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丹的什錦雜拌
什錦雜拌糖是小時候最喜歡吃的零食，它品種繁多，不會使你厭倦.
二十多年前在國內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的鼻子動輒就出血，用偏方掐中指的關節也不起作用了，圖省事就去斜對門剛開張的省中醫院看醫生。一長一幼兩個穿白大褂的接待了我，先是問了半天病症，然後號了半天脈，說了一堆什麽脈沉脈細氣虛血虧之類的雲山霧罩，之後，倆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最後商定：咱們看看書吧。就當著我的麵嘩啦嘩啦翻了半天書，給我開了一個湯藥方。我忘了是否抓了或者吃了這付藥，反正後來我又騎車40分鍾跑到西邊省二院去看了耳鼻喉科。
至今還清晰地記著是個中年男醫生給我看的病，拿小鏡子往我鼻子裏一照，隨口就說：鼻粘膜糜爛，氧化銀燒灼。那天我帶著一鼻子黑從醫院出來，從此不出血了。
十幾年前我到了加拿大的一個海島，頭一次聽說每個人都要有個家庭醫生，不用像以前那樣東一個西一個的拿病曆本去各處看病了。因為當時英語說不利索，就經朋友介紹去看一個香港來的T醫生。T醫生說著半通不通的廣東普通話夾著英文，態度極為倨傲，跟我這個大陸來的病人交談時經常帶著嘲笑的口吻，我當時沒別的選擇也就隻好忍耐了。後來我決定摘掉膽囊（有個膽結石），T醫生給我推薦了一個外科的K醫生，也是香港來的。
第一次見K醫生時，他詳細詢問了我的病史，得知我將要搬到渥太華，很興奮地連連地說：I love Ottawa! I love Ottawa! 又講了他以前在蒙特利爾住的時候，經常開車去渥太華玩。說話間果斷地揮舞手勢，言辭簡練而友好。之後的手術也非常成功。
那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住院，整潔的病房，親切的護理人員，熱騰騰的飯菜，而這一切全是免費的，把健康卡往醫院一放，自己沒有出一分錢，簡直像天堂一樣。給我輸液的點滴速度可以用數字控製，護士定時來查看，還攙著病人去廁所。不等液體輸完，就有護士守在一旁，然後收走器具。回想起在國內住院的經曆，護士掛上點滴就沒人影了，眼看液體要滴完了，得央求其他陪床的人去喊護士來給拔掉針頭。國內稱她們為"白衣天使"真是很貼切，俗人們誰能見得到天使呢？且不提那些護士給抽血或紮靜脈總是先挑剔我的血管太細，然後深一針淺一針地嚐試無數次才能成功，而在這邊我的血管並沒有變粗，護士們卻總是一針見血。
搬到渥太華後，我換了一位白人女醫生E做家庭醫生，她的態度非常親切友好，我隨即讓我先生大龍和女兒揚揚也來看她。而E醫生給揚揚推薦的兒童眼科醫生H卻讓人很意外。
H是個精明的老頭兒，給揚揚驗光沒用兩分鍾，卻滔滔不絕地介紹了他開的眼鏡店裏的各種特色鏡框，讓人很不開心。我們在另外一個地方配了眼鏡，揚揚戴上以後說很不舒服，詢問眼鏡店的人以後發現，H給的驗光單很不準確。再找到H，他很不耐煩地重新給揚揚驗了光，口口聲聲說外邊的眼鏡店靠不住。我們隻好在他的店裏配眼鏡，好家夥，光是做鏡片就要90加元，那還是十幾年前！H診所的牆上有不少孩子們畫的畫，上邊還寫著感謝的話。我卻深不以為然，如果給H的心髒拍個X光片，我想一定是黑墨墨的。
那之後兩年的一個秋天的周末，大龍因為突然咳嗽得厲害去Civic 醫院看急診。一個實習醫生給拍了個肺部的X光片。娃娃臉的醫生指著照片上的一小片陰影對大龍說，你可能得了TB（肺結核），需要看專科醫生。我們被嚇得不輕，趕緊如約去看醫生L。
L醫生人到中年，言談舉止風流倜儻，看了大龍的片子，一口咬定就是肺結核。隨後去另一間診室檢查，據大龍說，那間診室年久失修，先是門把手當啷一聲掉了下來，然後一看體重計也是鏽跡斑斑的。
大龍送檢了一些體液去做細菌培養，但是L醫生要求大龍立即開始服用治療肺結核的藥物，而且安排護士送藥上門，看著他吃下去，並說肺結核是高度傳染的疾病，大龍不應該再去上班。然後在電腦鍵盤上敲打了一陣子，很勝利地說“警報已經發出去了，我們發現了一例肺結核病人”。
回到家來，我越想越不對勁，細菌培養要好幾天才能出結果，沒有確診之前怎麽能瞎吃藥呢？那些藥是不是有副作用？大龍有個同事的太太是內科醫生，確認說治療肺結核的藥的確有很強的的副作用，對肝腎都有損害。不行，還是get second opinion，另找個醫生看看吧。我和大龍一起去看了家庭醫生E。
E醫生看了大龍的片子，又調出來前兩年拍的片子，對比之後，沒有發現什麽明顯的差異，又跟另一個醫生商量。另一個醫生也不認為是肺結核，按他的話是肺結核都有一個故事，比如病人去避難所了，或者出國接觸疫區了等，無緣無故的是很難得肺結核的。E醫生就跟當年林肯解放黑奴一樣豪邁地跟大龍說：年輕人，你是自由的，去上班吧。
L醫生隨後給我家裏打了電話，確定送藥的時間。我跟他說大龍不準備吃藥，因為還沒確診。L醫生回答說即使沒確診也可以吃藥，有病治病，沒病防疫，但是如果以後結果出來是肺結核的話，就很麻煩了，連揚揚上的學校都要接受檢查。我問他吃藥的副作用呢？他答沒有問題。我說我們看過了E醫生，她認為根本不是肺結核。L醫生很不耐煩地說，她是個家庭醫生，懂什麽是肺結核！我反唇相譏，別說家庭醫生了，連我都知道在沒確診之前不能隨便吃藥，浪費醫生的時間，政府的錢，並且損害病人的健康。說了句再見，我就掛斷了電話。
後來的檢查結果當然是沒有得肺結核。再見到E醫生，她說L醫生曾打電話把她臭罵了一頓，說她拆他的台，但是她挺自豪地說她要堅持正確的診斷。無獨有偶，大龍的一個中國來的同事也在Civic醫院被推薦去看這個醫生，也是被強迫吃治療肺結核的藥，他堅持在檢查結果出來之前不吃藥。
這件事給我的震動很大。我想一個加拿大的肺結核醫生可能是很寂寞的，一年一年的也沒有一個病人，居然會鑽空子把非病人當病人來治，給自己找點事幹。由此可見，病人必須了解自己的病情，否則就會被這種醫德低下的醫生給禍害了。
2002年底，我去看很長時間以前預約的一個腎病醫生W，那時我剛得到了一個工作機會，過了新年就來美國。W醫生是個白人老頭兒，看了我的病曆，一個勁兒地勸我做一個腎髒的biopsy（切片）。看見我疑問的目光，老頭兒解釋說不要聽互聯網上那些人瞎說，其實腎髒切片完全沒有他們說的那麽恐怖，是很安全的。我說我很快要去美國，做切片的事以後再說吧。他一聽，居然說像我這樣腎髒有毛病的人美國是不稀罕要的，還諷刺我說話帶著濃重的中國口音。
來美國後我也看了一個腎病醫生B， 據他說腎髒切片的目的是看是否有residue(殘留物），如果有的話，就吃魚油溶解，因此很多人選擇不做切片，直接吃魚油。魚油可以改善腎功能，這倒是很早就已經被《科學》雜誌上的文章確認了的。
我接觸到的美國醫生，對病人都很客氣，很像是和氣生財的商人。例如我的家庭醫生N是位印度移民，總是笑眯眯地跟我問長問短，工作順利嗎，先生好嗎，孩子最近怎麽樣啊，堅持吃嬰兒阿司匹林了嗎，等等，把我籠絡得十年來一直在她那裏看病，大龍也是如此。
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絕大多數美國醫生謹慎得很。比如有一次我發現有兩個小結塊，好家夥，立即被安排去做X光。X光醫生拿著片子看來看去，說不像是有問題的，但是，因為你感覺到了結塊，還是謹慎點，再去做個超聲波吧。超聲以後，醫生翻來覆去看著屏幕說，不像是有問題的，但是既然你感覺出來了，還是做個切片吧。這回我真領教了什麽是切片：醫生拿著跟納鞋底那麽粗的針，橫七豎八地紮了很多針！那一刻，我深深慶幸沒有做腎髒切片。後來，接到病理醫生（Pathologist）的電話說，你的切片完全沒有癌變，連邊兒都不沾！可我的保險公司卻為了這不沾邊的切片支付了三千多美元。
後來我跟鄰居瑪麗提起來做切片的事，她解釋說醫生謹慎很可能是為了避免被起訴－－把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不會授人以柄。現在人們動不動就起訴醫生，一索賠就是成百萬上千萬。民主黨不是有個律師出身的副總統候選人約翰-愛德華嗎？他打醫療索賠官司成了百萬富翁，同時也讓很多醫生破了產，醫生的保險也隨之水漲船高。瑪麗的前夫是個兒科醫生(Pediatrician)，據說二三十年前的保險隻有一千多，而現在漲到了一萬多，他付不起保險，索性提前退了休。現在外科醫生(Surgeon) 的保險據說都上十萬了，簡直瘋狂。一個醫生一旦遭到索賠，以後就沒人敢賣給你保險了，沒有保險就無法行醫，醫生的事業從此也就宣告完結了。所以大多數的醫生們整天跟走鋼絲差不多，提心吊膽的就怕出錯。醫生拿高薪，我看主要原因是這個工作可靠性要求高，而風險又大，一旦出錯，就有可能人命關天。
高薪之下常常是巨大的壓力，時而會有崩潰了人。今年5月，我去科羅拉多泉水（Colorado Springs), 開車路過山頂的一棟外觀美麗的房子，被告知這房子剛剛被法拍了。拍賣那天，誰看中房子裏的什麽東西，出了錢，搬上就走。過後，房子裏是一片狼藉。這房子的前房主是一位麻醉科醫生(Anesthesiologist)，一天，被家人發現倒在了他的書房裏，結論是死於過量毒品注射。醫生的太太是位全職媽媽，與三個年幼的女兒，被掃地出門，現在被迫借住在鄰居家。
像"Gifted Hands"(天賦的手）中的作者Ben Carson醫生那樣，虔誠地信耶穌，半夜三點被叫醒能夠很快清醒地奔赴手術室，每天能工作十四個小時的腦神經外科醫生，可能跟神也差不多了，不然怎麽能成為role model（典範）呢？
大多數的醫生還是凡人。今年春節前的一個周五，我感冒後誘發了老毛病，趕緊送樣品去做細菌培養，值班醫生居然沒有看藥敏試驗就隨便開了一種抗菌素磺胺，讓我一個周末都在背疼中度過。周一我去看家庭醫生N，值班醫生開的藥赫然在藥敏試驗單上：Sulfonamide－resistant (磺胺－有抗藥性)！ 而他自己的網頁上介紹自己是除了工作還享受教孩子踢足球。就因為這個享受踢足球的醫生開的不負責的藥，我的病情沒有及時得到控製，苦練了一年的中國舞蹈“誰不說俺家鄉好”，臨上台掉鏈子，我就沒能趕上參加春節的演出，花巨款定做的演出服也成了擺設。即使我去抗議了這個醫生，又能挽回我的損失嗎？
非常喜歡Sidney Sheldon(西德尼－謝爾頓)的一部關於住院醫生的小說”Nothing Lasts Forever”(世無定事)。一位主治醫生給第一天開始工作的住院醫生們訓話：Remember, from now on, you’re going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ives of other human beings(記住，從現在起，你們將要對其他人的生命負責)。人們安慰病人時也常用”Now you are on good hands”。
但是真正的現實卻是，醫生也是人，有七情六欲，也會有犯錯誤的時候，甚至品德有高有低，把生命完全交給他們負責是不可能的。我打定主意要為自己負責，凡是醫生開的藥，我先查查是什麽意思，如果給我個錯藥，當場給他/她打回去；凡是醫生要我做的檢查或者手術，我也要先查查什麽什麽意思。拿不準的，就去找second opinion。我們最能信賴的，其實還是我們自己。
一個人可以不穿好衣服，不開好車，不住好房子，卻無法不需要好醫生。
二十多年前在國內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的鼻子動輒就出血，用偏方掐中指的關節也不 起作用了，圖省事就去斜對門剛開張的省中醫院看醫生。一長一幼兩個穿白大褂的接待了我，先是問了半天病症，然後號了半天脈，說了一堆什麽脈沉脈細氣虛血虧 之類的雲山霧罩，之後，倆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最後商定：咱們看看書吧。就當著我的麵嘩啦嘩啦翻了半天書，給我開了一個湯藥方。我忘了是否抓了或 者吃了這付藥，反正後來我又騎車40分鍾跑到西邊省二院去看了耳鼻喉科。
至今還清晰地記著是個中年男醫生給我看的病，拿小鏡子往我鼻子裏一照，隨口就說：鼻粘膜糜爛，氧化銀燒灼。那天我帶著一鼻子黑從醫院出來，從此不出血了。
十幾年前我到了加拿大的一個海島，頭一次聽說每個人都要有個家庭醫生，不用像以前那樣東一個西一個的拿病曆本去各處看病了。因為當時英語說不利索，就經朋友介紹去看一個香港來的T醫生。T醫生說著半通不通的廣東普通話夾著英文，態度極為倨傲，跟我這個大陸來的病人交談時經常帶著嘲笑的口吻，我當時沒別的選擇也就隻好忍耐了。後來我決定摘掉膽囊（有個膽結石），T醫生給我推薦了一個外科的K醫生，也是香港來的。
第一次見K醫生時，他詳細詢問了我的病史，得知我將要搬到渥太華，很興奮地連連地說：I love Ottawa! I love Ottawa! 又講了他以前在蒙特利爾住的時候，經常開車去渥太華玩。說話間果斷地揮舞手勢，言辭簡練而友好。之後的手術也非常成功。
那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住院，整潔的病房，親切的護理人員，熱騰騰的飯菜，而這一切 全是免費的，把健康卡往醫院一放，自己沒有出一分錢，簡直像天堂一樣。給我輸液的點滴速度可以用數字控製，護士定時來查看，還攙著病人去廁所。不等液體輸 完，就有護士守在一旁，然後收走器具。回想起在國內住院的經曆，護士掛上點滴就沒人影了，眼看液體要滴完了，得央求其他陪床的人去喊護士來給拔掉針頭。國 內稱她們為"白衣天使"真是很貼切，俗人們誰能見得到天使呢？且不提那些護士給抽血或紮靜脈總是先挑剔我的血管太細，然後深一針淺一針嚐試無數次才能成功，而在這邊我的血管並沒有變粗，護士們卻總是一針見血。
搬到渥太華後，我換了一位白人女醫生E做家庭醫生，她的態度非常親切友好，我隨即讓我先生大龍和女兒揚揚也來看她。而E醫生給揚揚推薦的兒童眼科醫生H卻讓人很意外。
H是個精明的老頭兒，給揚揚驗光沒用兩分鍾，卻滔滔不絕地介紹了他開的眼鏡店裏的各種特色鏡框，讓人很不開心。我們在另外一個地方配了眼鏡，揚揚戴上以後說很不舒服，詢問眼鏡店的人以後發現，H給的驗光單很不準確。再找到H，他很不耐煩地重新給揚揚驗了光，口口聲聲說外邊的眼鏡店靠不住。我們隻好在他的店裏配眼鏡，好家夥，光是做鏡片就要90加元，那還是十幾年前！H診所的牆上有不少孩子們畫的畫，上邊還寫著感謝的話。我卻深不以為然，如果給H的心髒拍個X光片，我想一定是黑墨墨的。
那之後兩年的一個秋天的周末，大龍因為突然咳嗽得厲害去Civic 醫院看急診。一個實習醫生給拍了個肺部的X光片。娃娃臉的醫生指著照片上的一小片陰影對大龍說，你可能得了TB（肺結核），需要看專科醫生。我們被嚇得不輕，趕緊如約去看醫生L。
L醫生人到中年，言談舉止風流倜儻，看了大龍的片子，一口咬定就是肺結核。隨後去另一間診室檢查，據大龍說，那間診室年久失修，先是門把手當啷一聲掉了下來，然後一看體重計也是鏽跡斑斑的。
大龍送檢了一些體液去做細菌培養，但是L醫生要求大龍立即開始服用治療肺結核的藥物，而且安排護士送藥上門，看著他吃下去，並說肺結核是高度傳染的疾病，大龍不應該再去上班。然後在電腦鍵盤上敲打了一陣子，很勝利地說“警報已經發出去了，我們發現了一例肺結核病人”。
回到家來，我越想越不對勁，細菌培養要好幾天才能出結果，沒有確診之前怎麽能瞎吃藥呢？那些藥是不是有副作用？大龍有個同事的太太是內科醫生，確認說治療肺結核的藥的確有很強的的副作用，對肝腎都有損害。不行，還是get second opinion，另找個醫生看看吧。我和大龍一起去看了家庭醫生E。
E醫生看了大龍的片子，又調出來前兩年拍的片子，對比之後，沒有發現什麽明顯的差異，又跟另一個醫生商量。另一個醫生也不認為是肺結核，按他的話是肺結核都有一個故事，比如病人去避難所了，或者出國接觸疫區了等，無緣無故的是很難得肺結核的。E醫生就跟當年林肯解放黑奴一樣豪邁地跟大龍說：年輕人，你是自由的，去上班吧。
L醫生隨後給我家裏打了電話，確定送藥的時間。我跟他說大龍不準備吃藥，因為還沒確診。L醫生回答說即使沒確診也可以吃藥，有病治病，沒病防疫，但是如果以後結果出來是肺結核的話，就很麻煩了，連揚揚上的學校都要接受檢查。我問他吃藥的副作用呢？他答沒有問題。我說我們看過了E醫生，她認為根本不是肺結核。L醫生很不耐煩地說，她是個家庭醫生，懂什麽是肺結核！我反唇相譏，別說家庭醫生了，連我都知道在沒確診之前不能隨便吃藥，浪費醫生的時間，政府的錢，並且損害病人的健康。說了句再見，我就掛斷了電話。
後來的檢查結果當然是沒有得肺結核。再見到E醫生，她說L醫生曾打電話把她臭罵了一頓，說她拆他的台，但是她挺自豪地說她要堅持正確的診斷。無獨有偶，大龍的一個中國來的同事也在Civic醫院被推薦去看這個醫生，也是被強迫吃治療肺結核的藥，他堅持在檢查結果出來之前不吃藥。
這件事給我的震動很大。我想一個肺結核醫生可能是很寂寞的，一年一年的也沒有一個病人，居然會鑽空子把非病人當病人來治，給自己找點事幹。病人必須了解自己的病情，不能被這種醫德低下的醫生給禍害了。
2002年底，我去看很長時間以前預約的一個腎病醫生W，那時我剛得到了一個工作機會，過了新年就來美國。W醫生是個白人老頭兒，看了我的病曆，一個勁兒地勸我做一個腎髒的biopsy（切片）。看見我疑問的目光，老頭兒解釋說不要聽互聯網上那些人瞎說，其實腎髒切片完全沒有他們說的那麽恐怖，是很安全的。我說我很快要去美國，做切片的事以後再說吧。他一聽，居然說像我這樣腎髒有毛病的人美國是不稀罕要的，還諷刺我說話帶著強烈的中國口音。
來美國後我也看了一個腎病醫生B， 據他說腎髒切片的目的是看是否有residue(殘留物），如果有的話，就吃魚油溶解，因此很多人選擇不做切片，直接吃魚油。魚油可以改善腎功能，這倒是很早就已經被《科學》雜誌上的文章確認了的。
我接觸到的美國醫生，對病人都很客氣，很像是和氣生財的商人。例如我的家庭醫生N是位印度移民，總是笑眯眯地跟我問長問短，工作順利嗎，先生好嗎，孩子最近怎麽樣啊，堅持吃嬰兒阿司匹林了嗎，等等，把我籠絡得十年來一直在她那裏看病，大龍也是如此。
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絕大多數美國醫生謹慎得很。比如有一次我發現有兩個小結塊，好家夥，立即被安排去做X光。X光 醫生拿著片子看來看去，說不像是有問題的，但是，因為你感覺到了結塊，還是謹慎點，再去做個超聲波吧。超聲以後，醫生翻來覆去看著屏幕說，不像是有問題 的，但是既然你感覺出來了，還是做個切片吧。這回我真領教了什麽是切片：醫生拿著跟納鞋底那麽粗的針，橫七豎八地紮了很多針！那一刻，我深深慶幸沒有做腎 髒切片。後來，接到病理醫生（Pathologist）的電話說，你的切片完全沒有癌變，連邊兒都不沾！可我的保險公司卻為了這不沾邊的切片支付了三千多美元。
後來我跟鄰居瑪麗提起來做切片的事，她解釋說醫生謹慎很可能是為了避免被起訴－－把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不會授人以柄。現在人們動不動就起訴醫生，一索賠就是成百萬上千萬。民主黨不是有個律師出身的副總統候選人約翰-愛德華嗎？他打醫療索賠官司成了百萬富翁，同時也讓很多醫生破了產，醫生的保險也隨之水漲船高。瑪麗的前夫是個兒科醫生(Pediatrician)，據說二三十年前的保險隻有一千多，而現在漲到了一萬多，他付不起保險，索性提前退了休。現在外科醫生(Surgeon) 的 保險據說都上十萬了，簡直瘋狂。一個醫生一旦遭到索賠，以後就沒人敢賣給你保險了，沒有保險就無法行醫，醫生的事業從此也就宣告完結了。所以大多數的醫生 們整天跟走鋼絲差不多，提心吊膽的就怕出錯。醫生拿高薪，我看主要原因是這個工作可靠性要求高，而風險又大，一旦出錯，就有可能人命關天。
高薪之下常常是巨大的壓力，時而會有崩潰了人。前些日子去科羅拉多泉水（Colorado Springs), 開車路過山頂的一棟外觀美麗的房子，我被告知這房子剛剛被法拍了。拍賣那天，誰看中房子裏的什麽東西，出了錢，搬上就走。過後，房子裏是一片狼藉。這房子的前房主是一位麻醉科醫生(Anesthesiologist)，一天，被他的女兒發現死在他的書房裏，死於過量注射毒品。醫生的太太是位全職媽媽，與三個年幼的女兒，被掃地出門，現在被迫借住在鄰居家。
像"Gifted Hands"(天賦的手）中的作者Ben Carson醫生那樣，虔誠地信耶穌，半夜三點被叫醒能夠很快清醒地奔赴手術室，每天能工作十四個小時的腦神經外科醫生，可能跟神也差不多了，不然怎麽能成為role model（典範）呢？
大多數的醫生還是凡人。今年春節前的一個周五，我感冒後誘發了老毛病，趕緊送樣品去做細菌培養，值班醫生居然沒有看藥敏試驗就瞎開了一種抗菌素磺胺，讓我一個周末都在背疼中度過。周一我去看家庭醫生N，值班醫生開的藥赫然在藥敏試驗單上：Sulfonamide－resistant (磺胺－有抗藥性)！ 而他自己的網頁上介紹自己是除了工作還享受教孩子踢足球。就因為這個享受踢足球的醫生開的不負責的藥，我的病情沒有及時得到控製，苦練了一年的中國舞蹈“誰不說俺家鄉好”，臨上台掉鏈子，我就沒能趕上參加春節的演出，花巨款定做的演出服也成了擺設。即使我去抗議了這個醫生，又能挽回我的損失嗎？
但是真正的現實卻是，醫生也是人，有七情六欲，也會有犯錯誤的時候，甚至品德有高有低，把生命完全交給他們負責是不可能的。我打定主意要為自己負責，凡是醫生開的藥，我先查查是什麽意思，如果給我個錯藥，當場給他/她打回去；凡是醫生要我做的檢查或者手術，我也要先查查什麽什麽意思。拿不準的，就去找second opinion。我們最能信賴的，其實還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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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分享澳洲外科醫生的現狀。我覺得外科醫生和麻醉醫生雖然掙錢多，但是壓力真的很大，而且經常有急診，要不是真心愛這一行，身體大概頂不住。
至於打官司，那肯定是律師得益。但是他們也不容易，醫生隻要把病人籠絡好了就行了，大多數的時候，醫患之間的利益是一致，把病治好了都得益，但律師肥要把他們的同行打倒了才能贏，壓力更大啊。
由於人命關天，醫生的工作壓力巨大。醫生是自殺、吸毒、酗酒、患抑鬱證比例最高的職業群體。他們每天的工作如縷薄冰。在澳洲，脊柱外科的醫生就很少，因為脊椎手術風險巨大，有些術後的反應經常引發醫療官司。其實律師是醫療官司最大的受益者，表麵上賠償的金額大部分被律師做為代理費拿走，到病人手裏是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