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加河上的燈火 —從蘇聯小說透視蘇聯的興亡 zt

yangharrylg

2013-01-15 16:51

伏爾加河上的燈火——國內翻譯蘇聯小說述評 yangharrylg的【轉貼說明】   蘇聯文學曾經影響和感染了幾代中國人。其中，蘇聯小說的影響最為巨大。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文化出版界翻譯出版了大量的蘇聯小說。新浪博主《數帆老人》是一位長期關注和研究蘇聯小說的有心人。他收集了大量的資料，撰文評述了國內翻譯出版的蘇聯小說，列舉了上百部蘇聯小說，基本涵蓋了主要的名著。他在文中介紹了這些蘇聯小說的梗概和作者，也介紹了這些小說的翻譯者、出版者和出版時間，可以作為一般讀者研究了解蘇聯文學的參考資料。       由於原作很長，所以分為5篇博文轉貼。     伏爾加河上的燈火 —從蘇聯小說透視蘇聯的興亡               【寫在前麵】   我是個蘇聯文學愛好者，我熱愛蘇聯文學，這一點我毫不諱言。     30多年前，那個無書可讀的蒙昧年代，我和我的同學間經常這樣鬼鬼祟祟地碰頭：    “搞到了紅湖秘密。”    “借我看看？”    “拿你哥的九級浪換。”    “......好吧，那朱拉再借我兩天？”    “行，還有阿裏泰，一起給你吧......”     這有點像“打倒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的阿爾巴尼亞地下遊擊隊，其實就是70年代上半葉我們同學之間互相交換蘇聯小說時的對話，在那個苦悶的灰色日子裏，眾多在地下流傳的、破破爛爛的、常常是沒頭沒尾的、連書名都看不清楚的文革前出版物成了我們追逐的目標、我們精神生活的來源，其中又以數量眾多、豐富多彩的蘇聯小說最受青睞。     中國出版了多少蘇聯讀物？數量之多恐怕連目錄專家都算不清楚。建國前就不說了，據我現在掌握的不完整資料，從建國到文革前17年間，特別是中蘇熱烈友好的五十年代，我國翻譯出版的蘇聯文學作品中，僅僅中長篇小說就至少在700種以上，上麵對話中提到的《紅湖的秘密》、《九級浪》、《朱拉》、《阿裏泰到山裏去》隻是其中不太出名的幾種而已。還有一些著名的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真正的人》、《海鷗》、《勇敢》、《波尼伍爾的心》、《棕櫚上的霜》、《靜靜的頓河》……每一本都形同聖經，和書架上的領袖著作交相輝映。     當年，那些在地下流傳的、破破爛爛的、沒頭沒尾的蘇聯小說好似伏爾加河上的點點燈火，穿過俄羅斯原野上的白樺林，向我們撲麵而來，給了我們多大的精神滿足啊，那是我們在暗夜中成長的燈塔，是我們想象的世界，是我們夢幻的未來。     至於比我們年長的兄輩父輩，那些五十年代正好讀書的十幾歲、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幾代人，蘇聯文學對他們的影響有多深是我們無從想象的，我想那不隻是他們的集體記憶而已，更是他們青春的向往、理想和信仰。     一晃兒三十多年過去了，正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鬥轉星移間那個強大的、美麗的、曾經跟我們那麽好過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竟然在一夕間轟然倒塌，留下一地的灰燼無人瞻仰。而我們奔向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現在終於有機會向那片神奇的土地投出憐憫甚至鄙夷的目光。    於是乎，那些曾經打動過我們的蘇聯文學小說隨風遠去，無人再提，即使說起也是被看成了垃圾，斯大林時代“粉飾現實”的有罪證物。很可玩味的是，當下一些曾經狂熱迷戀蘇聯文學，在蘇聯文學熏陶下寫出自己第一批優秀作品的文壇大師們，現如今翻臉不認帳，一二三四五數落起蘇聯文學來，頭頭是道，麵不改色……於是乎，伏爾加河上的點點燈火變成了點點鬼火，映照著那具曾經高大強悍的僵屍，任人踐踏。     那些曾經溫暖人心的蘇聯小說真的是垃圾嗎？那些藏在記憶深處的蘇聯小說真的一錢不值嗎？也許吧。不管怎麽樣，在人生的長河中，那些蘇聯小說曾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們抹不掉的印記。     這三十年來，世界變化之快讓人眼花繚亂，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從展覽館的老莫到王府井的麥當竟是一步之遙，不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否也是五環六環車水馬龍？不多說了，讓我們回過頭去，我這個蘇聯小說的最後一代讀者，試著穿越曆史的迷霧，一本一本地翻開那些泛黃的書卷，回首消失中的蘇聯小說，為那些年長的老一輩讀者和那些年輕的隻讀過鋼鐵的後生們添一點茶餘飯後的談資。 1，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麽？》     先抄一段書：     列拉：“……你心目中淨是曼捷耳施塔姆、茨韋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巴別利，可我有生以來碰也沒碰過他們的書，就算碰到，這些書也沒有打動過我的心。他們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我的世界觀是受到跟他們截然不同的作家的作品影響而形成的。”     斯巴達：“你們受到你們的富曼諾夫、奧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這些人的影響，結果就被蒙住了眼睛！……喏，這就是你們看的書，喏！……《真正的人》、《莫斯科性格》、《克裏姆林宮的鍾聲》…..隻有你們才喜歡這樣的書！……”    上麵這段對話出自自柯切托夫的長篇小說《你到底要什麽》第148頁（上海人民1972版），對話的是小說裏的兩個人物，列拉是革命的持蘇聯觀點的嫁給意大利留學生斯巴達的蘇聯姑娘，斯巴達是反革命的持反蘇聯觀點的娶了蘇聯姑娘列拉的意大利留學生。我在1975年讀過一次《你到底要什麽》，前不久又讀過一次，兩次閱讀的觀感大相徑庭完全不同，比如這段對話的妙處，在當年是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在1975年，柯切托夫作為反麵對象提到的這幾個人物（1972版該處注釋：都是蘇聯反動作家），對我來說是如此陌生，聞所未聞。我不會想到，寫段話的柯切托夫更不會想到，要不了多少年，這幾位被他當成文學垃圾廢物一般嘲弄的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巴別爾是如此地名震四方，他們的作品被挖掘出來是多麽的受歡迎，他們成為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驕傲，而對話中作為正麵形象提到的那幾部作品卻被遺忘的幹幹淨淨，他本人則在文學史上成了不起眼的小醜一般的人物。曆史就是這樣無情，就算是文學史也是這般無情，且充滿了戲劇性。     柯切托夫在中國的命運也同樣具有戲劇性，在中蘇兩黨兩國從親如兄弟的五十年代，反目交惡的六十年代，視若仇敵的七十年代，到解凍修好的八十年代，煙消雲散的九十年代，在每個十年裏都有長篇小說中譯本出版的蘇聯作家，除偉大的高爾基外，僅柯切托夫一人耳！他的著名作品《茹爾賓一家》、《州委書記》、《葉爾紹夫兄弟》曾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而到了七十年代，作為反麵教材半公開出版的《你到底要什麽？》和《落角》風靡了中國青年，尤其是描寫蘇聯另類青年生活又帶點西方色彩的《你到底要什麽》更受到追捧，連我這半懂不懂的少年讀者也看得不亦樂乎。    《你到底要什麽？》的主要情節是幾個西方文化人在蘇聯的活動，這幾個人中有納粹餘孽，有白俄後代，有美國特務，他們在蘇聯接觸各方麵人士，大肆從事間諜顛覆活動，向神往西方的蘇聯青年推銷灌輸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給未來和平演變的主力軍下精神迷魂藥，慫恿蘇聯青年喪失革命鬥誌、從事犯罪活動、亂搞男女作風問題，等等，再加上另一條情節線描寫一位正統作家的遭遇，反映文化界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兩個情節構成這部內容龐雜的作品。     當年的中國的讀者看慣了戰爭題材、建設題材、工農業生產題材等模式化的小說，哪見過《你到底要什麽？》這種描繪文化界眾生相的軟綿綿的作品，何況還有這麽濃厚的西方色彩！盡管是柯切托夫想象中的資本主義世界，那也是當年的中國青年從未見識過，充滿了不可言喻的魅力，因此《你到底要什麽？》一時風頭無兩，折服了尚處於精神困境中的中國青年讀者群。前不久我再次重溫了這部少年時看得五迷三道的小說，不禁啞然失笑：這也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這也叫西方文化？這也叫腐蝕青少年？柯先生啊，您老活過來看一看吧……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柯切托夫給那個派遣間諜小組的西方機構命名為“新世界出版公司”，恰好跟當年那個著名的自由派雜誌《新世界》同名，這不會是巧合吧？利用小說反革命固然是創舉，利用小說反反革命自然也是一種手段，柯切托夫作為擁護斯大林主義的正統派雜誌《十月》的主編，領銜率領十月派同以《新世界》為代表的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自由派分子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可歌可泣的鬥爭，鬥爭的激烈程度從這間諜小組的名字上可見一斑。我想柯切托夫在羅列那些反動作家的名字時，不知是否在念叨著他的死對頭――新世界的主編、大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名字？    總體說來，《你到底要什麽？》反映了柯切托夫在1968～1969年的心態：對蘇聯現狀的不滿，對接受那麽一點西方文化的焦慮，對蘇聯未來的不安全感，以及對自己長期陷身於文化鬥爭的苦悶，等等，現在來看，這些顯得多麽的小兒科。小兒科歸小兒科，七十年代讀過這本書的人大概不會忘記當年那種難以描述的閱讀快感。     (《你到底要什麽？》，柯切托夫著，上海新聞出版係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0) 2，柯切托夫：《茹爾賓一家》、《青春常在》、《州委書記》、《落角》     1952年，柯切托夫描寫工人生活的長篇小說《茹爾賓一家》橫空出世，這一年是斯大林時代的最後一個整年，這本書也是斯大林時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標誌作品，完美的代表作。（提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現在的年輕一代恐怕很難理解這樣拗口的名詞。在蘇聯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文學發展史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個貫穿始終的核心概念。1934年，這個術語的定義經過斯大林批準後公布如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曆史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我以為，這個定義的翻譯值得商榷，不簡潔，不明晰，不精確，很讓人迷糊。我琢磨了半天，沒明白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內涵到底是什麽，有什麽要求，和批判現實主義如何區隔。）    《茹爾賓一家》在中國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短時間內至少有三部不同的譯本陸續問世（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殿興、桴鳴譯本，泥土社的徐克剛譯本，作家出版社的金人譯本）。此外，著名文藝理論家靳以還寫了一本小冊子《向“茹爾賓一家”學習》，向中國讀者如此介紹這本書：    “蘇聯作家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是一本描寫工人階級大家庭的小說，通過茹爾賓一家三代的生活和工作，描寫了拉達河上造船廠的重建，反映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麵貌。……”     為什麽“茹爾賓一家”會立刻在中國引起反響，受到出版社、翻譯家和讀者的關注？我想大概是因為這部作品在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無論是人物的塑造、情節的編排、結構的組織，還是細節的描繪，文字的提煉，都恰到好處，整體而言比同時期同類型的其他作品高出一籌，而思想性更是正確的了不得，完美的蘇聯社會，完美的工人階級人物，完美的斯大林時代，在斯大林還活著的時候寫出這樣近乎完美的斯大林主義作品，柯切托夫可謂躊躇滿誌。     我到了八十年代才有機會讀到這本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小說，讀過之後歎服作者高超的藝術創造力，幾乎無懈可擊，但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麽東西，大概是所有的一切太完美了，反而顯得不真實，或許就是後來人們指責的粉飾現實主義吧。     憑著這部《茹爾賓一家》，本來隻是眾多二流作家之一員的柯切托夫一步登天：斯大林獎金，作協理事，《文學報》主編――成了一線大作家，什麽都有了，就是斯大林不在了。後斯大林時代風雲變幻，反斯大林個人崇拜開始發酵，並在蘇共二十大上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達到高潮。柯切托夫作為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這以後不僅義無反顧地投身文藝界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機智地用作品來表達他的憤怒和不滿，這也導致他其後的幾部長篇小說水準參差不齊：    《青春常在》（1954），描寫科研機構知識分子生活（八十年代出了中譯本），與《茹爾賓一家》相比未見進步。    《州委書記》（1961），是作者反對反官僚主義浪潮的應景之作，他筆下美化的蘇共高級官員，其真實性很令人懷疑。這部作品很有趣的一個人物是被作者惡意醜化糟踐壞了的頹廢詩人普土什柯夫，居然毫不掩飾地影射當紅的自由派詩人葉甫圖申科，這種文學令人大開眼界。     《落角》（1967），描寫列寧格勒（彼得堡）內戰時期的故事。1973年出了中譯本，和《你到底要什麽？》一起同樣在文革後期風行一時。這本書有兩個問題，第一，蘇聯內戰時期的曆史錯綜複雜，敵我矛盾，內部矛盾糾纏一起，加上後來血腥的權力鬥爭，導致這段曆史真相難明。1912年才出生的柯切托夫怎麽可能寫好1919年的故事？第二，柯切托夫濃厚的斯大林色彩，以及當時蘇共官方曆史觀的限製，怎麽可能寫好斯大林的政治對手們？因此，這本書也就是翻翻罷了，不可當真。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柯切托夫作品都不堪一讀，至少有一本我非常的欣賞，非常的喜歡，那就是曾引起巨大爭議的《葉爾紹夫兄弟》（1958）。     （《茹爾賓一家》，殿興、桴鳴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1883     《茹爾賓一家》，徐克剛譯，泥土社，1854     《茹爾賓一家人》，金人譯，作家出版社，1956；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青春常在》，劉恩泓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州委書記》，孫廣英等譯，作家出版社，1962；外國文學出版社，1982     《落角》，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3，柯切托夫：《葉爾紹夫兄弟》     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可能會閱讀幾千幾萬本書籍，但真正從內心喜歡的、被打動的、反複閱讀多次愛不釋手的、一輩子記牢的也就那麽幾本、十幾本、幾十本而已。在我的最愛排行榜上，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無疑是排在前列的。    《葉爾紹夫兄弟》在中國擁有廣泛的讀者，凡是從六十、七十年代走過來的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知名度和美譽度在柯切托夫作品中都可排名第一。其實這部作品是柯切托夫為對抗蘇共二十大前後聲勢高漲的反斯大林勢力而匆匆趕製出來的，像是用打成兩半的鏡子拚起來的萬花筒，從哪個角度觀察都是不完整的影像，看不清真麵目。一方麵是濃厚的政論色彩，另一方麵是高超的藝術魅力。     就思想麵而言，作者的立場清晰而堅定，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手法正麵描寫蘇聯工人階級的先進性，描寫蘇聯人民的美好生活，歌頌斯大林時代的偉大成就，揭露後斯大林時代國家和社會自由化泛濫的危害，這與當時蘇聯的主流意識完全背道而馳。     蘇共二十大之後，蘇聯黨和國家一方麵深入揭批斯大林主義的遺毒，清算曆史舊賬。另一方麵反對斯大林時代盛行的危害黨和國家發展的官僚主義習氣，譴責官僚主義壓製了人民的創造力。在這種背景下，柯切托夫偏偏寫了一個一身正氣大義凜然的好幹部與偽裝成發明家的卑鄙陰險的野心分子激烈鬥爭的故事，其幽默和鋒利讓人忍俊不禁。     拋開這些意識形態問題不談，作品的其他方麵著實打動了我這樣的普通讀者。     首先，大量的抒情筆墨，彌漫整個作品的濃鬱的詩意格調，用時下的話來說，就是登峰造極的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小資情調，這種情調隻可意會不能言傳，要靠讀者憑著悟性讀透全書慢慢體會。     其次，蘇聯人民的日常生活寫的太美好了，書裏的人物就像網友說的，“精神上純粹、高貴、做普普通通的工作，熱愛生活、熱愛讀書”，這是一種境界，這種境界由作者的如花妙筆渲染開來，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向往。     第三，書裏人物的感情生活同樣令人向往，比如安德烈和卡芭，季米特裏、斯捷潘兄弟和廖麗亞，季米特裏和伊斯克拉，這種感情生活也是純粹和高貴的，時下風行的“哇塞！我好愛你哦！”之類的偽言情完全不可比擬。     第四，書中描寫的文藝界生活色彩斑斕，讓我等小市民讀者神往不已。說來也怪，從《茹爾賓一家》開始，作者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了文藝界，《茹爾賓一家》隻是一個人物，《葉爾紹夫兄弟》將近一半的篇幅，到了《你到底要什麽》就整個以文藝界為背景了。作者設計的文藝界人物包括詩人、作家、畫家、導演、演員等等，按理說這些人的生活應該不是身居文藝界最核心位置的柯切托夫感興趣的，之所以要寫這些大概有其他的意圖。其實，文藝界的思想鬥爭在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幾乎毫無作用，沒必要看得這麽重。     總而言之，閱讀《葉爾紹夫兄弟》是一種享受，不要說文革時代，就算在當今時代，這部作品的魅力也絲毫未減。這樣一部充斥了原生態的斯大林主義、為斯大林時代辯護的類似匕首一樣的作品，竟然得到中國廣大讀者長期的認可和喜愛，讓人不能不感歎：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藝術認可度遠遠高於思想意識的認可度，其生命力的持久在於藝術而不在於思想。     柯切托夫1912年生於一個農民家庭，1931年畢業於農技學校，在校期間當過造船工人，畢業後到農村工作了七年，1938年調到報社做記者，開始發表一些中篇小說，成就一般。二戰期間到前線當戰地記者，戰後從事長篇小說寫作，進入輝煌的大作家生涯。從他的年紀和他的成長背景看，斯大林和斯大林時代的影響無法磨滅，因此他對後斯大林時代蘇聯社會的巨大變化完全不能適應，這在他的作品裏特別是在《葉爾紹夫兄弟》裏顯露無遺。     柯切托夫所有重要的長篇小說都有中譯本，包括長篇處女作《農藝師同誌》（又名《在祖國的天空下》，中譯本名為《春回大地》，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和未完成的遺作《雷電擊頂》（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柯切托夫於1973年去世，未及看到蘇聯的解體，這也許是一件幸事，如果一直活下來，不知還要受到多大的心靈折磨呢。    （《葉爾紹夫兄弟》，龔桐、榮如德譯，作家出版社，1961；外國文學出版社，1982）      4，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暴風雨所誕生的》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下簡稱《鋼鐵》），蘇聯小說的代名詞，至少是蘇聯小說在中國的代名詞。　　 　　《鋼鐵》在蘇聯或者在當今俄羅斯烏克蘭的影響怎麽樣不大知曉，反正在中國這幾十年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前些年還有一批中國鋼粉不遠萬裏開赴烏克蘭，拍了中國版電視連續劇，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冊上也算是一個事件。喜歡這本書的也好，不喜歡的也好，反正大家都惦記著，沒事的時候吵上幾句：好書嗎？壞書嗎？有意思嗎？有價值嗎？是經典嗎?如果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可以這樣戲說：《鋼鐵》是中國人民的口水吐成的。　　 　　關於《鋼鐵》的話題確實已經說濫了，從最初的1942譯本到最近的漓江全譯本，從小人書到電影電視劇，從教授到網民沒完沒了的爭論，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和佚事，種種道聽途說的傳聞……一本書從誕生到現在熱鬧了70多年，就算再美也審得疲勞，再說什麽都似乎沒意義了……這裏隻好簡單說說我早年關於《鋼鐵》的一些往事。　　 　　記得在我七八歲的時候，父母單位要解決職工住房問題，宿舍小區裏開始大興土木，東一塊西一塊的工地溝溝壑壑，到了晚上陰陰森森，成了孩子們天然的戰場。有一次兩個十幾歲的大男孩把我們這些小男孩分成了兩隊，各帶一隊在工地打正規戰，帶我們的那個大男孩講完了進攻戰術，給我們按個頭排好陣型，然後舉起工地的木頭條兒當馬刀，聲嘶力竭地喊了一嗓子：“為了保爾柯察金！前進！”我們這幫小孩就呼啦一下衝了上去……我之所以記得這個場景，是因為後來一直犯疑：他怎麽不呼喊“為了毛主席”、“為了新中國”，喊什麽“保爾柯察金”啊？後來我識的字夠多，開始看家裏的小說，才明白“保爾柯察金”是誰。這麽多年過去，那個大男孩的名字早就不記得了，但那句“為了保爾柯察金，前進”卻一直記在心頭。　　 　　我家藏有一本精裝的梅益本《鋼鐵》，人民文學1953年6月第二次印刷，大概是我父親年輕的時候趕時尚買的，經過我的哥哥們傳到我手裏的時候仍然品相良好。我看了第一遍就決定這本書屬於我的一級保護文物，概不外借，絕不拿出示人。整個小學期間，我躲在家裏看了一遍又一遍，還抄了不少警句，把“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背得滾瓜爛熟，作文的時候引用了無數次，一直到上中學考作文仍然用之不誤，居然還能得高分。雖然很多年沒考作文了，此時此刻，我還是能把這句名言默寫得一字不差。　　 　　前些年劉小楓先生寫了一篇《記戀冬妮亞》，帶起了一股神交冬妮亞的風潮。其實在當年，我並不怎麽欣賞冬妮亞，因為我就讀的是科研所子弟學校，周圍類似冬妮亞的高知出身文化女生多了去了，一點都不新鮮。那時候，我神交的是麗達，那個被保爾錯過的美麗又有革命魅力的女性。相比“人最寶貴的……”，我內心更喜歡麗達對薛爾基說的那句話：“看那天空，它是碧藍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樣碧藍。這樣不好。你的眼睛應該是灰色的，像鋼鐵一樣的顏色。碧藍的顏色，未免太溫柔了。”鋼鐵一般的革命戰士奧斯特洛夫斯基寫出這麽碧藍又溫柔的句子，這麽碧藍又溫柔的男人和女人，這麽碧藍又溫柔的場麵，著實讓我們這些中國鋼鐵少年心蕩不已。　　 　　有一次課間休息，我和我們班一位漂亮的女生聊起了《鋼鐵》，原來我們兩家的藏書背景相當一致，她家也珍藏了一本《鋼鐵》，而且也是概不外借的。說起書裏的人物，她說不喜歡保爾，她喜歡的是薛爾基，那個麗達愛上的藍眼睛的薛爾基……往事如煙，仔細回想起來，原來我們灰暗的少年時代也還是有碧藍和溫柔的一頁。　 　　如果說當年喜愛《鋼鐵》並深受影響的幾代中國青年是被蘇聯文化洗過腦的話，現在這撥對《鋼鐵》嗤之以鼻不屑一顧的中國時尚青年，無疑是被西方文化徹底洗過腦的。大家都是洗了腦，彼此彼此算是扯平了。我在意的是再過70年，中國會不會有咱們的《鋼鐵》去洗洗人家的腦？會不會有俄羅斯烏克蘭的的粉絲不遠萬裏來中國拍咱們的《鋼鐵》電視劇？與其大捧或者大罵別人的《鋼鐵》，不如好好生活，好好學習，寫出自己的經典《鋼鐵》才算厲害。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另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暴風雨所誕生的》，影響遠遠不如《鋼鐵》，當年我讀過《鋼鐵》後，最想看的就是《暴風雨》，後來終於通過地下圈子搞到了，但卻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是在眾多描寫蘇聯國內戰爭的小說中，這本並不出眾，更重要的是他的《鋼鐵》太獨特了，不可複製，《暴風雨》缺乏《鋼鐵》的抒情魅力，那種讓人們至今爭論不休的獨特魅力。　　 　　不管後人怎麽評說奧斯特洛夫斯基，他能寫出《鋼鐵》這樣表麵很政治化而實質上碧藍又溫柔的小說，絕對不可小視。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 　　《暴風雨所誕生的》，方羽譯，潮鋒出版社，1953     5，科斯莫捷綿斯卡亞：《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幾本描寫蘇聯英雄人物的書籍風靡中國，除《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外，還有《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古麗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鷗》，這些書打動了千千萬萬中國青年的心，人手一本傳頌英雄的故事，異國的英雄鼓舞著積極向上、勤勞樸實、激情洋溢的中國青年們沿著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餘生也晚，沒趕上那個激蕩的年代，當我懂事的時候，那些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們被世風裹挾已英氣不在，如今他們更是垂垂老矣，不知記憶深處還有沒有卓婭和舒拉、密烈西葉夫、古麗雅、馬特洛索夫和卡佳的影子？　　　　 　　先說卓婭和舒拉。卓婭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傳奇式的女英雄，生於1923年，1941年戰爭爆發時剛滿18歲，正好中學畢業。在德軍向莫斯科進攻的危急時刻，卓婭加入了蘇軍，編入隸屬西方麵軍的的一支特別部隊，在深入敵後執行破壞敵占區居民點任務時，不幸落入德軍魔掌，於1941年11月29日被德軍絞死，英勇犧牲。卓婭的弟弟舒拉生於1925年，蘇軍坦克兵中尉，1942年17歲時即入伍，1945年4月13日在解放哥尼斯堡的戰鬥中犧牲，年僅20歲。　　　　 　　《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卓婭和舒拉的母親留.科斯莫捷綿斯卡亞（新版譯作柳.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撰寫的回憶錄，記述了她的兒女短暫而英雄的一生，他們一家在戰前的幸福生活，卓婭姐弟在戰爭中的英勇表現、犧牲經過，娓娓道來，感人至深。特別是卓婭，她的英雄事跡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中國戰後出生的孩子有很多取名為張卓婭、王卓婭、李卓婭……　　　　 　　但在俄羅斯，卓婭的名譽卻受到攻擊，有些人試圖質疑卓婭的英雄形象，借此抹黑斯大林，向斯大林已經慘不忍睹的踉蹌的背影再揣上一腳。在剿殺斯大林的風潮裏跟卓婭有關的是一道當年由最高統帥斯大林和蘇軍總參謀長沙波什尼科夫元帥聯合簽署的命令，卓婭正是因為執行這個命令而犧牲的。　　　　 　　我找到了這份1941年11月17日簽署的0428號命令，要點如下：“最高統帥部大本營命令：1，破壞和燒光德軍後方距前沿陣地縱深40～60公裏、道路兩側20～30公裏內的所有居民點。為了摧毀上述活動半徑內的居民點，要迅速出動空軍，廣泛利用大炮和火箭炮，派出偵察小分隊。滑雪兵和遊擊隊破壞活動小組，他們都要攜帶燃燒瓶……2，每個團都要建立由20～30人組成的擔任爆炸和燒毀居民點的誌願小分隊，對摧毀居民點時行動果敢的優秀勇敢分子要給予政府獎勵……”卓婭所屬的部隊當天就接到了命令，三天後卓婭的小分隊越過戰線深入敵後，執行最高統帥賦予的使命。　　　　 　　攻擊卓婭的人說：卓婭燒的房子是村民的民房，根本沒住德軍。村民們對卓婭的行為很憤怒，把她抓了送給德軍。卓婭沒殺死一個德軍。沒燒過德軍的輜重，憑什麽當英雄？雲雲。還有人說：斯大林的命令太殘忍，“祖國那些多災多難的村莊裏一片哀怨聲”，雲雲。　　　　 　　姑且不說質疑卓婭執行任務的經過根本經不起推敲，就說卓婭勇敢地參加戰鬥，在凶殘的侵略者麵前堅強不屈，英勇地獻出了生命，這不叫英雄什麽叫英雄？為了戰勝敵人，把侵略者趕出去，無數人犧牲了生命，還在乎幾個房子？我要說，這些攻擊卓婭和斯大林的人，這些沒經曆過戰火的無恥之徒，壓根不懂得什麽叫戰爭！什麽叫打擊侵略者！　　　　 　　記得以前看蘇聯電影《莫斯科保衛戰》，演到卓婭犧牲的場景時，響起一個渾厚的畫外音：斯大林發布命令，為卓婭報仇，抓到殺害卓婭的德軍第197步兵師官兵要全部槍斃，一個不留！（大意）這時候影院裏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那場景撼動人心……對中國人民來說，卓婭和他的弟弟舒拉就像是自己的家人那樣熟悉，就像是自己國家的英雄那樣受到尊崇。　　　　 　　英雄是不死的。　　　　 　　（《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麽洵譯，青年出版社，1952）      6，《古麗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鷗》     在70年代早期的地下閱讀活動中，《古麗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鷗》、《真正的人》這幾本很容易得到，大概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時候把這類蘇聯英雄讀物作為教育中國青少年的另類課本，發行量特別可觀，哪個同學家裏都藏著幾本，湊起來就全了。到我們讀書的時候，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菁英家長們根本不把這些應該禁的書當回事，沒當成什麽反動的低級的黃色的蘇修讀物收起來不給孩子看，大多爽快地開放給我們在地下流通，滿足了我們的閱讀饑渴。     可惜的是，我們當年還小，看這些書也就是看個熱鬧，基本上領會不了他們的高尚情操和書裏洋溢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浪漫主義色彩，大多是樸素的感動，喜歡那些可愛的人物，中意那些精致、幹淨、抒情的句子而已。幾年後文革結束，我們也過了看這些書的年紀，一直到這兩年重溫這些經典讀物，才感到心頭別有一番滋味。     伊林娜：《古麗雅的道路》     我讀《古麗雅的道路》時不像班裏的女生那麽入迷，覺得這本書太軟綿綿了，都是些女孩子羅羅嗦嗦的事情，打仗場麵比較而言也不刺激，太不過癮了。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書裏的插圖，十幾張古麗雅各個時期的照片過目難忘，特別是一張古麗雅打網球的照片，模模糊糊的天空、白雲、山、樹，襯托著一個蘇聯少女靚麗瀟灑的身影，那種讓人心動的感覺無法形容。這些圖片和書裏前半部分戰前生活的描寫，讓我們有了一個集體印象：30年代蘇聯兒童的生活豐富多彩，真是幸福啊！那樣幸福的生活是我們這些習慣了晦暗鬱悶的中國少年可望不可及的。     茹爾巴：《普通一兵》     當時我們一致認為這本《普通一兵》同《古麗雅的道路》一樣，描述戰前生活的前半部分極其精彩，少年薩沙成了我們的偶像，他的流浪，他的成長，他的閱讀，他的友情和愛情，甚至他的戰死疆場，都讓我們神往不已。當年我們最愛讀這本書的頭兩章，琪摩希加幻想到金剛山采寶石的神侃讓我們心向往之：“……學者們就會承認我們是非常勇敢的探險家，會帶著我們去參加遠方的旅行了。那時我們就能到高加索，到巴西，到新加坡了。”看看人家蘇聯小孩，跟我們差不多大，人家夢想去探險，去遠方旅行，還去巴西和新加坡！而我們對什麽巴西新加坡全無概念，所謂探險不過是在建築工地打打遊擊，所謂去遠方旅行不過是去鐵路邊遙望遠去的火車罷了，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少年，差別怎麽如此之大呢？      比留柯夫：《海鷗》     小時候，鄰居阿姨家裏有一本厚厚的《海鷗》，素雅的封麵，動人的故事，優美的文字，讓我眼饞得不得了，因為近水樓台，每年都要借來讀一遍，恨不得據為己有。鄰居阿姨說，這本以蘇聯著名女英雄麗莎.蔡金娜為原型創作的長篇小說《海鷗》非常有名，她年輕時候喜歡得了不得，喜歡書裏的卡佳也是喜歡得了不得。五十年代她要生孩子的時候早早決定，如果是女孩一定叫卡佳，可惜生了個男孩，讓她好生失落（那個和卡佳名字擦身而過的男孩如今成長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寫到這裏，我一時興起上網搜了一下，還真發現了張卡佳、王卡佳、李卡佳……或許這些卡佳起名的創意來自那隻蘇聯“海鷗”――卡佳. 伏爾庚娜？）就在不久前，我在舊書攤發現了這本《海鷗》，跟當年鄰居阿姨那本一模一樣，當即拿下，就像找回了失蹤多年的舊物，欣喜不已。    《普通一兵》裏，薩沙. 馬特洛索夫曾在學校裏和同伴們談起麗莎.蔡金娜和卓婭. 科斯莫捷綿斯卡亞的英雄事跡，景仰萬分。沒過多久，馬特洛索夫也成了蘇軍的普通一兵，為抗擊法西斯侵略者英勇奮戰，壯烈犧牲。薩沙也和麗莎、卓婭以及古麗雅一樣，名垂青史。不管世態如何變遷，我們都不應該忘記，今天的和平生活正是當年無數個風華正茂的卓婭、舒拉、麗莎、薩沙、古麗雅們用年輕的生命換來的。     因此，《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鷗》沒有過時，也永遠不應該過時。     （《古麗雅的道路》，任溶溶譯，時代出版社，1953     《普通一兵》，金人譯，時代出版社，1952     《海鷗》，斯庸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  7，波列伏依：《真正的人》 　　 　　在當下的中國，如果隨便問一個年輕人：波列伏依是誰？大概多半會惘然不知一頭霧水。在五十年代，波列伏依可是個響當當的名字，名氣之大幾與鋼鐵奧斯特洛夫斯基齊名，他的海量作品卻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無法比的。波列伏依的作品叫好又叫座，在文藝圈內口碑很好，銷量也非常可觀，如果放到今日，大概稱得上是錢鍾書加於丹的合成品牌。 　　 　　當然，在中國青年的心目中，波列伏伊就是那本極其著名的《真正的人》。 　　 　　阿利克賽. 密烈西葉夫，衛國戰爭時期蘇聯空軍戰鬥英雄，空戰負重傷後在荒山野嶺森林沼澤爬行了18個晝夜，終於生還。他被截去雙腳後沒有氣餒，反而自強不息，經過艱苦的訓練竟然重上藍天，加入到保衛祖國的戰鬥中，並立下戰功。《真正的人》用生動細致的文筆再現了英雄密烈西葉夫這一奇跡般的曆程，深深地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在五十年代的中國青年特別是部隊官兵中，密烈西葉夫是年輕的一代學習的榜樣，同誌們決心要向密烈西葉夫那樣，在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行列中，做一個“真正的人”。 　　 　　對我而言，當年迷戀這本書，除了故事吸引人之外，更喜歡波列伏依抒情優雅的文字，比如開頭那句：“星星還在放出銳利而寒冷的光輝，但是東方已經開始發白了。樹木逐漸從黑暗中現出來，忽然有一陣強勁的寒風掠過梳頭，森林立刻蘇醒，清脆響亮地喧嘩起來……”，一部歌頌斯大林式英雄的充滿宣傳說教味道的作品，竟然有如此優美的段落，跟我們當年兩報一刊的刻板生硬完全不同。整個《真正的人》第一章，就是這樣一篇美文，風景、環境、動作、聲音、心理活動融為一體，優美的句子營造出優美的意境，讀得我如癡如醉。這以後，又陸續讀到更出色的普裏什文、帕烏斯托夫斯基、阿斯塔菲耶夫等大師的文字，大為感歎：波列伏依的文字僅僅是俄羅斯文學海洋中的一滴水，都可以如此賞心悅目晶瑩剔透！ 　　 　　波列伏依生於1908年，1926年從工業技術學校畢業後到母親任廠醫的紡織廠做技師，業餘勤奮寫作，1927年19歲時推出第一部特寫集《帶虱子的回憶錄》，深得高爾基的好評。1928年波列伏依調到報社任專業記者，開始了他輝煌的記者和作家生涯。衛國戰爭爆發後，波列伏依作為《真理報》戰地記者奔赴前線，同時兼任部隊政治工作，經曆了幾乎所有重大戰役的洗禮，軍銜從少校升到了上校。四年的戰地生涯使他積累了數不清的素材，戰時及戰後寫了大量關於衛國戰爭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蘇聯軍民鏖戰德國侵略者的艱辛曆程。 　　 　　波列伏依是個全能作家，創作力大的嚇人，通訊、報道、特寫、散文、遊記、回憶錄、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樣樣了得。五十年代作為當紅的蘇聯作家，他的作品有一本翻譯一本，甚至重複翻譯兩本、三本，中譯本的版本亂七八糟，根本無從清理。這裏僅簡單回顧一下他的主要作品：戰前發表的描寫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說《沸騰的車間》（莫野、謝祖鈞譯，作家出版社，1961），衛國戰爭題材的短篇小說集《我們是蘇維埃人》（胡文淑等譯，文光書店，1953），描寫戰後和平重建生活的短篇小說集《斯大林時代的人》（金人等譯，作家出版社，1953），描寫複員軍人回到工廠參加建設的中篇小說《歸來》(馮培譯，工人出版社，1950)，描寫戰時後方生活的長篇小說《大後方》（孫廣英譯，作家出版社，1961），描寫戰時金融戰線職工勇敢鬥爭的長篇小說《穆霞姑娘》（又名《黃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整理自戰地筆記的長篇散文《隨軍采訪四年》（《粉碎台風計劃》、《大進軍》、《距柏林896公裏》、《紐倫堡審訊》，徐耀魁譯，新華出版社，1983～1984），散文集《永誌不忘：我的記者生涯》（徐耀魁譯，新華出版社，1981），《三十年以後》（王庚虎譯，新華出版社，1983），《名流側影》（蘇鐵鋼、湯民仁譯，新華出版社，1988）……數不勝數，其他作品就不一一列舉了。在這些作品裏，我最喜歡的是散文集《名流側影》，波列伏依用老辣的文字描寫了他這一生接觸到的眾多著名人士，從高爾基到格瓦拉，個個栩栩如生，讀來耳目一新。 　　 　　簡單的說，波列伏依跟柯切托夫一樣，是個典型的屬於斯大林時代的帶有斯大林烙印的作家，因此不能用當下的標準來評判他。他是個勤奮又有天分的人，文字樸實無華，優美生動，然思想深度不夠；英雄太多，平民太少；歌德過多，缺德沒有；墨守傳統，創新不足，這些都是遺憾。波列伏依於1981年去世，後斯大林時代長期擔任《青春》雜誌主編，為人比較通達，筆耕不綴，簡簡單單地過完了餘生，不像柯切托夫執著於無謂的鬥爭，自尋了很多煩惱。 　　 　　顯然，波列伏依是個被遺忘的作家，《真正的人》也不大有人提起，在俄羅斯倒是有人記得密烈西葉夫，不過是嘲笑的口吻：“他到處講那回事，還是那幾句嗑兒，人們都背下來了――爬呀，爬；爬呀，爬……再爬，爬不動了……接下去，不用他說，人們就替他接上下句話了――伸手摘下野玫瑰的果實，野玫瑰是帶刺的，帶刺兒的野玫瑰刺破了手指，那鮮紅的血滴在潔白的雪上……”，從五十年代過來的那些崇拜“真正的人”的老青年，聽了這種戲謔恐怕要氣得吐血。 　　 　　五十年代的青少年人人知道並且崇拜密烈西葉夫，人人要做“真正的人”。如今呢，比爾蓋茨倒是人人知道人人崇拜，誰知道密烈西葉夫？誰尊敬密烈西葉夫？商業時代就不需做“真正的人”了嗎？如果明天發生了戰爭，我們的精神會不會疲軟？我們爬得動嗎？ 　　 　　（《真正的人》，磊然譯，時代出版社，1949）  8，馬卡連柯：《教育詩》、《塔上旗》 　　 　　從前，我是個懂事聽話的好孩子好學生，循規蹈矩，從沒做過出格的事，但在老老實實的外表下卻時常有不安分的活思想：厭惡死氣沉沉沒滋沒味的學校生活，渴望過自由自在熱鬧刺激的日子，甚至羨慕那些神采飛揚的街頭小流氓，很想離家出走做個流浪兒童。那個時候最想讀跟我這些陰暗想法一致的書籍，比如後來風行的《麥田守望者》那樣的逃學小說，但這類書很少很少。 　　 　　80年代末的一天，我突然覺得人生很蒼涼，於是扔下看了十年的八十年代閑書和西方現代文學，回過頭去搜尋小時候錯過的文革前老書，這樣發現了五十年代出版的七卷本《馬卡連柯全集》和《教育詩》、《塔上旗》的單行本，隻翻了幾頁即“仰天長歎”：在我那個灰暗苦澀憤怒叛逆的少年時代，竟然錯過了《教育詩》、《塔上旗》這樣的好書！如果當年讀到這麽精彩好看又合口味的書，該是多大的快事！ 　　 　　當然，就算當年讀到了，也就是跟閱讀其他地下書籍一樣讀個熱鬧，理解不了作品的精髓，理解不了作者馬卡連柯的偉大思想。我以為，蘇聯時期固然出了很多名人，但論起對人類文明作出過卓越貢獻的偉人，也就那麽兩三人，馬卡連柯就是其中之一。 　　 　　在蘇聯曆史上，馬卡連柯是個奇特的人，奇特的現象。他是一個教師，教育工作者，他以教育管理家、教育思想家、教育活動家等等炫目的頭銜著稱於世，同時，又以他撰寫的《教育詩》、《塔上旗》、《榮譽》、《1930年進行曲》、《費捷電鑽第一型》等教育小說在文學界占據了一個顯赫的位置。關於他的生平和思想，《簡明大英百科全書》概括得比較簡潔精確，這裏就偷個懶抄錄一下： 　　 　　“馬卡連科（1888～1939），蘇聯教師，社會工作者、教育理論家，191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波爾塔瓦師範學院，20世紀20年代組織高爾基工學團，收容並教養革命所造成的無家可歸、成群結幫在農村遊蕩並為非作歹的兒童，此項工作頗有成效。1931年任收容青年罪犯的刑事機構捷爾任斯基公社社長。著有教育書籍多種。《生活之路――教育敘事詩》（1933～1935）記載他在高爾基工學團的工作，《父母必讀》（1939）一書認為家庭是教養兒童的最適當場所，但必須避免資產階級式的專斷與剝削，而努力為大於家庭的社會主義社會服務。馬卡連科不讚成通過訓誡和口號進行教育，認為訓斥和說教最無效果。他把勞動當成發展心智和道德的基本手段，所有兒童都應負擔勞動任務，並明確其責任，從而讓他們了解個人權益的限界。因此，他的社會主義教育的首要原則是：‘盡可能少提要求，盡可能多予尊重’。” 　　 　　這個詞條有一處值得商榷。“收容並教養革命所造成的無家可歸、成群結幫在農村遊蕩並為非作歹的兒童”――事實上，造成二十年代初蘇聯數百萬流浪兒童到處流竄的原因很複雜，四年之久的一次大戰，十月革命後外國的武裝幹涉，空前慘烈的國內戰爭，等等，單單歸咎於革命顯然是不公平的。蘇維埃政權為解決流浪兒童問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並因此出現了馬卡連柯這樣傑出的人物。 　　 　　馬卡連柯的《教育詩》（以馬卡連柯在高爾基工學團的工作為背景）、《塔上旗》（以馬卡連柯在捷爾任斯基公社的工作為背景）等作品用小說的形式記錄了馬卡連柯改造流浪兒童和犯罪少年的教育實踐和探索，寫得輕鬆、活潑、幽默、明快，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完整地表達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作為小說而言，與同時代其他大師的作品相比絲毫不遜色，無論在教育領域還是文學領域，馬卡連柯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劃時代的人物。 　　 　　讀馬卡連柯的小說，我們不僅欣賞到優美的故事，更能一點一點體會到馬卡連柯優美的思想：集體，紀律，勞動，活躍的人，前進的誌向，生活的美感……在五十年代，馬卡連柯是中國教師的偶像，有誌青年因為讀了《教育詩》而誌願獻身崇高的教育事業，初出茅廬的青年教師在工作中體會到了馬卡連柯式的教育快感，數不清的教師因此寫了一輩子的教育詩篇。在當今的教育界中，還有多少人記得馬卡連柯？有多少人讀過他的書呢？ 　　 　　（《教育詩》，許磊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1959 　　《塔上旗》，陸庚譯，正風出版社，1952 　　《馬卡連柯全集》（七卷本），許磊然等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1959） 　　 9，革拉特珂夫：《水泥》 　　 　　據說學術界把我國現代文學的一等大腕，從一到六簡稱為魯郭茅巴老曹，其實十月革命後到戰前的蘇聯文學界大佬也可以這麽排列一下：高綏富革托馬――高爾基總舵端坐首席，座後四大小說家護法依次排開，座前一個錯行詩人活蹦亂跳......在我國知名度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革拉特珂夫就是四大小說家之一，代表作《水泥》，又譯作《士敏土》。（該書通行兩個譯本，即葉冬心譯《水泥》和董秋斯譯《士敏土》，為行文方便，以下涉及人名以葉譯《水泥》為準） 　　 　　先簡單回顧一下曆史。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的處境異常艱辛，先是不得已與德國單獨媾和，簽訂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接著就是白匪叛亂和外國的武裝幹涉，打了三年多血腥的國內戰爭，好容易取得勝利開始戰後重建，列寧同誌不幸逝世，黨內陷入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一直到1929年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境為止。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年輕的蘇維埃行進在保衛政權、爭奪政權、鞏固政權的道路上，黨和領袖們自顧不暇，無暇顧及文藝界的是非，蘇聯文藝界在這一時期多少還有一點自由創作的氣息，出現了相當數量繼承了俄羅斯黃金和白銀時代光榮傳統的傑作，革拉特珂夫的《水泥》（1925）就是代表二十年代蘇聯文學成就的傑作之一。 　　 　　《水泥》以戰後重建的新經濟政策時期為背景，講述從軍隊複原的格列勃回到水泥廠，領導和團結工人同誌們重建工廠恢複生產，與官僚主義者腐敗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動分子進行鬥爭的故事，小說以同等篇幅描寫了格列勃的格列勃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每個側麵都有後來的蘇聯小說無法複製之處。 　　 　　在公共生活方麵，哥拉特珂夫寫了格列勃與黨的主要領導幹部、生活腐化墮落分子巴津的尖銳衝突與鬥爭，有意味的是，巴津這個形象成為絕響，在以後直至1956年的蘇聯文學中絕少見到了。在私人生活方麵，作者寫了格列勃與妻子達莎的衝突，穿插巴津和達莎的曖昧關係以及巴津和其他女人的關係，以隱晦和略帶自然主義的筆調反映了革命初期特殊背景下革命者和幹部的性觀念，同樣有意味的是，這方麵的描寫也是三十年代以後的蘇聯小說中不大看得到的。 　　 　　革拉特珂夫生於1883年，1958年去世，一生勤奮寫作，革命前就寫作了數量可觀的作品，不過我國翻譯界大概幫他“悔其少作”，早期的作品不見中譯本，寫於斯大林時期的長篇小說《動力》也沒見過中譯本。其他作品的中譯本大概有以下這些：戰前的中篇小說《樺樹林子》（嶽麟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衛國戰爭時期的中篇小說《母親》（項星耀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宣誓》（嶽麟譯，新文藝出版社），戰後創作的回憶錄三部曲《童年的故事》（葉冬心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自由人》（葉冬心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荒亂年代》（葉冬心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魯迅先生曾經讚譽《水泥》是“新俄文學永久的碑碣”，誠然如此，革拉特珂夫用了兩年半的時間精心經營這部作品，寫得緊湊、簡潔，而又層層疊疊、高潮迭起，基本上可以看到蘇維埃初期社會現實和人的風貌，稱之為從批判現實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不朽經典並不為過。一個作家能寫出一本幾十年後還有人想起，而且不受非議的作品是很困難的，《水泥》就是這樣一部好書。 　　 　　關於《水泥》中譯本的版本和插圖，我初步考證了一下。這部書最早的譯本是董紹明（即董秋斯）、蔡詠裳合譯的《士敏土》（啟智書局，1929，一說1930）。差不多同時，魯迅收集了德國人梅斐爾德為該書創作的十幅木刻插圖，自費出版了《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三閑書屋，1930）。1931年，新生命書局再版董、蔡譯本，收入了梅斐爾德十幅木刻插圖和魯迅為《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撰寫的序言。這個早期董、蔡合譯本我沒見過，無從比較和四十年代誌凱堂出版的董秋斯譯本有什麽關聯。誌凱堂的董秋斯譯本收入戈庚的《代序》、魯迅的《<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序言》、《作者自傳》以及《我怎樣寫作士敏土》，加上梅斐爾德木刻，成為以後通行的版本。解放後，新文藝出版社以誌凱堂版為母版出了若幹版，其插圖有一個差別值得注意，第9版之前隻有梅斐爾德的木刻，第10或11版用索洛明的插圖換掉了梅斐爾德木刻，第11或12版之後再度加上梅斐爾德木刻，成就了梅斐爾德木刻和索洛明插圖並存的最好版本。 　　 　　梅斐爾德的十幅木刻依次為書名、荒涼的工廠、機器、夥伴、小組、索道、第一車、旗子、前進和波浪，自成一係，精彩之處難以言說，有興趣者不妨去圖書館翻翻誌凱堂版本的《士敏土》、魯迅的《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或1958年的葉冬心譯本（這十幅木刻的標題為魯迅手書）。舊書收藏愛好者以後碰到董秋斯版《士敏土》時，一定要注意鑒別是不是包括了梅斐爾德和索洛明兩個係列的插圖。另外，如果碰到了1929年或1930年的董、蔡合譯本，也是可以考慮拿下的。 　　 　　現今流行的葉冬心譯本所依據的底本是1952年修改本，《水泥》問世後，革拉特珂夫修改過多次，1930版和1944版都大幅修改過，因此葉譯本感覺上不如董譯本原汁原味，生動活潑。當然，最好的版本應該1929年最早的董、蔡合譯本，那一版依據的是1925年發表的原版，當是更加原汁原味。至於誌凱堂董秋斯版是原汁原味的1925原始版？還是1930、1944修改版？書上沒有注明，尚待考證。初步印象，董譯本應該是保留了原始版的麵貌。 　　 　　（《水泥》，葉冬心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8，1979 　　《士敏土》，董秋斯譯，新文藝出版社，1952）   10，卡達耶夫：《時間呀，前進！》、《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團的兒子》、《霧海孤帆》 　　 　　卡達耶夫是蘇聯很少見的有獨特文學品味的老作家，此老生於1897年，1986年逝世，創作生涯長達70餘年。在蘇聯時期作家群體中，他資曆極老、輩分極大、作品極多、風格極雜，文學史有他一筆，卻隻在邊邊角角露個臉兒，顯赫度既不及上麵的大佬，也不及下麵的新秀，顯得比較尷尬。 　　 　　從民國時代到八十年代，卡達耶夫譯成中文的作品很多，其中至少有四部主要作品曾引起中國讀者的關注並大受歡迎： 　　 　　1，《時間呀，前進！》。這是一部特殊背景下的作品。1929年，蘇聯正式完全進入了斯大林時代，蘇聯在這一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向工業化進軍。為了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蘇共大力提倡開展群眾性社會主義競賽，全國建設者響應號召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競賽活動，而表現這一活動最突出的文學作品就是這部長篇小說《時間呀，前進！》。該書書名來自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詩，形象地表現出社會主義競賽活動的意涵。故事以一個建築工地為背景，描寫了混凝土工作隊如何在24小時之內創造了世界紀錄的經過，時間跨度就是24小時，全方位地細致地描寫了這24小時之內發生的事件、衝突，各式各樣的人物、場麵和景致，節奏明快，信息量大，整個作品的形式在當年來講相當現代化，把蘇聯工人階級的斯大林式的建設激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成為蘇聯30年代建設小說的代表作，卡達耶夫也因此轉運進入大作家的行列。 　　 　　2，《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1937年的作品，中譯本出自曹靖華。該書講述了國內戰爭時期發生於烏克蘭的一個愛情故事，多方麵地描繪了那個時期血淋淋的現實，各個階級特別是地主階級人物刻畫得活靈活現，整個故事富有傳奇色彩，值得一讀。 　　 　　3。《團的兒子》。衛國戰爭時期作品，中譯本出自茅盾。戰爭爆發後，卡達耶夫加入了蘇軍情報部門，並作為戰地記者多次上前線采訪，發表了多部中短篇小說。《團的兒子》寫一個少年如何在戰火中成長的故事，是戰爭時期作品中名氣最大影響也最大的一部。 　　 　　4，《霧海孤帆》、《草原上的田莊》。從1936年到1961年，卡達耶夫以家鄉敖德薩為背景，精心創作了四部長篇小說，構成一個係列四部曲，名為“黑海波濤”。第一部《霧海孤帆》寫於1936年，在中國讀者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少年讀者中影響極大。這本書寫的是1905年革命期間，兩個敖德薩少年彼嘉、卡甫立克和革命水手朱可夫之間的故事，整個小說堪稱極品，讀來令人心醉。《草原上的田莊》寫於1956年，依然以彼嘉、卡甫立克為線索，寫了1910年前後發生的革命故事，風格與《霧海孤帆》差不多。這個係列的另外兩部，《冬天的風》寫於1961年，以國內戰爭為背景；《為了蘇維埃政權》寫於1949年，以衛國戰爭為背景。這兩部隻聞其聲，不見其影，從沒見過中譯本問世，也不知何時能有中譯本，在此切望《黑海波濤》四部曲的中譯本能夠完壁，不要成為兩個世紀的遺憾。 　　 　　卡達耶夫是敖德薩人，他的作品帶有濃厚的敖德薩色彩。敖德薩是一個具有光榮文化傳統的迷人的城市，在革命前這裏是沙皇俄國與歐洲的文化中轉站。上世紀初葉，這裏雲集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作家，卡達耶夫就是其中之一，還有一位就是近年被挖掘出來廣受歡迎的《騎兵軍》作者巴別爾。今年年初，我讀了新出的巴別爾《敖德薩故事》，裏麵有很多當年敖德薩的風景圖片，建築、街道、廣場、雕像、樹木、花園、海濱、燈塔、港口，渾然一體，美不勝收。巴別爾、卡達耶夫就是在這裏度過了青春年華，走上了文學之路，但他們的結局卻是如此不同。 　　 　　到了六七十年代，跟卡達耶夫同輩的作家或是辭世，或是歸隱，隻有他文如泉湧，老當益壯，不可思議地在文壇跟孫子輩的後生青年一較長短。他的晚年作品一部接一部，有散文，有小說，有長篇回憶錄（其真實性被人質疑），還提出自己命名的文學主張，卷起一陣陣波瀾，讓人刮目相看。遺憾的是，他的晚期作品還沒看到過中譯本。 　　 　　從卡達耶夫一生的創作來看，我們能看到的精華作品――《時間呀，前進！》、《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團的兒子》、《霧海孤帆》，都是在斯大林時代（1929～1953）完成的。本貼將要涉及的作品大多是斯大林時代的，無可否認的是，斯大林時代的文學都或多或少帶有斯大林的顏色，當年沒人敢違抗斯大林的旨意，有這膽量的別說發表作品，能從集中營撿回一條命就算不錯了。那個時代的作家們在政治上寫主旋律，在藝術上則精益求精，精雕細刻，還是有可觀之處，不能以現在流行的價值觀來苛求那個時代可憐的作家。 　　 　　關於卡達耶夫，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20年代，卡達耶夫構思了一個絕妙的故事，但是沒功夫寫，於是外包給他的弟弟彼德羅夫（衛國戰爭時在前線犧牲）以及合作者，說好寫完草稿後由他改定，然後三人共同署名。等到草稿交來，卡達耶夫傻了：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人物更多，情節更豐滿，無須再改。於是，卡達耶夫決定大義讓文，索性退出署名，換來題獻和少許酬謝，了此公案。這部讓出去的書就是著名的《12把椅子》，當下書店裏到處有售。 　　 　　卡達耶夫雖說和《12把椅子》失之交臂，不過還好，他有《霧海孤帆》，《霧海孤帆》之傑出足以與《12把椅子》媲美。許多年之後，麵對敖德薩的燈火，很多人將會回想起，如癡如醉閱讀卡達耶夫《霧海孤帆》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時間呀，前進！》，林淡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曹靖華譯，三聯書店，1950 　　《團的兒子》，斯庸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霧海孤帆》，朱明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白色孤帆》，方予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草原上的村莊》,方予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草原農莊》，方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11，列昂諾夫：《索溪》、《俄羅斯森林》 　　 　　在俄羅斯，列昂諾夫可能是個大姓，類似於咱們的張王李趙。從蘇聯時期到俄羅斯時期，文壇上有好幾位列昂諾夫，比如前些年走紅的驚險小說作者尼.列昂諾夫。這裏要說的是列昂諾夫是蘇聯時期的大作家列昂尼德.馬克西莫維奇.列昂諾夫，一個了不起的文學大師。 　　 　　列昂諾夫生於1899年，1994年逝世，享年95歲。他迎接了蘇聯的誕生，目睹了蘇聯的死亡，在蘇聯時期度過輝煌的創作生涯，他寫小說，寫戲劇，成就驚人，其聲名之盛幾與蘇聯文學唯一的偉人蕭洛霍夫並稱。但在中國，卻完全不能和蕭洛霍夫相提並論，僅僅在外國文學教材上受到一般的注視，而翻譯界則不知何故冷落他。如此一來，一般讀者很難關注到這位名聲如此顯赫口碑如此之好的大作家。到目前為止，我隻看見過列昂諾夫兩本長篇小說中譯本，即《索溪》和《俄羅斯森林》。 　　 　　《索溪》，發表於1930年，受到高爾基的注意和好評，被高老譽為“真正的創作”，“一部用耐人尋味的、有力的、明朗的俄羅斯語言寫成的優秀作品。”能得到高爾基如此評價，自然不是泛泛之作。這部作品也是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背景，描寫索溪河畔一座造紙工廠的建設過程，優秀的黨幹部如何率領廣大工人、知識分子群眾艱苦創業，征服了大自然，並與以修道院為掩護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終於取得建設的勝利，使索溪河的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主義新人的麵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部作品粗看起來像是一部圖解生活奉命宣傳的劣作，其實不然，列昂諾夫作品向來以哲理性見長，善於觀察社會背後的色彩，描繪複雜的人性，藝術手段高超，這些特質在《索溪》中都有顯現，所以高老對此作青眼有加，高老甚至如此頌揚當時年僅31歲的列昂諾夫：“那真正是明朗的語言，列昂諾夫的文字是光彩奪目的。他懂得現實，仿佛是他本人創造出現實似的。他，列昂諾夫，是很有才能的，向來是有才能的，而且這才能是用來從事巨大的事業的。他很了解，必須熟悉現實，仿佛現實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一樣。”列昂諾夫此後的創作證明，年輕的他完全當得起高老的肯定和期望。 　　 　　《俄羅斯森林》，發表於1953年。這一年斯大林去世，列昂諾夫54歲，正是一個作家的黃金年華。《俄羅斯森林》得到了文學界的高度評價，而且曆久而彌新，在蘇聯文學史冊占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小說的曆史跨度長達半個世紀，通過描寫一個熱愛國家、熱愛森林的林業科學家一生曲折的事業以及與學術騙子敵人的鬥爭，反映了從沙皇俄國到蘇聯社會主義時期的變遷，歌頌了俄羅斯的大自然，歌頌了俄羅斯人民的高貴品格，歌頌了俄羅斯的民族精神，就像俄羅斯森林那樣廣袤幽深，不可戰勝。由於我到80年代後期才看到該書完整的中譯本，那時已經受到西方現代文學多年的熏陶，因此感覺《俄羅斯森林》的文字、立意和技巧與文學史的記載有一定距離，我想多半是因為是翻譯問題，無法完整透徹地把列昂諾夫作品的全部魅力表達出來的緣故。 　　 　　在列昂諾夫的作品目錄中，同樣被評論家盛讚的早期長篇小說《獾》和《賊》一直沒有中譯本，這讓我想起我國俄語翻譯界有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好像在刻意回避20年代的蘇聯文學作品，翻譯20年代作品的數量與30年代不成比例。如前文所說，20年代的蘇聯文學自有獨特的氣息，前斯大林時代與斯大林時代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後斯大林時代的作品也無法相比。可惜，我們能看到的20年代作品很少，好些還是民國時代翻譯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列昂諾夫在蘇聯文學界是個特殊的人物，他位高名重，卻獨來獨往，不與文學界的任何幫派發生關係。他的作品受到很高的讚譽，卻總有不被人理解的地方。他的小說讓人聯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極具哲理意味，厚重而又深邃。 　　 　　中國讀者很不了解這位蘇聯文學的巨人，沒有辦法，除了《索溪》、《俄羅斯森林》、若幹劇本和散章外，列昂諾夫的其他重要作品――《獾》、《賊》、《斯庫塔列夫斯基》、《通向海洋之路》、《葉甫蓋尼婭.伊凡諾夫娜》以及生前最後發表的作品《金字塔》都沒見到中譯本，這與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很不相稱。 　　 　　（《索溪》，董秋斯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 　　《俄羅斯森林》，薑長斌譯，黑龍江出版社，1984） 　　12、卡維林：《船長與大尉》、《一本打開的書》     我無法用語言來準確形容我對《船長與大尉》的熱愛：迷人的書，神奇的書，扣人心弦的書，激動人心的書……有人說《船長與大尉》接近通俗文學，不能算是經典。請問什麽是經典？一本書經過漫長的歲月，一直有人閱讀，反複地閱讀，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銘記心頭，看見有人談論就像遇到知音一樣興奮……這樣的書，就是經典。一本書是不是經典不是所謂評論家信口說說所能界定的，而是由千千萬萬普通讀者用時間和心靈來界定的。《船長與大尉》絕對是普通讀者心目中的超級經典。     70年代中期，我借到了一本限時歸還的破破爛爛沒頭沒尾的書，在書脊上模模糊糊地辨認出－－“船長與大尉上”。我匆匆地看完，匆匆地還掉，不知故事的開始，更不知故事的結局，好幾天心裏不好受。書裏詩一般的語言，夢一般的少年戀情，薩尼亞和卡佳的未來，船長失蹤的秘密，從此縈繞在心裏放不下，一直到80年代初得到再版的《船長與大尉》才算了結。在我當年匆匆讀這本“破”書的時候，並不了解這本書曾經塑造了六十年代中國讀書青年的靈魂。     關於《船長與大尉》的故事情節，我想經過幾次再版已經深入人心，這裏就不再多說了。這本書為什麽會如此受到中國讀者發至內心的喜愛，我以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作者沒有刻意地偽善地宣傳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而是通過塔塔林諾夫船長去北極探險和薩尼亞抗擊侵略者、尋找船長失蹤秘密這樣動人的故事來打動人心，通過故事揭示書中人物的高貴品格，自然而然地宣揚了俄羅斯民族開疆拓土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這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蘇聯小說一向給人的誇張矯飾的刻板印象。     2，有人說，浪漫和冒險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也是吸引讀者的不二法門。《船長與大尉》巧妙地把浪漫元素和冒險元素揉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迎合了讀者的閱讀期待：薩尼亞的成長經曆、種種奇遇，他和卡佳的愛情，他的朋友與敵人，冒險尋找船長下落的過程，加上戰火、圍困、分離、重逢，曲折驚險而又合乎邏輯，懸念叢生而又自然貼切，把浪漫的愛情故事融進緊張刺激的冒險情節中，讓讀者心有戚戚，欲罷不能。     3，《船長與大尉》書寫了理想狀態的愛情，滿足了讀者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中國青年讀者對愛情的集體想象，滿足了他們潛意識裏對純潔的堅貞的浪漫的溫馨的愛情之極度渴望。卡佳在戰火中的列寧格勒呼喚愛人的那段話不知銘刻在多少人的記憶深處：“願我的愛情拯救你！願我的希望保佑你！讓愛情和希望飛到你的身旁，看看你的眼睛，把生命呼入你那僵硬的嘴唇裏！把臉緊貼在你腿上沾滿了血汙的繃帶上。告訴你：這是我，是你的卡佳！無論你是在天涯，還是在海角，我都要來到你身旁。不論你發生了什麽意外，我都要和你相守在一起。誰要是幫助了你支持過你，給你水喝，喂你飯吃，那她也就是我――是你的卡佳。如果死神降臨到你的頭上，你再沒有力量來和死神搏鬥，這時在你的心中哪怕隻有最後的一滴點兒最微小的力量――那也就是我，我一定要把你救活。” 這樣真摯刻骨的愛情，恐怕已很難為現今我國的“情下中農”們所理解了。不過在當年……不提也罷。     4，《船長與大尉》宣傳了積極健康向上的價值觀，類似“奮鬥，探求，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類的警句比比皆是，很能達到別致的勵誌作用。這種通過藝術手段深入人心的激勵比今天一個典型明天一個模範的口號式激勵更有效果，也更持續，甚至貫穿一個人一生的奮鬥探求道路。     5，前文我曾說《葉爾紹夫兄弟》有一種“社會主義小資情調”，《船長與大尉》正好相反，跟社會主義似乎沒什麽關係，而是通篇洋溢著舊沙皇俄國式的小資情調，粘貼在社會主義蘇聯的背景裏，既格格不入，又絲絲入扣，形成一種奇妙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整部書的語言優美流暢，很容易聯想起想起久違的白銀時代作品的優雅氣息，但又沒有白銀時代小說的陰暗感，而是充斥明朗、樂觀和進取的色彩，還有莊嚴的美感。     總之，這是一本奇特的書，跟其他蘇聯小說並不相類，能得到讀者如此的認可，一定有其獨到之處。     就我個人而言，喜歡《船長與大尉》的上半部甚於下半部，這是有原因的。卡維林在1938年開始創作《船長與大尉》，1944年完成。當卡維林構思這部小說的時候，絕對想不到三年後會發生慘烈的戰爭，連那麽厲害的斯大林臨到了戰前都想不到，何況他一個小小作家。戰爭的爆發完全打亂了卡維林原本的腹稿，結果就是最後的完成稿跟原先下半部的構思截然不同，這也造成戰前寫好的部分和戰時完成的部分，風格並不一致。     據說文革前曾經放映過改編自《船長與大尉》的蘇聯電影《兩個探險家》，而因為這部電影給小說增加了數不清的讀者。這引起我強烈的好奇，我想在當今改革又開放的網絡時代，什麽事都可能發生，小說既然早就看到了，電影還會遠嗎？麵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     至於從沒讀過《船長與大尉》的年輕朋友，就算你不喜歡蘇聯文學也好，對蘇聯文學有偏見也罷，不妨先讀幾頁，保證你手不釋卷流連忘返，不信就試試……     (《船長與大尉》，於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外國文學出版社，1982，2002)     13、卡維林：《船長與大尉》、《一本打開的書》（續） 　　 　　關於卡維林作品特別是《船長與大尉》的精神來源，是很值得探討的有趣的問題。我想卡維林不僅僅受到過狄更斯的影響，他的文學資源應該更廣泛。記得當年我看那半冊《船長與大尉》的差不多同時，還通宵達旦不眠不休地通讀了凡爾納三部曲，即《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海底兩萬裏》和《神秘島》，當時是把凡爾納的小說與《船長與大尉》作為同一類作品來崇拜迷戀的，現在看起來卡維林和凡爾納還真有些氣質上的神似。 　　 　　卡維林曾是20年代初彼得格勒青年作家團體“謝拉皮翁兄弟”的主要成員，這個團體的名字來自德國浪漫小說家霍夫曼的同名小說集。顯然，謝拉皮翁作家群對霍夫曼以及霍夫曼為代表的德國浪漫小說風格極為推崇。不僅德國的浪漫派和英國的寫實派，法國西班牙的騎士小說、流浪漢小說的神采都能從這些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他們既繼承了俄國小說的傳統風格，又兼有與傳統的俄國小說不大搭調的西歐味道。這就是《船長與大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吧。 　　 　　《一本打開的書》是卡維林另一本譯成中文的長篇小說，在中國的影響不像《船長與大尉》那樣大，但也擁有一小批忠實的愛好者，如今知道這本書並且看過、喜歡的人大概很少很少了。 　　 　　卡維林的作品想象力豐富，情節曲折，結構嚴謹，非常吸引人。他擅長描寫知識分子――大學生、學者、科學家、藝術家，通過描寫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刻劃他們勤奮、堅毅、勇敢的品格。《一本打開的書》是卡維林知識分子小說的代表作，講述了符拉森科娃的科學生涯，在革命的年代裏，如何從一個貧困的洗碗工成長為一個取得卓越成就的女科學家。描述她在黨的領導下，如何堅強地麵對工作中的困難，如何勇敢地突破險阻探索科學的秘密，如何在工作中尋找為祖國人民為科學服務的幸福感，等等，小說寫了主人公的各個側麵，圍繞她的各式人物，細膩傳神，生動感人，雖然不像《船長與大尉》那樣靈動，卻有另一種別致的厚重感，如果認真讀進去，對讀者的影響或許更加深遠。 　　 　　《一本打開的書》分為三部，第一、二部出版於1953年，從這部書看來，當時卡維林已經開始向主旋律靠攏，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要求接軌，此時的基調和主流小說已經區別不大。盡管如此，這本書依然有其出彩之處，作者寫主人公的青少年時代，即革命前的歲月，寫得入木三分，引人入勝，而占據主要篇幅的革命後那部分則感覺流於平庸。 　　 　　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一本打開的書》第一、二部，或許是這本描寫科學家的書引起當年還算是青年科學工作者的父親的注意，我家裏居然留存下來這套不起眼的書，1959年2月第二次印刷，紙張極其惡劣，倒也別有風味。有趣的是，在譯者前言裏有這麽一段話：“本書的第三部‘探求與希望’一九五六年發表在‘莫斯科文學’第二輯，因有比較嚴重的思想錯誤，還有待於作者修改。”……苦笑不語啊。好在出版社沒有忘了這部書，到了80年代居然出了第三部，使這部很不出名又過了時的書終於完壁，算做了一件留芳後世的好事。 　　 　　卡維林生於1902年，1989年過世。他生在一個音樂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學時代已經在文學界初露鋒芒，在蘇聯文學界他從來都是邊緣人物，甚至是批判的對象。作為謝拉皮翁兄弟的成員，他一生沒有寫過違背良知的作品，難能可貴。在卡維林所創作的大量作品裏，中譯本隻有《船長與大尉》、《一本打開的書》、《離別情》等寥寥幾種，其他主要作品大多沒有中譯本，而且將來也不大可能再有中譯本了。 　　 　　在此我重複一遍前文說過的話：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可能會閱讀幾千幾萬本書籍，但真正從內心喜歡的、被打動的、反複閱讀多次愛不釋手的、一輩子記牢的也就那麽幾本、十幾本、幾十本而已。――在我的一生中，能讀到卡維林的書，是我的幸運。不能讀到更多他的書，又是莫大的不幸。 　　 　　《一本打開的書》（第一部“青年時代”、第二部“符拉森克娃醫生”），成時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第三部“希望”），唐其慈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4） 　  14，克雷莫夫：《油船德賓特號》、《工程師》 　　 　　按理說，蘇聯的30年代應該向前向後各延伸一小段，即從1929年2月11日淩晨1時放逐托洛茨基的輪船從敖德薩起航開始，到1941年6月22日淩晨3時德國裝甲集群大舉越過蘇德邊界為止，這十二個多年頭算是蘇聯成立之後相對穩定的時期，斯大林意氣風發，蘇聯人民鬥誌昂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投入到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個五年計劃，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完成了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消滅了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和異己分子，建設成就之卓越亙古未有。按蘇聯曆史書的說法，蘇聯從1938年進入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階段，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可惜希特勒德國背信棄義的進攻，打亂了蘇聯進軍的步伐。 　　 　　在文化方麵，斯大林在搞定托洛茨基後，終於有時間和閑心來整頓一下文化界的混亂局麵：號召大家夥兒要團結一致，丟開雜念，不要亂說亂動，要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為蘇聯的文化建設服務，為人民創作合格的精神食糧。在斯大林的親自關懷和領導下，蘇聯的文學事業在這個時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小說而言，誕生了像《靜靜的頓河》、《苦難的曆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樣極其傑出的作品，整個小說創作一片繁榮景象，除了前麵說過的《時間呀，前進》和《索溪》以外，還有幾部作品――克雷莫夫的《油船德賓特號》、馬雷什金的《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和凱特玲斯卡婭的《勇敢》――集中反映了蘇聯30年代的建設成就和蘇聯人民的精神風貌，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突出。當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斯大林式的作品大概經不起嚴苛的考察，但大浪淘沙，沙裏總會篩出幾塊石頭值得掂量掂量。 　　 　　先說克雷莫夫的《油船德賓特號》。 　　 　　《油船德賓特號》是以斯達漢諾夫運動為背景的。所謂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指在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開展的創造性采用新技術的大幅度提高定額突破記錄的群眾性運動，以頓巴斯礦工斯達漢諾夫命名，此人在1935年的一班工作時間內，采了102噸煤，超過定額達13倍之多。因而一舉成名（雖然他這壯舉不過改變了一下工作程序而已），被樹為典型模範英雄，風靡全國，其地位類似咱們當年的王鐵人陳永貴。在蘇共中央的統一指揮和部署下，蘇聯全國大規模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涉及各行各業，進行得如火如荼，湧現了無數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其中包括航行在裏海航行的一艘油輪上也有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在從事創造性的勞動，這艘郵輪的工作人員中有一位文學青年，此人以所見所聞為素材，創作了正麵反映斯達漢諾夫運動的長篇小說《油船德賓特號》，1838年發表後轟動一時，作者克雷莫夫一舉成為文學界的斯達漢諾夫。 　　 　　《油船德賓特號》描寫機械技師、共產黨員巴索夫來到落後的郵輪德賓特號工作，他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因地製宜，以大公無私的胸懷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改變了原本懶散落後的船員的思想麵貌，團結船領導一班人，大力開展社會主義競賽活動，改變了工作作風，提高了工作效率，調動了創造性的積極精神，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終於完成了運油任務。小說描寫巴索夫依靠集體的力量，把一群落後分子改造成為勞動英雄，把落後集體改造成為先進集體的過程，謳歌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巨大成就。 　　 　　記得文革後期，就是70年代我大肆閱讀地下書籍的時候，出版部門每年也出版相當數量的文學書籍，當時有不少直接來自基層工人、農民和知識青年創作的小說詩歌，一般而言這些東西都是慘不忍睹的（不是我詆毀他們，實事求是而已），給人的印象是平民布衣哪能寫好小說，如果以這樣的眼光來衡量克雷莫夫的作品那就走了眼了。《油船德賓特號》的走紅絕非偶然，除了主題先行的政治因素不敢恭維以外，這部小說的情節、人物、結構、文筆都可圈可點，絕非浪得虛名。 　　 　　《油船德賓特號》的中譯本由曹靖華翻譯，40年代初就介紹到中國了，民國時代出過多版，五十年代初也出過幾次，後來可能因為其他蘇聯優秀小說越出越多，這本書逐漸被湮沒掉了。我以為這本書至少有兩個意義，不應該被遺忘：第一，一個普通的文學青年居然可以寫出這麽出色的作品，幾乎可與大師之作媲美，讓人不能歎服俄羅斯文學對民眾的影響之深以及俄羅斯民眾的文化素質之深不可測，這本書對我國文學青年來說就是活生生的教材，看看人家是怎麽寫的！第二，蘇聯30年代的斯達漢諾夫運動，現在大概沒人知道了，就算教科書大概也不屑記載這場斯大林式的群眾運動了吧？不管怎麽說，當年千千萬萬人參與的運動並非一錢不值，《油船德賓特號》作為蘇聯30年代斯達漢諾夫運動的文學記憶，總可以為這一運動留下一點星火吧？ 　　 　　在完成《油船德賓特號》之後，克雷莫夫又創作了中篇小說《工程師》，篇幅不長，名氣也不如《油船德賓特號》，但我以為還是非常出色的。《工程師》的三個主人公曾經是大學同學，但在轟轟烈烈的建設事業中，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發生變化，產生了先進與保守、創造性與官僚主義的衝突，他們三人之間的情感關係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整個作品寫得自然舒展，充滿了抒情色彩，有點類似基於三角的言情小說，但是落落大方不俗氣，大可一讀。以克雷莫夫的資質，他的文學前景和成就本來未可限量，可惜，在戰爭爆發的早期他就為保衛祖國光榮地犧牲在戰場，《工程師》成為他短暫文學生涯的絕響。 　　 　　克雷莫夫本姓別克列米舍夫，1908年出生於一個文學編輯家庭，從小酷愛讀書，尤其熟讀俄國古典文學作品。在內戰結束的經濟恢複年代進入機械物理專科學校，畢業後作為技術人員從事建設工程和運輸工作，業餘熱衷寫作。戰爭爆發後，擔任營政委及部隊報紙的通訊員，戰鬥在烏克蘭前線，1941年9月20日，他所在的部隊陷入敵人重圍，寡不敵眾，作家克雷莫夫英勇犧牲，後來得知他的遺體竟有敵人的七處刺刀傷口。在衛國戰爭中，有多位著名的作家為祖國獻出了生命，在克雷莫夫犧牲後不久，中國讀者無比熱愛的蓋達爾也犧牲在莫斯科前線。 　　 　　敵人的刺刀從來不會因為你是傑出的人就手下留情，現在那些時不時向未來的敵人獻媚的人應該切記這一點。 　　 　　（《油船德賓特號》，曹靖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工程師》，阮岡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 15，馬雷什金：《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 　　 　　各位可能犯疑，本文為什麽頻繁使用“斯大林時代”這個詞組，其實很簡單，這裏要和各位分享的蘇聯小說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其中大多數是斯大林活著的時候創作的，讀那個年代的小說，本本離不開斯大林的陰影，那個時候的斯大林是蘇聯的主宰，說一不二，支配一切，大到指揮金日成解放朝鮮半島，小到三等獎金給不給一個不入流的女作家，什麽都管，每個人的喜怒哀樂生死存亡都和他息息相關；即使離開人世，他的影子仍然籠罩在人類的上空久久不散，這樣的時代用斯大林來指代再合適不過了。 　　 　　在斯大林的領導下，30年代的蘇聯開始大規模的建設，主要有兩個目標，第一個是國家工業化――建設工廠，建設水電站，建設道路，建設新城市，整個蘇聯成了一個大工地；第二個是農村集體化――改變農村的生產關係，依靠中貧農來排擠富農，通過生產合作製逐步邁向集體化，後來演變成疾風暴雨式的革命，富農被消滅了，千千萬萬個集體農莊迅速建立起來。在這個激情洋溢的年代，蘇聯人經曆了一次從物質到精神的洗禮，《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磨刀石農莊》、《勇敢》就是描寫蘇聯人民經曆這一洗禮的代表性作品。 　　 　　馬雷什金未完成的長篇小說《來自窮鄉僻壤的人》是30年代蘇聯小說很有知名度的一部，同那個時代所有作品一樣，也被貼上了政治標簽。斯大林時期的著名文藝理論家季莫菲耶夫曾用一句話概括了《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的主題：“明確地提出了用創造性的社會主義勞動來逐步改造農民的小私有者思想這個問題”。 　　 　　當今的80後一代90後一代一生下就碰上幸福的市場經濟時代，沒有經曆思想改造的錘煉，大概理解不了季莫菲耶夫這個主題的含義。餘生也早，有幸趕上了一次思想改造――用創造性的市場主義勞動來逐步改造農民的小公有者思想，當然遠遠沒有我們的蘇聯前輩當年經曆的思想改造那樣激動人心。 　　 　　《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顧名思義，是說一群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不隻是地理上的窮鄉僻壤，物質上的窮鄉僻壤，更是思想、意識、覺悟、精神上的窮鄉僻壤――如何在偉大的建設年代，從渺小的人物進化成偉大的人，這種進化過程是以往的文學從沒有描繪過的。 　　 　　小說的背景時間為1929年冬到1930年春，描寫了幾個尋常人物的日常生活，參加工程建設的手藝人茹爾金怎麽變成一個誠實有為的社會主義勞動者；退伍軍人、莫斯科記者尼克萊.索烏斯丁怎麽克服了小資產階級情緒成為一個時代尖兵；尼克萊的情人、有夫之婦奧爾迦怎麽走出個人小天地，投身沸騰的社會生活；還有雇農吉士卡、工棚管理員波麗婭怎麽變成了新時代的主人公…… 　　 　　作者沒有寫激動人心的事件，而是細致描寫了幾個小人物思想上精神上的變化，通過熟練的場景轉換技巧，戲劇性地把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生活場麵表現出來，展示了那個時代所謂激動人心的主題――“用創造性的社會主義勞動來逐步改造農民的小私有者思想”。 　　 　　可惜，由於作者馬雷什金在完成第一部九個章節之後不幸去世，未能完成全書，現在看到的隻是作者宏大構思的一部分而已，就這九個章節而言，已經體現出作者高超的藝術創造力。 　　 　　馬雷什金生於1892年，1938年去世，年僅46歲。他早年在列寧格勒大學就讀時即開始發表短篇小說，這些短篇小說盡管不成熟，但已經顯示出他的創作特色――真實和抒情緊密結合，表現小人物命運的悲喜劇。大學畢業後，馬雷什金又讀完了短期海軍軍校，當上海軍軍官，在黑海艦隊擔任掃雷工作，1918或1919年（資料記載不一）加入紅軍，參加了國內戰爭的一係列戰役，積累了豐富的素材。1921年完成國內戰爭題材的中篇小說《攻克達伊爾》，備受好評。1931年完成帶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塞瓦斯托波爾》，描寫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十月革命前後的經曆和心態。這兩本書我都非常渴望閱讀，但似乎沒有翻譯過中文譯本。 　　 　　馬雷什金是蘇聯傑出的作家，可惜英年早逝，像流星一樣劃過夜空，轉瞬不見。在斯大林確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之後，蘇聯文學的好作品確實不多了，但仍有真正的藝術家在夾縫裏摸著良心把藝術才華發揮到極致，仔細品味，奧妙無窮，《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就是這樣一部傑作，其影響不止於蘇聯一地而已。記得以前我們同學傳看柳青的《創業史》，都很喜歡，尤其激賞富農姚士傑調戲素芳一節，一致認為那是國產小說最出彩的章節，文筆老辣之極。現在回想起來，《創業史》好像和《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有某種精神上的內在聯係。 　　 　　《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錢誠、王雨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16，潘菲洛夫：《磨刀石農莊》 　　 　　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文學有幾部名聲在外的垃圾，其惡劣影響一直留到現在，仍時不時被拎出來嘲弄挖苦一番，潘菲洛夫描寫蘇聯集體農莊的長篇小說《磨刀石農莊》就是著名的蘇聯文學垃圾第二號（第一號垃圾是由潘菲洛夫挖掘出來的更著名的巴巴耶夫斯基《金星英雄》），而作者潘菲洛夫，這位當年蘇聯文學界神氣活現的“二大爺”，如今的形象是人所不恥的蹩腳作家，野心家，陰謀家，禦用文人，膽小鬼，拍馬屁者，邀寵的小人。 　　 　　潘菲洛夫是不是這樣的人？我相信大致不差，我們一般讀者不懂俄語，資料不夠，隻能任由人說。姑且當真吧，因為從《磨刀石農莊》裏確實可以看出此人的不地道。 　　 　　關於《磨刀石農莊》的內容和主題，傳統教科書是這樣說的，“磨刀石農莊再現了從國內戰爭末到一九三七年間（蘇維埃政權成立二十年間）蘇維埃農村的生活。這部長篇小說的情節猝然中止於一個對它說來具有象征意義的句子：‘偉大國家的偉大勝利開始了。’潘菲洛夫描寫的也正是蘇維埃農民走向這一偉大勝利的艱苦的，然後是勝利的道路。這部長篇小說描述得史詩般詳盡，同時又充滿了戲劇緊張性。”（季莫菲耶夫《論蘇聯文學》下冊） 　　 　　我年輕無聊的時候讀過幾本中國版的《磨刀石農莊》，比如《豔陽天》，比如《金光大道》，比如《春潮急》，比如《虹南作戰史》，看得多了，自然琢磨出這類書的公有製套路：一個高大全，領著幾個高小全，帶領貧下中農排除困難走集體化道路，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集體農莊），在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打退了地富反壞的猖狂進攻，清算了腐化變質分子，團結爭取了落後分子，戰勝了單幹致富思想，大家提高了覺悟，一起奔向幸福生活……本本如此，無一例外，看了開頭基本知道結尾――前麵有“磨刀石”公式，公式就是真理，就是科學，容不得半點偏離。 　　 　　作為這類小說的祖師爺，《磨刀石農莊》的主線內容當然同樣蹩腳乏味，但也不是一錢不值。在我看來，《磨刀石農莊》（尤其是第一部）還帶有20年代文學神采，也就是學界指責的所謂“自然主義”，這種自然主義有其可愛的一麵，在支線內容上還是有不少鮮活的東西，至少比斯大林時代後期批量生產的集體農莊小說要有趣一些。此外，潘菲洛夫的初版本《磨刀石農莊》使用了大量地方土語，生硬做作，佶屈聱牙，招致高爾基老的不滿和公開批評，並引發了一段公案。在中譯本中，譯者金人先生獨出心裁地借用東北方言來處理這些土語，化腐朽為神奇，妙趣橫生，處處可見神來之筆，讀來別有一番韻味。 　　 　　《磨刀石農莊》還有幾個別致的地方，它是第一部正麵反映蘇聯農村集體化運動的長篇小說，比蕭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還要早及年。它內容涉及的時間跨度大，描寫了從新經濟政策時期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的農村生活。它卷帙浩繁，中文譯本四大冊，繁體豎排百萬多字，看得人眼暈。我一向崇敬長篇大論寫很多字的作家，更崇敬有精神仔細研讀這麽多字的批評家。那些拿《磨刀石農莊》說事的人，想必都是認真讀完這四冊巨著的，很了不起。 　　 　　《磨刀石農莊》最為人詬病的是最後一部安排了一幕主人公到莫斯科開勞模會的場景，讓斯大林的偉岸形象出現在小說裏，潘菲洛夫設計了多個戲劇性的場麵肉麻地吹捧美化斯大林，這個馬屁拍得那叫響那叫脆，稍有見識的讀者大概都恨不得替斯大林喊一聲：爽！利用小說拍馬屁，潘菲洛夫算是玩到了極致，失格失品失到了這個地步，難怪被人撬了棺材罵到今天，算是活該。不過潘菲洛夫不在乎這個，人家求的是現世的幸福，不求死後的清譽。 　　 　　潘菲洛夫生於1896年，十月革命後在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工作過，後來加入著名的“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磨刀石農莊》出爐後，他成了斯大林的寵兒，備受榮寵經久不衰，加上他長袖善舞，拉幫結派，投機鑽營，一生風調雨順，享受盡榮華富貴，長期占據文界要津――《十月》主編的位置，一直到1960年去世。 　　 　　從潘菲洛夫的生前諸狀來看，算是個很成功的人物，但曆史顯然不這麽認為。現在的俄羅斯、中國還有誰會讀《磨刀石農莊》？我相信沒有了，或者極少了。前些時候兩次路過上海書城隔壁的舊書店，看見有兩本《磨刀石農莊》（第1、2冊），品相不錯，價格也不貴，但無人問津。也難怪，都什麽年代了，誰知道《磨刀石農莊》、潘菲諾夫是哪頭大蒜呢？ 　　 　　除了這部《磨刀石農莊》，我還見過兩種潘菲洛夫作品的中譯本：長篇小說《偉大的藝術》（維益、未嘉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6），是說戰時汽車工廠如何與官僚主義鬥爭提高生產率的故事，長篇小說《為和平而鬥爭》（齊放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講述戰時一個發動機廠撤退到後方迅速恢複生產支援前線的故事。這兩本書跟《磨刀石農莊》的命運一樣，消失在曆史的灰燼中了。 　　 　　潘菲洛夫的夫人柯普佳葉娃是一位名氣大不的言情小說家，代表作《伊凡.伊凡諾維奇》。為了這部《伊凡.伊凡諾維奇》能不能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斯大林曾和法捷耶夫爆發過一場衝突，耐人尋味，值得說說。 　　 　　（《磨刀石農莊》，金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1960）      17，柯普佳葉娃：《伊凡.伊凡諾維奇》 　　 　　“這裏有人向我們說，小說對伊萬.伊萬諾維奇和他妻子之間的關係寫得不正確。而她在小說中是怎樣寫的呢？她所寫的是現實生活中常有的事。他是個大人物，他的工作很重要。他總向妻子說：‘我沒空。’他不把妻子當人、當同誌看待，而僅僅把她看作生活的裝飾品。而她遇見了另外一個人，這個人觸動了這根脆弱的心弦，觸動了這個弱點，她就去了他那裏，到這個人那裏去了。現實生活中常有這種事，在我們這些大人物中也常有這種事。這在小說中寫得很正確。雅庫吉亞的生活方式也寫得很好、很真實。人們總是對三角戀愛發表議論，說這部小說中有許多三角戀愛。那又怎樣呢？常有這種事。” 　　 　　以上是斯大林語錄，是斯大林同法捷耶夫爭論是不是應該給柯普佳葉娃的《伊凡.伊凡諾維奇》頒發斯大林文學獎金時的發言。如果不是西蒙諾夫的回憶錄《我這代人的見證》（崔鬆齡何宏江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如實描繪了斯大林和法捷耶夫的爭論經過，誰也不會記得柯普佳葉娃這個人和這本榮獲斯大林獎金的小說，如果不是藍英年先生的文章《費佳大叔》從西蒙諾夫那裏翻出了這筆舊帳，我還真不知道這位柯普佳葉娃原來就是潘太太。 　　 　　《伊凡.伊凡諾維奇》講述了一個三角感情故事，莫斯科有才華的外科醫生伊凡.伊凡諾維奇.阿爾查諾夫自願來到西伯利亞寒冷的雅庫梯亞地區支援邊疆建設，不久他的妻子奧爾迦.派芙洛芙娜也來到了西伯利亞，奧爾迦在旅途上結實了一個名叫塔夫羅夫的優秀工程師，之前奧爾迦一直滿足於個人的小家庭生活，在塔夫羅夫的啟發和鼓勵下，奧爾迦萌發了投身火熱生活的獨立意識，可惜阿爾查諾夫醫生埋頭自己的事業，忽略了妻子的精神追求，夫妻的隔膜加深，終於釀成悲劇，奧爾迦離開了醫生，和塔夫羅夫工程師生活在一起。 　　 　　該書的內容簡介這樣總結這本書的主題：作者以她的極為豐富的生活常識和對社會主義的熱愛，通過描寫蘇聯人的日常生活和各方麵的活動，大膽地、正麵地提出了戀愛、結婚和家庭等問題，並都給予了從生活中得出的解答。因此，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人們的新的道德品質――個人與集體利益的一致，道德與政治的一致。他們彼此間明朗而關切的新的社會關係，和他們的一天比一天更為充實與幸福的美滿生活。 　　 　　我以為，不管這個簡介總結得多花裏胡梢，其實這本《伊凡.伊凡諾維奇》就是一本普通的基於三角形的言情小說，從內核來講，和張資平、瓊瑤之類的三角言情沒什麽不同。讓人跌破眼鏡的是，這麽一本在大多數人眼中不入流的書，斯大林同誌卻很喜歡！為了讓這本書獲得獎金，不惜以領袖之尊和持反對意見的文學大師法捷耶夫爭論，還長篇大論地為這本書辯護，煞是稀奇。 　　 　　1950年3月6日，斯大林招集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等作家界頭麵人物開會，匯報1950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名單，法捷耶夫是在出差途中被拉回來開會的，還喝了點混和酒，作為主講人搖搖晃晃地出現在斯大林麵前。西蒙諾夫在《我這代人的回憶》中繪聲繪色的描述了當時的場麵： 　　 　　法捷耶夫站在那裏，站在這個桌子後麵，麵對著斯大林審視的目光，大概身體很疲勞，精神很痛苦，但他很有經驗，緊緊把握自己的意誌，照例作完了報告，講了他想講的一切，甚至就他所不喜歡的科普佳耶娃的小說參加了同斯大林的爭論。 　　斯大林就科普佳耶娃得小說講的話，我記了下來，但在同法捷耶夫得對話中這一切又顯得不同了。斯大林列舉小說的種種優點，主要論據是生活中就是這樣。法捷耶夫不同他直接爭論，但堅持己見，說這種事當然常有，但這一切寫得不好。三角戀愛也常有，但小說對三角戀愛寫得不好。雅庫吉亞的生活方式寫得正確、真實，但從藝術方麵看，這也寫得不好，寫得很糟糕。 　　“我仍然認為應該為這部小說發獎。”斯大林帶著某種好奇心耐心地聽了法捷耶夫的反對意見，最後這樣說。 　　法捷耶夫聽完，把似乎一直扶著桌子的兩隻手從桌子上挪開，無可奈何地兩手一攤，他不願同意應該為科普佳耶娃的小說發獎的意見，仍然固執地說：“那就隨您的便吧。”表示無可奈何和驚訝的兩手攤開這種姿勢持續了一小會兒，手又重新放回桌子上。 　　 　　讀了西蒙諾夫的回憶，我有幾點感想：1，確定斯大林文學獎的獲獎名單本來應該是法捷耶夫西蒙諾夫這些文學菁英的事情，斯大林身為無產階級領袖，為人類的解放事業日理萬機，居然抽出這麽多寶貴時間來爭論無聊的獲獎名單，居然為一個不入流作家的不入流作品跟人家菁英爭論不休，這不可思議的舉動充分體現了領袖對文學的熱愛，充分體現了領袖對文學事業的重視。2，從西蒙諾夫記述的曆次獎金會議來看，斯大林不隻是讀過《伊凡.伊凡諾維奇》，每年發表的重要小說、劇本、詩歌，他都讀過，而且仔細讀過，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不論這見解是否正確，是否和法捷耶夫這樣的菁英一致，讀過總比沒讀過好，有見解總比沒見解好，關心文學事業總比不關心好，斯大林對文學事業的關懷充分體現了俄羅斯蘇維埃文學藝術的光榮傳統和巨大影響，作為一個作家生活在文學如此受重視的時代，未嚐不是一種幸福。3，法捷耶夫為了自己的主張，竟然敢公然和斯大林爭吵，居然說出“那就隨您的便吧”這樣對領袖極度不禮貌不恭敬的話，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他難道不知道斯大林是什麽樣人？當然知道！可他就敢這樣做了，也沒怎麽樣！這既表現出法捷耶夫為了藝術良知不畏強權的品格，也襯托出斯大林維護文學民主虛懷若穀的領袖氣度。 　　 　　藍英年先生在《費佳大叔》中下過這樣的結論：“這種犯上的話會產生什麽後果法捷耶夫不會不知道，但還是說了。斯大林一定要給科普佳耶娃發獎，顯然是愛屋及烏。法捷耶夫反對，除因小說本身藝術低劣外，也出於對潘菲洛夫的輕蔑，因為潘菲洛夫當時在場。” 　　 　　我以為藍先生此說值得商榷。第一，1950年3月6日的會議，潘菲洛夫當時是否在場？我仔細研讀了西蒙諾夫的前後文，沒找到潘菲洛夫在場的證據。倒是西蒙諾夫在記述兩年即1948年3月31日的獎金名單會議時，明確記載潘菲洛夫在場。不知是不是藍先生記錯了，或者參考了其他資料證實950年3月6日的會議潘菲洛夫在場。第二，當然很可能法捷耶夫從內心裏厭惡潘菲洛夫夫妻，斯大林從內心裏喜愛潘菲洛夫夫妻，但從上麵引用的西蒙諾夫回憶來看，法捷耶夫和斯大林爭論的是如何衡量一個作品藝術質量優劣的標準問題，是嚴肅的文學工作問題，關潘菲洛夫什麽事呢？關科普佳耶娃的潘太太身份什麽事呢？何以見得法捷耶夫反對是“出於對潘菲洛夫的輕蔑”？何以見得“斯大林一定要給科普佳耶娃發獎，顯然是愛屋及烏”？如此揣測法捷耶夫和斯大林對待工作的陰暗心理動機，豈不是把他們身為革命領袖和文學領袖做人做事的境界等同於咱們小老百姓的八卦了嗎？ 　　 　　從西蒙諾夫全文記錄的斯大林為《伊凡.伊凡諾維奇》辯護的發言可以看出，斯大林是認真看過這部小說的，他的發言表達了一個普通讀者對一本書發自內心的喜愛，當然可以腹誹斯大林的文學品味不怎麽樣，指責斯大林用權力粗暴地把這樣一部法捷耶夫看不上眼的作品硬抬上文學獎的授獎台。但是，斯大林對這部作品純樸的喜愛之情是無可指責的，能得到斯大林的如此厚愛，《伊凡.伊凡諾維奇》一定有其獨到的地方。我想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當年的蘇聯文學在斯大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約束下，千篇一律的寫些工廠生產、集體農莊、建設水電站之類的主旋律題材，很少有人關注私人情感領域的題材，更沒有人寫什麽三角戀愛題材的小說。主旋律文學看多了，就是斯大林這樣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也會膩味，好比紅燒豬頭肉吃多了，總想來點兒青菜豆腐，《伊凡.伊凡諾維奇》受到斯大林由衷的喜愛就不足為奇了。 　　 　　柯普佳葉娃寫完《伊凡.伊凡諾維奇》後，又寫了兩部續集《友誼》和《敢作敢為》，繼續講述阿爾查諾夫醫生的故事，與《伊凡.伊凡諾維奇》構成一個三部曲。這位言情女作家作品的中譯本除《伊凡.伊凡諾維奇》外，還有一部《安娜同誌》（葉冬心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8），也是說社會主義時代的三角戀愛故事。和同時期的其他女作家比起來，科普佳耶娃確實不屬一個等級，比不上著名的瓦西列夫斯卡婭（《虹》）、潘諾娃（《旅伴》）、尼古拉耶娃（《收獲》），還有以《勇敢》打動五十年代中國青年的凱特玲斯卡雅。 　　 　　（《伊凡.伊凡諾維奇》，李蘭譯，新文藝出版社，1955） 　　18，凱特玲斯卡雅：《勇敢》 　　 　　在中國東北部邊境黑龍江對岸有個城市叫哈巴羅夫斯克（中文舊稱伯力），黑龍江在此拐了一個彎，沿黑龍江向北航行350公裏，左岸有個工業城市叫康索莫爾斯克，即阿穆爾河畔共青城，簡稱共青城。目前這個城市是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工業中心之一，著名的蘇霍伊飛機廠就在這裏。以前這裏隻是一個村落，叫佩爾姆斯科耶村。30年代初，斯大林決定在此建設重工業城市，一聲令下，千千萬萬個共青團誌願者來到這裏，在艱苦惡劣的環境裏一手一腳建起了這座共青團員的城市。凱特玲斯卡雅的長篇小說《勇敢》就是記述來自蘇聯各地的男女共青團員們篳路藍縷建設共青城的經過，這是一本歌頌斯大林時代建設成就的代表性作品。 　　 　　我曾經看過一組蘇聯共青城的圖片，印象深刻――厚重的建築，寬闊的街道，雄偉的工廠，漂亮的港口，古董一樣的有軌電車，行人很少，整個城市整潔清爽，市民看起來似乎很滿足快樂的樣子，這就是當年由蘇聯共青團員們白手起家建設起來的城市，很難想象在1932年之前，這裏隻是不起眼的荒村。“當年，一群在斯大林哺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響應斯大林的號召，來到荒涼的西伯利亞，在缺乏物資、缺乏食糧、缺乏住房等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克服了無數困難，以忘我的精神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以高度的革命警惕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鬥爭，他們牢記斯大林的教導：‘要能夠帷集體工作，並且願意把個人的意誌服從服從於集體的意誌，這就是我們現在叫作的布爾什維克的勇敢。’在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的過程中，他們成長為社會主義的新人。“――這是用五十年代語言風格概括的《勇敢》的內容和主題。 　　 　　《勇敢》可以稱為斯大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樣板作品，所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要素都包括了：從火熱的現實生活中提取素材，真實、曆史具體地描寫新現實，塑造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正麵英雄人物形象，反映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的精神風貌，讓作品以社會主義精神改造和教育讀者。《勇敢》就是一本社會主義文學活生生的教科書，如此嚴肅的主題卻是用抒情的風格表現出來，整個作品洋溢著詩一般的浪漫氛圍，非常具有打動人影響人的特殊魔力。 　　 　　梁羽生先生的散文《讀蘇聯的小說》這樣說起《勇敢》： 　　 　　“另一本小說是威拉凱特林斯卡婭的小說《勇敢》，這本書寫蘇聯青年在遠東荒僻的森林中建設一個新的城市。裏麵描寫有各種各式的愛情，女性的心理，描寫的尤其細致！有一個女孩子叫托尼亞，幼年生活非常不幸，長大後變得孤僻冷傲，但正因此，她突然被一個浮薄青年的感情所俘虜了，到她發現時她堅決地離開了他。可是那時她已懷了孕了。如果香港的女孩子碰到這類事情，不自殺也會消沉了，但托尼亞卻更勇敢、更樂觀地生活下去，後來她找到了一個理想的愛人。當然她的感情也不是沒有波動的，尤其是當她看到孩子一天天長大，一天天像他父親的時候。對托尼亞感情的描寫，是書中最感人的地方。另外有一個女子吉娜，卻似典型愛享受的那種香港小姐，她很漂亮，但卻折磨她丈夫的心靈，最後終於不能不以離婚來結束。” 　　 　　托尼亞和吉娜的故事在《勇敢》眾多人物和情節中算是不大起眼的部分，在建設新城市的共青團員隊伍中，各種各樣的人都有――火車司機、紅軍潛水員、工人、倉庫保管員、售貨員、大學畢業生、黨員幹部等等，他們毅然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崗位和生活環境，奔赴西伯利亞，在艱苦的勞動中尋找自己人生的意義，體驗愛情的幸福和痛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按時尚的話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路曆程”，他們中大多數人不畏艱險、堅持到底，找到了正確的生活道路；也有人經不起考驗，開了小差落荒而逃。書中有個共青團員叫阿列克賽.耶比法諾夫，原是紅軍的潛水員，誌願來到遠東參加建設，在艱苦的環境中表現出了保爾柯察金一般的毅力和品質，當新的城市初具規模，他這樣說：“我情願這樣過一輩子，一個地方建設完了，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再從頭開始，國家的荒地多，而跟著我的足跡就會不斷出現城市、橋梁、工廠、鐵路……”這就是30年代蘇聯青年的風采，表達了從事創造性勞動的喜悅和熱忱，這種社會主義時代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共青團精神，我想當下在職場廝殺中的青年無論如何也不會理解的。 　　 　　我讀《勇敢》的那幾天，既被它的巨大魅力所征服，也不免陷入一種困惑的情緒中，這三十年的市場養成教育使我下意識地犯疑：這是真的嗎？不會太誇張了吧？當時的蘇聯青年真的那麽優秀？那麽聽話？讓你幹啥就幹啥，還沒有廢話？這些所謂青年團員不會是犯了錯誤的主兒吧？不會是勞改犯吧？不是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都是勞改犯的天下嗎？那座美麗的工業城市――阿穆爾河畔的共青城，到底是誰的血汗建成的？當年建設這座城市的真實圖景到底是怎樣的呢? 　　 　　90年代中期我因為工作的關係，經常乘火車來往廣州上海之間，車上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物。有一次碰到一位老太太，大概60多歲的樣子，看起來幹練爽利，像是高級幹部的模樣。我跟她坐在麵對麵，不知怎麽就聊上了，這位阿姨很健談，精氣神兒很好。車過江西境內的時候，她問：去過共青城嗎？我說：聽說過沒去過。她指給我看，北麵多少公裏，南昌和九江之間，可漂亮了。我很好奇，她怎麽會提起共青城，而且很神往的樣子。原來她五十年代在團中央工作，曾經多次到共青城建設現場，這座中國共青團員仿照蘇聯共青城建設的城市有這位阿姨的一段青春記憶。回想起我的父母，大概比這位阿姨略大幾歲，五十年代初放棄了大城市的舒適生活，遠赴塞外支援邊疆科研建設，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在那裏艱難地度過了一生最好的歲月，家裏的老照片保存著他們的青年形象：身著中山裝列寧裝，英姿颯爽，神采飛揚，一副祖國未來在我手中的氣魄，不管後來發生多少事，他們的青春及其青春理想是不應受到指責的。 　　 　　從火車上的共青團阿姨，再到我的父母，我多少了解了那一代青年是怎麽過來，是怎麽度過他們無怨無悔的火紅的青年時代的，那是他們的尊嚴和榮譽，如果舔著臉問他們：你們當年去共青城、去邊疆，是不是當勞改犯？豈不是開國際玩笑了。同樣，如果這樣的問題去問《勇敢》裏共青城的建設者，恐怕要挨啤酒瓶子或是獵槍子彈――青春可是不能褻瀆的。 　　 　　在五十年代中國，《勇敢》的影響有多大？沒法考證。在我見到的回憶當年的文字裏，發現很多人都會提到《勇敢》，著名的如梁羽生、易中天。五十年代甚至出了兩本專門評論介紹《勇敢》的書籍，一本是《勇敢地向著生活介紹薇拉.凱特玲斯卡雅的“勇敢”》（韓北屏，華南人民出版社，1955），另一本是《從勇敢中學習什麽？》（張明東，人民出版社，1956），單篇的書評則多得數不過來了。我印象深的中國版《勇敢》有叢維熙的《北國草》，還有郭先紅《征途》，都是講述中國知識青年去北大荒墾荒的事跡，當年這些墾荒者活動的區域距《勇敢》描寫的共青城隻有數百公裏，蘇聯共青城周邊地區，從伯力到廟街方圓6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在1858年之前曾是大清帝國的神聖領土，不知咱們的青年團員當年遙望黑龍江對岸，有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觸？ 　　 　　薇拉.凱特玲斯卡雅（譯名係統很複雜，以《勇敢》譯名為準》）的著作，除了這部《勇敢》，似乎沒有見到其他的中譯本，也好，有這本厚厚的《勇敢》，足夠了。至於《勇敢》提倡的精神過時了沒有？不好說。可以肯定的是，《勇敢》不會再重印了。 　　 　　（《勇敢》，關予素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 　　     19，伊萬諾夫：《鐵甲車》 　　 　　在我看過的蘇聯內戰題材小說中，有兩本篇幅不長的中篇小說可稱為極品。一本是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另一本就是伊萬諾夫的《鐵甲車》，又譯作《鐵甲列車Nr.16-69》。 　　 　　《鐵甲車》的背景是內戰時期的蘇聯遠東地區。十月革命後，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內外交困，勢單力孤，無力顧及偏遠地區，特別是遠東地區成了無主之地，各種各樣的勢力都來插一腳，日、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趁機出兵，大舉幹涉，支持反共的白匪軍。當然，布爾什維克地下黨也沒閑著，一支支農民遊擊隊活躍在敵人心髒，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配合城市的工人起義。《鐵甲車》講述漁民維爾希寧領導的農民遊擊隊奪取白軍的鐵甲列車，支援海參崴起義的故事。 　　 　　作者伊萬諾夫在《小說“鐵甲車”是怎樣寫成的》中這樣概括《鐵甲車》的情節：“西伯利亞有一支遊擊隊，他們隻有獨彈步槍和普通步槍。但他們捉住了一列白軍的鐵甲車，鐵甲車上裝著許多大炮，機槍，炮彈，還有個很有經驗的指揮官！為了讓鐵甲車停一下，遊擊隊員中國人沈彬吾，――沙皇政府雇來挖戰壕的許多勞工之一――便臥在鐵軌上讓鐵甲車從身上軋過去。司機剛從機車裏探出身來，想看看軋死的中國人，但馬上便叫遊擊隊打死了！鐵甲車孤零零地被困在荒林裏。遊擊隊扒掉了它周圍的鐵軌，並用煙來熏鐵甲車上的軍隊。” 　　 　　書中最重要的場景――中國人沈彬吾英勇犧牲的經過，太過驚心動魄，現摘要抄錄如下，與各位分享： 　　 　　維爾希寧跳了起來，喊道： 　　“同誌們，有誰誌願躺到鐵軌上，讓它軋嗎？……反正也要死的！怎麽樣？……那時我們就可以把司機從車上引出來！它在開到人身以前一定會停下來的。” 　　（遊擊隊員伐斯佳誌願躺到了鐵軌上） 　　那中國人丟開步槍，爬到路基上去。 　　“不，你等一等，中國人！”維爾希寧急忙說。“有伐斯佳躺著，他有責任躺。他是為了自己的土地躺的。為了自己的！” 　　沈彬吾稍微抬起身子。他原封不動地，對維爾希寧懇切、急躁、熱情地說： 　　“啊，你……你是一個真正的人……我要讓你的民族看看!.......看看我的民族的心！……” 　　維爾希寧受了感動，一心想了解這個中國人話裏的意思，便趕緊問： 　　“我向你致敬，你想表示什麽呢？” 　　那中國人因為維爾希寧了解他了，感到高興，便迅速地說： 　　“是，是！中國民族向俄羅斯民族致敬！” 　　於是維爾希寧便對伐斯佳說： 　　“這位中國人想向俄羅斯表示敬意。你懂得嗎？伐斯佳？不要阻撓他。他想表示自己的偉大精神！” 　　（伐斯佳離開了鐵軌） 　　現在隻有沈彬吾獨自一個人了。 　　他的頭觸著枕木。隨又離開，搖擺著，枕到鐵軌上……向周圍望了一望。 　　默默無言的農民把頭伸出灌木叢，用期待的，饑餓的眼睛望著。 　　沈彬吾躺了下去。 　　那頭又向上伸了伸，幾百個頭又從灌木叢裏伸出來望他。 　　中國人又躺了下去。 　　那滿臉皺紋的小農民對著他喊道： 　　“喂，黃種人，把那酒杓子拋過來吧！……還有那枝手槍也留下來吧。你要它有什麽用？……嘿！……對我倒是有用的！……” 　　沈彬吾拔出手槍，頭也不抬，揮揮手，好像要把它拋到灌木叢裏去，突然向自己的腦後開了一槍。 　　那中國人的身體緊貼到路軌上。 　　鬆林突出了鐵甲車，它是灰色的，方形的，機關車的眼睛凶狠地閃耀著一道紅光。天空被一塊灰色的黴菌遮住了。 　　中國人沈彬吾的屍體緊貼著地麵，傾聽著鐵軌的隆隆聲。 　　…… 　　 　　老實說，我看完這一段後感覺很複雜，一方麵很少有外國作家正麵塑造如此可歌可泣的中國人形象，為俄羅斯人民的解放自願犧牲的中國人？以前似乎沒有類似的閱讀經驗，著實感到震撼。另一方麵，作者筆下的俄羅斯人，眼睜睜看著中國人為他們犧牲的遊擊隊長和隊員，還要什麽酒杓子……這樣的俄羅斯人，似乎不值得致敬，不值得為他們的所謂解放事業發揚什麽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總之，心裏不是滋味。 　　 　　蘇聯文壇有好幾位伊萬諾夫（或譯作伊凡諾夫），《鐵甲車》作者叫符謝沃洛德.伊萬諾夫，生於1895年，1863年去世，早年生活落魄，當過流浪漢、醜角演員、工人、水手、搬運工，閱曆豐富。1915年開始發表作品，1917年參加紅軍，經曆了戰火的考驗。1921年到列寧格勒擔任記者，在高爾基的關心和幫助下取得長足進步。伊萬諾夫是謝拉皮翁兄弟的成員，認同謝拉皮翁兄弟的文學主張，早期的內戰題材作品《鐵甲車》（小說及劇本）、《遊擊隊員的故事》為他贏得了聲譽，但他的作品顯示出跟主流不大一致的文學風格，後來逐漸被喧囂的時代文學埋沒了。他在中國的知名度非常之小，在後來的蘇聯也不見得有多大，但是西方的蘇聯文學研究者對他的評價卻非常之高。 　　 　　《鐵甲車》流行的中譯本為戴望舒先生根據法譯本轉譯的版本，民國時代出過多版，建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過，正文125頁，六萬餘字。《鐵甲車》的風格頗很像海明威，文字簡潔明快，場景轉換迅速，情景交融，意味深長，讀第一遍的時候不習慣，多讀幾遍就會品味出五味雜陳的味道，過癮之至。 　　 　　人民文學版的《鐵甲車》附有伊萬諾夫的文章《小說“鐵甲車”是怎樣寫成的》，講述了他參加謝拉皮翁兄弟的經過，以及因此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可思議的是，作者從來沒去過遠東，《鐵甲車》竟然完全是基於想象創作出來的。 　　 　　（《鐵甲車》，戴望舒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0，《恰巴耶夫》、《鐵流》、《毀滅》 　　 　　很多人都說，從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到一九九九年的澳門回歸，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起伏跌宕、波瀾壯闊，戲劇性十足，舉世罕見。其實，觀察一下我們北邊的鄰邦，他們這一百年的曆史同樣壯觀，戲劇性不遑多讓。看一看他們走過的路：日俄戰爭；1905年革命；發動一次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布列斯特和約；血腥的國內戰爭；列寧去世；斯大林掌權；30年代建設；殘酷的肅反；禍水西引；衛國戰爭；修正主義；軍備競賽；改革與新思維；東歐劇變；八一九政變；蘇聯解體。從世紀頭到世紀末，回到原點不說，沙皇俄國留下的統一龐大的疆域居然分裂成了15個獨立的國家，敗家哪有這樣敗法的？未來的俄羅斯子孫們回過頭思考這一百年的曆史，究竟是得是失？蘇聯的從興到亡，在我們旁觀者的眼中，可以琢磨出什麽可供參考的道理？ 　　 　　在這百年的曆史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從1918年到1922年的國內戰爭最令人扼腕。十月革命勝利後，極度懷恨仇視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帝國主義列強不僅出兵武裝幹涉，還大力支持高爾察克、鄧尼金、弗蘭格爾等地富反壞右分子組成白匪軍，向新生的政權發動一波又一波凶惡的進攻，幸而在列寧和他的親密戰友斯大林的英明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和英勇的紅軍奇跡般地戰勝了形形色色的敵人，鞏固了革命政權。然而，將近四年的遍地烽火，生靈塗炭，既造就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無產階級政權，也使千千萬萬無辜的人民付出了鮮血和生命，這苦難的曆程自然是敏銳的文學家關注的絕好題材，在眾多的國內戰爭題材小說作品中，除了《靜靜的頓河》外，《恰巴耶夫》、《鐵流》、《毀滅》這三部長篇小說標誌著蘇聯文學的最高成就，從30年代以來即為我國讀者所熟悉，幾十年來聲名始終不墜。 　　 　　富爾曼諾夫：《恰巴耶夫》 　　 　　《恰巴耶夫》真實地多側麵地描寫了一個人民英雄和一支英雄部隊的成長曆程。內戰時期的紅軍有個著名的英雄師長叫恰巴耶夫（舊譯夏伯陽），此人出身草莽，個性鮮明，英勇善戰，率領他的部隊同高爾察克匪幫作戰，屢戰屢勝，威名遠揚。1919年1月至8月，富爾曼諾夫調到恰巴耶夫師擔任師政委，在富爾曼諾夫的努力下，恰巴耶夫從一個草莽式的的個人英雄成長為一名直覺的的革命者，一名有高度使命感、組織性和紀律性的紅色英雄。關於這位恰巴耶夫同誌的獨特魅力，早年看過30年代蘇聯名片《夏伯陽》的朋友們一定有很深刻的印象。 　　 　　富爾曼諾夫生於1891年，曾在莫斯科大學語言文學係就讀，一次大戰時誌願參軍，1918年入黨，成為一名紅色政治工作者，轉戰四方，屢立功勳。內戰結束後，富爾曼諾夫來到莫斯科從事文化工作，運用自己在內戰時期積累的豐富素材和體驗，創作了《紅色陸戰隊》（蘿海譯，新文藝出版社，1953）、《恰巴耶夫》、《叛亂》（梅子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3）等傑出的作品，尤其是《恰巴耶夫》，富爾曼諾夫創造了一種融小說、通訊、特寫、回憶錄、編年史、敘事詩為一爐的新型文體，顯示出了極高的藝術天分和潛力。可惜，富爾曼諾夫於1926年因病去世，未能一展長才。 　　 　　綏拉菲莫維奇：《鐵流》 　　 　　《鐵流》描寫內戰早期一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散亂的哥薩克武裝和跟隨的群眾，在自發推舉的領袖郭如鶴的帶領下，衝破敵人的包圍和圍追堵截，跋山涉水，千裏躍進，浴血奮戰，終於與紅軍主力匯合，一群無組織無紀律的“烏合之眾”經過革命熔爐的錘煉變成了一支戰無不勝的鋼鐵之師。整部作品好似一首英雄史詩，氣勢磅礴，結構嚴密，充滿了新時代革命的浪漫主義激情，讀之令人動容。 　　 　　綏拉菲莫維奇（1863～1949）是一位資曆比高爾基還要老的大作家，一生中創作了數不清的作品，但在中國隻有一部《鐵流》廣為人知，深入人心，1931年曹靖華的中文譯本在魯迅主持下出版，稱得上是在中國“開出了鮮豔而鐵一般的的新花”，好像“被踐踏者爭取自由解放的光芒萬丈的火炬”，鼓舞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為了祖國的解放奮起與敵人鬥爭，“消滅敵人，為的自己不要被敵人消滅”，《鐵流》的這句格言成了我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寫照。 　　 　　 法捷耶夫：《毀滅》 　　 　　《毀滅》跟《鐵甲車》一樣，以遠東地區的蘇維埃遊擊隊鬥爭為背景，描寫由萊奮生領導的遊擊隊與白匪軍殊死搏鬥，衝出了敵人的包圍，部隊在殘酷的戰鬥中損失殆盡，最後隻剩下十九名戰士，準備為蘇維埃政權繼續鬥爭。作者通過細致地刻劃人物，如實地反映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是如何在戰火中成長，無產階級隊伍是如何在鬥爭中百煉成鋼，自私自利意誌薄弱的小資分子是如何在嚴酷的考驗下被淘汰，《毀滅》生動地解揭示出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蘇聯人民如何在艱困的條件下擊敗凶殘的敵人，取得最後勝利的深層原因：人，經過考驗的具有無產階級思想的無私的堅強的人，才是勝利的保證。 　　 　　在魯迅的譯作中，《毀滅》無疑是最重要的，經由魯迅的翻譯推介，《毀滅》在中國取得廣泛的知名度和巨大的影響。而在蘇聯，法捷耶夫因為創作了《毀滅》，一躍而成為蘇聯最受矚目的新生代代表作家。與高爾基、綏拉菲莫維奇、革拉特珂夫等舊時代過來的作家不同，年輕的原遠東遊擊隊戰士法捷耶夫根紅苗正，屬於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用無產階級思想和社會主義精神武裝起來的革命20後一代，不僅是純正的布爾什維克衛兵，而且極具藝術才華和領袖風範，因此，法捷耶夫受到斯大林的特別賞識，長期執掌蘇聯文藝界就一點不奇怪了。 　　 　　《恰巴耶夫》、《鐵流》、《毀滅》是代表蘇聯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內戰爭題材作品，俗話說，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文學也不例外。我們在這些作品中是不是完整地客觀地看到蘇聯國內戰爭的真實畫麵？那一段曆史有沒有不為我們所知的另外一麵？很值得懷疑。在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巴別爾的《騎兵軍》、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等作品中，我們似乎嗅到了幾絲異樣的氣息，在蘇聯正統史書的字裏行間，用現代的眼光也不難發現一些蛛絲馬跡，這需要有心人去慢慢探索了。 　　 　　在此插句題外話。蘇聯的史書一直解釋不清，為何帝國主義列強為何要大舉武裝幹涉，支持白匪軍，迫不及待地要扼殺年輕的蘇維埃政權？為什麽那麽多普通的俄羅斯人參加白匪軍對抗蘇維埃政權？當然首要甚至唯一的解釋是帝國主義者、資產階級分子仇恨用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武裝的布爾什維克黨，必欲滅之而後快。我以為這隻是一麵，另外還有不被人提起的重要原因。十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的主要領導人不顧俄羅斯軍民的反對，執意同德國單獨媾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這是非常典型地把本集團的利益至於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上的敗筆，因此激起了國內軍民的強烈不滿。而在另一方麵，為了自己的利益單獨媾和，等於出賣了並肩作戰的同盟國家，把戰爭壓力全數轉移給盟國。和約簽訂後，德國把東線主力調往西線與英、法、美等協約國聯軍決一死戰，勝負其實在毫厘之間，幸而協約國僥幸獲勝，回頭想想蘇維埃政權製造的危局，怎麽可能不冒冷汗？怎麽可能不恨得咬牙切齒，必欲除之而後快？試想一想，如果蘇維埃政權咬緊牙關再堅持幾個月，結局會多麽不同！類似布列斯特和約這樣的隻顧自己不顧別人甚至陷害別人的蠢事壞事，蘇聯當局後來又幹了好幾次，中國就深受其害，遺恨至今。其實蘇聯的興亡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把執政集團的利益至於國家民族之上，不顧盟國的行徑，總是要付出代價的，或早或晚而已。 　　 　　（《恰巴耶夫》，葆煦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社，1957 　　《鐵流》，曹靖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毀滅》，魯迅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 21，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 　　 　　《青年近衛軍》，在我的少年記憶裏占據了一個重要位置。 　　 　　自古少年向英雄，不論哪個時代的少年，都是一腦門子的英雄夢想和報國激情。少年時那幾本愛不釋手、讀了一遍又一遍的英雄書籍，通常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銘刻在記憶深處，永不磨滅。在文化閉塞的70年代，除了校方推薦給我們崇拜的雷鋒、王傑、歐陽海之外，我們還有私下裏的偶像――地下流傳的小說中人物，比如《鋼鐵》裏的保爾.柯察金，比如《青年近衛軍》裏的奧列格.柯舍沃伊、謝爾蓋.邱列寧、劉芭.謝芙卓娃，官方的也好私下的也罷，我們心目中的英雄都是那些為了保衛祖國為了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英勇獻身的人物。80年代之後，英雄崇拜多元化，從80年代的郭靖楊過張無忌，到當下的宇春筆暢張靚穎，五花八門都成了少年們的偶像，跟我們當年大不一樣了。 　　 　　我記不得哪一年開始看《青年近衛軍》，不是1974年就是1975年。在那個充滿反修防修氣氛的時期，居然會公開出版這樣一部情調曖昧的蘇修小說，算是一件奇事。網友傲世彌衡先生回憶當年時說，《青年近衛軍》有“非常好的自然、心理和朦朧感情的描寫，真是黑暗時代的精神大餐。我徹夜閱讀，激動不已。至今我還喜歡那個版本，前麵帶毛主席語錄的。”我相信很多當年讀過《青年近衛軍》的朋友都會有類似的體驗，“黑暗時代的精神大餐”，一點不錯！我們這一班少年結結實實飽餐了一頓，如癡如醉，熱血沸騰。 　　 　　《青年近衛軍》幾乎包括了我們感興趣的所有元素：殘酷的戰爭，勇敢的青年，從容的地下黨組織，驚心動魄的地下遊擊戰，美麗的姑娘，浪漫的愛情，質樸的友情，還有那麽多動人的人物。在那麽多人物中，謝爾蓋.邱列寧最得我們歡心，我們曾經研討過，覺得謝爾蓋一個人扔燃燒瓶那段是不錯，可弄死幾個小兵太不過癮了，起碼暗殺個將軍之類才舒服。如果蘇修鬼子打來了，我們也得組織起來，暗殺領兵的蘇聯元帥！朱可夫又怎麽樣？敢來一樣殺！（當時朱可夫的《回憶與思考》是極熱門的讀物）如果事敗被捕了，也要向青年近衛軍那樣堅強不屈，寧死不招！我們還設計好了向敵人怒吼的台詞：你們！蘇修鬼子們！當年你們打德國鬼子，今天我們打你們！你們不記得青年近衛軍了嗎？竟敢來侵略中國！你們忘本了！等等，也顧不得邏輯是不是對頭。 　　 　　幾年後，終於爆發了一場短促的局部戰爭，我們這幫人一到放學就跑到家長單位門口看戰報，互相傳遞小道消息：××軍開始調動了，高炮團開往郊區××廠了，機場戒嚴了……盼望了這麽多年，終於等到這一天了。計算一下距離，蘇軍裝甲集群開到我們城下也就兩天功夫，到時候看我們的吧，我們青年近衛軍要活捉個蘇聯元帥玩玩，朱可夫不來，李可夫也行，要不趙涅夫、劉科索夫斯基，總之來一個滅一個。那十幾天我們一邊關心前線戰局，一遍研究本市地圖，摩拳擦掌，激動不已。可惜，南線閃擊戰打完了，也沒見蘇軍坦克、元帥的影子，空歡喜了一場。 　　 　　在中國，《青年近衛軍》的影響度大概僅次於《鋼鐵》，在蘇聯文學早已不吃香的今天，還掛在世界名著的目錄裏長銷不衰。這一定有其道理。不管到了什麽時候，為了國家民族獨立自由解放反侵略反壓迫反奴役的主題永遠不會過時，法捷耶夫用完美的敘事藝術清楚表達了這個主題，因此這部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我指的永恒魅力不是現在通行的《青年近衛軍》版本，不是那個被很多人責備平庸乏味太多正統宣傳味道的1951年修改版本，而是1945年的初版本。 　　 　　關於《青年近衛軍》的兩個版本，在蘇聯文學史上也算是一段公案，至今各種觀點解讀的都有，我以為最接近事實的陳述還是來自當時的蘇聯官方學界，這裏引用一段著名文學理論家季莫菲耶夫的說法(《俄羅斯蘇維埃文學簡史》，季莫菲耶夫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真理報在1947年曾提醒法捷耶夫注意他這部長篇小說的主要缺點。這些缺點之一，就是作家在描寫共青團組織‘青年近衛軍’的鬥爭上脫離了黨的地下工作的鬥爭，但事實上，在蘇維埃國家全部曆史過程中，共青團一直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活動和鬥爭。真理報還著重指出，作家沒有寫出黨的地下活動，沒有寫出共產黨員在蘇聯人民反對德寇的鬥爭中所起的領導作用。可是，當時在陷入德寇鐵蹄下的全部土地上，地下黨組織在領導反法西斯奴役者的愛國鬥爭；而且，根據伏羅希洛夫格勒省委會時候調查所得的材料，也證明了克拉斯諾頓當時存在過這樣的組織。 　　在長篇小說的修訂本中，法捷耶夫改正了以上所指出的全部缺點，塑造了不少地下共產黨員、人民的領導者的美麗形象，這些形象以其英勇、無畏、生活的智慧和堅忍的精神深深打動了讀者的心弦。” 　　 　　大概這位理論家季莫菲耶夫權威的話說的太多，優勢意識太強，寫文章不經仔細斟酌，想不到他寫的每一個字都可能被後世用放大鏡研究，這段引述真理報的批評破綻太多，經不起推敲。例如，青年近衛軍是不是地下黨領導的？現在沒有證據證實是或者不是。在季莫菲耶夫這本書的另一處有這樣一段話，“在動手寫作長篇小說以前，作家研究了與這個地下共青團組織的活動有關的許多文件，好幾次親自到克拉斯諾頓去實地考察，與少年英雄們的親友晤談”，很明顯，法捷耶夫不是憑空寫這本小說的，而是仔細做了調查研究，如果在青年近衛軍的活動中發現了一絲地下黨組織的痕跡，作為一個忠貞的蘇共老黨員，他有可能隱瞞刻意不寫嗎？所謂“作家沒有寫出黨的地下活動，沒有寫出共產黨員在蘇聯人民反對德寇的鬥爭中所起的領導作用”，試問，共產黨員在蘇聯人民反對德寇的鬥爭中起到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就一定細致到領導了一個小城市地下青年組織的活動？所謂“根據伏羅希洛夫格勒省委會時候調查所得的材料；也證明了克拉斯諾頓當時存在過這樣的組織”，就算當地有過黨組織，就一定領導了青年近衛軍的活動？這樣毫無邏輯的批評，不是正好反證了批評者並沒有證據證明地下黨參與了青年近衛軍的活動，青年近衛軍非常可能隻是一個自發的反抗組織嗎？ 　　 　　可以想象，麵對這直接來自最上層的沉重壓力，法捷耶夫作為蘇聯文藝界的掌舵人，不可能堅持藝術的真實性，他屈服了，花了幾年時間修改，大篇幅地增加地下黨領導青年近衛軍的情節，“塑造了不少地下共產黨員、人民的領導者的美麗形象，這些形象以其英勇、無畏、生活的智慧和堅忍的精神深深打動了讀者的心弦”。修改版在1951年出版，跟1945年的初版本大相徑庭。目前通行的中譯本都是以1951年修改本為底本的，原汁原味的1945年初版中譯本很難見到了。 　　 　　我之所以在這裏喋喋不休說這麽多兩個版本的爭議，是因為我曾經見識過那個傳說中的1945版中譯本，仍然是水夫先生翻譯，上海時代畫報出版社1947年12月初版，繁體橫排，正文隻有54章、494頁，印製清晰，非常漂亮。就內容來說，我曾經饒有興致地大致對照了一下兩個版本，感慨良多，這裏隻想說一句：就算沒寫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又怎麽樣？在斯大林時代成長起來的共青團員自發組織起來打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為祖國浴血犧牲，不正好證明了蘇共對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影響是多麽成功嗎？何必要親自出麵領導呢？難道沒有地下黨的地方，就不能抵抗了嗎？《真理報》的批評真是令人摸不著頭腦。 　　 　　在《毀滅》和《青年近衛軍》之間，法捷耶夫還有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最後一個烏兌格人》（磊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也是以國內戰爭時期的遠東地區為背景，描寫遠東地區少數民族烏兌格人在大時代裏的命運，這部書影響不大。《青年近衛軍》是法捷耶夫最後的傑作，此後他陷於行政事務，再也寫不出象樣的作品。斯大林去世後，他一度想振作起來整頓一下沉悶的文學界，但跟新領導層溝通不利。1956年二十大掀起反斯大林浪潮後，法捷耶夫留下一紙遺書，飲彈自盡。有一種書法認為法捷耶夫自殺是因為被疑參與了30年代斯大林殺害作家案件，此說我是懷疑的，為一本三流小說敢當麵頂撞斯大林“隨你的便吧”的人，不大可能幹些距離良知太遠的事情。 　　 　　不管法捷耶夫的爭議有多大，被潑了多少髒水，對我們中國讀者來說，他永遠是那個用優美抒情的文筆寫出《青年近衛軍》的人，他的作品告訴了我們，當外國侵略者入侵時，要勇敢地起來鬥爭！麵對敵人的屠刀，要昂著頭死去！未來的某一天，如果我們遭受到外敵入侵的時候，希望那些習慣在網上攪拌人肉打口水仗的青少年，也能組織起來，舉起手宣誓：我，在加入青年近衛軍的時候，對著我的戰友，對著祖國災難深重的土地，對著全體人民，莊嚴宣誓...... 　　 　　（《青年近衛軍》，水夫譯，上海時代畫報出版社，1947；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1974） 22，西蒙諾夫：《日日夜夜》 　　 　　衛國戰爭爆發後，以往養尊處優的作家們也行動起來，組成自己的戰鬥隊伍奔赴前線，大多以戰地記者的身份活躍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朱可夫元帥的回憶錄《回憶與思考》附有許多戰爭時期珍貴的曆史圖片，其中一幅是戰地記者西蒙諾夫和蘇爾科夫身著軍服在野外戰地進餐的合影，這兩位戰火中的記者在戰後都成為了蘇聯文學界的領導人。詩人蘇爾科夫在戰前既已成名，年輕的西蒙諾夫戰前還名不見經傳，戰爭期間先以抒情詩《等著我吧》一舉成名，後以小說《日日夜夜》奠定了一線作家的地位，贏得斯大林的關注和器重。 　　 　　戰爭初期，西蒙諾夫在戰場上為後方的情人瓦莉亞.謝羅娃寫了一首抒情詩《等著我吧》，在《真理報》發表後，轟動一時，尤其受到前線將士的喜愛，幾乎人人成誦，深入人心。由於該詩涉及了西蒙諾夫和美女影星妻子謝羅娃、蘇聯二戰英雄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三角關係，極具香豔色彩，幾十年來一直被人津津樂道，坊間有不少書籍和文章談論這段二戰時期著名的八卦，這裏就不多說了。 　　 　　中篇小說《日日夜夜》（以篇幅而論，稱為長篇小說也未嚐不可）以斯大林格勒戰役為背景。1942年夏初，德軍卷土重來，先在南線發動進攻，奪取了克裏木半島，然後直奔斯大林格勒。戰役開始階段，蘇軍處境十分被動，德軍第六集團軍長驅至入，固守城區的崔可夫第62集團軍步步為營，與優勢德軍展開血腥的巷戰，直至斯大林的戰略預備隊大舉反攻合圍德軍為止。《日日夜夜》擷取了城區保衛戰的一個側麵，描寫沙布洛夫營堅守三座樓房的戰鬥生活。營長沙布洛夫和他的戰士們在守衛斯大林格勒的日日夜夜裏，浴血奮戰，寸步不讓，發揚了大無畏的戰鬥精神，打退了敵人的一次又一次的進攻，展現了斯大林格勒保衛者的英雄氣概。 　　 　　作為深入前線的戰地記者，西蒙諾夫親身經曆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日日夜夜，他曾經說《日日夜夜》就是他的斯大林格勒日記，確實，小說每個場麵都有強烈的現場感，這是真正來自戰場的作品，絕不是後人發揮想象力所能寫出來的。小說裏的人物大多是蘇軍的普通官兵，作者寫了他們的戰鬥曆程，他們的性格和個人感情，他們在戰場上的心理活動，每一筆都濃縮了作者的深刻觀察和凝重的思考，可以看成是真實的戰地文獻，具有珍貴的曆史價值。 　　 　　在眾多的蘇聯二戰題材小說裏，《日日夜夜》也許不能算是最傑出的，卻是西蒙諾夫最傑出的作品。 　　 　　西蒙諾夫出生於1915年，成長在斯大林時代，在高爾基文學院讀了四年，專修詩歌創作。1939年，西蒙諾夫中斷了研究生學業，作為軍事記者參加了蘇日哈勒欣戰役，之後到伏龍芝軍事學院軍事記者訓練班學習，成為一個職業軍事記者。大戰爆發，西蒙諾夫即刻奔赴前線，四年間經曆了戰爭的各個階段，最艱難的時候一直到最後的勝利。戰火中的四年對他個人的寫作生涯來說是黃金的四年，通訊報道、特寫、詩歌、劇本、小說，無所不寫，成果豐碩。到了戰爭結束的1945年，西蒙諾夫30歲，已經是一位有影響的文壇新秀，更重要的是，他成了斯大林的新寵兒。 　　 　　西蒙諾夫的文學成就與他戰後的顯赫身份其實不大相稱。戰後，他的的寫作特點是又多又快。但大多不堪一讀，有價值的作品很少，我以為隻有以下幾本而已， 　　 　　戰爭三部曲，包括《生者與死者》、《軍人不是天生的》、《最後一個夏天》三部大部頭長篇小說，60～70年代曾作為內部書籍發行，80年代後多次再版，影響相當大。這是西蒙諾夫苦心經營的作品，用蘇共二十大之後的主流觀點重新詮釋斯大林，試圖全景式的描繪蘇聯衛國戰爭的整體麵貌。作者野心很大，可惜就讀者的閱讀觀感來說，沒有覺得這是多麽了不得的作品，乏味的很，遠遠不如速寫式的《日日夜夜》動人。 　　 　　《洛帕京日記摘抄》（姚龍寶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1984）。包括《四步》、《離開戰場的二十天》、《你我不會再見麵......》。這是一個係列的中篇小說，描寫戰地記者洛帕京來往戰地和後方的采訪生涯，大量涉及戰爭年代的私人日常生活，帶有自傳色彩和濃鬱的真情實感，讀來比大部頭的戰爭三部曲更有親切感。我以為，西蒙諾夫是有才華的，但不是蕭洛霍夫那樣的天才，其才具不足以駕馭巨幅長篇，駕馭《日日夜夜》、《洛帕京日記摘抄》這樣的中篇則得心應手得多。 　　 　　《戰鬥著的中國》（蔣洪舉譯，中華書局，1952）。1949年，西蒙諾夫以《真理報》記者身份隨四野大軍向中南進軍，他深入部隊，從四野司令林彪到普通士兵都是他的采訪目標，回國後寫成了這本特寫集，從一個蘇聯記者的眼中觀察我軍的勝利，別有一番趣味。 　　 　　《我這代人的回憶――關於斯大林的思考》（崔鬆齡何宏江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這是西蒙諾夫的最後一部作品，回顧了他的斯大林寵兒生涯，即他在斯大林的提攜下，怎樣以30歲的年紀成為蘇聯文藝界的領軍人物，書中回顧了斯大林時代最後幾年的文藝生活，斯大林是怎樣殷殷關懷蘇聯的文藝事業，蘇聯文藝界的曆次風波，以及作者本人的活動。這是西蒙諾夫留下的最有價值的作品，不僅具有史料價值，更活生生表現了西蒙諾夫這樣一位風雲人物是怎樣帶著麵具生活的，他的複雜的內心活動，意味深長。 　　 　　有人說，西蒙諾夫的作品早已沒人看了，我以為不然。西蒙諾夫早期的詩歌非常不錯，作為戰爭小說，《日日夜夜》和《洛帕京日記摘抄》也是相當出色的，如果有時間和耐心，《生者與死者》三部曲也不是完全沒有意思。如果這些都沒有價值的話，最起碼他還有八卦話題價值。我特別查找了一下資料，發現坊間關於西蒙諾夫、謝羅娃、羅科索夫斯基元帥情感糾葛的描述恐有問題，還需精通俄語的有心人細細考證，另外，我搜了一下謝羅娃的玉照，感覺這位傳說中的美女也就是一般姿色，不知何以讓西蒙諾夫這樣的年輕才子，羅科索夫斯基這樣的美男元帥為之神魂顛倒，一直八卦到了今天。 　　 　　（《日日夜夜》，昌浩、繼純譯，莫斯科外國文出版局，1949） 　23，瓦西列夫斯卡婭：《虹》 　　 　　萬達. 瓦西列夫斯卡婭，又譯作瓦西列芙斯卡雅、華西列夫斯卡婭，關於此人及其作品，有必要先簡單回顧一下曆史。 　　 　　30年代希特勒崛起之後，斯大林和西方都看明白了，這家夥是要大打一場，關鍵是先打誰。一個想禍水東引，一個想禍水吸引，希特勒成了香餑餑，你推給我，我推給你，看誰下手夠快夠狠夠準，結果斯大林贏了。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蘇聯和希特勒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秘密議定書劃分了兩國的勢力範圍，協議雙方瓜分波蘭。8月3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緊急會議批準了條約，9月1日，希特勒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39年9月17日，為了保護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居民的生命財產，60萬蘇軍越過蘇波邊境，占領了波蘭東部領土，俘虜了25萬多名波軍官兵（1940年4月，2萬多名波軍官兵被蘇聯內務部隊槍殺，史稱卡廷事件）。據說蘇軍和德軍會師後，兩軍還舉行了聯合閱兵式慶祝共同的勝利。獨立的波蘭滅亡了，頑強的波蘭人民不甘被侵略者奴役，在以後的六年裏，抵抗運動從沒中斷過，即使是流亡到國外的波蘭人也都在不同的崗位為解放波蘭盡力。在這個曆史關頭，有一位戰前已經小有名氣的波蘭女作家投奔了蘇聯，即後來加入蘇聯國籍、寫出眾多反法西斯作品的萬達.瓦西列夫斯卡婭。由於她此後一直生活在蘇聯，有人誤以為她是蘇聯人，其實不是，在1939年之前，瓦西列夫斯卡婭是正宗的波蘭人。 　　 　　曹靖華先生在《“虹”譯者序》裏這樣描述瓦西列夫斯卡婭人生的重要轉折： 　　 　　“作者在遍地烽火裏，踏著變成焦土的城市和鄉村，步行六百公裏，到達蘇聯邊境，到達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她覺得這是到了老家，到了真正的家鄉。她在這裏受到蘇聯人民的盛大歡迎，受到蘇聯人民骨肉之親的關懷，他們歡迎這位為自由而戰的堅強的女戰士，關懷這位傑出的戰鬥的蘇聯女作家！她被蘇聯人民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參加建設新生活的工作。從衛國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起，她就執筆從戎，投身於大戰的血火中，加入反法西斯侵略的武裝行列裏，擔任隨軍記者和部隊文化工作，出生入死，以至今日。” 　　 　　中篇小說《虹》是瓦西列夫斯卡婭“投身大戰的血火中”奉獻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最好的作品。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國向斯大林蘇聯發動了“背信棄義”的進攻，戰爭初期，德軍分三路長驅直入，勢如破竹，蘇軍猝不及防，連連敗退，大片國土淪喪，蘇聯人民從往日的和平生活驟然陷入血與火的戰時生活。當其他作家把目光聚焦於前線時，瓦西列夫斯卡婭卻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淪陷區，投向淪陷區人民的悲慘生活和英勇抗爭。在戰時早期的文學作品中，描寫烏克蘭淪陷區生活的《虹》顯得很別致。 　　 　　《虹》描繪了一幅災難中的蘇聯人民的真實圖畫，被法西斯德軍占領的村莊麵對的是敵人黑黝黝的槍口，屈辱、悲憤、痛苦折磨著留下來的婦孺老弱，他們懷著對敵人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配合遊擊隊跟敵軍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瓦西涅夫斯卡婭像一個雕塑家一樣，運筆如刀，刻劃了在法西斯鐵蹄蹂躪下奮起抗爭的人物群像，特別是女遊擊隊員娥琳娜的形象感人至深。娥琳娜被捕後，敵人當著她的麵槍殺了她剛出生的兒子，她受盡折磨，堅貞不屈，英勇犧牲。娥琳娜和其他村民的苦難象征了蘇聯人民的集體苦難，她堅強不屈的形象代表了不可戰勝的斯大林蘇聯堅不可摧的勝利信念和英雄氣概。 　　 　　戰爭爆發後，瓦西涅夫斯卡婭隨軍轉戰在烏克蘭戰場，耳聞目睹了烏克蘭人民如何奮起與入侵的敵人抗爭，特別是普通的女遊擊隊員亞曆山德娜.戴麗曼的英雄事跡深深地打動了她。瓦西涅夫斯卡用飽含激情的詩一樣的文筆寫出了《虹》，打動了千千萬萬正在和法西斯敵人作戰的蘇聯軍民。在寫作《虹》時，瓦西涅夫斯卡婭的俄文尚不熟練，原作是是用波蘭文完成的，翻成俄文後在1942年八九月間的《消息報》上連載，接著出版了單行本。曹靖華先生收到蘇聯友人寄來的報紙和書後，即開始譯成中文，1943年出版中譯本，後又多次再版，傳遍了中國大地，鼓舞了千千萬萬正在和日本侵略者苦戰中的中國讀者。 　　 　　瓦西涅夫斯卡婭另一部重要作品是《水上歌聲》三部曲，第一部《沼地上的火焰》（郭一民等譯，時代出版社，1954）完成於波蘭滅亡前夜，描寫波列色的西烏克蘭居民在波蘭資產階級政權殖民統治下的痛苦生活。第二部《湖裏的繁星》（馬清槐等譯，時代出版社，1954）完成於德國入侵蘇聯前夜，描寫1939年蘇軍占領波蘭東部後，西烏克蘭地區的人民熱烈歡迎蘇聯解放者，推翻了階級和民族敵人，在解放的土地上開始新生活的故事。第三部《河流在燃燒》（石光等譯，時代出版社，1955），描寫波蘭軍隊和蘇軍並肩作戰，痛擊希特勒法西斯，一直打到奧德河畔，解放全部波蘭領土的故事。整個三部曲可以看成是一部近代波蘭多災多難的編年史，從藝術角度看相當不錯，清新可讀，顯示了瓦西涅夫斯卡婭不俗的寫作才華。可惜這部長篇巨著是以蘇聯觀點來解釋波蘭的屈辱史，而1939年後蘇聯對波蘭的種種作為不管從哪個角度觀察都是經不起曆史檢驗的。 　　 　　瓦西涅夫斯卡婭在蘇聯發表的作品很多，我見過的中譯本有《隻不過是愛情》（金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描寫一個蘇聯戰士負傷返回家鄉後與妻子的情感波折。《生死鬥爭》（北京師範大學俄文係翻譯組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描寫二戰前夕波蘭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巴黎內外》（王澤民等譯，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描寫戰後法國社會的眾生相。曹靖華先生在《“虹”譯者序》裏提到的瓦西涅夫斯卡婭波蘭時期作品《時代的麵貌》、《祖國》和《大地在苦難中》，似乎沒有中譯本，這三部作品或許會有一些跟後期蘇聯風格作品不同的風采。 　　 　　瓦西涅夫斯卡婭生於1905年，1964年去世。戰後，瓦西涅夫斯卡婭和她的先生、著名劇作家柯涅楚克（據曹靖華先生記述，瓦西涅夫斯卡婭在波蘭時期結過兩次婚，後來是怎樣和柯涅楚克結成伉儷的，待考）是斯大林的第一寵兒，受寵度比法捷耶夫、西蒙諾夫、潘菲洛夫夫婦等要高一個級別。柯涅楚克因為在戰爭爆發後創作了為斯大林解圍的劇本《前線》而名噪一時，深得斯大林的歡心，戰後官至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蘇聯外交部副部長，成為斯大林核心集團的一分子，但他的話劇作品卻頗受圈內人的腹誹和譏評。蘇聯解體之後，柯涅楚克夫婦當然形象負麵，受柯涅楚克之累，瓦西涅夫斯卡婭在蘇聯作家軼聞史上成了一個漫畫式的人物，被糟踐得不成體統。其實作為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創作了《虹》這樣傑出作品的波蘭-蘇聯雙重作家，瓦斯涅夫斯卡婭是值得尊敬的。 　　 　　（《虹》，曹靖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 24，別克：《恐懼與無畏》 　　 　　看過蘇聯電影《莫斯科保衛戰》的朋友，應該記得那個英俊瀟灑的第9機械化軍軍長、第16集團軍司令羅科索夫斯基將軍，還有第16集團軍那個生氣勃勃的第316步兵師師長、留了一個小胡子的潘菲洛夫將軍。在莫斯科保衛戰中，羅科索夫斯基麾下的潘菲洛夫少將指揮第316師立下了不朽功勳，一戰成名，被蘇聯最高蘇維埃授予近衛第8師的光榮稱號，潘菲洛夫犧牲後，該師稱號改為潘菲洛夫近衛第8師，這支王牌部隊至今還在俄軍的序列中。別克的中篇小說《恐懼與無畏》，原名《沃洛科拉姆斯克大道》，說的就是第316師守衛莫斯科的英雄事跡。 　　 　　1941年6月22日淩晨，希特勒法西斯德國向和平的蘇聯發動了“背信棄義”的突然進攻。德軍北中南三個集群同時進軍，分別指向列寧格勒、莫斯科和基輔。中路德軍采用了簡單而有效的閃擊戰術，即用古德裏安和霍特的兩個裝甲集群沿兩翼快速突進，合圍蘇軍重兵集團後交給跟進的步兵集團軍，然後兩個裝甲集群繼續向前突進，向蘇軍展開新的鉗型攻勢。蘇軍被德軍的閃擊戰打得丟盔卸甲，常常幾十萬精銳被合圍殲滅，不要說蘇聯紅軍從來沒有經曆過這樣的慘敗，就是放到世界戰爭史上也是極其罕見。8月中旬，在結束斯莫棱斯克會戰後，希特勒不顧高級將領的強烈反對，決定暫停向莫斯科進軍，調古德裏安裝甲集群南下支援烏克蘭方向。希特勒的錯誤決定給了手中無牌可打的斯大林喘息機會，等9月下旬德軍集結兵力向莫斯科方向發動台風戰役時，斯大林已經緩過一口氣，手裏有了若幹新編練的預備兵團投入戰場，其中就有潘菲洛夫的第316步兵師。 　　 　　1941年7月，潘菲洛夫的第316步兵師在哈薩克斯坦編成，該師按就編製組建，有15000人之多，集結了中亞地區的菁英，按照《莫斯科保衛戰》中潘師長的說法，“指揮員都是精選出來的，政工人員都是哈薩克斯坦黨的積極分子”，但是該師沒有戰鬥經驗，匆忙整訓後即開赴莫斯科戰場，編入羅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團軍，守衛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區寬約40公裏的防線。 　　 　　沃洛科拉姆斯克在莫斯科東北方，距離莫斯科120公裏，是莫斯科的門戶，這裏是德軍重點突擊的方向，守衛莫斯科的重責大任落到了年輕的316師身上。1941年10月16日到12月6日，潘菲諾夫將軍的316師在這一地域艱苦鏖戰，節節抗擊，頂住了敵人的凶猛進攻。在衛國戰爭的史冊上，記載著著名的316師28勇士打坦克的事跡。11月16日，在杜鮑謝科沃鐵路會讓站附近的251高地，316師1075團的28位戰士在指導員克洛奇科夫率領下同幾十輛德軍坦克進行了力量懸殊的搏鬥，全部壯烈犧牲，28勇士的英勇戰鬥為後續部隊的展開爭取了時間，創造了蘇聯紅軍用血肉之軀奮勇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光輝戰例（28勇士的事跡是否真實存在，軍史界尚有爭議）。11月17日，316師被命名為近衛第8師。11月18日，師長潘菲洛夫將軍被彈片擊中，光榮犧牲。在莫斯科保衛戰中，潘菲洛夫的這支英雄部隊沒有辜負領袖、祖國和人民的期望，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捍衛了蘇聯紅軍的榮譽，在最危急的關頭拯救了莫斯科，也拯救了蘇聯。 　　 　　《恐懼與無畏》敘述了潘菲洛夫師的戰鬥曆程。曾經流傳的中譯本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描寫316師開赴戰場前短暫的軍事訓練生活，第二部分描寫316師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戰場的英勇表現。小說以316師巴武爾章.莫梅什-烏雷營的訓練和戰鬥為背景，采用作者采訪巴武爾章營長，巴營長口述的方式，生動地再現了316師的戰士是怎樣從一群毫無軍事經驗和戰鬥素養的老百姓在戰火中成長為戰無不勝的鋼鐵之師。這部作品正麵塑造了潘菲洛夫將軍的光輝形象，從一個個細節描述了潘師長是如何帶領他的部隊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守住了通往莫斯科的咽喉要道，給敵人以重大的打擊。小說深入描寫了316師官兵的內心世界，他們驟上嚴酷的戰場，是如何克服恐懼心理，在敵人的炮火裏鍛煉成為無畏的戰士，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潘菲洛夫、巴武爾章和勇敢的316師顯示了堅不可摧的戰鬥意誌，把敵人阻擋在莫斯科城外，“俄羅斯大地遼闊，可我們已無路可退，後麵就是莫斯科!”這句出自316師的名言，有力地鼓舞了蘇聯軍民奮勇向前，絕不退縮。 　　 　　別克在蘇聯是個體製外作家，不被官方主流學界認可，原因是此人天性好事，桀驁不遜，雖然資曆極老，卻不大認同蘇聯的意識形態。別克生於1903年，1972年去世，青年時期在黨校學習時，用不當手段騙來了同學的麵粉和油給自己一夥炸油餅解饞而被開除學籍、開除出黨，他拒不認錯，從此一生坎坷。衛國戰爭爆發後，他作為戰地記者上了戰場，以現場采訪的素材寫成了《恐懼與無畏》。該書的前兩部分寫於1943～1944年，最早的中譯本由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於1943年末出版的第一部分，1945年出版了第二部分，之後在我國廣為流傳，各個解放區都有翻印的版本，在我軍將士中尤其影響巨大。五十年代，作者續寫了第三部分《幾天》和第四部分《潘菲洛夫將軍預備隊》，似乎未見中譯本。 　　 　　在別克的其他作品裏，我特別喜歡並向各位推薦他和洛依柯合著的長篇小說《年青人》（邵洪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這是我早年反複閱讀過的小說，留下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印象。這本書寫的是蘇聯的大學生生活，還有教授之間的鬥爭，整個小說寫得優美迷人，洋溢著朝氣蓬勃的清新氣息，讀來令人心醉。《年青人》情調和《葉爾紹夫兄弟》有些相似.但沒有《葉爾紹夫兄弟》的斯大林色彩。別克的另一部作品《新的任命》（崔永昌、蔣仲鯨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9），描寫蘇聯主管冶金工業的領導人奧尼西莫夫的生平，是一部反斯大林主義的作品。 　　 　　蘇聯文學能夠不朽的作品屈指可數，我以為這本《恐懼與無畏》應該榜上有名，蘇聯官方排斥別克，我們也跟著有樣學樣，居然活活淹了這麽優秀的作品，實在令人惋惜。在時代話語轉向的今天，更是不會記得這部曾經那麽鼓舞人心的小說了，甚至連潘菲洛夫將軍和潘菲洛夫師的英雄事跡也可能會被遺忘，這是很無奈的事情。 　　 　　（《恐懼與無畏》，愚卿譯，莫斯科外國文出版局，1943，1945） 25，恰可夫斯基：《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圍困》 　　 　　翻開德軍進攻蘇聯的巴巴羅沙作戰態勢圖，三支黑色的箭頭分別指向北方的列寧格勒、中間的莫斯科和南方的基輔。對斯大林來說，這三個城市具有特殊的和巨大的象征意義，當蘇軍節節敗退損失慘重時，這三座城市是最後的精神堡壘，絕不容失。而對希特勒來說，占領這三個城市不僅具有高度的戰略意義，更是難以言表的心理滿足。因此在這三個城市爆發了二戰史上最慘烈的戰鬥，它們的命運各有不同。 　　 　　1941年8月初，斯莫棱斯克會戰結束後，希特勒意識到依靠各個方向現有兵力無法同時奪取基輔、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因此他改變了首先奪取莫斯科的計劃，決定分兵南下先取烏克蘭經濟區，圍殲南方的蘇軍重兵集團。蘇軍總參謀長朱可夫大將建議斯大林放棄基輔，保存有生力量，被斯大林斷然拒絕，斯大林怒斥朱可夫“胡說八道”並解除了他的總參謀長職務，當斯大林意識到形勢不妙時已經來不及，基輔陷落了，60萬蘇軍被合圍，損失殆盡。南方的鏖戰為保衛莫斯科爭取了寶貴的時間，蘇軍經過血戰終於挫敗了德軍隨後突擊莫斯科的企圖，蘇聯的首都莫斯科在斯大林同誌的領導下經受住了嚴酷的考驗，沒有落入法西斯的魔爪。在列寧格勒方向，德軍北方集群長驅直入，蘇軍無法抵擋德軍優勢兵力的快速突破，連連敗退，德軍直抵列寧格勒城下。9月10日，在最危急的關頭，朱可夫緊急飛往列寧格勒，替換了指揮不利的老帥伏羅希洛夫，在城市接近地穩定住了防線。兵力不夠的德軍無力繼續攻擊，改為長期圍城，列寧格勒陷入長達三年十個月的圍困封鎖，英雄的列寧格勒軍民團結一致，艱苦奮戰，度過了慘絕人寰的圍困歲月，這座以彼得大帝和列寧命名的光榮城市始終屹立不搖。 　　 　　在眾多描寫列寧格勒保衛戰的文學作品中，恰科夫斯基戰時創作的小說《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和發表於60～70年代的巨幅長篇《圍困》最為引人注目。恰科夫斯基是列寧格勒人，生於1913年，1994年去世，他畢業於高爾基文學院，戰爭爆發後，在蘇軍沃爾霍夫方麵軍擔任軍報記者，曾深入圍困中的列寧格勒采訪報道，掌握了第一手資料。 　　 　　《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由三部連續性的中篇小說構成，分別是《隨軍記者》（1944）、《麗達》（1945）、《和平的日子》（1947）。第一部《隨軍記者》以戰地記者薩溫的的視角，描寫他前往列寧格勒執行任務和尋找情人麗達的經過。第二部《麗達》以麗達的視角敘述她和薩溫重逢後的經曆。第三部《和平的日子》描寫薩溫和麗達在戰後的和平生活。《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沒有正麵描寫戰場上的軍事活動，也沒有描寫那些著名的領袖人物，而是關注列寧格勒戰場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情感生活，從一個側麵真實地反映了列寧格勒軍民在圍困中的艱苦生活和堅強不屈的戰鬥意誌。整部小說筆調抒情優美，心理刻劃絲絲入扣，充分展現了兩個相愛的年輕人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的精神世界，非常值得一讀。 　　 　　和《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相反，恰科夫斯基在60～70年代苦心經營的長篇巨作《圍困》以列寧格勒戰場為核心，描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和希特勒德國之間的政治軍事鬥爭，卷帙浩繁，氣象恢弘。關於這部影響巨大的全景式戰爭文學的代表作，相關的介紹和評論非常多，這裏就不多說了。這本書的中譯本分為五卷六冊，共173萬字，全部讀完需要的一定的毅力才行。我在80年代讀這本書時也隻是細讀了戰爭雙方高層人物活動的部分，有幾個場景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個是戰爭爆發後斯大林複雜的心理活動，作者濃墨重彩洋洋灑灑地寫了好幾頁，曾被專業學術著作引用，頗有文獻價值。關於蘇聯黨政軍高層在戰爭爆發當夜的情形，朱可夫的回憶錄和電影《莫斯科保衛戰》有詳盡的描述，之後的情形則眾說不一。按《圍困》的說法，1941年6月22日午夜，斯大林率領他的政治局委員來到國防人民委員部，在了解最新戰局後，斯大林“對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的領導人作了憤怒的、無禮的斥責”，然後就去了他在郊外的別墅，憂憤成疾，幾十個小時沒有露麵。誰也不知道這幾十個小時他是怎麽捱過來的，他都想了什麽？恰科夫斯基做了合理的推測，為斯大林設計了種種可能的想法，總而言之――“怎麽會會發生這種事呢？怎麽會呢？……為什麽我們的軍隊退卻了？”，恰科夫沒提到斯大林錐心刺骨的痛楚――他要靠誰來打這場戰爭？就在4年前，他一手清洗了多少軍方高級將領？“蘇聯五個元帥中三人，四名一級指揮員中三人，十二名二級集團軍軍長中十二人，六十七名軍長中六十人，一百九十九名師長中一百三十六人，三百九十七名旅長中二百二十一人……”(《讓曆史來審判》，麥德維傑夫，人民出版社，1981)。俗話說，英雄不可自剪羽翼，斯大林把自己的羽翼剪幹淨了，怎麽對付希特勒“背信棄義”的進攻？恰科夫斯基寫道：“幾千公裏以外，從巴倫支海到黑海，戰爭已經打響了。蘇聯人正在拚死抵抗，喊著斯大林的名字，為祖國的光榮而犧牲。”誰能計算清楚，有多少蘇聯人無謂地犧牲在了斯大林的愚蠢與殘忍上？陣容整齊的蘇聯紅軍怎麽可能如此不堪一擊？ 　　 　　第二個場景是朱可夫火線替換伏羅希洛夫指揮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經過，作者詳細描寫了蘇聯第一元帥伏羅希洛夫接到朱可夫遞過來的斯大林撤職紙條時複雜的心理活動，極具戲劇性。國內戰爭時期威風赫赫的老帥無力對抗訓練有素指揮有方裝備精良的法西斯敵人，無奈地退出了戰爭舞台，新一代的將領――朱可夫、科涅夫、羅科索夫斯基、瓦杜丁，站到了聚光中心，承擔起領導蘇軍贏得戰爭勝利的責任。事實上，在戰爭爆發前，蘇聯一共有過8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布留赫爾、葉戈洛夫被斯大林槍殺，接替朱可夫擔任總參謀長的沙波什尼科夫年老體弱，斯大林寄予厚望的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布瓊尼分別承擔北中南三線的指揮重任，很快證明不堪大用，對蘇軍初期的潰敗負有重大責任責任，先後被斯大林打入冷宮。還有一位庫利克更慘，戰爭頭幾天他奉命去前線了解情況，結果這位元帥跑到最前線去充當一個連長的角色收拾潰兵，和最高統帥部失去聯係，差點被俘。後來他被降職使用，表現不佳，戰後因散布反斯大林言論被處決。這就是戰爭開始時斯大林的核心力量，設想一下，如果朱可夫這些幸存的中生代將領也在1937年被清洗掉，斯大林恐怕要自己端著衝鋒槍去前線了。 　　 　　五十年代，恰科夫斯基的小說《我們這裏已是早晨》（王民泉等譯，時代出版社，1951）在中國頗為流行，這本書講述戰後蘇聯收複庫頁島南部後的建設活動，美輪美奐地描寫了戰後的和平建設生活和蘇聯收回南庫頁島的豪情，從藝術角度而言寫得相當不錯，不過我看得相當不快，心情複雜。在此書的“關於作者”裏有這麽一句話：“這個島自古就是俄國的一部分”，如果這篇“關於作者”是譯者寫的，那就太讓人傷心了。 　　 　　恰科夫斯基一生創作的作品非常多，盤點一下若幹中譯本，數目相當可觀：《勝利》（施達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圍困》之後的另一部長篇巨著，以波茨坦會議為背景，寫美英蘇三大國的外交鬥爭。《未完成的肖像》（程家均，張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從蘇聯人的角度寫羅斯福總統最後的日子，別有意味。《紐倫堡幽靈》（高韌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9），說的是納粹餘孽企圖營救紐倫堡戰犯的故事。《未婚妻》（陳殿興、劉廣琦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關於一件冤案的翻案過程的愛情小說。《遙遠的星光》（王複仕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描寫一個飛行員尋找往日情人的經過，很動人的一個故事。 　　 　　憑心而論，恰科夫斯基後期的所謂國際題材小說都不怎麽樣，瞎扯的成分居多。在他的作品中，我比較欣賞《這事發生列寧格勒》，在戰爭期間創作的小說中，很少有這樣純粹的言情小說，難能可貴。 　　 　　（《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傅昌文譯，時代出版社，1955 　　《圍困》，葉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5） 　26，卡紮凱維奇：《星》、《奧德河上的春天》 　　 　　經曆了60～70年代的沉寂，蘇聯小說在80年代的中國有一段短暫的複興，出版界爭先恐後地翻譯出版各式各樣的蘇聯小說，其中，瓦西裏耶夫的《這裏的黎明靜悄悄》挾電影之助席卷中國，名聲赫赫。其實，早在40年代，蘇聯有一部無論篇幅、內容、風格都與《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神似的作品，我以為其藝術成就更勝一籌，起碼不相上下，這就是卡紮凱維奇的中篇小說《星》。 　　 　　卡紮凱維奇是蘇聯猶太人，生於1913年，早年做過工地主任、農莊主席、劇院經理等，戰爭爆發後，以誌願兵的資格參軍，當上一名偵察兵，參加了莫斯科保衛戰、解放華沙和攻克柏林的戰役，從一名戰士晉升為師偵察隊隊長、軍偵察處副處長，先後三次負傷，榮獲了四枚勳章和五枚獎章。戰後他成為職業作家，中篇小說《星》和長篇小說《奧德河上的春天》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中篇小說《草原上的兩個人》則受到批判。按卡紮凱維奇的自述，他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蘇聯士兵和軍官，在為正義的事業、為自己的蘇維埃祖國、為全體人類的幸福而進行的鬥爭中不畏艱難的和勇敢的人”。 　　 　　《星》是卡紮凱維奇戰後的第一部作品，以他的偵察兵生涯為素材，非常精彩。作品描寫特拉夫金中尉率領一個代號為“星”的七人偵察小分隊深入敵後執行偵察任務，在德軍精銳部隊集結的森林中，這個小分隊的戰士們發揚了機智勇敢的戰鬥精神，曆盡艱險，向代號為“地球”的指揮部發回了德軍的情報，在險惡的處境中完成了上級交付的使命，卻不幸被德軍發現，一去不回。在指揮部裏，特拉夫金的愛人、通信員卡佳一遍又一遍的呼叫：“星！星！星！星！”，“我是地球！我在聽你說呀！”終於等到了回答，然而“‘星’說了一半就停住，不再往下講了。卡佳通宵沒有闔過眼，但是星仍然一聲不響。第二天，第三天，以至於後來，‘星’還是沉默著。”…… 　　 　　《星》的篇幅不長，內容卻異常豐富，在短短的篇幅裏不僅寫了一個生動驚險充滿懸念的故事，還寫活了經曆不同、性格各異的戰士，他們是如何結成一個團結一致合作無間的集體去完成危險萬分的偵察任務，小說寫了真摯的友情和愛情，筆調華麗，充滿了浪漫的抒情色彩。特別有意味的是，偵察小分隊的代號“星”不僅象征著那七個英勇無畏的偵察兵，還象征著所有為打擊法西斯侵略者流血犧牲的蘇軍官兵，指揮部的代號“地球”則象征著蘇維埃祖國，象征著廣袤無垠的蘇聯大地和堅強不屈的蘇聯人民。《星》發表後，受到高度的評價，連一向持反蘇觀點的美國文學批評家斯洛寧也讚賞《星》是一個“生動有力和非常浪漫的故事”，作者“嫻熟地引用象征性的形象和抒情的插敘，極為生動地描繪這支小分隊被德軍包圍後四天中遭受到的種種磨難和無法避免的悲慘結局”（《蘇維埃俄羅斯文學（1917～1977）》，馬克.斯洛寧，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卡紮凱維奇的另一部獲獎小說《奧德河上的春天》，五十年代至少有三個中譯本，嶽麟譯的人民文學版，孫梁、徐邁譯的泥土版，林疑今、王科一譯的上海文藝版，可見其流行程度和受歡迎程度。這是一本純粹的主旋律作品，描寫戰爭後期蘇軍進軍東歐一直打到德波舊邊界奧德河的故事，對二戰史愛好者來說，這本書非常過癮，“向西挺進！向柏林進軍！”，經曆了那麽多失敗、犧牲、磨難，蘇軍終於把入侵者趕了出去，並且勝利進軍，解放歐洲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直搗柏林差點活捉希特勒，整本書看下來激蕩人心，痛快酣暢。卡紮凱維奇以親身參與解放歐洲攻克柏林的經曆，展現了反法西斯戰爭最後階段的廣闊畫麵，淋漓盡致地抒發了蘇聯紅軍大獲全勝報仇雪恨的豪邁情懷。 　　 　　這裏值得說一說的是《奧德河上的春天》發表和獲獎的一段插曲。這本書的背景部隊是以朱可夫為司令員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可是書裏從頭到尾不見方麵軍司令員的蹤影，誰替代司令員指揮呢？是軍事委員西沙克裏諾夫中將。率領蘇軍進軍歐洲攻克柏林的司令員怎麽消失了？不僅讀者疑惑，連最高統帥斯大林也一頭霧水。據西蒙諾夫《我這代人的見證》記載，在討論1950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的會議上，斯大林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在此轉述如下： 　　 　　“小說有缺點。”斯大林在結束對《奧德河上的春天》的討論時說道：“那裏並不是全都寫得正確：寫了羅科索夫斯基，寫了科涅夫，但是在那裏，在奧德河上，指揮主要方麵軍的是朱可夫。朱可夫有缺點，在方麵軍中有人不喜歡他的某些品行，但是應該說，他仗打得比科涅夫好，也不比羅科索夫斯基差。卡紮凱維奇同誌的小說對這個方麵寫得不正確。小說中寫了一位軍事委員會委員西佐克雷洛夫，他在那裏做的是司令員應該做的事情，他在所有問題上都包辦代替。這就出現了空白，朱可夫不見了，似乎他根本就不存在。這是不正確的。《奧德河上的春天》這部小說很精彩，卡紮凱維奇會寫，而且寫得好。這怎麽辦呢？給他還是不給他發獎？如果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決定，那麽應該告訴卡紮凱維奇同誌，他以後對此要加以考慮和修改。這樣做是不對的。至少像他做的那樣，留下空白，是不正確的。” 　　 　　會後第二天，西蒙諾夫在法捷耶夫的辦公室見到卡紮凱維奇，一字不漏地向他講了會上的一切。卡紮凱維奇“大發雷霆，既對別人。也對自己。他在法捷耶夫辦公室走來走去，牙齒咬得咯咯響，唉聲歎氣，罵罵咧咧。”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朱可夫得勝回國後不久，就被斯大林調到遠離首都的敖德薩軍區，後來又轉到二級軍區烏拉爾，堂堂的第一功臣、副最高統帥，失寵了。《奧德河》的編輯體察上意，強迫卡紮凱維奇取消了朱可夫的名字，甚至連方麵軍司令的職務本身也要拿掉了……古今中外總有這些人，他們怎麽可能理解斯大林的境界？作為蘇聯人民的領袖，領導蘇聯紅軍贏得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最高統帥，斯大林從來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嚴格要求自己，絕對不能容忍曆史被竄改，利用小說竄改曆史也是不能允許，要提出批評的。 　　 　　卡紮凱維奇得知斯大林對他的批評和要求，憂憤交加，悔恨不迭：“我怎麽就同意，就讓步了呢？而不讓步又怎麽辦――誰也不會給你出版，在這樣修改之前人們甚至想都不願想出版的事。而現在怎麽改回來呢？怎麽加上方麵軍司令呢？既然小說已經在雜誌上發表，已經翻譯成其他文字，我現在怎麽可以改寫，用另一個人代替一個人呢？”――事情的原委就是這樣。可憐的卡紮凱維奇，可憐的編輯，都不是明白人。斯大林是個明白人，小說中的朱可夫可以消失，現實中的朱可夫可以消失，二戰史上的朱可夫不可能消失。 　　 　　至於卡紮凱維奇被批判的小說《草原上的兩個人》，我沒見過有中譯本，不好說什麽。另一部長篇小說《廣場上的房子》也沒見過有中譯本。卡紮凱維奇死於1962年，生前最後一部作品《藍筆記本》講述列寧早期地下黨生活，涉及曆史上的季諾維也夫，出版時曾經頗費周折。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於1966年，內部發行，就是傳說中的珍稀善本白皮書，這類書我等凡人隻能望而興歎。對我而言，60年代出版的那些蘇聯小說白皮書始終是個情結，繚繞心頭，揮之不去。 　　 　　（《星》，蔣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 　　《奧德河上的春天》，孫梁、徐邁譯，泥土社，1954）27，岡察爾：《旗手》、《小鈴鐺》 　　 　　我上初中的時候，為了提高作文水平曾經向鄰居家的大哥討教，他借給我一本岡察爾的《小鈴鐺》，說這本書文字很漂亮，讓我好好琢磨。當時我年紀還小，鑒賞力不夠高，沒有辦法領略這本書的妙處。很多年之後，我才省悟到，當時那本土兮兮的黃色封麵《小鈴鐺》就是神秘的文革前內部出版物，即如今很多老讀書人懷念不已的黃白皮書。80年代，《小鈴鐺》再版公開發行，我又細讀了一遍，不再覺得平淡乏味，反而覺得深不可測，內心很佩服鄰居大哥識見之高。 　　 　　這本《小鈴鐺》隻是蘇聯烏克蘭作家奧列西.岡察爾眾多作品中的一本。50年代，他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有中譯本，代表作《旗手》甚至不隻一個中譯本。60年代中蘇交惡後，隻有一本《小鈴鐺》內部出版。到了80年代蘇聯小說在中國複興，岡察爾又紅了起來，後期的作品紛紛出了中譯本，代表作《你的朝霞》有三個不同書名的譯本，估計有些糊塗的讀者還為此多花了幾錢銀子。90年代以後，除了幾本蘇聯經典小說和出土的不同政見小說外，岡察爾這些二線作家被邊緣化，書店裏再也看不見曾經很受中國讀者青睞的《旗手》、《小鈴鐺》、《你的朝霞》了。 　　 　　戰後不久，蘇聯出了幾本描寫蘇軍橫掃歐洲的長篇小說，其中，岡察爾的《旗手》和卡紮凱維奇的《奧德河上的春天》齊名，風格也很類似，簡直不分彼此，同樣地看得激蕩人心，痛快酣暢。《旗手》由各自獨立而有連續性的三部長篇小說組成，第一部《阿爾卑斯山》，第二部《藍色的多瑙河》、第三部《黃金的布拉格》，分別講述蘇軍解放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原書的內容提要說，“作者以高超的藝術概括力說明了蘇聯軍隊把歐洲人民從德寇蹂躪下解放出來的偉大使命，描繪了蘇聯戰士為人類的幸福和自由所發揮的最高度的英雄氣概”，確實如此，在我們的近代史上，體驗了太多外敵侵略的屈辱和犧牲，卻從沒體會勝利進軍敵國直搗對方老巢報仇雪恥的快感，通過閱讀《旗手》，蘇聯軍民遭受法西斯敵人入侵，經過血與火的鏖戰，終於把侵略者趕出國境，並且橫掃歐洲的那種由衷的自豪和激越，我們感同身受。 　　 　　岡察爾生於1918年，戰爭爆發那年正在烏克蘭哈爾科夫大學語言文學係讀書，戰爭使他中斷了學業，他參軍成了蘇聯軍隊的普通一兵，全程參加了衛國戰爭，當他的戰友一個一個犧牲在保衛祖國的戰場，他說：如果我能活下來，就一定要把你寫出來。《旗手》就是他對戰友的承諾，裏麵浸透了蘇軍犧牲將士的鮮血。美國學者斯洛寧評價《旗手》這樣作品“帶有強烈的民主主義優越感和自滿色彩的‘戰爭雄辯術’”，《旗手》是“虛假的浪漫主義的一個典型例子”。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太過分。《旗手》固然不完美，但那是在真實的硝煙中激發出來的真實情感，不能以如此輕飄飄的苛評加以蔑視。以岡察爾寫作《旗手》的年紀，不大可能達到後期作品那樣深刻的思想高度。 　　 　　盤點一下50年代翻譯出版的岡察爾中長篇小說大致有下麵這些： 　　 　　《米基達.布拉圖斯》（楊立平譯，作家出版社，1957），描寫一個老園藝家在荒島上建設果園的故事。《讓燈塔亮著》（魏慶禎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描寫一個小島燈塔工作的女孩子，她的愛情生活和不幸，歌頌了蘇聯普通勞動者的思想品質。這兩部作品都是優美精致的小品，很有點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風格。 　　 　　《達佛裏雅》（方煜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以1905年革命為背景，描寫沙皇時代烏克蘭地區地主和雇農的複雜關係，穿插了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該書還有個續集《彼列柯普》，不過沒發現有中譯本）。 　　 　　《大地怒吼》（範霞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描寫哈爾科夫大學的女大學生蓮蓮在德占區建立地下小組，勇敢地和德寇鬥爭，最後被叛徒出賣英勇犧牲。主人公原型大概是岡察爾的同學，讀來真切感人。這是一部迷你型的《青年近衛軍》，也有《青年近衛軍》一般濃鬱的詩意格調。 　　 　　80年代陸續出版的岡察爾作品有長篇小說《愛的歸宿》（力岡譯，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颶風》（鄭文樾、朱逸森譯，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大教堂》（湯民仁、錢美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你的朝霞》（佟軻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以及短篇小說集《永不掉隊》（烏蘭汗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其中《你的朝霞》有兩個另譯本《聖母之光》（沈江等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和《你的霞光》（彭小平等譯，花山文藝出版社，1986）。岡察爾後期作品保持了一貫的水準，文筆優美，富有詩意，想象力豐富，感情熾烈，民族色彩濃烈。缺點是多少有點形式主義，結構太複雜，讀來略感晦澀。80 年代，岡察爾的這幾部作品在祖國擁有眾多的讀者，很多當年的讀者應該還有印象。 　　 　　我最喜歡的岡察爾作品就是那本早年讀過的《小鈴鐺》，這本書由12個各自獨立的短篇故事組成，副標題叫做“短篇體的長篇小說”，通過描寫烏克蘭南部草原普通百姓的生活，廣泛地探討了人和自然、人和祖國、人和社會、人和宗教與文化的多方麵話題。我很偏愛普裏仕文、帕烏斯托夫斯基、艾特瑪托夫那樣抒情散文風格的作品，《小鈴鐺》的風格與之相似，鄉土氣息濃厚，在樸實無華的文字裏蘊藏著深刻的智慧和洞察力，給人以極大的精神滿足。 　　 　　岡察爾如果還活著，今年應該89歲了，蘇聯解體之後，他的作品被冷落，再也沒聽到他的消息了，在此祈願這位著作等身的老人家身體健康。在岡察爾的所有作品中，我最想見識一下描寫戰爭早期蘇軍潰敗的長篇小說《人和武器》（發表於1960年），偏偏這一本沒有發現出過中譯本，令人沮喪。 　　 　　（《旗手》，袁水拍、史慎微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小鈴鐺》，王平譯，作家出版社，1965；外國文學出版社，1984） 28，戈爾巴托夫：《不屈的人們》 　　 　　果戈裏有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說《塔拉斯·布爾巴》，講述17世紀烏克蘭地區人民在波蘭統治下，一個叫做塔拉斯·布爾巴的哥薩克英雄為民族解放英勇鬥爭的一生。100多年後，蘇聯作家戈爾巴托夫仿照《塔拉斯·布爾巴》的風格，以衛國戰爭期間烏克蘭淪陷區為背景，創作了中篇小說《不屈的人們》，兩部作品隔代相傳，不僅在主題和風格上一致，在精神氣質上也極其相似，連主人公父子的名字都一模一樣。戈爾巴托夫作品的藝術成就或許無法和果戈裏相比，不過，果戈裏筆下17世紀波蘭封建地主對烏克蘭地區的奴役統治和戈爾巴托夫筆下20世紀40年代法西斯德國對烏克蘭占領區的摧殘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不屈的人們》與瓦西涅夫斯卡婭的《虹》齊名，以烏克蘭頓巴斯礦區石灘城老工人達拉斯一家在淪陷區的遭際，表現了蘇聯人民與德國法西斯占領者極其走狗進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歌頌了蘇聯人民麵對突如其來的苦難寧死不屈的高貴精神。小說描寫了法西斯敵人駭人聽聞的凶狠殘暴，描寫了叛徒走狗的無恥，描寫了達拉斯老人從事不關己到絕不投降的轉變，描寫了達拉斯的兒子領導地下組織進行的遊擊戰爭。戈爾巴托夫技巧嫻熟，用雋永洗練的文筆為讀者展現了一幅戰爭中的烏克蘭圖景，原本美麗富饒的烏克蘭被入侵者摧毀、搶劫、破壞，變成了一堆廢墟和灰燼，正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愛和平的人民如何驟然變成了法西斯敵人血腥統治下驚恐的被奴役者，恥辱、流血、饑餓、死亡，在這場戰爭中，蘇聯人民付出了怎樣史無前例的犧牲，在這部作品中清晰可見。 　　 　　這裏有一組數字：衛國戰爭期間，被德國侵略者占領的領土與衛國戰爭前夕的蘇聯領土相比，人口占46％，工業總產量占33％，播種麵積占47％，鐵路長度占55％。全國有2千多萬人死於戰爭。德國侵略軍占領和破壞了1710座城市和居民點，7萬多個村莊，毀壞了31853家工礦企業。德軍還破壞了9.8萬個集體農莊，1876個國營農場，2890個機器拖拉機站，65000公裏的鐵路和4100個車站被毀。戰爭期間，蘇聯國民經濟的直接損失估計達25690億盧布。而在《不屈的人們》描寫的烏克蘭地區，16000多個工業企業被摧毀，714個城市和工人新村被破壞，每九個烏克蘭和平居民就有一人死於法西斯匪徒之手。透過《不屈的人們》力透紙背的文字，我們仿佛看見燃燒著的蘇聯原野、城市和村莊，看見淪陷區民眾驚恐和無助的眼神，一幕幕悲慘的場景足以讓我們反思：強大的蘇聯為何會遭受如此巨大的損失？善良無辜的人民為何會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誰該為此負責？後來者應該如何引以為戒？ 　　 　　蘇聯作家鮑裏斯.戈爾巴托夫是頓巴斯人，生於1908年，1954年因心髒病突發去世，年僅46歲。30年代，戈爾巴托夫從事新聞工作，曾兩度去北極采訪、體驗生活，創作了以開發北極為背景的短篇小說集《平靜的北極帶》（項星耀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這本小說集清新樸實，非常不錯。1939年9月，戈爾巴托夫隨軍參加了解放波蘭東部地區的戰役和蘇芬戰爭，並創作了描寫蘇軍解放波蘭的電影小說《三天》。衛國戰爭爆發後，戈爾巴托夫上前線做戰地記者，寫了大量犀利的政論，創作了中篇小說《不屈的人們》、《給同誌的信》、《戰士阿曆克賽.顧裏柯夫》、《關於士兵的心的故事》，其中以《不屈的人們》影響最大。 　　 　　戈爾巴托夫另外兩部描寫戰前和平建設生活的長篇小說《我們這一代人》和《頓巴斯》都有中譯本。80年代，《頓巴斯》曾經再版過，在我國頗有知名度。 　　 　　《我們這一代人》（鈕心淑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發表於1933年，描寫十月革命後幾個少年的生活，他們在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紅軍與鄧尼金白匪軍交錯拉鋸的日子裏的經曆，以及政局穩定後他們作為共青團員參加建設的成長曆程。這是我很欣賞的作品之一，風格與卡達耶夫的《霧海孤帆》係列有點類似，不過略為刻板，不如《霧海孤帆》那樣靈動。在這本書裏，我們大致可以了解蘇維埃政權建立後青少年的生活實況和他們的精神世界，跟我們想象中那個年代的蘇聯大不一樣，這部作品多少有一點20年代自由氣息的餘韻，洋溢著戈爾巴托夫青年時代的激情，沒有那麽多斯大林時代的精神汙染。 　　 　　《頓巴斯》（草嬰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發表於1951年，和克雷莫夫的《油船德賓特號》一樣，以斯達漢諾夫運動（詳見《油船德賓特號》一節）為背景，不過《頓巴斯》更為正宗一些，所謂斯達漢諾夫運動的發源地就在頓巴斯煤礦，斯達漢諾夫本人就是頓巴斯的礦工，因為創造了新紀錄而被樹為電影廣泛宣傳名揚四海，並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全蘇聯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運動。《頓巴斯》寫了兩個頓巴斯的青年礦工安德烈和維克多的勞動生活，他們克服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緒，在火熱的勞動中發揚蘇聯工人階級的智慧和創造力，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創造了輝煌的成績，被邀請到克裏姆林宮作客，握住了斯大林同誌的手，聆聽了斯大林同誌的教誨，整個小說在斯大林同誌親切和快樂中的談話中結束。以現在的視點來看，《頓巴斯》跟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一樣，充斥著不堪入目的諂媚和巴結。其實，斯大林時代就是這樣，小說不過反映了真實的一麵，基本上無可指責。另一方麵，斯達漢諾夫運動作為斯大林時代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為我們提供了如何在社會主義體製下提高勞動效率的曆史課題，值得深入研究。 　　 　　比較而言，《頓巴斯》太過於模式化，寫法也沒有多大創新，甚至在細節上有因循舊作的毛病。打個比方，《頓巴斯》的第一句話“有兩個好朋友，一個叫維克多，一個叫安德烈。在一九三〇年，他們兩人的年紀加起來，一共三十五歲”，類似的句子在20年前舊作《我們這一代人》第一頁也有：“當時，我們五個人――我，阿遼沙、多西卡、巴甫力克和瓦力卡――年齡加起來才五十二歲”，這樣的拙劣神合居然會出現，讓人哭笑不得。單純從文學角度審視，在戈爾巴托夫的所有作品中，我以為《我們這一代人》最為出色。當然，作為戰時文學的代表作品，《不屈的人們》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2005年，借二戰勝利60周年之機，這部已經淡出視野的傑出作品在我國再版發行，雖然印數不多，但總算沒有被徹底湮沒。 　　 　　（《不屈的人們》（水夫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9，《白樺》、《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我們的記者》 　　 　　自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法西斯德國向蘇聯發動突然進攻，到1945年5月9日德國投降，蘇聯經曆了有史以來最為悲慘的災難，蘇聯成為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主戰場，蒙受了二戰全部損失的41％，因戰爭死亡2700萬人，其中蘇聯紅軍犧牲866.84萬人；1920至1924年出生的青年隻有3%活了下來。在人類戰爭史，沒有哪一場戰爭能與蘇德戰爭初期的戲劇性潰敗相提並論，在殺氣騰騰的法西斯德軍凶悍攻擊下，蘇聯紅軍不堪一擊，動輒幾十萬人被合圍俘虜，頭六個月即被俘300萬人，蘇軍精銳部隊損失殆盡，大片領土淪於敵手。偉大的蘇聯軍民不甘受辱，舍身衛國，勇往直前，團結一致抗擊希特勒法西斯，以生命和鮮血捍衛了蘇維埃祖國和民族的尊嚴，經過四年的艱苦鏖戰，終於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敵人。然而勝利就能掩蓋住領導者不可推卸的責任嗎？如果沒有30年代對紅軍各級將領的大清洗，如果沒有殺害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葉戈羅夫這些棟梁元帥，如果沒有短視愚蠢的對德綏靖與合作，如果沒有戰爭爆發前明知危險臨近的麻木不仁與自以為是，如果沒有戰爭爆發後的驚慌失措與胡亂指揮，蘇聯軍民怎麽可能會遭受如此慘重的犧牲？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蘇聯人民的創痛之深，遠遠超乎人們的想象。這種創痛不僅僅是難以準確計算的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更是精神上的摧殘與折磨，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以文學作品來說，從戰時到戰後幾十年，衛國戰爭一直是蘇聯文學的核心題材，戰爭也給蘇聯的幾代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和創作激情，描寫戰爭的優秀作品層出不窮。這裏再簡要推薦幾部當年很有影響以及我很喜愛的戰爭題材小說，從中可以了解蘇聯軍民抗擊敵人的英雄業績，從前線到敵後再到後方的真情實況，以及普通的蘇聯人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的心理世界。 　　 　　布賓諾夫：《白樺》 　　 　　《白樺》是戰後收獲的第一批優秀作品的代表作，以1941年斯莫棱斯克會戰和莫斯科保衛戰為背景，描寫了來自集體農莊的普通戰士安德烈.洛普霍夫隨部隊轉戰的經曆，他的部隊在敵人包圍中臨危不懼，機智勇敢地突出重圍，在保衛莫斯科的戰鬥中立下功勳。另外小說寫了安德烈的家鄉奧爾霍夫卡村被敵人占領後，安德烈的家人和鄉親的抗敵鬥爭，整個作品場麵浩大，描繪了一幅戰爭初期那段日子的全景圖畫，以及一個個生動的人物形象，他們在戰鬥中成長，在保衛蘇聯保衛莫斯科保衛斯大林的道路上艱難地行進。小說以白樺為抒發愛國之情的對象，白樺的意象貫穿始終，白樺樹是蘇維埃祖國的象征，經過戰火的洗禮，依然挺立不拔，閃耀著不屈的光輝，整部作品情景交融，詩意盎然，有一種類似屠格涅夫式質樸的美感。 　　 　　《白樺》第一卷發表於1947年，第二卷發表於1952年。第一卷榮獲1948年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第一名，提起戰後第一批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總會說起這部廣受好評的作品。作者布賓諾夫生於1909年，戰爭爆發後參加蘇軍，1942年在前線開始寫作《白樺》，戰後憑借《白樺》一舉成名。他的中篇小說《永垂不朽》（陳複庵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發表於1940年，描寫內戰時期白匪軍殘害布爾什維克幹部和鄉民的故事，筆觸冷峻，引人入勝。 　　 　　涅克拉索夫：《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 　　 　　涅克拉索夫以斯大林格勒戰役為背景的小說《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享有盛名，開創了“戰壕真實派”的先河。在我們的記憶中，斯大林戰役是蘇德戰場的轉折點，蘇軍圍殲了德軍第六集團軍30萬人，取得一次了不起的勝利。其實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前，蘇軍在哈爾科夫地域遭受了一次慘重的失敗，西南方麵軍司令鐵木辛哥元帥率部貿然進攻，結果被德軍穿插合圍，鐵木辛哥反應遲鈍，驚慌失措，招致慘敗，24萬將士被俘，剩餘的蘇軍被迫撤退，德軍第六集團軍乘勝前出到斯大林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的第一句“退卻的命令像青天霹靂一樣來到了”，言簡意賅地反映了當時蘇軍的艱難處境。這部小說沒有寫戰役的全貌，而是以柯然契夫營長的自述描寫了他的部隊扼守一段600米長塹壕的日日夜夜，通過一個個細節和回憶把蘇軍戰士們在戰場上的點點滴滴、麵對殘酷戰鬥和死亡的複雜心態、恐懼與激昂交織的悲壯感情渲染得淋漓盡致，作者措詞精簡凝練，冷靜客觀，讀來令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涅克拉索夫的生平很有意思。他生於1911年，是個建築工程師，參加過斯大林格勒戰役，《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的主人公柯然契夫營長有他自己的影子，融進了他對戰爭的個人感受。涅克拉索夫自稱很欣賞海明威，在這部作品裏可以清晰看到海明威的簡潔風格，可惜我隻看到他這一部作品，1963年他因持不同政見被開除出黨，1974年離開蘇聯，流放國外。他的另一部小說《在故鄉的城市》聞名已久，至今無緣見識，至為遺憾。 　　 　　岡察洛夫：《我們的記者》 　　 　　在眾多衛國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裏，岡察洛夫的中篇小說《我們的記者》默默無名，至少我從沒看到有任何人提過這部作品。在我小時候，這本書是我的藏品之一，讀過很多遍，很喜歡這本“明朗的、富有溫暖的人情味”的書。作者岡察洛夫與19世紀沙皇俄國時代的大文豪岡察洛夫同姓，生於1910年，1952年病逝。戰爭年代他自願到前線當隨軍記者，在高加索戰線某集團軍報社服役，《我們的記者》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記述了他作為隨軍記者在前線的活動與見聞，著重描寫在部隊從事新聞宣傳工作的一群隨軍記者的日常生活以及前線官兵的戰鬥場景，文筆細膩，娓娓道來，別有風采。戰爭爆發後，在蘇軍隊伍裏活躍著眾多隨軍記者，他們中有愛倫堡、法捷耶夫這樣的大作家，有波列伏依、西蒙諾夫這樣在戰火中成名的後起之秀，更多的是像岡察洛夫這樣的無名英雄，他們用手中的筆作武器，筆下的文稿就是投向法西斯敵人的匕首和子彈，鼓舞著千千萬萬蘇聯軍民奮勇殺敵，精忠報國。在衛國戰爭的勝利史冊上，應該寫上他們的名字和業績。作為為數很少的以隨軍記者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岡察洛夫的《我們的記者》也應該在蘇聯戰爭文學史冊的角落裏占據一個位置。 　　 　　（《白樺》第一卷，徐克剛譯，文化工作社，1952；第二卷，陳複庵、種覺譯，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 　　 《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 李霽野譯，文化工作社，1953 　　 《我們的記者》, 南致善譯，時代出版社，1955） 30，若幹文革前出版的戰爭小說 　　 　　戰爭結束後，那些經曆過戰爭歲月的戰士們、遊擊隊員們、淪陷區和大後方的普通公民們，他們身上的傷口沒有複原，心頭的創傷更是久久縈繞不去，他們心中既有勝利的豪情，更有戰爭初期慘痛的記憶，於是他們紛紛拿起筆來，書寫親身經曆的戰爭故事，涉及的題材五花八門，從空中到海底，從指揮部裏元帥將領的運籌帷幄到前線戰壕裏無名官兵的戰火硝煙，從敵後遊擊隊員的神出鬼沒到大後方工人農民的支援前線，他們用手中的筆抒發著戰爭的點點滴滴，那些參戰的小說家、詩人、記者更是當仁不讓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優秀的作品，戰後十年湧現的衛國戰爭題材作品數量之多難以統計清楚，這些作品或許在文學技巧上並不成熟完美，但都是來自戰場的真情實感，他們的作品凝聚了犧牲戰友的鮮血，那些戰火紛飛的日日夜夜銘刻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強烈的感情回蕩在他們顫抖的筆端，他們的作品是這場神聖衛國戰爭的真實記錄。文革前，我國翻譯出版了為數眾多的蘇聯二戰小說、特寫、回憶錄，限於篇幅不能詳加介紹，這裏提供部分書目，給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綠光》（索波列夫著，金隄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記述蘇聯海軍艦艇在衛國戰爭中英勇表現的著名作品。作者索波列夫是一位老海軍，戰爭期間是海軍隨軍記者，他的短篇小說集《海魂》（白寒譯，時代書報出版社，1946）也是頗受好評的佳作。 　　 　　《為祖國服務》（闊日杜布著，吳祖烈等譯，光明書局，1951）。作者闊日杜布是著名的蘇聯空軍英雄，擊落過62架敵機而自己毫發無傷。 　　 　　《波羅的海天空》（楚可夫斯基著，範之超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講述列寧格勒戰線空軍飛行員的故事。 　　 　　《瑪瑪耶夫崗》（舍布寧著，子叢譯，光明書局，1955）。瑪瑪耶夫崗是斯大林格勒近郊的著名戰地。斯大林格勒大戰期間，這裏發生了空前激烈的搏鬥，蘇軍戰士堅守陣地135個晝夜，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建立了不朽功勳。本書記述了瑪瑪耶夫崗的血戰過程。 　　 　　《戰士們》（阿裏克賽亦夫著，傅凱、施華滋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本書共兩卷，通過蘇軍某偵察連的戰鬥曆程反映了從頓涅茨戰役到解放羅馬尼亞的經過，書中的主角都是普通的戰士們。 　　 　　《地下省委在活動》（費道羅夫著，張常人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這是一部著名的作品，共三部。作者費道羅夫戰前是烏克蘭徹爾尼郭夫省委書記，戰爭爆發後奉命留在敵占區領導遊擊戰爭，本書是作者敵後生涯的回憶錄。 　　 　　《穿軍裝的姑娘》（切爾托娃著，左海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描寫蘇聯女英雄娜達莎.柯芙紹娃和馬莎.波裏萬諾娃的事跡，她們在莫斯科保衛戰中隨民兵師戰鬥在最前線，與敵人同歸於盡，英勇犧牲。 　　 　　《敵後》（布良采夫著，常曉帆譯，時代出版社，1956）。描寫一個戰鬥在敵後的遊擊隊故事，與《烈火金剛》、《鐵道遊擊隊》、《敵後武工隊》等我國經典遊擊小說類似。 　　 　　《伊格納托夫兄弟遊擊隊》（伊格納托夫著，李良民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這套書共分三部，名氣很大。第一部《高加索山麓的地雷戰》，第二部《克拉斯諾達爾的地下火》，第三部《藍色戰線的崩潰》，作者在戰爭期間領導了一支遊擊隊，戰鬥在高加索地區，他的兩個兒子在戰鬥中犧牲，被追認為蘇聯英雄。 　　 　　《在遙遠的海岸上》（卡蘇莫夫、塞得別裏著，清河譯，北京大眾出版社，1956）。這本書很有趣味，描寫意大利邊境城市的裏雅斯特地區的一支多國遊擊隊的故事，緊張熱鬧，生動幽默，文筆也不錯，比咱們的敵後遊擊隊小說好看多了。 　　 　　《在莫斯科的紅星下》（波波夫著，聞時清譯，新文藝出版社，1954）。描寫一對比利時貴族夫妻領導遊擊隊與德國占領軍鬥爭的故事。書名有點費解。 　　 　　《祖國，我屬於你》（奧契烈金著，潘樹聲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描寫蘇軍一支坦克部隊攻克柏林的故事，以兩個青年戰士為主角，敘述他們在戰鬥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充滿了蘇聯紅軍打垮法西斯解放歐洲人民的勝利氣氛。 　　 　　《憤怒的火焰》（拉柯夫斯基著，王樹聲、張繼武譯，潮鋒出版社，1955）。原名《康斯坦丁.紮斯洛諾夫》，描寫鐵路職工紮斯洛諾夫在敵占區做地下工作，被敵人發現後遁入森林組織遊擊隊抗擊敵人的故事。 　　 　　《考驗的道路》（亞姆波裏斯基著，劉頌燕譯，作家出版社，1957）。描寫一個蘇聯大學生隨軍參加基輔保衛戰以及撤離基輔突破德軍包圍的過程，作者以冷靜克製的筆調詳盡描述了基輔會戰的悲壯氛圍和主人公的感受，讀來令人動容，悲憤莫名。 　　 　　在此再插一句題外話。1985年拍攝的蘇聯電影《莫斯科保衛戰》裏，對於基輔會戰隻是一筆帶過，不僅是電影，戰後出版的蘇聯史書、回憶錄，包括十二卷的德波林版《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對基輔會戰的描述也是能省就省，避重就輕，文過飾非，這不禁讓人為在基輔戰場犧牲和失蹤的蘇軍將士叫屈。在這場戰役中，蘇軍最精銳的西南方麵軍全軍覆沒，665000人被德軍生俘，西南方麵軍司令基爾波諾斯上將等高級將領壯烈犧牲。基輔戰役的失利導致蘇軍全線被動，麵臨崩潰邊緣，是誰該為這場空前的慘敗負責？在古德裏安集群有南下的跡象時，朱可夫就提醒斯大林注意南方的危險，建議放棄基輔，保存有生力量，結果被撤職。當西南方麵軍麵臨被合圍的險境時，負責西南戰場的布瓊尼、鐵木辛哥數次懇求斯大林放棄基輔，斯大林仍然不予理睬，執意堅守基輔，西南方麵軍重兵集團終於沒有逃脫被合圍覆沒的厄運。斯大林剛愎自用，拒絕采納部下將領的正確主張，為了虛幻的一城一地而一意孤行，使蘇軍的精華無謂地毀於一旦，這種血的教訓足以警示千秋萬代。 　　 31，若幹文革前出版的戰爭小說（續） 　　 　　《薩沙.契卡林》（斯密爾諾夫著，寶鈐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講述蘇聯英雄、遊擊隊員、共青團員薩沙.契卡林在蘇軍撤退後勇敢地參加敵後鬥爭並光榮犧牲的故事，前半部分描寫主人公的學生時代，與《古麗雅的道路》、《普通一兵》的風格類似，這些書裏展現的30年代的蘇聯青年生活令人神往不已。 　　 　　《司令員生活中的一夜》（拜雷茲柯著，徐克剛譯，平明出版社，1953）。這也是一部小有名氣的作品，描寫司令員裏亞比寧將軍負傷後堅持指揮部隊作戰，耽誤了救治時間不幸犧牲的故事。 　　 　　《心的召喚》（西巧娃著，依文譯，平明出版社，1954）。作者西巧娃是蘇軍普通軍官，戰爭爆發後第一天參軍，三次負傷，隨軍一直打到歐洲。本書記述了她的戰爭歲月，真實感人。 　　 　　《激浪》（特卡其著，仲佛震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描寫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故事。塞瓦斯托波爾位於烏克蘭克裏木半島南端，是著名的要塞。衛國戰爭中，這裏發生過曆時250天的慘烈保衛戰，本書記述了海軍軍校學員投入戰場的經過，歌頌了蘇聯軍民捍衛祖國領土的堅強意誌。 　　 　　《戰鬥在俄羅斯的光榮城》（柯茲洛夫著，王運成譯，時代出版社，1954）。描寫塞瓦斯托波爾陷落後，當地地下組織在紅軍戰士列維亞金領導下與法西斯占領軍鬥爭的故事，全部是真人真事。 　　 　　《在多瑙河兩岸》（瑪爾金著，葆煦譯，光明書局，1954）。戰爭末期，蘇軍各方麵軍越過國境，直指東歐各國，本書描寫布達佩斯戰役，歌頌了蘇軍戰士為解放匈牙利人民英勇犧牲的事跡。另外也描寫了蘇軍高級將領的活動，他們的指揮藝術與戰爭初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蔚藍色的多瑙河上》（謝爾蓋維奇著，瑩時、玉鳴著，群眾出版社，1958）。描寫蘇軍解放維也納前後，城市裏各式人物活動的故事，寫得很生動，但真實性令人懷疑。 　　 　　《水手》（安德烈耶夫著，維益、未嘉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描寫蘇軍被俘人員在德軍俘虜營的生活以及逃離俘虜營參加遊擊隊的經過，題材比較別致。 　　 　　《廣島姑娘》（金羅曼著，王民泉譯，作家出版社，1955）。很少見的日本題材小說，描寫廣島原子蛋爆炸後一個日本小女孩的遭遇，充滿強烈的反美色彩。作者金羅曼是遠東人，生於1899年，青少年時代生活在日本，後回到蘇聯從事中國日本文學研究，寫了不少通俗小說，其他作品的中譯本有《在順川發現的一本日記》（劉華雲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看完燒毀》（宋楷譯，群眾出版社，1984）、《特殊使命的間諜》（竺光、微明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拜達爾大門》（蓋拉西莫娃著，姚承葉、葛崇嶽譯，作家出版社，1956）。描寫女遊擊隊員奧麗雅和連娜的故事，文筆很優美。 　　 　　《北方人號遠征記》（雅格林克著，清河譯，北京大眾出版社，1956），蘇聯海軍潛艇打擊敵人突破重圍安全返回基地的故事。 　　 　　《海上獵艇》（切爾尼謝夫著，吉洪譯，時代出版社，1954）。作者記述了它作為海軍快艇部隊青年軍官與所在艦隻參加對敵海戰的戰鬥經曆。蘇聯弱小的海軍雖然沒有發揮主要作用，但他們的光榮業績也是戰爭史冊上的一筆。 　　 　　《近衛軍人》（佳基列夫著，牟平、雷隆盛譯，時代出版社，1954）。描寫解放波蘭戰役中某坦克旅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故事。 　　 　　《忠誠》（尼亞濟著，章其、連枝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描寫塔吉克斯坦共和國支援前線以及塔吉克優秀青年沙法爾在前線作戰的經曆。中亞地區各加盟共和國是戰時蘇聯的大後方，為支援前線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莫斯科會戰中那支威名遠揚的第316步兵師就是由中亞地區的優秀青年組成的，他們為衛國戰爭立下了不朽功勳，可惜如今已是過眼雲煙。 　　 　　《在卡列瓦拉大地上》（費什著，陳鶯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描寫卡累利阿地區一支敵後遊擊隊的故事。60年代以後，由於中蘇關係緊張，公開出版的蘇聯小說越來越少，本書雖然水平一般，卻由於出版時間較晚，成為60年代的中國少年讀者接觸到的少數蘇聯文學作品之一。 　32，畢爾文采夫：《從小要愛護名譽》 　　 　　當年，《從小要愛護名譽》是我用家藏的《湯姆索亞曆險記》換來的，那個短暫擁有這本書的同學覬覦我的《湯姆索亞》很久了，一直沒有好貨色跟我換，逮著一個流水人情跟我鼓吹說，《從小要愛護名譽》雖然不出名，可裏麵有一段山洞探險非常精彩，打仗也寫得叮叮咚咚好看極了……終於說動了我，交易成功。當我讀完《從小要愛護名譽》後，大失所望，所謂山洞探險跟《《湯姆索亞》的同樣情節比起來差得太遠，占一多半篇幅的戰爭故事也是囉囉嗦嗦，乏味得緊，一點不刺激。若幹年後，我在圖書館裏偶然發現了這本書，看了幾頁就放不下，在館裏呆了大半天，一口氣把這本五百多頁的書看完，當時正是市場萌芽世風初下的時候，讀完之後自然很有感觸。 　　 　　《從小要愛護名譽》講的是蘇聯青年謝爾蓋.拉古諾夫的人生故事。按書裏的線索，謝爾蓋生於1921年，是老紅軍、庫班地區集體農莊主席的兒子。小說寫了謝爾蓋“黃金般的童年時代”，寫了他們家移居庫班創辦集體農莊的經過，寫了他的父親、母親、哥哥和妹妹，一個普通蘇聯農民的家庭生活，寫了他那一幫調皮搗蛋的童年夥伴，寫了他的初戀，他怎樣成為一個共青團員，1941年戰爭爆發時，謝爾蓋20歲，正在海軍航空兵服役，小說寫了他怎樣不安心工作夢想去當傘兵，寫了他的軍校生活、友情和愛情，寫了他隨軍參加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斯大林格勒戰役、庫爾斯克戰役以及解放歐洲的征程。在戰爭中，謝爾蓋一家經曆了嚴酷的考驗，他的童年夥伴大多在戰場上為國捐軀。戰爭結束時，謝爾蓋24歲，已經飽經戰火，成長為一個青年軍官，屢立功勳的近衛軍少校。 　　 　　在這部小說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童年時代受到的熏陶和言傳身教，父親的戰友烏斯京.阿尼西莫維奇醫生對他的錚錚教導大概伴隨了他的一生，即使在戰場上也言猶在耳：“要有勇氣，謝爾蓋，決不要向人們求情。要有骨氣。這些品質以後在生活中大有好處。每做一件事，都要善於從其中得出經驗教訓。”“我們這個年輕的吃了很多苦的國家，我們可以把它傳給誰呢？把我們的勞動，我們眼淚，我們的火炬托付給誰呢？”“孩子一定要好好教育，像給馬安上四個蹄鐵一樣，要使它們不論在怎樣的冰天雪地裏都不會滑倒，在石頭上能夠打出火來，必要的時候用後腿來踢，鬼見了也害怕……”作者畢爾文采夫用樸實的筆法，不事雕琢地書寫了一個蘇聯青年的成長曆程，他在家庭、長輩、上級的嚴格教育下培養的優秀品質和性格，同時描寫了眾多的不同性格的同齡青年的成長，正是這些在斯大林時代長成的青年成為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中堅力量，用他們的鮮血，用他們一個個青春的生命捍衛了蘇聯的尊嚴。 　　 　　畢爾文采夫生於1905年，畢業於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衛國戰爭期間擔任《消息報》戰地記者，穿梭前線和大後方采訪報道，著有長篇小說和電影劇本、話劇劇本多部。在他的長篇小說中，我見過有三種中譯本，除了《從小要愛護名譽》外，還有《柯楚別依》和《考驗》。 　　 　　《柯楚別依》（李良民譯，新文藝出版社，1955），這是一部描寫內戰時期的著名作品，在中國擁有很多讀者。畢爾文采夫同《從小要愛護名譽》的主人公一樣，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生活在庫班，在內戰時期，庫班地區活躍著一位傳奇的紅軍英雄、騎兵旅長柯楚別依，畢爾文采夫在莫斯科發電機廠工作時，偶然讀到一本某作家寫柯楚別依的小說，他認為此書歪曲和曲解了柯楚別依這位“革命的庫班區哥薩克人的天才指戰員的性格”，不禁義憤填膺。為了宣揚柯楚別依的真相，畢爾文采夫利用業餘時間勤奮寫作，在1937年寫成了他的《柯楚別依》，並在前文提到的《十月》總編潘菲洛夫的幫助下發表，一炮而紅，甚至影響到了中國。雖然畢爾文采夫宣稱是為了還原真相，但依現在掌握的史料來看，畢爾文采夫書中歌頌斯大林糟踐托洛茨基的所謂真相大概離真正的真相很遠。 　　 　　《考驗》（汪浩譯，作家書屋，1953），這是當年在解放區很流行的作品，描寫戰爭時期大後方烏拉爾某飛機廠的幹部職工在艱苦的環境裏辛勤勞動支援前線的故事。1941年冬天，作者去烏拉爾的幾十家廠礦采訪，後方人民“奮發努力、為國效勞”的精神打動了他，寫成這位抒情意味很濃厚的小說，我以為不在同類作品《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之下。唯一可議的是一開頭就結結實實謳歌了斯大林：“南俄某飛機工廠的總工程師杜斌科早上奉召往莫斯科去，恰在當夜三點十五分鍾時，他就和飛機製造業人民委員一同謁見了人民委員會主席（注：斯大林）。談了十五分鍾的話。”這段話包含了很多信息，明眼人自然可以看出作家的藝術手段就是不同凡響。 　　 　　在畢爾文采夫的這幾部書裏，我當然最喜歡《從小要愛護名譽》。“從小要愛護名譽”是一句古老的俄羅斯諺語，出自普希金小說《上尉的女兒》題詞。這句話有多種不同的譯法：名譽要從小愛護，愛惜名譽要從幼小時候起，珍惜名譽要從年輕時起，名譽要從小愛護，從小注意誠實等等，意思都是清晰一致的。戰爭初期，書裏的主人公謝爾蓋犯了錯誤，舒華洛夫將軍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引用了《上尉的女兒》這句諺語，“愛惜衣裳要從新的時候起，而名譽――愛惜名譽要從幼小時候起。”20多年前，在我重讀這部書的時候，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震撼，因為就在那個時候，不要說從小愛護名譽，連名譽本身似乎都開始走下坡了。這麽多年後再放眼四周，我們應該摸著良心問一問，是不是“從小要愛護名譽”的時代更好一些？ 　　 　　(《從小要愛護名譽》，林秀譯，作家出版社，1958)33，潘諾娃：《旅伴》 　　 　　蘇聯著名的女作家薇拉·潘諾娃擁有眾多粉絲，蘇聯文學的名譽掌門人斯大林同誌就是其中一位。1948年的斯大林文學獎金會議中，法捷耶夫向斯大林解釋了撤銷原定給潘諾娃的《克魯日裏哈》授獎的原因，不料斯大林激烈地提出異議並力保潘諾娃的作品過關獲獎。1950年的會議在討論潘諾娃的新作《光明的河岸》時，斯大林說：“在婦女當中潘諾娃是最有才華的，我總是支持她這位最有才華的女人。她寫得很好。但是如果評論她的的這篇新作，那它比不上過去寫的東西。”我想所謂“過去寫的東西”多半是指潘諾娃引起轟動的中篇小說《旅伴》，在戰後湧現的眾多戰爭題材作品中，《旅伴》的內容和寫法都顯得很另類，這部描寫戰爭中普通人內心世界的小說，大概也打動了斯大林那實際上很脆弱的內心。 　　 　　先說潘諾娃其人。潘諾娃是羅斯托夫人，生於1905年，5歲時父親不幸去世，小學二年級即因家境貧寒而輟學。在潘諾娃艱苦的青少年時代，她通過自學孜孜不倦地閱讀了大量經典文學作品。1922年，潘諾娃在一家地方報紙編輯部工作，投入內戰後建設蘇維埃的火熱生活，寫了大量的通訊報道、特寫和小品文，後來又嚐試創作劇本和小說。1935年，肅反擴大化擴大到了潘諾娃家，她的丈夫遭人誣陷被逮捕處決，潘諾娃因此失去了工作，帶著三個孩子顛沛流離，苦不堪言。戰爭爆發後，潘諾娃疏散到烏拉爾的莫洛托夫市，在《星報》編輯部擔任記者，業餘從事寫作。1944年，潘諾娃被委派到312號軍用救護列車采訪，兩個月的隨車采訪激發了她的創作激情，《旅伴》就這樣誕生了。 　　 　　與其他戰時小說不同，《旅伴》的背景不是戰火紛飛的前線，不是敵後的遊擊隊，也不是後方支援前線的工廠，而是以一列軍用救護列車在四年戰爭中緊張的救護生活為背景，小說描寫了一群平凡普通的人物：一心想上前線的列車政委達尼洛夫，與丈夫失去聯係的女護士琳娜，妻女在列寧格勒遇難的列車主任比洛夫醫生，上了點年紀而又性格強悍的女護士尤麗，懦弱膽怯又自私自利的蘇普戈魯夫醫生，還有其他醫生、護士、司機、工人，這些原本素不相識的人，為了保衛祖國戰勝敵人而結成一個堅強的集體，日夜奔波在前線後方之間，在戰火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救護蘇軍傷病員的任務。他們堅守在各自的崗位上，救死扶傷，忘我工作，他們是無名英雄，是戰爭機器上的小螺絲釘，他們為衛國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貢獻。 　　 　　潘諾娃在回顧她的采訪生活時說：“我同這些人一起生活過，親眼看到了他們的勞動和功勳。我不能不寫他們，因為他們進入到我心裏了。”她用樸實的文筆描寫了一群醫務人員的戰時日常生活，他們的合作與衝突，他們的苦悶和憂傷，他們的感情糾葛，並時不時用閃回和內心獨白的手法回顧他們的過去，細膩地描繪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整部小說形散而神不散，前後呼應，渾然一體，在平淡無奇中揭示了蘇聯人民戰時日常生活裏最優美的一麵，從而別致地讚美了蘇聯人民的崇高品質，潘諾娃因此成為書寫蘇聯人民日常生活和心理生活的大師，為戰後的蘇聯文學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自《旅伴》一舉成功之後，潘諾娃又迅速奉獻了新作《克魯日裏哈》和《光明的河岸》，這兩部作品都獲得了斯大林文學獎金。在那個時代的蘇聯，一個作家連續三本書都獲獎非常罕見。與前文提到的幾位擁有顯赫丈夫的女作家相比，潘諾娃作為肅反擴大分子的遺孀，完全是憑自己作品的優秀贏得斯大林的關注和提攜，這也是潘諾娃至今仍能得到讀者尊重的原因。 　　 　　《克魯日裏哈》(徐克剛譯，作家出版社，1957)完成於1947年，描寫後方烏拉爾的一家軍火工廠在戰時戰後的變化，塑造了一群複雜的人物。《光明的河岸》（徐克剛譯，新文藝出版社，1953）完成於1949年，以戰後農村為背景，描寫一個複員軍人回到家鄉擔任國營農場領導，在新的環境下遇到的錯綜複雜的人事與感情糾葛。這兩部作品保持了《旅伴》的風格：寫小人物，寫日常生活，寫人的心理活動，寫愛情友情親情，寫複雜的人際關係，從小處著手寫出了大氣魄。雖然這些作品都是主旋律題材，潘諾娃卻能獨樹一幟，另辟蹊徑，把她的感情融入到作品的故事和人物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功。在斯大林時代堅持這樣頗具現代感的另類風格居然沒事，還能得到斯大林的認可，說明在那個平庸懦弱封閉的年代，其他緊跟主流不敢創新的作家是多麽的笨多麽的死心眼。 　　 　　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文學界開始了新的時代，潘諾娃的後期作品除保持原來的風格外，筆下的視野更加廣闊，人物更為複雜，社會生活也不是一味的光明，而是更多地描寫了陰暗麵。《一年四季》（白嗣宏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通過兩個高級幹部家庭以及子女的生活，涉及了官僚主義、腐敗、犯罪、墮落的高幹子弟等等以往禁忌的內容，發表後引起很大的爭議。《感傷的羅曼史》（蘇群譯，作家出版社，1961）描寫了幾個記者的事業和感情生活，委婉纏綿，意趣不凡，有很濃鬱的布爾喬亞味道，我以為這部作品是蘇聯小說史上最迷人的言情小說。 　　 　　60年代後，潘諾娃主要創作劇本（沒有見過她劇作的中譯本），此外也寫了若幹少年兒童題材的小說，收集在《謝遼莎――潘諾娃中篇小說選》（吳育群等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裏。1973年，潘諾娃去世，1975年出版了她的最後一部作品《關於我的生活、著作和讀者》，這本回憶錄記錄了她坎坷的一生，是我一直很想閱讀的書，可以至今沒有如願。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讀了好多中國作家仿作的現代派作品，當時以為這些看起來特別新奇的技巧直接來源於西方現代派，諸如意識流、內心獨白、精神分析、荒誕、超現實等等，後來讀了《旅伴》才發現，其實當年的潘諾娃就嚐試過這些技巧，那些絕口不提蘇聯小說的中國名作家，潛意識裏或許留有潘諾娃的影子也不一定。 　　 　　在文革前出版的小冊子《蘇聯作家談創作經驗》收入了潘諾娃的《談我的創作》，這是我很喜歡的一篇文章，現抄錄一段，以紀念這位傑出的蘇聯女作家： 　　 　　“我們的大都市，它們的廣大，它們生活的多樣性和詩情畫意，有著至高無上的美麗。偉大的公共建築物，強大的橋梁，都市的燈光和熱鬧的大街，以及汽車胎在柏油馬路上疾駛時輕輕的颼颼聲，都有它美麗的地方。古代的建築物、大教堂和紀念碑，體現著曆史的繁華，而從不斷蓋起來的新建築物上，則可以看到明天的輪廓。我想，人類創造性天才所產生的東西，其詩一樣的美麗是沒有別的東西能夠超過的。” 　　 　　（《旅伴》，曹蘇齡譯，新文藝出版社，1952） 34，阿劄耶夫：《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在回憶五十年代蘇聯小說閱讀史的文章中，《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大概是提及率最高的作品之一。這部書當年紅成什麽樣？請看兩個截然不同的五十年代讀者是怎麽說的： 　　 　　“我非常愛看小說，尤其愛看《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本書的譯者聽說我喜歡這本書，前不久給我寄來一套最新翻譯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我那時候就想當個企業家，想《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裏麵的那個黨委書記兼石油廠廠長巴特諾夫一樣，我一直為此而奮鬥。因此，我報考大學選擇的誌願也是石油專業。女同誌學石油專業是件最苦的事，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選擇了這個專業，並為此而奮鬥。著條路還真的走通了，我確實當了中國最大的石油化工企業的黨委書記，實現了自己當初的理想。我認為，人沒有理想就缺少點精神，有了理想可以促使自己克服一切困難。” ――吳儀 　　 　　“另一本我非常喜歡的小說是《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本書的場麵偉大，氣魄驚人。作者阿紮耶夫描繪了一九四一年秋天和冬天在遠東大森林中所發生的事件，蘇聯人要在那裏用最快速的方法，敷設一條為戰勝德國侵略者所必需的輸油管。這條輸油管原定三年才能完成的，結果隻要一年就完成了。書中的三個主要人物，工程局長巴特曼諾夫、總工程師別裏捷和副總工程師柯夫少夫，性格都很突出。這三個人是經常吵架的好朋友，書中描寫了緊張的工作，也描寫了人與人之間真摯的深情。” ――梁羽生 　　 　　一個是中國卓越的女性領導人，一個是香港的武俠小說家，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的讀者。在那個年代，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數以百萬計乃至千萬計的讀者中，有多少人受其影響改變了人生的方向？有多少人讀罷之後熱血沸騰心潮激蕩？有多少人就此奔向最艱苦的地方？有多少人午夜夢回至今念念不忘？從吳儀的講話裏，可以看到這本書對她人生道路的巨大影響。關於《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的內容，在梁羽生的文字裏已經概括的很清楚，一本在蘇聯小說裏並不算特別出色的作品竟然在中國引起這樣大的反響，竟然直接間接影響了中國的一代菁英，它到底有什麽神奇？ 　　 　　首先，《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完美地表現了斯大林時代蘇聯人民的精神風貌。不管真的假的，作者筆下那些投身輸油管建設的眾多人物有著“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量，熱烈的勞動激情，蘇聯人民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他們在艱苦的環境裏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克服困難，堅忍不拔，終於勝利完成了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遠離前線的地方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讀來感人之極。這本書可稱為主義的熔爐，除了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還可提煉出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這些我們曾經耳熟能詳的觀念，書中人物堅強、勇敢、充滿激情的生活方式對讀者特別是剛剛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中國青年來說，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其次，《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完美地體現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敘述藝術。作者不是冰冷地、淡漠地撰寫一份生產報告，而是精心構思精彩的故事，組織嚴密的結構，筆調如詩一般優美，正如斯大林主義文學理論家葉爾米洛夫所說：“工程上的一切技術細節、生產會議上的一切爭論，都使我們感到興趣，感到親切，在讀這部小說時，我們體會到一種詩的意境”。更令人難忘的是作者塑造的那些動人的人物，文革前甚至出了一本小冊子《談“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裏的人和事》（張明東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加以詳盡分析：巴特曼諾夫是怎樣一個人，澤爾肯德是不是太軟弱了，革新家別裏捷和模仿者格魯布斯基，托波列夫為什麽失去了生活的節奏，至於一心想上前線的副總工程師阿列克塞.柯甫少夫和漂亮、熱情、爽朗的通訊姑娘丹尼亞.華西裏欽柯更是50年代中國讀者的集體偶像。 　　 　　再次，《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完美地吻合了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時代氛圍。一個被這樣一部披著柔漫的輕砂實質高度政治化的小說打動的時代，是個什麽樣的時代？我出生得晚了一點點，沒有經曆過那個傳說中激情燃燒的年代，不過從長輩的回憶、留下來的文獻中還是可以一窺究竟。不論那10年裏政治經濟如何波折不斷，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潮仍然是愛國主義、理想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中國人民洋溢著建設的渴望，相信全國人民的努力下，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美好的明天一定會到來。在如此純淨昂揚的時代氛圍裏，《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樣一部標本似的斯大林主義文學作品才會在中國引起巨大的反響，才會引導那麽多的青年菁英到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行囊裏還裝著一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部小說成了一個時代的印記。 　　 　　我讀《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的時候，已經是撥亂返正的新時代，那時我們不僅遠離莫斯科，遠離斯大林，而且遠離了五十年代的主流價值觀，整個社會正在開始滑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我的腦子裏塞滿了來自東西南北中五花八門的雜亂貨色，因此，這部書沒有像打動上一代人那樣打動我，隻是覺得寫得不錯而已。也因為這樣，當前些年傳說所謂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都是勞改營、遠離莫斯科的人都是勞改犯時，我才沒有像那些深深喜愛這部書的上一代那樣感覺像是吃了蒼蠅一樣渾身不舒服。其實，勞改犯又怎麽樣？30年代因基洛夫案件被殺被抓的無數政治勞改犯百分之百都是蘇聯的棟梁之才，在祖國危難的時候，他們用忘我的勞動奉獻了自己的一份愛國之情，把這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倒過來看，不是可以看成是這些另類愛國者的心靈史嗎? 　　 　　關於作者阿劄耶夫的生平，從我了解到的資料看，還有一些疑點。目前比較詳盡的介紹來自藍英年先生的文章《去遠離莫斯科的……勞改營》，這篇文章詳盡介紹了阿劄耶夫另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車廂》，順帶涉及了阿劄耶夫的生平和《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的出版經過。綜合其他資料來看，他的生平大致比較清楚：生於1915年，1934年12月因為對基洛夫遇刺“無動於衷”而被捕，判處三年徒刑，發配遠東勞改營，這一年他才19歲。阿劄耶夫在勞改營表現良好，被提前釋放，經過幾次往返莫斯科尋找父親和女友不果後，他留在遠東從事科學研究，1938年進高爾基文學院函授班，1944年畢業，曾擔任《遠東》雜誌主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先在《遠東》雜誌發表，後被西蒙諾夫發現，在其主編的《新世界》再次發表，一舉成名，並被調回莫斯科工作，於1968年去世。阿劄耶夫晚年創作的《車廂》（1988年出版）記述了他作為勞改犯在押赴遠東的途中和其他政治犯、刑事犯罪分子共處的經過，從藍英年先生的文章看，這部《車廂》非常的精彩，但好像沒有翻譯成中文，不知藍先生可否好事做到底，幹脆組織手下弟子翻譯出版之，以解我等讀者望梅之渴？ 　　 　　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紅極一時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不但鋪設管道的工人，連作者阿劄耶夫本人，全部是勞改犯，隻有局長是克格勃。我以為此說不確。1941年鋪設遠東輸油管道的時候，阿紮耶夫已經不是犯人身份，大概隻是勞改機構的工作人員，當時大部分工作是由勞改犯充當的，但參與這項工作的人員並不必然都是勞改犯，把他們統統都說成是勞改犯也不能說就是所謂真相大白了。還是西蒙諾夫的說法比較精確：“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中隻字未提勞改營，隻字未提國家所急需的那條橫貫遠東的輸油管道，不僅是戰時自由人的手鋪設的，也是勞改犯的手鋪設的。”“作者為什麽沒寫出這項工程的全部真相，因為那時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一個本來是反斯大林主義的題材，居然被阿紮耶夫生生地寫成了歌頌斯大林時代的樣板作品，這種割裂神經的創作確實需要非同一般的功力。 　　 　　不管怎麽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在我國一代讀者的心靈記憶中留下了濃厚的一筆，那是一個特殊時期特殊的文化現象，那個時候有很多現在早已失落的東西。遙望那個年代，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點羞愧？ 　　 　　（《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劉遼逸、謝素台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35，蓋達爾：《鐵木兒和他的隊伍》 　　 　　蓋達爾，這是一個神奇的名字。如果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是五六十年代中國青年的聖經，那麽蓋達爾就是五六十年代中國少年心中的上帝。從沒有哪一位作家像蓋達爾這樣征服了中國少年兒童的心，也沒有哪一位作家像蓋達爾那樣流傳著那麽多生動的故事，如今，當年的那些讀者經垂垂老矣，想必他們的記憶深處還留著鐵木兒、珍娜、箕姆卡、齊岡、蓋克、丘克、王西迦、白季迦這些可愛人物的影子? 　　 　　經曆了文革時期的破四舊、抄家、下放農村，到我讀少兒書的年代，家裏的藏書差不多散失殆盡，蓋達爾的作品隻剩下一本《鐵木兒和他的隊伍》，其他幾本《軍事秘密》、《鼓手的命運》《藍色的杯子》僅僅留在哥哥的記憶和回味中。等我讀到蓋達爾的其它作品時已經是成年人，隻好一邊讀一邊痛惜不已：少兒時代沒讀到這麽好的精神食糧，人生最遺憾的事莫過於此。 　　 　　碩果僅存的這本薄薄的小冊子《鐵木兒和他的隊伍》，我不知讀了多少遍，手不釋卷，愛不釋手。等我長大以後，依然鍾愛這本書，時不時翻出來回味一番。蓋達爾的這部顛峰之作的故事、情節、人物、語言、細節描寫以及幽默感都臻於化境，幾近完美。全篇絲絲入扣、沒有一句廢話，每句話每個故事每個場景都有趣味，那些人物――鐵木兒、珍娜、奧麗加、喬治、柯裏雅、西馬、蓋卡、克瓦金、大好老、黃毛小姑娘、醫生老頭、亞力山大羅夫上校，短短的篇篇，這麽多人物，每個人物都是寥寥幾筆即活靈活現，音容笑貌躍然紙上，讀這樣的書真的是莫大的享受。 　　 　　通過閱讀《鐵木兒和他的隊伍》，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兒童讀者潛移默化地接受了蓋達爾樹立的一套信念：要熱愛祖國、熱愛生活、熱愛勞動，要做好人、做好事，要誠實、善良、正直、勇敢。《鐵木兒和他隊伍》發表後引起強烈的反響，在蘇聯少年兒童中掀起一場鐵木兒運動，特別是衛國戰爭爆發後，鐵木兒成了蘇聯孩子們的榜樣，他們競相效仿鐵木兒的隊伍：照顧軍烈屬，參加支援前線的勞動，自覺地為保衛祖國服務。當年，我曾策劃在我們宿舍區也組織個類似鐵木兒那樣的隊伍，倒不一定做好人好事，弄一套丁丁當當的聯絡係統，半夜三更一大群人出去打打群架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我那些同齡的夥伴跟蘇聯兒童、文革前中國兒童隔了幾代，對什麽鐵木兒運動沒什麽興趣，我的設想不幸無疾而終。 　　 　　蓋達爾的優秀作品實在太多，在此來不及一一介紹。除了早期的幾個據說不成熟的作品――《在失敗和勝利的日子裏》、《高山騎士》、《街角上的房子》外，幾乎所有其他重要作品都有中譯本，《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伯爵的廢墟上》、《第四座避彈室》、《遠方》、《軍事秘密》、《讓它發光》、《藍色的杯子》、《鼓手的命運》、《林中煙》、《一塊燙石頭》、《丘克與蓋克》、《鐵木兒和他的隊伍》、《雪堡司令》、《鐵木兒的宣誓》、《前線隨筆》......其中大部分作品收入兩卷本的《蓋達爾選集》（少年兒童出版社，1959，1960）。自民國時代起，這些作品就以不同的譯名陸續介紹到中國來，重要的作品都有好幾個譯本，版本非常複雜，盤點清楚很不容易。 　　 　　在蓋達爾的作品之外，《回憶我的爸爸蓋達爾》（鐵木兒.蓋達爾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蓋達爾的故事》（葉梅裏揚諾夫著，光明書局，1951）、《蓋達爾的生平和創作》（愛賓、葉密裏亞諾夫著，少年兒童出版社，1959）這些關於蓋達爾生平的書籍非常精彩，《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以及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文學肖像》中有關蓋達爾的回憶文字更是真切動人，通過這些作品，一個栩栩如生的蓋達爾站在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麵前。 　　 　　蓋達爾的一生是個光輝的傳奇，他為讀者奉獻了20餘部小說和劇本，而他年僅37歲的人生就是一部氣貫長虹的精彩小說，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戲劇。 　　 　　蓋達爾生於1904年，本名阿爾卡蒂.彼得諾維奇.葛烈科夫。1918年，14歲的蓋達爾參加了紅軍，曆任連長、營長、團長，隨紅軍轉戰四方，參加了內戰時期的多次戰鬥，成長為一個年輕的紅軍指揮員。1924年，20歲的蓋達爾因舊傷複發不得不退出現役，他情緒沮喪，“在莫斯科的街頭整整徘徊了三晝夜，心中一無所思，也不懊悔。一團白霧在腦子裏盤旋，要透過這團白霧看清前麵的路，是很困難的”。在伏龍芝的勸告下，蓋達爾轉行從事新聞工作，業餘勤奮寫作，不出幾年，一部又一部優秀的作品出自他的筆端，他成了蘇聯少年兒童的心靈導師、精神偶像。 　　 　　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後，蓋達爾即刻申請上前線，可惜由於健康原因，他被拒絕編入現役。於是他東奔西走，軟磨硬泡，終於以《共青團真理報》戰地記者的身份奔赴烏克蘭前線。在申請入伍登記證的時候，他保證說：“我將在偉大戰爭的各個戰線上作一個無聲無息、從事和平工作的人，我不去衝鋒陷陣，初入槍林彈雨。我將描寫別人如何戰鬥，並且告訴以後的人應當怎樣戰鬥”。但戰場形勢的急轉直下使他不可能按照諾言度過他的第二次戰爭生涯。基輔陷落以後，他和所在的蘇軍殘部加入了一支敵後遊擊隊，他成了一個機槍手，出入槍林彈雨衝鋒陷陣。1941年10月26日，蓋達爾率領四名遊擊隊員到砍涅夫－查洛托諾夫鐵路執行偵察任務，不幸陷入敵人包圍，在突圍戰鬥中壯烈犧牲。一個年輕的傑出的作家就這樣離開了他摯愛的蘇維埃祖國和熱愛他的少年兒童讀者。他活著是一個戰士，死時是一個士兵。 　　 　　關於蓋達爾，幾十年來流傳著很多有趣的故事：在公共汽車上在救助貧困青年被誤以為是扒手，給少先隊員演講時把驕傲淘氣的女兒珍妮（其實珍妮是蓋達爾的幹女兒）趕出會場，那隻“大名鼎鼎”“隨隨便便”皮箱，兒子鐵木爾望眼欲穿的自行車……大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是蓋達爾的摯友，戰後他寫了好些回憶蓋達爾的文字（收集在《金薔薇》、《文學肖像》裏），蓋達爾是怎麽寫出《鼓手的命運》，怎麽打賭贏了晴雨表，怎麽弄來幾罐頭的蚯蚓，怎麽指揮他的少兒隊伍救助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孩子，還有蓋達爾和帕烏斯托夫斯基兩人的遠足遨遊――九月的星空、霜凍的夜晚、篝火、深綠色樹葉搭成的洞穴、薄霧中的拖船、一群群遷徙的鶴，還有蓋達爾的感歎：“是啊，這樣生活太美妙了”。 　　 　　戰爭爆發後的一天，蓋達爾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碰見了卓婭，據《蓋達爾的故事》記載，他們之間有如下的對話： 　　 　　“您出發嗎？”卓婭問。 　　“出發，”蓋達爾說。“明天就走。” 　　“我也出發，”卓婭說。“不過還不能很快。但是我堅決要去。” 　　忽然她又像在那個公園裏的的當時一樣，很像小孩子似的望著蓋達爾，就像一年級的女學生望著一位可愛的老師一樣。 　　“阿爾卡季.彼得諾維奇！”她說。“不惜為了偉大的人類幸福而犧牲嗎？” 　　“不錯，”蓋達爾說。“但是最好能活得越長久越好。” 　　“一百年！”卓婭說。“謝謝您，阿爾卡季.彼得諾維！”她使勁握了一下蓋達爾的手，沿街向下跑去，追著一輛走近車站的無軌電車。 　　 　　此後不久，他們兩人為了偉大的人類幸福而光榮犧牲，他們的英雄業績名垂青史。此前數年，蓋達爾在送給卓婭的書上寫下這樣的題詞： 　　 　　“幸福是什麽——每個人有他自己的見解。可是所有的人合在一起就都會懂得：應該正正當當地生活，辛勤地勞動，熱愛而且牢牢地保衛這片叫做蘇維埃國家的廣大而又幸福的土地。” 　　 　　這可以看作蓋達爾留給少年兒童的遺言。 　　 　　（《鐵木兒和他的隊伍》，任溶溶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36，《小兒子的街》、《塞爾蓋.莫霍夫》、《勇敢者的道路》 　　 　　“我很愛蘇聯兒童文學，可以說是蘇聯兒童文學的老讀者。因為它把新的一代從小就培養成機智、勇敢，具有遠大目光和高大理想的人，培養他們愛勞動、愛祖國、愛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培養他們富於創造力、想象力；培養他們向遠大、美麗的目標插翅高飛的人！這樣的作品老讀者讀了真能返老還童，別林斯基說：‘連大人也愛讀’，這是有道理的”，曹靖華先生為陳伯吹《在學習蘇聯兒童文學的道路上》所作序言中的這段話，表達了一個極其資深的蘇聯文學讀者和翻譯者對蘇聯兒童文學由衷的喜愛之情。 　　 　　50～60年代翻譯出版的蘇聯少兒讀物幾乎占了當年整個少兒圖書市場的半壁江山，數量之多品質之高令人乍舌，那個年代的學齡前兒童誰沒讀過那些花花綠綠圖文並茂的小冊子？當年的小學生中學生誰沒讀過那些內容豐富生動有趣的蘇聯書籍？從童話到小說，從各科的課本到科普知識，從蘇聯移植過來的精神食糧品種齊全，內容豐富，應有盡有。特別是那些蘇聯少兒小說，馬卡連柯、卡達耶夫、蓋達爾、穆薩托夫這些大家，以及許許多多在文學史上留不下名字的兒童文學作家創作的優秀作品：《小兒子的街》、《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古堡》、《友伴》……這些好書伴隨著中國的少年兒童度過了十七年純淨平和的時光。 　　 　　蘇聯兒童文學有著悠久的傳統和一支實力雄厚的創作隊伍，就題材來說，兒童文學像是整個蘇聯文學的縮影，革命與內戰、斯大林的頭幾個五年計劃、衛國戰爭、戰後建設、學校生活、和平時期的對敵鬥爭等等都涉及到了。下麵要談及的十幾部小說隻是五六十年代翻譯出版的眾多蘇聯兒童青少年小說的一小部分，相信很多當年的讀者或多或少還記得這些作品。 　　 　　卡西裏、波梁諾夫斯基：《小兒子的街》 　　 　　《小兒子的街》寫的是衛國戰爭時期著名少年英雄伏洛佳.杜比寧的故事。杜比寧生於1927年，1941年戰爭爆發時，杜比寧14歲，是克裏木半島刻赤市的少先隊員。刻赤淪陷期間，這位勇敢的孩子參加了遊擊隊，在地下堡壘堅持戰鬥，多次成功完成了偵察任務。在刻赤解放後，杜比寧在掃雷時不幸觸雷犧牲。為了紀念這位小英雄，刻赤的一條街道被命名為伏洛佳.杜比寧街，生前就讀的學校被命名為伏洛佳.杜比寧學校。《小兒子的街》分為兩部，第一部《快長吧，小子》講述杜比寧在戰前的幸福生活和成長曆程，第二部《地下堡壘》講述杜比寧戰時的戰鬥生活。按照蘇聯主流輿論的觀點，《小兒子的街》是一部具有思想性、藝術性和教育意義的真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之所以命名為“小兒子”，除了指杜比寧是家中幼子外，更意喻少先隊是蘇共的“小兒子” 　　 　　《小兒子的街》出版後，杜比寧的事跡傳揚四方，一直傳到了中國少年的心靈裏。在五十年代，很多很多中國少年的枕邊、書包、課桌抽屜裏都可以看到這本書的影子，很多當年的少年在回憶以往精神成長的歲月時，這本書也是提及率最高的。《小兒子的街》有好幾個中譯本，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通行版本無論裝幀、印製、插圖都異常精美漂亮，捧在手裏都覺得舒服，精裝本尤其珍貴。此外另一個流行的中譯本為兩卷本的《幼兒街》（楊霞華譯，泥土社，1954），還有一個縮寫本《黨的幼兒》（高長榮譯，光明書局，1953）。 　　 　　普什卡雷夫：《塞爾蓋.莫霍夫》 　　 　　蘇聯少兒小說有一大類，即描寫十月革命前的少年兒童生活，以及動蕩的革命時期和內戰時期對少年兒童的影響，卡達耶夫的《霧海孤帆》、《草原上的田莊》就是這類題材的代表作。普什卡雷夫的《塞爾蓋.莫霍夫》也是其中相當出色的作品。這本書以1905年革命為背景，描寫西伯利亞城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革命鬥爭。主人公塞爾蓋.莫霍夫是一位少年工人，他在黨的引導下加入了革命隊伍，積極勇敢地參加黨領導下的地下鬥爭，並經受住了考驗。15年後，經過十月革命和內戰洗禮的塞爾蓋.莫霍夫成長為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小說細致地描寫了1905年的社會風貌和當時的革命氛圍，主人公周圍的各式人物及其心態，以及西伯利亞葉爾塞河的美麗風光。 　　 　　《塞爾蓋.莫霍夫》的作者名不見經傳，這本書的知名度和影響也不大，但卻是我讀得興致盎然的一部。在我小時候居住的那座城市的鬧市區，有一個小有名氣的俄式西餐館（當年的市民很少有人吃得起），路過的時候經常看到幾個白發蒼蒼的俄國老先生老太太在那裏優雅地閑坐聊天，偶爾還會看到他們搬把椅子坐到門口人行道上曬太陽，神態輕鬆慈祥，嘰嘰咕咕地說著普希金托爾斯泰的語言。據長輩說，這些人就是著名的白俄，十月革命後從俄國逃出來的反動分子，他們中一些人曾經反抗過，和布爾什維克血戰了一場，結果以慘敗告終，就此流落異國他鄉了斷殘生。讀《塞爾蓋.莫霍夫》，總會想起那些在中國的陽光下喝茶閑聊的俄國老人，他們和塞爾蓋.莫霍夫算是同一代人，同樣是俄羅斯民族的後代子孫，同樣經曆了20世紀俄國曆史的戲劇性變遷，但命運和歸宿卻是如此不同。 　　 　　柯裏亞柯夫：《勇敢者的道路》 　　 　　少年天性喜愛和向往冒險，最受少年讀者青睞的讀物自然要數冒險小說，《勇敢者的道路》就是五十年代青少年最為欣賞的蘇聯冒險小說代表作。這部作品講述少先隊小隊長廖尼亞在祖父的遺物中發現一些神秘的暗示，於是帶領他的小隊隊員踏上了探險之路，他們克服重重困難，曆經艱難險阻，終於發現了銅礦的秘密。這部作品的內容和情節融合了史蒂文生、凡爾納、馬克吐溫這些冒險小說大師的長處，又帶有蘇聯小說流暢優美的一貫特色，結構嚴密，節奏緊湊，故事緊張激烈，生活氣息濃鬱，極大地滿足了當年少年讀者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很受他們的喜愛和推崇。 　　 　　《勇敢者的道路》是五十年代深受讀者歡迎的潮鋒出版社“蘇聯冒險小說譯叢”中的一種，這套叢書的其他書目包括：《匪巢覆滅記》、《驅魔記》、《朱拉》、《山崗上的篝火》、《阿爾泰的小英雄》、《秘密路》和《好的印象》，每一本都很經典，在每一本書上都有如下字樣：“蘇聯冒險小說是現代蘇聯文學中豐富多彩的一部分，它是以愛國主義的精神教育青年，在青年中間培養鬥爭的意誌、克服困難的決心、勇敢可貴的品質和求知的欲望的。它的特點是：主題明確，筆調活潑，故事性強，教育意義重大。”七十年代中期，這套書是我們同學之間流傳的熱門讀物，我們有一位同學家長的青年時代大概非常嗜好冒險小說，這套書基本收齊了。除了托曼的小說集《好的印象》，其他七本都在我們手裏過了好幾遍，讀得廢寢忘食。其實一本書的關鍵在於好看，能讓讀者看下去。隻要看進去了，什麽精神意誌決心品質之類自然潛移默化隨之而來。可惜我們的少兒作家不懂得這個道理，往往寫得老生常談陳詞濫調麵目可憎，這樣的書無法吸引讀者，就算是把標語和口號都羅列上也是沒有用的。 　　 　　（《小兒子的街》，孫廣英、裘信東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 　　《塞爾蓋.莫霍夫》，蔣宗衡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 　　《勇敢者的道路》，民文譯，潮鋒出版社，1954） 　37，《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少年們》、《初升的太陽》、《森林報》      除了極少數不正常的社會以外，少年兒童的主要活動場所是學校，在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用小說反映學校生活，涉及學校教育的方方麵麵，包括教育者、被教育者、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教育製度，學校的日常生活，教師和學生的心理、行為，教學科目的進展，課外活動等等，看似簡單，其實很難寫好。在蘇聯眾多描寫學校生活的小說作品中，真正寫得好的寥寥無幾。五十年代翻譯出版的蘇聯學校小說隻有奧謝葉娃的《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和諾索夫的《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相對突出，給當時的少年讀者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奧謝葉娃：《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     這是一部著名的作品，算是蘇聯校園文學的扛鼎之作，原書分為三部，我隻見到第一部的中譯本，其他兩部似乎沒有翻譯過來。這部作品描寫衛國戰爭前後蘇聯小學生的生活，主人公叫瓦肖克，四年級的少先隊中隊長（兩條杠，蘇聯稱作中隊委員會主席。兩條杠也是我平生佩帶過的最高職位標誌），他和他的同學們因為一起丟失粉筆的風波而發生了一係列糾葛，他們的友情、信任、誠實的品質經受了考驗。小說細膩地描寫了這群孩子們的純樸的友誼，寫了他們如何解決矛盾和衝突，以及多姿多彩的課外生活。第一部結束在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正準備去烏克蘭旅行，時間是1941年6月，戰爭爆發的前夜。小說第二部寫他們在烏克蘭旅途遭遇戰爭的經曆，第三部寫他們回到學校後經曆的戰時生活，可惜這兩部分一直沒有看到。我從小就羨慕蘇聯少年兒童的生活方式，《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部分滿足了我的精神饑渴。雖說我們那時候也戴紅領巾和標識，也有一整套仿蘇的儀仗和典禮，但總覺得索然無味，遠沒有人家蘇聯少先隊生活那麽激動人心、引人向往。     諾索夫：《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    《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是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小學生讀者鍾愛的作品，我小時候經常聽我哥哥念叨這本書，這麽多年過去了他仍然惦記著，甚至去買了新版珍藏，可見當年的喜愛程度。這部作品講述兩個小學生馬列耶夫和西什金功課不好，兩人淘氣貪玩，互相包庇，不思上進，後來在老師和同學的影響下改正了錯誤，終於取得進步成為好學生。同樣是校園文學，《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比《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更有個人性，更為幽默和風趣，特別是兩個小孩極具創意的玩法突破了當年中國小孩想象力的邊界，很切合少兒的口味，因此才會讓當年的小讀者至今念念不忘。作者諾索夫是蘇聯兒童文學的著名作家，除了這部享有盛名的《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另一套“小無知”（或譯“全不知”）係列（《小無知漫遊月亮城》，《小無知漫遊太陽城》，《小無知和他的朋友曆險記》）同樣深入人心，文革後陸續出版發行，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長大的兒童讀者中擁有很多愛好者。      片切爾尼科娃：《少年們》     《少年們》有兩個譯本，都是出版於五十年代早期，流傳不廣。我上初中的時候為了比較中蘇兩國的初級中學教育，特別找來看了一遍，印象比較深。這本書是一本標準的教育小說，講述七年級學生沃洛吉亞.瓦西裏也夫的轉變經過。戰爭爆發後，沃洛吉亞的父親去了前線，母親在醫院工作，他和妹妹隨祖母生活。在祖母的放縱溺愛下，獲得自由的沃洛吉亞從一個品行良好的學生變成一個不聽話不守紀律的孩子，學習成績急劇下降，屢犯錯誤，不得不離開了少先隊隊伍。為了挽救這個孩子，學校領導、老師、家長、少先隊、團組織一起行動起來，互相配合做了大量艱巨的工作，在大家特別是女教師索亞.伏拉第米羅夫娜的耐心誘導下，伏洛吉亞意識到了自己的荒唐，痛改前非，發掘出自己品性中好的一麵，轉變成為一個好孩子，光榮地加入了共青團。小說刻劃了個性鮮明的眾多人物，細致分析了少年在特殊時期的心理活動並很有信服力地把蘇聯教育體係的驚人效能表現得淋漓盡致。當年我上初中時正在轉型時期，班級裏良莠並存，很多壞學生天天打架鬥毆，從來沒見過有人來關注他們，任其自生自滅。相比之下，蘇聯的教育體係確實有令人激賞之處。《少年們》作者片切爾尼科娃是教育學碩士，本書反映了她的教育理念，頗有馬卡連柯的味道。      卡西裏：《初升的太陽》     《初升的太陽》也是五六十年代的小讀者現在還能記得起來的一部作品。作者列夫.卡西裏生於1905年，是蘇聯很有影響力的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無數，文革前出了十餘本卡西裏寫的短篇故事，都是那種常見的薄薄的五顏六色的小冊子。比較有影響的大書除了和波梁諾夫斯基合著的《小兒子的街》以外，就算這部抒情色彩濃鬱、文藝味道很重的《初升的太陽》，當年得到一部分欣賞水準比較高的小讀者的由衷喜愛。這部作品講述了小畫家柯裏亞.季米特利葉夫的生平事跡。寫了這位天才藝術家短短的一生，他的家庭，他的女友，他在美術學校的生活，他和同學們的友情，他的創作和探索，一直到他15歲時犧牲為止。柯理亞是個才華橫溢的小藝術家，他刻苦學習、進步神速，他的內心感情豐富，很有想象力和創造力，書中所附的他的畫作水準之高令人讚歎不已。小說語言優美，格調高雅，清新脫俗，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傑作。     比安基：《森林報》     嚴格說，《森林報》不是小說，而是一部別開生麵的科普著作，小時候受它的影響太深，所以在這裏簡單提一下。文革前，我哥哥收集了不少科普書籍，諸如一整套《十萬個為什麽》，以及《科學家談21世紀》、《奔向明天的科學》之類，到我讀書的年紀，這些書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尤其是《春》、《夏》、《秋》、《冬》四冊《森林報》，好看到極致，簡直妙不可言。《森林報》是蘇聯科普作家比安基的代表作，別致地采用報紙的形式，介紹了四個季節裏大森林動物和植物的生活狀況，風格多種多樣，通訊、詩歌、散文、小故事、小小說、遊戲、廣告……內容之豐富，知識之深奧，文筆之淺顯、插圖之漂亮，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那就是：絕！這麽多年了，再也沒見過像《森林報》這樣不同凡響的絕妙好書。人這一輩子，最幸福的事情莫過於極度饑渴的時候吃上一口飯、喝上一口水、看上一本好書，有《森林報》伴隨我，算是那個黯淡年代的一點幸福回憶。 （《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任溶溶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孫廣英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 《少年們》，怡黎、鬆年譯，中外出版社，1951 《初升的太陽》，鄒絳、劉丙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 《森林報》，徐亞倩、王石安等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4～1955）38，《北鬥星村》、《瓦西裏柯的故事》、《友伴》 　　 　　穆薩托夫：《北鬥星村》 　　 　　穆薩托夫的代表作《北鬥星村》發表於1948年，1949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凡是獲得斯大林獎金的作品通常都會介紹到中國來，而獲獎名單中比較少見的少兒題材作品一般會成為追捧的對象。《北鬥星村》也不例外，幾年內至少出了三個完整的中譯本（《小北鬥村》，張畢來譯，光明書局，1951；《斯托沙裏農莊》，西夷譯，中華書局，1954），一時成了五十年代深受少年讀者歡迎的熱門讀物之一。這部作品描寫幾個性格各異的集體農莊少年的生活，他們怎麽度過戰爭和戰後的艱苦時期，他們如何幫助大人生產勞動培育優質小麥，如何在老師和長輩的教育下，德智體全麵健康成長，小說也寫了他們的遊戲和友情，描繪了大自然風光，在作者筆下，這些蘇聯農村少年的心靈就像北鬥星那樣璀璨奪目，蘇聯少年的生活就像布滿星星的天空那樣美麗動人。 　　 　　《北鬥星村》發表後，作者收到了很多小讀者的來信，紛紛要求告訴他們北鬥星村集體農莊在哪裏，他們要去訪問北鬥星村，看望那幾個可愛的孩子：珊卡、瑪莎、費吉亞……這大概是對作者藝術成就的最高獎賞了。作者穆薩托夫是蘇聯非常知名的兒童文學作家，1911年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在農村長大成人，當過鄉村教師、新聞記者，他的作品大多以熟悉的鄉村生活和集體農莊為背景，代表作除了《北鬥星村》外，還有《大地春回》（又名《偉大的春天》，魯賓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62），描寫1929年集體化時期農村的少年兒童同壞分子鬥爭的故事。《山上屋》（滕砥平、蔣芝英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描寫一所農村中學八年級同學組織豐產隊深入集體農莊從事科研生產的故事。此外，當年在中國很受歡迎的小說《山崗上的篝火》署名穆薩托夫（與恰奇柯合著），是不是同一個穆薩托夫尚待確認。 　　 　　董謙柯：《瓦西裏柯的故事》 　　 　　蘇聯文學有一個長期處於邊緣的流派，很多人稱之為浪漫主義流派，代表人物有普裏什文、亞力山大.格林、帕烏斯托夫斯基、阿斯塔菲耶夫，卡維林、伊凡諾夫這些謝拉皮翁兄弟大多也屬於這一派。他們的作品關注大自然、藝術、曆史和普通人的精神生活，擅長描寫愛情、幻想、冒險、神秘，與社會現實保持一定距離，這些特征注定使他們遠離主流，得不到當權者的歡心。喜歡他們的人固然很多，效仿的人卻很少，因此當我在董謙柯的小說《瓦西裏柯的故事》中發現那非常熟悉的浪漫主義流派風格時，自然欣喜不已。 　　 　　《瓦西裏柯的故事》講述八歲的集體農莊小男孩瓦西裏柯和他來自城裏的朋友伊果爾，兩個小朋友如何幫助建設水電站的大人、如何做好事保護集體農莊的安全，如何在美麗的大自然裏嬉戲玩耍，情節很簡單，主題也很主流，值得一說的是作者散文詩一般的文筆－－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寫俯拾皆是，襯托著蘇聯兒童的天真可愛和微妙的心理活動，情景交融，渾然天成。整篇小說娓娓道來，輕鬆幽默，簡直就是一篇絕佳的抒情散文，很有浪漫派前輩的風采。作者奧列斯.董謙柯（1902～1954）是烏克蘭人，專門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資曆很老但作品不甚出名。這一部《瓦西裏柯的故事》不知如何被長江文藝看中出版，讓我們領略了蘇聯文學界的深不可測――真正的高手往往在官方搭起的文壇以外。而對我們這些普通讀者來說，沙裏淘金的滋味也是很美妙的。 　　 　　卡赫斯：《友伴》 　　 　　《友伴》講述愛沙尼亞加入蘇聯前夜，一群剛剛升入中學的來自不同的階級少年的學校生活，他們和資產階級反動教育當局的鬥爭，以及無產階級少年和資產階級少年的衝突，反映了一個小小的列強環飼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劇變之前稀奇古怪的社會麵貌，此外還描寫了在愛沙尼亞這個獨立的國家裏，地下聯共（布）黨員的活動，以及在黨的領導下，廣大愛沙尼亞無產階級人民熱切要求加入蘇聯大家庭的赤子之心。如果回到五六十年代，站在當年小讀者的角度，《友伴》還是很好看的，故事寫得精彩，跟蘇聯其它地區的小說相比頗有不大一樣的異國情調。書中描寫的那些愛沙尼亞的左翼階層很有意思，他們熱烈的向往蘇聯，熱烈的讚美斯大林，渴望投入斯大林的懷抱，比如地下黨領導“陌生人”和舅舅的談話非常有趣：“社會主義已經不是什麽幻想，而是完完全全的現實。要到這個現實的環境裏，總共不過200公裏的路程。”“蘇聯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戰勝的強國，我們並不孤單……這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支柱……莫斯科……斯大林……” ，等等。 　　 　　早年我看蘇聯的書籍、電影，關於1940年波羅的海三國加入蘇聯的曆史有非常強烈的印象，即當年波羅的海三國的人民是自願亡國、歡欣鼓舞地加入蘇聯的，後來了解到事實似乎不一定如此。1939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有兩個秘密議定書，把波羅的海三小國劃入蘇聯的勢力範圍。1940年夏初，希特勒在西線動手連連獲勝，蘇聯則在東線出擊，試圖構築一條未來防禦或者進攻德國的戰線。在經過一連串準備活動後，蘇軍於1940年6月15～17日開進三國，推翻了當地國家政權並建立了親蘇政權。一個多月後，三國光榮地“加入”了蘇聯。我很想知道在那個曆史的關鍵時刻，三國的大多數普通民眾持什麽態度？是走上街頭興高采烈地歡迎解放者？還是像兩年前的捷克民眾那樣冷漠地看著入侵者的坦克？我記得曾經看過一個電影《雪茫攻防戰》，描寫一群愛沙尼亞青年學生在一戰後獨立時期參與抗擊布爾什維克紅軍的故事，雖然隻是一種視角和觀點，但也足以顛覆早年留下的波羅的海三國人民與蘇共親如一家的刻板印象。回過頭再審視《友伴》的真實性，恐怕就不隻一個問號了。 　　 　　（《北鬥星村》，芳信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瓦西裏柯的故事》，子叢譯，長江文藝出版社，1957 　　《友伴》，蘇學銘譯，江蘇文藝出版社，1959） 　39，若幹文革前出版的少兒小說 　　 　　《初戀》（阿塔洛夫著，榮如德譯，作家出版社，1956），高中學生戀愛的故事，描寫幾個少男少女純潔高尚的愛情和友情，以及戰後蘇聯青少年的生活實況，還寫了學校當局、教師、家長對於學生戀愛不同的態度。無論在蘇聯還是中國，中學生的愛情都不在鼓勵的範圍內，因此這類小說比較少見。 　　 　　《畏友》（日阿裏科夫著，洪川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講述幾個頓巴斯地區孩子的經曆，從十月革命前一直寫到到內戰時期，以少年的視角反映那個戲劇性的嗜血年代。關於那幾年的曆史，我們長期以來可以看到的大多是一麵之辭，另一方的說辭很少看到。到如今時過境遷，那段曆史的珍貴資料――比如鄧尼金的回憶錄――就算印出來，讀者也不會很多了。 　　 　　《到遠方去》（卡烏羅夫著，吳一之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4），一本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描寫1905年革命後的肅殺時期，兩個哥薩克孩子不畏艱險到遠方去尋找被沙皇流放的革命者父母並走上革命道路的經曆。作者卡烏洛夫是老紅軍、上校工程師，這部出自業餘作家的童年回憶錄不事雕琢，很有真情實感。 　　 　　《從鴿子穀來的孩子們》（葉邁契斯著，禮長林譯，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又是一部以十月革命和內戰時期為背景的作品，以幾個海參崴少年的經曆講述革命消息傳到遠東地區後當地的反應，以及外國幹涉軍隊的入侵，他們參與遊擊隊進行的艱難的抗敵鬥爭，其中還穿插描寫了兩個中國人的活動，和伊凡諾夫的《鐵甲車》相映成趣。 　　 　　《古堡》（別裏雅耶夫著，屠明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青少年在革命歲月裏的成長經曆（從1905年革命到1922 年內戰結束）是很多蘇聯作家鍾愛的題材，誕生了不少優秀的作品，比如《霧海孤帆》（卡達耶夫）、《學校》（蓋達爾）以及著名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古堡》是三部曲的第一部，講述幾個烏克蘭無產階級少年在十月革命以及內戰時期的生活，主題、背景、故事內容與《鋼鐵》的前半部很類似，好看程度不相上下，名氣則遠遠不及。《古堡》三部曲的第二部《凶宅》（屠明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第三部《濱海城》（未見中譯本）講述這幾位少年長大以後在建設年代的故事。 　　 　　《白特迷爾的金碗》（杜吉涅茲著，王汶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描寫吉爾吉斯共和國集體農莊少年的幸福生活，他們積極參加建設集體農莊的創造性勞動，在勞動中培養興趣、獲取快樂、健康成長。此外還寫了美麗如畫的天山景色。天山腳下的吉爾吉斯草原蘊育了不少天才作家，比如著名的艾特瑪托夫。 　　 　　《阿爾泰的故事》（伏隆柯娃著，林耘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講述邊遠的阿爾泰地區一群少先隊員的學校和課餘生活，他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努力學習，立誌改變家鄉的落後麵貌，筆調輕鬆活潑，寓意深刻，很有詩情畫意。 　　 　　《是，這樣堅持下去！》（謝亮庚著，王夢君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描寫衛國戰爭期間，海軍的後代維佳在戰鬥中成長的故事。維佳所在的掃海艇參加了斯大林格勒戰役，從伏爾加河上的海軍艦艇上觀察戰鬥進程相當別致，有身臨其境之感。 　　 　　《他們有祖國》（薩姆桑諾夫著，山鷹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描寫衛國戰爭期間被法西斯擄往德國做苦工的蘇聯青少年的故事，他們在德國集中營、法西斯地主莊園服苦役的悲慘生活和抗爭，他們在法西斯匪徒以及隨後而來的美帝國主義的折磨下，依然心向祖國，保持了蘇聯人的榮譽和品格。這一類題材也是不多見的。 　　 　　《伊娃娜和她的朋友們》（紮雷契娜雅著，董其昌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一部國際主義題材的作品，描寫二戰機器一群法國的少年－－伊娃娜和她的夥伴們在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地下鬥爭的故事，戰後又加入到反對法國當局殖民主義政策、捍衛世界和平的行列中。蘇聯兒童文學中這類國際題材的作品還有不少，價值如何就見仁見智了。比方說蘇聯官方一向聲稱要保衛世界和平，在文學史書上還有專門章節論述蘇聯作家為和平而鬥爭的作品，但戰後不久即策動朝鮮內戰，還把中國拖下水打了一場慘烈的戰爭，不知他們標榜的“和平”二字從何說起。 　　 　　《西瑪怎樣變成一個好孩子》（達爾塔可夫斯基著，黃瑤英譯，正風出版社，1956），一本很不錯的少先隊小說，敘述一個嬌生慣養的西瑪怎麽從一個不聽話、調皮搗蛋、撒謊成性的小女孩轉變成好孩子，這本書把蘇聯少先隊員的學校和課餘生活寫得豐滿動人，洋溢著健康明朗的童真風味。 　　 　　《遊擊隊員廖尼亞》（柯羅爾柯夫著，高長榮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描寫衛國戰爭期間敵後遊擊隊小偵察員廖尼亞的非凡事跡。衛國戰爭期間湧現出很多斯大林時代成長起來的並在戰爭年代打擊法西斯表現傑出的少年英雄，戰後出了不少描寫他們事跡的文學作品，比如前麵說到的《小兒子的街》、《薩沙.契卡林》等。比較而言，這些作品似乎比我國的類似作品要有趣一些。 　　 　　《源泉》（戴慈著，路紹楹譯，光明書局，1954），描寫莫斯科少年豐富多彩而又充滿藝術和科學氣質和趣味的日常生活，在苦悶的年代讀這類書籍很容易“中毒”，而這類描寫蘇聯少年兒童幸福生活的作品一直是我偏愛的類型，當年對蘇聯的向往隻是基於紙麵的美好想象，至今也不清楚蘇聯時期這些小說中的少年兒童，他們的真實生活到底什麽樣。 　　 　　《一個女教師的筆記》（維格多諾娃著，徐克剛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在蘇聯兒童文學作品中，有不少優秀作品出自優秀教師之手，如前麵提到的《瓦肖克和他的同學們》。《一個女教師的筆記》是一部很有影響的好書，講述作者作為一個青年教師的工作實踐，她如何在教學中和學生們建立親切友好平等的感情，如何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集體主義精神，如何建設優秀的班級。這類從真實的教育第一線結晶出來的作品不論對少年兒童還是中小學教師來說都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作為小說看也很有意思。 　　 40，《伏爾加河上》、《一年級小學生》、《沙沙日記夏令營日記》 　　　　 　　普裏列查葉伐：《伏爾加河上》 　　　　 　　普裏列查葉伐，通譯作普裏列紮耶娃。1903年出生，教師出身的作家，在大學受過文學和教育學專業訓練，做過15年教師。30年代末開始發表作品，題材多與她熟悉的青少年生活有關。在蘇聯兒童文學史論著中，她的描寫青少年學校生活的中篇小說《同誌們和你在一起》(楊壽均譯，作家書屋，1953)受到高度評價：“從頭到尾都在培養讀者極有價值的同誌情誼、對學校的愛、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憎恨（美國的保衛者－－在美國的旗幟下作戰的黑人士兵卻不能在資本主義世界過活），以及對偉大蘇維埃祖國的自豪感（蘇維埃國家已在世界上肯定了這樣一條法律：‘蘇聯公民不分民族和種族一律平等’）。”“教導讀者不要追求便宜的榮譽，教導他們了‘消除人們意識裏的資本主義殘餘’――私有者的感情、狹隘的利己主義，這部小說還諷刺了生活行為上的無原則性”（《蘇聯兒童文學》，格列奇什尼科娃著，張翠英、丁酉成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 　　　　 　　《伏爾加河上》發表於1953年，是普裏列紮耶娃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繼續深化了《同誌們和你在一起》的主題，講述一個散漫無章、無組織無紀律無秩序的七年級班級怎樣在老師、家長和同學們的努力下轉變成為一個優秀模範的班級，寫了傑出的教師、優秀的學生，以及學校以外的社會生活――“家庭、城市生活、工廠、有靈感的創造勞動的人們、故鄉秀麗的風景、美麗的大河伏爾加”，廣泛探索了蘇聯青少年的心理活動和性格成長，蘇聯教育模式的優越性也渲染得恰到好處。對我國少年讀者來說，可以從中觀摩蘇聯青少年激動的、活潑的、樂觀的、創造性的集體主義校園生活。 　　　　 　　普裏列紮耶娃還有一部《瑪莎的青春》（白琳、周愛琦譯，光明書局，1955）也寫得很不錯，講述一個師範大學的女大學生在衛國戰爭期間的學習、工作和感情生活，很有布爾喬亞言情味道。在普裏列紮耶娃創作生涯的後期，主要成果是一係列關於列寧生平的長篇小說，八十年代後出了若幹中譯本，主要有《列寧的一生》（彭卓吾譯，北京出版社，1986））、《列寧的故事》（胡曙中、孫梅琳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不平凡的一年》（彭卓吾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列寧的一生》（陸永昌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 　　　　 　　施瓦爾茨：《一年級小學生》 　　　　 　　很多五十年代的小朋友們大概都還記得這本可愛之極的小書，記得封麵上那個瞪著大眼睛神氣十足的小女孩馬魯霞，丁玲同誌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充滿感情的前言，熱烈地向小朋友、教師和家長介紹這部讓她“整個都被吸引住了”“沉醉在裏麵了”“極有趣味”的好書。顧名思義，《一年級小學生》講述剛剛上學的小女孩馬魯霞一年的生活，她的進步、快樂和煩惱，許許多多生動好玩的事情，描寫兒童心理細致入微，生動感人，此外還刻劃了熱心教育工作的蘇聯教師安娜.伊凡諾夫娜的光輝形象。丁玲同誌這樣總結《一年級小學生》的內容：“這本書告訴我們，蘇聯孩子們怎樣正確地過集體生活，怎樣愛人，這樣聽奶奶媽媽的話，怎樣有禮貌，怎樣幫助同學，怎樣樣改正自己的缺點，它啟發我們的小學生怎樣用思想，去思索一切所碰到的事。……啟發人們對生活有更可愛的理想，而又以美好的理想來使自己生活得更愉快些。” 　　　　 　　其實嚴格而論，《一年級小學生》是一部電影文學劇本，隻是敘述方式和小說別無二致，讀起來跟小說一樣；它的篇幅不長，可一口氣讀完，像盛夏的冰棍那樣涼爽宜人。作者施瓦爾茨生於1896年，1958年去世，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法律係，1923年開始發表作品，是一位經曆過沙俄時代的老資格作家，從薄薄的一冊《一年級小學生》可以看出此老的藝術功力相當了得，而此老兼擅小說和戲劇創作，劇本似乎更勝一籌，其他作品的中譯本有以下這些：《兩兄弟》（王石安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3）、《雪女王》（任溶溶譯，青年出版社，1952）、《我們的工廠》（任溶溶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5）、《兩顆楓樹》（葉小鏗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 　　　　 　　奧列克辛：《沙沙日記 夏令營日記》 　　　　 　　奧列克辛，通譯作阿列克辛；《沙沙日記夏令營日記》又譯作《三十一天沙沙日記》（邱陵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5），一本超級可愛的作品，描寫蘇聯少年兒童、少先隊員的夏令營生活，以日記體記載少先隊員沙沙從1946年7月15日到8月14日一個月的經曆，從駛往夏令營的火車上結識新朋友開始，到駛回莫斯科的火車上開夏令營總結會議結束。如果說我在前文多次說到“蘇聯少年兒童的幸福生活”是個含混不清的概念，那麽這本《沙沙日記》所描寫蘇聯少先隊夏令營生活確實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幸福”。 　　　　 　　關於蘇聯人民的休閑生活，邱陵先生在《譯者的話》中這樣介紹：“蘇聯的工人、職員和兒童，都有享受斯大林憲法第一一九條所規定的休息權。每逢夏季，他們有的到蘇聯南部風景優美的地方去。大人住休養所，兒童進夏令營。夏季休養機構的設備非常完善，經常有體育和娛樂活動。這是蘇聯的人民和兒童在幸福生活中最愉快的一個時期。夏季休養機構，都是最好的建築物，有的是從前的貴族、地主、資本家的寓邸別墅，有的是新建的新式房屋。生活在裏邊，簡直是生活在真正的極樂世界中！”蘇聯兒童的夏令營生活是怎麽過得呢？五十年代初出過一本《蘇聯少年先鋒隊夏令營》的專著（雅洪托娃編，郭一民、高長榮譯，青年出版社，1952），詳盡論述了夏令營生活的各個方麵，包括去夏令營之前的準備工作、夏令營的設備、夏令營生活的組織、政治教育工作、文化和群眾工作、體育、觀察大自然、行軍生活、少年技術家、勞動教育、醫療衛生工作等等，充滿魅力的營火晚會、林中宿營、狂歡節、歌舞劇演出等等活動，讓我這個童年時代從來不知夏令營為何物的人大有白活的感覺。 　　　　 　　在《蘇聯少年先鋒隊夏令營》裏，還有一份供各年級同學假期閱讀的書目，其中我聽說過或者讀過的書隻占三分之一。書中另一份供蘇聯兒童假期觀看的電影目錄，絕大部分聞所未聞。在我的青少年時代，五十年代的蘇聯小說可以看到，而絕大部分蘇聯電影再也看不到了，當年可以看到而且翻來覆去反映的蘇聯電影隻有《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寥寥幾部而已，這也是我當年由衷羨慕五六十年代青少年的原因之一。 　　　　 　　《三十一天沙沙日記》的作者阿列克辛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兒童文學作家，生於1924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東方學係，1945年開始發表作品，從五十年代至今，他的作品在中國擁有相當數量的讀者群。文革前出版的作品除了《三十一天沙沙日記》之外，還有一部《中隊齊步前進》（邱陵、葉冬心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4）也深受當年小讀者的歡迎。文革後他的作品一直在出，從八十年代的《前天與後天－－阿列克辛中篇小說選》（蔣望明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七樓廣播電台》（王昌茂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鼓手的秘密信號》（昌茂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兩個同學的通信》（昌茂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84）、《冒名頂替》（王誌衝譯，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小謝瓦奇遇記》（吳澤林譯，北京出版社，1987）到最近幾年的《可怕事件》（陸肇明譯，譯林出版社，2004）、《我的哥哥吹黑管》（陸肇明譯，譯林出版社，2003），版本眾多，篇目多有重複， 　　　　 　　阿列克辛的作品輕鬆幽默，故事性強，尤其擅長寫冒險小說，塑造機智勇敢的蘇聯少年形象，非常好看。《三十一天沙沙日記》是他的早期作品，還不算老到，以致引起蘇中學界中人的批評：“惡劣性格不痛不癢地輕易就改正過來，誇口的變成了謙遜的，放蕩不羈的變成了守規矩的，一切誤會衝突也同樣輕易地就解決了，錯誤也同樣輕易地改正，破裂的關係很容易就恢複過來。”“作品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作家沒有生活，或者生活貧乏，才不得不根據自己的臆想，而用概念來寫作，以致寫成公式化、一般化的作品。原來生動複雜的生活，給簡單化了，這不是很明白嗎？”（《在學習蘇聯兒童文學的道路上》，陳伯吹著，少年兒童出版社，1958）這些批評或許不無道理，但無關痛癢。對我而言，在這部作品裏可以了解蘇聯少年兒童無憂無慮豐富多彩的夏令營生活，在那個蒙昧的年代裏可以神往一番社會主義蘇聯少年兒童的生活方式－－足夠了，知足了。 　　　　 　　(《伏爾加河上》，左海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一年級小學生》，任溶溶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 　　 《沙沙日記夏令營日記》，邱陵譯，上海新亞書店，1952） 41，《小家夥》、《小星星》、《永遠在一起》 　　 　　李克斯坦諾夫：《小家夥》 　　 　　戰爭爆發後，在德軍的閃擊攻勢下，最緊迫的任務是把工業企業從危險地區撤退出來，最初三個月撤退了大約1360個大型企業。由於適齡的青壯年大多參軍去了前線，撤退到後方的工廠麵臨人手不足的嚴峻挑戰，為了源源不斷地為前線提供飛機、坦克、大炮以及各種輕裝備、彈藥、軍服、糧食等物資，不得不采取權宜之計，一些少年經過短暫的訓練走上了工作崗位，在艱苦的戰爭歲月裏，這些少年活躍在車間、礦山、工地、農田，為了戰爭的勝利辛勤勞動，貢獻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小家夥》描寫的就是這些戰爭期間的少年勞動者，主人公叫柯斯嘉.馬雷歇夫，外號“小家夥”，他經過不懈的努力，刻苦的學習，掌握了高超的複雜的技術，成為一個合格的優秀的工人，而且組織他的同伴們共同進步，探索革新技術，在工作崗位上作出了非凡的業績。小說詳盡描寫了柯斯嘉及其同伴們的成長經過和大後方人民用忘我的勞動支援前方的愛國激情，後方人民艱難的日常生活和和不畏艱險的高昂鬥誌、富有詩意的精神生活也寫得生動感人。 　　 　　作者李克斯坦諾夫生於1900年，十月革命後開始他的記者生涯，1930年後長期在烏拉爾地區從事新聞工作，非常熟悉這一代的工廠企業和風土人情，特別是戰爭期間大批工廠撤退到了烏拉爾，這裏成了大後方的工業中心，這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絕佳的題材。李克斯坦諾夫的重要作品大多是以烏拉爾地區的工人階級為背景，比如描寫烏拉爾礦區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事跡的《第一個名字》》（白琳譯，光明書局，1954）和描寫礦山工程師為蘇聯探尋礦藏的《綠寶石》（郝今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寫得最好的還是《小家夥》，這部作品在蘇聯兒童文學史上有很高的聲譽。 　　 　　瓦西連柯：《小星星》 　　 　　蘇聯老一輩兒童文學作家瓦西連柯的作品以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的中篇小說《小星星》最為傑出。這部作品描寫技工學校的幾個學生的學習生活，他們在生產勞動過程中開動腦筋，勇於創新，掌握了新的知識和技術，並且在集體生活中互相幫助，克服性格上的弱點，共同提高了思想道德品質。這是一本寫得很優美的小說，把蘇聯少男少女的學校生活渲染得極為動人。 　　 　　瓦西連柯生於1895年，1966年去世。十月革命後在工會和教育部門任職，他的作品主要為青少年兒童題材，文革前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來的瓦西連柯作品相當多，這些作品篇幅都不長，印製精美，很受當年小讀者的喜愛。當年的小讀者們如果不記得瓦西連柯這個名字，不知下麵這些作品可否勾起他們的童年記憶：《家庭會議》（任溶溶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3）、《膽小鬼》（湯覺宇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3）、《最有意義的一天》（閻童譯，重慶人民出版社，1955）、《小鬼》（平子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3）、《魔匣》（柳朝堅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9）、《綠木箱的故事》（於少文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9）…… 　　 　　哈夫金：《永遠在一起》 　　 　　哈夫金的《永遠在一起》也是一部很有名氣的兒童文學作品，描寫西伯利亞貝加爾湖附近一所礦山附屬學校的學生生活，按照中譯本內容提要的說法，這本書是寫怎樣培養學生集體生活的，作者提出的問題是：如何使個體趨向於集體；如何細心地發現學生的特性；如何改造落後的學生以至家長進而使家長與學校融為一體；在比較偏僻的地方，如何把學校辦得生氣勃勃；如何啟發教師們培養下一代的熱情。《永遠在一起》的別致之處在於，這些官式內容以外還有其他不俗的段落：師生們探索地質資源的遠足行軍，老遊擊隊員包勞維考夫大爺的教誨，熱愛教育工作的年輕教師們的工作，以及貝加爾湖地區自然景色的描繪――“嚴寒，浸透了寒冷的陽光的冬季空氣，春天在外貝爾加盛開的石楠草的淡紫色的煙霧，夏季的驟雨，森林裏的僻靜小路”。在作者筆下，社會主義蘇維埃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社會主義蘇維埃少年的生活是如此的快樂，充滿了探索與發現的詩意。小說結束在1941年6月的畢業典禮上，同學們經曆了“有趣而富有內容的年月”，滿懷豪情“走入巨大生活中”。在小說的題詞頁，作者寫到：“為紀念犧牲在偉大衛國戰爭前線上的莫高欽中學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而作”，這句簡單而意蘊深遠的題詞顯示了這些同學們的命運－－為了捍衛蘇維埃祖國的美好生活，蘇聯的青年一代毫不猶豫地獻出了青春的生命。 　　 　　在我讀過的所有描寫蘇聯學校生活的小說中，這本《永遠在一起》最為出色，閱讀這部作品總有讓人激動的感覺。作者哈夫金名氣並不大，他出生於1912年，父母是流亡斯德哥爾摩的俄國革命者，他本人畢業於莫斯科師範學院地理係，1929年開始創作生涯，作品多為青少年題材。除了這部《永遠在一起》，還沒有發現其他作品的中譯本。 　　 　　 　　本文所討論的蘇聯兒童文學作品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大體包括所有與7～18歲中小學生年齡段有關的作品，有些作品以相當篇幅描寫了主人公的童年、青少年時代，或者童年、青少年時期寫得特別出彩，也可劃入兒童文學的範圍內，比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普通一兵》、《古麗雅的道路》、《卓婭與舒拉惡毒故事》、《船長與大尉》。在風評不一的蘇聯文學中，兒童文學是最有光彩的一部分，50～60年代，在我國進口的精神食糧中，蘇聯兒童文學作品占了相當大的份額，除了上述幾部耳熟能詳的作品外，馬卡連柯、蓋達爾、卡達耶夫、卡西裏、洛索夫、阿列克辛等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也深入中國青少年的靈魂中，對中國青少年的精神成長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蘇聯兒童文學具有鮮明的特色，它的首要和差不多唯一的任務是教育，它的使命是要完成教育蘇聯人的新一代的人物，強調文學的教育作用並把文學視作特定意識形態教育的工具是蘇聯兒童文學與其他社會體製兒童文學的顯著區別。因此，讀者從蘇聯兒童文學作品中得到的精神財富多是正麵的、純潔的、崇高的和健康的價值觀：要熱愛斯大林、熱愛蘇維埃祖國、熱愛蘇聯人民和土地、熱愛學習、熱愛勞動，要善良、正直、誠實、勇敢，要培養集體主義、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總之，蘇聯兒童文學是“蘇聯社會主義文化的豐饒的土壤裏栽培出來的一株鮮花，也必然是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新生一代的最有力量、最有效果的文藝武器”，而我們中國的青少年特別是文革前十七年的青少年從蘇聯兒童文學作品中獲益良多，這些數量眾多品質優異的作品打造了中國青少年的精神世界。 　　 　　盡管在主題和形式上受到嚴格的限製，蘇聯的兒童文學作家們還是各盡所能創作了題材各異的優秀作品，生動的故事，動人的人物，優美的文字，美麗的景致，無論是十月革命、內戰、衛國戰爭還是戰前戰後的學校、工廠、集體農莊、國際主義舞台，蘇聯兒童少年青年在戰爭年代的英勇鬥爭，在和平年代的勤奮學習、創造性勞動，他們的幸福生活和健康快樂明朗的風采，一一再現在讀者眼前。對我而言，正像我前麵多次說過的，蘇聯少年兒童的生活方式是我早年神往不已的，至今仍然時常回味當年的閱讀快感，可惜如今老之將至，還從來沒有見識過類似蘇聯少年兒童的生活。 　　 　　當然，與其他社會體製國家的兒童文學相比，蘇聯兒童文學也有其可商榷的一麵。由於過度強調作品的宣傳教育作用，以致作家們不能或者不敢深入少年兒童的內心世界，描寫他們的私人領域，也無法直麵社會陰暗麵特別是政界高層的醜惡給少年兒童的影響，從兒童到青年的成長過程的種種複雜問題大多流於表麵，沒有得到全方位和立體的表現和深入的挖掘。當生活在童話世界的主人公或者讀者走上社會，驟然發現跟外麵的世界跟他們在書裏想象中的世界落差太大時，他們怎麽辦？蘇聯的兒童文學並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 　　 　　（《小家夥》，吳墨蘭譯，新文藝出版社，1953 　　《小星星》，任溶溶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 　　《永遠在一起》，王子雲譯，時代出版社，1954) 42，雷巴柯夫：《短劍》、《銅雀》、《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 　　 　　1988年，我買到了中國文聯版的雷巴科夫《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這本書不僅裝幀很簡陋，內容編排也異乎尋常的簡陋，沒有前言後記，也沒有作者介紹，隻是在封底有這麽幾句簡單的內容介紹：“本書是當今蘇聯最暢銷的小說，是繼《日瓦戈醫生》之後的最重要的小說。本書再現了三十年代蘇聯大清洗時代的腥風血雨，刻畫了在艱難歲月裏人民的悲苦辛酸，許多人被逮捕、遭審訊、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這部小說首次真實、細膩、大膽地揭示了斯大林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曆史事件。”讀完之後，冰冷的感覺就像那句爛俗的形容語：“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如果記得不錯的話，這是我第一次閱讀直接描寫斯大林大清洗背景並直接描寫斯大林本人心理活動的長篇小說，之前讀過的若幹曆史讀物到底沒有文藝作品來得這樣震撼，雖說這部小說在藝術上還稱不上完美。 　　 　　雷巴科夫是蘇聯猶太人，生於1911年，1998年去世。他的一生曆盡坎坷，創作活動多姿多彩，著作等身，被評論家稱為“蘇聯時代最後一位革命浪漫主義者”，以他有中譯本的作品而論，早年以兒童文學作品《短劍》起家，《短劍》、《銅雀》、《阿爾巴特街的槍聲》三部曲以及《克羅什曆險記》三部曲奠定了他經典兒童文學作家的地位。中期創作的幾部主流作品《司機》、《葉卡捷玲娜.沃洛尼娜》、《沉重的黃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好評，晚年發表的力作《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及續集《從阿爾巴特街到西伯利亞》堪稱石破天驚，爭議不斷，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今天。 　　 　　雷巴科夫的童年時代隨父母住在莫斯科著名的阿爾巴特大街，那正是十月革命後新政權危機四伏而又充滿朝氣的年代，日後他寫了一係列描寫阿爾巴特街青少年的作品，從《短劍》三部曲到《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可見阿爾巴特街豐富的童年生活給雷巴科夫留下了終生難以磨滅的記憶，一個作家的一生圍繞一條街道寫了那麽多作品，這種情形相當罕見。 　　 　　《短劍》三部曲用驚險小說的形式描寫了阿爾巴特街少年米沙和他的夥伴們在內戰時期到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經曆。第一部《短劍》發表於1948年，講述米沙們和白匪軍反革命特務的鬥爭；第二部《銅雀》（又譯作《青銅鳥》）發表於1956年，講述米沙們在夏令營的生活以及與地主富農壞分子的鬥爭；第三部《阿爾巴特街的槍聲》（馮明霞、馮肇元譯，江蘇文藝出版社，1983）發表於1975年，講述米沙們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和新資產階級分子、流氓盜竊集團的鬥爭。整個係列小說節奏明快，緊張刺激，加上大量描寫主人公童年生動幽默的細節，趣味十足，令人愛不釋手。 　　 　　《短劍》三部曲的寫作持續了很長時間，早在戰爭期間，身為蘇軍軍官的雷巴科夫就在構想戰後的創作計劃了，阿爾巴特街的童年記憶自然成為他首選的題材，他自己也說，《短劍》是他對童年的回憶，他靠記憶過日子，用不著去尋找素材，因為他有自己的長處――豐富的人生經驗。在湖南人民版《短劍青銅鳥》的“譯後記”中有這樣一段評價：“此書內容驚險、緊張，情節開展迅速，結構緊湊、嚴謹、人物形象鮮明，語言優美、質樸、流暢、富於個性化，書中偶爾出現的大自然景物的描寫，雖寥寥幾筆，卻恰到好處地收到了烘托氛圍和人物心境的效果，特別可貴的是雷氏文筆的洗練，敘事總是緊扣主題，不枝不蔓，惜墨如金”。我以為這個評價準確概括了雷巴科夫兒童文學作品的特色，這個特色在《克羅什曆險記》三部曲中又得到進一步發展。 　　 　　與阿爾巴特街少年係列不同，完成於60年代的《克羅什曆險記》三部曲（程文、粟周熊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描寫的是戰後下一代的生活，全書分為《克羅什曆險記》、《克羅什的假期》、《無名戰士》三部，講述戰後少年謝廖沙（外號“克羅什”，意為“小不點兒”）從八年級學生到中學畢業參加工作的經曆。小說寫了謝廖沙探求個性獨立的少年時代，寫了他在社會上的漫遊，寫了他參加工作後對戰爭時期的思考，通過謝廖沙的成長和變化，展現了戰後蘇聯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雷巴科夫有兩個兒子，長子出生於40年代，正是克羅什的年紀，經過仔細觀察下一代蘇聯青少年的生活和性格，雷巴科夫總結了新一代少年與戰前那一代阿爾巴特街少年的多方麵不同，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幾十年來蘇聯青年在精神上的傳承。與《短劍》相比，《克羅什曆險記》在保持原有那些特色的同時，更多地描繪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技巧更為嫻熟。 　　 　　在兒童文學題材以外，雷巴科夫在他創作的黃金時期還寫了幾部生產建設題材的作品。長篇小說《司機》（嶽麟譯，作家出版社，1955）獲得1950年斯大林文學獎金，描寫某汽車總站朝氣蓬勃的生活，書中的主人公、汽車總站站長米沙.波裏雅柯夫跟《短劍》三部曲那個少年米沙是同一個人，這是一部標準的斯大林時代小說，深受斯大林本人的好評，不過，斯大林在盛讚這部小說的同時，又認為雷巴科夫隱瞞了曾經被開除團籍學籍並判刑流放的經曆，差一點剝奪了他獲獎的資格。長篇小說《葉卡捷玲娜.沃洛尼娜》（楊驊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的基調與《司機》類似，描寫蘇聯河運工作者的生活，同樣是寫主人公帶領廣大幹部群眾與落後現象、官僚主義鬥爭，大搞技術革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故事。這兩部作品在文革前的中國擁有不少讀者，不過今天看起來就顯得相當沉悶乏味了。 　　 　　發表於1978年的《沉重的黃沙》（信德麟、展凡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是雷巴科夫最成熟的作品。描寫一個猶太家庭在蘇聯時期的悲歡歲月，小說中第一人稱“我”的父親雅科夫是祖居烏克蘭的瑞士猶太人，1909年在烏克蘭旅遊時，愛上了當地一個猶太姑娘拉希莉，婚後回到烏克蘭生活，生下了五子二女，小說寫了這個家庭及其親友們的遭遇和磨難，特別是雅科夫和拉希莉真摯動人的愛情，感人之極。而小說中所描繪的蘇聯猶太人在斯大林時代的生存際遇，凝聚了雷巴科夫作為蘇聯猶太人對以往歲月的深沉思考，驚心動魄之處讓人感覺非同一般的沉重。 　　 　　在一些關於雷巴科夫的背景資料和詞典條目中，都說他1934年畢業於莫斯科運輸工程學院，我想這種說法並不確切。雷巴科夫於1930年考入莫斯科運輸工程學院，1933年因為牽涉批判反對派校領導的運動及一首打油詩而被開除團籍學籍，稍後以所謂進行反蘇宣傳罪被捕，並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流放期滿後當上汽車司機浪跡天涯，因此他是不是從學校“畢業”顯然是有疑問的。戰爭爆發後，雷巴科夫參軍，在蘇軍運輸部門工作，隨軍一直打到了柏林。因為表現出色，晉升至少校軍銜，並被撤銷了“前科”，這就是斯大林認為他“隱瞞”的經曆，而這一段非凡的經曆構成了他日後震驚天下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係列小說的素材。 　　 　　1956年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後，雷巴科夫即開始構思創作《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但直到1987年才得以發表，立即引起巨大的轟動，並被迅速引入中國，我當年看到的範國恩譯本大概是第一個中譯本，至今大概有不下十個各種書名的中譯本問世，陣勢之大空前絕後。1988年以後，這本書一直是熱門讀物，相關評論已經很多，這裏就不多說了。關於斯大林的肅反運動，從蘇聯官方資料到我國的正式讀物，各種各樣的詳實史料、當事人的回憶、民間記憶、學人評述汗牛充棟，數不勝數。在《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的最後，當書中人物得知基洛夫被暗殺後，憂心忡忡地預言：“黑暗的時代來臨了”，我以為看待這段曆史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吸取經驗教訓，探索如何避免這種“黑暗的時代”，而不是試圖翻案，為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塗脂抹粉，甚至於為了美化斯大林的清洗，向被冤殺的三大元帥身上大潑髒水。像這樣居心叵測地公然歪曲曆史，假使斯大林從墓中蘇醒，想必也是會臉紅的吧。 　　 　　《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自然具有永恒的價值，不過平心而論，由於雷巴科夫有太多的感觸要抒發，太多的觀點想表達，太多的史實要反映，反而找不到合適的表述方式，除了開頭一部分比較出色，後來越寫越亂，枝蔓太多，與他的前期作品的簡潔相比顯得羅嗦了許多。至於雷巴科夫後來寫的續集《從阿爾巴特街到西伯利亞》，試圖反映斯大林肅反運動的全貌而匆匆趕寫出來，連作者本人也不滿意，並沒有引起前一部那樣震撼性的反響。雷巴科夫移居美國後創作的《灰塵》，描寫這群阿爾巴特街少年在衛國戰爭中的遭遇，居然至今沒有見過中譯本，頗感意外和遺憾。 　　 　　在雷巴科夫這麽多作品的中譯本中，哪些是最好的或者最值得一讀的？我以為比較而言，《短劍》三部曲寫得最好看，可以列入最優秀兒童冒險小說的行列；《克羅什曆險記》對戰後蘇聯青少年的生活有獨到觀察；《沉重的黃沙》在藝術上最為成熟，可惜在我國幾無影響；最有價值的作品當然是《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雷巴科夫作品中精彩的章節比比皆是，比如我以前閱讀《短劍》時，印象最深刻的是該書第16節“書櫃”，少年米沙奉母命整理書櫃，別出心裁地展示了那個時代蘇聯少年的閱讀生活，看到那些熟悉的書名，特別是看到米沙張羅著和小朋友交換書籍的場景，自然大感心有戚戚焉，對作者雷巴科夫也自然大有好感，隻有對生活充滿感情的人才會烹製出如此鮮美的大餐，雖然當時不知道這位雷巴科夫日後還會發表《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這樣非凡的作品。 　　 　　（《短劍》，柳朝堅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5 　　《銅雀》，冬麥譯，群眾出版社，1958 　　《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範國恩等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 43，安德列耶夫：《明朗的遠方》、《青春激蕩》 　　 　　蘇俄文壇有好幾個安德列耶夫，最有名的是白銀時代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代表作有《紅笑》、《七個被絞死的人》，以及不久前出版的《撒旦日記》等等，這30年來出了不少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影響不小。這裏要說的是同姓的另一位安德列耶夫，蘇聯時期的亞力山大.安德列耶夫（1915～1975），文革前很受歡迎的兒童小說《明朗的遠方》就是他的作品。文革後，他的兩卷長篇小說《青春激蕩》（上卷《是非請人們評說》，下卷《不會安靜的人們》）不同尋常地打動了我，成為我摯愛的一部蘇聯小說。 　　 　　這部《青春激蕩》不是什麽名著，安德列耶夫也不是一流作家，大概二三流都算不上，至今我還沒見過蘇聯文學史書上提到過他和他的作品，甚至連權威的蘇聯文學辭典都沒有收入，可見他的地位之低。綜合中譯本附的簡單資料得知，安德列耶夫出生於農村，15歲時進入斯維爾德洛夫工廠附校學習，當過電焊工、木工、司機，畢業於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演員學校，曾在蘇聯國立電影學院學習，戰爭期間在前線作戰並擔任戰地記者。1942年開始寫作，作品多以青年工人題材為主。 　　 　　《明朗的遠方》發表於1950年，是一部青少年題材的中篇小說，曾獲得兒童作品征文比賽一等獎，講述30年代中期一群在工廠實習的少年如何學習技術取得進步的故事，小說寫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工業企業的麵貌，新一代工人團結互助、提攜後進的勞動熱情，黨團組織在工廠的活動和領導作用，少年工人在一個大發展時代的豪邁情懷，以及少男少女朦朧的情感，此外還用抒情的筆調描寫了美麗的自然景致。《明朗的遠方》雖然是一部斯大林時代模式化的小說，倒也清新可讀。 　　 　　安德列耶夫還有一本早期小說《洪流》也有中譯本（郝建衡、徐景南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講述青年工人安東的戀愛糾葛，從內容到形式都很一般，乏善可陳。據說根據該書改變的電影《安東的愛情》曾經在我國放映過，五十年代的讀者或許還有印象。 　　 　　80年代初，蘇聯小說解禁，大部分不需內部發行了，各出版社爭先恐後地出了一堆蘇聯當代小說，多數是小32開、每本二三百頁、定價在一元左右的小冊子。當時我對蘇聯小說已經不像早些年那樣熱衷，隻是按個人口味隨意挑了若幹：《紅莓戀人曲》、《月蝕》、《未列入名冊》、《悅耳的鍾聲》、《是非請人們評說》等，其中最喜歡的是田德裏亞科夫的《月蝕》（王壽仁等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0）和安德列耶夫的《是非請人們評說》（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1），特別是《是非請人們評說》尤其喜歡，翻來覆去讀了好多遍，一直到今天依然放置在書櫥的顯眼處，時不時拿出來翻一翻。 　　 　　《是非請人們評說》發表於1962年，描寫60年代蘇聯青年工人和大學生的工作、學習和愛情婚姻生活，采用男女主人公阿廖沙和熱妮亞交錯自述的方式展開情節：複員軍人阿廖沙偶遇女大學生、將軍的女兒熱妮亞，兩人一見鍾情。阿廖沙沒有考上大學隻好去當了建築工人，並和熱妮亞陷入熱戀，熱妮亞不顧母親的反對毅然和阿廖沙結婚，住進了阿廖沙的工棚。婚後，熱妮亞的激情漸漸冷卻，厭倦了艱苦的生活而離開阿廖沙回到家裏，後來熱妮亞在父親勸說下返回工地準備向阿廖沙認錯，卻發現工棚已不複存在，阿廖沙與夥伴們已經奔赴西伯利亞建設水電站去了。熱妮亞“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到自己是如此孤獨，如此落寞”…… 　　 　　小說至此戛然而止，此後我一直惦記著阿廖沙和熱妮亞以後的命運，盼望著下卷《沒有安靜的人們》的中譯本早點問世，盼了好幾年，下卷中譯本才姍姍而來。1985年花城出版社把上下卷合為一冊出版，更名為《青春激蕩》。花城此舉總算讓該書完壁，功莫大焉。 　　 　　《青春激蕩》下卷接著講述阿廖沙和熱妮亞分別後各自的故事，阿廖沙和他的同伴們遠赴西伯利亞，在安卡拉河畔修建水電站，克服了艱苦環境的挑戰，投入充滿青春激情的建設生活。熱妮亞則回到學院學習，失去阿廖沙的生活顯得百無聊賴。後來兩人都遇到了新的追求者，他們的感情麵臨挑戰。在西伯利亞，阿廖沙和隨大學生建築隊而來的熱妮亞重逢，兩人對於今後的生活道路產生分歧，差一點分手，當然最後的結局是圓滿的。由於人物情節設置的關係，下卷的故事不夠集中，阿廖沙的部分太過豐滿，熱妮亞的部分盡顯單調，兩人的比重嚴重失衡，結局也設計得太匆忙，說服力不夠。整體而言，下卷比上卷遜色很多。 　　 　　當年就有人很詫異，我為什麽會如此喜愛這樣一本顯然沒有什麽文學價值的通俗言情小說。其實我也不是很明白，一個人喜歡一本書，就是喜歡，沒有什麽道理可講。如今回想起來，大概有這樣幾點理由：1，在80年代之前，我讀到的蘇聯小說大多是按照現實主義原則創作的，敘事方式按順時針自然進展，很少玩形式花樣。因此《青春激蕩》采用的兩個主人公用第一人稱交錯自述的敘事方式對我來說很有新奇感。2，女主角熱妮亞靚麗、爽朗、有品味，而且敢作敢為，有魅力，很符合我想象中的完美女性形象（當年另一個讓我心折的女性形象是《戰爭風雲》裏的娜塔麗）。3，整部小說故事的敘述很順暢，好看，沒有滯澀的感覺，文字也很漂亮。人物方麵除熱妮亞外，其他人物也個個不俗。4，上卷所展現的60年代莫斯科青年的生活方式對我很有吸引力，而下半部描繪的西伯利亞自然風光也很吸引人。5，第一版《是非請人們評說》的插圖很不錯，可惜花城第二版沒有保留，不過花城版的封麵設計非常別致，很有美感，讓人過目難忘……總之，《青春激蕩》是一本讓我喜歡得沒有道理的小說。 　　 　　《青春激蕩》裏的一處細節值得提一下，花城版第31頁有這樣一段對話（熱妮亞回到房間，他的同學瓦吉姆正在房間裏看雜誌）： 　　 　　“你在看什麽？” 　　“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重大期待的時代》。”瓦吉姆把雜誌合上，食指夾在書頁中間，“空前的時代！”他讚歎著大聲說，“一九二〇年的敖德薩；渾渾噩噩的市儈、古裏古怪的浪漫派、作家、記者、狡猾的騙子。亂七八糟。有趣極了！一個人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生活在那樣的時代太快活了！可現在呢?......紀律，熱妮亞，粗暴的嗬斥，把人的個性都消滅了。每邁出一步之前我都得仔細聽聽是否有人會嗬斥：‘站住！不行！別往那邊去！’” 　　 　　這裏提到的帕烏斯托夫斯基《重大期待的時代》讓我困擾了很多年，我是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忠實粉絲，此前，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作品隻讀過《金薔薇》，80年代之後，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中譯本陸續出版，可從來每見過這部描寫1920年敖德薩生活的《重大期待的時代》，我一度還以為是他很少見的早期作品。一直到本世紀初，河北教育版的《一生的故事》出版，我才反應過來，原來所謂《重大期待的時代》就是《一生的故事》第四卷《懷著巨大希望的時期》，講述帕烏斯托夫斯基1920年在敖德薩的經曆，確實“有趣極了”。 　　 　　（《明朗的遠方》，樊立堂譯，光明書局，1954 　　《青春激蕩》，劉寰宇譯，花城出版社，1985） 44，巴巴耶夫斯基：《金星英雄》、《陽光普照大地》 　　 　　四人幫倒台後的那一年，文革前拍攝的數百部電影解禁，那一年裏看文革前電影是國人最主要的娛樂方式，大家樂此不疲，大過其癮。有一次，我跟我哥哥一起看了一場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我們村裏的年輕人》（插曲《人說山西好風光》至今仍在傳唱），一群農村知識青年改造家鄉的故事，美輪美奐，感覺很舒服。散場後老哥突然冒出一句：很像“金星英雄”嘛！此前由於我一向排斥農村題材的蘇聯小說，所以並不知道《金星英雄》的來頭，竟是如此的出名！ 　　 　　翻開戰後至今的蘇聯文學史，幾乎每一本都要提到巴巴耶夫斯基的這部長篇小說《金星英雄》。在斯大林生前，《金星英雄》及其續集《光明普照大地》備受青睞，讚譽之聲不絕如縷，在五十年代的中國自然也是熱門讀物，由年輕時的邦達爾丘克主演的同名電影也大受歡迎。1949年，《金星英雄》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第四名；1050年，《光明普照大地》的上冊竟然獨占一等獎，把革拉特珂夫、卡紮凱維奇、恰科夫斯基、潘諾娃一幹人等全都壓製到二三等獎去了；1951年，區區一本《光明普照大地》的下冊居然占據了二等獎第一名，僅名列獲得一等獎的《自由人》（革拉特珂夫）和《收獲》（尼古拉耶娃）之後，可見巴巴耶夫斯基當年的氣焰之驚人，憑這兩本書的殊榮，巴巴耶夫斯基風頭之勁一時無兩。到了斯大林身後，風向迅速逆轉，《金星英雄》等不再是傑作，反而成了斯大林時代“無衝突論”的代表作，歌功頌德粉飾現實的樣板作品，冷嘲熱諷同樣不絕如縷。到了當下，《金星英雄》當之無愧是蘇聯文學史冊上蓋棺論定的標準反麵教材，蘇聯文學的頭號垃圾。 　　 　　我就是在聽夠了對《金星英雄》、《光明普照大地》種種非議之後，懷著巨大的好奇專門借來了這兩本書，試圖一睹為快，結果卻是沒啥特別的感覺，既沒覺得像斯大林之前被讚美得那麽好，也沒有覺得像斯大林之後被糟踐的那樣不堪。《金星英雄》描寫一位在衛國戰爭中獲得金星獎章的戰鬥英雄謝爾格依帶著戰友謝明回到庫班家鄉，麵對家鄉混亂落後的局麵，他決心帶領鄉親們改變家鄉麵貌，他以戰爭中錘煉出來的大無畏精神，組織集體農莊的莊員們製定五年計劃，克服官僚主義和落後意識的騷擾，領導大家建成了水電站，集體農莊一片光明，滿懷希望奔向美好未來，謝爾格依和謝明也收獲了美好的愛情。《光明普照大地》接著敘述水電站建成之後，謝爾格依更加信心滿滿，計劃帶領大家繼續建設果園、學校、醫院、文化宮、育種站、園藝中心等等，在領導的教育下，他勇敢地麵對現實，更加成熟地帶領鄉親們向社會主義明天前進，最後以謝爾格依到莫斯科匯報工作、眺望莫斯科的美麗夜色結束。如果讀者是赤誠熱愛蘇聯赤誠熱愛斯大林的執著蘇迷，肯定會認為這部作品傑出之至，書裏很多抒情的段落確實寫得相當不錯。但對一般讀者而言，巴巴耶夫斯基和《金星英雄》背後的故事也許更為有趣。 　　 　　在《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的中譯本裏，都附有巴巴耶夫斯基的肖像，我仔細端詳對比了一下，覺得此君麵相甚惡，有點像秘密警察，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其實巴巴耶夫斯基並非像人們傳說的那樣是個蹩腳作家，此君生於1909年，出身農民家庭，早在1929年就開始發表作品，1939年畢業於高爾基文學院，屬於正宗科班出身的蘇聯作家，絕對不是什麽半文盲之類。戰爭爆發後，巴巴耶夫斯基上前線做過戰地記者，戰後以《金星英雄》贏得斯大林的好感，一舉成名。 　　 　　1997年，八八高齡的巴巴耶夫斯基出版了回憶錄《最後的傳說》，記述了當年《金星英雄》轟動背後的故事，饒有趣味。原來《金星英雄》第一部在潘菲洛夫主持的《十月》雜誌發表後，《真理報》收到了兩篇觀點截然相反的書評，一篇肯定一篇否定，都有道理。《真理報》主編梅赫利斯（這位梅赫利斯是斯大林時代的聞人，斯大林的頭號寵兒，《莫斯科保衛戰》裏當斯大林訓斥朱可夫胡說八道時，旁邊幫腔的就是這位老兄）拿捏不定，和潘菲洛夫商議後決定請斯大林聖裁。結果斯大林高度讚揚了《金星英雄》，指示梅赫利斯發表肯定《金星英雄》的文章，並說了這麽一句後來名揚遐邇的話：“在《金星英雄》裏沒有一個詞說到愛國主義，但是通篇洋溢著愛國主義精神。”有斯大林如此撐腰，巴巴耶夫斯基自然一夜爆紅，榮華富貴滾滾而來，作品連獲斯大林文學獎，本人當上了最高蘇維埃代表，他甚至洋洋得意的說，當年還有漂亮的女大學生鴻雁傳書向他表達愛慕之情…… 　　 　　斯大林為何如此青睞《金星英雄》和巴巴耶夫斯基，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金星英雄》純正的斯大林時代色彩，勝利是如此自豪，生活是如此妖嬈，道路是如此寬廣，明天是如此美好，這樣的小說難道不是好作品？不值得予以嘉獎？至於小說是不是投了斯大林個人所好，那就不好隨意揣測了。不過在《金星英雄》裏有這樣兩個情節值得注意，一是謝爾格依在莫斯科參加坦克節慶祝活動，在紅場檢閱時見到了斯大林同誌，“他全身感到了斯大林的視線，他的眼前站著生動的、親愛的領袖的形象……幸福的一分鍾！你多麽令人快樂又多麽短促啊！”二是在推選最高蘇維埃代表時，謝爾格依的父親代表頓河上遊地區人民鄭重地推薦斯大林同誌為最高蘇維埃代表候選人，全場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斯大林去世後，特別是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後，巴巴耶夫斯基一落千丈，從炙手可熱的禦前大作家一下變成了前朝鷹犬，他的成名作品成了現成的標耙，被人非議辱罵，誰都可以唾上一口，臭不可聞。盡管他百般辯解：我寫的都是真誠、高尚的人啊，這樣的人到處都有，怎麽能說我粉飾現實呢？難道現實不是我寫的這樣嗎？可誰會聽他的？俗話說，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巴巴耶夫斯基自然明白這個道理，他隻好拚命寫作，排遣鬱悶。60年代以後，他的小說產量相當驚人，雖然不再那麽像《金星英雄》引人注目，品質上卻比《金星英雄》進步很多。比如七十年代在我國內部出版的《人世間》（上海新聞出版係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和《現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在當年擁有眾多的讀者，在那個蒙昧的年代裏，這兩部作品同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麽》、《落角》一起成為七十年代讀者的精神食糧，如今在回憶當年閱讀生活的文字裏，總可以看到這幾部書的身影，有趣的是，巴巴耶夫斯基和柯切托夫都是潘菲洛夫手下的《十月》派悍將，他們兩位在中國的影響甚至比在蘇聯俄羅斯還要大一些。 　　 　　巴巴耶夫斯基的後期作品幾乎都有中譯本：《哥薩克鎮》（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二部，聞學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故鄉》（郝建恒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野茫茫》（力岡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雖說都不能算是特別出色的作品，但也不是一錢不值。縱觀巴巴耶夫斯基的創作生涯，基本保持了一貫的水準，後期作品頗有點幹預生活的味道，最後一部作品《野茫茫》甚至還有一些難得的現代派色彩。 　　 　　巴巴耶夫斯基於2000年去世，享年91歲，算是高壽了。他生前境況淒涼，靠一份微薄的養老金生活。麵對這幾十年來對他一浪接一浪的非議責罵，他後來基本上緘默以對。不管怎樣，《金星英雄》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一個曆史插曲，會永遠留在蘇聯文學的史冊上，還會被人繼續沒完沒了地說下去，即使念念叨叨的人中沒幾個是真正讀過《金星英雄》的。 　　 　　（《金星英雄》姚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陽光普照大地》（趙隆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 45：尼古拉耶娃：《收獲》 衛國戰爭結束後，成千上萬在戰火硝煙中幸存下來的蘇聯軍人戰場上歸來，他們洗去征塵，返回工廠、學校、集體農莊開始新的生活，他們能否適應戰後艱苦的和平重建生活，他們如何醫治戰爭創傷，他們遇到了哪些新的困難與挑戰，他們的命運會發生哪些變化，這些話題受到了文學家們的高度關注，並因此衍生了戰後數年令人矚目的小說類型――複原軍人回鄉小說，比較著名的作品有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巴甫連柯的《幸福》、特裏豐諾夫的《大學生》、柯塞夫尼柯夫的《活命的水》等。1950年，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收獲》發表，並獲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成為這一類型作品的扛鼎之作，尤其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擁有大量的讀者，知名度與影響度幾與《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並駕齊驅。 格林娜.尼古拉耶娃是戰後湧現出來的幾位傑出的女作家之一，僅在中國而言，除《收獲》外，另一部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曾在五十年代引起過廣泛熱烈的討論，團中央專門發通知向全國青年推薦這部作品，書中主人公積極幹預生活的精神讓中國青年眼界大開，因而大受歡迎。 尼古拉耶娃於1911年生於一個教師家庭，1935年（一說1940年）畢業於高爾基州醫學院，並繼續就讀於該校研究生班，1937年，她的父親和丈夫曾受到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波及，先後被捕。衛國戰爭爆發後，尼古拉耶娃作為軍醫上了前線，經曆過斯大林格勒大戰的考驗。在緊張工作的閑暇，尼古拉耶娃開始嚐試文學創作，抒寫她的戰場體驗，詩集《火的洗禮》和短篇小說《統帥之死》發表後很受好評。戰後，尼古拉耶娃在蘇聯各地旅行，熟悉並觀察蘇聯人民的生活，特別是深入農村集體農莊調查研究，收集和積累資料，並以她的采訪經曆創作了長篇特寫《拖拉機集體農莊》（收入《兩個集體農莊》，陳複庵譯，中華書局，1951），被《真理報》轉載，引起廣泛注意。在農村長期的觀察與思考，使她萌生了創作長篇小說的念頭，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尼古拉耶娃寫成了《收獲》，一舉成名。 《收獲》描寫一位蘇軍戰士的返鄉故事，前拖拉機手華西裏.波爾特尼可夫在戰爭中頭部負重傷，戰爭結束一年多後才傷愈回家，當他滿懷對幸福生活的憧憬回到家時，卻愕然發現生活不是那麽美好：家庭瀕臨破碎，他所在的集體農莊也破蔽不堪。《收獲》以兩條平行的線索敘述了華西裏返鄉後的生活，第一條線索敘述華西裏出任集體農莊主席後，在上級派來一起工作的共產黨員布陽諾夫和瓦林蒂娜協助下，領導廣大群眾艱苦奮鬥改善農莊麵貌獲取豐收的故事，第二條線索是敘述華西裏的私人生活，他如何處理家庭關係，特別是和妻子阿芙多蒂亞的複雜關係，關於這部分情節，梁羽生先生在他那篇名文《讀蘇聯的小說》中這樣概括： “這本書的故事很有趣，一個拖拉機手，在戰爭中受了重傷，在醫院裏整整躺了兩年，他以為自己的病永遠不能醫好了，為了不想耽誤妻子的青春，兩年中都沒信給她。他的妻子以為他死了，和另一位青年房客結了婚。可是後來他竟然醫好了，而且回到本村擔任了集體農場的主席。他的妻子本來是熱愛他的，但他們兩人的感情上卻有著矛盾，因為他不懂得關心自己的妻子，也不引導妻子到集體的生活中去。而且那位房客，性情興趣和她更為投和，又懂得細致的關心人。因此她雖然和前夫複合，但卻念念不忘後夫。這裏麵有少女的初戀、少婦的美夢、對丈夫的熱愛和對情人的懷念，情感上的衝擊起伏，震動心弦！直到後來這對夫婦在分居之後，又在勞動中重新認識，這才真正地複合。” 這一部分私人情感生活的故事雖然零零碎碎，不夠完整，但卻是整部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誠如梁先生所言：情感上的衝擊起伏，震動心弦！我以為，盡管重建農莊的情節占了多數篇幅，當下看起來卻因為時代變遷的緣故而略感乏味，幸虧有了作者作者精心設計出來的婚戀情感故事，才讓這部作品有了別樣的風采，尤其是華西裏美麗溫柔的妻子阿芙多蒂亞，這是蘇聯小說少數幾個令人難忘的女性形象之一，作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細膩的文筆，把這個處於進退維穀中的女性複雜的情感、矛盾重重的心理活動、獨立堅強的性格、美麗善良的品質塑造得無比動人，深深地打動了讀者，頗有蕩氣回腸之感。 與斯大林時代某些走紅作家不同的是，尼古拉耶娃不屑於憑空捏造完美的所謂英雄人物，《收獲》裏的人物眾多，但每個人物都有其特色，每個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各自的缺點，甚至嚴重的缺陷。比如主人公華西裏，這是個自我意識膨脹的人，個性強悍，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無論在工作上還是家庭事務上都不懂得尊重人，因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同樣是戰後複員的軍人，同樣是從事農村戰後的基層骨幹，華西裏跟前文說到的金星英雄對比鮮明，哪個人物更為真實可信是顯而易見的。 關於《收獲》描寫的主要內容，即蘇聯集體農莊的建設生活是否真實，這部分很難下斷言。1953年，尼古拉耶娃發表了她的著名文章《論藝術文學的特征》（高叔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談到了《收獲》發表時的一段往事，原來《收獲》的原稿有一關鍵的章節，涉及優秀的女莊員布爾莎科娃怎樣退出集體農莊，在尼古拉耶娃看來，這是居於中心地位的一章，“十分尖銳地提出了關於集體農莊莊員對於物質的關心與黨在農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相互間的正確關係的問題”，可時，在預定發表《收獲》的《旗》雜誌編輯部看來，這一章顯然是大有問題的，“在《旗》雜誌編輯部裏，從‘藝術’方麵讚許了這一章，但是由於它過分‘尖銳’而被斷然拒絕發表。”無奈之下，尼古拉耶娃屈服了，刪去了這中心的一章，她自責地說：“這樣，我就違反了生活的真實，背棄了作家的職責，因而使我的小說比原來的樣子遜色多了。”以注重描寫真實生活著稱的尼古拉耶娃都有這種經曆，其他更加自律的作家會寫出什麽樣的作品顯然是可以想象的，特別是蘇聯的集體農莊小說，每一本都可疑。 1954年，尼古拉耶娃發表了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引起更加劇烈的反響。這部作品描寫剛從學校畢業的女青年娜斯嘉.柯夫莎娃來到一個偏僻地區的拖拉機站當總農藝師，她以年青人的激情與理想勇敢地投入現實生活，與因循守舊、一團和氣、不思進取的拖拉機站領導群進行了尖銳的鬥爭。這部作品的中譯本正文隻有129頁，卻在中國引起巨大的轟動，至於什麽樣的轟動，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多說了，當時報刊發表的相關評論文章數不勝數，盛況之空前從這些題目裏可見一斑：“向娜斯嘉學習，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娜斯嘉是否無組織無紀律”、“娜斯嘉的形象鼓舞我們前進”、“向娜斯嘉學習”、“向娜斯嘉學習什麽？”、“讓我們沿著娜斯嘉的道路前進”、“應該向娜斯嘉一樣生活”、“要敢於戰勝保守力量”、“要為新事物開辟道路”……. 1957年，尼古拉耶娃發表了長篇小說《征途中的戰鬥》，據相關資料介紹，《征途中的戰鬥》描寫斯大林去世後工業戰線改革與反改革的鬥爭，對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時代作了深刻反思，並融進了她的個人經曆。這部作品反響巨大，在後斯大林時代的解凍文學浪潮中是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遺憾的是，《征途中的戰鬥》未見有中譯本，或者是內容敏感，或者是遭逢中蘇文學交流中斷未及翻譯出版。總之我找了很久，就是沒找到這部作品，估計是從來沒出過。 1963年，尼古拉耶娃因心髒病不幸去世，年僅享年52歲。她的文學創作起步較晚，加上英年早逝，作品不算多，但每一部作品都是響當當的，是斯大林時期少數幾個有藝術良知的作家之一。希望當下出版界的有識之士能夠意識到尼古拉耶娃和她的代表作《征途中的戰鬥》的價值和我等讀者的期待，讓這部與中國讀者失之交臂的作品重見天日。 （《收獲》，王民泉譯，時代出版社，1952 《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草嬰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 46，巴甫連柯：《幸福》 　　 　　五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的蘇聯小說讀者，應該還記得巴甫連柯的《幸福》，這是八十年代得到重印的少數幾部斯大林時代名著之一。當年，巴甫連柯是蘇聯斯大林時代當紅的作家，他的名作《幸福》在五十年代曾經風靡中國，可如今在人們的閱讀視野中，他更多是以曼德爾施塔姆案件告密者的身份被提及，就算有人說起當年如何被《幸福》感動，也不會忘記提一提巴甫連柯陷害曼德爾施塔姆的不光彩曆史。巴甫連柯到底是個什麽人？他在曼德爾施塔姆案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他的真實麵目究竟怎樣？這些是我一直想搞清而至今還不清楚的問題。 　　 　　根據巴甫連柯的自述和其他相關資料記載，巴甫連柯1899年生於彼得堡一個鐵路員工家庭，在高加索的第比利斯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內戰爆發後參加紅軍並加入共產黨,在紅軍和外高加索地區從事黨的組織工作。1924～1927年在蘇聯駐土耳其商務代辦處工作，早年以土耳其的工作經曆寫出特寫集和中短篇小說《伊斯坦布爾和土耳其》、《亞洲故事集》等。1930年，巴甫連柯隨同其他作家去土庫曼斯坦旅行考察，創作了特寫集《土庫曼斯坦紀行》和中篇小說《沙漠》，1932年發表描寫巴黎公社起義的長篇小說《街壘》。1934年，巴甫連柯去遠東地區考察，在高爾基的指導下，創作完成了長篇小說《在東方》，1936年發表後奠定他一線作家的地位。戰爭爆發後巴甫連柯作為戰地記者奔波在前線戰場，戰後發表了著名小說《幸福》和《草原的太陽》並多次出國訪問，寫了《意大利印象記》、《美國印象記》等出色的散文集。除小說散文外，巴甫連柯還是一位優秀的電影劇作家，著名電影《亞曆山大•涅夫斯基》、《宣誓》、《攻克柏林》即出自他的筆下。巴甫連柯於1951年去世，未及完成長篇小說《和平戰士》。 　　 　　《幸福》是巴甫連柯最受歡迎的作品，盡管以當下的觀點來看，書中對斯大林時代的熱烈謳歌和對斯大林本人的惡毒吹捧很是令人作嘔，但還是掩飾不住這部作品在蘇聯小說史上的別樣風情。 　　 　　《幸福》講述衛國戰爭末期殘廢軍人伏羅巴耶夫上校在克裏米亞的經曆，伏羅巴耶夫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被迫退役，他的精神陷於頹唐中，隻身來到解放不久的克裏米亞，計劃在溫暖的南方找一所帶花園的房子住下來打發餘生，可當地的殘破不堪、官員的庸碌無為、集體農莊的混亂無序刺激了他，使他振作起來投入工作，帶領群眾重建集體農莊，成績斐然，在新的生活中結識了新的朋友，建立了威信，重新找回了幸福的感覺。1945年初，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期間，專門找伏羅巴耶夫親切談話，領袖的關懷讓他和當地幹部群眾深受鼓舞，他們更加滿懷信心地投入戰後重建生活中。在小說的後一部分穿插了伏羅巴耶夫的女友蘇拉.高烈娃軍醫隨軍橫掃歐洲直抵維也納的見聞，抒發了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軍民大獲全勝的豪邁情懷。 　　 　　就是這樣一盤絕對主旋律的原料居然被巴甫連柯妙筆生花生生地炒成了色香味具全的大菜，讓人佩服不已。這裏不妨拿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與《幸福》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1，同樣是複原軍人回鄉從事戰後建設的主旋律題材，巴甫連柯不像巴巴耶夫斯基那樣生硬地拙劣地做作地向讀者灌輸標語口號式的概念，毫無忌憚地美化現實，而是如實地描寫戰後蘇聯的真實生活圖景，並不隱晦大戰過後的悲慘現實，自然而然地歌頌了蘇聯人民艱苦奮鬥重建家園的戰鬥精神，更加有說服力。 　　 　　2，同樣是刻劃從戰場歸來的英雄人物，巴甫連柯筆下的伏羅巴耶夫上校比巴巴耶夫斯基筆下的金星英雄更加真實可信，他有自己的弱點，有心理上的問題，多次經曆精神危機，在現實生活的感染下，他的轉變痕跡清晰可見。伏羅巴耶夫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沒有像金星英雄那樣被人為拔高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3，同樣是歌頌斯大林本人，巴巴耶夫斯基隻是讓主人公遠遠遙望了斯大林一眼，抒發了幾句見到斯大林的激動心情而已。與之相比，巴甫連柯的想象力和魄力要強得太多，他做得更徹底，索性讓斯大林成為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精心設計了斯大林接見伏羅巴耶夫的場景並盡情渲染之，藝術地讚美了斯大林的“英明”、“果斷”、“平易近人”的領袖風範，筆法比開此類先河的潘菲洛夫更為老到。雖說這種作法日後頗受非議，但我認為其實可以理解，西方二戰小說中直接歌頌羅斯福、邱吉爾的例子比比皆是，憑什麽要指責巴甫連柯呢？ 　　 　　4，同樣是描寫蘇聯戰後的和平重建生活，《幸福》的場麵和視野要比《金星英雄》一類戰後複員小說要寬廣宏大得多，與《金星英雄》局限於一個小小的集體農莊不同，《幸福》隨著主人公的足跡，從前線到後方，從城市到鄉村，從普通的招待員到蘇聯領袖，甚至隨著蘇軍的鐵流深入歐洲腹地，見識了反法西斯盟軍的眾生相，這些豐富的素材在作者的調配下周轉自如，天衣無縫。 　　 　　《幸福》的比較優勢還不止這些，巴甫連柯把蘇聯人民的生活細節寫得特別有美感，描寫黑海沿岸景色的筆觸優美動人，筆下的人物個個富有人情味，他們對人生、社會和個人情感的思考很有深邃的意味。從藝術上講，《幸福》確實高出不止一個檔次，因此也避免了像《金星英雄》那樣被潑上一輩子洗不掉的髒水。在五十年代，《幸福》感動了無數中國讀者，其中好些當年的文學青年、當下的文壇耆宿至今也不否認當初對這本小說的迷醉。 　　 　　巴甫連柯的其他作品中比較有名的是《在東方》，這是30年代中期為對付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為了國防需要而趕製出來的應景作品，我隻找到民國時期的中譯本《紅翼東飛》（葉靈風譯，時代書局，1940），這個譯本似乎是個節譯本，坑坑窪窪，上氣不接下氣，不堪一讀。另一部名作是青少年題材的中篇小說《草原的太陽》（王汶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5），這部作品有好幾個中譯本，當年很受小朋友歡迎。國際主義題材的《和平戰士》（孫梁譯，泥土社，1953）是巴甫連柯計劃中的長篇小說第一部，從後來整理發表的這部分來看，這部遺作已經顯示出非同一般的氣魄。 　　 　　關於巴甫連柯與曼德爾施塔姆案件的關係，目前眾口相傳，似乎已是板上釘釘，但我以為此案還有說不通的地方。1933年，曼德爾施塔姆寫了一首嘲弄斯大林的詩，在一個很小的作家詩人圈子裏朗讀過。半年後因為有人告密，曼德爾施塔姆第一次被捕，在眾多作家營救下幸免遇難。這個告密者是誰？應該不是巴甫連柯。1933年的巴甫連柯在作家圈子裏還是個小角色，混不進曼德爾施塔姆得小圈子，夠不上告密的資格。與巴甫連柯有關的是曼德爾施塔姆的第二次被捕，據說巴甫連柯寫的一份曼德爾施塔姆詩作鑒定材料起了關鍵作用，這份鑒定材料暗示並引導內務部當權者聯想起曼德爾施塔姆曾經寫過反斯大林的詩，結果導致曼德爾施塔姆的悲劇命運，這份至關重要的鑒定材料到底寫了什麽？是不是直接扼殺了曼德爾施塔姆？目前好像還沒有具有說服力的披露。 　　 　　另一個流傳的說法是，1934年曼德爾施塔姆第一次被捕時，巴甫連柯曾經躲在盧比揚卡監獄的櫃櫥裏，偷看曼德爾施塔姆受審，後來還津津有味地對人說，曼德爾施塔姆受審時精神恍惚，答非所問，褲子老往下掉，兩手不停地提褲子。這個說法來自藍英年先生的《冷月葬詩魂》一文，原文沒有注明出處。我以為這個說法不大合常識：內務部監獄戒備森嚴，怎麽可能容許一個無關人士偷看犯人受審，還躲在櫃櫥裏？1934年的巴甫連柯隻是個剛出道的小作家，除非他本來就是內務部人員，不然這麽一個小人物怎麽可能混進內務部看同行受審，還得躲在櫃櫥裏？即使有這種事，按照蘇聯強力部門鐵一般的紀律，至死都會噤口不言，怎麽會津津樂道對人說？從巴甫連柯在《幸福》中對斯大林的藝術吹捧來看，我相信巴甫連柯絕不是什麽善類，他跟曼德爾施塔姆案件也很可能有關聯，但一個寫出過那麽多美妙小說的名作家，寫出如此出色的《幸福》的巴甫連柯，背地裏竟是一個如此身份不明、陰冷可怕的人，那也未免讓人感覺太過不可思議而嘖嘖稱奇了。 　　 　　（《幸福》，草嬰譯，時代出版社，1953） 47，若幹文革前出版的蘇聯集體農莊小說 　　 　　二十年代末，斯大林領導蘇共在蘇聯農村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集體化運動，強力推行集體化的結果使千千萬萬個集體農莊如雨後春筍般一夜間建立起來，造就了蘇聯社會主義新農新麵貌村。蘇聯農民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其間的酸甜苦辣一言難盡。蘇聯農村的集體化運動也催生了一個嶄新的小說類別――集體農莊小說，這是文學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生事務，其濫觴為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和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戰後，結合後方集體農莊支援前線和複員軍人返鄉參加集體農莊建設，這類作品越出越多，成了斯大林時代後期蘇聯小說“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現在來看，這類小說大多數都是回避現實的平庸之作，模式化嚴重，時至今日，基本上被遺忘得差不多了，不過也有些作品非常出名，比如前麵提到的《金星英雄》、《收獲》和《幸福》。這裏整理了一部分書目，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全心全意》（馬爾采夫著，張孟恢譯，作家出版社，1956）。同上述幾部名著一樣，《全心全意》也是戰後複員軍人小說的名作之一，1949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這部作品與其他幾部作品的路數不同，戰後複員回來的軍人羅吉昂不是帶領鄉親奔向美好明天的英雄人物，而是一身毛病，個人主義嚴重的負麵人物，他的妻子反而是個集體農莊的模範人物。小說寫了他們夫妻的衝突與轉變，饒有趣味。馬爾采夫又譯作馬利采夫，1917年出生，是戰後湧現的新一代作家之一，他後來創作的代表作、兩卷本長篇小說《走進每一家》反映斯大林去世後蘇聯農村的變革，未見有中譯本。 　　 　　《格瓦迪·比格瓦》（基阿契利著，陳大維譯，時代出版社，1954）。基阿契利是蘇聯時期的老資格作家，格魯吉亞人，生於1884年，早期作品多不傳，現在能看見的中譯本僅這部創作於1938年的《格瓦迪.比格瓦》，這部作品是1941年頒發首屆斯大林文學獎金時六部獲獎的長篇小說之一，描寫格魯吉亞農村集體化期間一個遊手好閑的老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後的遭際和變化。 　　 　　《榮譽》（巴希羅夫著，施蟄存、朱文韜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榮譽》的作者巴希羅夫是韃靼人（蒙古人和隨蒙古人西征的突厥人的混和後裔），這部作品描寫一個韃靼集體農莊的青年一代在衛國戰爭的艱難時刻積極投入糧食生產支援前線的故事，寫得優美動人，特別是女主角娜菲賽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1953年的初版中譯本由施蟄存大師從英譯本轉譯，後與朱文韜合作根據俄譯本重譯，195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9年重印，譯者的署名變成了“陳蔚、朱文韜”（陳蔚是施老曾經用過的筆名）。 　　 　　《登山》（薩克賽著，徐聲越、朱惠譯，新文藝出版社，1955）。《登山》描寫拉脫維亞共和國戰後重回蘇聯懷抱後建立集體農莊的故事，小說寫了拉脫維亞農民為建設新生活與各式各樣敵人進行的艱苦鬥爭，以及更替社會製度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複雜過程。作者安娜.薩克賽是來自拉脫維亞的女作家，除了這部《登山》外，她還創作了描寫拉脫維亞解放前知識分子生活的長篇小說《黑夜星火》，終於中蘇交惡，蘇聯五十年代後期和整個六十年代的優秀作品基本沒有機會和中國讀者見麵，包括這部引起我很大興趣的《黑夜星火》。 　　 　　《大路》（伊林柯夫著，黨鳳德譯，時代出版社，1955）。描寫斯莫棱斯克地區集體農莊的一對青年情侶在衛國戰爭前後的經曆，大學生符拉季米爾是集體農莊主席的兒子，他的情侶瑪莎是農莊的勞動能手、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戰前他們感情經曆了種種考驗，戰爭期間他們投入了抵抗法西斯的殘酷鬥爭，為營救被捕的瑪莎，符拉季迷爾不幸犧牲。這是一部頗為複雜的小說，集戰爭小說、言情小說、集體農莊小說、青年生活小說於一身，相當好看。 　　 　　《兒子》（斯密爾諾夫著，汝龍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描寫貧農出身的一家母子三人在農村集體化後從極度貧困走向富裕生活的過程，反映了廣大貧下中農走集體化道路的必要性。作品中的母親參加集體農莊後積極勞動，成了先進生產者，還榮幸地見到了斯大林。不過斯大林本人對此書並不算太領情，在討論是否頒發斯大林文學獎金的會議上，斯大林說：是的，他寫的很好，是很有才能的人。但我們現在需要這部著作嗎？（西蒙諾夫《我這代人的見證》）。盡管直接歌頌了斯大林的集體化政策，但戰爭文學優先，這部《兒子》還是沒能得到斯大林文學獎金。 　　 　　《快腳鹿》（宋吉克著，沈序譯，新文藝出版社，1955）、《在遙遠的北方》（（宋吉克著，民文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西伯利亞作家宋吉克曾經長期在楚科特卡地區工作，這兩部小說就是以楚科特卡地區農牧業合作化和集體化為背景，反映了當地少數民族的發展和變化，以及錯綜複雜的階級鬥爭和對敵鬥爭。楚科特卡地區位於西伯利亞的東北角，和阿拉斯加隔海相望。比較而言，《在遙遠的北方》以較多篇幅描寫了對岸阿拉斯加人民的痛苦生活，更為有趣一些。（楚科特卡地區現在有點小名氣，是因為此地出了個了不得的人物，就是購買英超切爾西隊的那個超級富豪阿布。） 　　 　　《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田德裏亞柯夫著，水夫譯，作家出版社，1955）、《女婿》（田德裏亞柯夫著，鬱飛譯，作家出版社，1955）。《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講述一個能幹的集體農莊主席在成功之後如何搞不正之風，以及集體農莊內部壞分子的活動。《女婿》講述一個正直的拖拉機手婚後和思想落後的嶽父母的衝突，反映了集體化這麽多年後還是有個別農民改不掉私有意識。這兩篇單獨刊行的短篇小說是田德裏亞科夫早期的作品，創作於1953～1954年，即斯大林去世前後，盡管還不成熟，但已經隱隱涉及了蘇聯農村的陰暗麵，尤其是《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曾經引起過很大的反響和爭議。 48，若幹文革前出版的蘇聯集體農莊小說 (續) 　　 　　《當河水匯流的時候》（勃羅夫卡著，孫廣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講述白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交界處三個分屬不同民族的集體農莊聯合修建水電站的故事，從前這三個村莊互相視若仇敵，衝突不斷。波羅的海三國加盟蘇聯後，這三個村莊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小說中還穿插了三個民族相互間的婚戀故事，歌頌了蘇聯了不起的民族政策。作者勃羅夫卡是白俄羅斯著名詩人，這部小說取材於真實故事，是作者的長篇小說處女作。 　　 　　《瑪麗雅》（梅登斯基著，翁本澤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衛國戰爭期間，青壯年男性上了戰場，留在後方的婦孺老弱撐起了整片天空。《瑪麗雅》講述的是戰爭期間後方集體農莊的婦女們如何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發揚勞動熱情支援前線的故事。書中塑造了集體農莊主席瑪麗雅的光輝形象，她領導群眾清除了混進黨內的壞分子，帶領農莊度過了戰時的艱難歲月。本書作者梅登斯基生於1899年，他的作品很多，後期以青少年教育題材著稱，有一本描寫青少年犯罪改造的長篇小說在八十年代出了兩個中譯本，分別是《榮譽》（粟周熊等譯，群眾出版社，1982）和人格（範國恩等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列絡》（契什維裏著，葉冬心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這部小說描寫格魯吉亞產茶地區古裏亞的集體農莊生活，重點寫了青年一代的勞動和愛情，如何和殘餘的舊思想舊意識做鬥爭，很富有生活氣息，把古裏亞地區的風土人情寫得很到位，美不勝收。《列絡》的第一部發表於1938年，第二部完成於1949年。作者契什維裏是格魯吉亞人，30年代外派到德國留學，專修西方文學，回國後從事文藝理論工作。 　　 　　《捷雅河畔》（普裏希文著，方予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一部描寫複員軍人返鄉領導集體農莊克服困難戰勝自然災害、與官僚主義落後思想展開鬥爭、開展勞動競賽、獲得糧食和愛情雙豐收、落後農莊轉變成先進農莊的故事，基本上是按照一般蘇聯集體農莊小說的通用套路寫的，沒有多少新意。 　　 　　《陽光燦爛的冬天》，（普裏希文著，方予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這部作品是《捷雅河畔》的續集，講述《捷雅河畔》裏一個年輕的拖拉機手謝尼亞到遠方探望妹妹，在妹妹工作的國營農場裏，他發現由於官僚主義的場長領導不利，農場一片混亂，連拖拉機都是壞的，於是他不由自主地幫助農場修理了拖拉機。作者以白描的手法敘述了謝尼亞在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比《捷雅河畔》要有味道得多。 　　 　　《黨的委托》（謝維爾采夫著，烏蒙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描寫來自莫斯科的勘探隊工程師、共產黨員卡爾達曉夫幫助一個集體農莊設計土壩的故事。按照該書內容提要的說法，“生動地反映了蘇聯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蘇聯人民的熱愛勞動的精神，蘇維埃知識分子怎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及蘇聯人民怎樣隨時隨地和各種不良傾向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盡管帶了這麽多高帽子，在我看來，這本書缺乏亮點，單調呆板，索然無味。 　　 　　《豐收的故事》（列鮑柯列奇著，姚艮譯，時代出版社，1954）。又名《佐勞道特俠奇》，描寫頓巴斯地區的霞光集體農莊的老莊員佐勞道特俠奇在戰後重建時期倡導革新耕種法，和官僚主義者和落後分子進行鬥爭，率領群眾戰勝困難獲得豐收的故事。這也是按照集體農莊小說公式創作的作品，讀者讀多了這類作品，胃口會不舒服，相信作家們寫起來也很別扭。 　　 　　《曙光照耀著加裏庫拉村》（果戈拉捷著，阿裏譯，時代出版社，1954）。描寫格魯吉亞一個落後的集體農莊經過改換領導、開展勞動競賽，提高生產熱情，終於改變了落後麵貌。作者還用詩意的筆調描繪了格魯吉亞的美麗風光，以近年來得到的格魯吉亞信息觀察，這個地方麻煩不斷，總是出些奇怪的人和事，粗俗、野蠻、偏執、不講道理，給人的印象很差，但從讀過的幾本格魯吉亞小說來看，似乎還是個不錯的地方。 　　 　　《野櫻河畔》（柯羅納托娃著，何寧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以集體農莊為背景的青年言情小說，描寫一個集體農莊團委書記卡佳的愛情生活，以及她和夥伴們在勞動和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受，還寫了青年一代與官僚主義者的鬥爭。雖然故事老套，文筆還算流暢。 　　 　　《紮波羅吉村的黎明》（布雷裏著，趙明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紮波羅吉村是西白俄羅斯的一個村莊，1939年9月之前位於波蘭境內。該書描寫戰後在一個攻打過柏林的複員軍人帶領下建立集體農莊的曆程，描寫這些蘇聯的新公民怎樣粉碎了地富反壞右的垂死掙紮，邁向集體化共同富裕的美好新生活。我手邊的這冊《紮波羅吉村的黎明》是多年前從北京舊書店淘來的，扉頁蓋著“外交學院圖書館藏書”字樣，後邊的借書登記卡是空白的。 　　 　　《農家》（卡拉瓦耶娃著，焦伯華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這部小說的背景時間為1924年春，描寫全麵集體化之前，蘇共在農村開展合作社運動的故事。小說寫了紅軍複員軍人在家鄉辦起了共耕社，還寫了富農不甘心的反撲，以及來自城市的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廣闊天地是怎樣大有作為找到幸福的。這部作品的初稿完成於1926年，可算是最早涉及農村集體化的小說作品，其內容的豐富完全可以看成一部微型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或者《磨刀石農莊》，可惜連一點點的知名度都沒有，完全被湮沒了。 　　 　　蘇聯的集體農莊小說還找到其他幾部：《我們時代的人》（塞迪克別科夫著，葉冬心譯，作家出版社，1956）、《水上鄉村》（薩克羅特金著，移模、懷禹譯，文藝翻譯出版社，1953 ）、《曙光》（拉普捷夫著，陳大維譯，時代出版社，1955）、《白金地的姑娘》（克爾巴巴耶夫著，姚芝娟等譯，中華書局，1953）、《晴朗的日子》（莫斯泰蘇著，方紫譯，新文藝出版社，1952）、《不需要的榮譽》（伏羅寧著，秦順新、白祖芸譯，作家出版社，1956）等，由於內容和手法大同小異，這裏就不再一一介紹了。 49，奧維奇金:《區裏的日常生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隨著這位偉人的離去，綿延近30年的蘇聯斯大林時代終告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在斯大林去世前後，蘇聯社會的各個層麵不可遏製地發生著變化，冰封多年的大地在蘇醒，解凍的時候終於來到。在高層，經過短暫的權力爭奪，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坐穩了第一把交椅，開始了對斯大林時代的撥亂反正；在底層，蘇聯老百姓的呼吸暢快了許多，以前不敢想的問題敢想了，不敢回憶的往事敢回憶了，不敢說的話敢說了，不敢寫的文字也敢寫了。蘇聯文學界最早感受到了春天的脈動，一批劃時代的作品橫空出世，其中奧維奇金的係列特寫小說《區裏的日常生活》如一顆彗星劃過沉悶的夜空，熠熠生輝。這麽說或許有點惡俗，不過事實確實如此，《區裏的日常生活》與《解凍》、《征途中的戰鬥》等著名作品一起開創了蘇聯新時期文學的道路，絕對非同凡響。 　　 　　1952年，經過一番波折後，奧維奇金《區裏的日常生活》係列的第一篇終於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這篇農村題材的作品與斯大林時代那些歌功頌德歌舞升平陽光燦爛的集體農莊小說截然不同，揭露了蘇聯農村不那麽美好的現實，以尖銳的筆調抨擊了基層官員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麻木不仁，發表後自然引起極為強烈的反響。此時斯大林尚在人世，蘇聯居然提前出現了如此不和諧的音符，可見在“無衝突論”掩飾下的社會衝突已經劇烈到再也掩飾不住了。 　　 　　《區裏的日常生活》其實是一組連續性的係列中短篇小說，依次分別為《區裏的日常生活》（1952）、《在前方》（1953）、《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又作《在同一區裏》，1954）、《親自動手》（1954）和《艱難的春天》（1956），後合為一書出版，以第一篇的篇名命名傳世。 　　 　　奧維奇金這五篇長短不一的作品是以一個蘇共基層幹部馬爾登諾夫為線索連結起來的，這是個有思想有魄力的開拓型幹部，跟斯大林時代時代文學作品那些千篇一律的幹部形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第一篇《區裏的日常生活》裏，馬爾登諾夫是區委第二書記，該區的第一書記包爾卓夫是個冷漠的官僚主義者，隻關心以自己名義向上級匯報的數字，為此寧可損害下級集體農莊的利益。有一次收獲時節突逢大雨，該區有數千公頃的麥子來不及收割，麵對這場大雨，區委領導的表現各不相同，包爾卓夫口授了不知說雲的八股官樣文件限時下發，並決定向已經完成交糧任務的先進農莊加碼攤派，讓他們代繳糧食，補足那些沒有完成任務農莊的交糧數字。馬爾登諾夫強烈反對這個不公平不合理的決定，雙方爭執不下，經過區委會議的熱烈討論，最後決定緩一緩，看看天氣情況再說。幸虧後來雨停了，全區終於完成了交糧任務。 　　 　　第二篇《在前方》、第三篇《人類靈魂工程師》和第四篇《親自動手》敘述馬爾登諾夫升任第一書記後的工作情況和日常瑣事，他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在基層集體農莊和拖拉機站，他了解到很多以往的上級官員不可能了解也不去了解的真情實況，以及前任包爾卓夫的官僚主義習氣對基層工作的損害。馬爾登諾夫勇於改革，大力反對當時盛行的形式主義工作作風，為改進機關的工作效率做了不少努力。為強化集體農莊建設，馬爾登諾夫決定派出區委幹部下放到落後農莊，在區委引起一場風波。 　　 　　第五篇《艱難的春天》敘述馬爾登諾夫住院後，第二書記梅德維捷夫代理第一書記職務，此人也是個不學無術瞎指揮的角色，官僚主義習氣比以前的包爾卓夫更甚，為此與區裏一個拖拉機站長、來自莫斯科的下放幹部多爾古紳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斯大林時代的農村體製裏，國營的拖拉機站與集體農莊是平行單位，互不隸屬，在區委領導協調下配合工作）。馬爾登諾夫經過調查了解，認識到多爾古紳是位了不起的好幹部，他向上級建議由多爾古紳來接替自己，領導全區的工作。《艱難的春天》篇幅很長，內容豐富，是整部係列的總結之作。 　　 　　在文學史上經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同一部作品，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製度的閱讀觀感會有很大的歧異，有人會讀得手舞足蹈如癡如醉，有人會覺得索然無味而棄之一旁。這同一部作品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代讀起來也會產生同樣的歧異，以當下的觀點看，這部《區裏的日常生活》無論是主題思想還是敘事方式都很落伍，大多數讀者會覺得味同嚼蠟，難以卒讀。但這部作品放到後斯大林時代的語境，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是一部石破天驚的偉大作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兩點： 　　 　　第一，這部作品與斯大林時代的模式化集體農莊小說迥然不同。前麵說過，斯大林時代的集體農莊小說有公式可尋，無非是一個高大全式的先進人物（通常是複員軍人，或者女勞動模範）與不思進取因循守舊的集體農莊主席產生衝突，該先進人物在群眾支持下與落後人物鬥爭，並接管農莊的領導權，領導農莊群眾克服困難，戰勝自然災害，大幹快上，獲得豐收，一起奔向美好明天，該先進人物在工作中改正了缺點，並贏得了愛情。《區裏的日常生活》與這種模式完全不同，這部作品勇敢的暴露了斯大林時代蘇聯農村工作的種種弊病，並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負責農村工作的蘇共基層幹部的官僚主義自私自利作風，引導讀者深入思考現實背後的問題。 　　 　　第二，這部作品采用了一種具有創新精神的體裁。在很多評論或者著述中都把《區裏的日常生活》成為特寫作品，作者也聲稱他寫的是特寫，其實不然。一般而言，特寫指的是集中描寫真實人物或某一真實事件的精華段落，要素在於真實，真人真事，生活中真有這個人，真發生過這件事，人物時間地點都有案可查，不能虛構。而《區裏的日常生活》隻是從作者觀察和體驗到的生活真實裏提煉出來的虛擬真實，並借用了特寫的敘事方法，讓這部小說看起來很像真實的人物事件一樣，其實本質上還是虛構的小說，看起來不像小說小說而已。奧維奇金的創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衍生出一種遊走於特寫和小說之間的新型體裁。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同樣麵臨劇烈的變革，這種體裁居然在中國複活，出現過一大批令人難忘的奧維奇金式優秀作品。 　　 　　奧維奇金生於1983年，1968年去世，他做過新聞記者，曾經長期在農村基層工作，對蘇聯農村的現實有深刻的認識。衛國戰爭期間，奧維奇金在前線做新聞記者，戰後發表了中篇小說《致以前線的敬禮》（陳複庵譯，新文藝出版社，1953），此後又致力劇本創作，用力甚多，但似不成功。《區裏的日常生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顛峰之作。這部作品不僅為奧維奇金贏得了廣泛的知名度和巨大的榮譽，還開創了一個富有戰鬥精神的文學流派――“奧維奇金派”，跟隨奧維奇金的腳步，用奧維奇金的方式書寫蘇聯現實問題的幾位作家被劃入了這個流派，比如田德裏亞科夫、特羅葉波利斯基、阿勃拉莫夫、阿列克謝耶夫，都是著名的奧維奇金追隨者。 　　 　　在斯大林去世後出版的每一本蘇聯文學史裏，都會重點介紹或提到奧維奇金和他的《區裏的日常生活》，甚至有人把斯大林之後的蘇聯文學稱為“奧維奇金時期”。我國讀者在國家書目上查不到《區裏的日常生活》書名，或許以為沒有出版過中譯本，其實早在1955年，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奧維奇金特寫集》，收入《區裏的日常生活》係列的前四篇作品，1962年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了《艱難的春天》，這樣，奧維奇金的這部劃時代作品完整地介紹到了中國，在中國引起的反響不亞於蘇聯國內，直接引導了中國文學界“幹預生活”的浪潮，催生了中國的奧維奇金式作品，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了八十年代。 　　 　　（《奧維奇金特寫集》，君強、冰夷譯，作家出版社，1955 　　《艱難的春天》，楊永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 50，潮鋒版“蘇聯冒險小說譯叢” 　　 　　上海有一個著名的美食勝地七寶老街，有一次我去那裏遊覽時，發現那裏最受歡迎的美食不是什麽雞鴨魚肉，而是極不起眼的油炸臭豆腐，眾多衣著光鮮的食客當街狼吞虎咽，完全顧不得吃相難看，老街裏洋溢著一股怪異又其樂融融的味道。臭豆腐這玩意兒向來上不得台盤，別說主菜，連小點心都輪不上，可咱老百姓就是愛吃，沒道理可講。我覺得冒險小說就是文學中的臭豆腐，登不得大雅之堂，正規的文學史連提都懶得提，可讀者就是愛買愛讀，不管哪個國家哪個時代哪個社會製度，冒險小說這樣的通俗類作品永遠是銷量最高的，擁有最多數量的讀者。文革前蘇聯小說風行的年代也不例外，當年中國讀者印象極深的蘇聯小說中，《勇敢者的道路》、《形形色色的案件》、《一顆銅紐扣》、《山裏的春天》這類“臭豆腐”無疑占有顯赫的位置。 　　 　　50年代，蘇聯冒險小說在中國成群結隊地出現始於潮鋒出版社於1954～1955年推出的“蘇聯冒險小說譯叢”，這套書一共八種，當年極受歡迎，除了前麵提到的《勇敢者的道路》外，其餘七種分別為《匪巢覆滅記》、《秘密路》、《阿爾泰的小英雄》、《好的印象》、《山崗上的篝火》、《驅魔記》和《朱拉》。前麵已經說過，這套書是我們少年時代最受追捧的讀物，當時我們通宵達旦廢寢忘食的閱讀快感至今難以忘懷。 　　 　　1，布良采夫：《匪巢覆滅記》 　　 　　“蘇聯情報軍官斯托查洛夫奉令化名打入德寇特務機關，曆經多次艱難考驗，終於使德寇相信，並由敵特務機關重派至蘇聯工作。斯托查洛夫回蘇後，即協助肅清了法西斯特務分子。後來，斯托查洛夫又奉派至敵後，聯合當地遊擊隊員，一舉消滅了敵人的特務機關，並生擒特務頭子”，這就是《匪巢覆滅記》的故事大要。70年代早期，正是我們無限向往當特務和抓特務的年紀，那個時候資源很少，隻好把《鐵道衛士》、《看不見的戰線》之類的電影看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不過總覺得我們的或者朝鮮的反特電影，格局都不大，不夠刺激。因此，像《匪巢覆滅記》這樣的蘇聯衛國戰爭間諜小說自然極受我們的青睞，極大地滿足了我們對宏大間諜時代的代入式想象，以至於多少年後早已過了做夢的年紀，照樣沉迷於《春天的十七個瞬間》這樣的蘇聯間諜電視劇。 　　 　　從1953年到1995年，《匪巢覆滅記》由不同出版社重印了好幾次，雖然不能說寫得多出類拔萃，卻一直是蘇聯冒險小說的代表作品，深入人心。作者布良采夫生於1904年，1960去世，戰爭期間在敵後遊擊隊工作過，戰後熱衷於寫作以衛國戰爭為背景的間諜小說，篇篇精彩，其他作品還有同樣收入本叢書的《秘密路》、前麵提到的遊擊隊小說《敵後》，以及描寫戰爭中蘇軍諜報人員命運的長篇代表作《如履薄冰》（晨曦等譯，新華出版社，1984）。 　　 　　2，柯裏亞柯夫：《勇敢者的道路》（見第36節） 　　 　　3，布良采夫：《秘密路》 　　 　　布良采夫的另一部著名間諜小說，知名度猶在《匪巢覆滅記》之上。本書分兩部，上部描寫蘇聯諜報人員奧若金和格利亞茲諾夫打入敵人內部為蘇軍搜集情報，他們克服重重困難，機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務。下部描寫德軍崩潰後，德國特務頭子投靠了美國情報機關，並在美國指使下繼續對蘇聯展開諜報破壞活動，奧若金等蘇聯諜報英雄不畏艱險，與明裏暗裏的敵人周旋，終於一舉粉碎新老法西斯分子的圖謀，為捍衛蘇維埃祖國立下了功勳。 　　 　　布良采夫的作品一向有其個人風格，故事緊張，情節緊湊，敘事節奏明快，充滿戲劇性的事件和有趣的人物，文筆也相當不俗。唯一的毛病是，把蘇聯諜報機構和人員寫得太離譜了，近似神話無所不能，而敵方的特務通常愚笨呆傻，被蘇聯特工玩弄於股掌之上，毫無疑問，蘇聯的情報機構有著光榮的傳統和非凡的戰鬥力，尤其在二戰期間，一大群王牌諜報員在敵人心髒神出鬼沒，立下了赫赫戰功，但多半是像佐爾格這樣從外圍刺探情報，行事謹慎，不會像書裏寫得那樣張揚。而蘇聯諜報員冒著生命危險交來的情報，常常得不到最高層信任，那叫一個鬱悶。比如戰爭爆發前，斯大林麵對一份份德軍即將進攻的情報，硬是不相信，且斥之為敵人的花招，結果蘇聯遭受了慘重的損失。蘇聯眾多情報人員的辛勞竟換來這樣的結局，真是情何以堪。 　　 　　4，格列波夫：《阿爾泰的小英雄》 　　 　　《阿爾泰的小英雄》是整個叢書裏冒險色彩相對淡的一部，故事也相對乏味一些。該書敘述十月革命前阿爾泰地區一個孤兒的生活。卡拉巴爾契克父母雙亡，由於忍受不了地主階級的壓迫，他逃離魔掌跑到深山裏和獵人鐵米爾生活在一起。十月革命後，卡拉巴爾契克為了捍衛新政權，和白匪軍牧場主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迎來了美好的新生活。 　　 　　作者格列波夫的生平事跡不詳，各類資料均無記載，看來是個小角色。這部《阿爾泰的小英雄》筆力一般，故事情節人物塑造都很老套，且有模仿《哈克費恩曆險記》的意思。唯一可看的是，作者把阿爾泰地區的風土人情和自然風光描繪得較為出色，好像我國的蒙古草原生活一樣。 　　 　　《匪巢覆滅記》（吳景平譯，潮鋒出版社，1954） 　　《勇敢者的道路》（民文譯，潮鋒出版社，1954） 　　《秘密路》（魯林譯，潮鋒出版社，1954） 　　《阿爾泰的小英雄》（柳朝堅譯，潮鋒出版社，1954） 　51，潮鋒版“蘇聯冒險小說譯叢”（續） 　　 　　5，托曼：《好的印象》 　　 　　這一部是知名驚險小說家托曼的小說集，包括《暗中發生的事》、《今天將發生爆炸》、《好的印象》、《暴風停息的時候》四個中篇小說。《暗中發生的事》講述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偵察人員粉碎德國特務竊取軍事地圖陰謀的故事。《今天將發生爆炸》講述戰後建設中，蘇軍工兵清除德軍留下的定時炸彈的驚險過程。《好的印象》講述蘇聯科學家在利用太陽能方麵的探索和成就。《暴風停息的時候》講述蘇聯在改造沙漠工程中與企圖破壞的美國特務鬥爭的故事。 　　 　　尼古拉.托曼又譯作尼古萊.陀曼，蘇聯很有影響的通俗小說作家，1911年生於一個工人家庭，19歲就開始發表作品，曾在高爾基文學院學習，戰爭期間為蘇軍工兵軍官，因此他後來的作品經常以工兵為背景。戰後，托曼專事寫作，尤其擅長驚險和科幻題材，寫了一係列深受歡迎的優秀作品。他的作品通常篇幅不長，短小精悍，故事講得生動、緊張、刺激，扣人心弦。文革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出了中譯本，除了《好的印象》收錄的四篇外，其他還有：《追蹤遊魂》（《追捕怪影》）（立夫、竺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56；諶國章、沈冠亞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被迫著陸》（邱佳木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穿過暴風雨》（沙裏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在布雷地帶》（宋兆霖譯，東海文藝出版社，1958），《在前線附近的車站》（船甲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都曾經風行一時。 　　 　　6，穆薩托夫、恰奇柯：《山崗上的篝火》 　　 　　在所有這八部小說中，《山崗上的篝火》是我最欣賞和喜歡的一部，曾經翻來覆去看過多遍。這部作品說的是沙皇俄國時代的戰爭故事，講述克裏米亞戰爭期間，堪察加半島的俄國軍民與英法聯軍周旋的經過。19世紀五十年代的克裏米亞戰爭爆發後，英法聯合艦隊向俄國遠東堪察加地區進攻，試圖圍捕殲滅俄海防艦隊。實力稍遜的俄國海軍官兵不甘受辱，奮起反抗，與敵人鬥智鬥勇，終於擊退了強大的英法艦隊，沒有讓敵人的圖謀得逞。《山崗上的篝火》繪聲繪色地敘述了堪察加保衛戰的經過，讓我很長見識。 　　 　　前麵說過，我一直對本書作者穆薩托夫的身份存疑，此人與《北鬥星村》的作者是不是同一人? 我查了一下資料，沒發現有其他作家叫穆薩托夫，想必應該是同一人。如此，這一部《山崗上的篝火》應該是此人最好的作品，遠比描寫斯大林時代的《北鬥星村》、《山上屋》等作品出色。我們中國讀者對稱為史上第一次現代戰爭的克裏米亞戰爭本來就不知所以，堪察加地區的戰事更是鮮為人知，這本書讓我們了解到原來還有這麽一場熱鬧，加上作者敘述的故事精彩好看，人物活靈活現，戰鬥過程緊張激烈，讀來感覺過癮之極。而俄國軍民的愛國情懷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扭轉了以前一直以為隻有蘇聯人愛國而沙皇俄國人怕死不愛國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麵，蘇聯人寫俄國時期的愛國戰爭顯然沒什麽顧忌，作者把19世紀的沙皇俄國寫得神采奕奕，相對蘇聯之前俄國作家的批判現實作品要明朗得多，不管真假都值得細細品味。 　　 　　7, 阿達莫夫：《驅魔記》 　　 　　《驅魔記》是一部帶有科幻色彩的冒險小說，描寫蘇聯的科學家在北極地區開展改造自然的工程，試圖引入地下水以改變北極的氣候，讓北方航道可以全年通航，並通過這個工程探測和獲取北極資源，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樣有創意的偉大工程自然引起了帝國主義者的關注，他們派來一批特務瘋狂刺探情報，拉攏腐蝕蘇聯幹部，陰謀大肆破壞建設工程。蘇聯安全機關人員明察秋毫，周密部署，與這夥特務進行了驚心動魄的鬥爭，終於把他們一網打盡，保護了北極建設工程的安全。 　　 　　本書作者格.阿達莫夫經常會被誤以為跟那位很紅的偵探小說家、以《形形色色的案件》知名的阿.阿達莫夫是同一個人，其實不然，這位《驅魔記》的作者叫格裏戈裏.阿達莫夫，生於1886年，1945年去世，知名度和影響力遠遠不如小他34歲的另一位阿達莫夫。格.阿達莫夫擅長寫科幻小說，可惜除了這部《驅魔記》，沒有見到過他的其他作品。就這部《驅魔記》而言，雖說套路陳舊，各方麵無甚新奇之處，但也不是沒有亮點，小說把北極的自然風光和主人公在北極冰原上的冒險經過寫得引人入勝，精彩紛呈，很有《船長與大尉》的味道。 　　 　　8，杜什亢：《朱拉》 　　 　　在這八部小說中，《朱拉》的篇幅最長，情節也最複雜，講述三十年代蘇聯中亞與中國接壤的地區屢受英國豢養的匪幫侵襲，當地人民奮起與敵人鬥爭的故事，主人公朱拉是一位獵人，他在蘇共的教育下，從一位個人複仇主義者轉變為保衛家鄉捍衛祖國的英雄，經曆了重重艱險，終於生擒匪幫頭目，破壞敵人企圖顛覆暴動的圖謀。作者杜什亢也是生平事跡不詳，這部作品也很少聽人說起，大概是主流意識太濃厚，人物情節比較平庸乏味的緣故。當年有的同伴看得很起勁，卻不大合我的口味。 　　 　　 　　這套潮鋒版的“蘇聯冒險小說譯叢”可說是開了翻譯出版蘇聯通俗類小說的先河，在五十年代主旋律作品的大浪裏顯得特立獨行，讓人耳目一新，一直被當年的老讀者津津樂道。可惜，文學史不認這些作品，也不認這些作者，因此很難查證他們的生平事跡，這裏隻好簡單的介紹一下內容，作者部分很可能有差錯，歡迎當年的老讀者提供詳實的作者資料。 　　 　　對我而言，我深深地感激那位借給我們這套叢書的同學家長，五十年代初，這位長輩也就二十出頭年紀，也有過愛看冒險小說的青春年華。幾年前，我在報紙上看到過這位老科學家的照片，成就斐然的老人已然白發蒼蒼，他大概不知道，青年時代收藏的一套蘇聯冒險小說曾經帶給文革中的一群懵懂少年多麽深遠的影響和漫長的回味。 　　 　　《好的印象》（嚴繼中、羅燕晉譯，潮鋒出版社，1954） 　　《山崗上的篝火》（子叢譯，潮鋒出版社，1955） 　　《驅魔記》（陳複庵、魯林譯，潮鋒出版社，1955） 　　《朱拉》（一之譯，潮鋒出版社，1955） 　52，阿達莫夫：《形形色色的案件》 　　 　　我不能算是純粹的偵探小說愛好者，隻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幾年裏沉迷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放下不怎麽看了。那個時候開放初興，偵探之風滾滾而來，諸如傅惟慈先生編的三冊“外國現代驚險小說選”，福爾摩斯，阿加莎.克裏斯蒂的“東方快車”和“尼羅河”，艾勒裏.奎因的“希臘棺材”，鬆本清張的“點與線”，森村誠一的三個“證明”，等等，兼收並蓄看了個痛快，而蘇聯的偵探小說，隻有之前看過的阿達莫夫《形形色色的案件》印象比較深刻。 　　 　　我在寫作這個帖子之前，曾經查閱過網絡上的相關文章，發現很多網友在回顧蘇聯小說時都提到了《形形色色的案件》，可見這本當年難得一見的偵探小說乃是中國讀者的集體記憶。對中國讀者來說，文革前的十七年加上文革十年是偵探小說的荒涼期，雖說蘇聯的驚險小說出了一些，比較象樣的偵探小說卻很少，優秀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形形色色的案件》算是個中翹楚，這部作品及其作者阿達莫夫，不能不提上一筆。 　　 　　《形形色色的案件》原作發表於1956年，1957年底即由群眾出版社發行了中譯本，動作極快，幾乎讓中國讀者同步分享了蘇聯偵探小說的起步。這部作品描寫戰鬥英雄謝爾蓋從戰場複員回到莫斯科，加入莫斯科刑事偵查局當了一名偵察員，他充滿熱情地投入保衛首都的工作中，和同事們一起破獲了一係列形形色色的案件，最終揪出了以“老爺子”為首的“專事殺人、搶劫、妨害人民安寧生活、破壞社會秩序並充當外國間諜工具的龐大盜匪集團”。在小說最後，謝爾蓋深切地體會到，“親愛的城市的安寧對於他是何等的可貴。他不由得為自己那艱巨的、戰鬥性的勞動感到自豪，他心理想：‘是呀，這就是幸福！’”。 　　 　　這部作品為什麽會給中國讀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年類似的作品太少，西方的偵探小說基本絕跡，因此《形形色色的案件》這樣比較規範又寫得不落俗套的偵探小說自然成了希罕物。其次，作者阿達莫夫對西方偵探小說有深刻的研究，他在繼承前人遺產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整部作品構思巧妙，結構合理，情節設計得錯綜複雜，人物和事件雖然安排得有點過多，但還算是有條不紊，故事敘述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非常切合讀者的心理需求。再次，雖然以破案為主線，但作者也以較多篇幅寫了謝爾蓋的家庭，他的愛情生活，還有戰後蘇聯大學生生活，以及莫斯科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這些元素綜合起來給作品增色不少，對物質和精神生活都比較乏味的中國讀者來說更有著難言的吸引力。 　　 　　阿達莫夫是蘇聯偵探文學的標誌性人物，也可以說是後斯大林時代整個蘇聯通俗文學界的一麵旗幟。阿達莫夫生於1920年，他的父親就是前麵說過的《驅魔記》作者格裏戈裏,阿達莫夫，兒子繼承了父親的誌趣，取得的成就可比父親強多了。戰前，阿達莫夫在航空學院學習，戰爭爆發後參軍，在特種部隊服役至戰爭結束。1948年，阿達莫夫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曆史係，之後從事新聞工作，業餘時間寫了不少通俗類讀物。1956年發表了《形形色色的案件》，這是他的長篇小說處女作，發表後大受讀者歡迎，從此一舉成名。 　　 　　阿達莫夫的創作不是在書房裏冥思苦想玩弄文字遊戲，而是利用他的記者工作便利，深入現實生活，長期接觸和觀察社會現實，多方收集素材，包括與刑事偵查局的民警交朋友，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了解蘇聯刑事罪案的真情實況，甚至隨同偵察員一起辦案，這樣紮實的準備功夫自然使他的作品散發著來源於現實生活的氣息，讓讀者不得不信服。自《形形色色的案件》之後，阿達莫夫一發不可收，20年間創作了十餘部水準相當一致的作品，80年代至90年代陸續出了若幹種中譯本（其中有幾種重複的譯本），大致有下麵這些：《黑蛾》（尹啟明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白牆一角》（易邊譯，群眾出版社，1981），《偵查在進行》（斐文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另一譯本《追捕》，劉引梅譯，北方文藝出版社，1988），《惡風》（粟周熊等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1；另一譯本《小偷和女人》，王庚虎譯，新華出版社，1981），《圈套》（黑龍江大學俄語係研究室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79），《空位》（武學善、穆樹源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另一譯本《乘隙而入》，李家雲等譯，南海出版公司，1990），《案中案發生在長途汽車上的詐騙案》（劉引梅譯，群眾出版社，1998）。阿達莫夫的後期作品更多了暴露了蘇聯特權階層貪汙受賄、介入犯罪集團的陰暗麵，帶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味道，主要體現在創作於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三部小說《惡風》、《圈套》、《空位》中。 　　 　　阿達莫夫最有價值的作品倒還不是他的小說，而是他的專著《偵探文學和我作家的筆記》（楊東華等譯，群眾出版社，1988）。阿達莫夫這部著作中分為“岸上的談話”、“愛倫.坡的創新和謎”、“黑色大洋中的綠島”、“新大陸”、“我們的道路”、“情節的產生”六章，係統總結了西方偵探小說的源流以及前輩大師的創作技巧，對偵探小說的本質提出了一係列很有見地的觀點，特別是針對蘇聯的現實環境，提出了蘇聯偵探文學健康發展應該走的道路。阿達莫夫的精彩論斷非常之多，限於篇幅這裏不再一一引述。總之，對於熱衷於偵探小書的讀者來說，看過了阿達莫夫的作品再來看他如何評說偵探小說的種種奧秘，的確會感覺到難以言表的閱讀快感，比讀他的小說還要有趣一些。 　　 　　蘇聯的偵探小說創作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後才逐漸興盛起來的，在此之前，蘇聯並沒有偵探小說存在的餘地，說好聽點是偏見，說難聽點是刻意的封殺－－蘇聯社會怎麽可能有凶殺、搶劫、盜竊、貪汙腐敗這些西方才有的黑暗？就算有少許犯罪活動，怎麽能允許用文學形式來宣揚這些東西？阿達莫夫在《偵探文學和我》中引述的文學理論家季納莫夫的論述非常有代表性：“偵探體裁是文學體裁中唯一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形成，並被這個社會帶進文學中來的。對於私有財產的保護者，即密探的崇拜，在這裏得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不是別的，正是私有財產使雙方展開較量。從而不可避免地是，法律戰勝違法行為，秩序戰勝混亂，保護人戰勝違法者，以及私有財產的擁有者戰勝其剝奪者等等。偵探體裁就其內容來看，完完全全是資產階級的。”此外，阿達莫夫還引述了1952年蘇聯大百科全書的說法：“恐怖、驚險，凶殺的場麵，庸俗的內容，現代資產階級各國的偵探文學是為了滿足低級趣味……”，顯然，在當時的蘇聯文學土壤裏，結不出偵探小說這樣的惡之花。 　　 　　1953年之後，蘇聯的社會氣氛日益寬鬆，偵探文學也隨之起步，以阿達莫夫為核心的蘇聯偵探小說作家群結合蘇聯的具體實際，經過不斷創新和實踐，走出了一條具有蘇聯特色的偵探主義道路。或許有人會非議他們的作品娛樂性不夠，沒有深入挖掘人的深層心理，太多宣傳意味，過於強調作品的正麵教育意義，敘事手法單調乏味等等，我覺得不能如此苛求蘇聯偵探小說的創作實踐，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國情，阿達莫夫以及他的同仁在嚴苛的環境下執著於偵探小說的創作，本身就是應該高度肯定的。再說，大家嚐夠了西方偵探小說的大魚大肉，回過頭來品味品味阿達莫夫的青菜豆腐，不也是別有一番清新的味道嗎？ 　　 　　（《形形色色的案件》，尹明華、李佑華譯，群眾出版社，1957） 　53，若幹文革前出版的蘇聯驚險小說 　　 　　我小時候經常聽我哥哥吹噓他們小時候看過的蘇聯驚險電影，什麽《偵察員的功勳》、《海軍上尉巴寧》、《水銀湖上的魔影》之類，每次說起都是兩眼放光，激動不已，聽得我一愣一愣的，羨慕得流口水。當時我們看的外國電影僅限於朝阿羅越，那些傳說中的蘇聯電影再也看不到了，隻好看些私下流傳的蘇聯驚險小說聊作替代，好在文革前出版的蘇聯驚險小說數量很多，印數也大，經常會撈著一本大過其癮。當然現在來看，那些在蘇聯文學夾縫裏不屈不撓生長出來的驚險小說模式化痕跡太重，無非是蘇聯安全人員（通常是少校軍銜）與敵情報機關（戰時德國、戰後美國）派遣來的特務鬥智鬥勇，經過一係列戲劇性衝突，在蘇聯民眾的配合下，將敵特一網打盡。或者是蘇軍情報人員打入敵人內部，在敵人心髒裏與敵人搏鬥，最後完成任務光榮歸來。總之，不管你來還是我往，都是蘇聯贏，非常滿足當時的閱讀期待。 　　 　　整理文革前出版的蘇聯驚險小說是件很困難的事，由於這類作品深受讀者歡迎，所以各出版社競相出版，以致好些作品有兩個甚至多個中譯本，讓人理不清頭緒。加上幾毛錢一本的短篇小冊子出得特別多，更加紛亂不堪。這裏簡單地提供部分書目，供大家參考。 　　 　　《底薩河畔》（阿夫吉延柯著，張達三,劉健鳴譯，新文藝出版社，1955；《蒂沙河上》，周彤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蒂薩河畔擒諜記》，朱孟津譯，泥土社，1954）。《底薩河畔》描寫美國特務機關經過周密策劃，派遣了經驗豐富陰險狡詐的特務入境，該特務冒名被殺害的蘇聯退役戰士騙取了蘇聯幹部的信任，計劃展開破壞活動，但蘇聯的邊防戰士從一些蛛絲馬跡識破了特務的身份，經過緊張的較量，終於抓捕了老奸巨猾的派遣特務。這部中篇小說是蘇聯驚險小說的名作之一，避免了對敵人的臉譜化貶低，把那個特務寫得像是個很厲害的角色。除了上麵三個譯本外，還有一部小說集《蘇聯邊防軍人的故事》（時代出版社，1955）收了吉洪譯的第四個譯本《提薩河上》。 　　 　　《山裏的春天》（阿夫吉延柯著，王國慶等譯，群眾出版社，1957；《山野的春天》，乃文、振江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底薩河畔》的續集，描寫敵人不甘心失敗，又一次派遣特務進入蘇聯某城建立情報站，試圖破壞蘇聯的鐵路幹線。蘇聯安全人員、邊防軍人與敵人進行了新的較量，再一次擊敗了敵人的圖謀。這部作品寫得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煞是好看。作者阿夫吉延柯，1908年出生，曾經做過馬卡連柯筆下那類流浪兒，長大後當了礦工，1933年發表了第一部自傳體小說，之後佳作不斷，除驚險小說外，也寫工人和軍人題材的作品。 　　 　　《一顆銅紐扣》（奧瓦洛夫著，笠光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60）。這是一部在中國讀者很有知名度的作品，描寫衛國戰爭爆發後，在拉脫維亞首都裏加發生的錯綜複雜的國家間諜鬥爭，蘇軍參謀軍官馬卡洛夫少校深入敵營，和不同的國際間諜勢力以及法西斯蓋世太保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圓滿完成了任務，整個故事錯綜複雜，但敘述得簡潔流暢。 　　 　　《一束紅玫瑰花》（奧瓦洛夫著，苗青譯，群眾出版社，1959）。奧瓦洛夫的另一部名作，敘述蘇聯少年巴維爾·阿諾辛被德寇拐到德國，接受了間諜訓練，後潛回蘇聯從事破壞活動，但麵對祖國的召喚，他不甘墮落，向蘇聯安全機構自首坦白，並協助蘇聯安全人員破獲了敵人的間諜網。奧瓦洛夫生於1905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1925年即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曾被蘇聯文學當局批判過，後恢複名譽。 　　 　　《地下城末日記》（卡裏尼茨基著，田怡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地下城指的是德國法西斯在北冰洋一個小島上建立的地下俘虜營。戰後，這裏被某跨國公司接收，他們隱瞞了希特勒戰敗的消息，繼續強迫戰俘在這裏服苦役。後來戰俘們不甘受辱，憤而起義，在蘇聯破冰船的援救下安全脫險。這是個很古怪的題材，作者寫得不落俗套，緊張刺激。 　　 　　《就在不久以前》（沃耶沃琴、塔隆基斯著，章新譯，群眾出版社，1962），這是一部很精彩的反特小說，描寫戰爭期間一批特務進入蘇聯長期潛伏，戰後，這批人投靠了美國情報機關，他們混入蘇聯的各個要害崗位收集情報，伺機破壞。女工程師卡佳偶然發現了特務的秘密，在蘇聯安全人員的努力下，一舉破獲了這個潛伏蘇聯12年之久的間諜網。這部小說寫得很有味道，很多反特以外的細節很吸引人，記得當年我連夜看了兩遍，前半夜看了一遍，後半夜又看一遍。 　　 　　《危險的路》（阿爾達瑪茨基著，上海市中蘇友好協會資料室譯，新知識出版社，1955；《危險的航線》，船甲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這是當年很受歡迎的反特小說，有好幾個中譯本。這部作品描寫美國情報機關空降了一個特務潛入蘇聯，陰謀破壞蘇聯某機密的科研機構。這個特務用盡心機，無惡不作，試圖竊取機密後殺害科學家，爆破定時炸彈毀滅目標研究所。在蘇聯安全人員的縝密偵察下，及時地抓獲了特務，保護了研究所的安全。這部小說是用典型的蘇聯反特小說模式寫的，這樣的作品還有很多。 　　 　　《喋血藏奸》（薩莫依洛夫、斯考爾比著，裘因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冒名頂替》（米哈依洛夫著許鐵馬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座標沒有暴露》（費奧多羅夫著，於浩成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深雪》（阿列菲耶夫著，高萍秋譯，天津通俗出版社，1955）、《美洲豹第十三號》（沙莫伊洛夫、斯柯爾賓著，李容譯，時代出版社，1954）、《在寧靜的海岸邊》（馬拉斯德略夫著，齊宗頤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這幾部作品與《危險的路》、《底薩河畔》、《就在不久以前》一樣，都是差不多的情節和內容。在反特小說這個領域，蘇聯作家的想象能力和創新能力確實有可議之處。 　　 　54，若幹文革前出版的蘇聯驚險小說（續） 　　 　　《紅色的保險箱》（阿列夫耶夫等著，黃炎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這是一部很有名氣的驚險反特短篇小說集，一共五篇，包括阿列夫耶夫的《紅色的保險箱》和《射擊場的秘密》、瓦庫洛夫的《一封遺失了的信》、沙莫伊洛夫與斯柯爾賓的《第十三號美洲豹》、喬爾諾斯維托夫的《祖國的衛士》，這些小說本身並不算經典，其“內容提要”倒寫得非常經典，基本上概括了蘇聯反特小說的基本思路和特色：“從這些小說裏麵，我們知道敵人是非常卑鄙、狡猾的。他們從天空、從海洋、從邊境用各種方式派遣那些毫無人性的特務、間諜潛入蘇聯，企圖破壞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國家。他們企圖偷竊設計圖樣，刺探軍事情報。在企圖未遂時，他們甚至惡毒地想謀害蘇聯的專家和保衛人員，炸毀蘇聯的工廠。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本書裏麵知道，在這條無形的戰線上，鬥爭是非常尖銳的、複雜的、敵人有的潛伏在科學研究機關，有的做清道夫作為掩護，有的冒充成新聞記者，他們用假眼睛來照相，用打火機來攝影，用戒指來聯係，用電視放射機來傳送偷竊到的圖樣。但是，因為有堅強的保衛機關和人民群眾的積極協助，雖然敵人非常狡猾，我們是可以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的。”這個簡介就是一個清晰的公式，似乎適用於所有的蘇聯反特小說。 　　 　　《損兵折將》（沙莫伊洛夫等著，於浩成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包括兩篇短篇小說，沙莫伊洛夫的《損兵折將》和喬爾諾斯維托夫的《舊教堂的秘密》。《損兵折將》比較一般，寫的是戰爭期間蘇軍安全人員抓獲德國特務的故事。《舊教堂的秘密》則很有趣味，描寫“在德國一個蘇美共管的城市裏，美軍收羅了一批有各種專門搶劫伎倆的罪犯，組成一個搶劫小組，通過地下暗洞潛入蘇管區的一個舊教堂裏，乘夜出來搶劫。更惡毒是，他們讓這些行搶的人穿著蘇軍衣服，說俄國話，借此來破壞蘇軍的威信，惡化東西城的關係和消除美軍士兵對蘇聯的向往和同情。但是，由於蘇聯偵察人員的勇敢和機智以及人民的覺悟，這種可恥的陰謀終於被揭穿了。”作者設計的情節非常眼熟，簡直和前些年風傳的斯大林縱火令如此一轍，如果都是真的話，戰時蘇德雙方在激烈交戰中，采用些非常規戰術還可以想象，而戰後蘇美算是盟軍，而且是和平時期，美方如使用這種伎倆就未免說不過去了。其實不管蘇軍裝扮德軍，還是美軍裝扮蘇軍，都是很讓人懷疑其真假的。 　　 　　《藍箭》（喬爾諾斯維托夫著，高善毅、王誌秀譯，群眾出版社，1956），描寫蘇軍試飛一種新型飛機，結果被敵方特工人員探知擊落，飛行員被敵潛艇俘獲。蘇聯安全人員、飛行員和敵特進行了殊死的鬥爭，終於擊敗了敵人，並迫使敵潛艇投降，被俘的飛行員也安全獲救。作者喬爾諾斯維托夫和前麵幾部作品的作者沙莫伊洛夫、阿列夫伊夫、阿爾達瑪茨基等人都是當年蘇聯驚險小說創作的中間力量，盡管他們的作品曾經風行一時，卻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或許有人記得他們的書名，可他們本人的名字很快就被人遺忘了。 　　 　　文革前出版的蘇聯驚險小說還有下麵這些：《無形的戰鬥》（伊萬尼柯娃等著，浩成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大鐵箱》（沃依諾夫著，珞峰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民警少校》（維林著，李振聲譯，陝西出版社，1955）、《秘密一定被揭穿》（阿達巴舍夫等著，清河譯，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56）、）、《52號地區》（巴拉舍夫等著，楊裏譯，廣州文化出版社, 1959）、《追蹤能手》（斯坦紐克著，浩成、善毅譯，北京大眾出版社、1956）、《沒有號碼的房間》（齊魯裏斯、依曼爾馬尼斯著，山人譯，群眾出版社, 1958）、《奇怪的旅伴》（斯柯賓等著，高萍秋等譯，天津通俗出版社，1955）、《深入虎穴》（阿爾達馬茨基著，黃偉經譯，廣東人民出版社, 1959）、《真相大白》（希巴諾夫著，鮑群譯，長江文藝出版社, 1958）、《海峽旁的小屋》（什帕諾夫等著，北京編譯社譯，群眾出版社，1958）、《在寧靜的小城裏》（木古耶夫著，謝光寧譯，江蘇文藝出版社, 1958）、《“狼獾防區”的秘密》（德魯日寧著，李國海譯，江蘇文藝出版社, 1959）。這隻是一部分書目，以後有機會再來慢慢充實。 　　 　　最後簡單提一下蘇聯的驚險小說大師謝寧。謝寧又譯作賽依寧，文革前出過他的四部驚險小說和一部劇本，分別是《將計就計》（包羽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軍事秘密》（林耘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天狼星行動計劃》（岩華、雲珠譯，群眾出版社，1956）、《一個預審員的筆記》張清雯等譯，群眾出版社, 1957)以及劇本《在二十世紀中葉》（陳用儀著，時代出版社，1952），其中《一個預審員的筆記》包括寫於20年代的《一個預審員筆記》五篇和驚險小說《特殊任務》。謝寧的作品在蘇聯驚險小說中算是出類拔萃，這些小說大多以衛國戰爭期間蘇德雙方在地下戰線的激烈對抗為背景，布局精巧，情節曲折，懸念叢生，文筆也流暢活潑，顯示了謝寧高超的敘事技巧，令人一讀就上癮，擁有眾多的讀者。 　　 　　謝寧可不是簡單人物，此人有兩重身份，明裏是著名的作家，在文壇遊走遊刃有餘，不僅寫小說，還寫劇本，包括電影劇本，五十年代在我國放映的《易北河會師》就出自他的筆下。而在暗裏，謝寧的真實身份卻是蘇聯檢查部門的偵察員，從屬於內務部。據說謝寧聰明伶俐，擅長對大犯要犯的攻心工作，成就斐然，很得上級的歡心，在當年蘇聯的強力部門裏是一個厲害角色。1934年基洛夫在列寧格勒遇刺，斯大林當天率領一批黨政要員趕赴列寧格勒，隨員裏就有謝寧這號人物，可見他的重要地位。在隨後的大清洗裏，他都幹了些什麽活計向來不為人所知，想必蘇聯內務部的機密檔案裏也不會提供準確的記載。戰後，謝寧作為蘇聯方麵的檢察官參與了紐倫堡審判，風光一時。1948年，謝寧因一招不慎被斯大林關了兩年，出獄後轉向文壇鬱鬱寡歡，在潘菲洛夫的《十月》雜誌混了個副主編職位，一直到去世都對他的隱秘往事噤口不言。關於這位在兩個領域穿梭自如的風雲人物，藍英年先生的文章《人鬼作家謝寧》作了詳盡的描述，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看看。 　　 　　縱觀文革前出版的蘇聯驚險小說，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其格調健康向上，又不乏驚險小說的一般要素，大多具有高度的娛樂感染力，給中國愛好驚險小說的讀者提供了別樣的精神享受。除了領風氣之先的潮鋒出版社“蘇聯冒險小說譯叢”外，中國青年出版社、群眾出版社都出了成係列的蘇聯驚險小說，每一本都深受歡迎。90年代，春風文藝出版社批量再版了五十年代流行的那些蘇聯驚險小說，可惜時代變了，這些作品再也無法引起當年的閱讀熱潮。 　　 　　有一位蘇聯的學者曾經這樣規範驚險小說家的職責：“作家的任務就在於表現和揭示普通蘇聯人的崇高的精神品質，而永遠目光炯炯的保持警惕，善於認清和暴露敵人、撕掉敵人的假麵具，這就是蘇聯人的典型的特征之一。”（史高莫洛霍夫，《蘇聯文學中的警惕性主題》）顯然，蘇聯的驚險小說家是在一種無形的束縛中從事創作的，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後，驚險小說的題材才從反特題材過渡到反映國內的犯罪活動，出現了類似阿達莫夫《形形色色的案件》這樣的現實題材作品，稍後更出現了尼林《考驗的時期（試用期）》、《冷酷》這樣反思蘇聯肅反機構內幕的佳作。 55，尼林：《考驗的時期（試用期）》、《冷酷》 　　 　　文革前，尼林並不是個引人注目的蘇聯作家（當然，後來也不是），1957年，他的《考驗的時期》中譯本出版；1962年，《冷酷》中譯本出版，在當年洶湧而來的蘇聯小說大潮中，這兩部作品很不起眼，很少有讀者或是專業人士意識到這兩部作品非同一般的價值，甚至可能把他們當作一般的驚險小說或者內戰小說看待，很快就被忽略和遺忘了。直到文革後，才有人陸續在專業教材上介紹尼林和他的這兩部作品，不過大多沿用蘇聯學者的說法，我以為似乎沒有完整識破尼林作品背後的豐富意涵。 　　 　　五十年代中期，蘇聯開始全麵清算斯大林時代的種種弊端，批判個人迷信，清理和平反曆史上的冤假錯案，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整個蘇聯社會的格局和氣氛與以往相比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文學界，解凍文學興起，一個一個禁區被衝破，有良知的作家們開始反思蘇聯的曆史，反思斯大林時代的方方麵麵，並且嚴肅地思考蘇聯文學是不是應該樹立人道主義的旗幟。在這股文學浪潮中，尼林以他在強力部門工作過的閱曆和對蘇聯肅反工作的嚴肅思考，分別於1955年和1956年接連撰寫了中篇小說《考驗的時期》和《冷酷》，引起廣泛的關注。 　　 　　《考驗的時期》和《冷酷》都是以20年代初內戰剛剛結束、新經濟政策剛剛開始時期的肅反機構為背景，真實描繪了那個時期錯綜複雜的社會風貌和蘇聯強力部門的種種內幕。《考驗的時期》又名《試用期》，篇幅不長，人物、情節、故事內容都比較簡單，主要描寫兩個年輕的共青團員――葉戈羅夫和紮依采夫來到西伯利亞某縣的刑事偵察局實習，由老偵察員茹爾帶領試用一個月，以決定誰去誰留。在這段考驗的時期內，兩人參與了一係列案件的偵破工作，表現出兩人截然相反的性格、品德和工作作風，他們對人的態度、對工作意義的理解更是南轅北轍：紮依采夫勇敢、剛毅，但是簡單、機械、粗暴，甚至有嗜血傾向。而葉戈羅夫則表現得怯懦、畏縮，不像是個堅強的肅反人員，但他心地善良、虛心好學，對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聯係有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在工作中，這兩個朋友產生了耐人尋味的意識衝突，最後雖然兩人都留了下來，茹爾卻從紮依采夫身上看到了某種潛藏的不良傾向，並深為憂慮。 　　 　　相對素描小品式的《考驗的時期》，尼林稍後創作的《冷酷》（人物名依四川人民出版社譯本）則是一部沉重得多的作品，人物、情節和故事內容更為複雜，視野更為開闊。這部作品描寫內戰後西伯利亞某地的肅反鬥爭，內戰後殘餘的反動匪幫躲藏在深山裏，伺機殺人放火、搗亂破壞。當地刑事偵察部門在一次行動中抓獲了沃隆佐夫匪幫骨幹巴烏金，年輕的偵察員馬雷舍夫耐心地與巴烏金交流，終於感化了巴烏金，經過一番波折，巴烏金協助馬雷舍夫抓獲了匪首沃隆佐夫，但在最後關頭，馬雷舍夫的局長率領一幫警察貪汙了抓獲匪首的功勞，並把巴烏金當做土匪關押了起來。馬雷舍夫無法麵對巴烏金的信任，頂不住良知的拷問而飲槍自盡，其最後的遺言是“我打生下來就沒當過奴才，也決不會當奴才！決不……”。小說以馬雷舍夫同事自述的方式，把整個故事敘述的驚心動魄，蕩氣回腸。敘述者最後感歎地說：“每當我回憶起這一切，我又重新回體念到那個陰雨、悲戚的日子的全部感受。悲痛、憤怒，惋惜的感情混雜在一起，至今在我身上還沒有絲毫減退。”可以認為，這也是作者在回顧以往歲月時的悲歎，五味雜陳，意味深長。 　　 　　關於這兩部作品的主題特別是《冷酷》的主題，人們有各種各樣的解讀。比較主流的觀點是強調作品的人道主義傾向，比如科瓦廖夫的《蘇聯文學史》說《冷酷》“悲劇性的社會心理衝突，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為爭取革命人道主義原則的勝利而進行的那種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我國學者大多沿用蘇聯學者的說法，認為“作者抓住了一個根本性的人道主義問題：在對世界進行革命變革的過程中暴力和說服、殘酷和寬容的相互關係問題”（許賢緒《當代蘇聯小說史》）。美國學者斯洛寧則在《蘇維埃俄羅斯文學1917～1977》中認為尼林提出了個人良心問題：“這種傾向是要擺脫枯燥乏味的理性主義，功利主義以及‘堅強的。生氣勃勃的，重視科學的共產主義者’對幻想和內心感情的‘胡言亂語’所持的全盤否定態度”。 　　 　　從人道主義觀點或個人良心的觀點來分析尼林作品的深層意涵當然不無道理，但我認為尼林更多是從現實層麵來表達他的思考，而他的思考是沉重和連貫的。在《考驗的時期》中，老偵察員茹爾所擔憂的紮依采夫身上的不良傾向在《冷酷》中得到了深化，並且掌握了權力，完全占了上風。《冷酷》中那個極端無恥的肅反機構局長難道不知道巴烏金是冤枉的，並且是立了功的嗎？難道不知道馬雷舍夫才代表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精神嗎？他當然知道，但他仍然成功地以革命的名義完成了他的罪惡勾當，甚至借他人之口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為什麽局長要把案卷立成不是巴烏金抓住了沃隆佐夫，而是我們逮捕了所有的匪徒。局長關心的不是他個人出名，那就太渺小和卑鄙了，他是想要在居民眼中提高刑事調查局的威望，而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了”。真是辛辣之極，在這位局長及其嘍囉的眼裏，他人的生命和名譽算得了什麽？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又算得了什麽？革命隊伍中怎麽總會有這類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卑劣之徒，並且一再得逞？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尼林所揭露的蘇聯肅反機構中反麵人物並不是隻有那個局長而已，僅就《冷酷》中的描述來看，在那個局裏有很多這樣的小人。在作者的筆下，那個局長及其嘍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蘇聯肅反機構的集體形象。或許有人會質疑尼林醜化了蘇聯肅反機構，其實不然，尼林正是借馬雷舍夫及其共青團同伴的形象詮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精神，並借此反思蘇聯肅反機構的曆史問題。當年蘇聯肅反機構的種種作為，固然為鞏固內憂外患的蘇維埃政權作出了獨到的貢獻，但不能回避的是，在革命的名義下，他們某些不夠人道甚至悖反人倫的行為，也為蘇聯政權埋下了嚴重的政治隱患，對蘇聯體製造成了持久的傷害。在革命的浪潮裏，是不是所有的行為都是合理的、必要的？是不是該有一個最基本的底線？我想這也是解讀尼林作品所必須要麵對的課題。 　　 　　帕維爾•尼林生於1908年，1981年去世，早年當過工人、刑事調查局工作人員，30年代成為作家，衛國戰爭時期擔任隨軍記者。除《考驗的時期》和《冷酷》外，他的其他作品中譯本有中篇小說《祖國的兒女們》（麗尼譯，上海雜誌公司，1945）、《在生命線上》（沈靜波譯，聯益出版社，1947）和《認識了齊什科夫》（譚寶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除小說外，他也寫電影劇本。在他的所有作品中，能被人記住的隻有《考驗的時期》和《冷酷》，尼林以這兩部作品在後斯大林時代率先把批判的鋒芒指向蘇聯最敏感的神經，這兩部作品也因此在蘇聯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記。 　　 　　《考驗的時期（試用期）》（草嬰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 　　《冷酷》（肇堃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鄧學禹、呂宗興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56，別利亞耶夫的科幻小說 　　 　　曾經有網友問我為何這麽熟悉老蘇聯小說？我想這與我從小生活的環境有關，當年我們這一群同學的家長大多是尖端科研機構的骨幹，他們大多出生於30年代初，50年代初的時候，他們或是在校大學生，或是剛剛走上工作崗位，正是熱心支持蘇聯小說的那一群青年讀者。到了70年代初我們讀課外書的年紀，家長們當年收集的小說自然成了我們的精神資源，除了蘇聯小說之外，還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小說、俄羅斯時期小說以及少許西方國家小說，數目相當可觀。 　　 　　那些家長們的口味各不相同，有的愛好驚險小說，有的愛好科幻小說，我就從另一位同學處借閱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科幻小說，除凡爾納的三部曲、“八十天環遊地球”、“氣球上的五星期”外，還有蘇聯的作品，貝略耶夫的《“康愛齊”星》、別利亞耶夫的《陶威爾教授的透露》和《平格爾的奇遇》等等，那叫一個過癮，現在想起來還覺得痛快。隻是當時粗心大意，沒搞清楚《“康愛齊”星》的作者貝略耶夫和《陶威爾教授的頭顱》的作者別利亞耶夫原來是同一個人，而《平格爾的奇遇》的作者是另外一位完全不同的別利亞耶夫。 　　 　　先說頭一位別利亞耶夫。亞曆山大.別利亞耶夫生於1884年，生平著作等身，號稱蘇聯科幻之父。少年時代的別利亞耶夫熱愛凡爾納的作品，是個幻想愛好者，蘇聯版《別利亞耶夫選集》的序言裏說：“在亞力山大.別裏亞耶夫的一生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簡直就像他寫的作品一樣。那還是童年時代的一天，他爬到了草棚屋頂上，縱身跳向空中。他想飛翔，他相信會飛上天去的。在這縱身一跳中，沒有任何語言，隻有飛躍起來的刹那間顯現出來的無限快樂，表現除出了他心靈中的向往，反映出了他身上最主要的東西。”當然，別利亞耶夫沒有飛上天空，而是落到了地上摔壞了，這一摔給他的脊椎造成了嚴重的後遺症。經過了一段艱辛動蕩的歲月後，到了20年代初，他的後遺症發作，躺在病床上整整三年之久，在這三年裏，別利亞耶夫頑強地和病魔抗爭，讀了很多書籍，包括很多寫滿拉丁文的醫學和生物學書籍，病好後即開始嚐試寫作。1925年，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說《陶威爾教授的頭顱》問世，大獲成功。 　　 　　從1925年到1942年去世，別利亞耶夫十幾年間創作了十七部中長篇科幻小說以及數十篇短篇小說、散文隨筆和論文。從大洋深處到外太空，從人的精神世界到身體的秘密，從神奇的百慕大三角到失蹤的大西洲，別利亞耶夫充滿激情的想象似乎沒有邊界，他“確信自己找到了對於人們非常重要的東西。他開始懂得這樣的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種人類最深遂的想象能夠幫助人們在現實中克服困難，同惡勢力進行鬥爭，自己也變得更美好。”（裏亞普諾夫、努捷裏曼《別裏亞耶夫和他的科學幻想作品》） 　　 　　別利亞耶夫的的大部分中長篇小說都有中譯本。幾十年來，他一直是中國科幻愛好者鍾愛的作家，其地位幾與凡爾納、威爾斯、阿西莫夫等超級大師並列。在他的作品中譯本中，至少有以下四種是文革前出版的： 　　 　　《“康愛齊”星》（騰寶、陳維益譯，潮鋒出版社，1955）。在別利亞耶夫的創作後期，蘇聯著名科學家、航天事業的奠基者齊奧爾科夫斯基建立了密切的聯係，在齊奧爾科夫斯基的影響下，別利亞耶夫創作了一係列以征服外太空為題材的小說，本書即是其中很出色的一部，描寫一個蘇聯生物學家和女友一起乘火箭到人造衛星“康愛齊”星考察旅行，並前往月球考察，小說了他們的太空見聞，筆調抒情動人，讀來令人心情舒暢。這本書是潮鋒版“蘇聯科學幻想小說譯叢”之二，大概是最早與中國讀者見麵的別利亞耶夫作品。 　　 　　《陶威爾教授的頭顱》（李德容譯，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別利亞耶夫的這部處女作描寫科學家在人體器官移植領域裏善與惡的鬥爭，有相當濃烈的恐怖成分，蘇聯學者如此評價這部作品――不尋常的幻想構思，緊張、驚險、出乎意料的情節，淒慘的達烏艾裏（陶威爾）教授的形象，疾惡如仇和對真理的必勝心――這一切都使人震動和具有魅力。（（裏亞普諾夫、努捷裏曼《別裏亞耶夫和他的科學幻想作品》） 　　 　　《水陸兩棲人》（陳翼、鄒錫楨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這一部大概是別利亞耶夫最有名和最受歡迎的作品，描寫阿根廷一位醫生把鯊魚的鰓移植到一個男孩身上，讓他變成水路兩棲人，並因此引起一場錯綜複雜的爭鬥。這部作品表現了別利亞耶夫的美好願望――人類可以到海洋的故鄉去生活並充分利用海洋的財富。整部作品寫得妙趣橫生，遺憾的是作者添加的社會佐料不大能讓人信服。 　　 　　《神奇的眼睛》（李德容、沈鳳威譯，科學普及出版社,1958）。描寫蘇聯科學家利用水下電視尋找一艘沉船，以搶救一份珍貴的核動力科學文獻的故事。讀者很喜歡這部作品，但蘇聯評論界對它的價值有不同的看法。 　　 　　文革後，從八十年代一直到最近幾年，我國的出版界一直在致力介紹推廣別利亞耶夫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出得差不多了。比如科學普及出版社2001年的“別利亞耶夫科幻小說係列”，一種9冊16種，包括：第一集《水陸兩棲人》、《雪人》、《看不見的光》，第二集《會飛的人》，第三集《沉船島》、《在深淵上》，第四集《躍入蒼穹》，第五集《最後一個阿特蘭蒂斯人》、《空氣販子》，第六集《種海人》、《太空飛船》，第七集《找回自己臉麵的人》、《瓦戈涅爾教授的發明》，第八集《永生糧》，第九集《神奇的眼睛》、《世界主宰》。此外，河北科技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地質出版社等也出了若幹別利亞耶夫作品。 　　 　　在別利亞耶夫離開人世六十餘年的今天，仍然有這麽多讀者喜愛他的作品，把他封為科幻偶像，足以證明這位蘇聯科幻之父的不朽價值。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獨特的韻味，想象力之豐富，情節之緊張，文筆之流暢，思想之深邃，令人過目難忘。關於別利亞耶夫作品的詳盡分析，他一生的傳奇，他的作品的深遠影響，網上的資料很多，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查閱一下。遺憾的是，我試圖製作一份別利亞耶夫的作品年表或目錄，卻因為資料太過雜亂而暫時未能如願，隻好留待將來再說了。 　　 　　最後說一下《平格爾的奇遇》，我在查資料的過程種發現很多人把謝.別利亞耶夫《平格爾的奇遇》劃入亞.別利亞耶夫的名下，甚至某些網絡百科全書也持這種說法，這顯然犯了和我當年一樣粗心大意的毛病。《平格爾的奇遇》的作者謝.別利亞耶夫是和亞.別利亞耶夫同時代而且差不多同齡的另一位著名的蘇聯科幻作家，兩人恰巧同姓而已。 　　 　　謝爾蓋.別利亞耶夫生於1883年，1953年去世。他畢業於尤裏耶夫大學醫學係，是個職業醫生，業餘從事寫作。20年代起，別利亞耶夫致力於科幻小說創作，寫過多部在蘇聯很有影響的作品，不過似乎隻有一部《平格爾的奇遇》（陳善基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62）流傳到中國，這部作品描寫一位叫平格爾的英國青年在世界各地流浪的經曆，介紹了很多病毒學方麵的知識和作者在這一領域的設想。這本書頗受好評，知名度不在亞.別利亞耶夫作品之下，以至於讀者經常會把這兩位作者混為一談。 　　 　　目前沒有證據證明這兩人有什麽個人關聯，我想僅僅是姓氏巧合而已，在蘇聯科幻小說的黃金時代居然有兩位同姓別利亞耶夫的科幻小說作家，這種巧合確實讓人驚奇，更讓人驚奇的是，1965年發射的蘇聯東方2號載人航天飛船飛上太空並實現了人類第一次太空行走，駕駛飛船的航天員居然也姓別利亞耶夫，在太空行走的副駕駛員列昂諾夫則和另一位蘇聯文豪、《俄羅斯森林》的作者同姓。這讓人好奇，蘇聯的文學界和航天界是不是有某種神秘的聯係呢？：） 57，文革前出版的若幹蘇聯科幻小說 　　 　　與文革後的鋪天蓋地相比，文革前十七年翻譯出版的蘇聯科幻小說實在少的可憐，粗略估算不會超過30種，就算加上少許來自西方的科幻作品，十七年裏出版的外國科幻小說也遠遠不能滿足廣大青少年和成年科幻愛好者的閱讀需求。其實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科幻小說雖然不受重視，還經常受到些閑人的冷眼和指指點點，招些莫測高深不知所雲的所謂評論，但在困難的條件下還是有一大批愛好此道的作家辛勤地耕耘，創作成績不可小覷。一些名作家如阿.托爾斯泰、亞.別利亞耶夫、謝.別利亞耶夫、涅姆佐夫等創作出了相當優秀的科幻小說，與西方大師比起來也不遑多讓。另外像齊奧爾科夫斯基這樣德高望眾的科學家也加入到科幻創作的隊伍中，更使蘇聯的科幻園地生機勃勃。 　　 　　文革前出版的蘇聯科幻小說雖然數量不多，卻幾乎都是精品，這些作品主題的深度拓展，科學領域的延伸創新，想象力的漫無邊際，故事的幽默抒情意味，足以和文革後我們看到的西方科幻小說媲美。除前文介紹的兩位別利亞耶夫的作品外，以下這些作品也給中國讀者留下過深刻的印象： 　　 　　《在地球之外》（齊奧爾科夫斯基著，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物理係中國留學生譯，科學普及出版社，1958）、《在月球上》（齊奧爾科夫斯基著，聯星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齊奧爾科夫斯基（1853~1935）是一位自學成才的科學大師，蘇聯航天事業的先驅。他不僅對航空航天事業作出過卓越的貢獻，更投入到科幻作品的創作中，熱心向青少年普及科學知識。這兩部作品是他的科幻名作，至今仍閃爍著不朽的光輝。《在地球之外》是一部純粹的科幻小說，描寫2017年的航天旅行，一群不同國家的科學家（作者把這些外國科學家取名為伽利略、牛頓、富蘭克林......）在蘇聯科學家伊萬諾夫的帶領下前往太空，他們環繞地球航行，經月球飛向太陽係，一路上的見聞和爭論饒有趣味。《在月球上》篇幅稍短，通過一個小朋友的夢境描寫了月球上的神奇景象。這兩本書附帶的兩篇文章――《齊奧爾科夫斯基關於星際飛行的工作》（伏洛比耶夫）和《會見齊奧爾科夫斯基會見記》介紹了齊奧爾科夫斯基的生平和成就，是了解齊奧爾科夫斯基這位蘇聯“航天之父”事跡的珍貴文獻。 　　 　　《探索新世界》（奧霍特尼柯夫著，王石安、錢君森譯，潮鋒出版社，1955）。《探索新世界》是潮鋒版“蘇聯科學幻想小說譯叢”之第一種，包括《新的視力》、《石窟秘密》、《爆炸的故事》、《作家的自動機器》等中短篇小說九篇，內容涉及海洋探測儀器的發明，地底勘探、衛國戰爭中新武器的研製，以及電力、植物學方麵的知識，內容豐富，文筆也不錯。《作家的自動機器》講述某“作家”研製創作機器的經過，非常幽默。作者奧霍特尼柯夫是一位功勳科學工作者，也是蘇聯科幻作家群的名人。 　　 　　《星球上來的人》（葉甫列莫夫著，婁穆譯，潮鋒出版社，1955）。《星球上來的人》是潮鋒版“蘇聯科學幻想小說譯叢”之第三種，包括《星船》、《遠古的影子》、《沙漠之光天文台》等七篇科幻小說，分別講述“七千萬年以前帶了原子武器從星球上來的人，幾萬萬年前映在岩壁上的原始生活的圖景。中亞地方沙漠裏天文廢墟上的秘礦，傷人生命的神秘水銀湖，西伯利亞腹地裏發現的非洲巨象遺骸，蒙古沙漠裏的不可近身的奇怪動物，攀登絕峰堪察礦藏的勇敢青年”，從這文采不俗的內容提要裏，讀者可以想象這些作品該是如何精彩好看。作者葉甫列莫夫是一位卓越的古生物學家。本書被蘇聯批評界譽為“完美的科學幻想小說”，當然這個評價有點言過其實。 　　 　　《鏡子場的故事》（涅姆佐夫著，錦法、賈明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金窖》(涅姆左夫著，沈小嫻譯，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 。《鏡子場的故事》描寫蘇聯科學家庫爾巴托夫發現了一種光電塑料，並試驗這種新材料能否利用太陽能發電，主要情節講述其他幾位科學家和工作人員圍繞這種新材料的不道德行為。《金窖》描述一群蘇聯石油科學工作者利用潛水坦克鑽探海底石油的故事。這兩部作品結構嚴謹，文筆生動，富有抒情色彩，著重探討了蘇聯科學界的人際關係，讚揚了蘇聯科學工作者的合作精神和“集體創造性勞動”的可貴。作者弗.涅姆佐夫生於1907年，曾就讀於莫斯科大學民族文學係。1944年開始發表作品，以科幻小說為主。蘇聯的評論者對他的作品有爭議，有人說他“講的都是現代的事情。幻想中的技術計劃也沒有超出今天的技術的可能範圍”，還說他的中篇小說《七色虹》（無中譯本）“歪曲和縮小了社會主義農業的科學技術的進步規模”。從這兩部作品看，涅姆佐夫的作品還是有他獨特的韻味，現實感很強。 58，文革前出版的若幹蘇聯科幻小說（續） 　　 　　《加林的雙曲線體》（阿.托爾斯泰著，費明君譯，泥土社，1952）、《阿愛裏塔》（阿.托爾斯泰著，劉德中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提起阿.托爾斯泰，自然會想到他鼎鼎大名的《苦難的曆程》和《彼得大帝》，其他優秀作品反而默默無名了，比如創作於20年代的兩部科幻小說《阿愛裏塔》和《加林的雙曲線體》，如果被埋沒就實在說不過去了。美國的蘇聯文學學者斯洛寧曾經這樣概括《阿愛裏塔》和《加林的雙曲線體》的內容：“廣為流傳的《艾裏塔》（《阿愛裏塔》，1924）描寫一支旨在火星刪建立共產主義製度的探險隊。他的《加林工程師的雙曲線體》（《加林的雙曲線體》，1925）是一本超級驚險小說，其中金發碧眼的‘蕩婦’、密探、國際騙子、金融家和其他犯罪分子都卷入一項駭人聽聞的發明――一種具有原子蛋或氫彈威力的死光――之中，它使無恥的發明者加林能把他的意誌強加給被毀滅的歐洲，以便建立起一個法西斯社會。”這兩部科幻作品非常出色，可以認為是蘇聯科幻小說的奠基之作，絕對可以和史上最好的科幻小說相提並論。五十年代出的中譯本曾經大受中國科幻愛好者歡迎，《加林的雙曲線體》文革後曾經再版（《大獨裁者》，王忠亮、王育倫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印了五萬冊之多，看過的人應該不少，現在還記得的大概不多了。 　　 　　《棕櫚上的霜》（古雷維奇著，曉林譯，自由出版社，1954）、《第二顆心髒》（古列維奇著，李敏譯，科學普及出版社，1957）。《棕櫚上的霜》描寫美蘇兩國科學家同時研究人工製冰，蘇聯方麵用來造福人類，美國方麵則是用來製造冰彈稱霸世界，最後美國的科學家們良心發現，為了和平事業毀掉了冰彈成果。作者以漫畫式的筆法嘲弄美國社會的眾生相，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的“醜惡麵目”。《棕櫚上的霜》曾經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當年感覺真是精彩到家了，當然現在看有點可笑，作者非科學想象的成分太多而且太不著調了。《第二顆心髒》描寫蘇聯設計師在試驗通過電離層把電流輸送到中國的任務時，遭到外國間諜暗殺，心髒中槍。高超的蘇聯醫生給他換了一顆心髒，挽救了他的生命。跟《棕櫚上的霜》相比，《第二顆心髒》要遜色一些，寫得比較乏味，不像《棕櫚上的霜》那樣熱鬧。作者古雷維奇的背景資料不詳，除這兩部作品外，還有一本《客星之謎》（戈列維契著，俞祖元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8）也疑似為此人的作品。 　　 　　《薩尼柯夫發現地》（奧布魯切夫著，周家模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在這部作品裏，“作者根據西伯利亞北緣北冰洋島嶼的地質結構，以及因地質時期的演進而產生的自然界變化，大膽底假定了在北極地帶存在著一片令人向往的陸地，一個北極探險家在北冰洋的冰塊中間找到了這片土地，他們發現這裏的氣候非常溫暖，叢生著茂盛的寒帶植物，還有絕種的野獸、大量史前動物和原始人類”。蘇聯小說中有一個別致的類型――北極探險小說，中國讀者非常喜愛的《船長與大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薩尼柯夫發現地》也很出色，生動細致地寫了蘇聯探險家在北極探險的艱辛曆程。 　　 　　《獵取猛獁的人》（波克羅夫斯基著，張由今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與大多數科幻小說把想象投向未來不同，《獵取猛獁的人》反其道而行之，想象的是舊石器時代原始人類社會，可謂別開生麵。作者以頓河沿岸考古發現的猛獁骨頭和原始人遺跡為材料，用小說筆法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一群原始人的生活，他們如何利用簡單的工具來獵取當時最厲害的野獸猛獁，還寫了原始部落的日常生活，他們的勞動和成長，以及那個時代的自然風光，還有原始人麵對大自然的奇特感情。這種稀奇古怪的題材很難寫好，雖說瞎扯的成分巨多，手法也不夠圓熟，但非常有趣，很值得一讀。 　　 　　《星球來客》（馬爾迪諾夫著，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這是一本跟中國有關的小說，描寫外星人的宇宙飛船在莫斯科降落，蘇聯科學家和外星客人用數學語言進行了交流，並參觀了外星飛船，獲知了外星人的秘密。美國人得知後非常惱怒，派遣特務冒充中國新華社的記者潛入外星飛船，企圖破壞蘇聯人民和外星人民的友誼，結果在中蘇兩國科學家的合作下，敵人的陰謀沒有得逞，來訪的外星飛船安全離去，圓滿完成了訪問地球的使命。有人曾經把科幻小說分為宇宙間飄蕩的神奇怪異、恐怖的原子能島嶼、可逆轉的人間歲月、人類思維係統命令、青春永駐之謎、星球帝國大戰、向地球人類廣播、機器時代、數碼凶殺案等幾大基本類型，這部《星球來客》應該算是“向地球人類廣播”型，這種小說數量很多，想寫出新意並不容易。 　　 　　文革前出版的其它蘇聯科幻小說還有下麵這些：《黑海寶藏》（斯圖季特斯基著，田怡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59）、《在星空裏航行》（馬爾騰諾夫著，金堅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7）、《人造小太陽》(沙符朗諾娃,、沙符朗諾夫著，上海市中蘇友好協會譯，上海科技出版社，1960)、《月球航行》（奧斯特羅烏莫夫著，陳達焜譯，北京大眾出版社，1955）、《奇妙的破冰船》（薩克拉托等著，俞潤生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奇異的透明膠》（薩帕林等著，彭利鋏等譯，群眾出版社，1957）、《在兩個太陽的照耀下》（馬斯洛夫等著，林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7）、《客星之謎》（戈列維契著，俞祖元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8）、《金剛石》(蘇)羅薩霍夫斯基著，奈溫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55）。這份書目並不完整，希望知情的朋友繼續補充。 　　 　　盡管文革前出版的蘇聯科幻小說數量不多，這些風格各異的小說質量卻並不低，文革後出版的蘇聯當代科幻小說數量雖說多得多，這些新秀就品質而言未必能趕得上他們前輩，更別說與阿.托爾斯泰、亞.別利亞耶夫這樣的超一流大師比肩。總的來說，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科幻小說有著自己的傳統、特色和使命感，如一位蘇聯作家所說：“教育青年讀者相信人的創造力量的威力，相信大膽、愛國主義、機警、英勇、建立功勳的願望，認識世界的願望以及寫下勞動和發明的詩篇，顯示科學和技術創造上的浪漫主義精神的願望――這是寫作科學幻想和驚險文學的作家的主要任務。”在一些條條框框的束縛下，蘇聯的科幻小說作家仍然創作出了一批可讀性很強的作品，盡管有一些瑕疵，比如對人性的複雜程度不夠關注、刻意醜化敵對國家、避免接觸蘇聯現實等，但他們的成就是不能否認的。 　　 59，《狂風暴雨》、《阿裏泰到山裏去》及其他蘇聯民族地域小說 　　 　　文革前最權威的蘇聯文學研究著作大概要算是季莫菲耶夫的《蘇聯文學史》和《論蘇聯文學》，這兩本書是當年我國蘇聯文學研究和出版的指南，影響極大。在這兩本書裏，都有專門的章節，大篇幅的論述“蘇聯各民族的文學”和“蘇聯各民族文學的友誼”，可見在蘇聯學者看來，民族問題是蘇聯文學一個重要的課題。蘇聯是個名副其實的多民族國家，除各加盟共和國以外，俄羅斯聯邦的遼闊大地上還分布著眾多少數民族聚居地，隻不過蘇聯官方沒有“少數民族”的稱呼，而是稱作“兄弟民族”。這些兄弟民族的作家們用他們的語言創作了不少很有影響的作品，還有不少俄羅斯作家創作了若幹涉及民族問題的作品（姑且稱作民族地域小說），從這些作品來看，蘇聯時期各民族似乎是和睦地團結地生活在一起，其實在“和睦”“團結”的背後，蘇聯各民族潛藏著嚴重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問題，由於蘇聯當局沒有解決好民族問題，終於為日後蘇聯的解體埋下了隱患。但在斯大林時期的民族地域小說中，這些問題是看不到的。以下就選擇的幾部文革前出版的知名度比較高的民族地域小說，有的是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有的是俄羅斯作家寫的民族問題小說。 　　 　　拉齊斯：《狂風暴雨》 　　 　　20世紀上半葉的拉脫維亞出了兩位大作家，拉齊斯是其中之一，《暴風驟雨》是拉齊斯進入蘇聯時期後推出的一部史詩性巨著，以拉脫維亞加盟蘇聯前後為背景，記述了那段對拉脫維亞人民來說永遠不會忘記的歲月。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描寫拉脫維亞人民在地下黨的領導下，推翻了資產階級反動統治並加入蘇聯，以德軍入侵告終。第二部描寫德軍占領時期，拉脫維亞地下黨的鬥爭，以及蘇軍中拉脫維亞戰士的英勇表現。第三部描寫戰後拉脫維亞的重建，拉脫維亞如何在兄弟民族的幫助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蘇聯大家庭裏開始幸福的新生活。這部作品卷帙浩繁，以蘇聯觀點全麵反映了一個弱小民族在一個大時代裏悲喜交加的變遷之路，特別是第一部生動描繪了在拉脫維亞驟變之際各方人物的肖像，多少可以一窺這個波羅的海小國的人民是如何度過那個曆史性時刻的。《狂風暴雨》的中譯本出版於1962年，由周樸之、孫肇堃、張草紉三位名家分別翻譯三個部分，質量上乘。1962年的中蘇關係已經千瘡百孔，當年公開出版的蘇聯小說寥寥無幾，除《暴風驟雨》外，還有《葉爾紹夫兄弟》《州委書記》等不足10部。在那個嚴峻的時候，《狂風暴雨》這樣大部頭的巨著能夠順利出版，堪稱幸事。 　　 　　維利斯.拉齊斯（1904～1966）早年做過漁民、碼頭工人、遠洋船員，1928年加入共產黨，除文學創作外，拉齊斯還熱心從事社會活動，拉脫維亞加盟蘇聯後曾出任拉脫維亞部長會議主席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拉齊斯20年代初即開始發表作品，除《狂風暴雨》外，其他作品的中譯本有早期的《漁民之子》（嶽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創作於1932～1934年，是拉齊斯的成名之作，描寫資產階級時代拉脫維亞普通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的命運。長篇小說《走向新岸》（孫廣英、嚴紹瑞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王石安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朱葆光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描寫拉脫維亞農民戰後在黨的領導下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曆程。這本作品在中國居然有三個中譯本，可見當年還是相當受歡迎的。長篇小說《失去的祖國》(林耘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是一部國際題材作品，描寫殖民地人民反抗資產階級殖民者的鬥爭，想象力豐富，寫得生動幽默，很有味道。此外還有《拉齊斯短篇小說選》（項星耀譯，作家出版社，1956）。 　　 　　烏皮特（又譯作烏比特，1877～1970）是另一位享有盛名的拉脫維亞文學大師，他的創作生涯橫跨沙俄時代、獨立時代和蘇聯時代，碩果累累，影響最大的作品為創作於1908年至1933年的長篇巨著《羅別日尼耶克一家人》，這部八卷本係列小說通過一個家庭的命運，描繪了拉脫維亞農民的生活畫卷，以及拉脫維亞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進行的鬥爭，這部巨著是拉脫維亞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其中的三部有中譯本，分別是《新的遠流》（戴驄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8）、《迷惑之網》（單錦蓉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往事的影子》（種覺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這些作品多創作於拉脫維亞的蘇聯時代之前，不能算作蘇聯小說了。烏皮特在蘇聯時代的作品是否有中譯本尚待考證。 　　 　　蕭穆什金：《阿裏泰到山裏去》 　　 　　我在剛開始寫這個帖子時，還以為小時候讀得興致盎然的《阿裏泰到山裏去》知名度不大，後來查閱資料才發現很多人都還記得這本書，這部小說的兩個譯本（另一譯本《阿裏捷的末路》，劉湖深譯，作家出版社，1954）在五十年代算是次熱門小說，有關部門甚至把這部小說和另一部蘇聯小說《妮索》一起當作做民族工作的參考讀物。《阿裏泰到山裏去》說的是俄羅斯少數民族朱基人（又譯作楚克奇人，疑似愛斯基摩人的一支）的故事，他們聚居在西伯利亞東北角的楚科特卡地區，和阿拉斯加隔海相望。十月革命前，美國人來到這裏，利用此地的廉價勞動力，瘋狂榨取朱基人的勞動、資源和財富，並在當地朱基人中物色了無賴阿裏泰作為代理人，充當美國人的豢養的走狗，殘酷壓迫和剝削當地人員。十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政權派人來到這裏，耐心地做民族工作，當地人民提高了覺悟，趕跑了美國人，並要清算壞人阿裏泰。阿裏泰走投無路，隻好躲到山裏去。 　　 　　蕭穆什金（又譯作塞摩希金，1900～1970）20年代初在莫斯科大學教育係學習，之後遠赴西伯利亞極北地區參加建設工作，考察了解當地朱基人的生活，積累了豐富的素材，積八年之功創作了《阿裏泰到山裏去》，這部小說在描寫朱基人在蘇聯時代的巨大變化之外，著重描寫了朱基人的風土人情，故事精彩，筆調輕鬆活潑，令人耳目一新。蕭穆什金的作品還有一部《開拓極地的人們》（陳複庵、陳鶯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同樣描寫蘇維埃人員在楚科特卡地區開展民族工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故事。 　　 　　與《阿裏泰到山裏去》齊名的《妮索》（魯克尼茨基著，林耳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是一部故事情節相當複雜的小說，寫的是帕米爾高原西部一塊歸屬未定的地區（現在塔吉克斯坦境內）的爭奪戰，這裏與阿富汗、印度和我國新疆毗鄰，是各方勢力角逐的焦點地區，小說寫了紅軍戰士幫助當地少數民族翻身解放，挫敗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陰謀，用濃厚的筆墨著重寫了當地婦女妮索的命運。 　　 　　文革前出版的其他民族地域小說有以下這些：烏克蘭作家斯捷爾馬赫的《人血不是水》（文穎譯，作家出版社，1961），阿塞拜疆老作家艾尼的長篇自傳體小說《布哈拉》（千羽、卜洛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城市》，大草、滕啟譯，國際文化出服務社，1953），土庫曼斯坦作家凱爾巴巴耶夫的《決定的步驟》（李德鴻譯，平明出版社，1951；《決定性的一步》，江犁譯，時代出版社，1954），阿塞拜疆作家伊勃拉吉莫夫的《總有一天》（王仲明譯，時代出版社，1955），愛沙尼亞作家列伯勒赫特的《庫爾地之光》（鄭懷之譯，新文藝出版社，1951）和《前進路上》（向青譯，平明出版社，1954），烏克蘭作家戈洛夫科的《母親》（成時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烏克蘭作家穆拉托夫的《布柯維納的故事》（白永譯，平明出版社，1951；《到幸福的路》，言鴻、沙蕾譯，火星出版社，1952），阿弟蓋族作家克拉舍夫的《衝擊》（沈序、陳林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立陶宛作家茲維爾卡的《豐饒的土地》（李靈譯，文化生活出版社，1955）等，此外的一些民族地域作品，或者前文已經介紹過，或者還有待補充。這些作品描寫十月革命前的少數民族生活大多真實可信，而描寫蘇聯時期特別是斯大林時期的少數民族的境遇則大多是歌舞升平欣欣向榮的，是不是有一些民族問題刻意地沒有涉及？這恐怕要加一個問號。 　　 　　《狂風暴雨》（周樸之、孫肇堃、張草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 　　《阿裏泰到山裏去》（楊立平譯，新文藝出版社，1953） 60，《波尼伍爾的心》、《伏龍芝》及其他革命與內戰小說。 　　 　　革命與戰爭從來都是催生優秀文學作品的強勁動力，蘇聯也不例外。在二十世紀沙皇俄國－蘇聯－獨聯體的曆史上，大大小小的革命和戰爭不斷，就革命而言，從1905年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革命者不屈不撓，終於在俄國建立了一個嶄新的革命政權；就戰爭而言，為鞏固革命政權而進行的國內戰爭和反抗法西斯德國侵略的衛國戰爭極為慘烈，這兩場戰爭的持續時間之長，犧牲損失之大，蘇聯人民所受苦難之重都為俄國曆史所罕見。偉大的衛國戰爭之後自然湧現了難以計數的優秀戰爭文學作品，與之相比，早期的革命與內戰題材的作品也不遑多讓，在眾多革命與內戰小說中有頂峰之作《靜靜的頓河》，還有在我國知名度很高的《恰巴耶夫》、《鐵流》、《毀滅》、《第四十一》等等。以下這些反映革命和內戰的小說，雖然影響不大，也卻不乏優秀之作，從這些作品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感受到那個烽火連天的時代，點點滴滴，撼動人心。 　　 　　納吉什庚：《波尼伍爾的心》 　　 　　《波尼伍爾的心》以內戰時期的西伯利亞濱海地區為背景，描寫十月革命勝利後，美日勢力武裝幹涉該地區，從1918年到1922年，美日侵略者、白軍、蘇維埃地下黨和遊擊隊等幾方勢力在這裏激烈角逐，這部作品寫了發生在這裏的一係列事件，主人公維塔裏.波尼伍爾是一位海參崴少年，他積極參加了當地遊擊隊的鬥爭，在戰鬥中成長，表現優異，直至為了保護機密文件而光榮犧牲。小說寫了各方勢力的眾多人物，包括不少參加遊擊隊的中國人，作者以波尼伍爾為核心，細致描繪了遊擊隊員的戰鬥曆程，還描繪了敵對勢力各式人物的活動，以及當時普通市民的心態，可以看做是一部海參崴內戰百科全書，精彩紛呈，引人入勝。 　　 　　作者納吉什庚（1900）是一位童話作家，《波尼伍爾的心》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唯一一部在中國有影響的作品。這本書也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的一本蘇聯小說，當時看過好幾本描寫西伯利亞內戰的小說，讀過《波尼伍爾的心》後，對東北部那個叫做海參崴的城市越發好奇，激發了我對那個原本屬於我們的美麗城市的無盡想象。一晃幾十年沒讀過這本書了，前不久在一位網友的幫助下，我得以重溫此書，欣喜之情，一言難盡。 　　 　　波裏索夫：《伏龍芝》 　　 　　蘇聯的內戰讓一批新生代將領登上了世界軍事史的舞台，他們率領紅軍戰勝強敵，其功績令人瞠目，其中最閃亮的一顆將星就是英年早逝的伏龍芝，本書忠實地記述了這位卓越的紅軍統帥輝煌的一生，從他的童年一直到短促的戰後歲月，大部分篇幅講述伏龍芝如何在內戰期間崛起，如何成長為一個傑出的軍事統帥，如何運籌帷幄身先士卒，率領新興的紅軍轉戰南北，如何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如何擊敗了有帝國主義支持的全副武裝的反動勢力，如何以他的軍事才華和戰略眼光使蘇聯紅軍脫胎換骨，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讀這本書，伏龍芝的一生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麵前，可以一起回味那段不可思議的內戰時代。 　　 　　回首當年，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取得中央政權後，很快就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從北方的摩爾曼斯克到東方的海參崴，從西方的布列斯特到南方的克裏木，四麵八方都是敵人的影子，不僅有代表舊勢力的白軍，還有帝國主義者的幹涉軍，甚至連捷克戰俘也敢造反作亂，可謂遍地烽火，四麵楚歌。蘇維埃政權沒有地盤、沒有糧食、沒有外部支持，甚至民眾的支持也不足，而最後的結局跌破一地眼鏡，岌岌可危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居然取得完勝，並擁有了一直強大的軍隊，個中緣由實在耐人尋味。閱讀這部紅軍統帥伏龍芝的傳記小說可以大致了解紅軍獲勝的曆程，當然，由於內戰時代的很多領袖後來都成了負麵人物，甚至連紅軍的締造者托洛茨基都成了頭號敵人，指望《伏龍芝》這樣的斯大林時代作品完整地表現紅軍高層活動的真實一麵是不大現實的。 　　 　　除上述兩部作品外，還有幾部革命和內戰小說也值得一提： 　　 　　《嚴酷的年代》（霍洛波夫著，鄭碩甫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描寫基洛夫在內戰時期組織和領導阿斯特拉罕地區的革命力量打敗國內外敵人的故事。艱險的戰爭沒把基洛夫怎麽樣，倒是莫名其妙的政治陰謀奪走了這位明日之星的生命，並因此導致了一場空前的劫難，令人唏噓不已。 　　 　　《春鳥》（姆斯吉斯拉夫斯基著，林蔭成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描寫布爾什維克早期領導人巴烏曼的事跡。巴烏曼（又譯作鮑曼，1873～1905）是布爾什維克“火星報”時代的骨幹分子，協助列寧創辦和推廣火星報，為早期布爾什維克的重要一員。1905年10月在參加示威遊行時不幸被黑幫殺害，他的葬禮曾經轟動一時。本書寫了巴烏曼最後五年的活動，可以從中了解布爾什維克是怎麽起家的。 　　 　　《北方的曙光》（尼基丁著，史善揚譯，文化工作社，1953）。描寫1918～1920年間蘇聯北方地區工人和農民在摩爾曼斯克地區抗擊英法美侵略者的故事。說起摩爾曼斯克，以前經常在二戰史書上看到這個名字。二戰時期，英美援助蘇聯的物資就是在這裏上岸，源源不斷的運往前線，當然蘇聯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打敗德國的，這些往事後來不大提了。80年代看過一部蘇聯電影《男子漢們》，影片最後出現了摩爾曼斯克的畫麵，這個冰雪中的城市幹淨、漂亮，令人神往。 　　 　　文革前出版的革命和內戰小說除了前文已經提到的以外，還有一些不大出名，主要有：《日出》（紮莫依斯基著，楊驊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勃列斯尼亞不投降》（奧斯特羅威爾著，新聯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58）、《道裏亞》（賽狄克著，高清嶽譯，文藝翻譯出版社，1951）、《尤爾科克魯克》（柯茲拉紐克著，陳複庵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迎著朝霞第一部》（柯熱夫尼科夫著，佟軻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林中血戰記》（斯特羅德著，湯真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第三次列車》（費什著，陳鶯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騎士》（雅諾夫斯基著，陳複庵譯，作家出版社，1963）、《婦女的道路》（列別卓夫斯基著，楊永、許存龍譯，作家出版社，1963）、《黎明》（布裏亞金譯，關予素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遊擊老英雄》（柯拉斯著，李俍民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等等，這些作品從不同側麵表現了革命的激情和戰爭的殘酷，雖說現在不大時髦了，但革命和戰爭背後的景色是永遠不會過時的。 　　 　　《波尼伍爾的心》(納吉什庚著，林林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 　　《伏龍芝》（波裏索夫著，金垚譯，光明書局，1955）。 61，《紅肩章》、《太陽照在大興安嶺上》及其他軍事小說 　　 　　十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麵對日益嚴峻的形勢後，決定要建立一支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在列寧的領導下，托洛茨基負責組建了工農紅軍，並統帥這支軍隊南征北戰，神奇地打敗了各路白軍，驅逐了外國武裝幹涉者。囯內戰爭的硝煙磨煉出了伏龍芝、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布瓊尼、鐵木辛哥等一群傑出的統帥，他們在戰後把蘇聯紅軍打造成一支正規的現代化武裝力量。二戰爆發後，被斯大林折騰得虛弱不堪的蘇聯紅軍沒有被打垮，竟然獨力抗擊了法西斯德軍達三年之久，從被動轉為主動，並湧現出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羅科索夫斯基、科涅夫等新一代統帥。世界軍事史冊將會永遠記載著，決定人類命運的幾次大會戰就是這支軍隊打的。他們打過史上最輝煌的勝仗，也打過史上最淒慘的敗仗。衛國戰爭初期曾經一潰千裏，狼狽不堪，但很快重整旗鼓，高歌猛進。而在另一麵，蘇聯紅軍一路解放的各國人民也會記得，這支軍隊視他國人民的財產婦孺如當然的戰利品，軍紀之壞也是出了名的。在軍事愛好者眼中，蘇聯紅軍就是這樣一支神秘的、可怕的、難以琢磨的武裝力量，我們這一代人無緣見識他們的風采，隻好從大量的蘇聯戰爭小說以及像《紅肩章》這樣的軍校小說中了解蘇聯紅軍的秘密。 　　 　　伊裘姆斯基：《紅肩章》 　　 　　在五十年代翻譯出版的海量蘇聯小說中，《紅肩章》占據一個獨特的位置，這本厚厚的長篇小說由於描寫的是蘇聯青少年的軍校生活，讓五十年代末的中國少男少女們大感興趣，以致多少年之後，當年的那一代青少年讀者還能津津有味地回憶起書中的細節，諸如軍校少年情侶在雪中散步的沙沙聲、軍校老師批判告密者、“誠實是最好的策略”等等。《紅肩章》以1943年創建的蘇沃洛夫軍校為背景，講述一群少年軍人在軍校裏的成長曆程，如何在軍校老師的教導培育下，從不懂事的娃娃鍛煉成為合格的軍人，如何克服缺點，磨煉意誌，培養勇敢、堅韌、誠實的紅軍精神，書裏還大量描繪了軍校學員的日常生活，他們的友情和愛情，以及他們步入軍官生涯後取得的業績和對母校的懷念。在那個向往軍人的年代，這部教科書一樣的軍校小說自然大受中國青少年的青睞，甚至有不少讀者看過《紅肩章》後立誌報考軍校，為保衛祖國服務。 　　 　　作者伊裘姆斯基（新版譯作伊久姆斯基）生於1915年，1936年畢業於羅斯托夫師範學院教育係，當了幾年中學教師，戰爭爆發後誌願參軍到了前線，曾擔任步兵連長。1944年負傷後調任蘇沃洛夫軍校教員，在該校工作了七年，這段經曆為他創作《紅肩章》提供了大量素材。《紅肩章》出版後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並被改編成電影《同誌的榮譽》，深受社會主義國家的讀者和觀眾歡迎。1959年出版的《紅肩章》隻有前三部，80年代出的新譯《紅肩章》（藍小石譯，解放軍出版社，1988）包括了作者在70年代寫的第四部。這本書篇幅很長，老譯本700餘頁，新譯本900餘頁，我想雖然當下的青少年不會有耐心去啃這麽重而且不合時尚口味的磚頭書，但至少應該了解蘇聯紅軍是怎麽訓練他們的下一代，怎麽讓下一代軍人擁有優美的精神世界。 　　 　　除《紅肩章》外，五十年代還有一部類似的中篇小說《繼承人》（阿列克塞耶夫著，萬紫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寫的是幾個新戰士在和平時期的蘇聯紅軍中鍛煉成長的故事，寫了軍人的戰友之情，以及如何揭露一個品德敗壞的人。不打仗的軍隊沒有故事，寫和平時期的部隊生活很難出彩，這一本也不例外，比較乏味。 　　 　　巴列霍夫：《太陽照在大興安嶺上》 　　 　　顧名思義，《太陽照在大興安嶺上》這是一部描寫蘇軍遠東戰役的小說。結果了希特勒後，蘇軍抽調歐洲戰場的部分主力部隊揮師東進，直指盤踞在我國東北地區的日本關東軍，沒有準備完畢即在美國投下原子彈的兩天後發起突然進攻，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戰爭，蘇軍幾路並進，長驅直入，幾天工夫就摧枯拉朽地收拾了曾經不可一世的精銳關東軍，解放了東北全境，此外還有占領了朝鮮北部，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對蘇軍來說，更重要的是收回了旅順口，徹底報了1904年的一箭之仇。《太陽照在大興安嶺上》描寫蘇軍一個偵察連在東北戰場上的活動，故事、人物、情節、文筆都很一般，甚至可以說寫得很爛。作者從沒聽說過，我查了半天也沒查到這位巴列霍夫是何方神聖。 　　 　　在東北那幾個大城市的顯眼處，都矗立著雄偉的蘇軍解放紀念碑，上麵不是飛機就是坦克，或者是舉著蘇聯國徽的蘇軍士兵。這些紀念碑就是蘇軍“到此一遊”的見證，每次看到看到這些飛機坦克，心裏總是感到沉重和鬱悶，總會聯想起雅爾塔會議的滿天要價和羅斯福大方的妥協，想起外蒙古的失去，想起國民黨政府無恥的屈服，想起一車車運往蘇聯的工業設備，想起東北百姓受到的難言的屈辱，想起旅順口直至1955年才回到祖國的懷抱，想起抗戰時期的中國軍隊麵對東北失地竟然無能為力，竟讓外國軍隊來幫我們收複國土……這些蘇軍紀念碑是我們的光榮嗎？絕對不是！蘇聯軍隊是為了所謂國際主義義務才進軍東北的嗎？當然不是！如此巨大的戰利品，不過要分一杯羹而已，這不是什麽秘密，在蘇聯眾多的二戰回憶錄裏，這是直言不諱的說法。像《太陽照在大興安嶺上》這類作品，隻是這種說法的另一種表述而已，就說俗話說的，說的比唱的好聽。 　　 　　此外，還有兩部遠東軍事小說寫得要比《太陽照在大興安嶺上》好，分別是：《在遠東》（伊萬諾夫著，易定山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以遠東蘇聯空軍部隊為背景，描寫日軍侵占東北後和蘇軍的對峙與衝突，直至1945年進軍東北為止。這部作品氣魄比較大，文筆也好得多。《遙遠的港灣》（紮伊采夫、斯古裏斯基著，晉秀、吉洪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描寫戰後蘇聯遠東海軍的訓練和生活，海軍是一個帶有浪漫色彩的軍種，從《山崗上的篝火》到《遙遠的港灣》，再到下一節要說起的《對馬》，這些蘇聯的海軍小說都寫得別有一番風味。 　　 　　《紅肩章》（伊裘姆斯基著，張馨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太陽照在大興安嶺上》(巴列霍夫著，易定山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6) 　　 62，《對馬》和《旅順口》 　　 　　1904～1905年，為了爭奪中國遼東半島，沙皇俄國和日本打了一場血腥的戰爭，以日本完勝告終，俄國失去了旅順口軍港、中東鐵路南段和庫頁島南部。這場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戰爭改變了兩國的曆史走向，日本勝利後一躍成為世界強國，開始一步步實現稱霸東亞的野心，發動了一場場侵略戰爭，直至1945年戰敗投降。而沙皇俄國則麵臨崩潰的邊緣，在一次次革命的衝擊下，終於迎來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對俄國人而言，日俄戰爭失敗的屈辱深深地刻在他們心頭，不管是革命者還是反革命者，不管是沙皇的臣民還是後來蘇聯的公民，不管是當年的格魯吉亞青年斯大林還是對馬海戰的水兵普裏波依，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都是一樣的。二戰末期，斯大林答應羅斯福揮師打擊日本，未嚐沒有報日俄戰爭之仇的強烈心理動機。要了解這場戰爭，除了各種各樣的史料外，兩本著名的蘇聯小說《對馬》和《旅順口》也是必讀的書籍，從中可以了解到日俄戰爭中“對馬海戰”和“旅順口爭奪戰”這兩個關鍵戰役的大致經過。 　　 　　諾維科夫-普裏波依：《對馬》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軍偷襲旅順口，掀開了日俄戰爭的序幕。以後幾個月，俄海軍太平洋艦隊的殘部被封鎖在旅順港內，苦撐著等待援軍。1904年9月26日，羅日傑斯特文斯基上將指揮的太平洋第二艦隊從愛沙尼亞塔林港起航，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注視下開往遙遠的東方，俄國海軍的精華力量幾乎都在這支遠征的艦隊裏了。經過大半年的航行，俄國艦隊抵達日本外海。1905年5月27日，在對馬海峽和埋伏的東鄉平八郎聯合艦隊遭遇，打了一場昏天黑地的大海戰。兩天激戰下來，俄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38艘戰艦中21艘被擊沉，9艘被俘，傷亡4800餘人，連同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司令官一共被俘6000餘人，而日本海軍僅損失3艘魚雷艇，傷亡700餘人。繞了大半個地球遠道而來的俄國海軍精銳不僅沒有挽回敗局，反而成了日艦的箭靶子，一敗塗地，慘不忍睹。這場海戰史稱“對馬海戰”或“日本海海戰”。 　　 　　與羅日傑斯特文斯基上將一起被俘的俄國海軍官兵中，有一位“奧勒爾”戰列艦的水兵，時年28歲的諾維科夫-普裏波依。這位未來的作家經曆了海戰的全過程，目睹了俄國海軍的覆滅。“跟對馬海峽曆史性戰役有關的痛苦的體會，燃燒起他的意識和情感”，在生還的其他戰友的協助下，普裏波依在戰俘營即開始收集目擊者的證言，準備為這場海戰留下一份文字的史詩。1928年，普裏波依幸運地找回了失蹤20年的文稿和資料，終於完成了自述紀實風格的長篇小說《對馬》。這部小說分上下兩部，上部“航程”講述了俄國艦隊南下大西洋、繞過好望角、橫穿印度洋，最後到達戰場的征程，事無巨細地描寫了俄艦隊遠航的方方麵麵。下部“海戰”描繪了對馬海戰的過程，詳盡分析了雙方的戰術，官兵的表現，以及俄艦隊各艦的下場。這是一個現場參戰者的觀察和記述，觸目驚心，驚心動魄，讓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雖然文字和布局不甚考究，但其清晰、簡樸的風格自有獨特的魅力。 　　 　　諾維科夫-普裏波依，生於1877年，1899～1906年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1903年因從事革命活動被逮捕過，本來他所在的“明尼”號旗艦沒有編入遠航艦隊，隻是因為他的革命嫌疑而被臨時發配到出征的“奧勒爾”號上，就這樣參加了對馬海戰。普裏波依從日本戰俘營回國後，很快因發表關於對馬之戰的小冊子而被捕，逃出後流亡海外好幾年，期間開始文學創作，他的作品多與海洋有關，被稱作蘇聯的海洋作家，甚至把他和凡爾納、康拉德、傑克倫敦相提並論。普裏波依的中短篇小說寫得很出色，他的名篇《偷渡的人》、《副水手長的故事》、《潛水艇員》、《海在召喚》等結集為小說集《海在呼喚》（湯真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8），文革後還出了一部普裏波依的小說集《海上的女人》（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普裏波依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作品當然就是獲得1941年首屆斯大林文學獎金的《對馬》，這部作品凝聚了他經曆曆史性事件後的複雜感情，權威的看法是說《對馬》“揭示了俄國失敗的社會原因和海軍將領的腐敗”，我想這並不是普裏波依創作這部作品的主要意圖。 　　 　　斯捷潘諾夫：《旅順口》 　　 　　日俄戰爭中雙方爭奪的焦點是遼東半島南端的不凍港旅順口，日軍派出乃木希典大將指揮的精銳第三軍圍攻旅順口，而俄軍占據有利地形和工事節節抵抗，經過幾個月的鏖戰，兩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特別是著名的203高地爭奪戰，日軍損失慘重，付出了極大代價才拿下這個製高點，架上大炮全殲了困守在港內的俄太平洋艦隊餘部。旅順口戰役持續了329天，至1905年1月2日，俄守軍投降，旅順口落入日軍之手。在俄軍戰俘中，有一位12歲的少年亞力山大.斯捷潘諾夫，此人就是蘇聯小說《旅順口》的作者。 　　 　　斯捷潘諾夫生於1892年，日俄戰爭爆發時，斯捷潘諾夫隨他的父親、炮兵上尉尼古拉.斯捷潘諾夫駐守在旅順口，目擊了旅順口戰役的全過程，並隨父一起被俘。大概是血腥的戰爭場麵給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撰寫的《旅順口》場麵浩大，描寫逼真，再現了這場大戰的原貌。此書的故事、情節、人物、文字都算不錯，對俄軍下層官兵所謂“愛國主義精神”的描繪，對俄軍上層軍官腐敗無能的憤恨，對俄軍最終失敗的惋惜，都敘述得頗為精致，因此得到斯大林的青睞。在斯大林收複了旅順口，收回了沙俄先輩們在日俄戰爭失去的一切時，誌得意滿之際特別把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授予《旅順口》，其司馬昭之心就不必多說了。在我們中國讀者看來，這本《旅順口》充斥著毫不掩飾的殖民主義和沙文主義色彩，對中國人、中國領土、中國主權的蔑視和嘲弄隨處可見，正如周恩來所言，這是一本壞書，徹頭徹尾的壞書。 　　 　　《旅順口》最早的中譯本出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7年出版，譯者署名蒼木，這位蒼木就是中共黨史上赫赫有名的原紅四方麵軍政委陳昌浩。1937年年11月，指揮西路軍作戰失利的陳昌浩輾轉回到延安接受“批評”，1939年隨周恩來赴蘇聯治病，此後一直滯留在蘇聯，直至1952年回國。1943年至1952年，陳昌浩在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旅順口》就是他在這個時期的譯作。建國後，《旅順口》重印過兩次，第一次是1954年的作家出版社版本，第二次是2000年的大連出版社版本，這兩版都是以陳昌浩譯本為底本，其中，大連版為評注本，較為完備。 　　 　　日俄戰爭是一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由世界列強爭奪中國權益的戰爭，一場極度肮髒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作為事主的中國竟是個中立的旁觀者，滿清朝廷竟然眼睜睜地看著兩個強盜為了爭搶自己的財產和土地在自己的家園裏大打出手，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同胞被屠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領土主權被閹割！這種腐朽沒落無能的政權，真讓百年之後的國人也為之汗顏。在百年後的今天，閱讀《對馬》、《旅順口》這樣的小說，我們仍可以體會到當年魯迅觀看日俄戰爭電影時那種痛徹心扉的感覺，但願這樣的悲劇永遠永遠不要重演。 　　 　　《對馬》(諾維科夫-普裏波依著，梅雨譯，三聯書店，1950) 　　《旅順口》(斯捷潘諾夫著，陳昌浩譯，作家出版社，1954) 63，《自由先驅》、《斯捷潘·拉辛》及其他曆史小說 　　 　　在蘇聯作家群中，有一小批作家專心致誌地從事曆史小說的創作。在這些作家中，有幾位是從沙皇時代走過來的高爾基同代人，這些老作家進入蘇聯時期後，大概是跟不上俄囯社會的巨大變遷，無法駕馭現實題材，因此躲進了曆史的象牙塔裏。這些曆史小說或者拮取俄國曆史上有影響的人物或事件，或者從深刻影響過俄國曆史的外國人物中取材，風格多樣，成就斐然。可惜，文革前出版的蘇聯曆史小說數目不多，有影響的作品中除阿.托爾斯泰的《彼得一世》（又譯《彼得大帝》）、《對馬》和《旅順口》外，以下這幾部也值得關注。 　　 　　福爾什：《自由先驅》 　　 　　《自由先驅》說的是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故事，以被沙皇絞死的十二月黨領袖彼斯捷爾的事跡為線索，描寫一群沙皇俄國的貴族青年軍官在歐洲啟蒙思想的熏陶下轉變為自由的先驅，他們與沙皇專製製度決裂，為推翻沙皇、在俄國建立民主自由製度展開了有組織的鬥爭。十二月黨人的起義雖然失敗，但他們的英勇行為對以後俄國知識分子的成長和革命運動有深遠的影響。這部小說有條不紊地敘述了這段史實，深入描寫這一群先進的青年貴族思想上的變化，秘密活動，起義的準備和過程，以及如何不屈地麵對尼古拉沙皇殘忍的懲罰，筆調類似一篇優美的曆史散文，感人至深。 　　 　　作者福爾什（1873～1961）是一位將軍的女兒，母親早逝，她從小生活在軍人的環境中，父親去世後輾轉於莫斯科、敖德薩、基輔等地學習繪畫，1908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革命勝利後專心於曆史小說的創作。福爾什是一位很有才華和藝術品味的老作家，她寫的曆史小說相當多，可惜除了創作於五十年代的《自由先驅》外，沒有看到其他作品的中譯本。 　　 　　茲洛賓：《斯捷潘.拉辛》 　　 　　斯捷潘.拉辛是十七世紀俄羅斯農民起義領袖。1667～1671年，拉辛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曾經取得過一係列輝煌的勝利，最後在阿列克賽沙皇的精銳部隊鎮壓下失敗，英勇犧牲的拉辛成為民間英雄，難以計數的民歌和傳說在民間流傳，歌頌著他的光榮業績。關於拉辛的傳說一直是作家們追逐的熱門的題材，茲洛賓的這一部長篇小說調動了多種藝術手段，把曆史文獻、傳說、書信、民歌、神話等元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聲有色地敘述了一個英雄的故事。 　　 　　茲洛賓（1903～1965）曾任中學教師，1924年開始發表作品。他參加過衛國戰爭期間，曾一度被俘，60年代曾根據在戰俘營的經曆寫過長篇小說《失蹤的人》，反映蘇軍被俘戰士與敵人的鬥爭。《斯捷潘.拉辛》發表於1951年，這部出色的作品讓茲洛賓一舉成名。據西蒙諾夫《我這代人的見證》記載，《斯捷潘.拉辛》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讚賞。在討論1952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的會議上，斯大林“談到了這部小說的政治方麵及其曆史方麵的真實性，接著又談了小說的藝術成就，有好幾分鍾時間他一直在讚揚茲洛賓的小說，而且用了他不常用的的褒揚之詞。他稱這部小說是很有才氣的小說，說作者是有才華的人，寫了一部傑出的曆史作品。”會議中有人提出茲洛賓在被德軍俘虜期間表現不好的問題，讓大家陷入沉默，此時斯大林踱來踱去，在緊張的氣氛中不停地說著：“是饒恕呢……還是不饒恕？”重複了好幾遍，最後他自己回答了：“饒恕了吧。”於是，茲洛賓的《斯捷潘.拉辛》被授予1952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在我國，《斯捷潘.拉辛》疑似隻有上卷出版發行，沒有見過下卷的蹤影。 　　 　　謝列布裏雅柯娃：《馬克思的青年時代》 　　 　　《馬克思的青年時代》以26歲以前的馬克思為線索，描寫了19世紀上半葉激蕩的歐洲，從1831年的裏昂起義寫起，寫了馬克思和燕妮的家人，馬克思的中學時代和大學時代，黑格爾小組的活動，他和燕妮的愛情，在科隆、巴黎的生活，到女兒的小燕妮的誕生。眾多風雲人物在書裏出現，恩格斯、海涅、布朗基……此外還有其他虛構的人物和事件，馬克思家鄉特利爾的風光和日常生活，歐洲思想界的亂像，青年馬克思的思想探索等等，內容極為豐富，好像盛宴上的大餐，味道異常甘美。青年馬克思，革命的歐洲，讀來激動人心，讓當年的讀者頗有生不逢時之感。 　　 　　70年代早期，馬恩列斯的事跡是我們必修的常識。我們的班主任老師是個燕妮粉絲，號召我們都去讀一讀剛出的《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於是我們人手一本，驚詫於燕妮的美麗，甚至連海倫也讓女生們羨慕，給馬克思燕妮做保姆，多麽幸福！當年有閱讀渴望的馬克思讀物並不多，更好的《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因為是蘇聯人寫的，隻能在地下流傳，很受藝術青年小圈子的歡迎，在尚存革命理想的年代，誰不想當青年馬克思呢？可惜這本書在我手裏過了一下，沒等仔細看完就被強製歸還了。1982年該書再版，趕緊買來通讀一遍，珍藏至今。 　　 　　謝列布裏雅柯娃（1905～1980）出身於革命家庭，畢業於莫斯科大學醫學係。她的主要作品是描寫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長篇小說三部曲《普羅米修斯》，包括《馬克思的青年時代》、描寫中年馬克思的《盜火》（清水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和描寫晚年馬克思的《生命的頂峰》（潘新銘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為了寫好馬克思，謝列布裏雅柯娃深入馬克思、恩格斯生活過的地方采訪，並訪問見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老人家，收集了大量資料，進行了長期的文獻研究。她牢記高爾基給她的建議：“不要把馬克思和列寧塑造成大曆史的紀念像，更要把他們寫成光彩奪目的真正的活生生的人。”從讀者對她作品的反應來看，她做到了這一點。至少從當年的閱讀老說，謝列布裏雅柯娃筆下的馬克思就是我們想象中的馬克思。 　　 　　除上述三部作品之外，還有兩部文革前出版的蘇聯曆史小說也擁有很多讀者： 　　 　　老作家楊契維茨基（又名瓦西裏.揚，1875～1954）的《成吉思汗》（邵循岱譯，自由出版社，1955），描寫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故事，是作者的《蒙古人的入侵》三部曲的第一部。80年代，其他兩部也在中國翻譯出版，即第二部《拔都汗》（烏恩奇譯，內蒙古出版社，1983）和第三部《走向最後的海洋》（陳弘法譯，內蒙古出版社，1985）。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曾經深刻地影響過俄羅斯的曆史，因此俄國人一直對此感興趣，好像看成自家人一樣，不過，這本書寫的比較一般。 　　 　　格魯勃夫（1892～1962）的《巴格拉奇昂》(黃遠譯，新文藝出版社，1953)，描寫俄羅斯軍民抵抗拿破侖入侵的故事，巴格拉奇昂是庫圖佐夫元帥麾下的頭號悍將，在19世紀初那場反侵略戰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這部作品發表於1943年，正是衛國戰爭的艱苦年代，作者選擇這個題材應該是為了激發蘇聯軍民的愛國主義激情。 　　 　　《自由先驅》（福爾什著，主萬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斯捷潘.拉辛上卷》（茲洛賓著，周彤、曾憲溥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6) 　　《馬克思的青年時代》（謝列布裏雅柯娃著，劉遼逸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 64，《到格魯曼去的道路》、《紅湖的秘密》及其他探險小說 　　 　　探險小說是蘇聯小說中一個十分吸引讀者的類型，文革前出版的蘇聯探險小說雖然數量不多，但每一本都趣味盎然、引人入勝，每一本都可視若珍品。按我的理解，這些探險小說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為探索大自然的秘密，征服未知地域的故事（20世紀以後，俄國人該征服的地方除北極外所剩不多，所以，這一類小說多集中在北極探險）。第二類為科學工作者征服科學未知奧秘的故事，第三類為第一、二類的結合，講述科學家組成探險隊，去勘探蘇聯寶藏的故事。在我們看到的蘇聯探險小說中，最出色的當屬卡維林的《船長與大尉》、《一本打開的書》，他的作品中無論是探險家還是科學家的不朽業績都給讀者留下至深的印象。除了在前麵少兒小說、驚險科幻小說中已經提到的若幹作品之外，文革前出版的蘇聯探險小說還包括以下這些作品： 　　 　　《到格魯曼去的道路》（巴吉金著，謝紫淩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到格魯曼去的道路》講述十八世紀的四個俄國航海家被困在北冰洋的格魯曼島整整六年，在這個荒島上，他們克服了無數困難――“漆黑的北極之夜、殘酷的暴風雪、可怕的壞血病、凶猛的野獸經常以死亡來威脅他們”，這四個勇敢的俄國人團結合作，以勤勞和智慧製造了生活必需品，在凶險惡劣的環境裏生存了下來。這部作品是俄國版的《魯濱遜曆險記》和《神秘島》，雖然沒有這兩部出名，但風格類似，精彩程度也類似，作者試圖證明俄國人也有類似的品質，是這些前輩開辟了後代俄國人生存的空間，作者特別提到――“這四個勇敢的俄羅斯人的一切遭遇，有時雖然極不平凡，但並不是虛構的，甚至也不是絕無僅有的。類似的這些事件和危險經常追隨這白海邊航海家們的行動，他們是北冰洋上沒有人知道的陸地的最初發現者和堪察者。” 　　 　　《紅湖的秘密》（格拉切夫著，王學源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紅湖的秘密》是我早年讀過並且非常喜歡的一部蘇聯小說，前不久又重讀了一遍，居然找回了當年讀這本書的興奮感覺。這部小說講述蘇聯在西伯利亞黑龍江流域勘探地質礦藏的故事。1936年，蘇聯有關部門以剛建立起來的共青城為基地，派出勘探隊到周邊山區開展地址普查工作。隊長齊列姆霍夫斯基教授的女兒安紐塔和青年地質學家杜賓佐夫在原始森林中迷了路，這一對優秀青年臨危不懼，曆經艱險，終於發現了紅湖的秘密，並抓到了反革命破壞分子。這部小說有一股迷人的浪漫情調，可以看作是一部探險言情小說，探的是自然之險，言的是征服自然的豪邁之情。在當年那個閉塞的年代，像這樣可以激發讀者內心渴望和想象的好書並不多見。 　　 　　《發明者的命運》（羅金著，葉冬心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發明者的命運》是一部科學小說，講述沙皇俄國時代的科學家李西津發明了利用水和碳酸氣製造食物的配方，但在舊時代卻在各方勢力的拉鋸下曆經波折，成果無法轉化為生產力，科學家本人也受盡了磨難。1914年，礦山工程師李西津在一次礦井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難。蘇維埃政權建立後，李西津的繼承者們在蘇聯政府的幫助下，終於用李西津的配方製造出了人造澱粉。這部小說的時間跨度非常長，從沙俄時代、革命時代、內戰時代、斯大林建設時代、衛國戰爭時代一直寫到戰後重建時代，“書中突出的刻劃了科學家、革命家、熱情的大學生、淵博的教授、英勇的戰士，敘述了許多緊張動人的故事：遊擊戰爭、流放流亡、礦井爆炸、實驗室起火，暴徒怎樣劫取發明的配方，科學家們怎樣探索獲得的試劑”……我保存的一本70時代的筆記本，上麵零零星星抄了一些各種書裏的精彩句子，其中有這樣一句摘自《發明者的命運》：“暮色漸濃了，夜晚悄悄的來臨。沙波瓦洛夫永遠忘不了這一夜。後來，過了好多年，他仍舊能挺清晰地想起那布滿天空中的烏雲，那晚上在烏雲後麵閃爍著的一鉤新月，以及那黑暗的泛著淡紫色似的、遍地積雪的草原。”記不得當初為什麽迷戀這一句，現在看起來，這一句似乎和《百年孤獨》開頭那個名句有某種神似之處。 　　 　　《謝陀夫號在北極》（巴箕庚著，蓀棪譯，泥土社，1954）。這部自述體的小說來自真人真事，作者巴箕庚是蘇聯破冰船“蓋奧爾吉.謝陀夫”號船長，他率領他的船員們深入北極地帶做科學考察工作，如觀察北極的氣候、測量海洋的溫度，測量冰的厚度等等，他們戰勝了重重困難，勝利完成了任務，船長巴箕庚因此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在這本書裏，巴箕庚生動地講述了謝陀夫號曆時兩年的探險經曆，最後的結局是斯大林的親切會見。有趣的是，這本書開頭的人物表裏，排在最前麵的前三名依次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 　　 　　文革前出版的蘇聯探險小說還有一些，比如《阿萊山上的巴思馬奇》（魯克尼茨基著，一之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遠征隊》（魯加謝維奇著，李濟生譯，平明出版社，1953）和《找寶藏的人》（巴揚著，傅舉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以上提到的這些不過是小說而已，並不說明什麽問題，真正有價值的是那些為俄國開疆拓土的探險家的自述，或是專門評述這些探險家、冒險家、侵略者事跡的書籍，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國出了不少這一類的書，僅我記得的就有《哥薩克在黑龍江上》、《外貝加爾的哥薩克》、《阿穆爾邊區史》、《俄國在遠東》、《俄國在遠東》、《征服中亞史》、《攻克璦琿》、《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俄國海軍軍官在遠東的功勳》等等等，看這些書讓人心情複雜，有一種難言的恐懼與無奈。 　　 　　我小時候正是中蘇交惡的高潮年代，那時候蘇聯修正主義是我們的頭號敵人，中蘇戰爭曾經一觸即發，危在旦夕。當時看著中蘇地圖總是不寒而栗――他們那一片土地太遼闊了，從巴倫支海到白令海，橫貫歐亞，一望無際，沉重地壓在我們頭上，就好像遠古的北方遊牧民族，他們的裝甲騎兵說來就來，旋風般洗掠中原的百姓，那是中國幾千年的噩夢。俄國人是怎麽攫取到那一大片土地的？持續幾個世紀的開疆拓土，無止境的擴張欲望和野心，強悍的和野蠻的擴張行動，勇敢、堅韌、百折不回的擴張意誌。總之，擴張成了俄國人的傳統，從這些探險小說和講述俄國擴張史的書籍可以看出，這種進取擴張的精神流進了沙皇俄國人、蘇聯人以及未來俄國人的血液裏。說到底，什麽都是虛的，隻有土地、土地上的資源和財富以及擁有土地的後代子孫才是實在的， 　　 　　回想1581年，葉爾馬克率領他的800名哥薩克騎兵越過烏拉爾山，掀開了俄國人向東方進軍的序幕，那一年是明代最後一個強人張居正逝世的前一年。此後，明帝國走向衰落，繼起的清帝國也無法抵擋俄國人蠻橫的步伐，以致幾百年來，俄國人奪取的土地越來越多，而我們失去的土地也越來越多。今天，當我們遙望興安嶺外那一片曾經屬於我們的土地，在譴責沙俄帝國主義侵略之餘，是否也該歎息，我們缺乏積極進取征服大自然的氣質呢？ 65，《鋼與渣》、《第涅伯河上的燈火》及其他生產建設小說 　　 　　1941年，法西斯德國大舉侵略蘇聯，德軍三路並進長驅直入，在德軍的閃擊攻勢下，不過三個多月，蘇軍的精銳主力部隊損失殆盡，被逼到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城下苦苦支撐。希特勒洋洋得意地叫囂：東方戰事已經結束，斯大林已經完了！在那個嚴峻的時刻，全世界都在盯著蘇聯戰局惴惴不安：蘇聯能頂得住嗎？當時沒幾個人相信蘇聯有救，連斯大林本人都幾乎喪失了信心。可結果卻出乎人們意外，蘇聯不僅頂住了，而且獨力和德軍纏鬥了整整三年之久。當蘇軍把德軍打得敗象已露時，才等到姍姍來遲的盟軍第二戰場。現在回頭來看，是什麽因素支持著蘇聯單獨與德軍鏖戰了三年並反敗為勝？我以為除了盟國的少部分物資援助外，斯大林和蘇聯人民在戰前十幾年大刀闊斧建設起來的工農業體係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斯大林奪取並且鞏固了權力之後，立刻著手用強悍的手段開展大規模建設，到了二戰爆發前，蘇聯的各項建設已初具規模，搖身變成一個眾所矚目的工業強國，夠本打一場大戰了。戰前十幾年裏，諸如“工業化”、“集體化”、“五年計劃”、“斯達漢諾夫運動”、“創造性勞動”等等時尚名詞成了蘇聯社會的主題詞。建設的風潮自然也擁進了文學領域，蘇聯建設的各個方麵――工業建設、農業建設、基礎建設、交通建設、國防建設、能源建設等等都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出了不少謳歌蘇聯人民建設成就的作品。在文革前出版的蘇聯建設題材小說中，除了前麵已經介紹過的幾部著名作品――《水泥》、《索溪》、《時間呀前進》、《油船德賓特號》、《勇敢》、《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之外，以下這些作品也值得注意： 　　 　　《鋼與渣》（波波夫著，移模譯，時代出版社，1953；侯浚吉譯，文化工作社，1953）。《鋼與渣》描寫蘇聯鋼鐵工人在衛國戰爭中立下的不朽功勳，在文革前頗為風行。戰爭爆發後，位於頓巴斯的一家鋼鐵廠的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為了支援前線，全力以赴投入生產，他們深知工廠煉出的每一噸鋼都是打敗法西斯侵略者所必需的。當戰線逼近頓巴斯時，工廠逼迫撤往烏拉爾，隨同撤退的職工在烏拉爾的工廠繼續加班加點，提高勞動效率，為戰爭煉出優質鋼材，而留下的職工則參加地下組織的活動，與占領軍和幾個無恥的叛徒進行鬥爭。這部小說塑造了一係列優美動人的人物，他們以創造性的勞動為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作者波波夫曾是一位鋼鐵廠的工程師，《鋼與渣》是根據他在戰時生活中的觀察與體驗創作出來的，是他的長篇處女作，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 　　 　　《第涅伯河上的燈火》（尤列柴斯基著，仲佛震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這部作品寫的是著名的第聶伯水電站建設工程。1926年，蘇聯政府製定了電氣化計劃，決定率先在第涅伯河下遊紮波羅熱市興建大型水電站。第聶伯水電站1927年動工，經過蘇聯建設工人曆經五年的艱苦工作，於1932年竣工發電，這是蘇聯建設的第一個聲譽卓著的大工程。《第涅伯河上的燈火》敘述了第涅伯水電站建設的經過，作者描寫了火熱的建設場麵和建設者們火紅的建設激情，他們如何克服困難，發揮集體力量和勞動智慧，曆盡艱辛完成偉大的建設任務，其中還穿插了與階級敵人破壞分子的鬥爭，以及幾個優秀共青團員的成長。作者尤列柴斯基生於1888年，1908年即開始發表作品，影響不算大。第聶伯水電站竣工那一年，尤列柴斯基以《消息報》特約記者身份采訪了工程現場，這部小說是他深入工地接觸建設者們的結晶。除這部作品外，還有一部描寫第聶伯河水利工程建設的長篇小說《被征服的河》（尤萊讚斯基著，徐家鶴譯，國際文化服務社，1953）曾在中國出版過中譯本。 　　 　　《巴庫油田》（古謝因著，李濟生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20世紀上半葉，阿塞拜疆的巴庫油田是蘇聯石油的主要產地（1940年曾經負擔蘇聯石油年產量的71％），阿塞拜疆首都巴庫是名副其實的石油城，幾十年裏都是蘇聯的命脈所係。《巴庫油田》寫的是阿塞拜疆青年石油工人的勞動生活，他們的學習、工作、勞動競賽和業餘生活，讚美了蘇聯工人階級的勞動熱情和高貴品質。作者古謝因是阿塞拜疆人，本書是用阿塞拜疆語寫成的。順帶說一句，巴庫這個昔日蘇聯時期的石油聖地如今已經沒落，石油年產量大概是現今原蘇聯地區整個年產量的零頭。 　　 　　《未來從今天開始》（培爾采著，鄭伯華等譯，光明書局，1955）。這部小說描寫拉脫維亞首都裏加火車車輛製造廠的工人生活，兩個青年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研製成功高速切削法，並且普及了他們的成果，大大加速了生產效率。小說寫了他們遇到的困難，和保守分子、破壞分子的鬥爭，以及他們這一群蘇維埃青年工人在創造性勞動中品嚐到的快樂，整部小說寫的熱情洋溢，充滿了斯大林時代特有的幸福感。 　　 　　《我們切身的事業》（伏爾科夫著，劉光傑、夏宗易譯，工人出版社，1954）。列娜是一位年輕的蘇聯姑娘，她來到一家商店當了一名清潔工，沒有覺得這個工作有什麽見不得人，而是專注於工作，認真負責的完成工作，生怕由於自己的過錯而影響到商店的聲譽。她熱愛生活，熱愛學習，熱愛朋友，熱愛自己的愛人，過得快樂充實。衛國戰爭爆發後，她克盡職守，更加忘我地勞動，和千千萬萬蘇聯蘇聯人民一起，度過了那些艱難的年頭，默默的為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由於她的真誠和努力，終於使自己的人生煥發出光彩－－她成了先進工作者，擔任了領導職務，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業績。小說歌頌了蘇聯普通勞動者的美麗心靈，寫得真摯感人。 　　 　　文革前出版的蘇聯生產建設類小說還有這樣一些，《一個偉大建設的開端》（加拉克薑諾夫、阿格蘭諾夫斯基著，王仲年譯，文化工作社，1953）、《第三代》（祖巴文著，萬方泰譯，作家出版社，1951）、《複興頓巴斯》（格林著，葉至美譯，文光書店，1953）、《火光》（卡拉瓦葉娃著，顧用中譯，新文藝出版社，1955）、《基利貝也夫船長》（沙任著，邵洪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漫長的道路》（卡捷爾裏著，黎群譯，作家出版社，1958）、《白焰》（沙布柯著，陳複庵譯，潮鋒出版社，1954）、《車間主任》（普拉托希金著，種覺譯，光明書局，1953）、《急驟的轉彎》（列昂尼朵夫著，郭恕可譯，時代出版社，1954）、《幻想實現了》（巴都裏著，周愛琦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姐妹們》（穆赫塔爾著，衷維昭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七船島》（奧西波夫著，高華譯，時代出版社，1954）、《庫斯尼茲克地方》（瓦洛辛著，韋叢蕪譯，文化工作社，1952；《庫茲尼茨克》，朱周木譯，中華書局，1954）、《親愛的祖國》（薩揚諾夫著，華春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硬質合金》（庫茲涅佐夫著，北京編譯社譯，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店門大開》（阿爾古諾娃著，童新譯，工人出版社，1957）……以上這些隻是部分書目，這類作品是蘇聯小說的主流，就像工廠的流水線一樣，批量地生產出來，數量非常可觀，內容和形式也都有相似之處，總的來說質量一般，限於篇幅，這裏就不一一詳加介紹了。 　　 　　值得說說的是《店門大開》（阿爾古諾娃著，童新譯，工人出版社，1957），這部小說寫的是蘇聯商店售貨員的眾生相，一群落後分子如何變成先進的故事，筆調幽默風趣，輕鬆愉快，讀這樣的書讓當年精神緊張的讀者感覺很享受，所以至今有很多當年的讀者還記得這部很不起眼的小說，記得當年是怎麽喜歡這本書的，這算是一個蘇聯小說閱讀史上的一個異數。 66，格拉寧：《探索者》 　　 　　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批年輕的“前線一代”作家登上了文壇，格拉寧、特裏豐諾夫、阿斯塔非耶夫、田德裏亞科夫、瓦西裏耶夫，貝科夫、邦達列夫、艾特瑪托夫……這批文壇新血顯示了銳不可當的創作實力，成了戰後蘇聯文學的主力部隊。他們這一批人有幾個共同的特點，1，他們大多以普通士兵或者下級軍官身份經曆了衛國戰爭的考驗，天天與死亡做伴，知道什麽叫戰爭的殘酷，他們對戰爭的觀察與體驗與那些走馬觀花的戰地記者不可同日而語。2，他們登上文壇時，斯大林時代已經結束或行將結束，他們幸運地與“無衝突論”“粉飾現實”“阿諛媚上”等潛規則擦身而過，沒有沾染上這些惡劣習氣，因此他們的創作風格與前輩們迥然不同。3，他們大膽觸及了社會的陰暗麵，不諱言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深入反思衛國戰爭的得失成敗，真實描寫戰爭的殘酷一麵以及戰爭中不為人所知的隱情，真實描寫戰爭對蘇聯人民精神上的影響，這些內容是歌舞升平的斯大林時代難以想象和容忍的。 　　 　　可惜的是，這批新一代作家一直到80年代才在中國卷起一陣旋風，當他們成氣候時，中蘇剛好陷入冷戰，文學交流戛然而止，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中很少見到蘇聯小說的蹤影，因此五十年代的中國讀者並不熟悉他們的作品。在這批作家的作品中，隻有早期的兩部長篇小說在50年代的中國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即格拉寧的《探索者》和特裏豐諾夫的《大學生》。 　　 　　先說格拉寧。格拉寧生於1918年，1940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工學院電機係。曾任列寧格勒基洛夫工廠動力實驗室和設計處主任工程師。衛國戰爭期間在蘇軍坦克部隊服役，曾任坦克連連長。1949年開始發表作品，他的作品大多與知識分子的生活、工作、內心世界有關，早期幾部中短篇作品（《第二個方案》、《科爾沙科夫工程師的勝利》、《新朋友》、《亞羅斯拉夫.東勃洛夫斯基》）在中國不大為人所知，在中國引起反響是從他的成名作《探索者》開始的。 　　 　　《探索者》是格拉寧以他在動力研究所工作期間的經曆為素材創作的，他仔細研究了年輕一代的科學工作者，體驗了他們的創新進取精神，還有他們在官僚主義盛行的現實環境中的掙紮與苦悶。作者的主人公洛巴洛夫是一位參加過衛國戰爭的年輕科學家，戰爭期間，他的戰友曾為了檢查電話線故障而犧牲，為此他決心研製出新的測定電話故障的定位器。為了這項發明，洛巴諾夫放棄了在學術界的大好前程，毅然來到電力管理局工作，就任實驗室主任。洛巴洛夫就任後為改變實驗室一盤散沙、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麵貌，為了新定位器研製工作的開展，義無反顧地開始一場戰鬥，他的對手包括不習慣新的工作方式的下屬，扯後腿的老同學，發明舊定位器的老科學家，阻撓新定位器研製的各級部門和地方的領導同誌......嚴峻的矛盾和鬥爭從在學院裏設計定位器開始，步步深入，一直延伸到了蘇聯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當然最後所有矛盾都解決了，洛巴諾夫在鬥爭中得到了成長，也收獲了愛情。 　　 　　1954年，《探索者》問世時，正是蘇聯社會春回大地的解凍時節，以往的禁忌煙消雲散，那個時候問世的作品顯示出了與斯大林時代格格不入的景象。在《探索者》中，格拉寧所描寫的蘇聯社會不僅是主人公洛巴諾夫想象不到的，也是我們讀慣了斯大林時代文學的中國讀者所陌生的世界。洛巴洛夫的遭際和鬥爭，對手不僅僅是經不起風浪的群眾，維護個人利益的老同學上級、老科學家，墨守成規的各級官僚主義者，更是蘇聯社會的管理控製體係以及斯大林執政多年所留下的歪風邪氣。當然，格拉寧寫作《探索者》時，蘇聯社會還沒有完全從斯大林時代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他本人也不可能跳脫出風行幾十年的創作習慣。打個比方，格拉寧設計了多條線索，淋漓盡致地渲染了主人公改革事業的困境，矛盾之尖銳，鬥爭之激烈，內心之煎熬，實不比真實的戰場差多少。當層層累積的戲劇性衝突到了高潮時候，所有的一切居然都迎刃而解了。細細品味，問題的美滿解決並不是真實的邏輯，而是作者想當然的操弄而已。換句話說，作者忙了半天，本想做一頓餃子宴，和好了餡兒，擀好了皮兒，卻不會包或包不好或不敢包餃子，結果煮成了一鍋麵片兒湯，感覺味道怪怪的。 　　 　　不過總體說來，《探索者》不失為特定曆史時期湧現出來的優秀作品，正如出版方所總結的那樣：“作者通過主人公洛巴諾夫的工作和生活，刻畫了一個性格優美、有創造思想和鑽研精神的青年科學家的形象，並有力地諷刺了那些官僚主義的領導幹部，和他們對科學和人民的漠不關心；此外還說明了他們不良的領導作風給共產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極大危害。這部小說富有生活氣息，人物性格鮮明，描寫生動細膩，在1955年出版後，蘇聯文藝界一致認為是一部難得的傑出作品。” 　　 　　70年代末蘇聯小說解禁之後，格拉寧在《探索者》之後創作的作品大部分都已介紹到中國來，最早的一部是描寫生物學家柳比歇夫一生事跡的中篇傳記小說《奇特的一生》（侯煥閎、唐其慈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79），該書的寫法也比較奇特，融文獻總結、傳記、散文、小說於一爐，作者稱之為文獻散文。長篇小說《一幅畫》（張秉衡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6）發表於1980年，通過一幅畫的流傳反映蘇聯城市改造中如何保護文化景物以及引起的道德衝突，影響很大。其他作品還有：揭露學術界不正之風、探討知識分子道德問題的中篇小說《同名者》（石公、沙端一譯，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描寫衛國戰爭期間一位女政委悲慘命運的中篇小說《克拉芙吉婭.維洛爾》(收入《同名者》內)；描寫青年知識分子在農村鍛煉成長的長篇小說《婚後》（王秉楠等譯，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發表於60年代的知識分子題材代表作《馴雷記》（馮昭璵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描寫一位生物學家一生遭遇的《強者》（範娟、佟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其他中短篇作品《異城情雨》、《建立塑像的地方》、《方坦卡街上的一幢房子》等散見於80年代出版的蘇聯小說選集中。 　　 　　在格拉寧的這些作品裏，我們了解到蘇聯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他們的追求與困惑，他們與蘇聯社會體製的衝突與妥協，以及他們複雜的內心世界。讀過《探索者》之後，讀者或許以為隨著蘇聯氣候的進一步回暖，格拉寧以後的作品會更加鋒芒畢露，其實不是這樣，格拉寧此後的創作反而收斂了鋒芒，更加內斂深沉，風格更加樸實自然。讀他的作品，剛開始會覺得平淡乏味，一旦讀進去後，就會覺得頗像黃蓉給洪七公做的那道炙肉條，諸味紛呈，變幻多端，直如武學高手招式之層出不窮，人所莫測。 　　 　　《探索者》（格拉寧著，嶽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67，特裏豐諾夫：《大學生》、《濱河街公寓》 　　 　　最早注意到特裏豐諾夫，大概是1975年或者1976年讀到他的中篇小說《交換》，如果記得不錯的華，應該是在《摘譯》上看到的（《摘譯》是四人幫時期上海出的期刊，從1974年出到1976年，分為外國自然科學哲學、外國哲學曆史經濟、外國文藝三種，每期發表一些蘇聯和西方的新作品加上氣勢洶洶的批判文章，當時頗為風行，大家都是衝著那一點供批判用的外國文字去的）。《交換》描寫一對夫妻趁母親病危之機，費盡心機利用一切關係和手段試圖擴大住房麵積的故事，這篇小說是作為蘇聯變修、蘇聯人民也變修的反麵活教材提供給中國讀者的，但中國讀者卻從中發現了自己身邊發生的事，諸如走後門，拉關係，利用權力謀點小私小利等不正之風。當時這類蘇修小說出了不少，《交換》在其中並不算特別突出。過了幾年，當我得到特裏豐諾夫的《濱河街公寓》，品讀再三，不僅歎為觀止，大為折服，從此把特裏豐諾夫封為偶像，景仰至今。 　　 　　在前線一代作家中，特裏豐諾夫是最早在中國出名的一位。1952年，他的成名作《大學生》中譯本問世，在中國青年讀者特別是大學生讀者中引起強烈的反響，一時洛陽紙貴。藍英年先生這樣回憶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們，有誰沒讀過蘇聯小說《大學生》？我是1953年讀的，那年我是中國人民大學俄語係二年級的學生。我們讀得如醉如癡，在教室裏讀，在宿舍裏讀，在公共汽車上也讀。一次我從西直門乘公共汽車返校，車上兩名北大女大學生熱烈談論書中的兩位主人公瓦吉木和謝爾蓋，批判謝爾蓋的個人英雄主義，稱讚瓦吉木的集體主義精神。”（《從“大學生”到“濱河街公寓”》從藍先生的敘述可見，《大學生》在當年是如何受到歡迎，以多麽強勁的力道震撼了中國的大學生們。 　　 　　《大學生》的中譯本出自汝龍先生，作者名譯作特裏佛諾夫，書裏附有費定、葉爾米諾夫等四位名家的書評以及“關於作者的生平”，“作者生平”把特裏豐諾夫說成是“莫斯科的一個辦公室工作者的兒子”，這是不確的。尤裏.特裏豐諾夫生於1925年，1981年去世。他的父親是一位老革命，紅軍的高級將領，1937年大清洗時被捕，1938年蒙難。那一年特裏豐諾夫才13歲，之後他帶著人民敵人的出身標簽由親戚撫養長大。在前線一代作家中，特裏豐諾夫是比較少見的沒上過前線的一位（或許是沒通過政審的緣故），衛國戰爭期間他在莫斯科飛機製造廠工作，當過工人和廠報記者，1945年考入高爾基文學院，1949年創作了長篇小說《大學生》，從高爾基文學院畢業。 　　 　　《大學生》發表後，大受讀者歡迎，接著又榮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特裏豐諾夫從此一舉成名。不過據說當時斯大林曾問過，這是不是那個特裏豐諾夫的兒子，小說寫得真好嗎？兩個問題都確認了後，斯大林親筆把特裏豐諾夫的名字從原定的一等獎劃到了二等獎的名單裏。這個典故來源於阿格諾索夫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淩建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與事實有點出入，當年《大學生》排在全部24部獲獎作品名單的倒數第3名，即三等獎第11名，這個排名估計和他的出身有關。在我看來，《大學生》雖然帶著濃厚的斯大林時代色彩，但比起排在前麵的那些作品可是強太多了。 　　 　　《大學生》以戰後的蘇聯大學為背景，講述兩個從前線複員歸來的青年大學生之間的衝突，全景式地描繪了蘇聯高等院校以及大學生的生活畫麵。複員軍人瓦吉木.白洛夫歸來後進入師範學院學習，跟他的中學時代的好友塞爾蓋伊.巴拉文同班。白洛夫為人正直，爽朗熱情，為了實現成為一名人民教師的願望，他克服了重重困難，刻苦學習，堪稱蘇聯青年一代的表率。巴拉文聰明伶俐，才華橫溢，但名利思想嚴重。小說著重寫了巴拉文的論文事件，為了獲得獎學金，巴拉文不惜采用下作手段，從女友的表哥處借來一篇論文的草稿，改頭換麵當成自己的文章發表，名利雙收。他還多方鑽營，阿諛奉承一位不喜歡當代蘇聯文學的教授，當他得知這位教授的觀點將在反世界主義的浪潮中被批判時，又立刻反戈一擊以邀首功。當然，在黨團組織、白洛夫和其他同學的批評幫助下，巴拉文逐漸認識到自己走了彎路，改正了非無產階級意識的幹擾，跟上了同學們前進的步伐。 　　 　　這是個光明的結尾，但顯然不是特裏豐諾夫的本意。很多年之後，特裏豐諾夫在談起這部成名作時說：“對這本小說我有一種純屬個人的、複雜的、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講是不夠客觀的態度。……這本小說我現在連一頁也不想讀了”。如此悔其少作，全麵否定自己青春時代嘔心瀝血創作出來並給他帶來巨大榮譽的作品，一定有足夠的理由。完整地觀察特裏豐諾夫筆下的巴拉文，從此人的言行舉止、品格、操守、心理動機、所作所為看，這是個完完全全的市儈。也就是說，遠在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不僅存在這類利己主義者，而且存在這類人生存的環境和土壤，特裏豐諾夫敏銳地注意到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這類人物，並勇敢地寫了出來。巴拉文是特裏豐諾夫後期“莫斯科小說”中一係列市儈形象的原型，隻不過後期的市儈人物不再像巴拉文那樣改邪歸正了。特裏豐諾夫違心地粉飾了一下斯大林時代的“市儈”，這大概是他再也不想讀《大學生》的原因之一。 　　 　　在《大學生》裏除了白洛夫和巴拉文之外，還寫了一群來自蘇聯各地各民族的大學生，這些戰後和平生活中的蘇聯男女大學生，各有各的生活準則和目標，各有各的理想和愛好，作品寫了這個大學生班集體的學習生活和豐富多彩的課餘生活，如何爭論學術課題，如何到工廠開展文化活動，如何參加義務勞動，如何互相幫助，如何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當然還寫了他們的友情和愛情生活。特裏豐諾夫或是濃墨重彩盡情渲染，或是寥寥幾筆白描勾勒，無不寫得真切感人。 　　 　　和斯大林時代的其他作品一樣，《大學生》也安排了一個歌頌斯大林的結局：白洛夫和他的同學們參加五一節遊行時，看到了站在檢閱台上的領袖，聽到了斯大林的熱情問候：“蘇聯的大學生萬歲！”，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們則高聲回答：“光榮歸於斯大林！”此時，白洛夫非常激動：“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在這裏送我走――送我到前線去！那時候我參加軍事檢閱，我是輕機槍手……現在，我就要畢業了，去工作了，斯大林又送我走！――他送我去過和平勞動的生活！”......這樣的安排是那個時代獲得官方認可所必須的，特別是特裏豐諾夫這樣出身的人，更是不得不如此。特裏豐諾夫雖然沒有明說，讀者可以理解他深以為恥的心情，這大概是他此後再也不想讀《大學生》的另一個原因。 　　 　　對五十年代的中國讀者來說，《大學生》有著難以抵擋的吸引力。在那個親蘇的年代，蘇聯的一切都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中國人民羨慕和向往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渴望像蘇聯人那樣學習、勞動和生活。《大學生》裏蘇聯大學生熱情洋溢的精神麵貌，堅定不移的理想主義風采，詩意盎然的大學生活，浪漫迷人的愛情，這些內容至今讀起來都很動人，何況那個時代的中國青年呢？《大學生》和中國讀者見麵後，如藍英年先生所述風靡全國校園的盛況是可以想象的,這樣美好的、有活力的蘇聯大學生活，洋溢著“燦爛的青春和活潑的精神”的蘇聯大學生，怎麽能不讓當年的中國的大學生們神往不已？ 　　 　　在《大學生》之後，特裏豐諾夫在五六七十年代創作的作品包括描寫土庫曼運河工程的長篇小說《解渴》，描寫父親革命生涯和悲慘遭遇的紀實小說《篝火的反光》，描寫19世紀俄國民意黨人活動的曆史小說《急不可耐》以及一些體育題材的小說，據說這些作品價值不大，沒有進入中蘇交惡後我國內部出版機構的視線。自《交換》開始到80年代初，特裏豐諾夫享有盛名的“莫斯科小說”係列――《交換》、《初步總結》、《另一種生活》、《長別離》、《濱河街公寓》都已譯成中文，晚期的重要作品《老人》收入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外國文藝叢書”，印行10萬餘冊。這些作品是特裏豐諾夫創作生涯的精華，其中以《濱河街公寓》最為傑出。 　　 　　《大學生》（特裏佛諾夫著，汝龍譯，平明出版社，1952） 　68，特裏豐諾夫：《大學生》、《濱河街公寓》（續一） 　　 　　從1953年到1982年，蘇聯人民經曆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個統治時期，度過了相對穩定的30年，史家稱之為蘇聯的停滯時期。差不多同時，《大學生》之後的特裏豐諾夫也陷入了長達20年的停滯期，他在這個時期的作品盡管做了多方麵的探索，但表現平平，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到了60年代末，特裏豐諾夫終於找到了準星，從1969年到1976年，接連創作了五篇描寫莫斯科小市民生活的中篇小說以及長篇小說《老人》，這些作品震驚了蘇聯文壇，持續引起巨大的爭議，餘波也蕩漾到了中國，讓特裏豐諾夫擁有了新一代中國讀者。 　　 　　《交換》（《當代蘇聯中短篇小說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甜蜜的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另一種生活》，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是“莫斯科小說”的第一部，奠定了整個係列小說的基調。《交換》細致入微地敘述了蓮娜夫婦換房的經過和心理活動。作品裏的蓮娜是蘇聯小市民社會的代表性人物，她長年拒絕和婆婆同住，婆婆病危時卻迫不及待地來“孝順”，目的不過是用婆婆的房子給自己換一套寬敞一些的兩居室住宅而已，這位蓮娜深諳在現實社會生存的技術，除了婆婆的房子，她為自己為丈夫為孩子謀取好處也不手軟，各種人際關係、資源在她手裏交換來組合去，成為她幸福生活的潤滑劑。而他的丈夫盡管良心受到譴責，卻不由自主地成為蓮娜的同謀，陷入一張精心編織的關係網中。蓮娜和她的丈夫是兩類不同的人，前者是善於專營的富有進取精神的市民生活主流英雄，後者是雖不心甘情願卻無可奈何地屈服於主流的邊緣人，作者設計的這兩類既對立又合流的人物將在其他“莫斯科小說”中陸續出現。 　　 　　《初步總結》（《甜蜜的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蘇聯小說集》，新華出版社，1985）以在外地療養的翻譯家甘納吉自述的方式，用意識流閃回的手法講述他和妻子麗達、兒子基裏爾的衝突與妥協。他的妻子麗達在幾個神通廣大的朋友影響下變成了一個蓮娜式的人物，熱衷於一些稀奇古怪的行為，讓甘納吉難以忍受；而他的兒子基裏爾靠母親的活動進了大學，冷漠自私，遊手好閑，也讓甘納吉失望之極。與妻子兒子格格不入的甘拉吉憤而出走，小說通過甘拉吉的回首與反思，入木三分地描繪了一幅蘇聯知識分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景象，以及一反傳統小說模式的結局――甘納吉無法擺脫家庭生活的束縛，重新回到妻兒的身邊，繼續過著混混噩噩的日子，他的憤怒、反抗與沉重的思考終久敵不過世俗世界的強大。 　　 　　《長別離》（《長別離》，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蘇聯小說集》，新華出版社，1985）講述的是青年演員廖利婭的私人生活史，她和很有社會能量的著名劇作家斯莫利亞諾夫保持著曖昧關係，在能人的扶持下，她得到了一切――女主角、掌聲、名氣、物質享受‘飛黃騰達的美妙生活，她也隨之從一個默默無名、品格高尚的人變成了一個大名鼎鼎、低級趣味的人。相形之下，同為劇作家的廖利婭丈夫格列勃諾夫就太狼狽了，劇本的冷遇，妻子的外遇，丈母娘的白眼，讓這位丈夫忍無可忍，終於做出了選擇－－與妻子、與以往的生活永久的別離。一對從學生時代就相愛的夫妻，一個建立十幾年的模範家庭，就這樣在現實社會裏無可避免地崩潰了。 　　 　　《另一種生活》（《另一種生活》，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通過一位中年婦女奧爾加回憶已故丈夫往事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沉重的故事。奧爾加的丈夫謝爾蓋是位曆史學者，品格端正，不願與學界的邪惡勢力同流合汙，因此奮鬥多年一事無成，最後不堪重負而心髒病發作離開人世。奧爾迦雖然愛丈夫，卻無法理解丈夫的思想和行為，無法接收失敗者的命運。小說在奧爾迦的追憶中徐徐展開：她與謝爾蓋的婚姻、事業、家庭矛盾和衝突，還有在他們生活中出現的各式各樣的蘇聯菁英分子，這些菁英過著她想過的另一種生活，對奧爾加來說，“另一種生活”隻是一場夢境。這部作品彌漫著一股陰暗淒迷的情緒，深入剖析了正直的蘇聯知識分子在停滯時期的生存困境，同時對占據社會要津的主流勢力的批判也比前幾部作品更為犀利。 　　 　　這四部“莫斯科小說”陸續發表後，在蘇聯文壇激起了一陣陣波瀾，每本書的出版都伴隨著一片爭議之聲，盡管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卻總有官方學人指責特裏豐諾夫歪曲了蘇聯現實，把蘇聯社會蘇聯人民寫得太陰冷殘酷，反麵人物太多了，沒有如實描寫蘇聯社會和蘇聯人民的光明麵，沒有代表性。對此，特裏豐諾夫曾經這樣答複：“作家的任務在於創作出涵義廣闊、內容豐富多彩的作品，我就是想從各個方麵、更加複雜地描寫出那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過著小康生活、被稱作市民的那個廣大階層。這些人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更不是上層人物。這些人是普通職員、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工作者、工程師、家裏和別墅的鄰居，或者隻是熟人而已。我試圖反映人們在不同場合、不同時機的表現。我在他們表現其利己主義、沽名釣譽、貪財好色、詭秘狡黠的一刹那，便一把抓住他們……這裏，我必須立即說明，所有這些缺點絲毫不會使我震驚，因為我十分清楚，這些都是那種一時難以消除的普遍性的缺點。” 　　 　　我以為，特裏豐諾夫的反駁並沒有抓到要害，那些蘇聯評論家的言外之意是，蘇聯官方在大力弘揚什麽什麽道德什麽什麽理想，因此蘇聯人民的覺悟都很高，蘇聯社會不可能存在那麽多市儈。以當下的經驗回頭看，當年蘇聯評論家們對特裏豐諾夫的指責顯然沒有說服力，從後來蘇聯和我國學界對“莫斯科小說”的評述來看，基本上認可了特裏豐諾夫作品的真實性，認可了作家筆下係列“市儈”形象的典型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學界大多對這些“市儈”持程度不同的負麵評價，諸如“道德淪喪”、“醜惡冷酷”“厚顏無恥”“陰險毒辣”等標簽任意地貼在這些已經定性的“市儈”的身上。但問題並不那麽簡單，對特裏豐諾夫在最後一部“莫斯科小說”《濱河街公寓》中塑造的格列波夫而言，這些標簽已不盡適用，這個人物之複雜之詭秘之神奇，完全超越了普通意義上的所謂“市儈”。 69，特裏豐諾夫：《大學生》、《濱河街公寓》（續二） 　　 　　特裏豐諾夫曾經這樣概括他的創作理念：“不論在中篇小說裏，還是在長篇小說裏，我都力求達到大容量和高濃度，即在不大的篇幅中盡量表達出最豐富的內容。……在心理刻畫、報道、描寫、性格塑造和思想表達等方麵都要達到高濃度。”發表於1976年的中篇小說《濱河街》就是一部典型的高濃度小說，這部正文隻有188頁，11萬2千多漢字的中篇小說是如此的厚重，容納了如此之巨大的信息量，豐滿、蕪雜而又和諧。好小說所應包括的元素都在本薄薄的小冊子裏了，如果把我喜愛的蘇聯小說開列一個排行榜，《濱河街公寓》無疑排在第一位。 　　 　　《濱河街公寓》最早出現在中國是1978年的內部發行版本，當時無緣見到，一直到1983年才得到公開發行的版本，讀了頭幾頁即被征服，一直到今天翻來覆去不知研究了多少遍，越讀越覺得深不可測，無法完全領略這部作品的全部魅力。好的小說能提供給讀者閱讀期待之外的驚喜，讀特裏豐諾夫的作品，特別是《濱河街公寓》，出人意料的驚喜層出不窮，給讀者一種絕對的震撼，整部作品如同裏麵的人物格列勃夫一樣複雜、詭秘、神奇，時間跨度之長，人物之多，情節之繁複，細節之精致，敘事手法之新穎，如果要仔細剖析，就算寫出超過原作篇幅幾倍幾十倍的文字也未必可以說清楚，絕非一篇簡介性的短文所能勝任，這裏嚐試從作品裏的幾個人物入手，簡單說一說。 　　 　　人物之一，格列勃夫，《濱河街公寓》可以看成這位格列勃夫先生的人生史或者發跡史。小說剛開始，1972年的中年格列勃夫是個飛黃騰達的蘇聯上層知識菁英，春風得意，誌得意滿。倒退回30年代，12歲的格列勃夫外號“圓麵包”，一個望著濱河街公寓（專供高幹高知居住的高級公寓）留口水的平民之子，一家三代住在鴿子籠似的小房子裏，濱河街公寓裏上等人的神通廣大和闊綽舒適的生活是他羨慕不已、可望不可及的。不過幾十年，風水輪流轉，如今的格列勃夫搬進了濱河街公寓，成了蘇聯社會顯赫的上流人物，這全靠他的一身非凡的本領：攀緣附勢、見風使舵、損人利己、不擇手段、投機鑽營、貪得無厭、巧言令色、始亂終棄……這麽多惡劣的品質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在蘇聯文學中並不多見，而這個為了出人頭地可以背叛所有人的典型“市儈”，居然成了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英雄！真是莫大的諷刺。《濱河街公寓》問世後，很多官方評論家甚至作協領導群起攻擊特裏豐諾夫歪曲現實，其實正好從反麵證明特裏豐諾夫所言不虛，反證了格列勃夫這個人物的真實性，十數年後蘇聯土崩瓦解，不正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蛀蟲格列勃夫們搞垮的嗎？那些領導那些評論家今安在？ 　　 　　人物之二：廖夫卡。這個人物是作為格列勃夫的對照物出現的，小說開始時，格列勃夫偶遇的廖夫卡落魄、潦倒，形同流浪漢，退回30年代，同樣12歲的廖夫卡因為有厲害的無所不能的繼父，住著高級公寓，吃香的喝辣的，要啥有啥，仗勢欺人，橫行霸道。到了大學時代，廖夫卡更是呼風喚雨，不可一世，樣樣比窮酸的格列勃夫強。按廖夫卡的身價來說，這個斯大林時代特權階級的寵兒隻是眾多類似寵兒中的小角色，上不得台盤，竟然就敢這麽橫，其他大寵兒會如何那是可想而知了。隨著斯大林時代的結束，繼父們的垮台，廖夫卡失勢了，沒落了，把舞台連同濱河街的公寓讓給了新貴格列勃夫之流。回過頭來觀察，這兩人有區別嗎？新特權階級格列勃夫們蛀垮了蘇聯，換了老特權階級廖夫卡們，蘇聯豈不是跨得更快？ 　　 　　人物之三：甘丘克教授。甘丘克曾經是斯大林時代的大人物，這位老布爾什維克、著名文藝理論家參加過20年代文藝界的思想鬥爭，為蘇共整肅文藝界立下過汗馬功勞，可在戰後的權力鬥爭中卻敗於敵手的陷害，敗於準女婿格列勃夫的背叛，家破人亡，孤苦一生。小說最後，風燭殘年的甘丘克去墓地探望女兒索尼亞的場景，我以為是蘇聯小說中最驚心動魄的段落，淒婉陰暗的場麵讓讀者心動不已，更讓讀者思索這位個性鮮明的學者令人扼腕的悲劇人生。每當讀到這一段，總是想起偉大的巴赫金，巴赫金如今聲名顯赫，卻很少有人知道巴赫金的人生之路多麽坎坷曲折，與同時代人甘丘克相比有過之無不及。 　　 　　人物之四：“我”。《濱河街公寓》的敘事手法采用全知敘述者和第一人稱敘述者交錯出現的方式，這個“我”是格列勃夫、廖夫卡的童年夥伴，晚年甘丘克的友人，無名無姓，目光敏銳。在“我”的敘述段落裏，關於這一群濱河街少年生活細節的描述最為吸引人，充滿了想象力和創造力，生動幽默，現場感十足。我想，這個聰明睿智的“我”正是特裏豐諾夫的化身，書中這一群12歲的少年映射了特裏豐諾夫最深切的記憶。1937年，特裏豐諾夫的父親被斯大林逮捕入獄，那一年，特裏豐諾夫正好12歲，從高幹子弟的雲端瞬間跌入了反革命後代的穀底，此後的漫長歲月，多少世事變遷世態炎涼從他眼前經過，“我”看透了格列勃夫的虛偽，看透了廖夫卡的平庸，看透了甘丘克的悲劇緣由，估計也看透了蘇聯社會的真實一麵。 　　 　　《濱河街公寓》有意思的人物還有很多，比如苦命的教授女兒索尼亞，熱衷鍛煉意誌的少年安東，廖夫卡有能耐的繼父舒列普尼科夫，甘丘克的對手德魯嘉耶夫……蘇聯社會各個時期各個階層各式各樣的人物你來我往，紛紛登場，個個栩栩如生，共同上演了一場人性善惡的精彩大戲。關於這部小說的主旨，後來有不同的解讀，有人借格列勃夫的形象解讀為反市儈小說，有人借廖夫卡的形象解讀為反特權小說，有人借作品的譴責意味解讀為反蘇小說，這種簡單的歸類法並不能概括《濱河街公寓》的豐富內涵。從文學欣賞角度看，在這部小說中既可以領略托爾斯泰式的博大與精深，又可看出陀斯妥耶夫斯基複調與對話小說的神采，此外更多的是繼承了契訶夫平民小說與日常生活小說的傳統，有對蘇聯“生活現象和時代現象”的關注與批判，也有對蘇聯社會形形色色小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在敘事方式上也做了恰到好處的創新，整篇小說凝練、充實，幾無廢話，彌漫著優雅迷人的詩意情調，給讀者以純粹的藝術享受和滿足。 　　 　　特裏豐諾夫的其他作品中，《老人》（張草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發表於1978年，中譯本在80年代初的中國頗受歡迎，這部小說從一個老人的視角，以兩條平行的線索交叉講述發生在蘇聯時期紅軍的一件冤案和當代蘇聯的幾個市儈圍繞一棟別墅的爭奪戰。在這部作品中，特裏豐諾夫關注的視野更加廣闊，思想容量更大，批判意識更強，敘事手法也更加複雜，不過相對於“莫斯科小說”來說，《老人》穿梭於兩個時代的敘述似有脫節之嫌，不如《濱河街公寓》那樣曆史和現實渾然一體，《老人》中被批評家集中注意的現代市儈形象，也是“莫斯科小說”中與讀者見過麵的，新意似也不夠。 　　 　　另一部長篇小說《時間與地點》是特裏豐諾夫生前發表的最後一部作品，描寫一個青年作家在蘇聯社會的遭際，此書隻聞其名，不見其影，在80年代上半葉的蘇聯小說出版熱潮中，這一部《時間與地點》沒有順風出版，從此杳無音信，至為可惜。 　　 　　隨著一批回歸作家的重新發現，特裏豐諾夫這樣的勃列日涅夫時期作家不再有人關注，隨著蘇聯的解體，蘇聯小說成了昨日黃花，特裏豐諾夫和他的作品更是被遺忘了，像《濱河街公寓》這樣不世出的絕代小說，價值被嚴重低估。如此傑出的作家，如此傑出的作品，遭受這樣的冷落實在很不公平。 　　 　　《濱河街公寓》（特裏豐諾夫著，王燎、藍英年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 70，《三個穿灰大衣的人》、《我們的夏天》及其他學生小說 　　 　　多年以前，我在圖書館翻閱過一本民國時期出的畫冊，內容是40年代的蘇聯大學生活。從幾十幅圖片中看到的蘇聯男女大學生，或嚴肅認真，或笑容可掬，個個朝氣蓬勃，人人開朗明媚，這些蘇聯大學生是五十年代中國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在那個中蘇友好的高潮時期，蘇聯的一切都是那麽的神秘，那麽的美好，那麽的讓人向往，大家恨不能一步邁進蘇聯式的天堂。而在當年的中國青年學生眼中，蘇聯大學生的風采更是令人迷戀、崇拜、神往，一批描寫蘇聯大學生和中學高年級學生的小說不脛而走，滿足了人們對蘇聯校園生活的浪漫想象，自然很受歡迎，除了特裏豐諾夫的《大學生》、別克與洛依柯的《年輕人》這兩部佳作之外，下麵這些作品也是當年的熱門讀物。 　　 　　多勃羅沃爾斯基：《三個穿灰大衣的人》 　　 　　《三個穿灰大衣的人》曾經深深地打動過五十年代的那一代中國青年讀者，這部描寫戰後大學生活的小說與特裏豐諾夫的《大學生》齊名，甚至比《大學生》還要有影響。所謂三個穿灰大衣的人，是指戰爭結束後穿著蘇軍灰色軍大衣複員的三個戰士，他們從前線歸來，走入向往已久的和平生活。小說以大學生維克多為中心，以優美純淨的抒情風格描繪了戰後年輕一代的生活畫麵，寫了他們的學習、工作和豐富多彩的課餘業餘生活，寫了他們的感情世界，他們的愛情、友情和親情，寫了他們的品格和情操，寫了戰後蘇聯社會的種種風貌，寫了蘇聯人民積極進取重建家園的情懷，整部文筆細膩質樸，真摯動人，散文詩般的抒情段落比比皆是，仿佛一股清澈的情感小溪流入讀者的心頭，給讀者純粹純粹的文字美的享受。 　　 　　多勃羅沃爾斯基生於1918年，1941年從哈爾科夫大學語文係畢業後就上了戰場，戰後歸來以穿灰大衣人的身份撰寫了這部大學生小說，與特裏豐諾夫的《大學生》交相輝映。我以為相對而言，《大學生》以厚重取勝，《三個穿灰大衣的人》簡潔凝練，勝在輕靈，讀起來更加順暢舒服。整篇小說流動著詩意之美，如果有朋友要見識一下蘇聯的頂極小資言情小說，首選應該就是這部《三個穿灰大衣的人》。 　　 　　烏思賓斯卡婭：《我們的夏天》 　　 　　《我們的夏天》名氣不大，意思卻很大。關於這部作品的內容，中譯本的“內容介紹”概括得很精確：“本書描寫莫斯科大學生物學院的學生，暑期在樹林子裏所進行的許多有趣的活動。他們在老布爾什維克教授的領導之下，專心研究各種獸類、鳥類和昆蟲的生活，努力改善牠們的習性，來為人類謀幸福。在這裏，尖銳地批評了一些隻知鑽在實驗室裏做無益於人類的實驗的科學家，以及高高再上的官僚主義的領導分子。通過與自然界及落後人物的鬥爭，本書同時生動而富有教育意義的接觸了許多青年人學習、生活、戀愛和思想上的問題”。這裏簡單地提一下，據我查閱的資料，蘇聯的高等院校很注意培養學生的革新和創造能力，鼓勵學生們參加實習活動，或者參加知識性探測性的遠行，鼓勵學生們組織研究小組，大膽地從事科學研究，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讓學生們畢業之後可以解決實際問題，成為有用的人才。《我們的夏天》把蘇聯大學生的這種課外活動寫得生動活潑，饒有趣味，與我們所習慣的填鴨式教育模式很不一樣。 　　 　　烏思賓斯卡婭（1916～1966）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生物學院，她是沙俄時期的著名作家烏思賓斯基（1843～1902）的孫女，父母親都是有名的學者，家學淵源，烏思賓斯卡婭的文學功力自然不俗，不過她從小喜歡的是卻是生物學，大學期間為了這個愛好從戲劇藝術係轉入生物學院學習。戰爭爆發後她中斷了學業，去做了一名新聞記者，1948年重新進入莫斯科大學繼續學習，《我們的夏天》寫的就是她在蘇聯最高學府莫斯科大學的學習生活，把莫斯科大學這群天之驕子們的生活寫等美輪美奐。遺憾的是，這本小說的背景是李森科一夥人大行其道的年代，烏思賓斯卡婭在那個年代自然不會反對李森科觀點，而是大唱讚歌，這種時代的缺憾讓《我們的夏天》多少有些失色。 　　 　　文革前出版的蘇聯學生題材小說中比較出色的還有以下幾部： 　　 　　《一年級大學生》（雷福舍茨著，清河譯，時代出版社，1954），描寫一群列寧格勒專科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學習生活，以及參加修建集體農莊水電站的社會實踐活動，熱情謳歌了斯大林時代知識青年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 　　 　　《遠方來的青年》（戈爾著，肇堃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描寫一位遠東地區少數民族尼夫赫族青年在列寧格勒的七年大學生活，在這七年裏，蘇聯黨和政府把這位遠方來的青年從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獵人培養成一個知識菁英，這部小說既寫了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又寫了列寧格勒愉快的城市生活和校園生活。 　　 　　《謝萬湖邊》（安那尼揚著，範之超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描寫一個集體農莊中學的自然科學興趣小組的各種活動，這群少年想象力豐富，而且很有探險精神，表現了蘇聯學生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勇於探索的性格，人物故事都寫得很生動迷人。作者安那尼揚是亞美尼亞作家，這本書曾經廣受蘇聯青少年歡迎，既可看作青少年小說，也可看作是一部科普小說。 　　 　　《明天要到海洋去》（巴特羅夫著，金霞譯，新文藝出版社，1955）描寫一群敖德薩中學生的創造性活動――建設水上運動站、出海遠航、參加集體漁場勞動等等。敖德薩是一個有特殊魅力的文學城市，把這部小說和巴別爾、帕烏斯可夫斯基、卡達耶夫等人寫的敖德薩小說對照閱讀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除了前麵提到的學生小說外，文革前還出版了這樣一些作品：《天職》（伊鳩姆斯基著，苗根譯，北京出版社，1956）、《青春長在》（利雅比金著，李元傑譯，時代出版社，1954）、《教師的女兒》（巴保夫著，曾名五、談泉奇譯，正風出版社，1955）、《同學們》（米達爾著，朱孟津譯，泥土社，1955）、《青春來臨》（巴赫金著，韋辛、景涵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高年級學生》（塔爾塔柯夫斯基著，昌寰、楊正合譯，光明書局，1953）、《年青的接班人》（薩莫依連柯著，程代熙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萬尼亞同誌》（士裏亞胡著，張鳴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我的老師》（費列著，方予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5）、《希望》（岡索夫斯基著，盧鼐譯，重慶人民出版社，），這些作品在不同側麵描寫了斯大林時代大學生、中學生和各級學校教師的風采。 　　 　　小時候，我家裏珍藏了一套蘇聯的明信片，裏麵有一張是莫斯科大學主樓的圖片，那棟主樓高大巍峨，以那個時候的經驗看算是平生所見世界上最壯觀的建築了。如今那棟大樓雖然還在那裏矗立，曾經那麽神采飛揚的蘇聯大學生卻早已成為曆史的灰燼，隻好從泛黃的小說中尋找他們往日的蹤跡。有些閱曆深厚的學者指責這些大學生小說“粉飾生活”、“歪曲現實”、“圖解政策”，說蘇聯時代的大學生遠遠不是小說描寫得那麽美好，等等，或許確實如此，不過我們至少從這些小說中感受到的某種東西，比如當年的蘇聯大學生嚴肅對待生活、對待學習、對待工作、對待感情的態度，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對美的向往，對善的追求，對知識的渴望，這些應該還是有其價值的吧？ 　　 　　《三個穿灰大衣的人》(多勃羅沃爾斯基著，餘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 　　《我們的夏天》（烏思賓斯卡婭著，湯真、萬紫譯，上雜出版社，1953） 71，文革前出版的蘇聯小說補遺（一） 　　 　　除了幾位特別重要的作家還沒有提到以外，本文對老蘇聯小說（文革前公開發行的部分）的回顧已接近尾聲，由於寫得太過匆忙，資料搜集得不齊全，整理得也不夠細致，以致在前麵各個專題裏遺漏了相當數量的作品。這些作品雖然名氣不大，現在很少有人提起，但總是五六十年代蘇聯小說出版浪潮的一部分，值得提一提，至少留下書名，目送一下它們遠去的背影。以下就簡單地分類總結一下這些作品。 　　 　　（1）埃馬.格林：《南來的風》 　　 　　蘇聯文壇至少有兩個有名的格林，稍不留意就會弄混。最近十幾年比較出名的是中篇小說《紅帆》的的作者亞力山大.格林（1880～1932），而在五十年代初出名的則是埃馬.格林（1909～？），代表作為獲得1947年斯大林文學獎金的長篇小說《南來的風》。這部作品用第一人稱敘述了芬蘭的兩個兄弟在二戰中的命運，以簡潔質樸的文字描寫了這兩位質樸的農家子弟對土地的熱愛，他們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以及在大時代裏如何轉變了對蘇聯的態度，歌頌了南來的風即蘇聯吹來的風對芬蘭人民的影響，此外還穿插了一段動人的愛情故事。《南來的風》是50年代初的熱門小說，幾年內至少出現了四個中譯本，分別是全譯本《南來的風》（韋德培譯，文化工作社，1951），以及節譯本《南風》（劉征譯，三聯書店，1950）、《南邊的風》（葉至美譯，新群出版社，1950）、《從南邊吹來的風》（徐凱奇其譯，泥土社，1951）。 　　 　　埃馬.格林出身於農民家庭，父母早亡，他在孤兒院長大，曾做過雇工，在波羅的海艦隊服過役，並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參加過衛國戰爭。埃馬.格林在1937年開始他的創作生涯，早期作品包括一組描寫愛沙尼亞籍農民在十月革命創建集體農莊的短篇小說，收入小說集《最後一堆幹草》（鄭永慧譯，新文藝出版社，1951），其他中譯本還有長篇小說《另一條道路》（肇堃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也是以芬蘭農村為背景的。 　　 　　（2）弗拉易爾曼：《初戀》 　　 　　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蘇聯小說中，弗拉易爾曼的《初戀》（穆俊譯，新文藝出版社，1954）幾乎沒什麽影響，出了兩版之後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這和民國時期正好相反。早在1930年，就出現了《初戀》的第一個中譯本《少年伴侶》（俞荻譯，山城書店，1930），40年代的穆俊譯本多次再版，算是民國年間很熱的蘇聯小說。《初戀》正式的名稱是《野狗金戈，又名初戀的故事》，講述20年代遠東地區一對少男少女的初戀故事，看看帕烏斯托夫斯基的評論就知道這是一部多麽優秀的作品：“……是一篇充滿陽光的透明詩篇，它講述了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之間的愛情。這樣的小說隻有優秀的心理學家才能寫出來。這部作品的詩意就在於，對最現實事務的描寫是和童話般的感覺交織在一起的。”“在《野狗金戈》中，森林、河流、小火山的圖景，甚至是稀稀落落的百合花的圖景，都是美好而充滿著新鮮的。弗拉葉爾曼在小說中描寫的所有地區，似乎都從晨霧中噴薄而出，莊嚴地盛開在陽光之下。合上書時，我們感到自己已經沉浸在了遠東的詩意之中”。 　　 　　弗拉易爾曼（1891～1972），又譯作弗拉爾曼、弗拉葉爾曼、弗拉耶爾曼等等，出生於猶太家庭，1916年入哈爾科夫工學院學習，1917年赴遠東謀生，當過漁工和教師，後來加入紅軍從事部隊新聞工作。早期創作了一係列以十月革命前後的遠東地區為背景的中短篇小說，《初戀》是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晚年作品似乎沒有傳入中國。在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文學肖像》中有一篇文章回憶了他和弗拉易爾曼的交往－－1923年，弗拉易爾曼在巴統（格魯吉亞港口城市）認識了帕烏斯托夫斯基，以後成了帕烏斯托夫斯基作家圈子的一員，這個圈子成員還包括蓋達爾、格羅斯曼等一批年紀相仿的青年作家，他們在一起度過了十幾年愉快的時光，帕烏斯托夫斯基後來滿懷眷戀地在他的回憶錄和散文作品中記述過那些難忘的黃金歲月。關於弗拉易爾曼的作品，帕烏斯托夫斯基作了這樣精到的評點：“對自我完善的追求，對純樸的人際關係的追求，對理解世界之豐富的追求，對社會公正姓的追求，貫穿了弗拉葉爾曼的全部創作，並且，它們是用樸實而真摯的詞匯表達出來的”。 　　 　　在《初戀》的第一個中譯本《少年伴侶》中，附有一段廣告詞，雖然文辭有點滑稽，但反映了《初戀》在蘇聯大受歡迎的盛況，現一字不漏抄錄如下，以作紀念： 　　 　　“本書作者為蘇聯現代名作家。這書在蘇聯曾給予強大的刺激，哄得人手一冊。尤其是兒童。莫斯科新聞，真理報，都為這書刊載過許多的介紹和好評，國際文學被選為第一篇小說，譽為成功作。本書跟愛的教育有異曲同工之妙，溶感情教育與意誌教育於一爐，含有多量的興奮性。” 　　 　　（3）少年兒童題材的小說 　　 　　少年兒童小說是文革前蘇聯小說的一大類，數量之多、題材之廣泛、內容之豐富、品質之精良、裝幀插圖之漂亮都令人瞠目，在前麵介紹過的那些少兒作品之外，還有一批遺漏的中長篇作品，這裏補充一份簡單的書目（短篇小冊子暫且從略），不知可否喚起當年那些小讀者親切的回憶：《亞爾果航海者的故事》（斯米爾諾夫娃著，餘繩孫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5）、《蓼麗雅》（阿爾秋霍娃著，黃紅譯，光明書局，1951）、《奇茹斯與特茹斯》葛裏古裏斯著，薑烈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聖安娜號起義》（列別進柯著，種覺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9）、《我看見了什麽》（瑞特柯夫著，薛文華譯，北京青年出版社，1952）、《鄉村小隊》（伏塞沃洛什斯基著，豐一吟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9）、《甘卡》（別切爾斯基著，王崇廉譯，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9）、《昆蟲世界漫遊記》（植麗著，黃幼雄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青山旁》（伊凡諾夫著，王崇廉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6）、《我的會演戲的鳥獸》（杜羅夫著，任溶溶譯，時代出版社，1951）、《獵人的故事》（阿拉米列夫著，沈鳳威等譯，作家出版社，1957）、《他們沒有童年》（魯江諾夫、拉托夫著，陳斯庸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理想的國家》（勃拉日寧著，柳朝堅、錢君森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7）、《戰鬥中成長》（科紮申柯著，裘凱譯，青年出版社，1952）、《白哈叭狗》（庫普林(А.И.Куприй)著，潘勳照、馮順伯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我們的工廠》（施伐爾茨、弗烈茲著，任溶溶譯，時代出版社，1950）、《好朋友的故事》（卡爾娜烏霍娃著，丁如、呂寰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4）、《總輔導員》（別林諾維奇著，謝祖鈞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不朽的軍艦》（容加著，王語今譯，光明書局，1951）、《小複仇者》（古卡祥著，尚青譯，光明書局，1951）、《伽山的筆記》（古卡相著，一之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紅海軍和小黑熊》（迦甫裏洛夫著，李俍民譯，新文藝出版社，1951）、《軍校學生的幸福》（巴格莫特著，仇標譯，上海萬葉書店，1951）、《彼捷爾的朋友》（蒂格涅著，張馨譯，文光書店，1952）、《小旅行家》（泰慈著，朱樸章譯，作家書屋，1950）、《孩子的友情》（阿爾秋霍娃著，嘯青譯，光明書局，1952）、《友誼的標誌》（馬連科夫著，南致善譯，光明書局，1951）、《我的學校》（邦金著，沈小嫻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5）、《祖國的孩子》（伊凡年柯著，唐清裏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5）、《生活在前麵》（尼庫林著，柳朝堅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6）、《少年哥倫布》（比安基著，王汶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瑪麗嘉的童年》（布洛茲卡婭著，葉黎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58）、《狄克的眼睛》（諾伏格羅斯基著，洪風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9）、《遠航》（卡西裏著，徐克琬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4）、《馬雷克昌鄉的少年》（艾利斯丁著，應天士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 72，文革前出版的蘇聯小說補遺（二） 　　 　　本文沒有提到的蘇聯中長篇小說為數眾多，以下提供一份簡單的書目，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限於篇幅就不一一介紹了，以後如有機會修訂時再予以整理。 　　 　　(5) 青年題材作品 　　 　　《新來的女校對員》（阿烏傑也夫著，錢君森、邵洪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一朵小紅花》（憲蓋拉亞著，楊霞華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城郊一少年》（柯熱夫尼科夫著，汪浦譯，作家出版社，1957）、《姑娘們》（魯卡舍維奇著，方予譯，平明出版社，1954）、《成熟》（費道羅夫，苗公秉宜，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3）、《在森林地帶》（李伏娃著，倪亮譯，新文藝出版社，1954）、《光輝的生活》（茲班納茨基著，嚴繼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60）、《瑪琳娜的生活道路》（瑪利尼娜著，樊立堂譯，光明書局，1953）、《青春》（鮑依琴柯著，孺子牛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薩根的朋友們》（古裏亞著，左海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蘇非婭的春天》(蕭根楚柯科夫著，李晴譯，作家出版社，1956)、《得來不易的幸福》（納吉賓著，張草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我的青年朋友們》（斯米爾諾夫-切爾凱佐夫著，李未青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生活在召喚》（庫茲涅卓娃著，鍾囯華譯，北京出版社，1953）。 　　 　　（5）建設題材作品 　　 　　農民生活、集體農莊方麵：《海洋的兄弟》（柯熱夫尼柯夫著，裘因、鄒用九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勝利者》（拉希多夫著，肇堃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石鬆林》（費什著，葉冬心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0）、《聯合收割機手》（茹拉夫略夫著，包於煥、陳克明譯，作家出版社，1958）、《破冰期》（戈爾布諾夫著，項星耀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一個農藝師的雜記抄》（特洛也波爾斯著，禾金譯，光明書局，1954）、《百萬富翁》（穆斯塔芬著，淩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小城格盧賓》（奧布霍娃著，吉洪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布雪和她的妹妹們》（西莫娜依契捷著，文潔若譯，作家出版社，1957）、《火光》（格裏布科夫著，葉秀揚譯，泥土社，1955）、《曙光》（拉普捷夫著，陳大維譯，時代出版社，1955）、《閑不住的人》（伏隆柯娃著，趙哀琴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 　　 　　工人生活、生產建設方麵：《熔鐵爐》（李亞什柯著，金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老烏龜號船長》（林柯夫著，王運成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休養地》（葉因巴姆著，聞怡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活命的水》（柯塞夫尼柯夫著，左海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焦急的心》（茲拉托果洛夫著，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編譯科譯，時代出版社，1954）。 　　 　　醫務方麵：《大家庭的故事》（貝林著，楊綺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郭魯別夫醫生》（特雅吉列夫著，汪浦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第一個回合》（沙羅夫著，黃孝揩譯，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 　　 　　體育方麵：《一心向前》（拉也夫斯基著，李敬新譯，人民體育出版社，1957）、《旗幟在運動場上飄揚》（維任諾夫著，楊驊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運動場》（索布柯著，陳複庵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羅斯托夫草原上》（澤列蘭斯基著，李鶴齡譯，人民體育出版社，1956）、《最高記錄》（保爾非利耶夫著，清河譯，時代出版社，1954）。 　　 　　（6）國際主義題材作品 　　 　　《德黑蘭》（謝奉茨著，一之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白魔峰》（吉洪諾夫著，鄭碩甫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生活就是這樣的》（契維格良著，梁鈺文譯，光明書局，1954）、《七十二天》（耶赫尼娜、阿列依尼可夫著，張絮因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在另一個世界》（比裏-別洛采爾科夫斯基著，歐積斌等譯，時代出版社，1953）、《列寧紀念像》（索布柯著，佟軻譯，文藝翻譯出版社，1953）、《危險的逃亡者》（維果德斯卡亞著，林祥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7）軍事戰爭題材作品 　　 　　《魯班紐克一家》（波波夫金著，王子雲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在庫良吉亞包圍圈中》（阿夫托瑪諾夫著，吳景平、馮有禮譯，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馬克西姆.彼列比利查》（斯塔德紐克著，譚今、黨振威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聶莫上尉的洞》（符肖伏洛日斯基著，左海譯，永祥印書館，1952）、《為了生活》（斯龐諾夫著，逸名、吳祖烈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在斯大林格勒》（格拉西莫夫著，孫肇基、黃壽考譯，光明書局，1955）、《戰鬥的航程》（斯大裏柯夫著，陳複庵譯，潮鋒出版社，1953）、《戰士恩季波夫》（茹拉甫列夫著，嚴繼中、羅燕晉譯，潮鋒出版社，1953）、《特種性格的人們》（科茲洛夫著，曉林譯，時代出版社，1954）、《愛國者》（季柯夫斯基著，陳複庵譯，上雜出版社，1953）、《森林遊擊隊》（巴甫連柯著，王仲年譯，平明出版社，1954）、《和平的保證》（索布科著，蔡芳信、蔡時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炮火中的邊境》（比略也夫著，徐邁譯，泥土社，1954）、《遙遠的前線》（沙布柯著，陳複庵譯，潮鋒出版社，1953）、《列寧格勒日記》（英倍爾著，彭慧譯，國際文化服務社，1953）、《生命的勝利》（馬久森娜著，左海譯，時代出版社，1954）、《生命之歌》（馬久森娜著，付克譯，時代出版社，1951）、《一個潛水艇員的劄記》（約顯裏安尼著，蒲耳譯，時代出版社，1956）、《索柯爾森林的秘密》（茲巴納茨基著，孫肇堃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第三病室》（列奧尼托夫著，沈小嫻譯，光明書局，1954）、《我是蘇聯的公民》（費根著，裘衣、序東譯，平明出版社，1952）、《不滅的光》（特留斯金著，歐積斌譯，時代出版社，1954）。 　　 　　（8）曆次革命與革命領袖題材作品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多爾哥波斯基著，馮由禮譯，青年出版社，1952）、《十月》（維什涅夫斯基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十月》（雅各武萊夫著，魯迅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劍與火》(蓋爾曼著，李晴譯，群眾出版社，1956)、《歌與畫》（蓋爾曼著，阮頌銘譯，群眾出版社，1962）、《攻打冬宮》（卡比察著，曹楨堯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黨的兒子基洛夫的故事》（李別進斯基、布洛克著，榮如德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基洛夫在阿斯特拉罕》（克裏姆廖夫著，張雄武等譯，時代出版社，1954）、《伏龍芝的故事》（華西裏耶夫著，淩芝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牧人的話》（托卡著，陳克明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中國戰士同誌》（諾沃格魯茨基、杜納耶夫斯基著，紀家俊、韻逸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61）。 　　 　　(9) 其他題材作品 　　 　　《維爾霍維納，我們親愛的故鄉》（傑維遼夫著，移模譯，作家出版社，1957）、《油船圖阿普斯號》（卡裏寧、庫茲涅佐夫著，史企曾譯，群眾出版社，1959）、《浪跡追蹤》（謝維爾金著，侯華甫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孤獨》（微爾塔著，趙儷生譯，新文藝出版社，1953）、《征服火山》(古萊維奇著，民文譯，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一個英雄的童年時代》（潘文塞夫著，荒蕪譯，晨光出版公司，1949.10）、《黑麵包幹》（德拉伯金娜著，王曉靈、葉冬心譯，作家出版社，1962）、《珍尼拉寶》（梭羅米安斯卡亞著，許聲揚譯，海燕出版社，1950）、《不可捉摸的人》（納西波夫著，阮頌銘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59）、《一個母親的筆記》（塞爾蓋也娃著，徐中平譯，作家書屋，1954）、《黑幫》（古立亞著，田怡譯，作家出版社，1958）。 　73，安東諾夫的作品及其他蘇聯短篇小說 　　 　　說起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短篇小說大師安東諾夫，現今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在50年代，安東諾夫在中國讀者中享有盛名，他的作品代表了蘇聯短篇小說的最高水準，清新樸實的風格很合中國讀者的口味，因此大受歡迎。作為專事中短篇小說創作的作家，安東諾夫可以看作是蘇聯時代的契訶夫，區別在於契訶夫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而安東洛夫的作品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特色。 　　 　　安東諾夫（1915～1995）生於一個工程師家庭，本人畢業於列寧格勒汽車公路工程學院，在成為專業作家之前，他做過工人、工程師、教師，並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參加了衛國戰爭，立過戰功。安東諾夫開始發表作品是在1944年，1951年以短篇小說集《汽車在大路上行進》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50年代翻譯出版的安東諾夫作品主要有這樣一些：《安東諾夫短篇小說集》（劉遼逸等譯，作家出版社，1954）、《第一個職務》（姚堅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在工地上》（焦菊隱譯，平明出版社，1954）、《列娜》（紀陽譯，平明出版社，1954）、《汽車在大路上行進》（葉冬心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波荔西一姑娘》（婁穆譯，上雜出版社，1953）、《波德基布的歌謠》（楊立平譯，上海出版公司，1951），其中篇目多有重複。此外還有論文《論短篇小說》（李一柯譯，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1954），安東諾夫在這篇文章中闡述了他關於短篇小說的創作理念和創作經驗，很有參考價值。 　　 　　安東諾夫作品的精華部分集中在《安東諾夫短篇小說集》中，該書收入他的代表作《春》、《雨》、《汽車在公路上行進》、《信》、《第一個職務》、《舍格洛沃車站》、《在電車上》、《圖書館員》、《朋友們》、《早晨》，一共10篇，這些作品大多以斯大林時代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對象，描寫蘇聯人民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精神風貌，通過日常生活的小事件、人物的心理活動來反映主人公的勞動態度、道德品質，以及新型的人際關係，以作者本人的話來說，他寫的是“人類的新的美”。安東諾夫的文筆優美細膩，尤其擅長以白描手法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寥寥幾筆，盡顯風情，頗像武林中的絕頂高手，把技巧隱藏到文字深處，看似無招處處是招，以無招勝有招，功力非凡。 　　 　　曾經有一位蘇聯評論家這樣評價安東諾夫的作品：“安東諾夫短篇的思想內容、他的創作的高度熱情，就在於肯定生活中美好的東西，肯定真正的、淩駕一切的人類的美。……肯定日常的、普通的、平常的美，肯定人的美，把它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絕對的規範”，中國讀者看到的安東諾夫作品大多是斯大林時代的產物，後期作品是不是注意到生活中不美的一麵，風格有沒有改變，不得而知。 　　 　　蘇聯的短篇小說是文革前出版的蘇聯小說中的一大類，各種小說集、合集、個人專集以及單篇小冊子為數眾多，這裏提供一份簡單的書目，供朋友們參考。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蘇維埃作家短篇小說集1917～1957 第一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這部小說集是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為慶祝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而編選的，大多數作者和作品聞所未聞。中譯本按作者字母順序排列，原定出六卷，可惜中蘇風雲突變，這本很有價值的小說集隻出了第一卷就無疾而終了。 　　 　　其他比較重要的短篇小說集有以下這些：《一個人的名字――蘇聯作家短篇小說選（1951～1954）》（阿達勉等著，文潔諾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蘇聯衛國戰爭短篇小說選》（晨光出版公司，1952）、《在荒地――哈薩克作家短篇小說選》（穆坎諾夫等著，衷維昭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愛情――土庫曼作家短篇小說選》（薩雷哈諾夫等著，劉連增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大果園――巴什基裏亞作家短篇小說選》（阿米裏等著，張白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希望的旗幟――亞美尼亞作家短篇小說選》（伊薩克揚等著，榮如德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永遠不落的太陽――阿塞拜疆作家短篇小說選》（瑪美德漢雷等著，謝祖鈞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多人合集有以下這些：《斯大林教養的人們》（拉甫列烏夫等著，韋德培譯，文光書店，1953）《第一次嘉獎》（安東諾夫等著，清河譯，時代出版社，1954）、《我們是祖國的戰士》（愛倫堡等著，李霖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山靈湖》（葉夫理莫夫等著，李霽野譯，平明出版社，1953）、《戰鬥的前夜》（陀甫靜科等著，徐克剛譯，正風出版社，1952）、《夢》（卡達耶夫等著，曹靖華譯，正風出版社，1953）、《北極蜜》（普裏希文等著，陳良廷等譯，文化工作社，1953）、《十日旅伴》（雷特海烏等著，周漢林譯，上雜出版社，1954）、《俄羅斯性格》（阿.托爾斯泰等著，楊苡譯，平明出版社，1953）、《祖國的光輝》（列別烈赫特等著，朱曾文譯，上雜出版社，1953）、《摩拉瓦河對岸的春天》（岡察爾等著，金人譯，新文藝出版社，1952）、《迎接生活》（庫沙羅夫等著，胡輯五譯，正風出版社，1955）、《打靶場的秘密》（亞萊菲也夫等著，康曉黎等譯，上海文化出版社，1955）、《神聖的人》（阿爾達瑪斯基等著，金人譯，時代出版社，1954）、《台灣雲霧》（愛爾別爾格等著，桴鳴等譯，新文藝出版社，1952）、《在進軍的道路上》（波列伏依等著，李申生、繆進鴻譯，文光書店，1952）、《在頑強的土地上》（伏羅微可夫著，金健譯，火星出版社，1954）、《新流及其他》（台烏諾夫等著，王科一等譯，中華書局，1952）、《戰鬥的人們》（拉齊斯等著，徐克剛譯，火星出版社，1952）、《戰士的友誼》（蕭洛霍夫等著，蔣夏林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死敵》（蕭洛霍夫等著，曹靖華、尚佩秋譯，文光書店，1951）、《下班以後》（彼亞特尼茨基等著，清河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最高勳章》（索爾齊瓦等著，黎烈文譯，平明出版社，1950）、《在烏克蘭的草舍中》（瓦希列夫斯卡等著，舉岱譯，文光書店，1951）、《永遠不會落的太陽》（馬梅德罕裏等著，楊苡譯，新文藝出版社，1951）、《初埋藏的小桶》（普裏瓦洛夫等著，李葳譯，文化工作社，1952）、《祖國》（葉米爾揚諾娃等著，朔方、朱惠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雲雀》（龔察爾等著，關太平譯，平明出版社，1953）、《我們的中尉》（阿列克雪耶夫等著，譚今等譯，華南人民出版社，1954）、《為了生命》（傑米爾昌等著）、《友好的微笑》（波列伏依等著，尹夫、沈在惠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新居》（庫庫什金等著，朱家銓等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土門在歌唱》（巴托若巴依等著，康嗣群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蘇聯邊防軍人的故事》（阿夫吉延柯等著，劉磊、吉洪譯，時代出版社，1955）、《呼喚的聲音》（巴夫連珂等著，斯曛譯，新文藝出版社，1950）、《突破》（費裏奇科著，韋德培譯，文光書店，1952）。 　　 　　個人專集有以下這些：《史吉法尼克短篇小說選》（史吉法尼克著，邵洪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5）《裏雅希柯短篇小說集》（裏雅希柯著，力岡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納吉賓短篇小說選》（納吉賓著、張孟恢譯，作家出版社，1955）、《特羅耶波爾斯基短篇小說選》（特羅耶波爾斯基著，王家驤譯，作家出版社，1957）、《楊諾夫斯基短篇小說集》（楊諾夫斯基著，烏蒙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巴甫連柯短篇小說集》（巴甫連柯著，藍穀譯，時代出版社，1954）《巴甫連科短篇小說集》（巴甫連科著，趙映書等譯，作家出版社，1957）《雷特海烏短篇小說集》（雷特海烏著，簡小玄等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朋友-同誌》（雷特海烏著，方易東譯，平明出版社，1953）《新生》（阿拉克斯著，周申榮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道路在呼喚》（柯隆采夫，青江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在天鵝島上》（阿拉米列夫著，駱明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獵人的故事》（阿拉米列夫著，沈鳳威譯，時代出版社，1954）、《迎風》（卡讚諾夫著，邱鐵耕、葛林譯，作家出版社，1961）、《在另一麵世界裏》（畢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著，王沂玨）、《新朋友》（葛臘寧著，王運成譯，時代出版社，1953）、《西班牙漁民》（格裏瓦著，趙楠譯，開明書店，1952）、《尼娜車站》（杜丹采夫著，郝運譯，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瀝青路》（）、《迦麗亞》（布雷爾著，石永禮譯，作家出版社，1957）、《第三個副官》（西蒙諾夫著，高戈譯，泥土社，1954）、《成熟》（西蒙諾夫著，時代出版社，1953）、《柴來夫辛村的醫生》（阿達姆揚著，虹-玖譯，上海出版公司，1955）、《無名的同誌》（克諾列著，金怡等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一個不知名的姑娘》（羅金著，衷維馨、周天霖譯，作家出版社，1957）、《珍貴無比》（伏羅比約夫著，姚堅譯，作家出版社，1955）、《列寧格勒故事》（吉洪諾夫著，林陵譯，時代出版社，1952）。 　　 　　以上書目恐有遺漏，有待日後修正。至於一兩毛錢一本的單篇小冊子以及兒童讀物中的短篇小說，篇幅所限就不在這裏一一羅列了。 74，民國時期出版的蘇聯小說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文學在中國的推廣普及基本沒有間斷（），其中經曆了三次高峰期――民國時期、50年代和80年代。我原來一直以為50年代是蘇聯文學中譯本出版的第一個高峰，後來才知道第一個高峰出現在民國時代。據不完全統計，民國時期出版的俄蘇文學作品達一千餘種，其中蘇聯作品六百餘種，就數量而言，與50年代相比不遑多讓，何況50年代高峰期出版的蘇聯文學作品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依據民國時期的譯本再版重印的，民國時期的譯者們在50年代仍然繼續著他們的事業，可以說，50年代的高潮是在民國時期的基礎上實現的。 　　 　　民國時期蘇聯文學興盛的背後有其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原因，既有現實的需求，也有精神上的需求。在時代的大潮裏，閱讀蘇聯文學作品成為一種時尚，為滿足廣大讀者特別青年讀者的迫切需求，蘇聯文學的翻譯出版異軍突起，出版界趨之若騖，文化界的菁英也投身其中，以魯迅為首，茅盾、巴金、林語堂、鄭振鐸、周揚、夏衍、蔣光慈、葉靈風、樓適夷、周立波、徐懋庸、袁水拍、邵荃麟、徐遲、戴望舒這些風雲人物紛紛在蘇聯文學的譯者名單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還有些名人以化名發表譯作，身份有待查證），曹靖華、金人、水夫、林淡秋、汝龍、耿濟之、韓侍桁等專業翻譯家也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他們中很多人不諳俄語，即從英譯本、法醫本、日譯本轉譯，不分好壞，不辨良莠，逮著啥譯啥，經典的作品和不那麽入流的作品都呈現在中國讀者麵前。這些菁英人物如此熱衷蘇聯文學的譯介，一方麵體現了他們對當時中國現實的關注，另一方麵也隱隱表達了他們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 　　 　　看看民國時期的成績單，以作家而言，高爾基、綏拉菲莫維奇、革拉特珂夫、阿.托爾斯泰、富爾曼諾夫、諾維科夫-普裏波依、普裏什文、愛倫堡、卡達耶夫、巴別爾、左琴科、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蕭洛霍夫、列昂諾夫、蓋達爾、潘菲洛夫、別克、巴甫連柯、瓦西列夫斯卡婭、格羅斯曼、克雷莫夫、埃馬.格林、卡紮凱維奇、涅克拉索夫、奧維奇金、潘諾娃、戈爾巴托夫、波列伏依、岡察爾、西蒙諾夫……囊括了從十九世紀的資深老作家到剛出道的新秀，蘇聯文壇的主力部隊都在中國讀者的視線之內。 　　 　　再看看作品，《母親》、《鐵流》、《毀滅》、《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苦難的曆程》、《第四十一》、《對馬》、《水泥》、《一周間》、《恰巴耶夫》、《巴黎的陷落》、《城與年》、《索溪》、《磨刀石農莊》、《鐵木兒和他的隊伍》、《油船德賓特號》、《恐懼與無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虹》、《旅伴》、《南來的風》、《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星》、《日日夜夜》……這些建國後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早在建國前就擺在中國的書店裏了。除各式各樣的小說以外，在民國時期蘇聯文學書目裏還包括相當數量的詩歌、戲劇、散文、文藝理論以及兒童文學作品，中國讀者各取所需，從不同側麵充分領略了蘇聯文學的魅力。 　　 　　整理民國前出版的蘇聯小說，引起我興致的倒不是那些建國後反複再版的經典名著，而是從此消失的一些作品，對大多數讀者而言，再也無緣見到這些作品，比如道列林可的《生活的路》（熊紹均譯，人文書店，1933）、涅維洛夫的《豐饒的城塔什幹》（穆木天著，北新書局，1930）、奧格涅夫的《新俄學生日記》（林語堂、張友鬆譯，春潮書局，1929）和《新俄大學生日記》（江紹原譯，春潮書局，1929）、塞門諾夫的《饑餓》（張采真譯，北新書局，1929）、馬拉西金的《異樣的戀》（楊騷譯，北新書局，1936）、法度羅娃的《亂世之家》（汪德餘譯，言行社，1946）、羅蒂洛夫的《巧克力》（林淡秋譯，熔爐書屋，1934）、羅曼諾夫的《愛的分野》（蔣光慈、陳情譯，亞東圖書館，1929）和《沒有櫻花》（蓬子譯，現代書局，1932）、雷斯的《陰影與曙光》（荃麟譯，開明書店，1947）、顧米列夫斯基的《大學生私生活》（周起應、立波譯，現代書局，1932），這些作品大多發表於斯大林時代之前的相對自由時期，背景也大多是20年代的蘇聯社會，藝術水準參差不齊，但比較真實地反映了蘇聯政權建立初期的社會風貌和當年各階層人民的心態，對了解斯大林掌權之前的蘇聯曆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這些蘇聯小說中，下麵幾部作品值得稍微提一下。 　　 　　謝夫林娜的《維裏尼亞》（穆木天譯，現代書局，1931）。謝夫林娜（1889～1954）是蘇聯第一代職業女作家，擅長描寫女性在大時代裏的命運。《維裏尼亞》是她的代表作，描寫國內戰爭時期農村婦女的生活和精神上的變化，曾經被改編成歌劇和電影。謝夫林娜曾經是蘇聯文學的代表人物，上海大東書局在1949年出了一套“蘇聯名作家專集”，編選了五位名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謝夫林娜，其他四位是高爾基、格羅斯曼、卡達耶夫和蕭洛霍夫。 　　 　　柯倫泰的《赤戀》（楊騷譯，北新書局，1929）、《偉大的戀愛》（李蘭譯，現代書局，1930），《戀愛之路》（沈端先譯，作新書社，1928）。柯倫泰（1872～1952）是蘇聯曆史上的一位著名女性，一生多姿多彩，波折不斷。她出身於沙俄將軍家庭，19世紀末投身革命，後加入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後曾任政府要職，1922年轉入外交界，擔任駐外使節多年。柯倫泰以倡導女性解放著稱，對於性觀念持開放態度，是蘇聯早期革命隊伍中流行的“一杯水主義”的鼓吹者。柯倫泰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創作的一係列中短篇小說宣揚了其女性解放思想，曾經轟動一時，由於太過激進而被斯大林封殺後但卻在中國找到了讀者，她的幾部作品在中國出了好幾個不同的譯本，很受當年那些向往“革命加戀愛”生活方式的青年讀者歡迎。 　　 　　西蒙諾夫的《祖國炊煙》（高亞天譯，東北書店，1949）。《祖國炊煙》是西蒙諾夫戰後煞費苦心創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他早期的傑作，比成名作《日日夜夜》還要出色。這部小說的素材來源於西蒙諾夫率團訪問美國的見聞，描寫一位蘇聯駐外人員戰後回到蘇聯後的經曆，在被法西斯摧殘的蘇聯土地，如何耳聞目睹蘇聯人民的艱苦生活，如何回想起美國生活的富庶，對比之下如何激發起深沉的愛國主義情緒。西蒙諾夫在他的回憶錄《我這代人的見證》中詳細敘述了創作《祖國炊煙》的經過以及這部作品的遭際，小說發表後，很多人很喜歡，也有人很不喜歡，不喜歡的人中包括斯大林，差點因此影響了西蒙諾夫的仕途。這部小說在中國似隻出過東北書店這一版，建國後沒有出過，原因不詳。 　　 　　克拉夫琴科的《我選擇了自由》（勤宣譯，民治出版社，1947）。嚴格說，《我選擇了自由》是一部回憶錄，不過可當作小說來看。作者克拉夫琴科為蘇聯赴美貿易采購團官員，1944年叛逃之後創作了這本回憶錄，記述他在蘇聯的生活和叛逃的經過，渲染了所謂蘇共的內幕以及蘇聯人民的苦難，出版後轟動一時，成為全球性的暢銷書。在中國，正好是戰火正熾的1947年，這本書自然受到交戰一方的高度重視，一口氣出了至少三個譯本，如獲至寶，廣為宣傳，把此書作為攻擊另一方的工具。在法國，由於這本書內容太過離奇，文筆又流暢嚴謹，頗有高人代筆的嫌疑，引起左翼文化人的不滿，《法蘭西文學》雜誌發表了嚴詞抨擊克拉夫琴科的文章，招致克拉夫琴科的控告，打了一場引人注目的官司，關於這場官司的詳情，米歇爾.維洛克的《法國知識分子的世紀薩特時代》（譯林出版社，2009）作了生動的描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看看。 　　 　　民國時期出版的蘇聯文學作品內容豐富，數量多，版本龐雜，作者譯者的身份背景也有很多疑點，完全梳理清楚並非易事。要說明的是，坊間流行的民國書目蘇聯文學部分並不完整，蘇聯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推出的書籍和我國各解放區、根據地和野戰軍部隊印製的書籍並未包括在內，這兩部分蘇聯文學書籍曾在解放區和人民軍隊中風行一時，特別是衛國戰爭題材的《虹》、《恐懼與無畏》、《日日夜夜》等經典作品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戰鬥曆程中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75，阿克肖諾夫：《帶星星的火車票》 　　 　　2007年春節期間，我在上海書城二樓外國文學櫃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赫然發現《帶星星的火車票》，插在一排裝幀風格類似的叢書中，稍不留神就會錯過，這本蘇聯小說，我已經錯失了將近三十年，尋之覓之，心向往之，卻屢屢失之交臂，此刻在不經意間與之偶遇，不免百感交集。 　　 　　在中國，《帶星星的火車票》的前世今生堪稱傳奇。眼前這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的新版本是它的今生，它的前世則是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出版的內部發行版，即專供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及其子女）閱讀的“黃皮書”，在文革前的內部出版物中，《帶星星的火車票》與齊名的《新階級》、《人歲月生活》、《斯大林時代》等一起成為60～70年代地下讀書青年精神生活的路標，在那個灰暗的年代裏，這一批在非常狹窄的範圍內流傳的內部書籍哺育了一小群文化先知，為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準備了養料，至今還被當年的那群精神貴族們津津樂道。 　　 　　70年代中期，在我們那個偏遠的省份，活躍著不少地下讀書圈子，或稱為文化沙龍，圈中人聚會聊天，交流書籍，以此舒緩精神壓抑和苦悶，我哥哥是其中一個文學青年沙龍的核心成員，當我們這些小孩熱衷於《朱拉》、《秘密路》之類通俗小說時，哥哥他們正在熱讀當時流行的內部蘇聯小說――《你到底要什麽？》、《落角》、《人世間》、《多雪的冬天》等等，這些70年代出的內部書籍比較容易得到，在當年能看到這些書已經很不錯了，對外省的平民來說，文革前出的內部書籍可望而不可及。在信息歧視的年代，《帶星星的火車票》是傳說中的神話，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這些書名，不知道京城的高級文青們在讀什麽樣正牌的封資修書籍，培養了什麽樣超越時代的閱讀趣味。 　　 　　1976年後，社會氣氛漸次寬鬆，文革前那批內部書籍的詳情也通過這種途經漸漸被人所知，其中關於《帶星星的火車票》的介紹和描述特別勾起人們的好奇，比如相關資料中引述的63版原書中介紹文字――“小說描寫一群蘇聯阿飛青年跨出十年製學校以後，為追求刺激，追求西方糜爛的生活方式，竟離家出走，結夥各處流浪。作者在書中宣揚了資產階級頹廢的人生觀，美化了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此外還有《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對該書的評價――“表現當代青年生活和思想上的迷惘和苦悶……宣揚個人主義，表現出非英雄化的傾向，反映青年中缺乏信念、精神空虛的迷惘情緒”，等等。當年接收到這些信息的時候，正是從多年正統意識教育的束縛中掙脫出來的時候，“迷惘”、“糜爛”、“頹廢”、“腐朽”這些負麵的詞匯非但沒有讓我們反感和厭惡，反而更加令人激動和神往，越發渴望一窺究竟。可惜，找了很久，圖書館裏1963年的內部版杳無蹤跡，80年代的蘇聯小說出版熱潮中也沒有見到它重見天日，“火車票”成了一塊心病，每次去舊書店都要習慣性地找一找，問一問，這麽年來一直沒有如願，直到2007年初驀然發現為止。 　　 　　帶著難以言表的興奮，一口氣讀完向往已久的《帶星星的火車票》，出乎意料的是，這部傳奇性的作品並沒有帶來預想中的激動，反而略感失望。原以為這是一部反叛的、暴露的、批判的反潮流小說，就像以前那些評介文章所形容的“迷惘”、“糜爛”、“流浪”、“頹廢”、“腐朽”，可讀過之後才發現這部作品的主題相當陳舊，在反主流的包裝下其實是一部宣傳健康的、明朗的、積極的價值觀和蘇聯生活方式的主流作品。就敘事風格而言，《帶星星的火車票》跟80年代的中國先鋒小說很像，同為笨拙青澀的仿現代派文體，這一點都不奇怪，中國的新作家們跟阿克肖諾夫同樣受到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而在中國新時期文學燎原烈火的火種中則肯定有這一部《帶星星的火車票》，並且占據了一個秘而不宣的顯赫位置。 　　 　　《帶星星的火車票》發表於1963年，故事背景為1953～1964年的赫魯曉夫統治時期，這一時期是蘇聯曆史上相對有活力的時期，擺脫了斯大林時代難言的痛苦之後，蘇聯人民尤其是蘇聯青年稍微鬆了一口氣，度過了一段春暖花開的日子，也讓《帶星星的火車票》帶上了異樣的氣息。小說以不同的敘述視角講述了17歲的莫斯科少年吉姆卡和他的夥伴們離家出走、漫遊拉脫維亞的經過，細膩地描寫了這一群少年的生活環境，與長輩的矛盾與衝突，出走的經過，沿途的所見所聞和遇到的各具色彩的蘇聯普通勞動者，青春期心理與感情的發展變化，並穿插講述吉姆卡的哥哥、模範青年維克多的生活、學習和工作，以及他對弟弟的觀察與思考。整部小說篇幅不長，但內容豐滿，信息量很大，多角度多層次地反映了赫魯曉夫時期的社會風貌和蘇聯人民的生活畫麵。 　　 　　不久前，我又再次認真讀了一遍《帶星星的火車票》，身為後輩，我還是試著回到當年的語境，按那個年代青年讀者的時代經驗來感受這部作品，揣摩這部作品何以引起他們的共鳴，大致說來或許有這樣幾點原因：1，《帶星星的火車票》主要描繪蘇聯青少年平凡生活中的尋常場景，簡單輕鬆活潑的人物和故事，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沒有那麽多以往蘇聯小說中常見的那些正經的典型的嚴肅的內容，這讓受夠了斯大林時代說教的中國讀者感覺很舒服。2，《帶星星的火車票》在中國內部出版時，正值中蘇交惡，中共和蘇共理論論戰的高潮時分。在兩國漸行漸遠、文化交流斷絕時，中國讀者印象中的赫魯曉夫蘇聯乃是修正主義的惡土，不想《帶星星的火車票》展現了赫魯曉夫時代的別樣風景，與想象中的大不相同，自然讓中國讀者感到新鮮。3，《帶星星的火車票》描寫的蘇聯時代青年的日常生活給了中國讀者久違的陌生感，更陌生的是作品中隻言片語的細節所透露的西方時尚符號，比如爵士樂、牛仔褲、法國電影明星等等，這些東西在現今當然不值一哂，對45年前與世隔絕的中國青年來說，算是難得的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讓他們過一下想象中的時尚生活。 　　 　　《帶星星的火車票》的作者阿克肖諾夫，生於1932年，1956年畢業於列寧格勒醫學院，1958年起開始發表作品，早期作品中的若幹短篇小說收入《蘇聯青年作家小說集》（作家出版社，1965，內部發行）。阿克肖諾夫是蘇聯戰後崛起的所謂第四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多以城市青年的新生活為題材，內容敏感，手法前衛，因此頗受爭議。在中國，阿克肖諾夫是供內部參考的蘇聯作家，除《帶星星的火車票》有中譯本外，還有一部發表於1960年的中篇小說《同窗》（斯人譯，作家出版社1965，內部發行）。1979年，阿克肖諾夫因私下主持編印了蘇聯作家未發表作品集《大都會》，觸怒了相關權貴而引發一場風波，被迫移居美國，後定居法國。蘇聯解體後，阿克肖諾夫的作品重回俄羅斯，現在他是當代俄語文壇的一位重量級老作家。 　　 　　在蘇聯小說族係中，《帶星星的火車票》算不上多偉大的作品，但在中國卻有著非同尋常的傳播曆程，在那個閉塞的年代，它像暗夜裏忽隱忽現的一點燭火，先點燃了一小部分人的心靈之火，再經由這一小部分得天獨厚的精神寵兒照亮了更多的人。無論是十年文革時期的地下文學，還是1976年之後的新時期文學，這部作品的影響都難以估量。對我們這些平民讀者來說，這部作品是一個身份象征，好像讀到了她就躋身某個精神上高貴的階層，當年無緣讀到，苦苦追尋，沒想到一等就是幾十年，等到它重見天日，當下的年輕一代讀者在此信息爆炸的多元時代裏對這個象征物恐已不屑一顧了。 　　 　　對一些人來說，《帶星星的火車票》是他們的青春記憶，對我來說則是苦澀的追尋史。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其實讀書更要趁早，比如《帶星星的火車票》，當年苦覓不得，如今時過境遷，讀來已無滋味。一本好書，沒有在人生最合適的階段讀到，確是無法彌補的遺憾。 　　 　　（《帶星星的火車票》，王平（王士燮）譯，作家出版社，1963；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76，內部發行的蘇聯小說 　　 　　記得小時候受命寫批判稿，總是不得要領，哥哥指點說不妨研究一下中蘇論戰時的九評，這九篇文章可是大批判文章的顛峰之作，中國白話文的神品，琢磨透了妙用無窮。前些時在查找資料的時候，偶然發現了這九篇文章的合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厚厚的一本，六百多頁，瀏覽一番後不禁大呼過癮，這九篇文章加上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信件，邏輯清晰嚴密，措辭尖銳犀利，有條有理，有理有節，字字珠璣，絲絲入扣，果然是影響了一代文風的批判文章典範。不過40多年後的今天重新審視那場論戰，多少覺得不可議――如果不是出於國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的驅動，吵什麽呢？有什麽好吵的呢？大家不是一家人嗎，這樣撕破臉的爭吵不是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美帝國主義者看笑話嗎？那邊廂的帝國主義者們估計也是一頭霧水，這哥倆說吵就吵，還吵得這麽凶，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當然是真的，且不說蘇方停止援助、撤走專家、逼還貸款等惡劣絕情的舉動對我國經濟造成的重創，單說在文化上，十幾年來習慣看蘇聯小說的中國讀者無奈地發現，以往潮水般湧來的蘇聯小說消失了，精神食品斷糧了，再也不見了。自五十年代末中蘇爭端公開化之後，我國公開出版的蘇聯文學作品從之前的每年數百種驟然減少到每年數種，且逐年減少，一直到零。與此同時，蘇聯文學作品其實並沒有絕跡，而是在尋常讀者們看不見的地方繼續延續著香火。或許是為了讓領導幹部對蘇聯修正主義路線保持警惕，或許是為了樹立反麵教材，揭露修正主義的可惡，有關部門授權指定的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一批關於蘇聯的書籍，進入內部發行係統，向特定的讀者群提供這些毒草。據當年的讀者回憶，買這種書需持省軍級介紹信或購書證到指定的內部書店購買，普通讀者連門兒都找不到，甚至根本不曾知道世上還有這類封麵設計得如機密文件一般的“白皮書”、“灰皮書”、“黃皮書”。當事人想不到的是，這些供內部人批判參考的書籍卻不脛而走，開啟了中國閱讀史的“皮書”時代。 　　 　　內部出版蘇聯文學作品自五十年代即已開始，第一部名列內部書目的蘇聯文學作品是薩方諾夫的《大地花開》，這是一部用抒情筆調寫成的科學散文集，經仔細研讀後沒發現有什麽政治問題，之所以打入另冊估計和歌頌李森科有關；出版於五十年代的另一部蘇聯小說是杜金采夫的《不是單靠麵包》，可能因為這部作品攻擊了斯大林時代的陰暗麵，在蘇聯國內引起爭議，才成為五十年代唯一一部不公開的蘇聯長篇小說。進入六十年代，中蘇都不想掩飾分手在即的現實，文學交流中斷，隻有少許作品內部出版供批判用，當時不會想到，中蘇真的拜拜了，加上接踵而來的十年文革，這種不正常狀態竟然長達20年之久，大致說來，蘇聯小說和散文作品的內部出版史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53年至1966年，書目如下： 　　 　　1，《大地花開》（薩方諾夫著，陳燕孫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3） 　　2，《不是單靠麵包》（杜金采夫著，白祖芸等譯，作家出版社，1957） 　　3，《護身符》（穆古耶夫著，朱源宏譯，群眾出版社，1961） 　　4，《感傷的羅曼史》（潘諾娃著，蘇群譯，世界文學出版社，1961） 　　5，《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蕭洛霍夫著，草嬰譯，作家出版社，1961） 　　6，《生者與死者》（西蒙諾夫著，謝素台譯，1962） 　　7，《人歲月生活第一～四部》（愛倫堡著，王金陵等著，1962～1964） 　　8，《帶星星的火車票》（阿克肖諾夫著，王平譯，作家出版社，1963） 　　9，《解凍》（愛倫堡著，錢誠、沈江譯，作家出版社，1963） 　　10，《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索爾仁尼琴著，斯人譯，作家出版社，1963） 　　11，《傳說的繼續（一個年輕人的筆記）》（庫茲涅佐夫著，白祖芸譯，作家出版社，1964） 　　12，《這位是巴魯耶夫》（柯熱夫尼柯夫著，蒼鬆譯，作家出版社，1964） 　　13，《戰爭的回聲》（卡裏寧著，家驤、曉寧譯，作家出版社，1964） 　　14，《是這樣開始的戰時劄記》（柯切托夫著，斯人譯，作家出版社，1964） 　　15，《索爾仁尼津短篇小說集》（索爾仁尼琴著，孫廣英譯，作家出版社，1964） 　　16，《大量的礦石》（符拉基莫夫著，孫廣英譯，作家出版社，1964） 　　17，《同窗》（阿克肖諾夫著，斯人譯，作家出版社，1965） 　　18，《小鈴鐺》（岡察爾著，王平譯，作家出版社，1965） 　　19，《親身經曆的故事》（季亞科夫著，南生譯，作家出版社，1965） 　　20，《軍人不是天生的》（西蒙諾夫著，車一吟譯，作家出版社，1965） 　　21，《艾伊特瑪托夫小說集》（艾伊特瑪托夫（艾特瑪托夫）著，陳紹廉譯，作家出版社，1965） 　　22，《我們生活在這兒》（沃依諾維奇著，程代熙譯，作家出版社，1965） 　　23，《蘇聯青年作家小說集》（作家出版社，1965） 　　24，《第三顆信號彈》（貝科夫著，李俍民譯，作家出版社，1965） 　　25，《藍筆記本》（卡紮凱維奇著，南生等譯，作家出版社，1966）。 　　 　　在這份書目裏有不少中國讀者的老熟人，蕭洛霍夫、愛倫堡、潘諾娃、西蒙諾夫、卡紮凱維奇、岡察爾，還有柯切托夫，這些蘇聯的主流作家曾經在斯大林時代風光過，斯大林之後他們的作品展現了別樣的風采，可惜中國的普通讀者無緣見識他們的新作。另外一些名字當時還是陌生的，其中有前線一代的代表人物的貝科夫，崛起於赫魯曉夫時代的第四代作家群――阿克肖諾夫、符拉基莫夫、沃依諾維奇，80年代後對中國作家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艾特瑪托夫，以及“反動大作家”索爾仁尼琴。他們的這些作品題材多樣，從蘇共革命曆史，到斯大林時代的揭露批判，從衛國戰爭歲月，到赫魯曉夫時期的現實問題，基本上代表了中蘇決裂之後蘇聯文學的風貌。 　　 　　在熱衷淘舊書的蘇聯文學愛好者眼中，這一批文革前出版的蘇聯文學作品價值連城，因為年代久遠，印數少，保密程度高，流傳範圍小，當年即已難得一見，如今更是一見難得。在這批書裏，除了至今仍被當年的讀者念念叨叨的《解凍》、《人歲月生活》、《帶星星的火車票》《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外，還有詩集《娘子穀及其他》（葉夫杜申科（葉甫圖申科）等著，蘇杭等譯，作家出版社，1963）、《人》（梅熱拉伊斯著，孫緯譯，作家出版社，1964）、《焦爾金遊地府》（特瓦爾朵夫斯基著，丘琴等譯，作家出版社，1964）、《山外青山天外天》（特瓦爾朵夫斯基著，飛白、羅昕等譯，作家出版社，1961），劇本《伊爾庫茨克故事》（阿爾布卓夫著，裴末如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63）等，構成一道清澈的小溪，共同滋養了一代貧瘠的中國讀者，盡管隻是一小部分幸運的讀者。 77，內部發行的蘇聯小說（續一） 　　 　　第二階段從1972年～1976年，書目如下： 　　 　　1，《人世間》(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聞出版係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2，《多雪的冬天》（沙米亞金著，上海新聞出版係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3，《你到底要什麽？》（柯切托夫著，上海新聞出版係統五七幹校翻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4，《落角》（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5，《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李巴喬夫著，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係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6，《淘金狂》（紮多爾諾夫著，何立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7，《他們為祖國而戰》（蕭洛霍夫著，史刃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8，《白輪船》（艾特瑪托夫著，雷延中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9，《特別分隊》（柯熱夫尼柯夫著，上海師範大學外語係俄語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0，《阿穆爾河的裏程》（納沃洛奇金著，江峨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 　　11，《現代人》（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2，《絕對辨音力》（拉什金著，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係三年級師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3，《核潛艇聞警出動》（約爾金等著，上海師範大學外語係俄語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4，《最後一個夏天》（西蒙諾夫著，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係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5，《蘇修短篇小說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6，《藍色的閃電》（庫列紹夫著，伍桐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17，《木戈比》（沃羅寧著，粟周熊、高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18．《熱的雪》（邦達列夫著，上海外國語學院《熱的雪》翻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1972年至1974年間迎來一段短暫的文化回潮，自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布後壓抑數年的社會氣氛有了鬆動的跡象，收音機裏不再是清一色的樣板戲和革命歌曲，可以聽到悅耳的陝北民歌了，如“山丹丹花開紅豔豔”之類；報紙上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大批判文章，可以看到少許抒情的詩歌和散文，各地的文藝類雜誌也紛紛複刊或創刊了；學校的老師對同學們私下傳閱毒草書籍也不再大驚小怪，可以睜隻眼閉隻眼裝看不見了。最讓中國讀者意外的是，一批蘇聯小說（當然還是毒草）以內部發行的名義半公開的出版上市了，給饑渴中的中國讀者帶來一陣騷動。對那些很多年沒看過蘇聯小說新作品的成年讀者來說，久違的蘇聯小說改頭換麵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七十年代的中國，讓他們倍覺親切。而那些在文革高潮中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哪個年代都有一批可愛的文學青年，1972年的中國也不例外）更是喜出望外，在那個一片肅殺的氣氛中，像《你到底要什麽》這樣軟綿綿的小說讓他們眼界大開，給了他們無法想象的精神滿足。 　　 　　我記不得當時的書店裏有沒有公開發售這些標記內部發行的蘇聯小說，不過周圍很多人都在閱讀，想必很容易得到。從後來流入舊書店的規模來看，這批書的印數相當可觀。從內容來看，每一本的編排都是差不多，前言總是一篇殺氣騰騰的批判文章，密密麻麻的黑體領袖語錄，振振有辭地曆數蘇聯修正主義的種種罪惡與不是。當然，寫這些批判稿的人心裏也清楚，讀者在意的被批判的作品，沒有人會理睬他們的胡說八道。耐人尋味的是，這批書大多出自四人幫爪牙盤踞的上海出版機構，當年的上海是文藝回潮的重鎮，除了這些內部蘇聯小說外，還有很受歡迎的《摘譯》雜誌，這份雜誌分為外國哲學曆史經濟外國自然科學哲學外國文藝三個係列，《摘譯外國文藝》經常刊登蘇修的文藝作品供批判用，自然大受歡迎。 　　 　　我看過一些當年讀者的回憶文章，在這批書裏，《你到底要什麽》、《落角》、《人世間》、《現代人》、《多雪的冬天》這幾部的提及率很高，除了作品本身的質量之外，翻譯的品質也是重要原因，原來這些署名“上海新聞出版係統五七幹校翻譯組”、“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的譯者，本尊其實是當年落魄五七幹校的一批著名高手，他們奉命組織了翻譯連，承包了這些蘇修作品的翻譯任務。高手就是高手，拿出的東西當然不俗。好玩的是，90年代這批書再版，冠上的譯者名分別是“溫戈忠”、“武啟”、“甘孝人”、“佟燦年”等等，按音索驥，大概是“文革中”、“五七”、“幹校人”、“共同參加的連隊”之意，讓人忍俊不禁，這可真是穿越時代的幽默。 　　   78，內部發行的蘇聯小說（續二）   第三階段自1976年至1983年，書目如下：   1，《火箭轟鳴》（卡姆布洛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活著，可要記住》（拉斯普京著，李廉恕、任達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8） 3，《逆風起飛》（拉什金著，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係三年級師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4，《絕望》（葉先別林著，潘同瓏、曹中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5，《哥薩克鎮》（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二部，聞學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6，《濱河街公寓》（特裏豐諾夫著，人民文學出版社，聯翼、範岩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7，《白比姆黑耳朵》（特羅耶波爾斯基著，蘇玲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8，《正午的暮色》（克拉米諾夫著，吳佑、王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9，《圍困》（恰科夫斯基著，葉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 10，《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瓦西裏耶夫著，施鍾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78） 11，《岸》（邦達列夫著，南京大學外文係歐美文化研究室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12，《追蹤記》（沃斯托柯夫、施美列夫著，金今譯，群眾出版社，1979） 13，《癌病房》（索爾仁尼琴著，榮如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 14，《老人》（特裏豐諾夫著，張草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 15，《在我消逝掉的世界裏蘇聯著名科學幻想小說選》（海洋出版社，1980） 16，《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阿利盧耶娃著，趙洵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17，《庫茲涅茨橋》（丹古諾夫著，史峨學、黃之瑞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1981） 18，《勝利第一卷》（恰科夫斯基著，施達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 19，《古拉格群島》（索爾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譯，群眾出版社，1982） 20，《瞬間》（邦達列夫著，李濟生、賀囯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驚濤駭浪的1976年之後，文革結束，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人們很快感受到了解凍的氣息，1978年初，一批西方古典文學名著重新發行，引起一陣搶購風潮；到了1979年，西方現代文學開始進入讀者的視線，並一發不可收，取代了五十年代蘇聯小說的統治地位。由於當時中蘇仍在對峙中，蘇聯小說仍然習慣性地列入內部出版的範圍，跟以前一樣附送一篇批判文章，隻是批判的調門越來越低，不再像早幾年那樣聲色俱厲了。   粉碎四人幫後內部發行的這批蘇聯文學作品中大多是經典佳作，70年代末思想大解放之後，原先的禁錮消失，蘇聯文學全麵開禁，這批內部書籍從地下轉到地上，大部分公開發行，多次重印，經久不衰，與八十年代蘇聯文學出版的繁榮局麵實現了完美接軌。其中的優秀作品得到中國新一代讀者的高度青睞，在西方文學占主流的情況下為蘇聯文學爭得了地盤，比如《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引起強烈反響，幾乎家喻戶曉；《白輪船》、《活著，可要記住》、《濱河街公寓》、《老人》、《岸》、《白比姆黑耳朵》等在文學圈內大受歡迎，《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古拉格群島》這樣的敏感作品也不再是禁忌，反而提供給中國讀者了解斯大林時代的另一扇窗口。   進入80年代，中蘇關係開始有了緩和的跡象，確實，中國開始大踏步地前進，巨變在即，不大好意思整天批人家修正主義了，加上日漸開明的文藝政策，蘇聯文學作品再也沒有見不得人的理由，到了1983年，終於告別了內部發行這一初版史上最為神奇和獨特的一頁。從1961年到1983年（50年代出的兩種姑且不算），20多年間由內部出版的蘇聯文學作品數量並不多，加起來也不足一百種，這些書籍在我國地下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當今的年輕一代也許無法理解，上一代為何總是溫情脈脈地回顧當年的“白皮書”、“黃皮書”，為何對這些現今看起來平平常常的作品念念不忘？他們不了解的是，這些在地上隱秘出版，在地下隱秘流傳的內部書籍改造了幾代人的心靈，甚至改變了曆史的走向。我算是半個過來人，當年恭逢其盛，親眼目睹過兄長們是如何追捧這些貌不驚人的黃皮蘇聯小說，當年不論誰借到一本，就像打仗似的挑燈夜讀（好寫下鄉知青們在煤油燈或者燭光下看壞了眼睛），因為後來跟著一堆排隊的人。這一段令人難忘的閱讀史在那一代的記憶深處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當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不久之後就迎來了幾十年好書爆炸讀不完的時代，如今回想起來確有恍如隔世之感。 79，1976年後出版的蘇聯小說簡述（1） 　　 　　1976年後，蘇聯小說的翻譯出版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76年四人幫垮台到三中全會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中蘇依然對立，公開傳播蘇聯文學仍是禁忌，除少量作品外還是以內部發行為主；1979年至1991年蘇聯解體為第二階段，這是以80年代為主體，整整12年的全麵繁榮階段；1992年至今為第三階段，這些年裏蘇俄文學在我國的傳播呈萎縮態勢，種類與印數都急遽減少，讀者流失，影響也大為降低，這既和蘇聯政局的變化有關，也與我國整體氣氛的變化有關，這一階段除經典作品和出土的作品之外，新作品的翻譯完全不能和80年代的熱鬧相比。 　　 　　我無法找到準確的語句描述對80年代的感覺，狄更斯說：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昧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這樣形容80年代也許不合適，不過，80年代的前幾個年頭確實是最好的年月，智慧的時代，信仰的新紀元。對鬱悶很久的讀者來說，那些年是閱讀的黃金年月，狂歡的時代，各種各樣熟悉的或新鮮的書籍，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書籍如潮水般蜂擁而至，令狂喜的讀者們眼花繚亂，應接不暇。蘇聯文學的翻譯出版也迎來了繼民國時期、50年代之後的第三個高潮，或許也是最後一個高潮。 　　 　　狂歡來得如此迅猛，很像是沉寂多年的火山突然噴發，壓抑已久的能量噴薄而出，書店裏一夜之間擺滿了蘇聯文學書籍，蘇聯成立以來幾個世代的作家，不同政治觀點和不同藝術風格的作品統統匯聚在80年代的中國：骨灰級的文豪高爾基、綏拉菲莫維奇、革拉特珂夫、阿.托爾斯泰、葉賽寧、愛倫堡、帕烏斯托夫斯基、愛倫堡、蕭洛霍夫，五十年代走紅中國的巴巴耶夫斯基。格拉寧、特裏豐諾夫、恰科夫斯基、柯切托夫、波列伏伊、卡達耶夫、卡維林、西蒙諾夫、岡察爾、潘諾娃、蓋達爾、雷巴科夫、別利亞耶夫；中蘇絕交後崛起的新一代作家艾特瑪托夫、阿斯塔菲耶夫、邦達列夫、拉斯普京、瓦西裏耶夫、舒克申、利帕托夫、阿爾布卓夫、阿勃拉莫夫、田德裏亞科夫；曾經被打入另冊的巴別爾、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左琴科、布爾加科夫、帕斯捷爾納克；流亡海外的蒲寧、納博科夫、布羅茨基，以及眾多名不見經傳的作家作品，加上種類繁多的作品集、選集、合集，好幾種關於蘇聯文學的新期刊，洋洋灑灑的蘇聯文學研究專著，數不勝數。這種空前的盛況是50年代的清一色完全不能相比的，充分體現了中國的開放與進步，就連當時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也難望其項背。 　　 　　盤點這30年來出版的蘇聯小說，特別是80年代的出版成就，數量之大，涉及的作家之廣，題材之多樣，內容之豐富，恐怕要另開一長貼才能理清楚。前文在介紹那些50年代風行中國的蘇聯作家時，已經提到不少他們在80年代出版中譯本的作品，這裏不再贅述。以下僅就印象所及，對當時其他幾位很有影響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版情況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利帕托夫：《伊戈爾.薩沃維奇》 　　 　　經常逛舊書店的朋友應該會有印象，有兩種外國小說特別常見，一部是咖啡色封麵的美國小說《戰爭風雲》，一部是暗黃色封麵的蘇聯小說《伊戈爾.薩沃維奇》。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國小說熱潮中，一本暢銷作品的印數在10萬冊上下，但這兩部作品特別引人注目，《戰爭風雲》首印40萬套，《伊戈爾.薩沃維奇》則首印20萬冊。這種印數在如今看來不可思議，在當時也是超常規的，以致後來成為舊書店裏的常客。兩部作品的不同在於，《戰爭風雲》後來被不同的出版社加印過多次，至今仍為常銷書籍。而《伊戈爾.薩沃維奇》則為一錘子買賣，再也沒重印過，也很少有人再提起，壯觀的20萬冊煙消雲散。 　　 　　《伊戈爾.薩沃維奇》中譯本的陣勢相當嚇人，正文之外，還附有“編輯說明”、“作者小傳”、“作者創作談”、“報刊評論綜述”、“文學界和讀者評論”等等，這種待遇在蘇聯小說出版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現在回頭看，《伊戈爾.薩沃維奇》不過是寫一個蘇聯權貴子弟怎麽過奧勃特洛夫式生活的故事，無論那方麵都很一般，何以受到如何厚待？也許是解禁後第一部公開出版的蘇聯長篇小說？或許是隱晦地借這部作品前瞻性地批判權貴子弟特權主義？至今不明白緣由。 　　 　　利帕托夫（1927～1979）是戰後作家群的主力之一，曾長期在林業界工作，他的作品多以林業工人和管理者的生活為背景，善於正麵描寫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所謂當代英雄人物，捎帶著批評一下不正之風之類。他的著名作品《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在1973年出過內部發行版本，頗受好評。 　　 　　艾特瑪托夫：《白輪船》 　　 　　2008年6月10日，欽吉斯.艾特瑪托夫與世長辭，享年80歲。 　　 　　80年代風靡中國的蘇聯作家中，50年代走紅的戰前那批人大多退出了曆史舞台，戰後崛起的一代作家站到了聚光燈下，其中的領軍人物非艾特瑪托夫莫屬。他對中國文學界的影響之深，無人能出起右。蘇聯文學全麵解禁之後，艾特瑪托夫得到高度重視，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了中譯本。著名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編選了《艾特瑪托夫小說選》，外國文學出版社陸續出齊了三卷本《艾特瑪托夫小說集》，幾乎括了他的中短篇名作。長篇小說《斷頭台》、《一日長於百年》都有三個以上不同名字的譯本。 　　 　　中國新時期作家們在談起蘇聯作家對他們的影響時，總喜歡把兩“夫”掛在嘴邊――艾特瑪耶夫和阿斯塔菲耶夫，總喜歡提及的兩部作品是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和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其實早在1963年，黃皮書係列就出過一部《艾伊特瑪托夫小說集》，其中收錄了早期名作《查密莉雅》。1973年，他的中篇名作《白輪船》中譯本問世，徹底征服了中國讀者，特別是文學圈內人士麵對《白輪船》，個個目瞪口呆，當時處在蒙昧狀態的中國作家和文學青年，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小說，短短的篇幅竟然容納了這麽多元素：神話和童話交織，幻想與現實融為一體，善與惡的鬥爭，生與死的較量，人與自然的互動，加上生動有趣的故事，詩意盎然的文體語言，深邃的哲理思考，情景交融的抒情風格，這種高濃度的作品讓中國文學界眼界大開，受惠無窮，以致80年代後衍生了一批中國版的《白輪船》，餘音不斷，直至今日。 　　 　　艾特瑪托夫（1928～2008 ）跟年長他三歲的特裏豐諾夫一樣，是1937蒙難者的子弟，靠自己的努力改變了命運，成長為一位真正的文學大師，他的名作《查密莉雅》、《永別了，古裏薩雷》、《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早來的鶴》，篇篇精彩，絕對值得細細品味。讀他的作品，讀者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文學享受，並為之癡迷忘情，就像中國某知名作家所言――恨不得把艾特瑪托夫的小說倒背如流。 　　 　　願作家艾特瑪托夫安息，中國讀者不會忘記他。 　　 　　 　　《伊戈爾.薩沃維奇》（利帕托夫著，林煙穀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白輪船》（《艾特瑪托夫小說選》，力崗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4）。 　　 80，1976年後出版的蘇聯小說簡述（2） 　　 　　阿斯塔菲耶夫：《魚王》 　　 　　1982年之前，在中國讀者中沒人知道阿斯塔菲耶夫是誰，1982年《魚王》中譯本的出版給深受蘇聯文學影響的中國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們結結實實地上了一堂震撼教育課，從此阿斯塔菲耶夫的名字口耳相傳，成為少數幾個可以和走紅的西方現代派作家分庭抗禮的蘇聯作家之一，而《魚王》也成為中國作家們日後琅琅上口的超級經典。這不是偶然的，自俄國文學傳入中國後，有一類抒情散文風格特別受到中國讀者發自內心的推崇，自屠格涅夫《獵人筆記》以降，經蒲寧、普裏什文、帕烏斯托夫斯基、列昂諾夫等人發揚光大，這種以探討大自然和俄羅斯民族心靈為標誌的風格形成一脈相承的傳統。《魚王》在中國出版後，中國讀者從中發現了久違的抒情散文風格，而且這部由十二個中篇連綴而成的長篇小說氣勢更恢弘，文筆更細膩，敘事手段更為豐富，對社會、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更深入，讓中國的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們啞口無言，不得不服。 　　 　　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出身農村，幼時進過孤兒院，性格頗為複雜。1942年加入蘇軍參加了衛國戰爭，戰後開始文學創作，成就斐然。蘇聯解體前後，阿斯塔菲耶夫因為發表了許多攻擊蘇聯共產黨、否定衛國戰爭正義性、歪曲戰爭事實的言論和作品而受到非議。在中國，除《魚王》外，還有中篇小說《牧童與牧女》、《憂鬱的偵探》以及一些短篇作品的中譯本。 　　 　　這裏要特別提一提《阿斯塔菲耶夫散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陳淑賢、張大本譯，1995），與小說相比，他的散文更加體現出普裏什文、帕烏斯托夫斯基風格的神韻，其中一些微型篇什如《隔海不隔音》、《歎息》、《渴望》，意味深長，耐人尋味。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散文裏，我看到的是一個正統的蘇聯作家，看不出他晚年會有180度的政治轉向。從一些資料看，他在葉利欽時期發表的言論和蘇聯時期的作品相比，不像是同一個人，這或許是蘇聯時期某些作家的兩麵性格所釀成的悲喜劇。 　　 　　拉斯普京：《活著,可要記住》 　　 　　拉斯普京描寫逃兵和逃兵妻子悲劇命運的中篇小說《活著，可要記住》發表於1974年，由於題材的敏感，一發表即引起轟動和持續的爭論。這部作品在中國也引起關注，1978至1979年一年之間，一連出了三個不同的中譯本，即《活著，可要記住》（李廉恕、任達萼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8 ）、《活下去，並且要記住》（豐一吟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活下去，並要記住》（南京大學外文係歐美文化研究室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之後不斷有新的譯本問世，算是這30年來少數幾部在中國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蘇聯小說之一。 　　 　　相信有很多朋友看過《活著，可要記住》，我猜很多人讀過之後都有困惑不解的感覺。關於《活著，可要記住》的主題和內涵，自它問世起即爭議不斷，迄今沒有定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作者批判了逃兵安德烈的背叛行為，對逃兵妻子納斯焦娜的形象則為肯定。當作品被指責為“逃兵文學”時，拉斯普京這樣解釋：“這本書首先是寫一個婦女，一個美好的純粹的俄羅斯性格，她隨時準備做出自我犧牲，她身上充滿善良、自我犧牲精神、忠誠、對親人的責任感。”我想這是拉斯普京的掩飾之辭，他表麵上寫逃兵和妻子，其實是寫小人物在大時代裏和國家、社會、戰爭、道德、法律，以及和大自然、命運、苦難的對抗，這種對抗是不能用清晰的邏輯語言表述的，在這部精心構思的作品裏，作者巧妙地用一個奇特的故事製造了一個巨大的模糊空間，是是非非，非非是是，說不清楚，要的就是一個“模糊”效果，說清楚就沒意思了。在蘇聯文學中，使用這種手段來表達主題的作品並不多見。 　　 　　拉斯普京（1937～）擅長描寫農村題材，至今仍活躍在俄羅斯文壇。《活著，可要記住》引起中國讀者矚目之後，1982年由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拉斯普京小說選》，收集了其他幾部主要作品《告別馬焦拉》、《最後的期限》、《給瑪麗婭借錢》，蘇聯解體後創作的長篇小說《伊萬的女兒伊萬的母親》以及短篇小說集《幻象》也有了中譯本。 　　 　　瓦西裏耶夫：《這裏的黎明靜悄悄》 　　 　　依靠作品本身的魅力和電影的助力，《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在中國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說是1976年後在中國知名度和影響力最高的蘇聯小說。那五個美麗、勇敢、為國捐軀的蘇聯女兵不僅打動了蘇聯讀者，中國的讀者也為之動容。這部小說具備了一部優秀小說所有的特質：緊張曲折的情節，緊湊的敘事節奏，驚險懸疑的氣氛，性格各異的動人人物，簡潔洗練的文字，生動的細節，抒情的感傷情調加上愛國主義的情懷，人道主義的精神，嚴酷的戰鬥過程，生離死別，愛恨情仇，全在這9萬字篇幅的小說裏了。不過由於過多注重類似通俗小說的形式感，對主題深度的挖掘有些力不從心，沒有營造出像《活著，可要記住》那種讓讀者可以持續思索的空間。 　　 　　瓦西裏耶夫（1924～）出身於軍官家庭，本人是參加過戰爭的前線一代，在中國他算是一本書主義者，除《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獨享大名外，其他作品的表現比較一般。與《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合稱戰爭三步曲的小說《未列入名冊》、《後來發生了戰爭》都有單行本發行，也合並出過一本《瓦西裏耶夫優秀作品選》（國家文化出版公司，1986）。此外，還有中篇名作《不要射擊白天鵝》、《最後一天》等收入《瓦西裏耶夫小說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邦達列夫：《岸》 　　 　　1941年戰爭爆發之後一直到今天，衛國戰爭題材的作品從未中斷過。前文討論過若幹斯大林時期的戰爭小說，那些作品大多出自作家和記誌，頗有點粉飾戰爭的意思。到了後斯大林時代，這些作家記者派開始轉向全景式描寫戰爭，如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三步曲，恰科夫斯基的《圍困》。同時，蘇聯文壇冒出了一支“戰壕真實派”隊伍，一批親身經曆過戰火的年輕士兵們成長起來，他們筆下的戰爭注重戰場局部的真實描繪、戰火中的心理活動和戰爭留下的後遺症，與作家記者們的走馬觀花有不同的觀察與體驗。邦達列夫是戰壕真實派的核心人物，早在中蘇對峙時期，他的作品《熱的雪》和《岸》就作為修正主義的代表作品介紹到中國，尤以《岸》較為知名。 　　 　　《岸》以戰爭末期無軍橫掃德國為北京，描寫一位蘇軍軍官和一位德國少女的愛情故事，戰後各自的命運，小說中現實和回憶交錯，從一個別致的視角透視戰爭對蘇德兩國普通軍人和民眾的影響，以及戰後兩國關係的變遷。這部作品雖然很有布爾喬亞的情調，卻不是我喜歡的類型，早年我認真讀過，也看過改編的電影，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總覺得這部作品有沙文主義的氣息，莫名其妙的自大感，比方說，作者為何沿用老套子，讓戰敗國的美麗少女愛上戰勝國占領軍的青年軍官？如果設計另外一個格局，讓蘇軍的一個美麗的女軍官愛上德國占領地的進步男性，或許會有吸引力一些。當然，那是不可能的。 　　 　　邦達列夫（1924～）於1942年參軍，從斯大林格勒戰役到掃蕩歐洲，從士兵到少尉，經曆過一段非凡的戰火生涯。戰後進入高爾基文學院，在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指導下開始了輝煌的作家生涯。邦達列夫著作等身，大部分作品都有中譯本，甚至數個譯本，包括中長篇小說《請求炮火支援》、《最後的炮轟》、《選擇》、《戲》、《誘惑》、《百慕大三角》，比較而言，他的散文集《瞬間》和《美孤寂女人的氣質》更值得細讀。 　　 　　 　　《魚王》（阿斯塔菲耶夫著，夏仲翼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 　　《活下去，並且要記住》（拉斯普京著，豐一吟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 　　《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瓦西裏耶夫著，王金陵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岸》（邦達列夫著，索熙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6）   81，1976年後出版的蘇聯小說簡述（3） 　　 　　田德裏亞科夫：《月蝕》 　　 　　俗不可耐的三角關係，幾個好得不正常壞得也不正常的青年男女，說些不知所雲的廢話，做些不知所謂的爛事，玩些莫名其妙的宗教――如果現在讀《月蝕》，會發現這是一部非常無聊的書。不過在80年代初，這可是我最喜歡的蘇聯小說之一，作為一個多少有點想法的青年讀者，對那些嚴肅的題材宏大的敘事正經的宣傳再也沒興趣了，專門找一些描寫無聊生活的書來看。比如《月蝕》，前言裏批評作者寫的是精神空虛的青年，我當時的精神正空虛著，這樣的小說自然大合口味。 　　 　　田德裏亞科夫（1923～1984）是50年代初奧維奇金流派的一員，之後的創作仍以農村題材為主，70年代起涉足城市和青少年生活，他的早期名作《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死結》和《女婿》在50年代即已介紹到中國，80年代後，他的作品也出了不少，除單行本外也散見於小說合集和期刊，包括《審判》、《六十支蠟燭》、《蜉蝣命短》、《畢業典禮之夜》、《三點七點愛司》、《壽終》等，不過隻有《月蝕》給我留下難以忘懷的閱讀記憶。田德裏亞科夫的每一部作品總要涉及各種敏感的話題，但總是淺嚐輒止，局限在官方劃定的範圍內兜圈子，在設定議題內的挖掘也不夠深入，這樣一來，他的作品雖然非常之多，卻因此而很難傳世。 　　 　　葉甫圖申科：《漿果處處》 　　 　　在長篇小說《州委書記》中有一位小醜般的青年頹廢詩人維塔裏.普土什柯夫，作者柯切托夫費盡心機百般醜化之，泄憤式的的影射手法被引為笑談，據說這位頹廢詩人的原型就是柯切托夫橫豎看不慣的對頭、大名鼎鼎的自由派詩人葉甫圖申科（1933～）。在蘇聯文學史上，沒有一個圈中人可以混得像葉甫圖申科這樣滋潤，自1949年出道至今，縱橫蘇聯、俄國乃至世界文壇凡六十年，曆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六個時代，始終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上，不見目睹了蘇聯至俄羅斯的每一次轉變，還以他的作品、行動和姿態積極參與了轉變的進程，幾十年遊走於東西方呼風喚雨，起起落落，始終屹立不倒，風頭之勁前無古人，被戲稱為“地球上最有名的詩人”。關於葉甫圖申科的生平事跡和奇聞軼事，坊間和網上有很多報道，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查閱一下。如果哪位朋友在看歐洲黑白老片時發現一個來西歐開朗誦會的蘇聯詩人，那個意氣風發舉止瀟灑的青年詩人多半就是葉甫圖申科了。 　　 　　葉甫圖申科經曆充沛，寫詩誦詩之外也經常跨界演出，散文、小說、評論、劇本都插上一腳，甚至還自導自演電影。《漿果處處》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從1973年到1981年，寫了八年之久才完成。這部作品結構複雜，內容龐雜，以西伯利亞森林裏幾個不相幹的人物為線索，試圖全方位描繪世界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從地球到太空，從現實到曆史，從國內到國外，作者的筆像Google Earth時代的鼠標一樣滑來滑來，加上漫無邊際的議論，構成一部“驚人自由的、出人意料的和開放的作品”，對飽受西方現代派小說訓練的讀者來說，《漿果處處》當然不算高級。隻是葉甫圖申科借書中人物之口，有意無意地提到了眾多著名的人物和作品，並發表了他的評論，可以看作是用小說做工具展示了他的精神生活，讀來繞有趣味。 　　 　　葉甫圖申科的另一部長篇小說《不要在死期之前死去》（淼華、柳苗黃譯，昆侖出版社，1999）發表於1994年，以1991年的八一九政變和蘇聯解體為背景，講述這幾個月發生的事件和作者的觀感，這部作品沿用幾個人物視角分頭敘述的方式，中間穿插了作者自傳式的私人生活回憶以及對蘇聯各類頭麵人物的評論，就技巧而言，比《漿果處處》要進步許多。葉甫圖申科的其他作品也出了不少中譯本，包括早期的內部讀物《娘子穀及其他》、長詩《媽媽與中子彈》（蘇杭譯，漓江出版社，1997）以及個人詩集若幹部，此外還有一部很有名的回憶錄《提前撰寫的自傳》（蘇杭譯，花城出版社，1998）。 　　 　　克魯季林：《斜雨》 　　 　　80年代，漓江出版社不定期地出版過外國文學叢刊“漓江譯叢”，發表的都是名家名作，內容相當豐富，每期以該期的一篇主要作品命名。蘇聯作家克魯季林的《斜雨》發表在1984年第一期同名“漓江譯叢”上，此後沒出過單行本。《斜雨》在80年代的蘇聯文學熱潮中並不特別起眼，在蘇聯小說中也不算特別有地位，不過卻是我當年很愛讀的一部作品。現在偶爾看到網友提到《斜雨》，心裏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原來還有人看過並一直記得它，頗有找到知音的愉快。 　　 　　《斜雨》是一部純粹的言情小說，簡述一個老工程師伊凡.安東諾維奇在妻子列娜去世後對往昔歲月的回憶，如何睹物思人，對妻子一點一滴的懷念，如何從妻子青年時代的日記中費力揣摩少女時的妻子與一位已婚藝術家的戀情，接著又回憶了夫妻兩人的戀愛和婚姻生活，戰時的際遇，和平時代的日常生活。整部小說以口語化的文字娓娓道來，不事雕琢，真切感人。作者精心設計每個場景，細節安排得自然妥帖，縝密的心理描寫也恰到好處，帶給讀者很舒服的閱讀體驗， 　　 　　克魯季林（1921～1985）出生於鄉村，參加過衛國戰爭並受過重傷，60年代後開始大量發表作品，以農村題材為主，代表作為長篇小說《利比亞基人》。《斜雨》發表於1969年，是克魯季林轉向城市題材的一次嚐試。遺憾的是，除了《斜雨》，似乎沒有其他作品的中譯本問世，就連《斜雨》也是以不正常的方式跟中國讀者見麵的，好在有很多當年的讀者並沒有忘記這部抒情迷人的優秀作品。 　　 　　《斜雨》唯一讓我不舒服的是其中談論音樂的一處細節：“他們聽過柴可夫斯基的所有交響樂曲，也有莫紮特和貝多芬的，但貝多芬的樂曲未能使伊凡.安東諾維奇激動和感動。他感受不到它的人性和溫暖。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則是另一回事。”貝多芬的音樂感受不到人性和溫暖？這個帽子太離譜了。如果這是作者的真實感受，那就未免匪夷所思了。 　　 　　縱觀80年代出版的海量蘇聯小說，熱鬧是很熱鬧，當數量與品質並不成正比，潮水過後並沒有留下多少堅硬的石頭，真正出色的作家很少，能打動人的經典作品更是屈指可數，大體上，前麵介紹過的幾位20～30年代出生的作家――格拉寧、特裏豐諾夫、利帕托夫、艾特瑪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瓦西裏耶夫、邦達列夫、田德裏亞科夫，以及稍長一代的波列伏伊、西蒙諾夫、恰可夫斯基、岡察爾，加上長盛不衰的老文豪們，這些人的作品構成了80年代蘇聯文學在中國書市的主力陣容，還有一些作品雖然在替補陣容內，但也給中國讀者留下過很好的印象，並沒有隨著落潮退去，其中包括《白比姆黑耳朵》（特羅耶波爾斯基）、《紅莓》（舒克申）、《海的未婚妻》（阿納托利.金），《普尼亞斯林一家》（阿勃拉莫夫）、《永遠十九歲》（巴克拉諾夫）、《悅耳的鍾聲》（茲巴納茨基）、《永恒的規律》（頓巴澤）、《湖畔奏鳴曲》（埃澤拉）...... 　　 　　無可諱言的是，上述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都是所謂主流隊伍中的成員，他們盡管很努力地創作，在主題開掘和形式創新上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始終無法擺脫為官方意識形態宣傳的嫌疑，在思想大解放的時代，並不能滿足讀者的精神需求。到了80年代後期，隨著蘇聯政局的變化，一批被遺忘多年的非主流作家和作品開始大批量浮出水麵，為蘇聯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掀開了新的一頁。 　　 　　《月蝕》（田德裏亞科夫著，王守仁等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0）。 　　《漿果處處》（著張草紉，白嗣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斜雨》（克魯季林著，石國雄譯，漓江出版社，1984） 82，1976年後出版的蘇聯小說簡述（4） 　　 　　1985年，在三位年邁多病的蘇共總書記相繼去世之後，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終於如願登上了權力顛峰，開始了毀滅蘇聯和社會主義東歐的戈爾巴喬夫時代。在戈爾巴喬夫的主導下，蘇聯很快進入劇烈的動蕩時期，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發生了令人炫目的變化,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尤為迅猛。 　　 　　在文學界，禁忌消失了，真正做到了百花齊放，以前的毒草變成了香花而備受歡迎，一批長期受到壓製的作家和作品光榮地回歸，驟然成為文學的主流。這些被柯切托夫稱為“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作家包括中國讀者今天已經很熟悉的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古米廖夫、左琴科、帕斯捷爾納克、巴別爾、格羅斯曼、布爾加科夫、皮利尼亞克、紮米亞京、普拉東諾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阿克肖諾夫，還有許多中國讀者至今也不熟悉的名字。 　　 　　在這些作家中，有十月革命後逃亡的，有肉體已經被蘇維埃政權消滅的，有坐過大牢的，有被嚴厲批判過的，有受不了嚴寒自殺的，有多年被貶斥禁止發表作品的，有寫了作品不敢發表的，有在國外發表作品被修理的，有在地下刻印作品被嚴打的，有放逐國外被取消國籍的……這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刻意讓讀者遺忘的的作家在公開性的旗幟下紛紛被挖掘出來，他們的出品成為出版界趨之若騖的對象，歲月的沉澱無法抹去這些作品的光彩，它們如萬馬奔騰，衝擊著蘇聯讀者饑渴的心靈，讓幾十年來吃慣了蔬菜沙拉而不知肉糜滋味的蘇聯讀者大開眼界。其盛況有如1978年初剛剛解禁西方文學的中國。 　　 　　在這股熱潮中，中國的出版界當然不會閑著，對這些回歸作家的關注一點不比蘇聯差，好像實況轉播一般，蘇聯紅了一本，我們這裏一擁而上，很快就有了中譯本問世，而且常常是幾個不同譯本打群架，80年代後期幾本賣座的蘇聯小說基本都是這些回歸作家的作品。蘇聯解體之後，這些作家和作品取代了原蘇聯主流作家的地位，成為理論界追逐的對象，以及支撐蘇聯小說市場的主力部隊。以下就簡單回顧一下幾位重要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 　　 　　左琴科：《日出之前》 　　 　　左琴科（1895～1958）出名並不完全基於他作品的出色，而是因為1946年和阿赫瑪托娃一起受到到日丹諾夫的粗暴批判引發的著名事件，這個事件的結果是左琴科成為蘇聯文學的敵人而長期被壓製，貧病交加，鬱鬱而終。另一個結果是隨著蘇聯走向沒落，左琴科名聲大噪，且越來越噪。現在大致清楚了，1946年的批判事件來源於日丹諾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和斯大林之間的權力之爭，而左琴科的惹禍上身多半與斯大林對他的長期厭惡有關，從《列寧與衛兵》、《日出之前》到《猴子奇遇記》，左琴科總是不經意地得罪斯大林，終於在劫難逃。 　　 　　左琴科以寫作兒童故事和短篇幽默諷刺故事知名，早在民國時期，他的《列寧故事》和《新時代的曙光》就有了中譯本，80年代以後出版了多種作品集，包括《左琴科幽默諷刺作品選》（顧亞鈴、白春仁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1）、《丁香花開》（吳村鳴譯，漓江出版社，1984）、《一本淺藍色的書》（吳村鳴、劉敦健譯，長江文藝出版社，1984。靳戈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左琴科幽默諷刺故事集》（呂紹宗譯，譯林出版社，2004）。《列寧的故事》也再版了（曹靖華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79），跟老版本對照，《列寧與衛兵》中的“一位長著小胡子的人”變成了“一位工作人員”。《猴子奇遇記》譯文發表在《俄羅斯文藝》（1985年，第1期），《外國短篇小說百年精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也收入了這篇直接給左琴科惹禍的小品。 　　 　　我的個人看法，左琴科的幽默諷刺短篇故事固然不錯，但也就是不錯而已。在他的作品中譯本中，值得認真讀的大概隻有《日出之前》，這部作品創作於1942～1943年，這部講述如何戰勝精神疾病的作品看起來像是回憶錄，也像是科普書，譯者稱為散文體科學文藝小說，是左琴科的嘔心瀝血之作，當然發表後免不了被批判，左琴科因此而失去了工作，據說幕後的指使人不是別人，還是他得罪過的那一位，以左琴科的遭際居然活到了1958年，堪稱奇跡。 　　 　　紮米亞京：《我們》 　　 　　在《我們》中譯本出版之前，中國讀者恐怕不知道紮米亞京是誰，到現在為止，盡管《我們》出了好幾個中譯本，我們對這部作品的重要性仍然認識不足，紮米亞京的知名度依然有限得很。紮米亞京（1884～1937）畢業於彼得堡工學院船舶工程係，十月革命前在白銀時代的尾聲中嶄露頭角，創作了不少優秀的的中短篇小說。十月革命後從英國返回俄國，在新生政權下熬過了貌合神離的十餘年，在嚴酷的文藝環境中無所適從，與當局漸行漸遠，隻好一走了之。最後幾年在國外度過，無聲無息地客死他鄉。一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這位了不起的作家和他的經典傑作《我們》才重見天日。 　　 　　《我們》創作於1920年，和奧威爾的《1984》、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合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按照中譯本前言的說法，“作品運用象征、荒誕、幻想、意識流等手段，描寫一個發生在一千年後的幻想故事敏銳地涵納著對人類未來的深沉思考”。作為船舶工程師，紮米亞京曾在英國生活過很長時間，觀察研究過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麵目，之後又在革命後的俄國生活過很長時間，觀察研究過一個新生革命政權的種種驚奇，革命給知識分子帶來的創傷與痛苦，不同的生活經驗赫思考讓《我們》有一種莫測高深的味道，以致這麽多年後，作品的內涵和作者的寫作意圖依然眾說紛紜，是揭示資本主義的可能危機？還是攻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意識形態？讀者和評論家大可各取所需，沒有必要庸俗化，非要貼上政治標簽。 　　 　　紮米亞京的其他作品有隨筆集《明天》（閆洪波譯，東方出版社，2000），若幹零散的文章收入有關作品集中。魯迅曾經翻譯過紮米亞京的早期名作《洞窟》，收入蘇聯短篇小說集《豎琴》（魯迅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日出之前》（左琴科著，戴驄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 　　《我們》（紮米亞京著，顧亞鈴等譯，作家出版社，1998。刁紹華等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00。範國恩譯，遼寧教育出版，2003。殷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83，1976年後出版的蘇聯小說簡述（5）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至1928年斯大林完全掌握權力，布爾什維克政權在這十年裏忙於應付內戰、鎮壓叛亂、恢複經濟以及尖銳的高層權力爭奪，無暇顧及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20年代的蘇聯文壇因此而呈現短暫的自由繁榮景象，湧現了眾多政治傾向和藝術風格各異的作家和作品，其中有少數熬過了漫長的沉寂期，在80年代後期重現光彩，皮利尼亞克、普拉東諾夫、布爾加科夫就是幾位活躍在20年代而在80年代獲得藝術新生的傑出作家。 　　 　　皮利尼亞克：《紅木》 　　 　　皮利尼亞克（1894～1938）是德國移民後裔，出身於一個鄉村獸醫家庭，1920年畢業於莫斯科商學院，中學時代開始文學創作。作為一個革命的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皮利尼亞克對革命時期的觀察與理解，包括自然主義的寫作手法都迥異於那些投身革命的主流作家們。1918年後發表了一係列極具爭議的作品，包括《荒年》、《機器和狼》、《紅木》、《不滅的月亮的故事》等，在當時已飽受批判之苦。特別是《不滅的月亮的故事》直截了當地影射斯大林在伏龍芝手術猝死事件中的責任，為他招來日後的殺身之禍。30年代創作了一批靠向主流的作品，包括《伏爾加河流向裏海》、《果實的成熟》等，收斂了以往的犀利，但未能挽救他的生命。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4月被鎮壓。 　　 　　中篇小說《紅木》是皮利尼亞克最知名的作品，1929年在國外出版，即刻遭到國內文壇中人的群起攻之。這篇小說篇幅不長，以革命勝利後的某外省小城為背景，描寫革命給小城市民生活帶來的衝擊，形形色色的各式人物包括革命人士在新政權統治與被統治下的生活實況和精神狀態，以及作者本人借書中人物隱隱表達的對革命的另類看法。美國學者斯洛寧準確地概括了皮利尼亞克創作《紅木》的意圖：“他隻關心出生、愛情和死亡的有機過程，而他最精彩的章節就是描寫孤獨、性欲、滅亡的痛苦和恐怖，以及和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感覺，他總是暗示：在社會的動蕩之外，有一種固定的東西，一種在人的心裏永遠不變的東西。帝國的垮台、暴民的叛亂以及社會的改革都不可能改變人的基本痛苦和矛盾。” 　　 　　在中國，皮利尼亞克的作品直到90年代後才引起注意，《紅木》和《不滅的月亮的故事》出了多個中譯本，作家出版社的“白銀時代叢書”有一卷皮利尼亞克作品集《紅木》，收入《紅木》、《果實的成熟》、《不滅的月亮的故事》和《小城》，《不滅的月亮的故事》（石枕川、王少孔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收入《紅木》、《不滅的月亮的故事》及若幹短篇小說。 　　 　　普拉東諾夫：《切文古爾鎮》 　　 　　與皮利尼亞克相比，另一位20年代成名的非主流作家普拉東諾夫對蘇聯政權的審視更為嚴厲，對現實的批判也更為鋒利，大概是沒有直接觸怒斯大林，幸運地逃過了毀滅性的打擊。普拉東諾夫（1899～1951）出身於鐵路工人家庭，1918年進入沃羅涅什技術學院學習電機工程，畢業後從事技術工作，參加過水電站的建設。青年時代的普拉東諾夫是一位狂熱的革命者和理想主義者，發表了若幹高度激進的詩歌和小說。隨著閱曆的增加，普拉東諾夫觀察現實的眼光也發生了變化，更多陰暗的東西進入他的視野並反映在他的作品中，20年代後期少數公開發表的作品無不受到劇烈的批判，一度退出文壇，無法發表作品。戰爭爆發後，普拉東諾夫到前線做了戰地記者，戰後發表了反映普通軍民在戰爭中悲劇命運的短篇小說《回歸》，同樣遭到主流批評家的抨擊。普拉東諾夫於1951年去世，他的大部分未發表手稿被收藏在官方的檔案袋裏束之高閣，直至80年代後期才解禁出版。 　　 　　長篇小說《切文古爾鎮》是普拉東諾夫最有影響的作品，創作於1927～1929年，第一部公開發表過，全書完成後被禁止發表，直到1988年才得以在蘇聯全文發表。這部作品描寫革命勝利後，幾個激情的革命者來到一個叫切文古爾的偏僻小鎮，開始一場消滅資產階級、夢想一夜建成理想社會的革命實驗，他們高喊無比進步的口號，采取劇烈無情的手段打擊敵人，用種種荒誕不經的行為來進行他們的徹底革命，最後導致經濟破產，人民無法生活，所謂革命實驗不過是一群狂熱者的烏托邦大夢。普拉東諾夫以冷峻的和無所畏懼的批判精神表明，如果這些所謂善良的空想主義者執掌了國家權力並強製推行反理性的政策，禍害的將是國家前途、民族的未來和無辜人民的基本生存權。普拉東諾夫站在理性的和人道主義的立場，深入反思了革命勝利初期一些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用戲謔嘲諷、直接了當的口吻激烈批判了偽革命者的反革命行徑。閱讀這部作品，一再看到那些非常熟悉的革命術語，地道的革命台詞，逼真的細節場景，讓我們這些見識過左傾時代的讀者感覺毛骨悚然，後背直冒冷汗。 　　 　　普拉東諾夫作品的中譯本不多，除《切文古爾鎮》外，還有一部中短篇小說集《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徐振亞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收入《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弗羅》、《七月的雷雨》、《回歸》、《第三個兒子》、《基坑》六篇小說，每篇都是值得細讀的精品。 　　 　　 　　《紅木》（皮利尼亞克著，石枕川、劉引梅譯，作家出版社，1997） 　　《切文古爾鎮》（普拉東諾夫著，古揚譯，漓江出版社，1997） 　　84，1976年後出版的蘇聯小說簡述（6） 　　 　　布爾加科夫：《大師和瑪格麗特》 　　 　　布爾加科夫（1891～1040）出生於基輔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在充滿文化氣息的環境裏長大，1901年進入著名的基輔第一中學就讀（帕烏斯托夫斯基寫過一篇長文《布爾加科夫和戲劇》，回憶了他們一起度過的中學時代，見《文學肖像》）。1909年考入基輔大學醫學院，在經過動蕩的一次大戰、革命和內戰歲月後，他在1920年棄醫從文，成為一個優秀的劇作家，他創作的劇本《圖爾賓一家的命運》非常成功，曾轟動一時；他的劇作極受觀眾的歡迎，常演不衰，但卻越來越受到當權者的冷眼，終於被禁止上演所有的劇本，甚至一度失去了工作而不得不直接向斯大林陳情。 　　 　　布爾加科夫寫小說，寫劇本，寫散文，寫傳記，寫諷刺小品文，展現了全麵的文學才華，如西蒙諾夫所歸納的：“布爾加科夫被慷慨賦予的才華包含著全然不同的三個方麵，諷刺作家、幻想作家和善於進行準確嚴格心理分析的現實主義作家的才華。這三者，再布爾加科夫的整個文學生涯中，可以說是貫串始終、相輔相成的，它們彼此競相爭奪著榮譽的桂冠”，桂冠屬於《大師和瑪格麗特》，他在1928年開始創作這部作品，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用心地修改潤色，為後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傑作。 　　 　　《大師和瑪格麗特》是一部很難讀懂的作品，布爾加科夫以無與倫比的想象力和敘事方式，精心構造了一個迂回曲折的謎局，自如地穿越於曆史和現實之間，宗教史實的戲擬和宗教精神的探討，道德哲學的追尋，獨出心裁的幽默感、辛辣的諷刺、史詩般的纏綿愛情，天馬行空的幻想世界，統統融於一爐，端出一盤色香味具全的混合大餐。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包裝裏，隱藏著難以言傳的悲憤感和對現實的嘲弄，與普拉東諾夫在《切文古爾鎮》中毫不掩飾的嘻笑怒罵不同，布爾加科夫對蘇聯現實的表述更加委婉隱晦。1966年底，《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刪節本在蘇聯公開發表，震動了蘇聯文學界，人們被打動之餘一直想厘清布爾加科夫到底要說什麽，由於作品太過複雜，作者的手段太過高超，大家隻好各說各話，各自從作品裏吸取自己需要的營養，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讀。 　　 　　關於《大師和瑪格麗特》的故事內容，坊間和網絡上相關的介紹、評論比比皆是，這裏就不多說了。據不完全統計，自1987年至今，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至少有六個規範的中譯本，包括錢誠譯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7）、徐昌瀚譯本（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王振忠譯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戴驄、曹國雄（作家出版社，1998）、嚴永興譯本（譯林出版社，2000）、高惠群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這些譯本以及好幾個不規範的譯本被多家出版社重複再版過多次，這部作品受到這麽多翻譯名家的重視以及這麽多出版機構的追捧，曆經多年而不衰，在蘇聯小說的翻譯出版史上絕對是獨占熬頭的，風頭之勁絲毫不亞於那幾部著名的紅色經典。 　　 　　布爾加科夫的其他作品也深受中國出版界的青睞和中國讀者的歡迎，重要的小說、散文、戲劇和傳記作品基本出齊了，且一再翻譯出版，主要的作品譯本大致有以下這些：《白衛軍》（許賢緒譯，作家出版社，1998）、《劇院情史》（石枕川譯，作家出版社，1998）、《狗心》（曹國雄、戴驄譯，作家出版社，1998）、《袖口手記》（理然譯，花城出版社，1992）《不祥的蛋》（曹國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孽卵》（周啟超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布爾加科夫中短篇小說選》（周啟超等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5）、《莫斯科――時空變化的萬花筒》（徐昌漢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逃亡布爾加科夫戲劇三種》（陳世雄、周湘魯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莫裏哀傳》（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 　　 　　以上提到的左琴科、紮米亞京、皮利尼亞克、普拉東諾夫、布爾加科夫，和下文將要說到的巴別爾、格羅斯曼、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這幾位隻是80年代後期蘇聯回歸文學的標誌人物，其他還有許多在中國不太出名的――在80年代之前被埋沒的作家、被禁止發表作品的作家、把作品鎖進抽屜的作家、從集中營歸來的作家、被葉諾夫請去喝咖啡再也回不來的作家、十月革命後幾代被放逐國外的作家……他們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時代終於衝破了人為的藩籬，如井噴一樣爆發，上演了一出人類文學史上罕見的荒唐戲劇。這些回歸作家的作品代表了蘇聯並不為人所知的一頁曆史，掀開了被幾代蘇聯領導人刻意回避、隱瞞的真相，帶給蘇聯新一代讀者極度的震撼，這些讀者在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回歸文學作品後有什麽樣的心理感受？他們怎麽看待蘇聯的曆史和現實？回歸文學的興盛在蘇聯覆亡的過程中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這些都是很有啟示性的議題，值得深思探討。 　　 　　回顧1976年後公開出版的蘇聯小說，在眼花繚亂之餘也不免好奇，在這30多年特別是在80年代的外國文學熱潮裏，如此大規模翻譯出版的蘇聯小說究竟占據了什麽地位，留下了什麽印記？據說僅在80年代，中國翻譯出版了萬餘種各類俄蘇文學作品，超過此前各個時代的總和，這個數字讓人瞠目結舌。在我的個人記憶裏，80年代初是西方現代文學的狂飆席卷中國的時候，是“外國文藝叢書”中的卡夫卡、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納博科夫、辛格、海勒、馬拉默德、加謬、倫茨大張旗鼓入侵中國的時候，賣相陳舊的蘇聯小說何以與新鮮出爐的卡夫卡博爾赫斯們分庭抗禮？這是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 　　 　　坦率的說，80年代出版的新一代蘇聯小說在數量上超過了50年代的高潮期，但對中國讀者的影響卻遠遠不及，失去了當年“打動”人心的魅力，也失去了當年指導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強大號召力。我想這主要因為時代不一樣了，1976年以前，蘇聯小說是中國讀者觀察外部世界和審視自身的路標，通過蘇聯小說完善自身，並領略蘇聯一次又一次翻雲覆雨的變革。以1976年為轉折點，中國後來居上，變革得更迅速，也更徹底，蘇聯的主流作家們已經落伍，再也跟不上中國讀者前進的步伐。因此，80年代出了那麽多蘇聯小說，真正留下印象也就是少數幾個作家，幾部作品而已。就算到了80年代後期，當蘇聯讀者如癡如醉地沉迷於他們的回歸文學時，中國讀者也就是看看熱鬧，不再大驚小怪，不會像蘇聯讀者那樣如夢初醒、通徹心扉。1976年出現在中國的蘇聯文學作品再也無法影響中國讀者的頭腦，再也無法左右中國讀者的命運，這未嚐不是一種進步。 　　 　　《大師和瑪格麗特》（布爾加科夫著，錢誠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7） 85，巴別爾：《騎兵軍》、《敖德薩故事》 　　 　　有人曾經這麽說過，一個男人活在世上，應該受過大苦，享過大福，幹過大事，打過大仗，坐過大牢，當過大官，賺過大錢，經曆過偉大的愛情，然後堂堂正正地死去，這樣才算資曆完整，不枉到世上走一趟。巴別爾活了46年，受過大苦，打過大仗，坐過大牢，沒享過大福，沒當過大官，沒賺過大錢，堂堂正正地死去了；至於有沒有經曆過偉大的愛情，對巴別爾並不重要，因為文學是他的愛人，終生不渝的愛人；他的一生隻發表過很少的文字，幾部短篇小說集，一部戰時日記而已，不知算不算大事？當然是，看看古往今來，有多少人享過大福，當過大官，賺過大錢？他們中誰寫出過《騎兵軍》、《敖德薩故事》、《我的鴿子窩的曆史》這樣的傳世傑作，讓後人永遠的記住，永遠的讚歎，永遠的懷念？ 　　 　　巴別爾（1894～1940）出生於敖德薩一個猶太商人家庭，自幼聰慧，愛好閱讀和幻想，曾在敖德薩商業專科學校和基輔金融與商業學院學習，1915年前往彼得堡，後結識高爾基，在高爾基建議下，他深入民間生活長達七年，從事多種不同的工作。1920年從波蘭前線返回敖德薩後，開始撰寫《敖德薩故事》，接著又創作了《騎兵軍》和《我的鴿子窩的曆史》，一舉成名。《騎兵軍》發表後，引起原第一騎兵軍高級將領的強烈不滿，軍長布瓊尼寫文章用粗魯的語言激烈抨擊巴別爾，高爾基出麵為巴別爾辯護，引起一場風波，為巴別爾後來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巴別爾在30年代開始撰寫長篇小說，隻發表了零星的小說隨筆和兩部劇本。1939年被捕，全部手稿被沒收，下落不明。1940年1月27日（一說1月15日）被槍決，終年46歲。 　　 　　1920年，戴眼鏡的敖德薩知識分子、猶太青年巴別爾作為記者隨第一騎兵軍進軍波蘭，見證了蘇聯紅軍從勝利到失敗的整個過程，如實地反映在短篇小說集《騎兵軍》中，震驚了天下。在讀到《騎兵軍》之前，中國讀者印象中的蘇聯紅軍第一騎兵軍是一支布瓊尼、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統帥的鐵血隊伍，金戈鐵馬橫掃白軍的傳奇部隊，軍紀嚴整秋毫無犯的仁義之師，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的勝利之師，《騎兵軍》完全顛覆了這種印象，巴別爾還原了真實、活生生的、不是被美麗的謊言包裹起來的第一騎兵軍，也還原了被蘇聯官方長期隱瞞的那場蘇波戰爭的真實麵目。 　　 　　必須承認，很難用語言準確描述《騎兵軍》的精妙，關於這部“全世界流行八十年，禁而不絕的奇書”，隻能用“深不可測”四字形容。這八十多年來，全世界數不清的讀者、學者、評論家們拿著放大鏡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不知琢磨過多少遍了，恨不得把每一個言外之意，每一個畫外之音都梳理清楚。確實，《騎兵軍》裏包含了太多的東西：戰鬥的慘烈、恐怖，雙方士兵對猶太人的殺戮，對無辜平民的侵犯，哥薩克士兵的勇敢、豪邁、粗鄙和野蠻，紅軍高級軍官的眾生相，宗教的衝突，階級的對抗，民族的仇恨，人性的陰暗，奔放的情欲，理想的幻滅，加上詩意盎然的景物描寫，人物心理的細致描摹，簡練的文字，類似蒙太奇的結構方式和畫麵效果，一個個高潮迭起的故事，一個個過目不忘的人物…… 　　 　　《騎兵軍》三十幾個篇章，每一篇都精彩，每一個人物都令人難忘，每一個細節都回味悠長，每一個故事都非同凡響，值得一字一字一句一句細細品味。這些故事中哪一篇最優秀？每個人看法不一樣，巴別爾的朋友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中特別分析了《戰馬後備處主任》和《基大利》，另一位朋友帕烏斯托夫斯基則認為《鹽》和《基大利》最應該為後人保留。還有更多的人喜歡《我的第一隻鵝》、《普裏紹帕》、《一批馬的故事》、《寡婦》、《契斯尼基村》……對我來說，後來增補進《騎兵軍》的《吻》非常令我感動。 　　 　　帕烏斯托夫斯基曾這樣描寫他對巴別爾的第一印象：“既沒有悅目的外表，也沒有絲毫的造作，更沒有思想深刻的談話。隻有眼睛――那雙銳利的眼睛，能夠洞穿你的全身，這雙笑意蕩漾，同時又十分靦腆並充滿嘲諷的眼睛能勉強暴露他的作家身份”（《肖像文學》），巴別爾就是用這種嘲弄的眼睛觀察戰爭，他的《騎兵軍》超越了蘇波戰爭這樣一場有限的局部戰爭，借用當下批評家常用的術語，他用“人道關懷和悲憫意識”洞穿了人類所有戰爭的本質。《騎兵軍》裏常見的手法是把殘酷的戰爭場麵和詩意盎然的浪漫場麵糅合在一起，造成尖銳的對比效果，以表達巴別爾強烈的精神向往，如《大英百科全書》所說：《騎兵軍》“雖然時常充滿失去理性的殘酷，但它們仍然表現出一種信念，即歡悅和幸福必然存在，即使隻存在於想象中”。 　　 　　《騎兵軍日記》（王若行譯，東方出版社，2005；《巴別爾馬背日記》，徐振亞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遲至1990年才公開出版，這是一部幸運保存下來的珍貴記錄，巴別爾在戎馬倥傯之隙寫下的這部戰地日記，比經過修飾的《騎兵軍》更加真實，更加直接，更加血淋淋，可看作是原始版或者濃縮版的《騎兵軍》。很多人初看《騎兵軍》會覺得線索淩亂，脈絡不清楚。我以為研讀《騎兵軍》最好經過這樣的程序――先找一本講述蘇波戰爭史的書籍（目前沒有特別合適的，第一選擇為王天兵先生的新著《哥薩克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08）），把蘇波戰爭的來龍去脈和前後經過理清楚，然後再把《騎兵軍》和《騎兵軍日記》逐篇對照琢磨，這樣才會豁然開朗，大致可以明白巴別爾數不盡的言外之意、畫外之音，每有所思，都會掩卷長歎，向巴別爾的在天之靈致敬。 　　 　　在我喜歡幻想的年輕時代，總是對異國風味的海濱城市充滿了神往，我想象將來能生活在這樣一個城市，那裏有港口、燈塔、沙灘、歌劇院、博物館、書店，還有綿延的海岸線、充沛的陽光、古色古香的建築，蔥綠的街邊樹木，寬敞幹淨的街道，以及街邊的咖啡館，咖啡館裏幽閑的市民，大海上遠去的輪船、海邊散步的美麗姑娘......現實中或許有很多這樣的城市，不過肯定沒有一個像黑海城市敖德薩那樣充滿了夢幻版的文學的魔力，在帕烏斯托夫斯基、卡達耶夫的小說和愛森斯坦的電影裏，我們已經領略了敖德薩的迷人風貌，而把真實的敖德薩刻劃得入木三分的作品莫過於巴別爾的《敖德薩故事》和《我的鴿子窩的曆史》。 　　 　　《敖德薩故事》是巴別爾從前線回到敖德薩後構思創作的一組短篇小說，講述敖德薩猶太黑幫的傳奇故事；《我的鴿子窩的曆史》題獻給高爾基，講述巴別爾的童年和成長歲月。這兩個係列不像《騎兵軍》那樣有名，但一點也不比《騎兵軍》遜色。在這些故事裏，巴別爾懷著溫情記載或者塑造了他記憶中的敖德薩――物欲橫流的繁華都市，陷於生存困境的猶太人，猶太黑幫的仇殺內幕，流氓的發跡和衰落，以及一個少年眼中五光十色的敖德薩城市和敖德薩人，成長曆程中經曆的種種怪誕、恐怖而又有趣的人和事。以《敖德薩故事》為開端，巴別爾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即“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調的衝突和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與環境的衝突之上”（斯洛寧《蘇維埃俄羅斯文學》），這一特色在《騎兵軍》和《我的鴿子窩的曆史》中延續下來並發揚光大，而他最被讚賞的作品是感人至深的《德.葛拉索》。 　　 　　對中國讀者來說，200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敖德薩故事》（含《敖德薩故事》《我的鴿子窩的曆史》及其他散篇）是一個了不起的禮物，書裏不僅收集了《騎兵軍》外幾乎所有的巴別爾小說，還收集了一組精美的老照片，看到這些20世紀初的敖德薩美麗景物，令人越發神往當年巴別爾、帕烏斯托夫斯基、卡達耶夫、巴格裏茨基這些意氣風發的敖德薩文學青年和他們經曆的那個充斥革命和戰爭的浪漫時代。此外，東方版《騎兵軍日記》中附錄的一組小品書寫和回憶文章也是應該仔細研讀的精品。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完整的巴別爾傳記跟中國的巴別爾愛好者見麵。 　　 　　巴別爾沒寫成過長篇小說，他的短暫一生就是一部小說，比紙麵上的小說還要驚心動魄。如何評斷巴別爾作品的價值？我以為《敖德薩故事》封底所引用的一句評論最為傳神：“巴別爾文集是一本傳世之作，你會終生反複閱讀，然後留給你的孫子，否則，就帶進墳墓”。 　　 　　《騎兵軍》（孫越譯，花城出版社，1992；戴驄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紅色騎兵軍》，傅仲選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86，格羅斯曼：《生存與命運》 　　 　　1989年，《生存與命運》的第一個中譯本出版，之後數年又出了其他幾個不同的譯本，引起中國讀者的注目。那時正是東歐蘇聯局勢動蕩的曆史性時刻，眼睜睜地看著東歐的多米諾骨牌一個接一個倒下，眼看著老大哥蘇聯也行將不保，風雲突變如此神速，看得人眼花繚亂，搖頭歎息。在那些惶惑的日子裏閱讀《生存與命運》，仔細品味書中種種離經叛道的言論，大有振聾發聵之感。這麽多年過去了，在蘇聯已經煙消雲散的今天回過頭重新審視《生存與命運》，仍能感受到那種欲摧毀主流價值體係而後快的神秘力量。 　　 　　《生存與命運》讓中國讀者切切實實地受到了一次震撼教育，可當時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格林斯曼是何許人，大家對蘇聯居然出現這樣一位無畏級的作家深感詫異。其實，老一代讀者對格羅斯曼並不陌生。早在民國時代，剛出道的青年作家格羅斯曼就曾經風靡過一時，他的中篇小說《人民是不朽的》有茅盾和海觀兩個譯本，在解放區和國統區都發行過多個版本。1949年，上海大東書局出過一套“蘇聯名作家專輯”，精選了五位蘇聯代表作家，其中就有資淺的格羅斯曼。50年代初，格羅斯曼的多部中短篇小說繼續在中國出版發行，直至他的長篇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遭到批判才從中國讀者的視野中消失。 　　 　　格羅斯曼（1905～1964）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數理係，3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衛國戰爭爆發後作為《紅星報》特派記者深入前線采訪報道，見證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大部分曆程。戰後，格羅斯曼以斯大林格勒戰役為背景，創作了長篇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1952年發表後深受評論界和讀者好評，不料卻遭到《白樺》作者布賓諾夫的阻擊，此君在真理報發表文章，激烈抨擊《為了正義的事業》犯了所謂嚴重的政治錯誤（一說布賓諾夫給斯大林寫了告狀信，斯大林指示真理報發表批判格林斯曼的文章），眼看一場文字獄即將展開，卻因斯大林的突然去世而不了了之。 　　 　　1960年，《為了正義的事業》的續集《生存與命運》完稿，隨即在尋求出版過程中被安全部門查抄了手稿。格羅斯曼不服，直接向赫魯曉夫陳情，蘇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書記蘇斯洛夫召見了格羅斯曼，不僅拒絕出版《生存與命運》，拒絕歸還手稿，還口氣強硬地威脅格羅斯曼――出版這部小說想都不用想，也許兩三百年後才能出版！1964年，格羅斯曼鬱鬱而終。1988年，蘇聯的老牌文學雜誌《十月》分四期連載了《生存與命運》，之後又出了單行本，此時距手稿被查抄不過才28年而已，距離蘇斯諾夫“兩三百年”的預言差得很遠。格羅斯曼生前雖然未能看到它的出版，但他應該有自信寫出了一部足以傲視時代並流傳後世的驚世之作。 　　 　　《生存與命運》沿襲了《戰爭與和平》的風格，以一個家族的幾個人物為線索，全景式的描寫寫了蘇軍堅守斯大林格勒的浴血奮戰和勝利大反攻，德軍保盧斯重兵集團的覆滅，前線的激烈戰鬥，後方人民的；德國法西斯迫害猶太人的罪行，德國戰俘集中營的黑暗，以及蘇聯勞改營和安全部門的內幕……一係列大大小小的曆史事件和場景拚貼出一幅蘇聯軍民英勇抵抗外敵入侵的完整畫像。構成這幅畫像的主要人物有蘇軍政工人員克雷莫夫、坦克軍長諾維科夫，核物理學家施特魯姆，以及跟他們相關的幾位女性柳德米拉、葉尼婭，此外還設計了其他眾多各式各樣的人物――斯大林和希特勒，戰場上的雙方統帥葉廖緬科、崔可夫、保盧斯，視死如歸捍衛六一大樓的蘇聯軍官格列科夫和他手下的士兵們，德國戰俘集中營裏的老布爾什維克莫斯托夫斯科依、蘇軍軍官葉爾紹夫，老孟什維克切爾涅佐夫，蘇聯勞改營裏的革命家囚徒阿巴爾久克……格林斯曼細致地描寫他們在衛國戰爭最險惡時期的際遇，以及各自複雜的內心世界，對這些人物的命運和心理活動做了洞察入微的描述，試圖把整個蘇聯人民包括德國人民在戰爭時代蒙受的苦難都歸納在這些人物的個人經曆裏。透過這些人物的故事，可以真切地領悟到自《戰爭與和平》以來俄羅斯戰爭文學那種獨特的悲愴意味。 　　 　　1986年,在出版《生存與命運》英譯本時，西方學者就稱之為“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後來出蘇聯版時，好幾位蘇聯評論家沿用了這個說法，不脛而走，幾成定論。從藝術角度看，《生存與命運》視野廣闊，場麵浩大，整部作品確實如史詩一般宏偉，隻是格羅斯曼對史詩型長篇小說的駕馭能力還不能和托爾斯泰相提並論，人物線索過多，結構龐雜，導致敘事紊亂，多少影響了情節的順暢和揭示主題的力度。 　　 　　引起爭議的焦點倒不是這些，而是作品中無處不在的議論段落，這些段落自始至終比比皆是，其中有出自敘述者的夾敘夾議，有借助人物的內心獨白和人物之間的對話，還有整章整節的論說文，在這些議論文字裏，格羅斯曼無所顧忌地闡述了一係列獨到的見解，包括對戰爭進程的探討，對戰爭的起源的反思，對統帥層、高級將領們表現和應付責任的評論，還包括對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政權體製、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政策、個人迷信的批評和斯大林本人的抨擊，甚至把斯大林政權和希特勒法西斯政權相提並論，這些負麵評價和蘇聯官方一貫的宣傳口徑完全背道而馳，鋒芒直指蘇聯主流話語係統無法回避的核心要害，其尖銳和犀利，至今讀起來仍令人有喘不過氣的感覺。 　　 　　仔細品讀《生存與命運》中的議論文字，即便是我們這些不甚相幹的中國讀者，也可以感受到格羅斯曼強烈的激憤之情，感受到他的屈辱、痛苦和憤怒，還有他對蘇聯政權、蘇聯領袖和蘇聯軍隊的複雜感情，感受到他那不可抑製的傾訴欲望，他要傾吐對衛國戰爭的真實看法，對蘇聯人民蒙受戰爭苦難的悲憤，對蘇聯前途、民族未來的憂慮，對猶太人悲慘命運的同情，這些濃烈的情緒摻雜在一起，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已經顧不上敘事形式的嚴謹與合理。有些評論者以這部作品種種藝術上的缺陷為理由，試圖貶低《生存與命運》的文學價值，進而抹殺其思想價值，這是毫無道理的。格羅斯曼的觀點雖然與當年的蘇聯主流抵觸，但他代表了一種隱藏在民間的聲音，種子埋在地下，不等於不存在，蘇聯當局不是打壓這些潛在的種子，就是裝作看不見，一旦破土而出即束手無策，繼而束手就擒。治標不治本，封殺一部《生存與命運》有什麽用？ 　　 　　1988年，《生存與命運》被封殺了28年之後光榮地回歸，蘇聯讀者總算見識到了這部曆經磨難的傳奇作品，在若幹文壇中人的強力推薦和媒體的炒作宣傳下，一如預期地引起巨大的反響。嗅覺靈敏的中國出版界很快注意到了《生存與命運》的價值，不到一年時間即同時出版了兩種不同的中譯本，之後又有兩種中譯本陸續問世，工人版的嚴永興譯本之外，還包括《生活與命運》（王福曾等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風雨人生》（力崗譯，漓江出版社，1991）和《生活與命運》（翁本澤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交相輝映，可謂盛極一時。遺憾的是，或許是當年斯大林插手批判風波的影響，中國出版界可能抵製了《為了正義的事業》，經過多方查證，沒有發現當年曾經公開翻譯出版過這部作品的跡象，今後恐怕也沒有機會再出了。 　　 　　《生存與命運》（格林斯曼著，嚴永興、鄭海淩譯，工人出版社，1989；譯林出版社，2000） 87，索爾仁尼琴：《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 　　 　　索爾仁尼琴的一生，用很俗的詞匯來說――可謂波瀾壯闊，跌宕起伏。他曾經輝煌一時，取得過巨大的榮譽，又曾經曆經磨難，所言所行備受爭議；他在衛國戰爭時代作為青年軍官經曆了戰火的考驗，卻在臨近勝利時被捕入獄，原因不過是在友人書信中議論了幾句最高領袖；他曾經罹患癌症，瀕臨死亡的邊緣，又神奇地起死回生；他以文字做長茅，唐吉訶德一般向著蘇聯風車衝殺不已，卻在流放異域二十年衣錦還鄉時愁腸獨悲，覺昨是而今非。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以文學家揚名立萬，卻一生與政治糾纏不清，當他戴上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恐怕也心中惴惴：給我的是文學獎，還是政治獎？ 　　 　　1917～1991年的蘇聯期間，一共有五位俄語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除蕭洛霍夫外，其他四位――蒲寧、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都是不被蘇聯官方認可的作家，其中尤以索爾仁尼琴最為搶眼，反蘇言論最鮮明，反蘇行動最堅決，經曆最複雜，姿態最張揚，爭議最大，生命曆程也最長。如何評價這位顯赫的人物，曆來存在者截然相反的觀點。反索派認為，索爾仁尼琴以創作反蘇反共作品起家，堅持反動立場，肆意詆毀蘇共、蘇聯政權和蘇聯人民，甘願充當西方顛覆蘇聯的棋子和工具，其作品惡意擴大甚至編造事實，陳詞濫調，水平低下，藝術格調不高，其人品也很可疑。挺索派認為，索爾仁尼琴的鬥爭體現了人類良知的力量，他是俄羅斯的良心、聖徒、無畏的鬥士、新世紀的先知，他是俄羅斯文學傳統的承載者和繼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20世紀俄語文學的最高水平，等等。隨著蘇聯的垮台，這種分歧並沒有消弭，隻是反索派從主流變成非主流，挺索派從非主流變成主流而已。 　　 　　在目前可以看到的索爾仁尼琴作品中，以成名作品《《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最為出色。1962年11月，在需要深入揭批斯大林罪行的背景下，經過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特別批準，《新世界》雜誌發表了《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震驚了蘇聯文壇和蘇聯社會，在蘇聯讀者中引發史上最嚴重的轟動。索爾仁尼琴，這位“具有稀有才能”的作家一炮而紅，而且迅速紅到了中國。1963年2月，僅僅四個月之後，《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中譯本即以內部發行的形式問世（藍皮書，比黃皮書的控製更嚴），動作之迅速甚至與蘇聯本地的單行本同步甚至更快，這說明在中蘇交惡的局勢下，我方依然密切關注蘇聯的動態，充分意識到了這部作品非同尋常的價值，快速地推出中譯本，供內部人士參考批判。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是這樣一部作品：第一次閱讀即被震撼得啞口無言，令人心悸不已，再也不忍讀第二遍。我第一次讀《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是在70年代後期，這是我在1980年之前讀到的唯一一部文革前出的內部蘇聯小說。書裏的很多細節讓我感動之極，比如： 　　 　　“舒霍夫把手伸到貼身得衣服口袋裏，把包在白布頭裏得那塊半圓形的麵包皮取出來，小心翼翼地用麵包皮去擦缽底和缽邊上吃剩的粥漿，然後再用舌頭把粘在麵包皮上的粥舔下來，他就這樣抹了舔，舔了又抹。最後他把個粥缽舔得像洗過那樣幹淨，連粥留下的一點痕跡都看不出來了。” 　　 　　這個場景讓我感同身受。70年代前半期，在我居住的那個偏遠地區，細糧極其緊張，平常吃的都是粗糧（高粱米、小米、玉米麵），每月隻定量供應少量大米和白麵（我記得好像是每人每月各一斤）。我家裏每月煮一兩次大米粥，給全家人打打牙祭。對我這個長身體的少年來說，大米粥的那一天就像過節一樣，我的吃法跟舒霍夫一模一樣，隻是我用來舔大米粥的“麵包”是用玉米麵做的大餅，飯碗被舔得被刮得幹幹淨淨則是絲毫不差。什麽是文學？像《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樣來自真實生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細節也能讓讀者產生強烈共鳴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學！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類似喝粥這樣的細節還有很多，舒霍夫怎麽吃麵包，辛辛苦苦留下麵包皮做刮粥用；怎麽喝湯，湯裏飄蕩的魚骨頭和馬鈴薯；怎麽砌牆，磚頭與灰漿間的愉悅與美感……這些細節連同一連串場景的描繪，人物之間的對話、動作、心理活動以及相應景物的描寫，每一處都有血有肉且別具意涵，共同構成了這部了不起的小說。作為蘇聯集中營題材的第一部傑作，索爾仁尼琴在《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並沒有以受害人的刻骨仇恨盡情渲染蘇聯政權的陰暗一麵，而是以平靜和克製的口吻講述了一群小人物在險惡的環境裏如何保持人的尊嚴，樸實無華的風格反而讓作品更有動人的力量。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問世以來，人們對其政治麵的興趣遠遠大於藝術麵，當世人對蘇聯政權的是是非非不再那麽關注的當下，回頭重新審視這部作品，更容易發現和領會其非凡的藝術成就。 　　 　　1963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藍皮中譯本收集了四篇發表在重要報刊中上的名家書評，作者為西蒙諾夫、葉米爾諾夫、巴克蘭諾夫和迪姆希茨，從這些火辣辣的吹捧文字裏，多少可以領略到《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轟動效應和索爾仁尼琴一朝成名睥睨當世的風頭。可惜這樣的風頭並沒有持久，赫魯曉夫下台以後，蘇共新領導層開始調整政策，索爾仁尼琴發表作品越發艱難，他的使用價值褪色，與當局的矛盾越發尖銳，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終於撕破臉。被驅逐出境之前，索爾仁尼琴在蘇聯公開發表的作品隻有幾部中短篇小說和隨筆而已，其他幾部重要的長篇作品《第一圈》、《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島》都未能在國內出版，一直禁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 　　 　　比蘇聯讀者幸運的是，從索爾仁尼琴剛一出道，就沒有離開過中國讀者的視線，與《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同期出版的《索爾仁尼津短篇小說集》（孫廣英譯，作家出版社，1964）收集了《馬特遼娜的家》、《克列切托夫車站上的一次事件》、《為了事業的利益》三部早期短篇名作，文革後很快出版了《癌病房》（榮如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以及《古拉格群島》（田大畏、陳漢章譯，群眾出版社，1982）、《牛犢頂橡樹》（陳淑賢等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第一圈》（景黎明譯，群眾出版社，2000），還有由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及其他短篇小說。在蘇聯讀者望索興歎時，中國讀者至少提前七八年透過索爾仁尼琴的作品見識了蘇聯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麵。 　　 　　關於對索爾仁尼琴作品的評價，曆來有不同看法。比較一致的看法，《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等早期的中短篇小說是他最好的作品，而享有盛名的長篇小說《第一圈》、《癌病房》固然很不錯，但還稱不上是傑作，這或許是因為他的生活積累已在《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用盡，又或許是他駕馭長篇的功力尚有欠缺。至於備受推崇的《古拉格群島》，卷帙浩繁，內容龐雜，被看作是揭露蘇聯政權以及蘇聯安全部門黑暗史的百科全書，也被公認為其文學性較差，讀者如果沒有特別的政治激情，很難耐下心來讀完。 　　 　　2008年8月3日，索爾仁尼琴與世長辭，享年89歲。這樣一位在20世紀的人類曆史上留下過深刻痕跡的大人物離開了人世，自然引起世人的關注，各大通訊社和各大傳媒迅速報道了消息，各路名人也依例發表了各自的感言，當然說了一大堆好話，各取所需地給往生者帶上了各式各樣的高帽子，也不管合不合適。還有一些人雖然沒有公開說話，暗地裏恐怕腹誹不已，或者咒罵，或者慶祝。不管持什麽觀點，所有關注索爾仁尼琴的人，包括他祖國的同胞，其實沒有多少人真正讀懂過他，包括他自己。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索爾仁尼琴著，斯人譯，作家出版社，1963） 88，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 　　 　　1958年，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以“現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領域中所取得的傑出成就”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之前一年，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出版，風靡全球。1965年，英國導演大衛連恩拍攝了氣勢恢弘的大片《Dr. Zivago》，讓日瓦戈熱上加熱。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個時尚青年拎著磚頭錄音機招搖過市的年代，鄧麗君之外，若幹種從香港流傳過來的輕音樂係列也備受追捧，其中以“阿波羅樂神之音”和“格蘭披士之聲”最為流行，就是在這些轉錄來轉錄去、音質破損不堪的磁帶裏，我第一次聽到了“齊瓦哥醫生”，優美寬廣的旋律令人動容。當時隻知道這是一部同名電影的主題音樂，至於電影的背景和來曆就不甚清楚了。到了1986年，《日瓦戈醫生》開始風行，才明白原來“齊瓦哥醫生”就是“日瓦戈醫生”，才知道帕斯捷爾納克其人其事，才了解這個人這本書這部電影竟然如此的出名，來頭如此的大。DVD時代開始後，終於看到了大衛裏恩的電影《日瓦戈醫生》，從電影音樂到小說再到電影，與《日瓦戈醫生》的緣分以這種不正常的次序延續了20餘年，這種不正常是《日瓦戈醫生》本身奇特命運的縮影，也反映了中國社會氣氛的變遷。 　　 　　從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風波至今，《日瓦戈醫生》經曆了50年風風雨雨。且不說冷戰時期蘇聯和西方的針鋒相對，就是在中國，從1958年人雲亦雲地跟著人家大批判（我相信當初批判的人中沒有幾個人真正看過原著），到1986年的突然解禁一紙風行，再到20年來被奉為經典，幾成一門顯學，這50年來起起落落的坎坷令人歎為觀止，感慨萬千。 　　 　　1986～1987年，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衝擊下，一批所謂“反動作品”重返蘇聯，《日瓦戈醫生》自然名列其中，當蘇聯文學界出版界為《日瓦戈醫生》熱身的時候，中國出版界已開始衝刺。1986年11月，《小說界》雜誌率先刊出《日瓦戈醫生》第一至四章（童憲剛、劉同英譯），接著漓江出版社的力崗、冀剛譯本，外國文學出版社的藍英年、張秉衡譯本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顧亞玲、白春仁譯本在半年之內接連問世，媒體也發表了不少介紹文章，推波助瀾之下形成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日瓦戈熱”，餘緒一直延續到今天。經過這20年世事的洗滌，《日瓦戈醫生》經受住了考驗，長銷20年至今不衰，成為少數幾部仍在影響中國讀者精神生活的蘇聯小說之一，加上電影的廣泛傳播，大家對《日瓦戈醫生》的時代背景、人物、故事已是耳熟能詳。 　　 　　大概是出於相似的背景，中國的知識階層與《日瓦戈醫生》似乎有一種心理上的契合，興趣特別濃厚。粗略檢索文獻後發現，這20年來關於《日瓦戈醫生》和帕斯捷爾納克的研究文章竟有數百篇之多，在這些文章裏，中國的俄蘇文學研究者們對《日瓦戈醫生》做了全方位的剖析，特別是對其主題進行了各式各樣的解讀，諸如俄羅斯民族的悲劇命運，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和艱難抉擇，人性的尊嚴和革命的衝突，革命帶來的暴力和暴力帶給人民的苦難，人道主義精神和悲憫情懷，基督教聖徒精神和人文關懷，等等。總的來說，盡管個別人還有不同意見，《日瓦戈醫生》的經典地位已不可動搖。 　　 　　為破解《日瓦戈醫生》的密碼，多數評論者以主人公尤裏和拉拉的人生故事為軸，從革命和愛情這兩條主線入手，考察革命洪流中的愛情和愛情光譜中的革命，從革命和愛情的交錯中可以一窺從沙皇俄國到蘇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風雲變幻，也可以一窺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精英知識分子麵對革命浪潮的惶惑心境。與其他主流作品中浪漫的革命加戀愛故事不同，《日瓦戈醫生》更多的是從愛情角度審視革命以及革命浪潮中的人。以拉拉和三個男性的情感糾葛為例，帕沙是個革命者，這類人為了革命成功不擇手段，革命成功後為了保衛革命果實變得更加殘忍冷血。科馬羅夫斯基是個反革命者，這類人在革命前享盡榮華富貴，革命後既不甘心失去巨大的既得利益，又沒有本事奪回失去的政權，要麽完蛋（如沙皇），要麽滾蛋（如克倫斯基）。尤裏是個愛國的不革命者，與革命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安全距離，試圖冷眼觀察革命的大時代，保持一點點靈魂的獨立，這類人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在革命的狂風巨浪中被裹挾而去。拉拉和尤裏之所以在艱辛動蕩的歲月共同譜寫一曲愛情的交響曲，多少反映了他們對革命的共同態度，也反映了作者的基本立場。 　　 　　《日瓦戈醫生》內容之龐雜、涉及麵之廣常令讀者理不清頭緒，讀者慕名而至，往往第一章沒有讀完就讀不下去了，敘事節奏的緩慢拖遝、敘事結構的鬆散淩亂讓他們困惑，是讀者水平不夠，還是作品名不副實？對此，美籍俄蘇文學評論家斯洛寧在他的名著《蘇維埃俄羅斯文學 1917～1977》中作了清楚的解釋，可以厘清讀者的困惑： 　　 　　“《日瓦戈醫生》是以一係列場景、對話、描繪和思考作為結構的，共分十七個部分；它故意避免心理分析，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對現代心理分析潮流的一種反動。它還打破了那種經過精心構思的‘流暢敘述’的傳統。那些冒充內行的小說評論家們給這部既有啟示性的，又是現實主義的，既有象征性、又是印象主義的，既支離破碎、又是高度統一的小說弄得既迷惑又苦惱。他們想給它貼上某種老標簽而招到失敗，因為《日瓦戈醫生》有它自己的形式，它把獨特的戲劇性事件和抒情的語句、簡單的詞匯和複雜的感情、詩人的幻想和深奧的哲理結合在一起。它是一部通過個人的命運所寫出來的社會史，具有帕斯捷爾納克詩歌中閃耀著的那種光輝，那種‘通過抒發感情取代現實描寫’的藝術。這就說明了作品中精確的描述為什麽同浪漫的激情相互交替以及故事為什麽會從現實轉到想象的原因。如同所有的偉大作品一樣，這部作品不同於任何其他小說，而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小說。” 　　 　　自從《日瓦戈醫生》熱潮之後，帕斯捷爾納克的其他作品隨之進入中國，其中以《人與事》（烏蘭汗、桴鳴譯，三聯書店、1991；另一譯本《追尋》，安然、高韌譯，花城出版社，1998）中的兩部回憶錄最為出色，這些自傳體隨筆以詩意的筆觸筆傷時感世，風格典雅凝練，實為俄語散文的超一流文字。詩作方麵，有《含淚的圓舞曲》（力崗、吳笛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帕斯捷爾納克抒情詩選》（顧蘊璞譯，花城出版社，1990）、《生活，我的姐妹》（劉倫振、曾正平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91）、《帕斯捷爾納克詩選》（毛信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等若幹種詩選問世，篇目多有重複，基本上包括了帕斯捷爾納克詩歌的精華作品。 　　 　　帕斯捷爾納克是以詩人著稱於世的，並與勃洛克、葉賽寧、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等大詩人一起撐起了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不過或許是《日瓦戈醫生》的光芒太過耀眼，又或許是翻譯的問題，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並沒有獲得中國讀者更多的關注。倒是他的生平軼事和八卦傳播甚廣：充滿藝術氣息的家庭和青少年時代，留學德國馬堡時期的失戀，光彩照人的青年詩人時代，與裏爾克和茨維塔耶娃的交誼，與兩任妻子以及紅顏知己伊文思卡婭的情感糾葛，斯大林請教詩作的電話，援救曼德爾施塔姆的行動，諾貝爾獎風波的前前後後，孤苦鬱悶的最後幾年時光…… 　　 　　以帕斯捷爾納克的教養和天分，本不應該生活在那個時代，他在時代的大潮中掙紮、思考、創作，努力保持獨立的藝術人格，《日瓦戈醫生》凝聚了他的閱曆、才華、感情和思想，是他在這個光怪陸離的激蕩年代生活過的見證和記錄，是他對這個世界的交代。一個藝術家一生能有這樣一部書留給人類曆史，足矣。 　　 　　（《日瓦戈醫生》，帕斯捷爾納克著，藍英年、張秉衡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7） 　　《敖德薩故事》（戴驄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紅色騎兵軍》，傅仲選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89，費定：《城與年》 　　 　　前些時逛書店，在一排人民文學版的“名著名譯插圖本”中發現了蘇聯名作家費定的長篇小說《城與年》，讓我非常驚訝。《城與年》是20年代的名作，遲至1947年才由曹靖華先生譯成中文，50年代初再版了多次，之後就在中國的書店裏消失了蹤跡，不想卻在50年後重現江湖。 　　 　　仔細查閱了“名著名譯插圖本”係列中的其他蘇聯文學作品，發現入選的每一部作品都可稱為經典，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極其有影響的紅色經典作品，如《童年人間我的大學》、《靜靜的頓河》、《苦難的曆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一類是文革後竄紅的主流經典作品，如《這裏的黎明靜悄悄》、《草原與群山的故事》；一類是不被蘇聯官方認可的非主流經典作品，如《日瓦戈醫生》、《大師和瑪格麗特》、《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隻有這一部《城與年》算不上哪一類的經典，屬於隱姓埋名50年後出土的古董，放在這些“名著”中顯得有點尷尬，其實以費定的顯赫地位和當年的好評，《城與年》絕對當得起“名著”之名。 　　 　　費定（1892～1977）出身於薩拉托夫一個商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商業學院經濟學係學習，1914～1918年旅居德國，1918年回國後開始文學活動，在列寧格勒工作期間參加了著名的同路人文學團體“謝拉皮翁兄弟”，20～30年代創作了一係列重要作品，得到高爾基的賞識和栽培。衛國戰爭期間同其他作家一樣多次出入前線，撰寫報道政論，戰後成為蘇聯文壇的領導人，長期擔任作家協會的領導職務，其地位類似於我國的茅盾巴金，德高望重，為人景仰。 　　 　　《城與年》等早期作品大多有濃鬱的異國色彩，無論是內容或者手法都迥異於正統的蘇聯小說，這與費定的德國經曆密切相關。1914年，費定大學畢業後前往德國進修德語，不想剛好碰上一戰爆發，他在回國途中被作為敵僑扣留，被迫滯留德國達四年之久，直至一戰結束才回國加入蘇維埃新政權的行列，這段不尋常的經曆使他可以用不同的視角觀察和描寫戰爭時期的德國和革命後的俄國，而流落德國期間的大量閱讀使他深受西方現代派文藝的影響，這些都集中表現在《城與年》中。 　　 　　《城與年》直接取材於費定的德國經驗，設計了一個錯綜複雜的故事框架，講述德俄兩國的幾個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期間的經曆和情感糾葛。主人公安德烈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戰前到德國留學，與青年畫家庫爾特結為好友，並與貴族軍官舍瑙的未婚妻瑪麗相愛，戰爭爆發後被留置德國，得到推崇庫爾特藝術的貴族軍官舍瑙關照，而庫爾特在前線被俄軍俘虜，後成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家。十月革命後，安德烈返回俄國，與庫爾特共同工作，並拋下瑪麗另結新歡，瑪麗來俄國尋找安德烈，無力回天黯然離去，最後的結局是安德烈為報答舊情，私下放走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舍瑙，被革命意誌堅定的庫爾特處決。 　　 　　從上述簡單的故事梗概即可以了解到《城與年》的另類――離奇聳動的故事，緊張刺激的情節，顛倒時序的敘事結構，緊湊明快的敘事節奏，這些結合在一起讓全書充滿了戲劇張力，愛恨情仇如武俠小說，悲歡離合如言情小說，懸念叢生如偵探小說，把戰爭、革命、騷亂、饑荒，還有愛情、友情、背叛、凶殺等元素融為一爐，與同時期其他按傳統風格創作的蘇聯小說大不相同，蘇聯的土產現代派隻此一家，別無分號。費定對小說藝術的小小革新讓習慣了傳統小說的讀者如墜五裏霧中，一時無法接受，有些讀者因此批評《城與年》故弄玄虛，矯揉造作，這顯然過苛了。 　　 　　《城與年》的形式很有實驗意識，主題卻相對簡單，無非是表現知識分子扛著舊時代的抱負過渡到新時代的心理衝突、妥協和磨合，如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學者布蘭寧娜所說，費定“企圖用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來機械地補充布爾什維克的毅力和紀律”，布蘭寧娜在她論述費定的論文中用一堆時代詞匯解讀了《城與年》：“嚴峻的、壯麗的頑強的，毫不妥協的革命鬥爭的氣氛”、“全書風格是痛快淋漓，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激情”“奏出了嚴峻的，激情的，充滿了巨響和雜音的‘革命的樂章’、戰鬥的樂章，搗毀舊世界的樂章”、“對掃除一切障礙、消滅一切膽敢反抗革命風暴的革命自發勢力的無限崇敬、歡欣若狂――這是小說的動人心弦之處”，等等。我以為，以費定當年的覺悟和見識，不大可能配得上這些革命式的溢美之詞，倒是作品中那些直觀描繪革命後社會景象的段落才是真正動人心弦之處，如主人公安德烈歸國途中所見一九一八年的俄國： 　　 　　“大家都像吉普賽人似的，帶著婦孺老弱，帶著包錫的碗盆和破食具，住在雜草叢生的荒廢的戰壕裏。產婦在小土屋裏大聲喊叫，害傷寒病的人在三輪車下說胡話，一個兩歲的肮髒的小姑娘在車上的幹草裏玩耍。一個半裸的女人，吊著兩隻空布袋似的乳房，在捉破衣服上的虱子，一個沒有腿的士兵在火灰裏烤馬鈴薯，用節節疤疤的樹枝把孩子們趕開。人們像一群可憐的幼蜂，擁在篝火周圍，在地上，在被戰壕割裂、被炮彈炸開，被玷汙、被褻瀆的土地上，誕生，死亡，愛著，在悲憤中尋找潔淨的新地。” 　　 　　且不論這個極具現場感的畫麵有什麽實質意義，我相信這一滿目瘡痍的畫麵是從國外歸來的費定親眼所見，用精確、明晰、樸素的文字留下的忠實記錄，一個曆史的瞬間。《城與年》中類似的文字還有很多，這些曆史的記錄正是這部作品的價值所在。 　　 　　費定長期身居高位，為人卻很低調，善於在紛亂的政局變化中保護自己，除了曾受命介入過帕斯捷爾納克文學獎事件外，以及對持不同政見作家不太友善外，他的一生事跡沒有多少話題性。費定的大部分作品也跟其人一樣低調，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快被讀者和評論家忘記。斯大林掌權後，費定跟上了時代步伐，與左琴科、卡維林、伊凡諾夫這些謝拉皮翁兄弟漸行漸遠，技巧越發嫻熟，內容越來越帶有斯大林時代的色彩。他的七部長篇小說中有五部譯成中文，除《城與年》外，還有《弟兄們》（沈立中、根香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著名三部曲《早年的歡樂》（左海譯，作家出版社，1961；《初歡》，文化工作社，1952）、《不平凡的夏天》（主萬譯，作家出版社，1961；文化工作社，1953）、《篝火》（葉冬心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早年的歡樂》三部曲是費定的代表作，完整地描寫了從1910年到1941年的俄蘇曆史，藝術上幾乎無懈可擊，是不是完全符合曆史真實則見仁見智，至少關於托洛茨基的章節是有疑問的。 　　 　　費定的早期作品除了得到高爾基賞識外，也深受魯迅的好評，魯迅翻譯了他的短篇小說《果樹園》，並委托曹靖華收集到版畫家亞曆克舍夫為《城與年》作的插圖，並根據曹靖華撰寫的概略親筆為每幅圖寫了說明，因等不及中譯本問世而計劃先行出版《城與年》的插圖，可惜未及出版即與世長辭。後來曹靖華與許廣平在魯迅的遺物裏找到了這套插圖，與《城與年》中譯本合二為一，了卻了魯迅的憾事。 　　 　　在新近出版的這部《城與年》中，可以完整地看到由魯迅題寫說明的28幅精美木刻插圖，此外還附有科列斯尼科娃的《俄國普及本序》，曹靖華的《譯後記》和《懷念費定》，費定的《作者自傳》和《關於小說<城與年>》,魯迅的《城與年插圖小引》，曹靖華女兒曹蘇玲的《餘音》，可稱至今最為完備的《城與年》中譯本，值得閱讀收藏。 　　 　　（《城與年》，費定著，曹靖華譯，新文藝出版社，1954；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90，阿.托爾斯泰：《苦難的曆程》 　　 　　布爾什維克政權建立後，一批舊時代的知識分子、文化界精英因為持不同政見，或者無法適應革命後的生活，被迫流亡國外。其中的一部分人終生不與蘇聯政權和解，寧願老死他鄉，知名的有作家蒲寧、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烏斯夫婦，音樂家夏裏亞賓、拉赫瑪尼諾夫，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等等；也有一部分人耐不住思鄉和孤寂之苦，毅然回歸祖國，這些人歸國後多數並不順遂，隻有少數幾人青雲直上，被捧為各自領域的頭麵人物，享盡榮華富貴，其中最知名的有音樂家普羅科菲耶夫，以及作家愛倫堡和阿.托爾斯泰。 　　 　　阿列克賽.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983～1945）是20～40年代的蘇聯文學家的頭麵人物，跟那位更著名的本家列夫.托爾斯泰相比，同樣是同樣出身貴族家庭，同樣有伯爵的頭銜，同樣才華橫溢，同樣著作等身，同樣有長篇巨著傳世，不同的是他們對各自時代的解讀以及與各自統治者的關係。據有關資料記載，回歸蘇聯後，阿.托爾斯泰“不僅大大地擴大了自己的寫作活動，而且也廣泛地展開了他的政治和社會活動，他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科學院院士，參加過多次國際性的保衛文化、保衛和平的大會，由於對蘇維埃國家的傑出貢獻，他曾榮獲列寧勳章、勞動紅旗勳章、榮譽勳章，並三次榮膺斯大林獎金獲得者的稱號。”阿.托爾斯泰對得起蘇維埃年代給予他的榮譽和地位，在他創作生涯的最後階段交出了一份可觀的成績單：長篇小說《苦難的曆程》三部曲、《彼得大帝》和歌頌斯大林的名作《糧食》（《保衛察裏津》）。 　　 　　《苦難的路程》是阿.托爾斯泰的第一代表作，也是在中國碩果僅存的幾部紅色經典之一，之所以成為經典，自然是因為具備足夠的分量。蘇聯小說中以革命和內戰為題材的作品為數不少，論知名度和影響力，《靜靜的頓河》和《苦難的曆程》堪稱經典中的經典。同樣是反映普通百姓在俄國曆史巨變中的命運，《靜靜的頓河》以描寫哥薩克自由農民和中下階層民眾取勝，《苦難的曆程》則鎖定了知識分子，深受《怎麽辦》、《父與子》、《櫻桃園》等熏陶的中國讀者對這類題材的小說更有興趣，更容易接受，更能引起共鳴。 　　 　　阿.托爾斯泰把《苦難的曆程》的主題確定為“失去了的和又重新得到的祖國”，他說：“《苦難的曆程》就是作者的良心所經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悅、失望、頹喪和振奮的曆程，是對於整整一個巨大時代的感受”。《苦難的曆程》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卡嘉、達莎兩姊妹，捷列金和羅欣，可以看作是阿托爾斯泰和他同時代人的縮影，這些不同類型不同性格的自由知識分子從如詩如畫醇酒高歌的戰前白銀時代，驟然進入一個血腥的戰爭與革命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白軍和紅軍的內戰廝殺、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鞏固，一直到斯大林執掌最高權力、工業化集體化建設，大清洗，衛國戰爭的爆發，這個風雲變化的大時代，其血腥、嚴酷為俄國曆史所僅見，遠遠超出了別林斯基、屠格涅夫、巴枯寧、車爾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這些老一輩先進知識分子的想象，卡嘉達莎們遭逢這樣的時代，是幸運還是不幸，真的很難說。 　　 　　作為正宗的斯大林時代主旋律文學，《苦難的曆程》揭示沙皇時代的俄國知識分子如何在戰爭與革命的洗禮下，最終自願認同了在革命和戰爭中獲勝的價值體係，認同了勝利者所代表的祖國。按照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權威說法，《苦難的曆程》以“十月革命前夕、革命時期和國內戰爭時期的曆史事件為背景，描寫以達莎、卡嘉和她們的愛人捷列金、羅欣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經曆曲折道路最後走向革命的過程，表明知識分子隻有與人民相結合才是出路，隻有獻身祖國才能獲得幸福”。在蘇聯政權存在的年代，這樣的說法有一定的說服力，當蘇聯政權不複存在，越來越多的曆史真相浮出海麵，可以確定的是，那一代俄國知識分子所經曆的“苦難的曆程”並不如《苦難的曆程》表現得那麽簡單。 　　 　　《苦難的曆程》的創作並不順遂，從第一部《兩姊妹》（1917～1921）、第二部《一九一八年》（1927～1929）到第三部《陰暗的早晨》（1939～1941），長達20餘年，如此漫長的創作曆程，整部作品的結局與原始構思相比恐已差之千裏了。總體而言，第一部的前十三章講述主人公風花雪月的戰前生活，小資意味較為濃厚，比較符合現代人的閱讀口味。有趣的是第三部的最後一章，四位主人公齊聚一堂，在莫斯科大劇院聆聽關於國家電氣化的報告，羅欣小聲地為卡嘉指點在場的列寧： 　　 　　“就是那位穿黑大衣的－－瞧，他在急匆匆地寫什麽東西，這會兒他在抬起頭來了，把一個紙條撂過桌子去……那就是他。……還有那位坐在邊上的－－個子瘦瘦，蓄著黑唇胡的－－就是斯大林，就是那摧毀鄧尼金的人。……” 　　 　　如此巧妙的諂媚，令人歎為觀止。可以想象，阿.托爾斯泰是如何煞費苦心誠惶誠恐地寫下這段近乎肉麻的文字，這樣的文字在斯大林高高在上的年代並不稀奇，當斯大林的神話破滅後，再讀這些則有幾絲苦澀的味道，因此我寧可領會成一本正經中暗藏的幾分戲謔意味。如果斯大林在與托洛茨基的權力爭奪中失利，這段文字是不是就該改成：“……還有那位坐在邊上的――個子瘦瘦，蓄著山羊胡的――就是托洛斯基，就是那締造紅軍的人。……”？ 　　 　　阿.托爾斯泰與斯大林的文學聯係並不僅限於此，在“三部曲《苦難的曆程》是怎樣寫成的”一文中，阿.托爾斯泰坦言，他“犯了一個曆史性的錯誤”。眾所周知，“保衛察裏津”是斯大林在國內戰爭中的唯一亮點，是他日後爭奪最高權力的資本。在創作第二部《一九一八年》時，斯大林的地位尚未穩固，因此阿.托爾斯泰完全忽略了“保衛察裏津的意義”。為了彌補這個錯誤，阿.托爾斯泰不得已采取一種別開生麵的形式，除了在第三部《陰暗的早晨》中加進了“保衛察裏津”的材料，還另外創作了中篇小說《糧食》，又名《保衛察裏津》(曹靖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麵包》，俞荻、葉函譯，神州國光社，1950)，全麵徹底地恭維了斯大林的豐功偉業。因為《保衛察裏津》是如此“不得已”的產物，口碑如何可想而知。 　　 　　阿.托爾斯泰從初入文壇時的詩歌和詼諧幽默的中短篇小說，到去世前沒有完成的《彼得大帝》，他的創作生涯多姿多彩，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評論、政治評論，無所不能，諷刺小說、科幻小說、兒童小說、言情小說、曆史小說、現實小說，樣樣拿手。粗略查一下他的作品中譯本，數量相當可觀：《阿.托爾斯泰小說選集》（第一、二冊，焦菊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裏基達的童年》（韋叢蕪譯，文化工作社，1950）、《阿愛裏塔》（劉德中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加林的雙曲線體》（費明君譯，泥土社，1952；《大獨裁者》，王忠亮、王育倫譯，江蘇文藝出版社，1982）、《亡命者》(李忠清譯，海峽文藝出版社，1984；《流亡者》，邦媛、明河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女演員》(李鶴齡等譯，漓江出版社，1992)、《美麗的婦人》（焦菊隱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美女》（貝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妄自尊大的人》(朱雯譯，平明出版社，1952)、《愛情》（馮南江、郭家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跛老爺》(貝珊譯，雲南人民出版社，1981)、《布拉基諾曆險記》（陳佐洱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論文學》(程代熙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數量之多，族繁不及備載。阿托爾斯泰作品中美譽度最高的是長篇曆史小說《彼得大帝》（朱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大概是因為遠離現實政治性爭議而又全麵展示了藝術才華，《彼得大帝》深受後人好評，在蘇聯解體後問世的文學教科書上，往往有專門章節評述《彼得大帝》，對《苦難的曆程》則不置一詞。 　　 　　很久以前，我曾經瀏覽過一個老三屆的筆記本，裏麵抄滿了各式各樣的格言名句，其中有一句出自《苦難的曆程》第一部的最後一章：“歲月會流逝，戰爭會結束，革命會沉寂下去，隻有一樣東西是亙古長存的――那是你那柔和的、溫順的、親愛的心。”現如今斯大林時代已經遠逝，蘇聯這個龐然大物已成煙雲，世界性的革命大潮已被宣布“終結”,如此優美的句子仍然不失魅力，《苦難的曆程》這樣的斯大林時代名著仍有閱讀和流傳的價值。 　　 　　《苦難的曆程》（朱雯譯，平明出版社，1954；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91．愛倫堡：《解凍》 　　 　　正在熱賣的《莫斯科1941 戰火中的城市與人民》（布雷斯維特著，新星出版社，2008）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衛國戰爭爆發後，“在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眼裏，1941年蘇聯文學的泰鬥是阿列克西. 托爾斯泰和伊利亞. 愛倫堡，斯大林下定決心，至少這兩個人必須保護下來，不允許過於接近戰場”。在德軍步步進逼，蘇軍節節敗退的危急時刻，在莫斯科危在旦夕的關鍵時刻，麵臨極大精神壓力的斯大林竟有閑心親自關照這兩位作家的安全，而在那個國家民族遭受嚴酷考驗的時刻，蘇聯的作家們幾乎集體出動，或者作為普通士兵流血犧牲，或者作為戰地記者深入前線采訪報道，幾乎每一位的生命都在危險中，其中不乏文豪級的大人物，隻有阿托爾斯泰和愛倫堡兩人的安全得到斯大林本人的關懷，可見這兩位的分量非同一般。 　　 　　阿托爾斯泰和愛倫堡獨蒙厚愛理所當然，他們都是迷途知返的海歸派樣板，高爾基去世後的文壇領袖，他們都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們的作品極受當局重視（斯大林文學獎金設立後，前三年的第一名被他們兩位包辦，分別是1941年的《彼得大帝》、1942年的《歐洲的陷落》和1943年的《苦難的曆程》），在他們兩人中，愛倫堡的影響更大，按照大英百科全書的介紹，他是蘇聯的國寶，“麵向西方的最有影響的代言人”。 　　 　　愛倫堡（1891～1967）是一個奇人，他的傳奇一生集多種身份於一身，他是少年革命家、青年文學家、中年新聞記者，幾乎目擊了20世紀上半葉的所有重大事件，曆經大風大浪；他是詩人、小說家、政論家、文學評論家，出的書數量之多連他自己也數不清楚，他是流亡者、觀察者、思想者、記錄者、宣傳鼓動者，希特勒要殺他殺不到，斯大林想殺他不敢殺，風雨一生毫發無傷，他是旅行家、美食家、咖啡館愛好者，大半輩子周遊列國，廣結人脈，閱盡名山大川，享盡美酒佳肴，這一輩子過的，怎一個“爽”字了得！ 　　 　　愛倫堡度走南闖北，見多識廣，著述極豐。他熱愛生活，熱愛詩歌，熱愛寫作，別人寫作很吃力，他下筆又快又好，毫不費事，可惜，他早期的詩集和小說（如深受好評的長篇小說《胡裏奧.胡倫尼多及其門徒奇遇記》）沒有中譯本，無法領略青年愛倫堡的風采。50年代，愛倫堡作品的中譯本有二三十種之多，幾部小說之外多是散文集、通訊集、政論集、文學評論集和遊記之類。 　　 　　從1908年出逃法國，到1941年戰爭爆發，愛倫堡一生的黃金時代大部分在國外度過，不是流亡就是做駐外記者，除了歌頌斯大林建設的成就的中篇小說《第二天》（鄒用九、裘因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和《一氣幹到底》（李世茂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之外，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國際題材，如在中國享有盛名的幾部長篇――《巴黎的陷落》、《暴風雨》和《巨浪》，以蘇聯觀點寫二戰前後的國際事件，視角獨特，內容豐滿，很有誘惑力，這幾部作品在70年代的地下讀書圈子裏都是極受歡迎的硬通貨。 　　 　　《巴黎的陷落》(徐遲、袁水拍譯，文光書店，1951；侯華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寫的是30年代的法國風景，綏靖主義導致二戰的爆發，以巴黎的陷落結束。《暴風雨》（羅稷南譯，時代出版社，1953；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王佐良等譯，文化工作社，1951）寫的是二戰全麵爆發後，蘇聯和盟國軍民的鬥爭和犧牲，以一個法國女青年和一個蘇軍軍官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巨浪》（侍桁、千羽譯，國際文化服務社，1952；《第九個浪頭》，施蟄存等譯，文化工作社，1953）寫的是戰後西方勢力針對蘇聯掀起冷戰，破壞世界和平的故事，這部書是我一個同學的家藏，封麵上有很大的“原名『九級浪』”字樣，我們覺得“九級浪”這個書名遠比“巨浪”氣派，因此一直習慣地稱之為《九級浪》。 　　 　　當時，隻有極少數人能接觸到他更重要的作品――內部發行的《解凍》和《人歲月生活》。無論在整個蘇聯文學史上，還是在中國的蘇聯文學閱讀史上，這兩部作品都是劃時代的。在蘇聯，《解凍》開創了一個文學時代，在中國，《人歲月生活》是60年代一小群精神貴族的聖經，後繼的平民讀者們讀到它簡直像是在朝聖。 　　 　　《解凍》是一個特殊曆史時期的特殊產物，這部作品之所以開了時代先河，既是偶然也是必然。1953年3月2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30年來，蘇聯人民已經習慣了由這個巨人照管指導他們的生活，遭逢巨變一時茫然失措。在最初的驚悸過去後，也有人意識到一個新時代也因此而拉開序幕。“春江水暖鴨先知”，愛倫堡充當了文學界的先知者，他敏銳地發現了斯大林去世後的微妙變化，於是坐下來寫《解凍》――“我想表現巨大的曆史事件對一個小城市裏的人們的生活發生了什麽影響，想表達我的解凍感、我的希望”，也許是滿足了讀者大眾巨變之後讀者大眾的集體饑渴感，《解凍》發表後一紙風行，引起極大轟動，也引起極大的爭議。 　　 　　《解凍》以斯大林去世後的蘇聯社會為背景，描繪了一群變革時期普通蘇聯人的肖像――廠長茹拉甫遼夫和妻子蓮娜，工程師索科洛夫斯基、科羅捷耶夫和薩夫琴科，女醫生薇拉，老革命普霍夫的女兒索尼婭，畫家小普霍夫和薩布羅夫……愛倫堡用平靜舒緩的素描筆法描寫這群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他們的工作、日常生活和情感糾葛，他們在斯大林時期的命運，在曆史轉折時期的心態以及追求個人幸福的渴望和努力，同時隱晦地提及斯大林在世時的若幹陰暗麵，借此呼喚人道主義的回歸，預示了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 　　 　　可能急於表達壓抑已久的情緒，《解凍》的構思和創作不夠嚴謹，人物線索太多，情節發展顯得淩亂，結構也沒有章法，與其是小說，更像是一篇報告文學式的人物速寫，這些人物的微型傳記自然樸實，他們內心獨白和感觸時有動人之處，洋溢著熱情溫暖的氣息，見不到斯大林時代文學作品中塑造虛假英雄的陳詞濫調，這讓習慣了革命文學、英雄文學和鬥爭文學的斯大林時代遺民大為惱火，明槍暗箭一起指向愛倫堡，其中《共青團真理報》的專論《肯定生活－－這是我們文學的力量所在》火力十足，指責《解凍》裏沒有“真正先進的、強有力的、朝氣勃勃的蘇聯人”，為以後潮水般湧來的批評奠定了基調，若幹文壇領袖人物也親自上陣，加入了批評《解凍》的行列，報紙連篇累牘都是批評《解凍》的讀者來信。其實，無論是批判斯大林時代，還是呼喚赫魯曉夫時代，《解凍》都是點到為止，非常克製，愛倫堡至死都不明白《解凍》何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對待。多年後出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裏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領導成員包括我在內是讚同解凍的，但我們覺得必須批判愛倫堡的立場，不過沒有點他們的名。我們有點慌張――確實有點慌張。我們害怕解凍可能引起洪水泛濫，這使我們無法控製它並把我們淹死。怎麽能把我們淹死呢？洪水會溢出蘇聯河床的堤岸，並形成一股衝破我們社會的所有堤壩的浪潮。從領導上的觀點來看，這將是一種不利的發展。我們要引導解凍的發展，以便它隻去激發那些有助於鞏固社會主義的創造性力量”。 　　 　　這就清楚解釋了批判《解凍》的由來，也解釋了為何蘇聯官方從不承認“解凍文學”的說法，為何在教科書裏回避評論《解凍》，他們無可否認的是，《解凍》是斯大林時代文學的終點，也是赫魯曉夫時代文學的起點，如同中國新時期文學開張時的《班主任》、《傷痕》，為一場曆史變革吹響了號角，盡管蘇聯的變革遠遠不能和中國相比。 　　 　　有意思的是，愛倫堡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確是稍許影響了中國讀者的精神變革，1962～1964年，為了研究愛倫堡這個“自由化的一麵旗子”，中國翻譯出版了《人歲月生活》的前四部，文革後又補齊了後兩部多次再版，《人歲月生活》同《新階級》、《帶星星的火車票》、《斯大林時代》這些傳說中的內部書一起，成為這幾十年開放時代精神資源的源頭之一。在迄今所見到的蘇聯自傳作品中，還沒有那一部如《人歲月生活》這樣厚重，這樣引人入勝，不僅是愛倫堡個人曆史的總結，書中眾多名流個人曆史的總結，更是半個世紀俄蘇血淚史的總結。這30年來，《人歲月生活》大概是我從書櫥裏拿進拿出最頻繁的一套書，隨便翻開一頁，不管是哪一章節，都讓人肅然起敬，就像斯洛寧先生形容的那樣――“激動人心”。時至今日，愛倫堡的小說雖已少有人讀，《人歲月生活》的新版本仍擺在書店的暢銷書台上，愛倫堡優雅的背影繼續在影響著中國讀者的精神生活，他老人家泉下有知，一定會感到欣慰吧。 　　 　　《解凍》（愛倫堡著，錢誠、沈江譯，作家出版社，196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漓江出版社，1997） 　　《人歲月生活》（愛倫堡著，王金陵、馮南江等譯，1962～1964；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海南出版社，1999，2007） 92，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 　　 　　70年代末，我旁聽過一次老三屆同學的聚會，在座的幾位前輩都是從文革逍遙派到下鄉知青再到七七級一路走來的精英人物，也都是俄蘇文學的愛好者。按年紀，我這個後生晚輩當然隻有敬陪末座的份兒，聽他們聊了一下午文革十年的讀書回憶，從普希金到索爾仁尼琴，高談闊論，眉飛色舞，讓我眼界大開。關於他們最欣賞的作家和作品，俄國部分相當分歧，蘇聯部分則不約而同指向同一個人同一本書――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 　　 　　在他們的交談中得知，70年代初，他們這個圈子傳閱過《金薔薇》，這幾位前輩幾乎讀過文革前出的所有世界名著，卻被這樣一本小冊子所征服，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金薔薇》是他們共同的精神資產。一晃30年過去了，那幾位50年代初出生的前輩從意氣風發的青年轉眼到了臨近退休的年紀，他們中有身居高位的，有離鄉背井的，有聲名顯赫的，有默默無聞的，不管他們的境遇如何，我想都還一直記著《金薔薇》，記著《金薔薇》給他們年輕時代留下的感動。 　　 　　時至今日，《金薔薇》已不再是老三屆那一代的禁臠，從1980年開始，《金薔薇》的兩個中譯本持續地再版加印，一代又一代文學青年在《金薔薇》的熏陶下成長，在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指引下領略了“廣闊而又明朗的藝術天地”，這些年來，收集閱讀坊間的相關評論也是我的樂趣之一，而多年來向《金薔薇》和帕烏斯托夫斯基致敬的文章汗牛充棟，不勝枚舉，從知名學者劉小楓先生到年輕的天涯網友守慈，為數眾多的愛好者發表感言，傾訴他們對《金薔薇》的熱愛，表達他們對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仰慕，讀這些文章是莫大的享受，每每有一種找到知音的愉悅和快感。 　　 　　《金薔薇》到底有什麽神奇的魅力，如此受到不同時代讀者的青睞？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金薔薇》現象。這部作品不僅是作者本人創作經驗和過程的總結或文學創作基本原理的研究，也不僅僅是寫作技巧的分析、文學大師們的生平和創作活動的評述，帕斯捷爾納克用優美的抒情散文風格完整地闡述了他的文學理念，恣意揮灑而又嚴謹透徹，詩意盎然而又深入淺出，其深度和廣度令人歎服。《金薔薇》是文學青年的啟蒙教科書，更是廣大讀者心靈的補藥。 　　 　　出於對俄羅斯文化的興趣，我更傾向於把《金薔薇》視為是俄羅斯文化傳統的結晶，黃金時代、白銀時代的延續，這一部晶瑩如玉的散文集可以看作小說，裏麵有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巨大身影；可以看作詩歌，裏麵有普希金、勃洛克、葉賽寧的青春與愛情；可以看作風景畫，裏麵有列維坦的伏爾加河和希什金的白樺林；可以看作交響樂，裏麵有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瑪尼諾夫田園詩般的美妙旋律。《金薔薇》揭示了俄羅斯藝術精神的真諦，告訴我們隻要用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用寬容的心態看待他人，不要那麽斤斤計較患得患失，人生的美就無處不在，既在大自然裏，也在人的心靈中。 　　 　　對我而言，我無比感激那幾位老三屆前輩，在無意中給我指點了一本好書，一個值得終生崇敬的偉大作家。80年代初，終於等到了《金薔薇》的再版，一見鍾情，鍾愛至今。這麽多年來，《金薔薇》是我閱讀生活中最重要的作品，陪伴我捱過一個個苦悶的日子，我把它視作私人的後花園，遠離塵囂的避難所。那次聚會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帕烏斯托夫斯基和《金薔薇》，是我迷戀《金薔薇》、成為一個標準帕迷的起點。 　　 　　自從迷上《金薔薇》，我即開始熱衷收集帕烏斯托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巨細靡遺，堅持不懈，買別人的書或許要掂量一下錢包，買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書則從不吝嗇，凡是能找到的統統收入囊中，找不到的則列入清單以待他日。現簡單整理一下帕烏斯托夫斯基作品中譯本的資料，提供給各位同好參考。 　　 93，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續） 　　 　　1，《巴烏斯托夫斯基選集》（文嵐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1983）。這套文革前出版的作品集分上下兩冊，上冊收入斯大林時期的三部中篇小說代表作《卡臘－布迦日海灣》、《科爾希達》和《森林的故事》，下冊收入一組短篇小說，包括《雪》、《雨蒙蒙的黎明》、《夏天》《十月的一夜》、《一藍樅果》等名篇。文革前出版的帕烏斯托夫斯基作品還包括《卡臘－布迦日海灣》和《科爾希達》的其他中譯本《卡臘－布迦日海灣》（海觀譯，時代出版社，1950）、《卡拉布格海灣及其他》(韋叢蕪、韋德培譯，文化工作社，1950)和《科爾奇斯》（韋德培譯，文化工作社，1951），短篇小說集《雪》（徐澤人譯，商務印書局，1951）、《十月的一夜》（楊鎮華譯，永祥印書館，1951），兒童文學作品《海外歸來》（黃維榮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53）、《可愛的夏天》（馬加、高原譯，中國兒童書店，1953 ）、《寶石戒指》（張劭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2，《煙雨霏霏的黎明》(曹蘇玲、沈念駒譯，外國文學出版社，2002）。這是現今流行的帕烏斯托夫斯基作品集，小說部分大多與《巴烏斯托夫斯基選集》下冊的篇目重複，另有幾篇散文選自《金薔薇》。近年出版的帕烏斯托夫斯基小說與散文選集還有《在千年塵埃之上》（袁林、張曉愛譯，北京出版社，1996）、《散文的詩意》（王士燮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巴烏斯托夫斯基散文新譯》（潘安榮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2002年，廣西科技出版社出了一套“家園的故事”叢書，其中有帕烏斯托夫斯基和普裏什文的合集《太陽的寶庫》、《森林的故事》和《尋找植物》。 　　 　　3，《獵犬星座》（李濟生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收入一組中篇小說，包括《北方的故事》、《春汛》、《塔拉斯.謝普琴科》、《伊薩克.列維坦》、《獵犬星座》、《查理.倫瑟維的命運》、《奧列斯特.基普林斯基》、《湖濱防線》、《梅肖爾地區》，基本上囊括了30～40年代創作的中篇小說，其中《北方的故事》另有一譯本《北方紀事》（朱仙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祖國的炊煙》(李濟生、鬆培文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這部長篇小說反映幾個知識分子在衛國戰爭中的命運，創作於1944年，因手稿遺失，20年後才出版，跟其他中短篇名作相比略顯遜色，另有一中譯本《玫瑰與雪》（非琴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 　　 　　5，《麵向秋野》(張鐵夫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2008）和《文學肖像》(陳方、陳剛政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這兩本書可以看作《金薔薇》的續集或者姊妹篇。《麵向秋野》選取了《金薔薇》之外的兩組散文，一組是創作經驗的總結，另一組是對前輩作家的研究劄記和同輩作家的回憶文章（即《文學肖像》），其中有對外國作家巴爾紮克、愛倫.坡、雨果、莫泊桑、安徒生、席勒和外國前輩作家契訶夫、勃洛克、高爾基、庫普林、蒲寧、普裏什文的研究，有對亞曆山大.格林、巴格裏茨基、弗拉葉爾曼、蓋達爾、費定、布爾加科夫、巴別爾、愛倫堡、阿托爾斯泰的的回憶和評述，我以為這一組關於其他作家的隨筆是帕烏斯托夫斯基散文中最有趣味的部分，特別是關於弗拉葉爾曼、蓋達爾、費定、布爾加科夫、巴別爾這些跟他有密切交往的友人，寫得真切動人，為後人研究這些作家的生平創作留下了第一手的史料。 　　 　　6，《金薔薇》。《金薔薇》有兩個中譯本，李時譯本出版於1959年，1980年、1987年兩次再版，1997年的漓江版由薛菲增補了作者修訂改寫的部分。戴驄譯本是現今流行的版本，初名《金玫瑰》（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後更名《金薔薇》（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這兩個譯本各有千秋，孰優孰劣見仁見智，比較而言，我更接受帶給我美好回憶的李時譯本。 　　 　　7，《一生的故事》（非琴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另有一簡寫本《生活的故事》（童丹等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01）。長篇自傳體小說《一生的故事》由《遙遠的歲月》、《動蕩不安的青年時期》、《一個未知時代的開始》、《懷著巨大希望的時期》、《投向南方》、《漫遊的書》六部分組成，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回憶錄，從作者的中學時代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以一個個生活片斷串連起來，講述作者的成長、行跡、見聞、心境、交往以及從事文學活動的曆程，文筆不脫一貫的散文詩風格，既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也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與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齊名，可以並稱為蘇聯文學回憶錄的扛鼎之作。《一生的故事》是帕烏斯托夫斯基畢生的心血之作，在蘇聯文學退燒的21世紀，《一生的故事》中譯本的出版給中國的帕烏斯托夫斯基愛好者帶來了意外的驚喜。 　　 　　帕烏斯托夫斯基作品的中譯本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種類甚多，惜篇目多有重複，主要作品基本齊備，但也漏譯了不少作品，如早期的長篇小說《浪漫主義者》、《閃爍的雲彩》和30年代的中篇名作《黑海》，一直未見蹤影，恐成遺珠之憾。據說帕烏斯托夫斯基逝世後，他的作品被編成九卷本文集行世，流傳至今。這個九卷集原版並不難找，以我國出版社的實力，版權轉讓也不是問題，在此懇切地呼籲有識見的出版界同仁趕快行動起來，盡快推出一套中國版的帕烏斯托夫斯基文集，一定會大受歡迎，眾多的帕烏斯托夫斯基粉絲絕對會解囊支持，共襄盛舉。 　　 　　帕烏斯托夫斯基（1892～1968）的一生橫跨沙皇俄國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國內戰爭、斯大林統治時期、衛國戰爭、赫魯曉夫統治時期直至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在一次次時代的衝擊麵前始終保持著冷靜的頭腦，以旁觀者的姿態注視著世事的變遷，他與政治若即若離，從不阿諛統治者；他熱愛旅行，足跡踏遍了了俄羅斯大地；他熱愛大自然，俄羅斯的山川河流在他筆下美不勝收；他熱愛藝術，始終以唯美的眼光欣賞著萬千世界，他的一生幾無瑕疵，不僅以作品贏得讀者的厚愛，更以曠達寬厚的人品贏得讀者的尊重。據《大英百科全書》記載，在50～60年代，每當其他作家遭到官方批判時，他每每出來為之辯護。帕烏斯托夫斯基以他的一生向世人展示，什麽才是真正的藝術家，真正的俄羅斯的藝術家。 　　 　　80年代末，在情緒低潮的日子裏，我在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作品裏找到了慰藉，閱讀這些優美、睿智、理性、豁達的文字，我領會到了和大師隔著時空交流的幸福感，即使在寒冷的冬夜裏，心裏也不覺得冷了： 　　 　　“冬天開始統治了大地，可是我們知道，假如用手扒開地上的複雪，那麽在鬆軟的積雪下麵還找得到生長在林中的鮮花，我們知道，火焰總會在火爐裏畢剝作響，我們知道，山雀會留下和我們一道過冬，而在我們看來，冬天也像夏天一樣美。” 94，《第四十一》、《紅帆》、《12把椅子》 　　 　　十月革命勝利後到斯大林掌握權力前，20年代的蘇聯文學享受了一段相對自由的時光，現在盤點起來，蘇聯文學史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大多創作於或開始創作於20年代，那個年代如阿格索諾夫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所說：“文化被革命所炸破，所以文化展現並發揮著自己豐富的藝術潛力”。以下這幾部作品都出自20年代，正是“豐富的藝術潛力”發揮的結果。它們的作者拉夫列尼約夫、亞曆山大.格林、伊裏夫和彼得羅夫組合，在知名度和影響力方麵或許不如費定、阿.托爾斯泰、愛倫堡、帕烏斯托夫斯基這些顯赫的大師，這幾部作品的品質和重要性則絲毫不弱，在中國亦是膾炙人口的絕好作品。 　　 　　拉夫列尼約夫：《第四十一》 　　 　　“有一個紅色的神射手接連射倒了四十個白匪軍。但，第四十一個她卻沒有射中，他被俘了。在押運途中，人人都死掉了，隻剩下這個白匪軍和他的女看守。他們漂流到一個孤島上，就發生了愛情。‘我隻想說，我感到很幸福。’從這番話可以看出，這場戀愛力圖抹煞‘階級矛盾’。後來，終於來了一隻白匪軍的小艇，當第四十一個想逃走的時候，他也被擊倒了，但是，耐人尋味的是，到底是她作為女黨員在開槍呢，還是作為絕望的情人。” 　　 　　這是一位西方觀察家眼中的《第四十一》，這是一部享有高知名度、影響深遠的作品。回首民國時期，哪一本蘇聯小說影響最大？我想《第四十一》應該名列前茅。這部篇幅不長的中篇小說發表於1924年，1928年7月由曹靖華先生譯成中文，目前可以查閱到的第一個中譯版本是1929年由北新書局發行的未名社版，之後有多少個版本流行，恐怕誰也搞不清楚。曹先生多次提到抗戰時期太行山區的蠟版油印本，他說，在嚴酷的抗敵鬥爭中，這本小冊子與革命戰士的生命和槍結成了三位一體的關係。對此，曹先生這樣解讀《第四十一》：即使戀愛，也要服從革命利益，服從革命需要，服從偉大的革命鬥爭。正因為此，這部作品才在敵後革命根據地，以特殊的方式流傳，在三四十年代的我國，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 　　 　　我想，時至今日，集“魯濱遜”式的荒島曆險和“色戒”式的情愛衝突於一身的《第四十一》，已不能沿用傳統的價值體係來評判，簡單地貼上政治標簽對不起作者拉夫列尼約夫的苦心孤詣。拉夫列尼約夫（1891～1956）早年是個詩人，後以劇作家聞名，《第四十一》兼有詩的浪漫氣息和戲劇的結構與情節發展，整部作品要言不煩，每一筆都恰到好處，精準得猶如手術刀一般，直刺讀者的心髒，就算白匪軍卷土重來的今天，《第四十一》提出的諸多話題仍給讀者提供了繼續探討的空間。《第四十一》曾兩次搬上銀幕，1927年的第一部電影現已難以看到，現今流傳的DVD版是電影大師丘赫萊依於1957年拍攝的，除《第四十一》外，丘赫萊依的《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也都是蘇聯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亞曆山大.格林：《紅帆》 　　 　　“一艘揚著紅色帆蓬的大船向岸邊駕駛來，在火紅的朝霞，湛藍的海水，悠揚的樂聲，鮮亮的紅帆組成的這幅絢麗畫麵中，阿索莉與格萊幸福地結合了。” 　　 　　80年代中期，蘇聯老作家亞曆山大.格林的名作《紅帆》重新受到中國讀者的注意，除幾個單行本之外，還多次收入各種作品集中，90年代至今，又多次再版。與《紅帆》同期的《小王子》、《夏洛的網》都有一批固定的愛好者，我想《紅帆》也不會例外吧，我有一個朋友多年來自號“阿索莉”，在網上招搖過市，據說這個幸運的名字能帶來期待中的奇跡，讓生活不再平淡乏味。帕烏斯托夫斯基說《紅帆》是“一部堅信人類精神力量的長詩，對生活的愛，對年輕的心靈的愛，對人在幸福的激情中可以親手創造奇跡的信念，就像清晨的陽光一般，灑滿了整部小說”，確實如此。 　　 　　亞曆山大.格林（1880～1932）是19世紀的80後，俄羅斯白銀時代的文學青年，在十月革命之前已經形成固定的風格和價值觀，不大容易隨著時代起舞。在蘇聯作家中，格林的風格獨此一家，算是徹底絕對的另類，他沉浸在想象的世界裏，筆下沒有戰爭、革命、布列斯特、布爾什維克、白匪軍，與現實全不相幹，寫的是“美麗的島嶼、洶湧澎湃的海洋、覆蓋著灌木的沙丘，以及暖水海灣岸邊潔白圍牆的城市、可愛的仕女在那裏和船長與詩人們相會，在大理石的台階上，在古代貴族的宅第周圍，在輪船公司莊嚴的辦公室裏，奇異的冒險正在等待著遊客。異國的天空、在吉他和小提琴聲中尋找愛情、罪惡的術士和強暴的搶劫者的陰謀，忠誠與巧合所創造出的奇跡，以及最重要的，對自由、快樂和美麗的幻想――對大地和海洋所蘊藏的珍寶的讚歌”。有人指責格林的作品“不真實”，這實在不敢苟同。到了今天，《紅帆》仍在流行，當年那些“真實”的作品又有幾人還記得？而那些在塵世中糾結現實中所謂“真實”的人又有幾人能看清內心的“真實”、看清世事的“真實”？ 　　 　　《紅帆》之外，格林著有四部長篇小說，其中的《孤女奇遇》（鄭海淩譯，漓江出版社，1988）和《踏浪女人》（鄭海淩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作家出版社，1998。《紅帆淩波仙子》，陸肇明譯，譯林出版社，2002）都是值得一讀的好作品。 　　 　　伊.伊裏夫 葉.彼得羅夫：《十二把椅子》 　　 　　在前文“卡達耶夫”一節曾經提到過，20年代中期，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瓦連京.卡達耶夫構思了一個故事：革命前夕，某富有的貴婦把一生積蓄的財富藏在十二把椅子中的一把，臨死前把秘密告訴了神父和女婿，兩人各糾集一幫人馬展開尋找椅子的爭奪戰……卡達耶夫很忙，沒空寫這個好玩的故事，於是發包給他的弟弟葉夫根尼.卡達耶夫（筆姓彼得羅夫），彼得羅夫找來朋友伊利亞.法因濟爾貝格（筆姓伊裏夫）合作，說好完成後由卡達耶夫修改統稿，共同署名。豈知彼得羅夫和伊裏夫的才華更加橫溢，完成初稿交貨後，識貨的卡達耶夫掂量再三，自忖不如，幹脆決定退出著作署名，把榮譽讓給弟弟和伊裏夫，這就是《十二把椅子》的由來。 　　 　　在蘇聯出版的文學史教科書上，每當討論到20年代的諷刺文學時（20年代以後的諷刺文學基本無甚可說了），總會把《十二把椅子》作為代表作拿出來曬曬，習慣性地分析它的思想內涵，“嘲笑了同新世界道德原則相違背的種種事務”、“描述了新社會裏黑暗勢力道德上如何崩潰的重要過程”之類，這些分析沒什麽意思，《十二把椅子》的好處在於“好看”，“好看”是個寬泛的概念，大體有以下要素：人物要獨特有趣，不要麵目可憎；故事要緊張刺激；不要故弄玄虛；情節設計要嚴謹有邏輯，不要莫名其妙；對話要幽默風趣，不要陳詞濫調；結局要出人意料，不要老生常談；節奏要明快，不要羅裏羅嗦；文字要曉暢明白，不要廢話連篇，這些要求說起來簡單，絕大部分小說卻做不到，但《十二把椅子》少見地做到了，讀起來痛快，舒服，很痛快，很舒服。 　　 　　合作完成《十二把椅子》一舉成名之後，伊裏夫和彼得羅夫又寫了續集《金牛犢》，評價依然很高（我很想讀這部作品，尚不知是否出過中譯本），兩人合作了十餘年，並一起出國訪問（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中記述了他們兩人在國外的軼事），製定了遠大的寫作計劃，可惜沒有時間完成，伊裏夫（1897～1937）英年早逝，享年39歲；彼得耶夫（1903～1942）被聘為蘇聯情報局麵向西方報道的戰地記者，深入前線出生入死，在一次臨近前線的飛機失事中犧牲，享年38歲。《十二把椅子》的構思者卡達耶夫（1897～1986）熬過了戰爭歲月，得享高壽。 　　 　　這裏簡單交待一下，蘇聯文學界對小說和散文這兩個術語的解釋跟我們不一樣，他們把小說也稱作散文或敘事散文，散文和小說是一家人。這樣一來，我們習慣上視為散文的作品也應該當作蘇聯小說的一部分。由於趕時間，有幾位重要的散文作家和作品來不及詳加介紹了――偉大的普裏什文，別爾戈麗茨和《白天的星星》，阿利盧耶娃和《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柯羅連科和《我和同時代人的故事》，等等，本貼將來若有機會修訂時一定予以補充。 　　 　　《第四十一》（拉夫列尼約夫著，曹靖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49，1958；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 　　《紅帆》（亞曆山大.格林著，張佩文譯，重慶出版社，1985；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陳珍廣,、張梅麗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劉煜卿譯，譯林出版社，2002 ） 　　《十二把椅子》（伊.伊裏夫 葉.彼得羅夫著，費明君譯，泥土社，1954；安鬱琛、鍾鼎譯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徐昌翰譯，春風文藝出版社 ，1985； 張佩文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95，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 　　 　　去年開始寫這個帖子的時候，曾經和一位來自台灣的朋友交流過蘇聯小說的話題，這位朋友對蘇聯文學基本上是陌生的，以他的教育背景很正常。不過他說，他對一部作品有很深的印象――《靜靜的頓河》。 　　 　　這個回答並不意外，無論在哪裏，《靜靜的頓河》都是蘇聯文學的第一名著，蘇聯小說的代名詞。俗話說，不怕不時貨，就怕貨比貨，在《靜靜的頓河》麵前，《鋼鐵》、《鐵流》、《毀滅》這些名著都不免相形見絀。《靜靜的頓河》是蘇聯文學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如此的不同凡響，不僅穿越了意識形態的藩籬，抗住了時代變遷的考驗，就連一向擅長政治操作的諾貝爾文學獎評選者們都不能無視它的巨大存在。 　　 　　60年代初，西蒙諾夫曾經撰文回憶他第一次接觸《靜靜的頓河》的情景：“在我少年時代，肖洛霍夫就以他第一部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走進我的生活，當肖洛霍夫出版長達四部的史詩的第一部時，他年僅二十二歲。當我讀這一部書的時候，我才十二歲，那時，這部書的內容我並不全懂，但是它以無比的力量吸引了我，這種力量始終推動著我，使我欲罷不能，甚至推動我去攻讀書中那些由於年齡關係我還難以理解的段落。”巧合的是，我第一次接觸《靜靜的頓河》也是十二歲，同樣由於年齡關係難以理解作品的妙處。 　　 　　那一年，正是我們這一班人熱衷讀小說的時候，特別是那些破破爛爛的蘇聯小說，天南海北無所不讀。有一次在學校討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有一位同學不屑一顧：《鋼鐵》算什麽，《頓頓的靜河》才叫厲害！回家後我問哥哥看沒看過《頓頓的靜河》？哥哥瞪我一眼：什麽《頓頓的靜河》，《靜靜的頓河》！太深了，你這娃娃看不懂！我不信邪，千方百計借來一套，勉勉強強看完了第一部的頭兩卷，果然看不懂，過於繁複的人物、故事和舒緩的敘事節奏不是我那個年紀所喜聞樂見的。 　　 　　過了幾年，再讀《靜靜的頓河》就不一樣了，那些難以理解的段落多少可以讀懂一些，此後隨著心智成熟和曆史知識的增加，每次翻閱都有不同的感受，越來越體會到這部作品的博大精深。讀到玄妙處，越發明白過來什麽叫做力透紙背，什麽叫做“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 　　 　　《靜靜的頓河》的人物、故事內容和藝術特色，坊間的相關介紹俯拾皆是，這裏就不再贅述了，關於這部作品的主題和作者的創作意圖，從他誕生的第一天起即爭議不斷，有人民內部的爭議，也有敵我的爭議，這裏簡單抄錄兩部權威的著作，看看不同的陣營是如何做出不同解讀的： 　　 　　“《靜靜的頓河》非常充分地表現出革命前和革命後哥薩克的生活、他們的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中間的強烈的階級仇恨。他們摧毀著上層富農的垂死掙紮而走向革命的那條艱難險阻的道路。”（季莫菲耶夫《蘇聯文學史》） 　　 　　“《靜靜的頓河》描寫頓河哥薩克人為爭取獨立而進行的英勇鬥爭。在蘇聯擁有廣大讀者，被歡呼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有力典型。”（《簡明大英百科全書》） 　　 　　“摧毀著上層富農的垂死掙紮而走向革命”和“為爭取獨立而進行的英勇鬥爭”顯然風馬牛不相及，針對同一部作品，竟然有如此截然相反的結論，可見《靜靜的頓河》之複雜和高明。對一次大戰前的哥薩克曆史和蘇聯革命史、內戰史略有了解的讀者，隻要靜下心來認真閱讀，自然能領會出作者到底傾向於“走向革命”還是“爭取獨立”，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靜靜的頓河》反映了肖洛霍夫的憤怒與不平，換一個角度看，《靜靜的頓河》是對那個時代的文學審判，從戰前詩情畫意般的哥薩克鄉村生活，到曆經十年的戰爭、革命、離亂、饑饉、殺戮，人民經受了太多的苦難，俄羅斯付出了太大的代價，誰對人民不起，誰沒有代表人民的利益，誰就會成為文學的被告，曆史終會做出公正的判決。 　　 　　在政治層麵上看，《靜靜的頓河》是蘇聯文學史上最具爆炸性的作品，肖洛霍夫一反“為勝者諱”的潛規則，基本上不加掩飾地再現了1912～1922年的俄國曆史，從書中可以看出一些曆史的本來麵目，這樣一部明顯與主流體係不符的作品居然能夠突破封鎖，順利出版，而且被“被歡呼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有力典型”，著實讓人不解。據說，斯大林之所以容忍《靜靜的頓河》，是因為肖洛霍夫通過哥薩克暴動事件揭露了托洛茨基的罪行，反襯了斯大林的功績，因此放了肖洛霍夫一馬。如此說來，《靜靜的頓河》之所以大放異彩，流芳後世，反而是斯大林的功勞，是斯大林對蘇聯文學的最大貢獻。 　　 　　《靜靜的頓河》在中國的傳播過程頗為複雜，1928年第一部出版後，很快引起中國文學界的注意，魯迅委托賀非根據德譯本翻譯了第一部的第一、二卷，收入“現代文藝叢書”中出版（1931），並撰寫了後記，向中國讀者推介肖洛霍夫。賀譯本出版後，讀者趙洵、黃一然因等不及賀譯的續集出版，自己動手翻譯了第一部的第三卷，後又補譯了第一部的第一、二卷，趙黃譯本成為第一部的完整譯本。由於賀譯本和趙黃譯本錯漏較多，時在哈爾濱擔任俄文翻譯的進步青年金人開始根據俄文本重新翻譯，經過五年多的努力，終於完成全本《靜靜的頓河》的翻譯工作，1941年由光明書局出齊並再版多次。建國後，金人根據肖洛霍夫修訂本做了全麵的校改，至今，金譯本是最流行的譯本。另外，漓江出版社的“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出了一套力岡的譯本，很受好評，成為頓河愛好者的另一選擇。多年來人們常把金人譯本和力岡譯本拿來比較，這兩個譯本各有千秋，交相輝映，互相參照確實別有一番樂趣，可惜力岡譯本印了兩次之後就沒有續印，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了。 　　 　　當然，更難找到的是民國時期由光明書局出的金人全譯本，那個版本的譯筆並不差，而且保留了後來被肖洛霍夫刪改的文字，大有參考價值。經過多次修訂，現今流行的金人譯本跟1941年的金人譯本已經大相徑庭，差不多可看作是兩個不同的譯本了。這裏順便提一下，《靜靜的頓河》第一、二部的英譯本把書名譯為《頓河靜靜地流去》，我以為這個名字更有想象的空間，更有詩的韻味。 96，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續） 　　 　　1928年，隻出版過兩部短篇小說集的肖洛霍夫發表了《靜靜的頓河》第一部，一個默默無名的23歲文學小青年一舉成為舉世聞名的大作家。肖洛霍夫的創作步伐很穩健，1927年到1939年，用12年的時間完成了《靜靜的頓河》，其間於1932年完成《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戰爭期間，肖洛霍夫作為蘇聯情報局、《真理報》和《紅星報》的記者撰寫了大量政論、報道，最有名的是短篇小說《學會仇恨》。戰後的作品不算多，1956年發表轟動一時的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1959年完成《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長時間從事衛國戰爭題材長篇小說《他們為祖國而戰》的寫作，陸續發表了部分章節。肖洛霍夫的其它作品都有《靜靜的頓河》風格，即科瓦廖夫的《蘇聯文學史》所概括的――“高亢悲壯與詼諧幽默，史詩般的莊嚴瑰麗與充滿激情的抒情筆觸，深刻的哲理概括，典型化與令人信服的日常生活描寫，深入細膩的心理刻畫與繪聲繪色的寫景技巧”： 　　 　　《頓河故事》（草嬰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收錄17篇短篇小說，選自肖洛霍夫早期的兩部小說集《頓河故事》和《淺藍的原野》，大多以內戰時期的頓河地區為背景，這些作品略顯粗糙，不過已經顯露了作者貫徹一生創作的悲劇意識。有人統計過，在頓河係列的20個短篇中，10篇中的主人公死去，5篇中受到折磨或負傷，4篇中不得不去殺死親人。《頓河故事》是肖洛霍夫一生創作的基礎，不可忽視。 　　 　　《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周立波譯，作家出版社，1954；草嬰譯，作家出版社，1962。第二部：草嬰譯，作家出版社，1961）。1930年肖洛霍夫中斷了《靜靜的頓河》第四部的創作，為了響應斯大林集體化運動的新形勢而另起《被開墾的處女地》的爐灶，第一部完成於1932年，第二部的手稿在戰火中焚毀，戰後的重寫稿遲至1960年才完成。肖洛霍夫在這部作品中發展出一種對中國作家影響深遠的故事模式：一個高大全的先進人物，深入落後的鄉村村，率領農民革除小龍意識，經過嚴酷的階級鬥爭，擊退了階級敵人的破壞，在領袖的號召和組織的支持下走上集體化的康莊大道。在一段時間內，《被開墾的處女地》在中國的影響力甚至大過《靜靜的頓河》，一批土改和集體化題材的作品中都可看到它的影子，如《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山鄉巨變》、《創業史》以及《豔陽天》、《金光大道》等。按蘇聯官方的主流觀點，《被開墾的處女地》是歌頌斯大林集體化政策的典範作品，不過，後來有學者從文本中研讀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 　　 　　《一個人的遭遇》（草嬰譯，新文藝出版社，1957）。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發布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和下一年的第一天，蘇共機關報《真理報》分兩天發表了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這一舉動引人矚目，象征了斯大林時代的徹底終結。這篇小說一一個人的遭遇濃縮了斯大林時代的悲劇，可以看作是對過去時代的文學清算。肖洛霍夫在寫這篇小說時，在技巧上已經爐火純青，寫得催人淚下，感人至深，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被視為蘇聯短篇小說的顛峰之作。 　　 　　《他們為祖國而戰（長篇小說的若幹章節）》（史刃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942年5月，在肖洛霍夫生日前夕，斯大林約他共進晚餐，斯大林指示說：“正在進行著戰爭、嚴酷的戰爭。最嚴酷的戰爭。勝利之後，誰會有聲有色地來描寫它呢？像《靜靜的頓河》那樣名副其實……在您過生日的這一天，我想祝您健康長壽，寫出極富天才的、涵蓋一切的小說來，希望這樣的書將和《靜靜的頓河》一樣，既要真實地、鮮明地描寫英雄地戰士，同時也要描寫英雄的統帥們，可怕戰爭的參加者們……”一年後，《真理報》刊登了《他們為祖國而戰》的片斷，受到前線前線將士的熱烈歡迎，報紙被讀得出了窟窿，被磨成一塊一塊的，不忍釋手。包括斯大林在內的廣大讀者熱切盼望肖洛霍夫早日完成這部作品，據說，斯大林在勝利後不久曾召見肖洛霍夫，敦促他把小說寫完。 　　 　　戰後的歲月，肖洛霍夫集中精力與時間創作《他們為祖國而戰》，按照他透露的構思，計劃以斯大林格勒戰役為核心，寫成一部全麵反映衛國戰爭艱辛曆程的長篇三部曲。如果肖洛霍夫順利完成這部作品，將足以與《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相媲美。可惜，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戰後幾十年，肖洛霍夫隻是陸續發表了若幹章節，終其一生，全書始終沒有問世，甚至不知他到底寫了多少，寫完了沒有。這是肖洛霍夫創作生涯的一個謎，引起諸多的揣測。據阿格納莫夫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記載，1969年，肖洛霍夫在發表《他們為祖國而戰》最新章節時，曾與勃列日涅夫見過一次麵，在與總書記談話之後得出結論，蘇共當局不再需要他寫戰爭與戰前生活的小說了，於是燒掉了《他們為祖國而戰》的手稿。此說不知真假，尚待征實。 　　 　　肖洛霍夫（1905～1984）的一生既輝煌又悲壯，作為一個作家，他少年成名，集所有榮譽於一身，風頭之強勁可謂登峰造極，無人能敵。他的一生看似順遂，實則凶險萬端，內戰時期從白軍的槍口死裏逃生，大清洗時期僥幸避過蘇聯安全機關的暗算。肖洛霍夫雖是一介文人，性格卻如筆下的哥薩克騎兵那樣勇猛剽悍，在農村集體化的高潮時期，他數次直接上書斯大林，為家鄉農民請命，痛陳集體化政策帶來的危害。在當時的高壓氣氛中，相比其他作家的阿諛或者噤聲，這種大無畏的勇氣實在難能可貴，可圈可點。 　　 　　同樣，跟其他作家洋洋大觀的作品相比，肖洛霍夫作品的數量並不多，不過，一部《靜靜的頓河》足以讓他傲視同儕，名留青史。有了《靜靜的頓河》，他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後人，更對得起前輩。19世紀的俄羅斯，普希金、果戈裏、別林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創造了文學上的黃金時代，群星璀璨，佳作迭出。到了20世紀，白銀時代那批作家尚算差強人意，之後就每況愈下了，文學的俄羅斯成了戰爭的俄羅斯、革命的俄羅斯、內亂的俄羅斯，整個蘇聯時期沒有什麽作品拿得出手，除了《靜靜的頓河》。我以為，《靜靜的頓河》是唯一的一部蘇聯作品，可以和19世紀巨匠的作品並列而毫無愧色。 　　 　　從《頓河故事》到《靜靜的頓河》，肖洛霍夫一步跨入文學大師的行列，這一步跨得太大，單純就文學角度看，兩部作品有不小的落差，這為找茬的人提供了借口。自《靜靜的頓河》第一卷發表並引起巨大反響後，置疑肖洛霍夫是否為真實作者的聲音即不絕如縷，一些名人（如索爾仁尼琴）更以個人恩怨加入到反對肖洛霍夫的陣營中，讓《靜靜的頓河》著作權成了世界文壇的一件公案，紛紛擾擾，至今未息。即便是計算機比對結果和手稿的發現已經證明了作者確為肖洛霍夫本人，還是有人相信真正的作者是所謂內戰中陣亡的某白軍軍官。 　　 　　《靜靜的頓河》的價值在作品本身，而不是作者，就算不是肖洛霍夫又怎樣？可以確定的是，《靜靜的頓河》的作者可能是肖洛霍夫，也可能是高洛霍夫、奧洛霍夫、法洛霍夫，但絕對不會是索爾仁尼洛霍夫。不管作者是誰，《靜靜的頓河》具有永恒的價值。幾千年之後，肯定會有很多後代子孫閱讀《靜靜的頓河》，就像今天我們閱讀荷馬史詩一樣。 　　 　　《靜靜的頓河》（金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1982；力崗譯，漓江出版社，1986）97，高爾基：《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 　　 　　“總之，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我現在要跟你說的就是，因為你是在做著偉大的事業，從前所有這些人，這些人他們隻是你的絆腳石，這就是我所要跟你說的話。” 　　“這麽說，也許我是老了，可我總是不忍看著人們在受苦，即使這是個無用的人” 　　“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我敬愛的高爾基，你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別讓憐憫的鎖鏈纏住了你！現在正是多麽尖銳的鬥爭！你還是把這種憐憫丟掉吧！他們用眼淚蒙蔽了你的眼睛，使你看起是非來就分不清楚，把憐憫丟掉吧！” 　　“鎮壓是必要的，這個我懂的，可某些地方的殘酷是多餘的，會引起恐慌，是不必要的。” 　　“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要是兩個人在打架，你怎麽能辨明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等等，等等，這是個生死的鬥爭！” 　　 　　這段對話出自蘇聯老電影《列寧在1918》。70年代初，《列寧在1918》和《列寧在十月》是僅有的兩部公開放映的蘇聯電影，當時的娛樂生活乏善可陳，除了樣板戲就是幾部老掉牙的電影，這兩部領袖片翻來覆去地放映，我等老百姓隻好一遍遍地看，看得很高興。“麵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同誌們，他幹嘛老纏著我啊？”、“讓列寧同誌先走！”、“為了列寧，前進！”――這些台詞深深地刻入那一代人的記憶，影響極深。 　　 　　“列寧在1918”中出現的高爾基則是我的第一個高爾基記憶。在電影的開頭，高爾基為了援救一位被捕的教授以及爭取作家學者們的口糧物資，上門向列寧求救，結果挨了一頓同誌式的批評。這個場景在列寧片中不算經典，比不上“幹嘛老纏著我啊”的幽默和“讓列寧同誌先走”的震撼，隻是記得當時的印象：高爾基的個子很高，和列寧不成比例；高爾基的胡子很特別，特別像斯大林的胡子；高爾基聽列寧的教導時畏畏縮縮，態度很好。我當時的年紀太小，聽不大懂這些深奧的台詞，很多年後重看這部電影，才恍然領悟出這場對話背後的意涵。 　　 　　70年代，我的高爾基記憶除了《列寧在1918》，還有中小學生琅琅上口的《海燕》、《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三部曲的小人書、《母親》以及阿爾巴尼亞電影《第八個是銅像》，一本文革前出的小說《華蓮嘉.奧萊淑華》。印象最深影響也最深的是《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三部曲的小人書。小人書是50年代到80年代少年兒童共同的記憶，每個小朋友都有一段難以忘懷的小人書歲月，我們那一代人生不逢時，70年代出的小兒書乏味透頂，不是老工人批走資派，知識青年鬥地主，就是紅小兵逮老特務，加上後來的批林批孔、儒家法家，故事拙劣，畫得也很拙劣，毫無美感可言。如果沒有高爾基三部曲，我們的童年時光就要荒廢在那些沒有營養的小人書裏了。 　　 　　1972年，林彪事件過後出現一個短暫的回潮時期，文化生活有了鬆動的跡象，高爾基三部曲的小人書應時而生，我們那一代小讀者總算有了新鮮的麵包和牛奶，這一點點來自遙遠俄國的食糧，足以填飽我們饑渴的胃口。我們在小人書裏跟著《列寧在1918》裏那個高大魁偉的無產階級作家回顧他的童年，他在人間的種種際遇，他在喀山麵包坊上的社會大學，故事好，畫得更好，整個色調是灰色的，陰沉沉的，令人窒息。仔細研究了高爾基艱難的成長曆程，我們這些跟小人書中的高爾基同齡的小讀者，深深地同情小高爾基的不幸，敬佩他的堅韌，羨慕他能看那麽多好書，也深深地體會到我們新中國的少年兒童生活在社會主義時代是多麽幸福，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去繪圖師家挨冷眼，也不用去輪船上洗盤子。記得當時我們渴望離開平淡無聊的學校生活，像高爾基那樣浪跡天涯，可我們最遠也就是去去郊外，看看火車看看花，天黑了就得回家。 　　 　　讓我們驚歎的是董宏元先生的畫，畫得實在太好了！每幅圖都是精品，構思嚴謹，落筆細致，特別是筆下的人物惟妙惟肖，活靈活現，其中畫得最出色的是外祖母、外祖父、輪船廚師、麵包坊老板，其他小人物如格裏哥裏老頭、表兄薩沙、繪圖師家的兩個母雞，他們的表情、神態、動作各具特色，妙不可言。我想董先生一定很深入的揣摩了高爾基的原著，他的畫麵與故事珠聯璧合，完全符合我們對高爾基以及19世紀俄羅斯的想象。這套精美的小人書讓我們沉迷其中，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多畫麵至今仍記憶猶新。 　　 　　197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汝龍先生譯的《人間》，因為小人書的關係，自然如獲至寶，讀過之後大有痛快淋漓之感，仔細對照後，發現小人書省略的內容相當的多，比如瑪爾歌皇後，小人書裏用兩頁輕輕帶過，而在原著中則是重要的人物，這位美麗又有文化的夫人在少年高爾基的閱讀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而這部分內容中那些略帶情色的描寫文字，在當時的讀物中萬難一見，非常不符合當時的社會規範，當然，如放到當下肯定是不值一提了。 　　 　　80年代初，終於有機會讀到了全本三部曲，不過時過境遷，當時正在興奮地沐浴在西方現代文學的豔陽下，蘇聯文學隻是翻翻而已，都沒有留下多少印象。前不久為了寫這個帖子，特別找來三部曲重讀了一次，70時代的感覺又回來了，這麽多年讀了不少各式現代派的西式大餐，口味已經亂了套，反而覺得高爾基這類純粹現實派的清湯掛麵分外可口，一板一眼中自有修辭的美，中規中矩中可見簡約的妙。三部曲是高爾基成熟時期的作品，用筆之老到已臻化境，絕非浪得虛名。嚴格的說，三部曲中的《童年》、《在人間》都是十月革命前的作品，不能算作蘇聯文學，不過幾十年來，高爾基三部曲一直被視為蘇聯兒童文學的經典作品，廣泛流傳，在我國少年兒童的精神成長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即使在文革年代也沒有中斷。我們那夾縫中的一代人如果還保留了一點對得起前輩的氣質，高爾基的影響功不可沒。 　　 　　1972～1976年，公開出版的外國文學書籍僅二十一部，大多是友好國家的小說集詩集之類，蘇聯小說隻有五部，高爾基獨占三部――《人間》、《母親》和《一月九日》（另兩種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如果不算內部發行的“皮書”，《母親》無疑是那個年代分量最重的蘇聯小說。 　98，高爾基：《童年 在人間我的大學》（續） 　　 　　《母親》（南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以1902～1905年的俄國革命為背景，寫的是“人民為擺脫經濟、政治、和精神奴役而進行的革命鬥爭”，“描寫了那些把自己生命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人民解放事業的人們，描寫了真正的人民，描寫了人民群眾的曆史性活動”，在蘇聯文學教科書上，向來辟出專門的章節詳細介紹《母親》，《母親》被推崇為無產階級文學的超級經典，被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文學界視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1906年發表後，迅速譯成各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印行，廣受好評，鼓舞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鬥誌，直接推動了俄國的革命高潮，按列寧的說法，這是一部“非常及時的書”。 　　 　　但對70年代的中國少年來說，《母親》太過嚴肅，1905年的俄國革命也太過遙遠，我們誠惶誠恐地試圖深入閱讀這部名著，卻發現它的內容過於沉重，故事也不那麽有趣味，以當年的覺悟和見識，暫時還無法領會《母親》那種莊嚴的正義感。現在回想起來，《母親》的人物、情節已經沒有多少印象，反而是提到《母親》的阿爾巴尼亞電影《第八個是銅像》記得更清楚。 　　 　　整個70年代看過的高爾基作品並不多：《秋夜集》、《旅伴集》以及其它幾部忘掉名字的短篇集，劇本《在底層》，長篇小說《沒用人的一生》，中篇小說《華蓮嘉.奧萊淑華》，其中對《華蓮嘉.奧萊淑華》（樓適夷譯，新文藝出版社，1956；後通譯做《瓦蓮卡.奧列索娃》）特別有好感，這部作品篇幅不長，講述一個大學講師去鄉村度假，愛上一個新時代的貴族少女，經過一番情場對峙，這位大學講師敗下陣來，落得不幸的結局。高爾基的文筆幽默風趣，簡潔凝練地寫盡了19世紀末青年知識分子的心態和神氣。看這部小說如果沒注意作者名字的話，很容易誤認為屠格涅夫的作品，很難相信《母親》的作者也能寫出如此溫情脈脈的作品，小資情調的純正甚至略在《羅亭》、《貴族之家》之上。《華蓮嘉.奧萊淑華》在高爾基浩瀚的作品中默默無聞，以我個人觀點，這部作品絕對稱得上超一流水準，不應該忽視。 　　 　　同樣不應該忽視的還有中長篇小說《三人》、《懺悔》、《夏天》、《奧庫羅夫鎮》三部曲、《沒用人的一生》、《馬特維.科熱米亞金的一生》，《意大利童話》、《俄羅斯童話》、《俄羅斯浪遊散記》，以及未完成的長篇巨著《克裏姆.薩姆金的一生》。高爾基一生筆耕不綴，作品之多令人咋舌。高爾基是全能作家之首，各種文學體裁都有涉獵且成就不凡。總的來說，高爾基的劇本比小說出色，短篇小說比中篇小說出色，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出色，散文、遊記和回憶托爾斯泰、契訶夫、列寧的篇章，以及數量眾多的政論、文學評論、文學史專著也都具有極高的水準。 　　 　　高爾基（1868～1936）從孤苦無依的童工流浪漢到蜚聲世界文壇的大文豪，他的一生堪稱神話。在蘇聯文學教科書上，他被戴上了各式各樣的桂冠：“熱情的革命風暴來臨之前的報信者、嚴峻的資產階級製度的揭露人、熾烈的愛國主義者，列寧的忠實朋友”、“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的公認的領袖……最高形態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最偉大的代表……蘇維埃愛國主義的表達者”、“一身兼有文學家的才華和革命戰士的氣質……俄羅斯文化的巨擘，偉大俄羅斯文學傳統的當之無愧的繼承人”，這是來自蘇聯主流陣營的聲音，是不是勾勒出了高爾基的完整肖像呢？顯然是有疑問的。 　　 　　疑問在於高爾基與布爾什維克以及布爾什維克新政權漫長曲折的關係，在蘇聯官方刻意渲染的如蜜月一般的描繪中隱藏著難堪的史實。高爾基並不是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是布爾什維克的同情者、參與者、宣傳者、堅定的支持者，而在十月革命之後，麵對布爾什維克為鞏固新政權采取的種種極端措施，他轉而成為知識分子的同情者和援助者，布爾什維克的質疑者、抗議者、反對者，最後成為無奈的流亡者，為了營救被逮捕的知識分子，屢屢親自出麵找領袖溝通，並在《新生活報》上連續發表“不合時宜的思想”，為民請命，為知識界的尊嚴發聲。盡管他與布爾什維克領袖們有著密切的私人交誼，還是被視作絆腳石，1920年被要求“出國治病”，實際上是變相地放逐。1928年後，高爾基與掌控權力的斯大林和解，多次回國參觀訪問，1933年後定居蘇聯，被斯大林當局捧上文化神壇供奉。雖說回國後與斯大林的衝突不斷，連最後的死因也是不明不白，高爾基的“晚節不保”還是給他日後的評價留下麻煩，也給敵人的攻擊提供了空間，其中以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的攻擊最為凶狠。 　　 　　十月革命後，高爾基以他的成就和威望當之無愧地成為蘇聯文學界的掌門人，加冕了“文壇的沙皇”，這個虛擬的沙皇並不好幹，職責相當重大：他要為作家們爭取利益，要為文壇紛爭做出裁決，要判斷新作品的水準並予以推薦，要費盡心力地栽培新進作家。高爾基把沙皇的職責完成得非常出色，特別是對新作家的發現、培育、愛護和幫助，不遺餘力，成就斐然，當時蘇聯文壇的後起之秀們或多或少地接受過高爾基的教導和關照，另一些同輩的老作家也在和高爾基交往中獲益匪淺，從這些作家們回憶高爾基的文集《回憶高爾基》（法捷耶夫等著，水夫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中可以了解到高爾基的口碑是多麽好。高爾基逝世後，肖洛霍夫繼承了沙皇的位置，不過他的口碑比高爾基可就差得太多了。 　　 　　在中國，高爾基一直是最受重視的蘇聯作家，將近一個世紀以來，他的作品中譯本之多之複雜無人能比。粗略檢索後得知，高爾基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中譯本，加上回憶和研究高爾基的各種著述，合計起來大約在千種以上，數量太多，無法在這裏一一列舉。截至目前，我國還沒有出版過完整的《高爾基全集》，出版於1985年的20卷本《高爾基文集》是唯一一套算得上齊備的選本，收入了大部分重要的小說、散文、詩歌作品，沒有收入劇本、政論、文學評論、文學史著作、回憶錄等，更遺憾的是，《1922～1924年短篇小說集》中的作品沒有收齊，這部代表高爾基晚年心境的小說集至今尚未見到有完整的中譯本。 　　 　　長期以來，中國讀者和評論界對高爾基作品的注意力多集中於《母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三部曲、《阿爾塔莫夫家的事業》和《克裏姆、薩姆金的一生》，對一些革命性格和批判性格較弱的作品相對不太重視，如此一來，讀者眼中的高爾基隻是革命文學家的一麵，而作為俄羅斯文學白銀時代主將的另一麵則不被大眾所知，這對著作等身的高爾基並不公平。 　　 　　十月革命勝利之後，高爾基作為蘇聯蘇聯文學之父，作為無產階級文學的旗幟，他的作品在中國傳播之廣，對中國影響之大，罕有其匹，無人能及。過度的宣傳使高爾基定格在一個設定好的崇高形象上，很容易造成集體性的誤讀――非無產階級的高爾基、人道主義者的高爾基、知識分子的高爾基無人關注，或者被刻意忽視了。不管怎麽說，高爾基對中國的影響不僅僅是體現在文學上，不僅僅是給左翼文學提供了養料，而是深刻影響到了中國民眾的精神走向，乃至影響到了中國曆史的進程。我們會永遠記得，每當曆史的轉折關頭，有良知的中國人心中總會回蕩著高爾基無所畏懼的那一聲呐喊： 　　 　　“讓暴風雨來的更猛烈些吧！” 　　 　　《童年 在人間我的大學》（劉遼逸、樓適夷、陸風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99，伏爾加河上遠去的燈火 　　 　　日前，我懷著濃厚的興趣觀看了由美國20世紀福克斯公司投資出品的俄羅斯大片《高爾察克》，不出預料，這部電影徹底顛覆了我對高爾察克以及蘇聯國內戰爭的印象和想象，印象中那位窮凶極惡、作惡多端的白匪軍頭目高爾察克一舉變成電影中英俊挺拔、勇敢無畏的俄羅斯自由英雄。所謂曆史是勝利者寫的，高爾察克形象的變遷也正是20世紀俄羅斯戲劇性曆史的縮影，蘇維埃政權一夕之間神話般的建立，又在一夕之間魔術般的消失，蘇聯當局退場的背影甚至還不如尼古拉二世一家，不如高爾察克、鄧尼金們來得瀟灑。 　　 　　從1904年的日俄戰爭，到2008年的進軍格魯吉亞，一個多世紀的戰爭－革命－內亂，內亂－革命－戰爭，俄蘇人民曆盡磨難，沒過上幾天安生的日子，幾個輪回下來，俄羅斯大地滿目瘡痍。當年為俄羅斯帝國開疆拓土的北極探險家高爾察克海軍上將如果醒來，看見帝國版圖四分五裂，後人靠出賣石油天然氣過日子，就算他今日的電影形象再令他滿意，怕也不會甘心吧？ 　　 　　在開始寫作本貼時，特別起了一個副標題――“從蘇聯小說透視蘇聯的興亡”，意圖增加一點曆史感，寫了十幾節後即省悟到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74年的蘇聯曆史進程中，文學扮演的是可有可無的邊緣角色，不要說透視蘇聯的興亡，連透視自己的五髒六腑值幾斤幾兩都成問題。或許有人說，在蘇聯時代的最後幾年，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格羅斯曼等人的大舉回歸是壓跨蘇聯最後的稻草，這個結論不免太過武斷，蘇聯的興亡自有其命數，就算有一千個索爾仁尼琴的生花妙筆也抵不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些政治人物的一念之差。蘇聯文學沒有成為向理想社會前進的通行證，倒成了一個神聖夢想的墓誌銘，當後蘇聯時代的年輕人指點著蘇聯文學的廢墟大聲叫喊：1984！動物園！古拉格！……對於創造了人類曆史上最光明文學的蘇聯作家們來說，真是情何以堪！ 　　 　　不過，值得蘇聯作家們驕傲的是，蘇聯文學在中國受到的歡迎和對中國的影響確是實實在在、源遠流長的，如果從1906年出版的《母親》算起，蘇聯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超過一百年，種類以數千計，且從來沒有中斷過。自民國以降，蘇聯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種說法恐怕並不為過。新中國建立後，經過幾次出版高潮，蘇聯文學成為幾代中國讀者的集體記憶，融進了中國讀者的精神血液中，定然會在某一時、某一處發生不期而然的作用。 　　 　　蘇聯小說之魂魄，紮根在了中國讀者的心靈，蘇聯小說的閱讀史就是幾代中國讀者精神的成長史，如孟來托娃女士所言，蘇聯小說的影響，已經內化在中國讀者的審美、氣質和觀念當中。從蘇聯小說中，我們領略了理想主義的信仰和激情，熱愛祖國的崇高精神，不向敵人低頭的英雄氣概，克服一切困難的堅強意誌。蘇聯小說教給我們做人的教養：“精神上純粹、高貴，做普普通通的工作，熱愛生活，熱愛讀書……”誠然，蘇聯小說並未全是美玉，其中良莠並存，不乏虛假、偽善、乏味的作品，但是它的主體、它的精髓、它的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共同審美趣味，都有著永恒的意義。即使有人以這樣那樣的理由詆毀蘇聯小說，但也不能詆毀這些基本的價值吧？沒有這些，我們還剩下什麽？ 　　 　　仔細清點一下，在中國讀者記憶深處不可磨滅的經典蘇聯小說至少有幾十本，數量之多是其他國家的小說不可比擬的。 　　 　　紅色勵誌的經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海鷗》、《古麗雅的道路》、《普通一兵》…… 　　 　　革命與內戰時代的經典――《鐵流》、《毀滅》、《恰巴耶夫》、《靜靜的頓河》、《苦難的曆程》《第四十一》、《城與年》、《早年的歡樂》三部曲…… 　　 　　斯大林時代的經典――《教育詩》、《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被開墾的處女地》、《勇敢》、《幸福》、《收獲》、《三個穿灰大衣的人》、《大學生》、《從小要愛護名譽》、《葉爾紹夫兄弟》、《形形色色的案件》…… 　　 　　後斯大林時代的經典――《解凍》、《帶星星的火車票》、《你到底要什麽？》、《濱河街公寓》、《生者與死者》三部曲、《魚王》、《活著，可要記住》、《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白輪船》、《岸》…… 　　 　　回歸時代的經典――《日瓦戈醫生》、《騎兵軍》、《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島》、《生存與命運》、《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大師和瑪格麗特》…… 　　 　　青少年們念念不忘的經典――《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船長與大尉》、《鐵木兒和他的隊伍》、《紅肩章》、《霧海孤帆》、《小兒子的街》、《勇敢者的道路》…… 　　 　　中國出版界對蘇聯小說始終不渝的熱誠令人感佩，而若幹蘇聯小說史上的重要作品至今未能與中國讀者見麵，亦頗令人牽掛，比如高爾基的《1922－1924短篇小說集》，帕烏斯托夫斯基的《浪漫主義者》和其他早期作品，愛倫堡的《胡裏奧.胡倫尼多及其門徒奇遇記》，列昂諾夫的《賊》，奧列沙的《嫉妒》，卡達耶夫的《冬天的風》、《為了蘇維埃政權》以及文學回憶錄，卡維林的晚期作品，尼古拉耶娃《征途中的戰鬥》，潘諾娃的回憶錄，阿紮耶夫的《車廂》，涅克拉索夫的《在故鄉的城市》，特裏豐諾夫的《時間與地點》，格羅斯曼的《為了正義的事業》，索爾仁尼琴的《紅輪》……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還存著美好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讀到這些被遺漏的作品中譯本。 　　 　　對我而言，蘇聯小說象征著我在70年代的一段難忘的閱讀經曆，這30多年來，隨著外部世界和個人心境的變化，對蘇聯小說的興致幾起幾落，不過始終保持著一份熱忱，跟其他讀者一樣，我也有一份十大蘇聯小說的心水名單：1，《靜靜的頓河》（肖洛霍夫）；2，《船長與大尉》（卡維林）；3，《濱河街公寓》（特裏豐諾夫）；4，《葉爾紹夫兄弟》（柯切托夫），5，《騎兵軍》（巴別爾），6，《霧海孤帆》（卡達耶夫）；7，《鐵木爾和他的隊伍》（蓋達爾），8，《青春激蕩》（安德烈耶夫）；9，《三個穿灰大衣的人》（多勃羅沃爾斯基），10，《感傷的羅曼史》（潘諾娃）。另外還有一個散文類的心水名單：1，《金薔薇》（帕烏斯托夫斯基）；2，《人·歲月·生活》（愛倫堡）；3，《人與事》（帕斯捷爾納克）；4，《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阿利盧耶娃）；5，《白天的星星》（別爾戈麗茨）。（這個名單隻是我個人的閱讀趣味，不具有普遍意義。） 　　 　　70年代初，我隨父母下放農村，在農閑的秋夜裏，經常搬個小板凳跟著哥哥們去大隊打穀場看露天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看得如醉如癡，盡管當時正是反蘇反修的高潮時刻，蘇聯的形象在我們心中依然非常高大。當年我們萬萬想不到的是，這兩部作品竟是為奉承斯大林而篡改曆史的偽作，更想不到的是，在我們有生之年竟目睹了蘇聯的消失。我們沒有趕上一個時代的開始，卻趕上一個時代的結束，撫今追昔，不勝感慨。 　　 　　回首西望，伏爾加河上的點點燈火已漸漸遠去，不過，“火把向下垂的時候，火舌還是一個勁兒向上燒”，作為深受蘇聯文學影響的一代人，我和我的同齡人們不會忘記蘇聯小說《船長與大尉》中那句激勵過無數前輩讀者們的格言： 　　 　　“永遠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