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走資派的強柝是學國民黨的
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隻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他怒氣衝衝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張國燾已在香港安頓下來。在香港，張國燾一度與人合夥，辦起了一個名叫《中國之聲》的雜誌，張擔任雜誌社社長，雜誌自稱“既反共，又反蔣”。但不久張國燾就與合夥人產生矛盾，張被合夥人轟走。離開雜誌社之後，張國燾看到黃金價格一路飛漲。於是他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幹起了“炒黃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張國燾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突然間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燾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他此時才匆忙將黃金脫手，但為時已晚，原來的5000美元，僅剩二千多一點了。張國燾的發財夢未醒即滅，真是哭都哭不出聲來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又在買菜時摔斷盆骨，成了跛子。
就在張國燾艱難度日之時，美國的一些機構對他產生了興趣。在他們看來，張國燾雖然已經離開政治中心，但他曾長期擔任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他的一些見解和回憶或許對研究中國有著極大的價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員找到張國燾，表示希望張國燾為該中心撰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當時，每月2000港元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對張國燾來說更是雪中送炭。時年64歲的張國燾滿口應承，開始寫回憶錄。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這便是後來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後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 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
美國政府的相關機構也看中了張國燾，讓他對紅色中國的時局發表一些看法。此時的張國燾雖遠離政治，但仍然密切關注1966年中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員(這三人包括兩名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和一名美國專家，為首的是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領事館官員米西蘭尼奧斯)對其進行專訪，在這次訪問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 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時期，張國燾便和毛澤東相識，在中共一大上，兩人又一同與會。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征中，紅一、四方麵軍在懋功(今四川小金縣) 會師後，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政治鬥爭。毛、張兩人既曾是同誌，又曾是對手，張國燾對毛澤東自然有自己的認識。
在與美方來訪人員談到毛澤東時，張國燾認為毛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認為作為一個農民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一種對“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麵的趨勢時(也就是所謂的“變修”時)，毛便想采取措施來達到目的。這是“文革”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張國燾也認為，在“文革”發動以來的兩年中，毛還常受到一些情緒的影響，從而采取一些危險的戲劇性的行動。張國燾還認為，對於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別是那些獲得一些權力的“革命小將”和造反派，張國燾認為這些人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那些年輕的“革命繼承人”不能勝任工作反而成為負擔。在那些激進的現任領導人衰落後，中國將回歸平靜，“ 文革”所造成的混亂局麵必然難以為繼，將由此進入實幹家治國的時期。
“文革”的浪潮很快波及香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著名叛徒，張國燾覺得，如果還呆在香港將難逃厄運。驚恐之餘，張國燾夫婦決定出國避難。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國人采訪後不久，張國燾一家移居加拿大。 張國燾夫婦到多倫多後，與大兒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楊子烈發現大兒子的收入養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難，便搬出了兒子家，住進免費的養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還有殘疾，無力照料張國燾。張國燾隻得申請住進老人病院。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魂喪異國。這年冬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張國燾隻有默默地忍受著嚴寒的折磨。身體已虛弱不堪的張國燾受此風寒，健康狀況急轉直下。3日淩晨5時，張國燾已處於彌留之際。當他想再看一眼親人時，身邊卻空無一人。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燾已去世多時。
投奔國民黨後，張國燾先後委身於軍統、中統等處，還當過一段有實權的地方官----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官場的傾軋令他鬱鬱不得誌，很快就被國民黨所冷落。解放戰爭期間，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辦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圓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
張國燾，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共建黨初期的高級領導人。張國燾曾有過叱吒風雲的革命經曆，後來卻淪為中共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一直到長征之前，張國燾為革命還是做出了不少貢獻。但是，歲月易人，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他的野心開始膨脹。1935年紅軍兩大主力會師之後，作為紅四方麵軍領導人的張國燾，妄圖以軍力脅迫黨中央，以獲得最高領導權。並反對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力主南下，另立“第二中央”，事實上走向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此後，他一意孤行，拒不執行中央關於北上的決定，直至南下受阻沒有出路後，才被迫北上與中央會合。從1937年開始，中共中央開始對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展開大批判，一向心高氣傲的張國燾對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漸生叛黨之意。 就在這時，原紅四方麵軍重要將領何畏公開叛變投敵，曾為紅四方麵軍主要領導人的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後公開叛變投敵。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4月22日的《新華日報》公開發表了黨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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