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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鴉片戰爭為起點，軍事上的失敗是被欺辱的開端。軍事上落後的因果在科技和組織，進而最終取決於社會製度。而東方社會進化出特有的皇權專製製度，西方卻能由封建製度進化出議會製，他們各自的土壤，根源和過程又是怎樣？
西方現代民主製度起源
根據考古和史料記載，最先出現議會民主政治的是古希臘時期。但古希臘並非是一個國家整體，它是由各自獨立或者半獨立的許許多多城邦組成。裏麵不僅有像雅典一樣實行民主政治；也有城邦實行斯巴達式的君主專製；另外還有實行貴族議會製的城邦和寡頭統治的城邦。另外即便是雅典的民主整體也同今天的定義有所不同。有資料推測出如下的數據“在前4世紀中，雅典的人口可能達到25萬至30萬左右；市民家庭的數量可能有10萬人，而其中3萬人為可以參與議會投票的成年男性公民。”
但對於自15世紀開始的現代社會，其逐漸成形的議會民主製度是否脫胎於古希臘的製度至今還沒有定論，因為目前還沒有證據說明這個直接繼承性，甚至都沒有直接的曆史資料表明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誕生過程中是否借鑒過古希臘時期的製度。
在西羅馬帝國慢慢走入衰亡的同時歐洲還沒有另一個強大的勢力來取代它，結果帝國的領土再次陷入分裂的局麵。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一樣，數十個大大小小的王國紛紛實行分封製。國王，貴族，教會和騎士構成了王國的統治架構。以騎士及其自製領地為基礎，以效忠，賦稅和加入國王的軍隊為紐帶，構成了歐洲中世紀封建製度的社會。
與中國曆史過程中皇權越來越集中，最終皇權專製取代了皇權與相權的製衡結構所不同，歐洲王國一直保持著這種多級的統治。
到1215年，始於英格蘭的貴族議會製度與國王共同簽訂了《大憲章》。它在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限製了封建君主的權力。比如：稅收政策變化要通過議會討論同意；罪犯必須要按照法律程序來審判；國王與貴族的關係，以及教會的關係等等。這樣英格蘭就由君主製，轉化為有法律限定的立憲君主製；後來君主的權力被慢慢的削弱，權力逐漸從國王與教會間向議會轉移，便最終發展成為君主立憲製。議會也由最初的貴族議會，成員進一步增加，大商人，大企業家；再擴大到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最後到了20世紀包括了女性公民。
中國曆史上的皇權製度
秦始皇帝以始，中國社會正式開始皇權統治時期。製衡皇權的權力主要是相權。宦官和外戚，都是圍繞相權伴生的。
秦漢時期，君主的權力是有限的，權臣、權相、外戚一直在更多的時間把握權柄。
隋唐時期，皇帝有意識地分化相權，把相權分散成多個部門，並把宰相的人數提升，宰相的權限受到了限製。
在宋代，皇帝進一步分化相權。設樞密使，隻能管軍事；三司隻能管財政；宰相，輪流掌印，而且設副相予以牽製；同時，軍事、財政、司法、監察都獨立於相權；從中央到地方，除了基層的縣，權力被分解成許許多多的條塊，形成了一個由皇帝直接控製，相互製約和監督的非常複雜的官僚係統；這樣分化一番之後，皇帝就確保了最終裁決權。
明清時期，廢丞相，將相權並入皇權，由皇帝直接打理政務，後來增設大學士幫助理政，但隻能代替皇帝寫文件，不能代皇帝做決定。
可見，自春秋戰國，甚至五代十國以後，中國的傳統社會一直是保持著一種越來越中央集權的趨勢，而非形成地方，中央權利分級的製度結構。
這是什麽原因呢？
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反映在生活中就是一種倫理道德，以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為代表。其載體是人，也同時是特定的人與人的關係（家庭，家族）。儒家思想也反過來影響這種固定的人際關係，使其更加穩定。而儒家思想並不一定適合所有的族群，遊牧民族就不適合，落後的采集部落就更不需要它了。
所以，儒家思想不是帝國的思想。它隻是為了統治農業社會的需要，配合的統治思想和倫理道德。儒家思想（結合科舉體製）的功績是給帝王治理下的長城以南地區帶來了統一的倫理道德，人們的行為規範作為中華文化的基礎。但儒家思想無法適應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中原王朝的靠龐大的官僚體製和稅收的統治手段也無法應用於遊牧部落的社會生態係統。這就導致了中原王朝在曆史上一直趨向與大一統，而非分裂，或者形成包含農耕和遊牧民族的多級的帝國社會結構。
曆史上，隻有清代才真正做到了真正的帝國的統治，和采用了帝國統治思想。為什麽呢？
清皇帝隻在對漢家十八省才采用儒家的一元統治；大清皇帝有科爾沁人作為盟友；有蒙古人作為附庸；有西藏喇嘛管理下高度自治的屬國；有朝鮮，越南這種羽翼下的小弟。他在麵對俄羅斯(察罕汗)、麵對中亞各部族、麵對穆斯林首領的時候，它表現出一種異常靈活的身份。也正是因為這種多元性，它才能夠統治廣土眾民。
但清朝最大的失誤是沒有抓住19世紀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工業化進程。18，19世紀，生於西歐民族國家體係開始工業化，首先在本地影響了德國，擊敗了西班牙帝國，然後以波浪式的方式向包括東亞在內的全世界擴張。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先後或者改革，或者潰敗。東亞因為距離相對較遠，所以接觸的時間相對較晚。
當鴉片戰爭敲開了中國的大門，當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清政府也積極地試圖趕上工業化的步伐。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直到清政府拒絕了各省地方代表要求中央“君主立憲”的聯名上書。中國的社會矛盾終於激化到不可控製，袁世凱，孫中山，革命黨，保皇派，軍閥割據，不斷的內戰，外敵入侵，耗光了中國最後的機會。
那最終是什麽原因導致近代中國科學技術上的落後？
是製度上的原因，更是思想上的原因。儒家思想抑製了中國人的批判精神。而起源於文藝複興時期的批判精神(又有人說是起源於蘇格拉底)，是人類科學探索的動力。西方以批評精神為動力，發展出邏輯學，幾何學，政治學等等基礎科學。
而儒家思想的框架是如此自我完善並不提倡對根本性的質疑。其本身提倡的是自省而非允許否定和批判。加上中國的科舉／官僚體製實在是太成功了，輔助以皇權對儒家知識分子越來越嚴厲的文化限製，明清時期有文化學識的人的主要精力都被集中在仕途上。四書五經是發家致富的法寶，是治世的聖經，雜家沒有生存的土壤。沒有一批聰明的人去質疑現有的學術思想體係，然後提出新的思路，我們的明清時期就在儒家思想的自我循環中走入了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