000元積蓄也被人騙光。一無所有的她深感內疚，兩年後又回到了山裏。回到丈夫家的朱愛萍，生活又回到原點：一個一貧如洗的家，三個重病的家人。丈夫、公公、婆婆相繼去世後，她孑然一身。

《挖煤36年，隻攢下1萬元，剩下半條命》54歲的沈冬華挖了36年的煤。51歲那年確診塵肺病，揣著僅有的1萬元回到江西老家。老家隻有一座建了18年仍然沒有建好、牆體還已經開裂的半拉子“新房”。然而，與眾多家破人亡的塵肺病人比，命運似乎對他又“網開一麵”……

沈冬華在井下幹了36年，家境也沒好到哪去。2016年，沈冬華突然感冒，咳嗽還帶有血塊。當地誌願者了解情況後，免費給他做了體檢，沈冬華這才知道自己得了塵肺病。一場大病過後，沈冬華徹底幹不動了，隻好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了老家。有人勸他去打官司，塵肺病是職業病，官司打贏了可獲得一定補償。但老實巴交的沈冬華卻認為這是自己的命不好，“找老板幹啥？如果人家不給我活幹，咋能養家？應當感謝人家，這是命中注定的。”

沈冬華從礦上回來，身上隻有1萬塊錢的積蓄。他去向村裏養魚的人請教，回家挖了一個一畝大的魚塘。買不起水管，他上山砍來竹子，把總長2000多米的竹對接在一起，將山上的水源接到魚塘。修魚塘花去14000多塊錢，不僅花光他36年挖煤攢下的所有積蓄，還欠了別人4000元。

塵肺家庭的孩子，大部分小朋友們的童年都被玩具、零食和父母的關愛包圍，然而塵肺病人的孩子，小小年紀卻要承擔起家庭的重擔。

他們過早地懂事，盡可能幫家裏省下每一分錢，隻為能幫父親多買一盒藥；一到寒暑假，就要想方設法掙錢貼補家用……

時過境遷，他們絕大多數人在有關部門和公益組織的幫助下得以繼續讀書，部分人現在也已經成年，但他們曾經度過的黯淡的童年，不該被社會忘卻，他們是塵肺病的間接受害者。

2017年12月15日，雲南龍陵縣龍新鄉茄子山村。9歲小彩香父親患有嚴重的塵肺病，母親離家出走，彩香利用暑期給別人帶娃，掙了20塊錢，給父親買了三盒消炎藥。

2018年6月23日，陝西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6歲玲玲的父親患有嚴重的塵肺病，她希望長大後當醫生，治好爸爸的病。

2017年8月20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10歲的賴玉婷和弟弟相依為命，他們的父親患塵肺病去世，母親精神失常不知去向。

2016年11月12日，湖北鄖西縣湖北口鄉東川村，16歲的張榮海和9歲的弟弟是孤兒，父親死於塵肺病，母親死於癌症。因為兄弟倆還不會種地，這天家裏僅剩15個土豆。

2018年7月22日，重慶酉陽縣龍潭鎮鵝塘村，44歲的塵肺病農民鄭大章去世後，妻子撇下癱瘓的老人和三個幼小的孩子離家出走。

2019年6月21日，陝西柞水縣杏坪鎮中山村。37歲的杜萬翠嫁給兩個男人均死於塵肺病，撇下三個幼小的孩子。因為村裏這個年齡段的男人大多是塵肺病。她說：“打死她都不改嫁了！”

2016年12月2日，湖北勳西縣湖北口鎮東川村，44歲的塵肺病農民米元寶麵對女兒即將高考，家裏連吃飯的錢都拿不出來，他覺得沒盡到父親的責任，無奈之下上吊自殺了。

2018年5月20日，陝西鎮安縣米糧鎮江西村共查出80多名塵肺病患者，這群孩子的父親全都是塵肺病患者。

渺茫的求生路。目前，塵肺病仍然是無法完全治愈的疾病，治療僅能緩解患者痛苦，在特定時間內提升患者生存質量。現有的塵肺病治療方案主要為保守的綜合康複治療，以及代價高、風險大的肺移植手術。然而肺移植在中國大部分省市未列入醫保報銷範圍，常規開展 1 台肺移植手術至少需要 30～60 萬元人民幣。很多塵肺病人也試圖與疾病抗爭，但絕大多數患者麵臨的是一條渺茫的求生路。

2017年3月3日，遼寧葫蘆島市南票區缸窯嶺鎮古刹寺村，60歲的塵肺病人劉大恩在家中獨坐，他於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去世。

2017年8月19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51歲的塵肺病患者賴斯福骨瘦如柴，斜躺在床上。他兄弟6人全患有塵肺病，2年前大哥已去世，2年後賴斯福也病故。

2020年11月23日，陝西鎮安縣柴坪鎮金虎村，49歲的薛殿友因患塵肺病至今未婚，他在廟裏度過了生命的最後9年，於2021年除夕之夜去世。

2021年4月24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50歲的塵肺病農民林英德上氣不接下氣地在“抖音”直播，希望得到粉絲打賞籌集醫藥費。開播半年多，粉絲隻有28人，收到打賞3.85元。他於2022年4月16日淩晨去世。

2015年11月19日，陝西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57歲的塵肺病農民魏立炎多次想結束自己的生命。為省下棺材錢，他想死在別人找不到的地方，可他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有一天他找來麻繩拴在房梁上，被趕回家的女兒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搶救了過來。2017年大年初一早上，這個塵肺病農民斷了氣。

謝富餘44歲，陝西鎮安縣柴坪鎮金虎村人，2019年9月27日去世。

趙輝強47歲，陝西鎮安縣米糧鎮江西村人，2018年7月10日（農曆）去世，去世前一年，他為自己準備好了棺材。

劉明順50歲，陝西省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人，2022年4月8日去世。

2018年5月21日，陝西鎮安縣米糧鎮界河村，68歲的邱關蓮兩個兒子均死於塵肺病，麵對“白發人送黑發人”的痛苦，老人精神失常，滿山遍野呼喊兒子的乳名。

[yongbing1993]

毛澤東是共產黨鄧小平是走資派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差異是：毛澤東是共產黨鄧小平是走資派。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是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而走資派是為資本家服務的，為人民幣服務的，為資本服務的，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對內剝削壓迫鎮壓工農百姓的，對外投降帝國主義的。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差異，正象一首民謠中唱的：“毛主席象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鄧小平象黑夜，初一十五不一樣。”

毛主席為什麽是紅太陽？因為毛主席用一個偉大的理想實理了中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在這樣一個偉大的理想的鼓舞下，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趕走了小日本，打垮了蔣委員長，建立了新中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向著共產主義前進、前進、再前進！

當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為了這樣一個理想而鬥爭的時候，而是成了真實的曆史運動，是一種創造曆史的運動。因此，在為理想而奮鬥的過程中，當然會有高歌猛進，也會遭遇走資派們的篡權。重要的是，不要喪失了那個偉大的理想。

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此，人是有理想的，人並且通過理想來確立自己的價值，為理想而鬥爭，通過把理想變成現實來創造著人的曆史，人的曆史就是從虛無到實有的過程。

嚴格地說，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並沒有可比性，毛澤東是太陽，毛澤東更多地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是一個統轄全局的領袖。而鄧小平則更多地是一個現實機會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別說鄧小平就什麽也不是，不過是一隻能抓老鼠的貓。就是中國共產黨也一樣，不會成功建立新中國的。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差異歸根到底是精神境界的差異，毛澤東的精神境界通達於大公無私之高處，而鄧小平則沒有境界可言，隻是一個精致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者。正是由於這種根本性的差異，毛澤東的偉大與豪邁，可能恰恰不適合世俗和無明的人，並且必然要遭致人的不理解、曲解和誤解。而鄧小平的投機取巧兩麵派嘴臉謊話連篇忽悠說左行右，則可能比較容易得到騙取人們的一時。但，鄧小平的造謠謊言卻更可能把人們引入一個泥潭欺騙不了人們的一世。因為失去了理想的務實，拘泥於自私自利中的蠅營狗苟，必然要遮蔽共產黨人的根本的價值，在修正主義魔鬼的誘惑下墮入泥坑。

所以，不能把鄧小平與毛澤東相提並論，更不能把鄧小平淩駕與毛澤東之上。否則就從根本上顛倒了共產黨的理想與現實走資派的自私自利的關係，也必然會導致一個荒唐的不三不四的假共產黨結果。

在毛澤東逝世後不久中國人及世界的人都看到，走資派鄧小平推倒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路線，改而用世俗的、實際的、現實的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利益來誘導中國人。其結果是：共產黨革命的理想喪失了，人倫道德崩潰了，貪官汙吏橫行九州，賣淫嫖娼席卷中華，犯罪現象四處蔓延，妖魔鬼怪空前泛濫。顯然，這些都是在走資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之後所發生的這些黑暗現象，這些黑暗現象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所必然地產生的醜陋現象。。

走資派鄧小平用兩麵三刀的修正主義來否定共產黨革命的理想，來嘲笑為理想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在建設第一次的社會主義過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失誤，把機會主義淩駕於共產黨革命理想之上，想用毛澤東時代幾億勞動人民積累的共同國營財富來買通少數人心，讓少數人先富成為資本家，其結果必然是對幾億勞動人民來講是悲哀的。走資派鄧小平把人當作了動物，以為碗裏有幾塊肉就可以打發了，結果“少數人先富“的資本家碗裏有了肉，而少數人先富成為資本家的占了便宜照樣罵娘，而且罵得更凶，更可悲的是這些先富的帶著財富出國定居了。到了國外還不忘反中反華反共產黨。

由於走資派鄧小平的眼光短淺，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結果卻造成了中國及中國人民和子孫後代們長期的痛苦，必然要由後代中國人付出慘重的代價。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路線所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的中國特色走資派政府，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的中國了，可以說已經進入到一個後社會主義社會即走資派的特色資本主義，又或是特色社會主義時代。而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完整性被解構了，如今特色社會中信仰危機、邪教叢生、道德淪喪，中華幾千年的文明正在被毀滅。在經濟方麵，中國已經喪失了獨立性，被納入到國際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中，特色中國正在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的牛馬奴才奴隸。在政治方麵，當然也就喪失了中國人的尊嚴，特色中國正在可憐地淪落為一個馬崽國家，成為帝國主義的文化和經濟的殖民地。

當然，共產黨不是說要簡單地回到毛澤東的時代，中國人民已經不可能回到那個毛澤東時代了。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中國人民應當從這段曆史中汲取足夠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