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啟慧

曆史不是封閉的城堡,沉積的墓地,不是隻有一個燃燈者,幾個仆役,在黑暗中出沒的盜墓人。它是永不垂降幕布的舞台,生者和死者一起登場,悲劇喜劇滑稽劇同時上演。我們觀看,聆聽,從中辨認一切:從台前到幕後,從臉譜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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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有一篇文章講清紅軍長征的來龍去脈、恩恩怨怨

(2016-11-23 13:54:27) 下一個

終於有一篇文章講清紅軍長征的來龍去脈、恩恩怨怨

2016-11-15 曆史啟慧

本文來自“三聯書店三聯書情”(sanlianshutong),原題為“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長征路上的戲劇性轉折”

 

主講人 | 劉統(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

 

 

 

 

 

過了若爾蓋草地,跟著毛澤東北上的紅四方麵軍的機關幹部、紅軍大學裏的學員全都回到張國燾那裏去了,這就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八萬紅四方麵軍,沒有一個人跟他走,而且還把朱德、劉伯承和五軍團、九軍團扔在了張國燾的左路軍。這個時候張國燾有九萬人,毛澤東是一萬人,你說誰能成氣候?但是毛澤東沒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價,他也得帶著隊伍北上。

 

 

 

 

 

 

*以下文字據2016年9月10日書店裏的“大學公開課第八季第二講”現場實錄整理

 

今天是長征講座的第二講,因為有一些聽眾昨天沒有來,所以我們把昨天的內容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長征開始的時候,當時是博古、李德、周恩來當家,他們采取的行動就是大搬家、大逃跑。紅軍經過湘江之戰之後,一下損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層內部開始了爭論,毛澤東利用這個時機,策劃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的結果是改變了中央的最高決策層,博古、李德下來,張聞天、毛澤東上位,形成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的新的三人領導機構。

 

在毛澤東重新回到決策層之後,紅軍長征的方式有了變化,開始變得機動靈活,於是就有了所謂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線彎彎曲曲、繞來繞去,就是為了避戰,因為毛澤東心裏非常清楚,這支走了幾千裏地的紅軍隊伍已經是精疲力竭,沒有戰鬥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軍覆沒。沒有紅軍了,還談什麽革命?毛澤東當時在中央軍、川軍、黔軍、滇軍的夾縫裏求生存,所以行軍路線才會那樣地繞來繞去。就在毛澤東和紅一方麵軍最困難的時候,突然接到雪山那邊的電報,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麵軍渡過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塊根據地,等著中央和紅一方麵軍會合。對紅一方麵軍來說,這是絕處逢生,疲憊之師一下鼓足了勇氣,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1935年5月一、四方麵軍終於在川西北會師了。

 

走了一萬多裏地的紅一方麵軍隻剩下兩萬多人,衣衫襤褸,骨瘦如柴,受到了紅四方麵軍八萬多人兄弟般的迎接,當時心情是非常激動的,紅四方麵軍的同誌拿出了糧食、皮襖等各種各樣的禮物來慰問紅一方麵軍,使紅一方麵軍的同誌覺得非常溫暖,大家都感覺到這是長征中的一大勝利,好像是過節一樣。

 


長征路線圖

 

但是毛澤東說,一、四方麵軍會師之後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別人都那麽高興,怎麽成了毛澤東最黑暗的時刻呢?因為毛澤東遇見了黨內最強勁的對手張國燾,張國燾當時依仗著在黨內的資曆和權威,最重要的是他手裏的人、槍比中央和紅一方麵軍還要多得多。張國燾在會師之後提出,兩大主力會師應該統一組織、統一指揮。對不對?完全對。問題是誰指揮誰?張國燾說,當然我指揮你了,你們還剩下幾個人了?毛澤東就躲避、回避這個問題,不肯把權力交給張國燾,於是張國燾就攤牌了,不解決組織問題,我就不走,看你怎麽辦?

 

中央對張國燾束手無策,為了解決組織問題和權力分配的問題,中央和張國燾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兩個月,在這兩個月裏紅軍消耗盡了當地所有的糧食,當時全軍處於饑餓之中。在這個關鍵時刻,張聞天表示實在不行就把總書記讓給張國燾,但是毛澤東堅決不同意。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方案,“寧可讓出總政委,不能讓出總書記”,張國燾想指揮紅軍咱們就讓他當總政委,但是總政委也得聽政治局的。這樣的話,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爾蓋會議,決定改組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之後,他的權力欲望得到了滿足。

 

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來,咱們要北上,過草地。毛澤東又生一計,說草地人煙都沒有,糧食也沒有,十萬大軍哪兒能一塊行動呢?咱們還是兵分兩路吧,於是毛澤東就提出,中央還有紅一方麵軍的一、三軍團跟著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的紅四方麵軍,三個軍組成右路軍,從毛爾蓋北上;讓朱德和劉伯承陪著張國燾組成左路軍,從阿壩北上。張國燾也不知道是計策,於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澤東馬上就分家,催著徐向前、陳昌浩趕緊過草地。

 

若爾蓋草地

 

草地是當時從鬆潘到若爾蓋的一大片沼澤區,紅軍為什麽要過草地?明明知道草地是死亡之地,為什麽還要從那兒走?沒人想過草地,紅軍一開始的願望當時是打開鬆潘城,當時想按照我們今天的路線,從鬆潘過草地,從鬆潘到九寨溝,上了雪寶頂,就到了今天秦嶺的通道了。

 

原來中央想的是挺好的,從鬆潘過草地。但是鬆潘城是川西北的軍事要塞,城牆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後修的,到今天城牆還非常堅固。守城的就是國民黨嫡係部隊的著名將領胡宗南,胡宗南當時率領一個師在守鬆潘城,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在徐向前指揮下,聯合進攻鬆潘城,結果沒想到胡宗南堅守不退。紅軍長征的時候翻山越嶺,把所有的炮都扔光了,就剩下輕武器,這個鬆潘城,這麽厚的城牆怎麽爬得上去?結果紅軍就包圍鬆潘城,盼著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後一直餓到鬆潘城裏麵的糧食都沒有了,胡宗南一天隻讓他的士兵喝一頓稀粥,也還是堅持不退。紅軍一看沒辦法了,鬆潘打不下來了,九寨溝、黃龍都過不去了,沒辦法才調頭轉向了草地。

 

紅軍的右路軍在徐向前、陳昌浩的率領之下,當時中央機關跟著右路軍一起過草地。過草地,在紅軍長征曆史上是最悲慘的一幕。我們看當年的記載,紅軍右路軍過草地一共走了七天,怎麽能造成那麽大量的死亡?今天去草地一看,那個地方真是風景如畫,但是在紅軍長征所有親曆者的回憶錄裏,沒有一個人寫到景色,寫的都是饑餓和痛苦。我們現在氣候轉暖,草地中的沼澤地大量消失,都變成幹地了,但是當年紅軍過草地的時候,這個地方氣溫還非常低,植被非常茂盛,濕地非常的大。所以紅軍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我們今天去旅遊,到若爾蓋草地一看,到處像一片綠毯一樣,一望無邊的大草地,真美啊,但是人人都有高原反應,頭疼欲裂、惡心、頭暈得厲害。車繼續往前開,開到了海拔2500米的拉卜楞寺,大夥兒的高原病一下都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草地的海拔高度,在那麽缺氧的情況下,紅軍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兒!

 

第二,草地晝夜溫差非常大,氣候變化無常,白天陽光普照,但是一會兒烏雲來了就是一陣冰雹,狂風暴雨,讓人找不著東南西北。紅軍在草地的七天中,整整五天是露營。你想,他們走了一整天,晚上又高原缺氧又低溫又饑餓,露營的時候,突然來一場狂風暴雨,冰雹打在身上,暴雨打在身上,簡直是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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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地露營,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點起一堆柴火來,就能活過這一夜,要是點不起這一堆柴火來,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凍死。很多人就是這樣被凍死的。所以當時紅軍這些幹部說,就是拚著徒步走,我也得讓我的馬馱上二三十斤幹柴,這樣我露營的時候才能點起篝火來。但是,點篝火也非常不容易,讀紅軍寫的回憶錄,像羅榮桓這樣的大學生知識分子,紅軍總政治部的幹部,晚上露營的時候點火,別的工農幹部都會吹火,一會兒把一堆火吹著了,結果這些知識分子到這個時候反而顯得非常笨拙,吹得一臉的黑煙,火就是點不起來,比別人要晚一兩個鍾頭,他們才拚命點著這堆火。可見在草地那個環境,人最原始的野外生存能力勝過任何知識,什麽學曆、什麽知識到那兒都不管用,先學會點火。

 

草地夜宿(黃鎮畫)

 

第三,就是饑餓。我們知道兩個月的時間,紅軍在川西北消耗盡了幾乎所有藏族的糧食,過草地的時候,每個人也就背著一口袋,幾斤糧食。沒想到過草地就是七天,結果絕大多數人都斷糧了。在那些夜晚,能夠煮一些糌粑糊糊、青稞糊糊,都是最好的享受。缺氧、低溫、饑餓、高原,這些對紅軍來說都是無形的殺手。紅軍怎麽能夠在這些沼澤地裏一步一步地邁過去?有很多同誌當時就是憑那麽一口氣,這口氣一鬆,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來了。我們也是夏天到的草地,開著吉普車,下來以後在草地上感受感受,在開車的過程中還遇到幾次暴雨、冰雹,我們就想到當年那些穿著單薄、破爛的衣服,風餐露宿的紅軍,他們過著什麽樣的日子。

 

有一次張愛萍的女兒張小愛跟著一群紅二代去考察,過草地之後,有人就問張小愛,如果當年你跟紅軍一起過草地,你會怎麽樣?張小愛非常認真地說,我一定死了,一定活不成,因為我感到沒有那麽堅強的意誌,能讓我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由此可以想見,對過草地,紅軍的回憶都是非常痛苦的,當時是非常饑餓難熬的。好不容易出了草地,到了若爾蓋的巴西,紅軍終於住進了房子,像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他們這些人住進了喇叭廟,普通的紅軍戰士能有牛屎房子住就很滿意了。住在房子裏的感覺真好啊,比露營不知道好到哪裏去!

 

草地行軍(黃鎮畫)

 

這個時候,毛澤東催著張國燾趕快率領左路軍北上。說句老實話,張國燾那會兒非常猶豫,因為在草地的時候還不知道陝北有劉誌丹呢,隊伍往哪兒去呢?中央當時說,張總政委帶隊伍北上,我們去川陝甘建立一個新的蘇區。張國燾想,怎麽建川陝甘呢,你們這幫留蘇的不就是想往往蘇聯跑嗎?我這幾萬人都是四川兵,我帶他們去黃土高原他們能跟著我走嗎?結果張國燾一猶豫,阿壩一帶突然天降暴雨,連續下了幾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沒有河流,阿壩地區變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兒深不知道哪兒淺。張國燾一看,這怎麽過去呢,糧食又快沒了。張國燾下定決心,召集紅四方麵軍的幹部開會、講話,張國燾振臂一呼,我們不北上,我們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張國燾手下的四川兵一聽說要回老家,一個個歡呼跳躍。後來說這是錯誤路線,但是當時紅四上上下下都讚成。

 

結果張國燾就給中央發了一封電報,說現在茫茫草地過不來了,糧食又沒有了,痛苦如死,幹脆我們南下吧。毛澤東一聽,焦急萬分,連續給張國燾發長電報,國燾,你一定要執行政治局的決議,一定要北上。在這個關鍵時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葉劍英參謀長從徐向前、陳昌浩的前敵司令部跑回來,向毛澤東報告了一個秘密,說張國燾給陳昌浩政委發了一封密電,上麵寫著:“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封密電是草地分裂的一個關鍵,這封電報究竟有沒有,從哪兒來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張國燾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當著張國燾的麵說,電報上寫著,“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草地分裂所有的證據都是張國燾的這封密電,依據的是毛澤東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建國後80年代修戰史,我們就找這封密電。到中央檔案館找所有的電報,在那麽艱苦的年代,中央的電報一封都沒丟,當時在草地、雪山那麽困難的情況下,盡量地節約紙,用這麽窄的一條一條的紙,用最小的字在上麵寫電報原稿,粘貼在一個本子上。一條一條的電報都在,唯獨就沒有9月9日的所謂密電。這些話,毛澤東在的時候,沒人提出異議。

 

後來葉帥也沒了,徐帥多活了幾年。到了1988年,徐帥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個談話,說沒有這封電報,我沒看見過。結果這引起了軒然大波,紅四方麵軍的幹部都說沒有,紅一方麵軍的幹部都說有。誰見過?誰也沒見過。這個時候出來了一個幫倒忙的少將,叫呂黎平。呂黎平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他在這裏偽造了一封張國燾密電的全文,說張國燾這封電報是他當年在紅軍總部看見的,上麵寫著:“餘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陝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如果中央北上,不同意南下……武力解決中央……”不用別人看,這封電報我一看都知道是偽造的,因為張國燾在給中央的電報裏,從來都是“弟如何如何”,從來不會說“餘如何如何”,張國燾電文裏麵沒有一封稱“餘”的,都是“弟怎麽樣”,“兄長們你們認為如何如何”。第二,黨的電報是有級別的,最低級的叫“秘密”,然後叫“機密”,然後叫“絕密”,最高的一層叫“指人譯”,指定人翻譯。指人譯的電報誰有電碼本呢?就是張國燾有一個,陳昌浩有一個,他們兩個人才能互譯電報。葉帥能看見密電?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堆電碼,根本譯不出來。張國燾當年的電台主任,後來在湖北省當副省長叫宋侃夫,宋侃夫就教訓呂黎平,“你懂不懂紅軍的規矩,紅軍的電報機要室是你這樣的小兵能進去的嗎?這些電報你還能背得出來啊?”所以這個賬越弄越糊塗。

 

《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 劉統 著

 

我們不糾纏這些問題,我們隻看結果。在那一天、那個時刻,毛澤東絕對相信有這回事。毛澤東就讓葉劍英先回去,裝做什麽事情都沒發生,毛澤東抱著最後的希望去爭取徐向前和陳昌浩。他問陳昌浩,昌浩同誌,你覺得我們是應該北上,還是應該南下呀?陳昌浩是“二十八個半”,是張國燾最得力的幹將。陳昌浩就說,主席,總政委指揮紅軍,我們就得服從總政委,至於總政委和政治局有什麽事兒,我們也管不了。把毛澤東一個釘子碰回過去了。毛澤東再找到徐向前,說,向前同誌,你認我們這個事兒怎麽辦呢?徐向前說得很委婉,主席,兩大紅軍主力會師了,就別再分開了!徐向前還是要南下。毛澤東在徐向前、陳昌浩那兒碰了兩個釘子。

 

回來怎麽辦?毛澤東一咬牙,想了一個下策,半夜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先開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陳昌浩敢不跟著中央走?這樣當天夜裏中央機關,還有一、三軍團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過就走了20裏地,天亮就宿營了。天一亮,紅四方麵軍的前哨就打電話到徐向前、陳昌浩的司令部,說中央扔下我們先逃跑了,我們追不追,怎麽辦?陳昌浩破口大罵,中央怎麽背信棄義,扔下我們,不要我們了!徐向前說,算了,讓他們走吧,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當時紅四參謀長李特咽不下這口氣,李特說,我去,我把四方麵軍的同誌都追回來。於是李特帶上了幾十個騎兵,騎著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後,就高喊,說四方麵軍同誌跟我回去,不要跟著這些人北上逃跑!結果彭德懷大罵,斃了你這個混蛋,李特跟彭德懷差點就打起來了。在這個關鍵時刻,洋顧問李德起到了關鍵作用,他一把摟住李特,讓李特抽不出槍來。毛澤東就對李特說,別吵了,別吵了,你們不願意跟我們走,你們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訴你,南下是絕路,隻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後,跟著毛澤東北上的紅四方麵軍的機關幹部、紅軍大學裏的學員全都和李特回去了,這就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八萬紅四方麵軍,沒有一個人跟他走,而且還把朱德、劉伯承和五軍團、九軍團扔在了張國燾的左路軍。這個時候張國燾有九萬人,毛澤東是一萬人,你說誰能成氣候?但是毛澤東沒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價,也得帶著隊伍北上。

 

俄界會議會址

 

當時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個藏族小村子,開了一個會。俄界會議就是在這個地洞裏開的。當時毛澤東非常得憤怒、傷心,說我們黨內又出現了危機,分裂的人就是張國燾、陳昌浩,他們現在不聽中央的,怎麽辦?我們還是得北上,我們先要通過一個關於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決議,但是這個決議隻傳達到中央委員,對下邊的幹部要嚴格保密。

 

這次俄界的會議上,毛澤東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員覺得,還是要堅持北上,去尋找出路,於是他們就進入了甘肅。第一個障礙就是甘肅和四川的交界——臘子口。臘子口現在因為開了公路,把山劈開了,當年的臘子口是很窄很窄的一個峽穀,甘肅的軍閥設了一圈碉堡在那兒,紅軍正麵攻不動,紅軍的先頭部隊找人攀岩,爬上了高山,繞到了臘子口的背後,向甘肅的軍隊發起了攻擊。這一夾擊,把甘肅的軍隊打跑了,於是紅軍就突破了天險臘子口,進入甘肅之後,又爬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叫鐵梁子。

 

我們去臘子口的時候,是從甘肅方向走下山路去的鐵梁子,到臘子口看一看。這個下山子路,我們的吉普車都開了半個小時,回程的時候吉普車往山上開,我在想,從草地出來餓成鬼的紅軍,當時是怎麽有力氣爬上了臘子山,爬到了鐵梁子的山頂的?到了隴東高原,就到了一個回族人的小鎮子,吳起鎮。黃鎮到了吳起鎮就畫了一幅畫,出了番民區域,終於見到漢人了,真是高興極了!語言通了,開始有老百姓跟他們說話了。

 


走出番民區(黃鎮畫)

 

結果紅軍來到一個小鎮子——哈達鋪。我前些年去哈達鋪,這個地方是甘肅甘南特產當歸的集散地,我們知道甘肅出中藥當歸,哈達鋪是當歸的交易中心,明清古街上的一百多家店鋪都是做當歸生意的,所以這個鎮子比較有錢。紅軍到了這個地方,終於有飯吃了,花錢,殺雞、宰羊,吃頓飽飯,在草地真是餓壞了。紅軍政治部給戰士發了一個大洋,讓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飽。鄧小平等人的回憶錄裏說,坐在回族人家裏的炕上,奇怪這個炕怎麽燙屁股,這麽暖和?弄了半天這是北方人的炕,在炕上美美地吃了一頓辣子雞丁,真是解饞。

 

我到哈達鋪的鎮子上,他們當地的特產是鍋盔,這麽厚這麽圓的大燒餅,一斤一個。當年的小戰士到處買吃的。一個小戰士一下吃了三個鍋盔,吃完三個鍋盔以後不能動了,這怎麽辦?問連長。連長說,你一口水也不許喝,今天晚上不許睡覺,就在院子裏給我走,走到什麽時候消化下去了再說。這個小戰士聽了話,最重要的是沒喝水,就沒有脹死。總供給部部長林伯渠,終於可以買到糧食了,那匹戰馬跟著他走了兩萬多裏地,過草地餓得皮包骨頭了,林老說,我得好好犒勞犒勞我的馬。買了一口袋麥子,20多斤。這個馬餓的,把麥子全吃完了,當天晚上就撐死了。

 

紅軍到了哈達鋪,有了飯吃,毛澤東最著急的是看報紙。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幾個月,報紙都看不著,也不知道外邊是什麽情況,於是就讓紅軍戰士砸開了小郵局,把小郵局裏邊的《大公報》、《民國日報》搬出來,各位領導每人分一摞報紙,分頭看。就在哈達鋪這兒,毛澤東、張聞天、葉劍英他們終於看到了報紙上有陝北蘇區和劉誌丹的消息,葉帥當時非常高興,跟彭德懷說,老彭你看,陝北有蘇區、有紅軍啊!彭德懷看也不看,把報紙抓過來,找毛澤東匯報去了。葉帥心裏就想,這個老彭是個粗人,但他粗中有細,他搶功的動作比我快多了!

 

哈達鋪郵局

 

走到了哈達鋪,毛澤東和中央才知道有陝北,有劉誌丹,這就叫“行百裏者半九十”,不走到這兒就不知道希望在哪裏。當時非常痛苦的毛澤東,到了哈達鋪終於看到了隊伍的歸宿和落腳點。他把隊伍集合起來,搞整編,把一、三軍團合並整編成“陝甘支隊”,帶著不到萬人的隊伍,翻過六盤山去陝北跟劉誌丹會合。

 

陝北在這個時候呢,也處在一個麻煩之中。陝北原來是劉誌丹的地盤,劉誌丹帶著高崗、習仲勳在陝北的幾個縣開辟了一塊根據地,過了沒多久,鄂豫皖的紅二十五軍,最先長征到達了陝北,軍長是徐海東,政委是程子華。二十五軍到了陝北之後,看陝北這些人不順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來,肅反。他們說陝北紅軍的成分很複雜,於是政治保衛局就把劉誌丹、高崗、習仲勳他們都抓起來了,當時劉誌丹他們都覺得自己馬上就快完了。

 


劉誌丹

 

軍長徐海東是工人出身,原來是燒窯的,非常淳樸,他跟程子華也在當地的國民黨報紙上看到了,說毛澤東餘部正在向陝北行進,如何如何。徐海東就跟程子華政委說,中央快來了,咱們去接中央去吧!程子華就猶豫,你說中央現在也不知道到哪兒了,咱們要是挪動了,咱們這塊地盤都保不住了,還是等著中央來聯絡咱們吧。徐海東一想,也就這樣吧。有一天,徐海東跟楊虎城的部隊正在作戰,突然來了一匹馬,一個通訊員,說軍長、軍長,中央已經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著你去。徐海東一聽,中央來了,仗也不打了,騎著馬跑了六十多裏的山路,最後在一個破窯洞裏見到了毛澤東。徐海東說,毛澤東當時麵色又灰又黃,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爛爛,補丁摞補丁,但是一見到徐海東,激動得緊緊地握住徐海東的手,說,海東同誌你來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們終於到家了!徐海東就說,中央對我有什麽指示?毛澤東想了想說,能不能先給我們點錢,我們太窮了。徐海東毫不猶豫,把紅二十五軍大部分的軍費七千大洋,全部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非常的感動,第一,徐海東不是他的部下,是張國燾的部下,但是主動地來接中央,表現了他對中央的忠誠;第二,徐海東絲毫不搞本位主義,把他手裏的錢毫無保留地送給了中央,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澤東後來感動地說,海東同誌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東

 

徐海東在抗戰後期得了肺病,於是退出了領導崗位,整個解放戰爭他都沒有參加,都在大連的蘇聯紅軍療養院養病,解放後繼續養病,到了1955年授銜,毛澤東特地關照徐海東,授予大將軍銜,排名第二,僅次於在職的粟裕總參謀長。元帥和大將不是按姓氏筆畫排序,每一個位置都有特殊的定義,徐海東大將排名第二。徐海東自己真是過意不去,他給主席寫了封信,說主席,我這麽多年都沒工作了,授我大將太高了,我受之有愧。毛澤東說,海東同誌,授你大將,不高也不低,正好。徐海東被授予大將以後繼續養病,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裏多少人受到了衝擊,徐海東因為是高崗、劉誌丹的老同事,所以也受到了冷落。1969年3月,在北京召開中共“九大”,中共九大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時期召開的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不正常的代表大會,絕大多數的中央委員都被打倒了,都靠邊了,一大批造反派、工農兵進入了九大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但是在“九大”開幕的前一天下午,毛澤東突然想到了徐海東,於是說,邀請徐海東同誌來出席“九大”的開幕式,“九大”的主席台上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幕,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團成員就了位,有一位代表坐著輪椅,帶著氧氣瓶,坐在主席台的過道上,這一位就是徐海東。誰說毛澤東隻會整人?毛澤東很有感恩之心,徐海東陝北會師,他是終生銘記的。 

 


中共九大

 

毛澤東帶著隊伍北上了,張國燾根本就不在乎,你們不就一萬人嗎,能成什麽氣候?命令徐向前、陳昌浩率部南下,又過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會合,再商量下一步怎麽辦。卓木碉在哪兒呢?地圖上沒這個名字,有一年我跟著四川的同誌到了馬爾康,找黨史辦的同誌說,你領我們到卓木碉看看。開著車從馬爾康出來走國道,走了幾十公裏,到了一個叫鬆崗的地方,我說難怪卓木碉會議又叫鬆崗會議。到鬆崗以後離開國道,轉彎進簡易沙石公路,又走了幾十公裏,到了一個藏族鄉叫“腳木足”,藏語一念叫“卓木碉”,於是寫了三個字叫卓木碉,其實地圖上是腳木足。再往裏開就是土路了,蜿蜿蜒蜒地開到了一個寨子叫白沙寨,白沙寨有一個清朝的碉房。從白沙寨子再順著土路往山頂上開,山頂上有一個喇嘛廟,這喇嘛廟剛剛修葺一新,但是沒掛文物牌子。我跟喇嘛說,老師傅,我是紅軍的後代,重走長征路來啦。喇嘛冷笑地一說,你是張國燾的後代吧。

 

卓木碉會議原址

 

就在這個喇嘛廟裏,張國燾召開了另立中央的會議,宣布開除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中共黨籍,他另立中央。這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動。張國燾自己擬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還有中央軍事委員會。在這次卓木碉會議上,紅四的幹部是一致擁護,而且大罵中央。我們說紅四的幹部在這一天是欠了中央一筆賬。當時在張國燾的淫威之下,左路軍的紅軍幹部紛紛倒戈,這些倒戈的人,毛澤東都把他們記錄在案。在場能夠堅持立場的隻有朱德、劉伯承和董振堂三個人,這三個人是能載入史冊的。朱老總當時氣急了,一看張國燾人多勢眾,他也不能跟張國燾翻臉,隻能說,國燾你這個不能幹啊,我們朱毛是分不開的。張國燾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幹將,特別要指出兩個人,一個李特、一個黃超,他們兩個人罵朱德,你個老烏龜,給我滾!朱德說,是中央派我到這兒來的,我就不走!張國燾當時成立了第二中央,給陝北發了一封電報,我這兒叫中央了,你們那兒叫中共中央北方局,聽我的指揮。電報到了陝北,毛澤東、張聞天氣得發抖,但是束手無策,誰讓人家人多槍多呢。毛澤東咬著牙,總結出了一句話: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

 

紅四方麵軍南下路線圖

 

結果張國燾南下失敗了。張國燾帶著隊伍又衝出了二郎山,想進入成都平原。川軍他們,你要是路過,就放你一馬,像在瀘定橋,紅軍過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來搶地盤,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團結的川軍也團結了,於是川軍在二郎山的出口,寶興、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張國燾軍隊戰鬥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說,雙方拿大刀拚了個你死我活。但是紅四方麵軍打敗了,因為紅四方麵軍在草地也餓壞了,沒有戰鬥力了。張國燾被迫把隊伍又拉回了川西北,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這時候張國燾就茫然了,怎麽辦呢?跟陝北都翻臉了,我這兒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現在哪兒也去不了了,該怎麽辦呢?於是張國燾這個人,到這個時候就動搖了,後悔了,彷徨了。

 

對陝北中央來說,天賜良機的是,從蘇聯回來了一個人,林彪的堂兄林育英,當時化名叫張浩。因為紅一方麵軍從江西蘇區長征後一路翻山越嶺,跟上海失去了電報聯係,跟共產國際也就失去了聯係,中國共產黨到底怎麽回事?共產國際就派林育英回到中國來接關係,林育英把密碼本全背到腦子裏,裝成一個商人,從蘇聯進外蒙,從外蒙進內蒙,然後到了陝北瓦窯堡,見到了毛澤東、張聞天。毛澤東、張聞天一看蘇聯回來人了,簡直如獲至寶,於是跟林育英把他們與張國燾分裂鬥爭的情況都說了,請林育英幫一個忙,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調解一、四方麵軍的矛盾。林育英決定幫毛澤東、張聞天這個忙,於是發電報給張國燾,假稱是共產國際派來調解你們之間矛盾的,你們應該以團結為重如何如何。張國燾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國際,因為共產國際一說撤你,你就當不成中央了,那是有組織關係的。所以張國燾趕緊回電報說,兄弟也是急謀統一,我同意,把偽中央廢了,等著紅二方麵軍來之後,再一起北上會師。張浩(林育英)在這個關鍵時刻彌合一、四方麵軍的矛盾,調解了張國燾和中央的矛盾,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林育英

 

這樣的話,張國燾就等著紅二方麵軍來,再共同北上。紅二方麵軍是很特殊的隊伍,任弼時、蕭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賀龍會合了,原來他們還想堅持一段時間,但是後來聽說紅一、紅四都走了,他們也奉命長征,當時接的是張國燾的電報,讓他們和紅四方麵軍會合。紅二方麵軍就開始行動了,可怎麽走呢?從湖南進了貴州,走哪條路呢?到了黃平一帶,一個很偶然機會抓住了一個傳教士,這個傳教士是個英國出生的瑞士人,在鎮遠、黃平那一帶傳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複禮,紅軍抓住這個薄複禮太高興了,一肉票來了。抓住伯複禮以後,讓他給教會寫信,拿十萬大洋來贖。他當時大叫,我根本不值這些錢,你們殺了我算了,我們教會也沒有錢。紅軍就押著傳教士還有土豪行軍。我們說紅二方麵軍是一支很傳奇的隊伍,一路行軍,拿一條繩牽著土豪和傳教士,到了宿營地,中間商就來了談價錢,多少錢能放人?談完價錢以後再騎著馬找家主,家主拿錢來贖人,沒錢就繼續往前走。教會哪兒有錢,本來就艱苦的不得了。結果走到了黃平的舊州鎮,這兒有一個天主教堂,這個教堂裏居然發現了一張法文的貴州省全圖。所以說,傳教士來中國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們都有搜集情報的任務。比如說,看當地的礦產,看當地的基本情況,還要勘測、繪圖,那些傳教士一個個都跟百科學者似的。蕭克一看見這張貴州省全圖,非常高興,問誰懂法文?薄複禮說,我懂法文。蕭克說,你能不能幫我翻譯這張地圖。伯複禮在回憶錄中說,我看著蕭克的這張臉,他隻有20多歲,那麽年輕,為什麽要進行這樣的長途行軍呢?我覺得他們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們信仰上帝是一樣的,所以上帝讓我行善事兒,幫他這個忙。於是蕭克舉著油燈,薄複禮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蕭克在地圖上畫這些地名,幹了一宿,紅軍就有了這麽一張貴州省全圖。靠著這張地圖,紅二方麵軍走出了貴州,進入了雲南,最後再北上甘孜,跟紅四方麵軍會合。

 

薄複禮

 

薄複禮待遇就好轉了。到了昆明附近,蕭克和王震請他吃飯,說,我們經過這兩三個月考驗,發現你不是壞人,我們決定放你回去。其實贖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幾千大洋,付不了十萬大洋。薄複禮就和紅軍分手,紅軍從元謀一帶北上,薄複禮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後,他就變成英雄了,死裏逃生,回到英國他也到處做演講,教會給了他各種獎勵。但這個人真是一個死心眼,他就是愛中國,他又回來了,又回到貴州傳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國鎮壓反革命,所有的傳教士一律驅逐出境,薄複禮也被趕出了中國。他到老撾繼續傳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國。回到英國之後,他寫了一部書叫《上帝之手》,他在這部書裏,描寫了在紅二方麵軍長征的經過,薄複禮對紅軍可以說是充滿了尊敬。後來中法建交,黃鎮把這本書帶到中國,蕭克一看,這個人還活著呢,我一定要見他。差不多這個時候,薄複禮去世了,蕭克讓他秘書張國琦把這本書節譯出來。這本書肯定是節譯的,因為那本書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內容,寫他在痛苦的時候,在被囚禁的時候,上帝是怎麽救我的等等。節譯之後,蕭克作了一個很長的序。我去過黃平這個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給薄複禮做了一個塑像,感激他在長征中為紅二方麵軍做的貢獻。這是確實是一個很傳奇的事情。

 


薄複禮像

 

紅二、四方麵軍會師之後,再次北上。紅四方麵軍再次北上的時候,徐向前、陳昌浩和他們的部下充滿了苦澀心情,你看毛澤東帶著他的部下,過一次雪山,過一次草地,最先到達了陝北,他們還是正確路線;我們跟著張國燾北上,又南下回來了,再北上,我們過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兩倍的苦,還是錯誤路線。所以你看跟什麽人,結果真是不一樣。毛澤東後來總結了一句話,方向和路線是決定一切的,方向路線正確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但是如果方向路線錯了,再多的人、槍,你再努力,最後也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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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帶領著二、四方麵軍,第三次通過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麵軍終於在甘肅的會寧會師了。陳昌浩他們寫了一個熱情洋溢的會師詞,我們盼望著會師,眼睛都望穿了,我們就像犯了錯的孩子,現在又回到了母親的身邊。多誠摯的感情!長征的勝利會師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壯麗的一幕,一、二、四方麵軍經曆兩萬五千裏長征,最後終於在陝甘寧會師了,中國革命可以說取得了一個重大的勝利。

 

張國燾、毛澤東在陝北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最高興的是誰?是蔣介石。他心說你們三家到一塊了,很好,給我一個徹底消滅共產黨和紅軍的天賜良機。於是蔣介石趕緊調兵遣將,調集了50萬軍隊,把陝甘寧團團包圍,東邊閻錫山,南邊張學良、楊虎城、顧祝同、胡宗南,西南馬步青、馬步芳,西北馬鴻逵、馬鴻賓。蔣介石對將領們說,攘外必先安內,消滅了共產黨紅軍,我會帶你們抗日的!毛澤東知道這是滅頂之災,三大主力會師之後,紅軍一共還剩下8萬多人,要吃沒吃,要槍沒槍,基本上沒有戰鬥力了。毛澤東怎麽辦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澤東書信選集》從1936年10月到12月,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寫了17封信,一輩子的軟話都在這個時候說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嗬,隻要蔣先生停止內戰,我們紅軍都願意追隨蔣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蔣介石不為所動,他還不知道你共產黨是怎麽回事,非要消滅你不可。

 

毛澤東一看求和無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條出路,命令彭德懷指揮紅軍,打寧夏,叫寧夏戰役,又叫西征戰役。黨史上說,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先後進行了東征戰役和西征戰役,鞏固了陝甘寧根據地。我們開學術會的時候外國學者問我們,你們長征為了什麽呀?我說,為了北上抗日。外國人問,寧夏有日本人嗎,你們幹嗎去啊?我一下答不出來了。寧夏戰役當時就是打開一條從寧夏經內蒙去外蒙、去蘇聯的通道。實在不行,咱們帶著隊伍去蘇聯。但寧夏戰役剛一打,毛澤東就感覺到不行,這條路不能走,共產黨、紅軍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國了,那蔣介石不就一統天下了嗎?中國曆史還有共產黨什麽事兒?所以這條路不能走。

 

第二條路,派紅四方麵軍主力組成西路軍西征,開辟河西走廊。這個事情現在有很大的爭議,許多紅四粉在網上寫文章,說毛澤東就是要黑紅四方麵軍,特地把他們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張國燾的實力,他好掌大權。這種說法是非常陰謀論的。這個問題當年是雙方都有關係的,第一,毛澤東跟紅四方麵軍說,你們別來陝北,陝北根本養活不了你們這六萬多人,哪兒有那麽多糧食,你們還是在甘肅那兒開辟根據地吧。第二,徐向前、陳昌浩和一堆紅四的將領也不敢來陝北,怕來了以後路線鬥爭,算他們卓木碉會議的老賬。所以他們當時心裏也揣著個兔子。這個時候中央就下了一個命令,說你們組織西路軍,打通國際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遠方,而且還說蘇聯在新疆準備了機槍、武器等著你們去拿,你們執行西路軍的任務。當年紅四方麵軍一聽到這個任務以後興高采烈,好啊,我們到了新疆,接收了蘇聯武器,我們又是紅軍老大。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紅四非常快地執行這一任務,過了黃河一路向西,當時馬步芳隻有兩個師的兵力,才兩萬多人,哪抵得住六萬多紅四方麵軍啊,這個時候中央一個命令,停止前進,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既不許前進也不許後退。徐向前、陳昌浩非常不理解,從新疆拿了武器再回來不行嗎?不行,哪有武器給你們呀?蘇聯的武器是給盛世才的,當時蘇聯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勢力範圍,跟紅軍有什麽關係?讓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打開一塊地盤,建立一塊根據地,就是留一條後路,如果陝甘寧待不住了,可能中央還要去投奔徐、陳。這是中央和毛澤東預留的一塊活棋。

 

陝北紅軍態勢圖

 

那麽這塊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籠絡張學良。張學良“九一八”丟了東北,讓全國人民臭罵,現在來陝北“剿共”,又讓全國人民臭罵,說張學良就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張學良也很痛苦,聽說紅軍到了陝北,他非常好奇,紅軍居然能走兩萬五千裏,他問手下,你們誰能這麽帶隊伍,我是沒這個本事。於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紅軍是什麽樣,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產黨秘密會麵。共產黨來的代表是周恩來和李克農,周一見到張學良,著實地把他捧了一頓,少帥真是年輕有才,您要領導抗日,我們共產黨紅軍都聽你的指揮雲雲。張學良一高興,跟紅軍結盟,第一,給紅軍十萬大洋,兩萬套棉衣棉褲,幫助部隊過冬,解決燃眉之急;第二,我們互通情報的,誰也不打誰,建立秘密渠道的聯係。

 

這樣中央又給自己做了一個眼,多了一條活路。這個時候蔣介石到西安督戰,領導各路軍馬準備向陝甘寧發起最後的攻擊,毛澤東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於是毛澤東、張聞天給張學良發了一封絕密的電報,說如果蔣介石要進攻,你和楊虎城給我們讓開一條縫,讓我們帶著紅軍從你們兩個人中間南下,過秦嶺,回徐海東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還待不住,我們再二次長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陳昌浩。所以你看毛澤東在當時是什麽打算都做了,什麽出路都想了,就是為了挽救即將被消滅的共產黨和紅軍。

 

張學良回封電報說,別著急,過幾天形勢可能還會有變化。什麽變化共產黨也不知道。於是張學良就去跟老蔣說,你看人家共產黨都求饒了,服軟了,接受你的改編了,把他們收編了不就完了嗎?蔣介石勃然大怒,你這個毛孩子,你懂什麽政治?把張學良臭罵了一頓。張學良少爺脾氣來了,好你個老頭子,不給我麵子,我整你!張學良一怒之下,他個人發動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把蔣介石扣留了,西安事變完全是張學良的個人行為,事先跟共產黨沒有任何聯係,而且共產黨做夢也想不到。結果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陝北瓦窯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歡呼,好啊,把蔣介石給抓起來了,張學良你就組織抗日政府,我們共產黨跟你合作,馬上派周恩來同誌騎馬去西安,商量成立國防新政府的大計,蔣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裏,楊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時誅之為上。殺!這是中共中央當時的真實心態,蔣介石把我們長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張學良

 

結果西安事變一發生,全國輿論一致聲討,張季鸞在《大公報》寫社論,現在國難當頭,日本人虎視眈眈,張、楊兩個軍閥還在搞政變,還想篡位,你們不是亂臣賊子,誰是?全國的輿論一致聲討,張、楊顯得非常孤立。過了三天,共產國際的指示來了,說蔣介石才能領導中國抗日,張學良絕對當不了中國抗日領袖,你們隻能聯蔣抗日,不能聯張抗日。張國燾在回憶錄裏寫了,說共產國際的電報一來,毛澤東氣急敗壞,在窯洞裏走來走去,說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來我們讓恩來那麽說,現在反過來說,我們不是反複無常嗎?事實證明,共產國際過去再錯,這次確實說對了,張學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還是得服從共產國際的指令,趕緊派人去追周恩來,把共產國際最新的情況通報給周恩來。

 


周恩來在西安事變

 

過了半個月,周恩來終於到了西安,張學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聽聽周恩來的主意。但是周恩來不跟他談,先去見蔣介石,說校長,我看您來了,隻要校長同意停止內戰,我們共產黨和紅軍都願意聽你的指揮,共同抗日。蔣介石也是狼狽不堪,被扣了半個月了,宋美齡和端納冒死從南京飛到了西安,見到蔣介石。宋美齡就說,你別“剿共”了,南京那邊盼著你死、等著搶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蔣介石怎麽辦?他得先脫身呐。於是他跟周恩來說,恩來,隻要你們聽我的話,我可以停止內戰。有了蔣介石這樣一個表態,宋美齡就召集周恩來和張學良開會,當今民族大義至上,我們國共兩黨捐棄前嫌,重新合作,聯合抗日。這樣的話,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絕對不像我們的電影裏演的那樣。

 

西安事變使陝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軍坑了。西路軍當時在張掖、武威這一帶,既不進也不退,待了將近三個月。這三個月是冬天,我們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遠看不見一個村子,地廣人稀,這是非常貧困、荒涼的地方。來了六萬紅軍,也是天天要吃飯,出現了跟在草地的時候一樣的問題,軍隊跟回民爭食。三個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兒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給占了。怎麽取暖?把回民種的樹都砍了當柴燒。你說回民能不憤怒嗎?而且,河西走廊是什麽地方?就是當年清末左宗棠大殺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帶,回民不管是什麽黨,隻要漢人搶我的房子、搶我的地,就跟他們拚命。馬步芳就集結起五六萬人,組成民團,跟西路軍開戰。西路軍在這兒耗了這麽多的時間,到了彈盡糧絕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體回民的仇視。這樣戰爭的結局就決定了。梨園口、高台這些慘烈的戰鬥,不是馬步芳的部隊和西路軍作戰,而是以馬步芳的部隊為骨幹,糾合了廣大的回民跟紅軍作戰。

 

西路軍路線圖

 

我到張掖去,跟當地黨史辦的同誌座談。黨史辦的同誌一看,北京的學者來了,準備好了講話稿,說官話。我說咱們都是搞曆史的,好不容易我來你們現場,你別說官話了,就跟我說說真實情況。他們說,哎呦,我爺爺說了,紅軍來了,把我們這兒禍害慘了,樹也砍了,房子也給拆了。當時回民跟西路軍作戰,那是父子齊上陣。紅軍都是步兵,回民來的都是騎兵,五六個紅軍才能打一個回民,好不容易把這個回民從馬上揪下來了,西路軍繳獲了上百匹馬,自己組織了騎兵團,跟馬家軍作戰。結果到了陣前,馬家軍一吹口哨,這些馬馱著紅軍都跑回人家陣地去了,馬都是人家的。最後西路軍敗的非常悲慘,徐向前、陳昌浩隻身逃回陝北,絕大部分紅軍都潰散了,就是李先念帶著400多人最後一直逃到了新疆,陳雲接應了他。

 

馬步青、馬步芳消滅了西路軍之後,最悲慘的就是西路軍的女戰士。馬步芳規定,把這些西路軍的女戰士都配給馬家軍,但是有一個條件,團長配團長,連長配連長,士兵配士兵,得門當戶對。當時西路軍婦女團團長王泉媛就配了馬家軍的一個團長,王泉媛是一個剛烈女子,寧死不從,動不動就拿剪刀,馬家軍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頓趕出門了。王泉媛一直從甘肅跑回井岡山的老家。但是,那麽多紅軍女戰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馬家軍,在當地有一個外號叫“共產婆”,隻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來的紅軍,共產婆。這些人嫁給了馬家軍,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隊到了西進新疆,到了青海、甘肅,別的地方搞一遍肅反,馬家軍住的地方搞三遍肅反,可以說是斬草除根。這些共產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誰讓你跟了馬家軍了,你為什麽不犧牲?那時候很“左”的。

 


王泉媛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錯案,當時我們複旦的一個學員去青海湟源縣當副縣長,負責平反冤假錯案,他說,我那兒最大的冤案就是共產婆。於是找找還有多少共產婆了,就剩下幾十人了,都已經七老八十了。可以說,從1936年西路軍失敗之後,這麽多年一直是處於政治和身體的雙重災難之中。有很多人最後平反了,每個月給她們40塊錢的生活費,一個一個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漢河就采訪她們,非常感動,寫了一部《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

 

那麽我們說,西路軍這麽悲慘,說明了什麽?幹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頭。因為當時西路軍承擔的任務是為中央預留一個後路,所以在那兒既不進也不退,等到西安事變解決,他們已經無路可退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西路軍的悲劇。

 

紅軍長征有著非常豐富的故事,但是紅軍長征這種偉大的史詩,它是怎麽流傳下來的呢?這個首先我們要歸功於埃德加·斯諾。西安事變之前,斯諾就在張學良的承諾之下,秘密進入了陝北,毛澤東正好處在饑寒交迫的時候,一看來了一個美國人,非常的高興。當時就讓紅軍幹部盡可能的給他提供素材,每個同誌寫幾篇你的長征回憶錄,讓這個洋人帶走,到上海給我們化緣、募捐,這樣我們日子可以過得好一點兒。於是斯諾所到之處,我們都給他提供材料、提供采訪,斯諾把這些材料寫成了他的《西行漫記》的素材。但是斯諾隻是采訪了一部分內容,斯諾走了之後,紅軍收集了這麽多的回憶錄,幾百篇的稿子怎麽辦?當時是馮雪峰要從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麵就把長征的這些回憶錄手抄了幾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讓馮雪峰帶到了上海。原本是準備交給魯迅的,結果魯迅去世了,就交給了一個書商。這個書商就把這個抄本秘密地保存下來了。這些長征回憶錄雖然寫好了,但是因為國共合作,所以不能編輯,也不能出版,裏麵寫的好多是蔣該死如何如何。畢竟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當時紅軍政治部的宣傳部部長徐夢秋,受毛澤東的委托,編輯這些稿子,徐夢秋和丁玲、徐特立他們幾個人在延安編輯,到了1942年,編輯出了兩本書,就叫《紅軍長征記》。《紅軍長征記》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來之後,朱德送給了史沫特萊一份,史沫特萊去世後捐給了哈佛燕京學社。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庫存,把這本書扔出來,正好是上圖的一位同誌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當善本部主任,一看這不是朱德的簽名本嗎?太不得了了,於是把這個書複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兩套書,一套是1942年徐夢秋編的《紅軍長征記》鉛印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另外一套就是馮雪峰帶到上海的手抄本,這兩個版本重見天日了。

 

1936年手抄版《紅軍長征記》

 


1942年延安版《紅軍長征記》

 

這兩個版本重見天日之後,《紅軍長征記》一下豐富起來了。在1949年建國後,這兩個本子我們見不到了。當年在延安搞《紅軍長征記》的時候,都是一些年輕人,而且剛剛經過長征,很多事情記憶猶新,最重要的是當時我們中央沒有口徑,沒有框框,你想寫什麽就寫什麽,於是這些人就隨心所欲,由著性子來,什麽高興寫什麽,很有個性、很有特點。建國後一看,這不行啊,這些文字對我們的前輩不恭敬嗬,於是開始進行淨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資料,但這個原始資料隻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刪掉了。

 

1956年選本《紅軍長征記》

 

後來我說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紅軍長征記》有100篇,我就把《紅軍長征記》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個好處,書中有幾篇長文章是綜述性的,不是在國內發表的,而是在蘇聯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隨軍西行見聞錄》,這本小冊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過,很稀有。這個廉臣,後來陳雲說,就是我,我到了蘇聯以後,為了宣傳長征,當時用了一個化名叫廉臣,在書中我寫了一個被俘的國民黨軍醫,跟著紅軍長征,如何如何。但是陳雲隻走了一半長征,到瀘定橋之前中央命令陳雲去蘇聯,命令潘漢年回上海,他們倆就離開了紅軍隊伍。廉臣寫了一半長征。後來又出的文章,一個叫楊定華的寫了《雪山草地行軍記》,1938年上海印行過。楊定華,就是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陳雲和鄧發都是政治局委員,他們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們親曆記,這些文章寫的是相當得生動,相當得有趣。但是有一條,他們是為了宣傳長征,所以他們寫的都是非常正麵的。

 

寫到長征中的痛苦,我們說徐夢秋的“長征記”是寫的最好的,文筆也是最好的,過草地那種饑餓的狀態,紅軍那種痛苦的生活,知識分子怎樣在野外生存,寫的栩栩如生。徐夢秋當時是毛澤東非常欣賞的宣傳幹部,文筆最棒。結果徐夢秋這個人最倒黴。在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兩隻腳凍爛了,起了壞疽,到了陝北,馬海德來了,他是跟斯諾一塊來的醫生,把徐夢秋兩隻腳截了,於是徐夢秋變成殘廢了。徐夢秋後來又被毛澤東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統戰。盛世才最後麵臨一個抉擇,是投靠蘇聯還是投靠國民政府?盛世才覺得我還是得當中國人,雖然他是蘇聯共產黨黨員,最後他決定投靠國民黨,那就要跟共產黨劃清界限,把新疆的共產黨人都抓起來了,包括陳潭秋、毛澤民。都抓起來之後,徐夢秋屈服了、叛變了。陳潭秋、毛澤民等人被盛世才處死,徐夢秋也就回不來了,徐夢秋投奔了軍統。1949年在南京,國民黨要潰逃,毛人鳳說,共產黨那些叛徒一個都不帶走,我們現在要他們有什麽用?徐夢秋走投無路,等到劉伯承進了南京,徐夢秋還想去找劉伯承拉拉關係。共產黨這邊說,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著你,原來你這叛徒在這兒呢!於是把徐夢秋扔到監獄裏,一直關到70年代,他死在監獄裏。所以徐夢秋的這些文章當然不能麵世了,不能收入《長征記》。一直到現在,改革開放了,我們可以公正地看待這段曆史了,我們就把徐夢秋的文章原樣整理出來。最初在整理徐夢秋文章的時候,是依據《紅軍長征記》1942年的版本為底本,整理完了之後,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裏邊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動,比如說,我們突然發現喇嘛廟裏的佛爺能吃,我們天天拿鍋炒佛爺,跟豆沙一樣吃,還不能讓別的同誌知道,不然我們就沒得吃了等等。像這些文字,我覺得是非常真實的。

 


徐夢秋

 

長征史料越接近那個時代,就越真實。我把這些文字都恢複了,甚至把那些畫了××、畫了框框,他們自己認為不合適的,我也恢複了,因為我覺得這樣最真實。而且紅軍中這些文人寫的文章可以說是有血有肉,紅軍也是人,是一幫非常年輕、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倫是紅軍政治部的幹事,他寫的文章為我們解開了飛奪瀘定橋最後的謎底。彭家倫寫的文章被刪了好幾篇,為什麽刪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來一看,原來他寫紅軍剛剛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到了國統區的一個鎮子烏逕,一看有飯館、有集市,紅軍就高興了,他們到了雜貨店,老板,我買兩塊錢的鹽。老板給他們稱了16斤鹽。紅軍說兩塊大洋有這麽多的鹽嗎?我們在蘇區的時候兩塊錢一小口袋鹽都買不了。可見當時禁運多厲害,他們一下扛了一大麻袋鹽回去,兩個紅軍戰士興高采烈。還有一個戰士,到了雜貨鋪一看,一個塑料瓶子,這裏麵一定是煉乳。老板說這不是牛奶,你別喝。戰士不信,拿起來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鬧一場。彭家倫趕緊趕到,說是你不對,人家不讓喝,你還喝,犯傻了吧!就這樣的情節,很可愛,表現出紅軍是一群非常天真爛漫的人。而且在長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還保持著這種樂觀精神,而且還能把這些朝氣蓬勃的東西記下來,我認為是非常可貴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紅軍長征記》,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東西補充進去,這些東西越還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個時代,讓我們看得越真實。

 

背幹糧過草地(黃鎮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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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給我們什麽啟示?我認為有三點。

 

第一點,長征首先是為了生存。沒有共產黨、沒有紅軍,還幹什麽革命?所以毛澤東在“左傾”路線的壓迫之下,在丟失了蘇區的逆境之下,他們選擇了走,走得越遠越好,走到不毛之地,走到人跡罕至,生存極限的地方,才能把這個部隊保住。但是輕易不能打仗,一打仗就全軍覆沒了。這不是怯弱,而是實事求是。

 

第二點,就是方向。往哪兒走?是到深山老林,到少數民族的荒涼不毛之地去,縮在牆角?還是去走一條發展之路?怎麽發展?抗日才能發展,喚起民眾才能發展。所以毛澤東把方向選到了陝北,而不是像張國燾那樣蜷縮在川西北藏區。這就得看一個人的方向、胸懷,這個方向不是一開始走的時候就能決定的,那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索一步,最後,把自己的想象跟實際情況結合在一起,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

 

第三點,長征確實體現了紅軍那種過人的作風和頑強的精神,這種精神是超越人類極限的。紅軍能過雪山、能過草地,我們今天去走走四渡赤水,走走雪山、草地,才能感受當年紅軍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之下怎麽活下來的。我們有沒有這種精神去做我們的事業、做我們的工作,去克服我們的種種困難?如果你現在心理脆弱到有一點損失就跳樓、就自殺,那你跟紅軍沒有任何可比性,你隻能是一個失敗者。我們從紅軍身上看到了這種信仰,看到這種精神,而且不但是我們,就像在傳教士薄複禮筆下,都把紅軍寫得那麽值得敬佩。

 

張學良的部隊看見紅軍長征的隊伍說,你們這裏麵還有那麽多老人呢,像徐特立先生;還有這麽多婦女啊,像蔡暢女士;還有留洋的學生,難道你們都是為了錢嗎?你們肯定是有你們的信仰,真是了不起的共產黨人。你看,當年的人都受到了感召,我們現在再回顧長征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去領會紅軍長征的這樣一種精神。

 

我覺得紅軍長征不僅是共產黨的遺產,而且能成為我們中華民族、我們這一代人改革開放的動力,我們把這種精神用到改革開放上去,用到為民族複興而奮鬥上去,這才是對紅軍長征最好的繼承。

 

今天的講座到這兒。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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