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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鄭振鐸:《飛鳥集》中文翻譯第一人

(2016-08-29 13:17:37) 下一個

鄭振鐸:《飛鳥集》中文翻譯第一人(組圖) ----- 摘自【海南日報】

文/本刊特約撰稿 王凱

泰戈爾的《飛鳥集》(鄭振鐸譯本)

鄭振鐸

1924年泰戈爾訪華,與徐誌摩(右四)、張君勱(右三)、

鄭振鐸(右二)等歡迎者合影。

 

  《飛鳥集》是印度詩人泰戈爾的一部著名詩集,早在上世紀初葉,泰戈爾的詩歌就傳入了我國,陳獨秀和劉半農都曾譯過,但因數量較少,所以在當時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直到1920年代初,鄭振鐸翻譯的《飛鳥集》問世,泰戈爾的名字才為中國讀者所熟知。

  初聞泰戈爾

  鄭振鐸第一次聽說泰戈爾,第一次接觸他的詩歌,都與老朋友許地山有關。

  泰戈爾是東方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更是具有世界聲譽的大詩人,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在中國的知名度不高,文化界和讀者對他的了解也不多。據說中國第一位翻譯泰戈爾詩作的是陳獨秀,他用五言古詩體翻譯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詩,發表在1915年10月《青年雜誌》上;《青年雜誌》更名《新青年》後,還曾刊出過劉半農翻譯的四首泰戈爾短詩——這八首詩大概是泰戈爾作品中最早的中譯了吧?

  1917年夏,鄭振鐸到北京鐵路管理學校讀書,結識了正在燕京大學求學的許地山,兩人都喜歡文學,經常在一起讀書、聊天,後來成了好朋友。1918年的一個晚上,許地山對鄭振鐸談起了印度詩人泰戈爾,這是鄭振鐸第一次聽說泰戈爾的名字,幾年後,他在《新月集》譯者序中回憶說:“我對於泰戈爾的詩最初發生濃厚的興趣,是在第一次讀《新月集》的時候。那時離現在將近五年,許地山君坐在我家的客廳裏,長發垂到兩肩,很神秘地在黃昏的微光中,對我談到泰戈爾的事。他說,他在緬甸時,看到泰戈爾的畫像,又聽人講到他,便買了他的詩集來讀。”

  幾天後,鄭振鐸去許地山的宿舍,許地山對他說:“我拿一本泰戈爾的詩選送給你。”鄭振鐸站在窗前等候,四周很幽靜,隻有水池中噴泉發出潺潺的聲音,許地山很快便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很小的綠紙麵書給他:“這是一個日本人選的泰戈爾詩,你先拿去看看。泰戈爾不久前曾到過日本。”因為泰戈爾的這本詩集,鄭振鐸專門坐車回家——在車上,他可以捧著書看。借著新月與路燈的微光,鄭振鐸把詩集大體翻了一遍,回家後,又在燈下將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讀了一遍,他最喜歡其中幾首選自《新月集》的詩。第二天,許地山問鄭振鐸:“你最喜歡哪幾首?”鄭回答:“《新月集》的幾首。”隔了幾天,許地山拿來一本非常精致的書送給鄭振鐸:“這就是《新月集》。”從那以後,《新月集》便常放在鄭振鐸的枕邊案頭,成為他的每日必讀書目。

  在許地山的鼓勵和支持下,鄭振鐸開始翻譯泰戈爾的作品,並將其發表在《小說月報》上。出於對泰戈爾的喜愛和崇拜,鄭振鐸還發起成立了“泰戈爾研究會”,1922年,鄭振鐸在《小說月報》發表了介紹泰戈爾生平和創作的《太戈爾(即泰戈爾)傳》和《太戈爾的藝術觀》,這是國內最早介紹泰戈爾的文章。後來鄭振鐸聽說泰戈爾要來中國訪問,非常高興,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大約在秋天黃菊盛開時,他必可再度東來,到東方的中國來了。我們的文藝界,怎樣預備著歡迎他呢?”

  翻譯《飛鳥集》

  據鄭振鐸回憶,有一天許地山翻譯了《吉檀迦利》中的幾首詩,都是用古文譯的,鄭讀後說:“譯得很好,但似乎太古奧了。”許地山回答:“這一類的詩,應該用這個古奧的文體譯。至於《新月集》嘛,卻又須用新妍流露的文字譯。我想譯《吉檀迦利》,你為何不譯《新月集》呢?”於是兩人相約,同時動手翻譯這兩部書。

  《飛鳥集》是泰戈爾的代表之作,也是世界上最傑出的詩集之一,有300多首清麗的小詩,短小雋永,飽含哲理。據知情人講,《飛鳥集》既可譯為遊蕩之鳥的詩,也可理解為漂泊者之歌,詩人在詩集的開篇兩首便點明了題意,“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的窗前鳴歌,又飛去了”;“世界上的一對小小的漂泊者呀,請留下你們的足印在我的文字裏”。《飛鳥集》中的詩大部分隻有一兩行,極少數是三四行,有人說,這是受日本俳句影響的緣故。泰戈爾之所以把詩集命名為《飛鳥集》,意在把自己比作尋求理想境界的“永恒的旅客”,這些詩句記錄的則是他心靈的旅程。

  1922年夏,鄭振鐸開始了《飛鳥集》的翻譯,此前他曾翻譯了多首泰戈爾的詩作,也寫了許多關於泰戈爾的文章,對詩人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雖然如此,但他仍用心去領會泰戈爾的思想和創作心態,力求將詩作譯得精準、流暢且富詩意。當時的翻譯界存在著直譯和意譯之爭,從《飛鳥集》的翻譯來看,鄭振鐸是傾向直譯的,他認為最好是“一麵極力不失原意,一麵要譯文流暢”,然而他又反對“死的,絕對的直譯”,認為這樣的直譯是“不可能而且不是必需”的,鄭振鐸在文章中說:“泰戈爾的這些短詩看來並不難譯,但往往在短短的幾句詩裏,包涵著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銳的諷刺語,要譯得恰如其意,是不大容易的。”事實上鄭振鐸的翻譯準確而傳神,在此不妨摘錄一首,供大家欣賞:

  你看不見你的真相,

  你所看見的,

  隻是你的影子。

  泰戈爾的詩作之所以在1920年代的中國文壇風靡一時,主要得益於鄭振鐸的翻譯和介紹,當時有許多中國作家都受到泰戈爾的影響,冰心晚年回憶說:“看了鄭振鐸譯的泰戈爾的《飛鳥集》,覺得那小詩非常自由……就學那種自由的寫法,隨時把自己的感想和回憶,三言兩語寫下來。”正是這“三言兩語”,才誕生了現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繁星》、《春水》,還有女詩人冰心。

  再說一句不算題外的話,當年相約與鄭振鐸同時翻譯的許地山,不知什麽原因,他的那本《吉檀迦利》一直沒有完成,最終半途而廢。

  批評的聲音

  《飛鳥集》出版後,雖然整體評價不錯,但也引來不少學人和讀者的批評,梁實秋就是其中的一個。

  梁實秋以《讀鄭振鐸的〈飛鳥集〉》為名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指責鄭振鐸的翻譯漏洞百出,僅前十首中就有四處誤譯,梁實秋還批評鄭振鐸沒有將《飛鳥集》全部譯出,隻是憑個人的喜好翻譯了250多首。梁實秋認為“一本詩集是一個完整的東西,不該因為譯者的興趣和能力的關係,便被東割西裂”,“我們可以說這位選譯家不忠於原著,因為他譯出來的隻是一堆七零八落的東西,不是原著詩集之本來麵目”。梁實秋當時還在清華讀書,正準備去美國留學,年少氣盛,說話也不客氣,在評論之外還說了一些諷刺的話,這引起了鄭振鐸的不滿。1923年7月22日,鄭振鐸在《文學旬刊》發表了《再論〈飛鳥集〉的譯文——答梁實秋君》一文,對梁的批評作了回應。此文共分三個部分,一是“批評的態度”;二是“泰戈爾詩集”;三是“《飛鳥集》”譯文。鄭振鐸之所以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來談文學批評的態度,其實是有所指的,真正原因就是對梁實秋嚴厲的批判表示不滿。

幾年後的1927年6月14日,梁實秋又發文批評鄭振鐸在《文學大綱》翻譯中出現的硬傷,此時的梁實秋已是國內著名的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和莎士比亞研究權威,他對鄭的批評有理有據,言之確鑿,讓人無法反駁。幾天後,梁實秋再發《翻譯家》一文,文章不點名地批評說:“如今第一流的翻譯家,真是膽大包天,完全可以脫離字典而獨立,並且常常翻出許多新的意思,補充字典之所不足。瞎貓撞死鼠,撞到一本洋書,書名若是新鮮好聽,馬上就可以開工,先抽出幾章,改頭換麵的編成一本書,然後再一頁一頁地譯出來,所以一本洋書至少可以化出兩本中文書來。”與幾年前不同,鄭振鐸對此沒有公開撰文回應,而是私下致信梁實秋虛心接受了批評,鄭振鐸在信中還專門提及梁當年對《飛鳥集》的批評:“當你的評《飛鳥集》譯文出來時,我曾以為你是故意挑戰的一個敵人。但我的性情是憤怒隻在一時的,無論什麽人的責備,當初聽時是很生氣的,細想了一下,便心平氣和,常常的自責了。我因你的指責,已於《飛鳥集》再版時更改了不少錯處了。不管你當時做此文的動機如何,然而我已受你的益處不少,至少已對於許多讀者,更正了好些錯誤。實秋,我是如何的感謝你啊!”1956年《飛鳥集》再次出版時,鄭振鐸不僅將原來沒有譯完的69首詩歌補譯,還改正了許多原版本的錯誤——看來,鄭振鐸已完全接受了梁實秋的批評。

  多年以後,梁實秋整理書籍資料,發現了當年的這封書信。當時鄭振鐸因飛機失事早已作古,往事如煙,皆成陳跡,梁實秋感慨萬端,將書信原文錄入《舊箋拾零》,並在信的後麵如此評價:“(批評鄭振鐸)在我也許是多事,但無不良動機,在鄭氏聞過則喜更表示其虛懷若穀。”

  九泉之下的鄭振鐸如若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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