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百像
多看常思
回到北京,我仍無法擺脫那種被稱作心靈感應的陰影,它使即將在我麵前展現的未知的西方世界變得興味索然。出國前幾天,我絮絮叨叨地挨個兒找工作人員以及有關的醫護人員談話,向他們介紹父親的生活習慣、性格脾氣和身體狀況,拜托他們替我好好照料父親。我甚至還特意叮囑母親和兄嫂們,要他們注意留心父親的身體和起居,千萬千萬別大意……
至今我們還無法解釋第六感,也無法破譯這種人體信息,它實在太神秘,神秘得連它的存在都變得可疑。但我確確實實地感知到了,而且相信,我那位在老家當了一輩子農民的伯伯胡耀福也感覺到了。
在我去長沙之前的一個月,伯伯拎著一個裝滿父親愛吃的紅南瓜和幹茄子皮、幹苦瓜條、幹刀豆條的尿素袋,從瀏陽趕到長沙看望父親。他怕給接待部門添麻煩,在九所住了五天就走了。
臨別時,我那渾身泥土般樸實的伯伯肯定也是感應到了某種信息,像怕失去什麽似的突然拽住父親的胳膊,一任老淚縱橫。他們兄弟倆這輩子多次聚合離散,從來沒有這樣動過感情。父親一時也很難過,聲音有些哽咽地勸道:“哥哥,不要這樣,有什麽話慢慢說。”
伯伯眼淚汪汪地望著父親,難過地說:“我們都是七十好幾的人嘍,老啦,恐怕難得再見麵了哇!”
父親握著他的手,一再地說:“再見不難嘛。你想見我,隨時可以去北京!”
伯伯卻傷心地說不出話,隻是搖頭,一路抹著眼淚走出父親的視野,如同我黯然神傷地飛向了大洋彼岸,卻把一顆心沉甸甸地墜在了中國。
跨越太平洋的焦慮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達美國西北部的海濱城市西雅圖,如約到健康和醫療服務中心(Heath& Hospi-tal Services,後改名為Peace Health)進修。
根據中華醫學會與這家中心的交流協議,醫學會每年派出一名從事管理的女性,到那裏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學習醫院和醫療管理。我是學會派出的第二名進修人員,住在擁有這家醫療服務中心的教會的集體宿舍裏,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們生活在一起。
這所美國天主教會的慈善機構宿舍,坐落在風光旖旎的西雅圖湖畔。那在微風中蕩漾的藍寶石色湖水,碧草間綴滿五彩繽紛花朵的林間小路,躡步輕行的現代修女,餘暉晚照的湖邊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著濾盡塵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靜謐。
然而,它這有如世紀般漫長的寧靜,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當地時間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緒煩亂,坐在宿舍裏讀不下書,跑到起居室看不進電視和報紙;走進地下室的琴房,將一首首鋼琴曲彈得雜亂無章;轉到湖邊散步,又感覺渾身倦怠……整晚都坐臥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終日。
當我漫無目的地走進餐廳坐下喝茶時,一位嬤嬤像雲朵似的輕飄過來。她好像發現了我的失態,用聖母般溫柔的細聲問道:“親愛的,最近家裏來信了嗎?”
這再平常不過的問候和輕柔的話語,不知道是怎麽搞的,竟像一道開啟了的閘門,使我一下子淚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來。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們見狀,紛紛走過來勸我。可我還是控製不住自己,淚雨漣漣地居然哭了一個多小時,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間。進屋還沒坐下,電話就響了。
我愛人操著盡可能平靜的語調從太平洋彼岸告訴我:“爸爸病了,現住在北京醫院。”
我馬上截住他的話,急切地問:“是心髒病嗎?是不是需要我馬上回去?”
他沒有正麵回答我,隻是說:“現在平穩多了,媽媽說,要你相信組織上會安排好父親的醫療,好好學習,不要急著回來。”
或許是怕我再追問下去,他匆匆掛斷了電話。我手裏拿著忙音鳴叫的聽筒,站著發呆,直到隔壁一位嬤嬤的掛鍾敲了11響,我才從木然中清醒過來,放下電話,急匆匆提筆給家裏寫信。
記得我在北京醫學院醫療係上大學時,內科畢業考試的最後一道題是“心肌梗塞的臨床表現和搶救治療”。那是最大的一道題,留了一頁卷麵的近1/4供學生回答。我答得極為詳細,不僅把老師留在卷麵的空白寫滿,還用了卷子的背麵一整頁。後來判卷老師告訴我們班同學,這道題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緒,竟像潮水般把數年前那次考試的答案翻湧上來。我趴在台燈下一口氣寫了四五張紙,直到夜深人靜。我提醒家裏人要嚴格遵守醫囑,謝絕任何探視,並根據學過的知識以及對父親的了解提出了五個方麵的注意事項,以保證配合治療,早日痊愈。
那晚我幾乎一夜沒睡,不斷猜測著在父親身上可能發生的疾病及相應的治療措施;也特別想回家,好守護在父親身邊,盡一盡女兒的孝心。可是我剛到美國五個星期,兜裏總共隻有在國內兌換的幾十美元和才領到的第一個月的生活費,根本買不起機票;同時,也怕因私事回國耽誤了公務而無法向組織和母親交代。我隻得勉強按住回家的念頭,在心裏默默地為父親早日康複祈禱。
第二天一早家信發出後,我的情緒竟突然如這幽靜的修道院般平靜下來,直至14日黃昏。
那是西雅圖一個景色秀麗的日暮時分,為了緩解一天學習的緊張,我像往常一樣,飯後沿著湖畔散步。可是走著走著,那似曾相識的煩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現了。我兩腿酸軟,順勢坐在草地上,淚水泉湧般奪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無聲的淚水像冰雪似的冷卻著我的心;人也像被凍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黃昏裏,直到夜幕降臨。
好容易平靜下來,剛回到宿舍,我愛人的電話又來了。他急火火地說:“媽媽要你馬上趕回來!”
當時正是晚上9點多鍾,後來我換算了一下西雅圖與北京的時差,那會兒正是父親的心髒猝然停止跳動的時候。
如同千萬隻蜂蠅同時振動起它們的翅膀,我的腦子裏頓時嗡聲一片。剛來美國六個星期,母親很清楚我的經濟窘況,這次如果不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以她那慣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維方式是絕不會讓我回國的。可是我依然懷著一線希望,緊張地試探:“爸爸……他……還活著嗎?”
電話另一端閃爍其詞:“你馬上和舊金山領事館聯係,想一切辦法盡快趕回來。外交部可能已經通知他們幫助你了。”
我顧不上再追問什麽,當即撥通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電話,找總領事。
接電話的人嗓音倦怠,極不耐煩地說:“現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點多鍾了,你知道嗎?都下班了!”
我解釋說:“我是中華醫學會的副秘書長,是受組織的委派赴美學習的。我家裏出事兒了,希望能得到幫助,盡快回國。”
“自己想辦法吧。如果每個回國的人都找我們幫忙,那領事館就別幹事了。”對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問:“總領事什麽時候回來?我能過一會兒再打電話嗎?”
“不行!”
我生怕他掛斷電話,趕緊又補上一句:“是國內讓我與總領事聯係的,你看我什麽時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辦公嗎?星期一再說吧。”電話還是啪的一聲掛斷了。
似乎是昔日美麗溫柔的太平洋瞬間掀起了無情的巨浪,鋪天蓋地地將我卷入了無底深淵。我第一次感到了時間、空間和距離帶來的恐懼。憤怒和無助像一支利箭刺痛著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淚腺,話筒還攥在手裏就不由自主地失聲痛哭起來。這下子驚動了整個修道院,修女們竊竊私語地傳遞著同一個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圖4月風雪初霽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氣沉沉。已經就寢的嬤嬤們一個個從床上爬起來,穿著睡裙,趿著拖鞋,三兩相伴地來到我房間安慰我。住在別的樓的嬤嬤們不知怎麽也知道了,不顧樓外寒冷,也過來看我,勸我。看看勸不住,她們又把住在湖邊的醫療服務中心主席莫妮卡·漢斯修女找來。
莫妮卡輕輕扶著我的肩膀,柔聲細氣地對我說:“親愛的,別難過,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說。你需要錢買機票,我可以借給你……你是這麽好的一個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會保佑你們。”
我搖搖頭,無助地問:“上帝在哪兒啊?中國人受了那麽多苦,也沒有見上帝來幫助過我們!”
她似乎受了一個不小的驚嚇,但緩過神來仍輕聲慢語地安慰我,並詢問身邊的修女們誰有電話簿,說她要查查飛機時刻表,幫我訂最早一趟飛往北京的航班。可是,當時已是晚上11點多鍾,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處都早已下班了。
看著在雪地裏來往穿梭的修女們,我為自己的家事驚動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凍紅了的雙腳和不貼身的寬大睡裙,我不忍心看著她和這些修女們再為我忙碌,轉而故作輕鬆地說:“這次我們可以看看到底有沒有上帝了。”
莫妮卡寬厚地對我笑笑,說明天一早會再來看我,她要親自幫我買票,並開車送我去機場。我推說還沒想好,把她送出門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靜下來,猛地從床上跳起,挨個兒給我在美國的朋友們打電話,看誰能借錢幫我
買張機票,同時打聽西雅圖最早飛往北京的航班。電話打了一大圈,最後總算有位公派常駐當地的西安來的朋友,答應用他的信用卡幫我買回京的機票。謝天謝地,我總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時,天已經蒙蒙亮了。
大約迷糊了個把小時,輕輕的敲門聲叫醒了我。開門一看,是莫妮卡端著早點來看我。當她聽說我的機票已經落實,行李也已收拾停當,正等著朋友開車來送我去機場時,驚訝不已地說:“喔,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親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說著,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一位官員打來了電話:“聽說你需要幫忙,我們能為你做點兒什麽?”他解釋說,“對不起,昨天我們那位同誌不了解情況,當時你也沒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靜的心,頓時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還是苦辣。我強捺著性子,對著話筒沒好氣地慢慢答道:“有這個必要嗎?難道我們在國外的中國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幫助?”
他並未生氣,問了我具體搭乘的飛機航班,接著說:“我馬上給香港新華分社打電話,請他們接你轉機。”這顯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電話的人。我還沒來得及向他道謝,送我上機場的朋友就催我啟程了。
那時還沒有從西雅圖直飛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須搭乘經香港或東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慮到萬一飛機晚點,不能按時換乘下一班飛機,又不懂日語,我選擇了經香港轉機的航線。
接下來是長達17個小時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難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無際,像是要把世間萬物吞沒;霧蒙蒙的天空黑雲翻滾,像是要把整個飛機壓爛。我呆坐在飛機上,耳邊反複交替著兩個聲音:“父親不會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樣生動、那樣年輕地活著!”“父親肯定不在了,他負擔得太多太重,已經走不動了……”我試圖製止住這惱人的爭吵,但這無休止的聲音緊隨著我,由小到大,擴展,擴展,竟然與茫茫的大海和滾滾的黑雲連成了一片……
還沒有到香港,飛機就晚點了。我沒能趕上本應即刻飛往北京的航班,隻好先飛廣州,再轉乘第二天廣州至北京的頭班飛機。
從廣州白雲機場到小島賓館的路上,我不時分別詢問來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經不在了?”“告訴我,他還活著嗎?” 但是不管問到誰,他們竟是眾口一詞地回答:“你別著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父親還在嗎?
就在這時,汽車上的收音機傳來一陣哀樂,接著我聽到了父親逝世的訃告。盡管一路上已經有了思想準備,可是聽到訃告時,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員的聲音使我腦子裏頓時一片空白,無聲的淚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隻有一幅莫名其妙的“農夫與蛇”的畫麵,慢慢地,慢慢地,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晰地占據了我的整個腦海和視野……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親從發病到病逝的全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