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運動中，暴力的製造者集中在兩個主體。一是「革命無罪、造反有
理」的群眾造反派。他們的暴戾行為，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狂熱的紅衛兵運動所
主導的對於文教係統的衝擊，製造出恐怖的「紅八月」，以及造反派之間因派
係衝突而爆發的武鬥；二是國家權力機器。地方權力機關以及基層單位幹部
鼓動、慫恿、支持、默許，乃至策劃、指揮，製造大批亂殺人慘案的暴力行
為。宋永毅指出，文革時期在全國著名的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
戮的凶手大多是軍隊官兵、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團骨幹，這些人作為國家機器
的代表，他們的屠殺和暴力行動可被視為國家機器的行為。在這層意義上，
所謂的「暴民政治」隻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而已。
文革時期的暴力之所以會以極端的形式大規模擴散，根本的原因在於極權主義政治
製度所構建的一套政治身份框架對於個人的束縛，並由此製造出強烈的政治
激勵機製，激勵地方基層的黨員幹部和普通群眾參與到一係列的暴力事件
中，通過積極且激烈的暴力表現，以獲得政治獎勵，或求取自我保存。在此
意義上，暴力不再是個體的單向度行為，而是在製度縱容之下以「革命」為標
的的惡之泛濫。
2016年，距離文革的發動已經過去五十年，文革的集體暴力和殺戮不應
該成為塵封的曆史，而更應該敦促我們去揭開曆史的傷疤、那些「一個個具體
的事件、人物、組織匯集而成的曆史」，去重新檢視文革運動中的暴力與領
袖、與共產主義的政治製度、與人性之間的關聯——人性之惡，因何而爆發；
製度之惡，又因何而誘導暴力，並最終演化為極端的血腥與殺戮。對於文革
屠殺，徐友漁曾指出：「在並非外族入侵的情況下，一國之內在十年之間發生多
起大屠殺，這是民族的恥辱；而國民對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視無睹，這是另一重
恥辱；對這恥辱不敢直麵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辯解，則是再一重恥辱。 」
對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再回顧，讓我們認識到，要直麵曆史，拒絕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