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覺悟不如網友dudaan,文革初期毫無負罪感。 :)
說起來父母的工資也較高,按一家七口來算的話,人均50元以上。可我們從小受到的是艱苦樸素、不搞特殊化教育。除了家中書多,有一台如櫃子般大小的老式唱機和很多唱片外,和周圍同學夥伴們的家庭沒什麽不同。文革前,我基本上未穿過新衣,開開心心地穿著仨姐嫌小換下來的舊衣裙。
實際上,因窮親戚多,需接濟,又擔負著贍養老人的擔子,父母的手頭並不寬裕。母親還常接濟家庭困難的昔日老朋友。說一節好笑的。一日,母親不在家,來了一位阿姨,說她是母親的老朋友,在地下工作年代裏,曾掩護過母親。繪聲繪色地講了一段如何機智地幫助母親逃脫追捕的故事,讓我們聽得入迷。母親回來後,和她到小房間內去談了一陣。她離開後,我們纏著母親多說幾個昔日的傳奇故事。母親聽我們說了她講的故事,笑了起來,說是她編的。那阿姨原來曾是個革命不堅定者,有脫黨變節可能。49年後,她家庭生活比較困難,知道母親人好,向母親要資助來了。母親給了她(好像是)二十元。她的要求也不高,滿意地走了。
要說我們家與眾不同的可能是,從我上幼兒園大班起,周日就有了由老媽主持的家庭民主生活會。(抄自我舊文)“由姐姐們輪流作記錄。父親雖工作忙,但也盡可能參加。會上講評孩子各人一周來的表現,可擺功邀賞(多得幾顆糖什麽的),可批評檢討申訴解決爭議,也可向爸媽提意見。會後全家出遊或大掃除或打上幾副牌。當年有時會因心懷鬼胎(犯了什麽錯誤)而不想參加這會,如今回想起來就隻有溫馨的感覺了。”
陳毅的《手莫伸》詩,我們早在60年代初,就被要求背誦過了。那“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的句子牢記心間。我們五子女沒有一人自個兒經商的、也無人從政。我倒是曾被作為“第三梯隊”培養,可自知自己從小接受民主思想教育,慣於大膽直言。經曆了文革後,更是同情弱者、嫉惡如仇,鄙視黨棍。這性格,不適於在國內體製下從政,還是逃之夭夭出國留學為好。結果還是家中從事教育的頗深淵源,占了上風。外祖父花一生於辦學教學的精神,溶入了我們的血脈。說來有趣,我們五人裏。曾有四人在上海交大任教。但隻有大姐,在交大應用數學係的教學研究崗位上,堅持到了退休。
謝謝,也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