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百像
多看常思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親從發病到病逝的全過程。
3月下旬,父親從南寧返京參加六屆人大五次會議。許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脫貧的地區近期又有吃不上飯的情況,父親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鬱鬱寡歡地幾天都不說什麽話,不是悶著頭看書,就是默默無言地在走廊裏散步;每頓飯都隻是隨便扒上幾口,算是對人們勸他注意身體的無聲回答。
4月7日晚父親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會議通知送來時,母親勸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親還是拔出筆來,一聲不響地在會議通知單“到會”一欄裏打了個鉤。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討論和通過《關於發展和改革中國教育的決定》做準備。這篇《決定》是由國家教育委員會起草的。因為前不久鄧小平在接見烏幹達總統時談到“中國的最大失誤在教育”,而且在此以前,他也曾多次談到過類似的意見。
4月8日上午差15分鍾9點,母親看著父親出門向開會地點國務院懷仁堂走去,心裏隱隱有些不安。但她怎麽也沒有想到,父親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父親那間隻有十幾平方米的小臥室,至今還保持著他離去時的樣子。他臨走前換下來的那件已經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裝,隨意地搭在床頭上,似乎還帶著他的體溫;單人木板床上鋪的還是那床打著補丁的褥子,擺的還是那隻破背心縫成的填滿舊棉絮的枕頭;曾照亮了他許多個夜晚的青瓷座台燈,依舊獨立在床頭櫃上,碰裂的燈口處還纏著很久以前纏上的膠布;臨窗的寫字台上,三部電話機旁那隻70年代初生產的鐵質台曆:日期靜止在他離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寫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讀過的最後一本書《周恩來傳》,書上壓著一副老花眼鏡,書邊擱著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緊貼東牆的那排書櫃裏,和各種工具書、傳記、回憶錄擺放在一起的,是他親手逐冊編號的40多本讀書筆記;報紙筐最上麵的那一摞報紙,是他參加政治局會議那天清晨看過的單麵印刷的《人民日報》清樣……
直到今天,一走進這間臥室,我仍能感受到父親的存在,總覺得他沒有離去,不過是又去參加會議,或外出視察了。
8日這天,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教委還來了幾位領導。父親差5分鍾9點進入會場時,所有與會人員已到齊。父親走到後排坐在副總理田紀雲和國防部長秦基偉中間。
父親坐定,會議隨即開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主任陳進玉通讀《決定》草案。
沒過多久,父親就覺得胸悶、心慌、頭昏、腿軟,但他堅持著。草案40分鍾讀完,教委主任李鐵映首先發言。
這時,父親突然感到胸痛難忍,呼吸困難。他知道自己撐不住了,一邊站起來,一邊向主持會議的趙紫陽舉手說:“紫陽同誌,我請個假……”
坐在他對麵的政治局委員們都看到他麵色蒼白,有人間:“耀邦同誌,是不是不舒服?”
父親身子搖晃著說:“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許是心髒的毛病……”
坐在父親旁邊的秦基偉和聞訊趕進來的服務員剛扶住父親,父親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來。
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忙說:“耀邦同誌,別動!”同時吩咐,“馬上找醫生來,快叫救護車!”
趙紫陽大聲問在座的人:“誰帶了急救盒?”
坐在父親對麵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連忙往口袋裏摸,回答說:“我有。來北京前醫生給了我一個盒子,可是我不會用。”
有人接過藥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親口裏,囑咐他吞下。
坐在父親後麵參加匯報的教委秘書長朱育理對身旁的統戰部部長閻明複小聲說:“這藥吃下去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起效!”
閻明複著急地說:“那你趕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並作兩步走到父親右邊,接過藥盒,拿了一支亞硝酸異戊酯吸入劑捏碎,迅速捧到父親麵前,對已經不能說話、雙目緊閉的父親說:“耀邦同誌,快吸氣,大口吸氣!”
大約過了兩三分鍾,父親的臉色開始恢複,並深吸了一口氣。他勉強睜開眼睛,艱難地說:“我……想吐……”
朱育理手疾眼快,轉身拿起桌上的一條毛巾,往自己手上一攤,說:“來,就吐在我手上。”
他話還沒有說完,父親就再也控製不住,吐出了兩大口。
這兩大口嘔吐物,幹得出奇。朱育理捧著沒有怎麽濕的毛巾,愣了:耀邦同誌的早飯怎麽吃得這麽急,這麽馬虎!
他隨即解開父親那天穿著的半舊咖啡色中山裝和開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經很軟很薄的白襯衫。
大約十多分鍾,中南海的醫務人員趕來了,就地組織搶救。他們搬來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將父親平放在上麵,問清了剛剛使用過的藥品,存下了使用過的藥盒……
又過了十幾分鍾,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也趕來了,迅速加入了緊張的搶救。
隨後,政治局擴大會議改到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勤政殿繼續進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留在懷仁堂指揮搶救。
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到當天上午11點30分。會議結束前,溫家寶來到會場,向與會人員報告對父親的搶救和診斷:心髒下壁和後壁大麵積梗塞,病情危重。醫生建議,待病情稍有緩解,轉到醫院繼續治療。
下午3點多鍾,父親病情基本平穩,即被轉入北京醫院,同時通知了家屬。
經過全麵檢查,父親的磷酸肌酸激酶為正常人的十多倍,這表示愈後不良;病人煩躁不安,膀胱充盈卻無尿排出,這說明病情需要進一步控製。
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阜外醫院和北京醫院有關大夫會診的意見是:
1.成立特護小組,繼續搶救治療。2.嚴密觀察病情,繼續輸氧、輸液、止痛,立即導尿。3.謝絕一切探視,絕對臥床休息。
會診的醫生們走後,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擔負起了父親的搶救和治療工作。 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親被安排在當年周恩來總理臨終住院治療的同一間病房裏。不同的是,父親住進時北京醫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樓,父親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樓的旁邊,挖好了的地基終日夯聲不斷。
第二天上午父親蘇醒過來,透過窗戶又看見了暖融融的陽光。但嚴重的胸悶、胸痛和導尿失敗,使他煩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專家、北京醫院名譽院長吳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樣參加病房大交班。他習慣地問:“這個周末有什麽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嗎?”當他得知父親的病房緊挨著24小時打夯的大樓地基時,果斷地決定:“馬上停止打地基!”並嚴肅地說,“不要說有這麽危重的病人在搶救,就是身強力壯的正常人,也經受不了這樣24小時不間斷的噪音和震動!”
結束了近兩天兩夜施工現場的嘈雜,父親終於有了一個安靜的治療環境。導尿也在這天上午完成了。
當天下午,父親的病情開始好轉,煩躁減輕,並能進流食和臥床大、小便了。在醫生的一再叮囑下,父親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實實地躺在病床上。
住院第三天,醫生同意了病人的要求,輸液管被拔出來,輸液停止了。
黨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紛紛到醫院探視。趙紫陽、李鵬、楊尚昆、彭真、宋任窮等,分別來到病房探視,鄧小平和王震派秘書到醫院看望,陳雲、徐向前、聶榮臻多次打電話了解父親的病情。
父親在病床上接到了國家主席李先念從上海打來的慰問電話,聽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鄧穎超寫給他的慰問信。
4月15日,父親大麵積急性心肌梗塞發病的第七天。即將度過危險期的父親,這天清晨醒來心情特別好,笑著問秘書李漢平:“外麵情況怎麽樣啊?”看到秘書不說話,父親又打趣地說,“不要對我封鎖消息嘛。”
父親看到即將下夜班來查房的醫護人員,又提起要下床活動的要求。醫護人員認真地說:第一個七天雖然快過去了,但危險期還遠沒有過去,還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親有些不高興地說:“你們怎麽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有呢?”
看見父親情況不錯,家裏人幫他在床上洗了臉、漱了口,還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親靜靜地斜倚在床上,等著吃早飯,等著母親來看他。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沒有吃過什麽東西,又餓又乏。
幾分鍾後,守護在父親身邊的三哥德華,發現心電監護儀上綠瑩瑩的心電圖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動起來,心率從每分鍾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來值班醫生。醫生看了看心電監護儀,不經意地說:“沒事兒,以前也有過這種現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轉睛地盯著監護儀。果然,當每分鍾達到110次時,心率開始逐漸減慢,一分鍾後恢複到60次。可還沒等三哥和緊張得也湊過來察看的李秘書鬆口氣,峰穀狀的心電波形作了一個短暫的停頓,忽然耀眼地一閃,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來,化作一條碧綠晶瑩的水平線,向無極的空間延伸而去。與此同時,隻聽見躺在床上的父親痛苦地大叫一聲:“啊!——”他那隻被李秘書握著的手突然鬆脫,頭部猝然轉向一側。
等醫護人員趕來急救時,一切都已經無濟於事了,父親再也沒有醒來。
母親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趕到了醫院,但呈現在他們麵前的,是擠滿病房門口的機器和平靜安詳的父親……
三哥簡直蒙了,他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幾分鍾之前他還在為父親安然度過死亡威脅的第六天竊喜,為即將度過的最危險的第一個七天慶幸,還在想像著父親病後的第一次下床活動,籌劃著回家後的休養。可他萬萬沒有想到,大麵積心肌梗塞竟會凶險如虎地突然猛撲過來,一瞬間就扼殺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生命!
事後,一些好心人從往事中梳理出許多前因和征兆,並設列了一連串的“倘若”和“如果”,以論證這顆充滿活力的心本不該過早地停止跳動。但這一切都已毫無意義,死亡隻麵對眼淚和悲傷,拒絕任何假設。
極度悲痛的三哥用殘餘的最後一絲清醒,記下了這個黑色的時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時53分。
(摘自《文匯讀書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