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對中國婦女解放的思想
作者: 丁 娟
《摘要》
毛澤東在《女子自立問題》一文中就指出，造成男女“政治、法律、教育、以及職業、交際、娛樂、名分”差別的原因，在於“社會罪惡”，因此，婦女解放要從社會入手，從教育入手，但最重要的乃是求經濟自立。將婦女解放納入中國解放的係統工程之中，已經是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自覺追求，並且這種追求已與中國國情以及婦女狀況相結合。這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實際出發，研究男女平等道路的起點。
以“婚姻自由”為突破口，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特點。“五四”時期，反封建特別是反對封建婚姻的鬥爭扣人心弦。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使一代青年覺悟到戀愛自由乃是個性解放的前提，“沒有戀愛的結婚是沒有道德和墮落人格的。”1919年11月，長沙青年女子趙五貞被父母強迫出嫁，反抗無效，在迎親花轎中用剃頭刀割破喉管自殺。此事引起巨大社會反響，長沙《大公報》為此先後發表了20多篇文章，毛澤東在12天中連續發表9篇文章，指出婚姻問題是個社會問題，趙五貞的死根源於社會，並號召人們向吃人的舊社會發動進攻。以反封建婚姻作為反封建的突破口，是一種曆史的選擇。婚姻是最原始的兩性關係，因此論及婚姻必然論及婦女，婚姻自由必然與男女平等相對應。此外，中國的封建家庭是社會結構的基礎，也是內涵極深的封建堡壘。因此無產者求社會解放，必須首先衝破家庭的桎桔。
強調經濟獨立和開放女子教育對於婦女解放的特殊作用。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曾致信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向警予，“湘省女子教育絕少進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起大批女同誌外出”，以提高國民的素質。教育的平等，為婦女職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心劑。強調女界聯合，主張建立專門的婦女組織。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是較早注意到革命必須喚起民眾和建立相應組織者。1919年，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指出：“要進行革命的活動，改造社會，不是少數人所能做到的，非有多數人的聯合不可……婦女也要聯合起來，齊向封建思想鬥爭”。強調了婦女要求平等，社會要求解放則非走聯合的道路不可。在“五四”時期，婦女組織、婦女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發揮了婦女運動火車頭的作用，對喚起婦女的覺醒，提高婦女的覺悟，引導社會對婦女解放事業的關注作出了巨大貢獻。至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後，黨領導下的婦女組織進一步茁壯成長，對於促進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婦女的解放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本世紀20年代，隨著中國社會階級與階層分化的完成，中國婦女運動也分成資產階級女權運動和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運動兩大流派。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後，無產階級婦女運動便與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相融合，並在實踐領域展開了尋求解放的鬥爭。在婦女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黨的領導人向警予認為，中國婦女解放的必由之路是仿效蘇共，參加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國民革命。勞動婦女是婦女中絕大多數，生活最苦，所以求解放最迫切，她們是“婦女解放的先鋒”、“反抗外國掠奪者的國民革命之前衛”、“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是天造地設的伴侶”。她的這些觀點無疑使馬克思的婦女解放學說形象化和具體化，對中國無產階級婦女的覺醒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但是，鑒於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對革命主體力量和革命道路的分析尚未成熟，對中國國情的了解也不夠透徹，因此，曾一度強調“城市暴動”，忽略了農民革命問題。這一思想也反映在婦女解放領域，形成了在婦女解放道路選擇上的誤區。即借口“以女工為主體”，而將廣大農村婦女排除在主體力量之外。為了打破婦女解放乃至整個中國革命的徘徊狀態，黨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毛澤東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使幾經窒息的中國革命和婦女發展柳暗花明，絕處逢生。
毛澤東認為，中國是一個封建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特別是民族資本薄弱，城市仍是封建統治的中心；而工人階級本身也不夠強大，在政治上尚有待進一步成熟和發展。因此，中國革命必須走“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中國的婦女，也隻能在上述前提下選擇尋求解放的道路。毛澤東對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接軌點的分析，一方麵是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捍衛和繼承；另一方麵是基於對中國國情和婦女存在方式的透徹分析與把握，其思想脈絡，主要體現在毛澤東的科學著作中。
毛澤東婦女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有一相通之處，這便是在分析整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同時，把握和分析婦女問題，從而在戰略上將婦女解放與階級的解放相結合和共決策。如果說《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形成的標誌，那麽，《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發表，則無疑是毛澤東婦女思想形成的開端。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史上較早將視野投向農村的先行者。1925 年12月，毛澤東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解決了革命的敵友問題。1927年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對中國農民運動的係統考察中，毛澤東闡述了中國的婦女問題，從七個方麵對婦女問題進行了係統分析，並初步提出了中國婦女尋求解放的切實可行的道路。
第一，毛澤東將中國婦女所受的壓迫形象地概括為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指出，封建“四權”是束縛中國人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繩索，其中，夫權壓迫是婦女較男子更多承受的一重束縛，“男子支配”是婦女所受壓迫的特殊性之所在。
第二，婦女是分層或分階級的，而夫權壓迫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這是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得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更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的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就比較多一些。
第三，工業化的產生和資本主義關係的入侵，使中國“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製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因此，這就為社會尋求男女關係的變革奠定物質基礎或可能性。
第四，在階級利益與婦女利益的比較中，婦女利益要暫時服從階級利益，農民對政治權力的進攻比起對“家族神道男女關係”的進攻，是更高的利益體現。
第五，婦女解放是自己的事情，也是全體農民的事情。“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第六，婦女解放必須走組織起來的道路，“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一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
第七，經濟鬥爭(土地革命)是推翻封建政權、族權和夫權的基礎。但革命順序是先進行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展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仍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
這是毛澤東早期著作中，關於婦女思想的比較集中和係統的闡述。從一定角度，可以說是毛澤東婦女思想形成的標誌。這些思想在日後的實踐中進一步發展，成為毛澤東婦女思想體係的基礎。
在上述思想中，毛澤東關於夫權壓迫與勞動婦女較富家女子更有發言權的認識，比馬克思更具體地闡明了婦女受壓迫與男女不平等成因的多重性。也就是說，毛澤東已經明確認識到，婦女受壓迫不僅是私有製產生的結果，而且也與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有著不可忽視的聯係，這一分析可以說是選擇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基點。如果說，對私有製認識促成了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一體化的進程，那末，對婦女在生產中作用與其社會地位關係的認識，則成為中國婦女解放長期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基礎。
同樣，上述思想中，毛澤東對不同階層婦女的分析，也使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更加具體化，更加符合中國國情。可以說，將農村婦女視為階級革命與婦女解放的主體，是毛澤東在革命主體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在馬克思時代，國際共產主義曾認為從某種角度上講，對於社會主義革命而言，農民是一股消極力量；列寧在俄國革命中對此問題有所修正，提出了農民是革命的可依賴的力量。但二月革命時俄國社會黨提出的口號仍是建立工兵政權。毛澤東在農民問題上無疑徹底地前進了一步，進而提出了蘇維埃建設以工農兵為基礎的思想，這便在主體高度上將農民視之為革命的主要力量。
在分析了中國的國情與婦女解放主體狀況之後，毛澤東將勞動婦女求解放的道路具體化為鬥爭中求解放，生產中求平等。
鬥爭中求解放，體現了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的結合。促成這一結合的根本原因，其一在於在兩個壓迫即階級壓迫與性別壓迫問題上，私有製是同一的根源；其二在於在兩個解放即階級解放與婦女解放的目標方麵，廢除私有製是同一的目標。這是馬克思早已分析過的基本原理。具體到中國，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的結合，便從兩個方麵表現出來，一是與階級鬥爭的結合，二是與民族解放事業的結合。而這兩個結合，在中國革命史上所表現出的特色之一，則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革命戰爭的結合。與革命戰爭相結合的方式，是由中國社會的殖民地屬性與封建屬性決定的。中國社會的這雙重屬性決定了革命的性質必然是水火不容的。一方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勞動人民與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對立；另一方麵是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的對立。在這兩重矛盾中，任何一重都不可妥協或調和，而隻能用暴力的方式尋求解決，這便決定了中國婦女運動長期與革命戰爭相結合的特點。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我們黨已經能夠把武裝鬥爭這個主要鬥爭形式同其他許多的必要的鬥爭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來，就是說，把武裝鬥爭同工人的鬥爭，同農民的鬥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鬥爭，同政權的鬥爭，同經濟戰線上的鬥爭，鋤奸戰線上的鬥爭，思想戰線上的鬥爭，等等鬥爭形式，在全國範圍內或者直接或者間接地配合起來。”毛澤東認為，革命事業必須與婦女運動結合，否則便沒有革命的成功。因為“婦女占人口半數，勞動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和她們特別受壓迫的狀況，不但證明婦女對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決定革命勝利的一個力量。”1940年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婦女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現在打日本，要婦女參加，生產要婦女參加，世界上什麽事情，沒有婦女參加就不成功。”毛澤東高度評價“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男女並駕，如日方東，以此製敵，何敵不傾，到之之法，艱苦鬥爭，世無難事，有誌竟成。”毛澤東還指出：“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日。”毛澤東認為婦女也隻有在與革命的結合中，才能得到自身解放。他說：“勞動婦女的解放，與整個階級的勝利是分不開的，隻有階級的勝利，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毛澤東在對中國國情進行深刻分析的基礎上，透徹分析了中國婦女的狀況及其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革命戰爭需要婦女，婦女解放需要革命戰爭的真理。
關於生產中求平等，實際上講的是關於婦女全麵參與社會問題。就婦女解放的主體而言，中國婦女與西方婦女的不同之一，在於西方婦女是在完成了由封建家庭向產業工人的轉化之後，也就是在實現了與近代大工業的結合之後，才走向求平等的道路的。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婦女的大多數，仍生活在閉塞的農村，置身家庭四壁，為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所包圍。因此，對中國婦女來講，實現由國家奴隸向生產主人的轉化，乃是男女平等的客觀要求。因此，引導婦女走出家門，實現婦女與社會生產資料的結合，便成為婦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因為婦女的孤陋寡聞、素質低下、意誌薄弱，無不與其長期脫離社會性生產勞動相關。而婦女視野的開拓、革命精神的培養、鬥爭覺悟的提高，都直接地發源於社會生產實踐。同樣道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最終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因此，發動婦女投身生產鬥爭與發動婦女參與革命戰爭一樣，都是為了調動占人口半數的婦女的力量，提高婦女的素質，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實現男女的平等。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在生產中求平等，首先是圍繞解放區的經濟工作展開的。1940年2月8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婦委的指示信》中談到：“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麵，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毛澤東高瞻遠矚地看到，婦女不僅是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而且是一支不可忽視的社會生產力量。同時毛澤東還認為婦女也隻有通過對社會首先是經濟的全方位參與，才能向社會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價值。毛澤東關於發動婦女參與生產的指示，在曆史上也是針對性地提出來的。40年代初，王明主持婦委工作期間，婦女工作一度存在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如在蘇區剪發、放足運動中就犯了一刀切的錯誤，傷害了部分群眾的感情，還使一些婦女幹部在日偽軍掃蕩中遭到不應有的損失。此外，在宣傳婚姻自由，鼓勵婦女向封建勢力作鬥爭的過程中，也采取了過於激烈的手段，如在大會上批鬥打罵妻子的丈夫，給虐待兒媳的婆婆帶高帽子遊街等。這些工作方法的失策，一度超越了社會心理的承受力，造成婦女工作與群眾關係的緊張甚至家庭矛盾的增多，也由此一度引起婦女工作者的困惑。起初，對於毛澤東的指示，王明主持下的中央婦委並不理解。直到後來(1942年)陝甘寧邊區婦聯據此到延安南區蹲點調查，發現婦女參加生產不僅增加了收入，而且開闊了視野，使精神壓抑的婦女振作起來，揚眉吐氣，家庭地位提高，學文化熱忱提高，她們才終於體會到，抓婦女運動與生產實踐的結合，才是抓住了婦女解放的命脈。在此基礎上，中央婦委向中央起草了《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的方針的決定》，1943年2月，毛澤東親自審改了這份《決定》稿，後在2月26日的《解放日報》發表。這便是著名的“四三”決定。這一《決定》，從戰略上高度評價了婦女參與生產勞動的重要性，要求婦女幹部“必須學會農村經濟知識，了解婦女生產內容。”
在鬥爭中求解放，在生產中求平等，是經過曆史檢驗的中國婦女求解放的道路或中國婦女解放的一大特色。中國婦女正是在與戰爭和生產的結合中找到了自身的發展方位，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一步一個腳印，走向解放的。
1949年9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主持製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部具有代憲意義的綱領，提出婦女的解放必須將私有製與夫權製同時打碎，並確認中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家庭的，社會的生活各個方麵，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到新中國成立，中國的勞動婦女首先獲得了新生，中國婦女終於被從四條繩索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和人民共和國的主人。中國婦女解放的第一步即廢除私有製，實現法律上的平等便獲得實現，而中國的婦女解放道路也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
新中國成立之後，婦女同男子一樣站立起來，舊的以歧視婦女和男女不平等為標誌的封建立法被廢除，廣大婦女在政治上贏得了新生。在這種情況下，婦女運動曾流露出婦女已經徹底解放，男女已經完全平等的認識。為此有關方麵曾就中國婦女解放的程度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認為製度解放尚是初步解放或解放的第一步。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中國婦女運動提出了繼續前進，以徹底解放婦女的口號。
社會主義時期婦女解放的道路將如何走？毛澤東於1955年指出：“真正的男女平等隻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明確指明了社會主義時期婦女運動必須繼續走與社會主義革命相結合的道路。
婦女運動之所以要與社會主義革命相結合，在於這一革命在奪取政權之後繼之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將完成社會生產資料由私有向公有的轉化，以及由男性占有向男女共同占有的轉化。促成這一轉化，就等於從根本上或基礎上動搖了男女不平等的大廈。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改造或革命的完成，將在理論上為新的男女平等提供製度保障。但是，毛澤東認為，僅此尚不夠，要求得事實上的男女平等，還“要發動婦女參加勞動”；繼續走與生產相結合的道路。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隻是從製度上解決了財產占有方麵的男女不平等，而婦女對於生產資料的支配權與使用權的獲得則是占有權的另外兩個方麵，隻有發動婦女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婦女才能切實掌握對於生產資料的支配權與使用權。毛澤東還認為：“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挖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從此角度，也可以說毛澤東已認識到，婦女參加社會生產，是在為自身生產著日益平等的物質基礎。因為婦女解放不能一步到位，而隻有“當階級社會不存在了，笨重的勞動都自動化了，才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反之，如果婦女脫離了生產勞動，則會減緩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從而也影響婦女自身的發展。
鑒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剝削階級作為一個完整階級已消亡，因此，婦女解放與社會發展的結合便日趨向社會主義建設方麵傾斜。同時，隨著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第三產業比重的提高，婦女參與的範圍也勢必日趨拓展。在這種情況下，婦女運動便由發動婦女走出家門，求勞動數量之廣逐漸向提高婦女素質和就業質量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了要努力提高婦女素質問題，認為“沒有掃除文盲，沒有進小學、中學、大學，婦女還不可能徹底解放。”在毛澤東婦女思想的鼓舞下，50年代我國婦女運動曾出現了脫盲熱，婦女識字班、夜校直至夜大學比比皆是，層出不窮。為鼓勵婦女提高社會參與層次，毛澤東還鼓勵婦女：“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誌能辦到的事，女同誌也能辦得到。”
毛澤東在分析婦女發展狀況時，還特別關注婦女的政治參與問題。1956年10月，毛澤東在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曾指出“在中國，參加政府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婦女畢竟是少數……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誌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個中央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誌占20%。他認為提高婦女政治地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他提出“將來女同誌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誌一樣，各占50%。如果女同誌的比例超過了男同誌，也沒有壞處。”在毛澤東以及黨和政府的關懷下，中國婦女運動曾實現了50年代縣縣都有女縣長，鄉鄉都有女鄉長的發展目標，促成了50年代婦女政治參與的高潮。婦女參與之深之廣都使西方婦女羨慕。事實再一次雄辯證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夠解放婦女，婦女隻有在對社會的廣泛參與中才能求得發展。
作者: 丁 娟 來源: 互聯網
謝謝來訪和留言!
是的! 婦女解放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以及更早些的許多人爭取和反抗過。但真正從法律上實現是從新中國的第一部婚姻法在全中國實施。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井崗山及延安等紅色根據地早些實行。尤其是延安的十年吸引了多少有錢的有文化的男男女女年輕人們, 那時被稱之為紅色抗日聖地真正是男女平等。原作者文章很長, 在這裏重點講毛澤東的婦女解放思想, 所以這是個摘要。因原文沒動一個字。所以輔上原作者名字。如有興趣可查原文看。
其實孫中山先生的許多革命的理想是被共產黨實現的。新中國成立時在最高領導人裏唯一的女姓就是孫夫人慶齡先生, 是毛澤東周恩來各自寫親筆信同時又派周夫人親自去上海, 同時還動用了上海市南京市的市長和武裝力量全程保護護送至北京, 同時毛澤東周恩來率在北京的所有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高級幹部去車站迎接。.......相比蔣介石父子的暗殺, 挖毛澤東家祖墳, 搶殺共黨........。
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也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實現的。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實現的。.......
後毛澤東時代的今天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走資派的所作所為.......。
就如國民黨有孫中山時代, 蔣介石時代, 蔣經國時代, 李登輝時代, 馬英九時代........
中國共產黨有陳獨秀時代, 博古時代, 王明時代, 毛澤東時代, 鄧小平時代.......
各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政治主張, 能一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