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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學即將迎來一百二十歲華誕。從南洋公學到上海交通大學，交通大學建校至今始終以振興中華、造福人類為己任，在跨越三個世紀的風雨曆程中譜就了薪火傳承、思源致遠的曆史篇章，也匯成學校文化和精神的寶貴財富。
明天就是上海交通大學120周年120天倒計時。讓我們一起穿越回1896年的交大，一起來回顧那一年發生的影響整個交通大學120年的曆史和故事。
盛宣懷，1844年生於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盛宣懷在航運、電報、紡織、鐵路、教育、銀行、煤礦、檔案管理、慈善等方麵創造了11項“中國第一”，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他秉持著“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的信念，於1896年在上海創辦了交通大學前身——南洋公學，自此開啟了交通大學跨越三個世紀的發展曆程。
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的創始人盛宣懷是中國近代一位“處於非常之世、做了非常之事的非尋常之人。”1870年，盛宣懷開始了他一生的洋務生涯，投身於中國當時最迫切需要的資本主義工商業。19世紀末，盛宣懷控製了輪船、電報、鐵路、銀行、紡織等中國近代實業中的一批重要企業，幾乎掌握著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可謂叱吒風雲，無人能敵。由於經濟實力大增，盛宣懷逐漸得到清政府的垂青，成為晚清時期一位財權兼備的實力人物。
在創辦和經營洋務企業的過程中，盛宣懷開始舉辦一些新式實業教育。早在19世紀70年代辦理礦務時，因高薪聘請的外籍礦師缺乏地理、化學知識，以致盛宣懷在湖北礦藏勘探中受到損失。這次教訓使盛宣懷認識到，完全依靠外籍人員會產生兩大弊端：一是高薪聘請費用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據他計算，僅招商局用於洋職員的薪水每年不下30萬兩。二是洋職員盤踞要位，壟斷技術，難以駕馭，使中國人在辦理洋務的過程中處於被動地位。許多洋務企業又是有關國家經濟命脈的部門，“未便使外人久與其事”。因此，他逐漸萌發了自己設立實業學堂培養人才的想法，並立即著手實施。
盛宣懷在1880年創辦電報局的同時，開辦了天津電報學堂，隨後又開設上海電報學堂和礦務、駕駛等學堂。然而，上述學堂大多是迫於一時急用，僅僅屬於培養中初級技術人員的培訓班，算不上正規的高等學堂。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經驗的積累，盛宣懷認為教育要走在洋務實業的前麵，就要係統地學習理論知識和專業技術本領，這樣培養的人才不僅可以掌握先進科技，而且能夠從事創造性工作。到了19世紀90年代，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盛宣懷進一步意識到“實業與人才相表裏，非此不足以致富強”，而培養人才不能“臨渴掘井”，搞實用式的短期訓練，或者依樣畫葫蘆地模仿。為此，他下定決心要作長遠育才之計。他說：“人笑我收效十年不能速，十年樹人，視十年若遠，若不樹之，並無此十年矣！”
麵對當時中國社會積貧積弱的現狀，盛宣懷提出“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的主張，將興辦新式教育培養人才與國家命運結合在一起，從先前單純的技術人才需求到技術、外交、行政、法律、經營管理等多方麵的人才需求，從低層次技術人員訓練轉變到辦理正規教育，從原先為自己的實業王國培養人才轉變到為國家社會作育人事業。不難看出，此時的盛宣懷對教育的認知已上升到一個高度，實現了從人才培訓、實業教育到教育救國的思想轉變，這也成為盛宣懷創辦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的思想基礎。
1895年10月任職天津海關道的盛宣懷征得直隸總督王文韶的同意，於天津創辦了北洋西學學堂（次年即改名北洋大學堂，即今天津大學的前身）。1896年10月，盛宣懷卸任天津海關道，調任鐵路總公司督辦，常駐上海。隨著事業的轉移，盛宣懷又將精力轉向創辦南洋公學。
1896年底，盛宣懷移足上海。這一年也是他官運財運一路亨通的一年。10月20日，盛宣懷被授予專折奏事的特權，可以直接上書光緒皇帝。30日，又被授予太常寺少卿，從一品官銜。他在授銜後的第二天就首次上奏《條陳自強大計折》，提出練兵、理財、育才三端為自強的根本。在附折中，他認為西方人才濟濟，皆源於學堂培養造就，並呈報自己正以北洋大學堂為參照，在上海籌建南洋公學。他還建議除北洋及上海籌設中的南洋公學之外，可以在京師及上海兩地設立帶有速成班性質的“達成館”，以從速培養行政官員，上海“達成館”可附設於南洋公學內。
（盛宣懷於光緒二十二年向朝廷建議籌建南洋公學的折子）
盛宣懷籌辦南洋公學，希望在人才培養上與北洋大學堂有所區別。早先一年創辦的北洋以培養實業技術人才為主，南洋公學則辦成一所專門培養商務、行政和法律等方麵人才的學堂，這是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的初衷。奏折建議“各省先設省學堂一所，教以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礦冶製學，而以法律、政治、商稅為要”。 當中的“天算、輿地、格致、製造”等是盛宣懷在北洋大學堂開設的學科，而“法律、政治、商稅”正是籌設中的南洋公學所設專業。盛宣懷的建議實際上是呈請朝廷仿效“北洋”、“南洋”，大興新式高等教育，自我培養各類高層次人才。
盛宣懷的奏折受到清政府的重視，光緒皇帝批閱後，於12月6日發出諭令：“育才為當今急務，節經諭令各直省添設學堂，實力舉辦。”同意開設新式學堂，並準備在京師、上海兩地設立大學堂，經費與各省集捐設立的書院不同，由戶部直撥，以示體製，無需由盛宣懷所管的招商、電報兩局集款解濟。但甲午戰敗後的巨額賠款，使清政府國庫空虛，所謂不用盛宣懷籌款而由政府撥款的諭令隻能是一紙空文，無法立即變為現實。
雖然政府撥款辦學一時難以實現，但是並未影響盛宣懷辦學的步伐。他胸有成竹，決心仍在自己管轄的招商、電報兩局集款解決，以求“俾得趕緊興建，庶幾早一日開學，即早一日成才”。1897年1月，急於辦學的盛宣懷再次上奏提出在上海設立南洋公學，他認為北京是人才薈萃之地，上海是中外交會之所，因此政府應該看到在這兩地辦學將會對中國發生長遠的影響。盛宣懷請求在北京和上海兩地首先開設新學堂，希望上海的南洋公學成為一所專門培養從政務商人才的新式學校，立意造就像曾國藩、李鴻章那樣的經世致用之才。同月，盛宣懷的奏折終於得到清政府正式批準：“該衙門知道，欽此。”不久，南洋公學成立，並最終選定上海徐家匯為公學的校址。
（南洋公學校印1896-1905）
自1843年開埠以來，上海作為得風氣之先的城市，從1863年李鴻章創辦的廣方言館開始，星星點點出現了一些新式學堂。這些學堂輸入新的教育製度和觀念，采取以西學為主的課程設置，並將近代體育引入學校，給上海傳統教育帶來了較大的衝擊。
盡管我國學製尚未改變，科舉取士一統天下，然而傳統教育本身日益與上海這個工商業城市的內在需求嚴重脫節。從19世紀後期開始，上海教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麵，來自外部的教會學校不斷擴大地盤；另一方麵，上海自身傳統學校發生了分化、變革，舊式書院被賦予新的內涵。一些新派人士紛紛仿效外國，自辦一批新式學堂。
南洋公學創辦前後，上海大致有三類新式學堂：傳教士所辦的教會學校；官方所辦的語言或軍事技術學堂；當地士紳所辦的科技學堂。這些學堂雖然不能成為上海教育的主流，且隻能作為初等、中等新式學堂，但作為新鮮事物終究在封建教育體係當中打開了一隙之孔。
南洋公學最初選址在上海老城廂高昌廟附近。但高昌廟一帶地勢太低，容易浸水受潮；而且靠近廟宇，夏天窗戶開著的時候，從廟裏吹來煙灰會飄進校舍。盛宣懷因此放棄高昌廟校址，到1897年4月師範生入學時，學校還沒有真正的校舍，而是借用通合公司絲廠廠房做臨時校舍，毗鄰著現今的校址。
（1930年代校園全景）
1898年6月，公學才最終選定今日的徐家匯校區作為永久校址，這時南洋公學開學已有一年多了。當時徐家匯尚屬於市郊，田連阡陌，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找到既適合教學、地價又低廉的校址。在上海道台蔡鈞的幫助下，公學以每畝官銀120元的價格買下臨時校舍邊的一塊地皮，麵積97畝。隨後公學開河墊地，挖溝造橋，栽種花草樹木，並開始興建校舍。
監院福開森親手設計了學校最早的兩幢建築——中院和上院。中院建成於1899年，按照福開森的說法，中院建築很時尚，和外灘的上海海關和商業銀行有異曲同工之妙。建築采用最好的建材，考慮到動亂年代容易被挪作他用，內部結構設計獨具教學特征，分成大小不一的教室。這種擔憂後來得到驗證，確實曾有人來想把它作為醫院使用，終究不合適而放棄。
當時徐家匯還比較荒蕪和偏僻。鴉片戰爭前後，隨著天主教在上海的傳播，徐家匯地區建起第一座天主教堂。隨後徐家匯藏書樓、徐匯公學、徐家匯博物館等相繼建立起來，徐家匯也就成為上海近代文明的起點。南洋公學在徐家匯建立校園，更為此地添上了一筆濃墨重彩。公學上院樓頂聳起的鍾樓與徐家匯教堂的尖頂遙相對應。中院，作為南洋公學保存至今的曆史最悠久的建築，依然是校園中最古老典雅的一道景觀，在梧桐、白玉蘭的映襯下，風采依然，兼具懷舊和時尚的情愫。
南洋公學從購進徐家匯的第一塊土地之後，以後陸續擴充過三次。公學時期，辦學經費相對比較寬裕，電報局和招商局每年提供10萬兩銀元，到1903年58萬餘兩開支中有20萬兩用於購買土地和建造校舍，占整個開支三分之一多。到1906年校園麵積有206畝，比原來擴大一倍多，足夠容納一所近代大學。南洋公學以後的各個時期，校園又多次擴容，徐家匯校園也成為每一代學子深深眷戀和懷念的地方。
（1897年製定的南洋公學章程）
尋址建屋的同時，招生開學也有序進行。從1897年3月2日開始，盛宣懷以“太常寺少卿”的個人名義，連續11天在《申報》上登載招生告示。招生告示曰：“現在開辦師範學堂，定於二月初三日考選師範生三十名，年以二十上三十下為度，學以中學成才兼學西學西文為上，以中學成才略通西學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學為次，中學未成者，雖通西學西文不錄。有誌者速至二馬路二馬路即今上海市九江路。本公館報名，並領取師範格，勿誤。道遠後到俟積有一二十人再行示期續考。”告示最後許以“不取修繕”、“資送出洋”、“擇優獎賞”、“優於出身”等優厚條件。這則招生廣告裏麵包含了招生人數、考試時間、報考條件、報名地點、錄取待遇等內容，可謂是學校曆史上第一份招生簡章。它以路人皆知的盛宣懷個人名義作為招生主體，使這份招生簡章富有奇特的時代意義。
招生告示一經登出，各省學子紛紛前來應試，報考者多達數千人，他們多數是清寒子弟或自願舍棄科舉仕途的有誌之士。這些考生需經過初試和複試兩道關，分四批錄取。3月14日，盛宣懷親自坐鎮格致書院，對第一批初試錄取者進行複試。4月17日，公學總理何嗣焜主持考試時，“投考者一百三十名之多，佳卷不少。”
當時，考生王植善身在武漢，從報上得知南洋公學正在招生，便立即乘船趕往上海應考。數天顛簸旅程後到達上海，等他匆匆趕到時，考場已點過名封了場，考官為他的真誠所感動，特許通融他參加考試，成為最後一名入場的考生。王植善通過考試錄取後，第一個報到入校，進入師範院學習。1900年他從師範院畢業後，執掌南洋中學達半個世紀，成為一名近代教育家。
（1899年9月，何嗣焜手書學校布告）
從3月5日到4月25日，曆時50多天，經過不拘一格的嚴格挑選，師範院最後錄取30人，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師範生。其中很多是舉人、廩生和貢生，是當時青年中的俊彥。4月30日，何嗣焜致函盛宣懷，報告師範班招生開學情況，認為其中可成才之士不乏其人，將來可得二三濟世之才，達成館一時難以建成，師範院可以彌補這一缺憾。師範院4月8日開學時，由於校舍尚在規劃之中，就借徐家匯附近廠房做臨時校舍，把二樓改為教室，棧房平屋改為飯廳和宿舍，中間空地作為操場和運動場。1899年夏，中院校舍落成後學校才正式搬入其中。
新式教育作為新鮮事物讓人感到吹來一股清新之風。南洋公學對於當時上海及其周邊地區而言，反響頗大。一來由於盛宣懷所處的特殊地位，二來由於新式師範學堂在全國還是第一家。因此，師範院招生告示及後來的招考引來社會輿論關注。1897年3月5日，《申報》上發表專論認為“中國之不振，因乎無人才；所以無人才，則因乎不能興學；所以不能興學，則因乎師之不得其教。”道出了南洋公學首開師範院的緣由，並稱讚了盛宣懷學習西方教育以培植人才的舉措。
（1898年南洋公學師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