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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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研究之一 ·王友琴·
一．題目和方法：事實描述與因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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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夏天，當學校發生大規模打老師事件的同時，也普遍出現了迫害同學的事情②。事實上這些學生受迫害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做了什麽妨礙革命的事情，而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即他們的"家庭出身"。曾被稱為"紅八月"的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文革運動，並不能籠統稱為一代年輕人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同代人迫害同代人的運動。
本文試圖回答：部分青年學生遭受歧視和迫害，究竟與當時的打老師事件有什麽關係？也就是說，在兩種事件之間，有什麽聯係？
二．發生時間的重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上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在教室裏召開了鬥爭班裏"家庭出身不好"同學的鬥爭會。教室牆上貼了大標語："打倒狗崽子！"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常明確，即這些學生的父母是"狗"，而這些學生因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詞未曾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但實際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報、傳單和人們的談話中。
這個班有４０多名學生，其中１０人出身於"有問題"的家庭，屬於"狗崽子"；有１０人來自"革命家庭"，大多為高級幹部的孩子，是"紅衛兵"成員；另外２０多人的家庭屬於"不紅不黑"，當時填在表格上屬於"職員"之類。開鬥爭會的時候，１０名"紅衛兵"坐在椅子上，２０多名既非"紅衛兵"又非"狗崽子"的學生坐在地上，１０名"狗崽子"則站在教室前麵挨鬥。有人拿一根長繩子繞過這１０個挨鬥者的脖子，把她們栓成一串。有人動手打她們，往她們身上灑墨水，並強迫每個挨鬥者"交代反動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還必須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混蛋"一詞，來自當時貼得到處都是的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初二的學生１５歲。其中一位挨鬥者後來說，這個鬥爭會對她的刺激非常大：從那一天以後，生活對她來說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在同一天裏，不僅僅是她的班，這所學校的其他班中也發生了類似的鬥爭會。
就在同一天，該校的老師也遭到了暴力"鬥爭"。副校長胡誌濤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說：
８月４日下午，我們幾個領導幹部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氣勢洶洶地罵道："黑幫！不許動！"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我愛人看見我身上被抽打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麽這樣亂？"我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麽辦法？"③
８月４日，這所學校的另一副校長卞仲耘被打傷後回到家中，說："他們打死一個黨員，一個教員，不過像打死一條狗。"她有預感，可是第二天早上還是不能不到學校去。結果，８月５日下午，高中一年級的一些學生發起"打黑幫"，打鬥了５個校級領導人，包括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三位副校長（當時正校長缺）和兩位教導主任梅樹民和汪玉冰。他們被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遊街、被帶釘子的木棒打、被開水燙、被迫用手摳廁所的髒東西、被罰挑重擔子……。這所學校當時有１，６００多個學生，雖然參加打人的隻是一部分，但是人數已經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凶狠。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卞仲耘老師帶著滿身傷痕死在學校操場邊的學生宿舍樓門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傷。
盡管卞仲耘老師被打死的消息馬上就直接報告到高層領導人那裏，但是未見他們派人或采取措施製止這種暴力殺害。相反，隨著文革領導人物及報紙廣播對"紅衛兵"運動的大力支持和讚美，暴力迫害繼續擴散升級。
卞仲耘老師的死，對她和她的家庭是永遠無法彌補的慘痛傷害，在文革曆史上也應是曆史學者應該關注的重要事件。卞仲耘老師是北京第一個在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師，也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群眾暴力殺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後，北京又有一批老師被學生打死，還有一批老師在被打被侮辱後自殺，死者總數至今不詳。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打甚至被打死。製造、縱容、默認這些無辜者的死亡，是社會道義和良心的大喪失。按照北京市的統計，在１９６６年８、９兩個月中，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紅衛兵打死。卞仲耘老師是１，７７２人中的第一個。她的死，標誌了文革中一個允許用群眾暴力來處死人的黑暗時期的開始。
大規模迫害同學和打老師的事件同時發生，並從北京蔓延到全國。據現有資料，我們還沒有找到一所學校是沒有發生打老師也沒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當時有兩首由北京學生新作的歌曲，可以分別代表或者說明這兩種對象同時所受到的迫害。一首是《牛鬼蛇神歌》又稱《嚎歌》④（見本刊ｚｋ９６１１ｂ），用來強迫老師長唱，強迫他們自我詛咒："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另一首是《對聯歌》⑤，宣揚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盡管當時的電台並未廣播這兩首"歌曲"，但是它們卻流傳全國，甚至在遠離北京的地方也為人熟知。
三．共同的暴力虐待性質
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常務副校長、化學教師劉美德一次又一次被打鬥。數位當時的學生和老師都講述出一致的情景：她的頭發被剪掉，被逼在地上爬，被逼頂著烈日在學校操場的４００米跑道上跑，被逼吃地上的髒東西，等等。而且，劉美德當時懷孕，學生也是知道的。有一天，《北京日報》攝影記者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要拍攝這所學校開展文革的照片，因為該校的學生組織"紅旗戰鬥小組"及其負責人彭小蒙曾經直接得到由毛澤東寫於８月１日的一封信⑥（見本刊ｚｋ９６０９ａ）的熱烈的支持。那天，劉美德被逼爬上一張方桌跪下，一個學生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踏在她背上，如此擺出姿勢，由記者照了下來。這一姿勢是仿效毛澤東在１９２７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記者拍完照片後，這個學生把劉美德一腳踢下桌子。後來，劉美德的孩子出生後不久就由於先天性受傷而死亡。
數位被訪者也講述了這所學校中一些學生被打的情景。高三的男學生朱彤，父親是"右派份子"，他因此被毒打，還被關在廁所旁邊的一間小屋裏。小屋裏遍地是水，水上漂浮著垃圾。一些學生在窗戶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圍看動物園裏的動物。這所學校初一（四）班的女學生萬紅，父親是"右派份子"。當班裏的"家庭出身好"的男同學要打她時，她躲進女廁所，並在那裏哀求彭小蒙說："你見過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訴他們別打我。"可是萬紅還是被揪到教室裏鬥。鬥她的時候，有同學用皮帶抽打她。她還被命令站在一張凳子上，有同學突然把她腳下的凳子抽走，使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臉腫。
在打劉美德老師和打萬紅同學這兩個事件中，有一個相同的細節：故意使她們從高處摔下受傷，顯示這完全是一種暴力虐待。施用於教師和施用於學生的暴力虐待性質是一樣的，不同的隻是教師被打的比例和程度都遠高於學生。在我發表的兩篇文章⑦中可以看到，在調查所及的７６所學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老師是１１名，被打死的學生是１名。
這些事件的暴力迫害的性質是如此明顯，以至無法用"革命熱情"和"理想主義"來解釋其起因。現在有人甚至會懷疑這些事實的真實性：在處於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怎麽可能如此折磨懷孕的女校長呢？又怎麽可能如此折磨他們的同班同學？
這種對文革史實的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報紙上從未報道這些暴力故事。那時，所有的人都要仔細閱讀《人民日報》，但卻是當作關於文革的指示而非事實報道來閱讀。當時的報紙用慷慨激昂的詞語支持"紅衛兵小將"的行動，為他們叫好，但並不描寫他們具體做了什麽。
除了報紙以外，我們還可閱讀當時非正式出版的文字材料。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寫過一篇《自來紅們站起來了》，文中說：
我們到這個世界上來，就是為了造資產階級的反，接無產階級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有人汙蔑我們是"自來紅"，崽子們：你們的汙蔑是我們的光榮！你們說對了！要問老子是哪一個，大名就叫"自來紅"。
文中的"自來紅"是指"革命幹部"的子女。他們自稱"老子"，而把另一部份學生稱作"崽子"。從這一類未在當時正式報紙上出現過的詞語，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運用的語言的粗暴性。同時，這篇文章也表現了明確的權力意向。文章說，為了權力，要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以及其"王八羔子"（文中原話）鬥。他們也實際這樣作了，即不但鬥了所謂"牛鬼蛇神"，也鬥了他們的孩子。從這樣的材料，可能能比從正式報紙上較多了解到一些當時的時代風尚和真實情景。但是，即使仔細閱讀這篇文章，也難看出本節所描述的折磨劉美德老師和萬紅同學的事件。
這些暴力虐待事件在當時未被記載。對受虐者來說，記載這樣的經曆如被發現，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禍，他們隻有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對施虐者來說，他們認為這是"革命行動"，無可非議。當《北京日報》記者拍"再踏上一隻腳"的照片的時候，鬥人的學生還異常興奮，說是照片馬上就會見報，將此當作莫大榮譽。這張照片後來未被登載。文革結束後，施虐者不願意提這些事情，受虐者無處訴說這些事情。甚至對曆史研究者來說，也可能會回避這些事實。這不但是因為發現事實相當費功夫，而且因為寫出之後還必須麵對隨之而來的問題：怎麽解釋這些暴力虐待？解釋事實的難度可能會消滅發現事實的動力。於是，在文革曆史被湮沒、遺忘、掩蓋和浪漫化的同時，文革的暴力虐待性質也在記憶的含混中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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