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強烈推薦——“平凡”的毛澤東是如何成就他的偉人之路的？

“男神”的養成——毛澤東的偉人之路

林愛玥  微博 2016-09-08 11: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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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毛澤東是如何成就他的偉人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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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兩天，就是毛澤東主席逝世四十周年了，四十年以來，圍繞毛澤東的爭論不斷，特別是近年來在網絡上，爭論更是有愈演愈烈之勢，評價有褒有貶，世人對他有愛有恨，這正應了孔子那句話“鄉人皆好之，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當公知咬牙切齒的咒罵毛澤東的時候，非但無損毛澤東的英名，相反更能襯托毛澤東的偉大。理由很簡單，孔子說“鄉願，德之賊也”，當所有人都說一個人好的時候，很多時候隻能說明這個人不過是一個無立場、無原則的老好人，在孔子看來，這種人不過是“德之賊”罷了。而毛澤東顯然不是這樣的人，他一生愛恨分明，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也使得世人對他的評價走向兩極，愛他的人愛得銘心刻骨，恨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齒。

但是不管怎麽說，毛澤東的畫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頭像印在人民幣上，他的名字刻在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心裏，還能有什麽比這些更有說服力？你可以昧著良心對毛澤東說三道四，但改變不了毛澤東是民族英雄和共和國的偉人的事實，隻要共和國還存在一天，毛澤東就永遠都是偉大領袖。那麽，“平凡”的毛澤東是如何成就他的偉人之路的呢？

說毛澤東“平凡”，是因為他出生在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家庭。小時候的毛澤東，除了表現出超凡的學習能力之外，也未見其他更特別的地方，如果要說特別，那就是誌存高遠吧，“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被同學們稱為“毛奇”的毛澤東，打小便決定要“為天下奇，讀奇書，交奇友，做個奇男子”。但是理想並不等於現實，無任何征兆年輕時候的毛澤東將會成為一代偉人。

毛澤東的思想是活躍的，也是不斷發展的。今天有些人試圖“借用”毛澤東某些時期說過的或真或假的一些隻言片語來“證明”毛澤東也是所謂的“憲政”擁護者，其實這種人很可笑，也很可憐，隻懂用靜止的眼光看待發展的問題。毛澤東的思想始終是在發展的、變化的，最後選擇馬列主義作為革命的真理，不過是毛澤東對之前的想法不斷否定的結果。

1910年，17歲的毛澤東曾說：“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製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製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製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這應該是能夠查找到的毛澤東最早就政治發表的觀點，從這段話可以看出，17歲的毛澤東是英國、日本等國的“君主立憲製”的擁護者。

但是，這種想法很快便被毛澤東自己推翻。1911年，18歲的毛澤東轉而支持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所以，在1911年4月他在同學中帶頭剪掉了辮子，並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爆發後，積極響應，投筆從戎，加入長沙革命軍——新軍。

但是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毛澤東卻覺得中國人並未得到期待中的“民主”，更談不上什麽民族獨立，所謂的共和不過是披著共和外衣的另一種專製罷了，但是，由於當時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已經是年輕的毛澤東所能接觸到的最“先進”的革命主張了，所以，直到1918年6月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以前，應該說毛澤東都是一個在政治上主張推翻君主製，讚成資產階級共和製的民主主義者。

改變發生在1918年下半年，毛澤東離開家鄉，前往北京，並接觸了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這讓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毛澤東後來對斯諾回憶說：“我對政治的興趣持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可是就在這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找尋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

正是在“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的影響下，年輕的毛澤東的思想開始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就是那種“無地主、無資本家、無寄生者、無首領、無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隊、無監獄、無警察、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製度之社會”，雖然這樣的“完美社會”根本不可能存在，但是年輕的毛澤東並沒有輕易放棄，相反卻投入了極大的熱情。1919年4月，毛澤東回到長沙，提出了一份詳細的“新村計劃”。他把新村計劃中的一章《學生之工作》發表在1919年12月1日的《湖南教育月刊》上，他的新村計劃的主張同他在《湘江社論》上提倡的“無血革命”如出一轍，差不多類似於“非暴力不合作”式的革命主張，但他的“幼稚”連蔡和森都看不下去了，直呼他的設想不過是“烏托邦”。

毛澤東的無政府主義主張不久再次被毛澤東自我否定，因為五四運動爆發了。五四運動對毛澤東思想的衝擊是巨大的，毛澤東如此評價五四運動：“異軍突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旌旗向南，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屢演活劇，動聽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五四運動讓毛澤東的世界觀正式轉向馬克思主義。

我們都知道，魯迅在“呐喊”之前曾有相當長一段的“彷徨”時期，與魯迅差不多，毛澤東也曾“彷徨”過，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毛澤東的心路曆程，先後經曆了對君主立憲、資產階級改良、無政府主義的希望和失望過程，最後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真理。在找到馬克思主義真理後，對於毛澤東來說，接下來就是尋求革命成功的方法。一些人揪著毛澤東的“槍杆子裏出政權”不放，並把這句話當作毛澤東“鼓吹暴力”的“明證”。這樣的人如果不是真傻，那就是在裝傻。大量的史料證明，毛澤東最初的主張是“溫和革命”和“無血革命”，而不是“暴力革命”，毛澤東最初之所以不讚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強權，在毛澤東看來是為了避免社會“起大擾亂”，如果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得到的仍是強權。所以，他在《創刊宣言》中提出：“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

但是，毛澤東的“溫和革命”主張在現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在後來的“驅張運動”中，他充分見識了強權是不可能主動妥協的。所以毛澤東在1920年11月給向警予的信中說道：“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這個“另辟”的“道路”發展到後來就是“槍杆子裏出政權”、“武裝奪取政權”。正是這樣從革命理論到革命方法上的不斷的自我否定、自我發展最終讓毛澤東成為了帶領中國人民走出黑暗的“男神”。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並非真理的天然擁有者，他的很多思想當時甚至都是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成為普遍真理，那都是後來的實踐所證明的，如果一定要說他比別人更高明，那也隻不過是因為他比別人嚐試得更多所以才能看得更透罷了。

“槍杆子裏出政權”並非毛澤東的“發明”，而隻不過是他的“發現”，熟悉曆史的毛澤東早就看透了這一點，那就是古今中外政權的更迭的背後無一不是“槍杆子”。可能有人要舉印度作為反例，因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也取得了“成功”，但是，講真，持這種觀點的人要麽是出於對曆史的無知，要麽是天生的軟骨頭。一方麵，印度之所以取得獨立，並非完全因為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因為當時還有其他人在領導武裝鬥爭以爭取印度獨立，英國殖民者在無望繼續殖民印度的前提下，選擇了與甘地合作，畢竟甘地的“非暴力”是強權者和殖民者最希望看到的，也是能夠最大化保障印度獨立後英國在印利益的一個方案，所以，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能“成功”不過是殖民者“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同時，“非暴力不合作”的前提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把“成功”寄希望於強者的“同情”之上。例如甘地在談到日本的侵華戰爭時曾表示，日本人要殺就讓日本人殺好了，殺兩億中國人，日本人自然會殺的“麻木”了、“手軟”了，最後總會“良心發現”的，試問這樣的奴隸心態怎麽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呢？如今印度這個自封的“最大的民主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笑話，正是因為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使得印度從“根子”上就不正，說直白點可能會讓很多“和平人士”感到不適，但事實如此，之所以印度從“根子”上就不正，就是因為印度在獨立的過程中少了那麽點“血”。

就像很多傳說中的上古神兵隻能用血淬煉一樣，一個國家民族沒有經過血與火的淬煉，同樣很難成為強者。印度這點與中華民國類似，中華民國的政權繼承自清政府，一紙遜位詔書雖然使得政權實現了“和平交接”，但也使得民國政府的腰始終直不起來，所以雖然清廷不在了，但中華大地上的“國中之國”外國租界還在，在中國大地上橫衝直撞的外國軍隊還在。然而，到了新中國則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正因為新中國的紅色政權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通過武裝鬥爭奪取的，所以毛澤東才能夠底氣十足的說“別了，司徒雷登”，這才是真正的我的地盤我做主。

人大多總是願意“以理服人”的，但是如果麵對強盜的時候，還逆來順受，那就是迂腐，結果也隻能是自尋死路。我們可以回過頭去設想一下，在那個“水湍急、山峭聳、雄關險、豺狼凶”的年代，如果當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選擇“溫和革命”的話，那麽在國內外反動派的屠刀之下，毛澤東有多少頭夠砍？共產黨人又有多少頭夠砍？一個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僅殺害了大批的共產黨黨員，也殺害了大批國民黨中的進步黨員，據記載，在國民黨的清黨行動中，僅僅一年時間，國民黨黨員的人數即從121萬驟降到22萬，國民黨對自己黨員下手都如此狠，那就更不用說對共產黨了。所以，在這樣的白色恐怖下，武裝革命才是共產黨人唯一的選擇。正是有了這些，我們才說，毛澤東的“槍杆子裏出政權”是“普世真理”。

既然找到了革命的真理，又找到了正確的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成功也就是時間問題了，最終，用了二十多年時間，毛澤東以及中國人民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共和國成立之後，工作重心也自然而然的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有些人總愛拿前三十年“窮”說事，前三十年“窮”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但應該考慮的是比較對象，與現在比，前三十年當然是窮得不行了，但與解放前比較呢？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是有極大的退步還是較大的進步呢？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內一窮二白，在一輛自行車都不能生產的爛攤子上，毛澤東就算是神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扭轉局麵，有些事隻能慢慢來。雖然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困難重重，但毛澤東的性格就是那樣，他是偉大的詩人，有著詩人特有的浪漫和豪情，一窮二白在他的眼裏根本不叫事，不過恰好是一張能畫出最美圖案的白紙而已。

毛澤東的經濟思想與他的軍事思想，政治思想相比，很多人都不太了解，甚至在某些人的汙蔑下，毛澤東根本就是一個完全不懂經濟的“經濟白癡”。但事實表明，毛澤東不僅是經濟大師，而且還是能化腐朽為神奇的經濟大師。毛澤東的經濟思想並不單純的局限在經濟層麵，毛澤東說“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類似於列寧的“政治與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在毛澤東看來，經濟問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治問題，所以“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經濟發展是政權鞏固的根本，政權鞏固是經濟發展的保障，兩者互為前提，從來沒有什麽單純的經濟問題，要理解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就必須要先弄明白這一點。

毛澤東是重視經濟發展問題的，早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一再強調經濟的重要性，毛澤東說“以為革命戰爭的環境下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他們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經濟建設，這就不是服從戰爭，而是削弱戰爭”；“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隻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後，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從毛澤東此類講話可以看出，經濟建設一直是毛澤東所關注的，也明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是有一個寬鬆穩定的國內外環境。深諳辯證法的毛澤東明白，到什麽山頭唱什麽歌，分清主次矛盾才能有的放矢，不強調經濟建設與一味的隻強調經濟建設都是不可取的，關鍵是要實事求是，特別是在國內外環境還不允許的情況下，一味的強調經濟建設，不考慮現實政治問題，政權就不能鞏固，政權不能鞏固，到手的經濟建設成果也很可能會失去。

所以到了1956年，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用毛澤東當時的話說就是“階級鬥爭已經基本過去”之後，毛澤東就開始著重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了。在1956年8月30日召開的中共八大會議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別強調：“我們這樣一個六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趕不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那你就沒有理由，那你就不那麽光榮，也就不那麽十分偉大……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到了1963年9月，毛澤東又提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麵的落後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毛澤東關於經濟的這一係列論述都表明毛澤東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視，也體現他改變中國貧窮落後局麵的迫切願望，很可能正是這樣的“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的革命情懷為“大躍進”埋下了伏筆。大躍進發生在1958年到1960年期間，由於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後果。但是，雖然大躍進的結果證明大躍進錯了，但是大躍進的思想是否也錯了呢？如果沒有“躍進思維”，就隻能永遠跟在英國、美國等國屁股後麵亦步亦趨，那麽就永遠無法實現“超英趕美”，所以，就算無法真的“躍進”，但是否該有“躍進”的理想呢？

就像王健林說的那樣：“先設立一個小目標，比方說我先掙他一個億”，但是王健林接下來也解釋了，就算達不到也沒關係，畢竟隻是一個目標嘛。雖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想法完全不切實際，但是並不妨礙有一個遠大的目標，王健林有遠大目標，所以他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年就掙8000萬，應該說那個時候的“遠大目標”與王健林後來能成為中國首富密不可分。一個人都如此，一個國家難道不應該如此？有人曾好心的辯解說“大躍進”隻是號召，不是命令，但是，當時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共產黨，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都是至高無上的，所以，“錯”就“錯”在那個時候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太有威望了，即便是一個號召，可能也比今天的很多命令都更好使，所以，“大躍進”的號召才會引發民眾的狂熱，因為民眾堅信毛澤東總是對的，共產黨總是對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有什麽錯呢？難道慢悠悠的走進共產主義或是爬進共產主義？

“大躍進”的悲劇並非源自“大躍進”的理想，而是源自脫離了共產黨最根本的四個字：實事求是。脫離現實，定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在肯定無法完成的情況下，那就隻能弄虛作假，所以“浮誇風”也就不可避免。在看到“大躍進”的一係列問題後，毛澤東第一個站出來“反五風”，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及時糾正了“大躍進”的錯誤。

發展經濟無非開源節流，1950年6月6日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而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增產節約”，也就是說，如果隻知道悶頭發展經濟，而不注重節約，不注意處理經濟發展中的腐敗、浪費、官僚主義等問題，那麽經濟發展成果將無法保障。其實還是那句話，要發展經濟，離不開政治，這就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靈魂：從來沒有單純的經濟問題，經濟是為政治服務的。

總有些人說前三十年沒有腐敗，然而必須實事求是的說，這種說法是不客觀的。剛建國那會，腐敗現象同樣很嚴重。例如根據華東局的不完全統計，1951年1月至11月間，華東各省市各級法院處理的貪汙案件共計8000多件。另據華東人民監察委員會的統計，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個人貪汙所造成的國家財產損失達人民幣1242億元。這樣的腐敗狀況雖然可能無法與今天相比，但也足夠觸目驚心的了。一旦有人腐敗，那麽勢必就會有人開始浪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1951年12月22日的一篇內部報道說：“西南貪汙浪費現象非常嚴重，其中以糧食局係統最嚴重。川西糧食局貪汙分子勾結奸商，將糧食支付書偷去給奸商到各庫取糧，損失公糧十萬斤。”與貪汙、浪費相伴生的還有官僚主義，因為一個官員一旦貪汙浪費了，就一定會滋生“當官做老爺”的心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自然就拋之腦後了。例如，據報道，東北某飛機場的場長在接到“飛機場被水淹”的報告後，甚至都懶得走出辦公室做任何調查，而是直接向上級主管部門匯報說“據報機場被水淹”。總之，用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的話說就是“無論城市鄉村，貪汙腐化現象都很嚴重”。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發動了著名的“三反運動”，毛澤東對腐敗向來是深惡痛絕的，所以他才會說“誰腐敗我割誰的頭，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三反運動”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揪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大蛀蟲，並將劉、張二人槍決，從而挽救了兩千個、兩萬個劉青山、張子善。有學者說“一個‘三反運動’管了共產黨三十年的純潔”，因此，在反腐進入“深水區”的今天，借鑒毛澤東的反腐經驗，學習偉人的治吏方針，有著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都說今天反腐困難重重，但當時反腐同樣麵臨各種阻力，毛澤東的優勢在於他有著一般人所沒有的權威，毛澤東的“三反”決心已定，剩下的就是方法問題。為了使“三反”取得預期效果，毛澤東先定調子：如果有人“三反”不積極的，那麽要麽是他本身屁股底下不幹淨，要麽就是官僚主義，這兩頂大帽子一扣，誰還敢不認真？

今天我們的反腐是“老虎蒼蠅一起打”，但其實“打虎”並非今天首創，在“三反”中已經有過轟轟烈烈的“打虎”運動了。但與今天“打虎”有所區別的是，當時對“老虎”是“定量”的，就是先給你個數額，然後讓各地負責人“看著辦”。例如，先給你一千個“老虎”的名額，你先打去吧，當然，如果沒有達到預期“老虎”數量也沒關係，隻要負責人簽字，保證他所負責的地方已經沒“老虎”了，也能交差，但是一旦簽字之後，馬上上級複查，如果再查出“老虎”，簽字的負責人先停職再說。在這樣的“高壓”之下，很難想象有人還敢不積極“打虎”，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但是由於“定量”，為了“湊數”，期間也出現了一定的冤假錯案，但是總體來說可控，並且事後也都予以平反，這就是實事求是的毛澤東，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共產黨，絕不因噎廢食，“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得矯枉”，不能以害怕誤傷一個好人的借口去放過一百個壞人，因為那一百個因此放過的壞人可能會去傷害一千個甚至一萬個好人，而對於被誤傷的好人，隻要及時發現，及時給予平反，雖然可能對被誤傷的那個好人不公平，但對人民事業的健康發展卻有極大必要。

說老實話，反腐反到這個份上，那些過去的貪官，現在的貪官不恨死毛澤東才怪，斷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這樣的反腐根本就是完全不給貪官留活路的節奏。但是“三反”最終卻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既達到了反腐的目的，也恩威並施，基本沒有出現什麽“後遺症”。例如對大約85%以上的中小貪汙分子免於刑事處分，毛澤東覺得這樣便於爭取團結和教育改造這一批人，以利開展“三反”鬥爭和建設工作，在給陳毅的電報中，毛澤東說：“中央正在考慮不單是五十萬元以下而且是一百萬元以下的所謂貪汙分子，一般不算作貪汙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脫更多的人，便於教育。”對於李富春的處理貪汙分子規定和追贓規定，毛澤東表示“還要寬一點，富春說的還太嚴了。”這就是毛澤東，他並不是某些人汙蔑的所謂“暴君”，相反，他始終注重團結大多數人，例如對於那些小的貪汙分子來說，本來被揪出來後，很多已經做好坐牢甚至殺頭的準備了，然而，最後卻竟然隻有一個“警告”處分，在這樣的“捉放曹”的經曆之後，那些人還敢貪汙？還敢不拚命工作？能不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寬容感恩戴德？這就是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這就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完美結合的範例。

“三反”運動的政治、社會、經濟成果斐然，從經濟層麵來說，“三反”曾經為新中國開創了一個空前穩定祥和的社會新局麵，讓老百姓真切的感受到“為人民服務”絕不是一句空話。“三反”之後的相當長時間內，很少貪官汙吏，基本杜絕了腐敗，吸毒賣淫、乞丐流氓、搶劫偷盜等醜惡現象幾乎絕跡……或許，這就是當時中國物質上雖然很貧窮，但老百姓精神上卻很愉快的根本原因。所以，與改變中國的物質條件相比，毛澤東對中國人的精神風貌的改變的貢獻更大。

毛澤東是天生的贏家，更神奇的是，他手裏差不多從來沒有過好牌，卻依然始終在贏。有學者說共產黨90多年的曆史是“苦難輝煌”，正應了那句“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钜”。事實也確實如此，建國前的步步驚心，建國後的篳路藍縷，武裝鬥爭隻是從幾杆槍起步，經濟建設更是幾乎從零起步，然而，短短幾十年時間，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就將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發展為一個政治、經濟、軍事都居於世界重要地位的工業國，不服能行嗎？這就好比鬥地主，如果每把牌都大小王加四張2，除了傻子，恐怕誰都能贏，但是，如果每把牌都是既沒有大小王，也一張2都沒有的爛牌，卻依然能夠大殺四方，就真的隻能用神奇來形容了，所以也就難怪會有人把毛澤東“神化”了。

毛澤東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但是，毛澤東也曾犯過“錯誤”，那就是他曾得罪過他得罪不起的人，以至於在他離世以後，一些人一提到他就咬牙切齒，那種絲毫不加掩飾的恨意，特別是某些人在網絡上的一些言論，即便隔著屏幕，都能讓人不寒而栗。那麽到底是什麽人讓毛澤東得罪不起呢？答案就是那些酸腐文人。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得罪誰也不能得罪酸腐文人，你得罪他兩天，他能盯著你罵兩年，你得罪他兩個月，他能盯著你罵一輩子，再加上他們天生的表演天賦，一哭二鬧三上吊，總讓人覺得全天下最苦逼的就是他們這批人，所以，酸腐文人的名聲向來不好，這些人的心思大多時候都是用在算計別人上的，他們心理變態的程度即便與慈禧那老娘們相比也不遑多讓，他們就像慈禧說的那樣，誰讓她一天不痛快，她就要讓誰一輩子不痛快。但是毛澤東還是犯了大忌，他居然敢不把那些知識分子高高捧起，居然敢讓那些知識分子去住“牛棚”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居然要讓他們這些本該“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低下頭向他們眼裏的泥腿子取經學習，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毛澤東“悲劇”了，他再罩得住，但無奈，他也有去見馬克思的一天，所以，在他過世後，那些文人將心裏的“憋屈”一股腦的發泄出來，甚至“持之以恒”的連著罵了他四十年，而且可以預見，這樣的咒罵還將持續下去。但是，如果曆史給毛澤東重來一次的機會的話，我相信毛澤東依然會毫不猶豫的“反右”，請注意，我這裏討論的不是“反右擴大化”的錯誤，“反右”與“反右擴大化”是根本上相區別的兩個概念。那麽到底是什麽讓毛澤東不惜“鬥膽”去“太歲頭上動土”，寧願得罪“知識分子”也要堅持“反右”？

毛澤東一直追求的都是“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本著“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美好願望，毛澤東堅信所有人都會向他一樣把心思都放在建設一個和諧強大的新中國身上，但是，現實讓他這個願望摔得粉碎。

毛澤東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但是當時黨內很多人對此並不理解，甚至害怕因此放出“毒草”甚至“毒蛇”。為此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原初講話中就說過，對“雙百”方針，黨內“十個高級幹部就有九個不讚成”。事實證明，黨內其他人的擔心很有必要，例如在這一時期，民主人士章伯鈞甚至主張實行“兩院製”，政協可以變為“上議院”。

這些雖然讓毛澤東感到非常震驚，但他依然認為這些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形勢的繼續發展，讓毛澤東開始反思自己是否too young too simple了，為此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說“對於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注意，這裏毛澤東已經認識到不能一味任由民主人士“批評”，而是開始考慮“反駁”了。毛澤東接下來還說：“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 他們就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些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

很多人據此認為毛澤東接下來的“黨外整風”是“引蛇出洞”，但問題在於，如果本身不是蛇，又怎麽會出洞呢？如果你本身就是毒蛇，將你引出洞再進行“消滅”，不恰恰說明了“引蛇出洞”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其實，對於毛澤東的“黨外整風”，很多黨內高層包括劉少奇等人都是有抵觸情緒的，但是毛澤東不信邪，他覺得“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在1956年5月2日的第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即共產黨萬歲和民主黨派萬歲，但是毛澤東的真誠被本應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民主黨派的某些人狠狠辜負甚至背叛。

毛澤東說到底是低估了某些人的野心和不要臉程度，有些人就是那樣，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顏色就開始琢磨著開染坊了，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給臉不要臉。毛澤東最初對民主人士的包容被某些人認為“軟弱可欺”，以至於當時一位在政府內擔任部長的非黨人士甚至說“尊敬的毛以為民主黨派會很有禮貌有限度地提出一些批評意見”，但是，實際情況是，那些民主人士可既沒禮貌，更沒限度。毛澤東本指望通過黨外的批評能夠改正共產黨的缺點，促使共產黨進步，但結果換來的卻是某些人要推翻**黨。這就好比，你為失眠向別人請教治療辦法，誰知別人竟說，治療失眠好辦，跳樓、上吊、喝農藥都可以永久性治療失眠，這樣的答案基本上等同於當時某些民主人士對共產黨的“批評”。

有些網友覺得今天網上的一些公知提出的什麽“憲政”、“去行政化”之類的說法很高大上，所以心甘情願被他們忽悠瘸了接著買拐。其實，當下的公知不僅無德，最主要的是無知，他們這點小技倆幾十年前他們的“公知前輩”就用過了，在毛澤東真誠的寄希望於“黨外整風”的時候，換來的是有人公開要求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就是公知今天鼓吹的所謂的“民進國退”），甚至有人說“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製度”（你懂的，就是現在公知三句不離本行的“政治體製改革”）。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反右”已經不可避免，再不“反右”，那些所謂的“民主人士”可能就真的要翻了天了。

其實毛澤東本身作為一個集大成的知識分子，他對知識分子是抱有期望的，所以毛澤東才會說“（中國）這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知識分子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而存在的，要麽是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要麽是附著在無產階級的皮上，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附著在無產階級的皮上。知識分子固然要有水平，但更要有立場，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一點，如果一個國家的買辦文人和漢奸學者能夠大行其道的話，那麽這個國家基本離亡國也就不遠了，前蘇聯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那些動輒說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的無知無德無恥之徒，根本就不了解毛澤東，所謂曲士不可語道，他們用他們自己的那丁點度量去揣摩毛澤東的心思，怎麽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呢？

毛澤東向來看重知識分子，但他更看重的是知識分子的立場，他注重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同樣注重知識分子為誰服務的問題，所以毛澤東認為“如果立場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如果有知識分子屁股坐歪了，脫離了人民群眾，脫離了無產階級立場，應該說，即便“迫害”，那也“迫害”得理直氣壯，在毛澤東眼裏，誰與人民為敵，他毛澤東就要與誰為敵，這是沒有任何討價還價餘地的底線，至於他們是不是所謂的“知識分子”，根本就不在毛澤東的考慮範圍，換句話說，別說是“知識分子”，就是天王老子，那也不行。這就是毛澤東，他不對“地富反壞右”狠，貧下中農就感受不到他的仁，他不讓“地富反壞右”絕望，底層百姓就看不到希望，今天的一些公知不知是真傻還是假傻，竟然用當時某些地主的“悲慘”來“證明”毛澤東的“不人道”，道理是明擺著的，那些地主當時“悲慘”就對了，如果共產黨執政，依然任由地主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那老百姓要共產黨幹嘛？

除了“反右”，還有一個讓一些人盯著毛澤東不放的就是文革。文革的是是非非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但是，我們可以回過頭去想，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他的出發點是為了讓中國變得更好還是更差？我相信答案一定是前者。但是，話說回來，今天有些人就文革盯著毛澤東罵，本意倒未必是為了罵毛澤東，而是為了拐個彎罵共產黨罷了。以我有限的見識和淺薄的理解來看，我至今尚未看到有哪怕一個罵毛澤東而不罵共產黨的人。當然，這反過來也證明了毛澤東對於共產黨的意義，公知也不都是傻子，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意味著什麽，他們心裏跟明鏡似的，所以，為了否定毛澤東，他們可以抬高任何人，但對毛澤東則絕對不行，因為公知深知，隻要否定了毛澤東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共產黨，至於其他人，如果毛澤東都被否定了，到時候再否定其他人，還不手拿把攥？別看公知今天把某些人捧得高高的，但誰都知道，隻要有需要，公知可以分分鍾把那些人摔下來摔個稀巴爛。

周恩來曾對哥穆爾卡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不犯錯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不例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自然也不會例外。但是，黨如果犯了錯誤，出了問題，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是否應該采取措施來糾正錯誤，解決問題？文革並不是曆史上現成的答案，而隻不過是毛澤東的一次嚐試，事實證明，他的嚐試失敗了，但是回過頭說，嚐試失敗了是否意味著當初就不該嚐試呢？文革何嚐不是另一個層麵上的“摸著石頭過河”？我們是否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去苛責毛澤東？

關於這一點，其實毛澤東自己就曾給出過答案，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他曾評價孫中山“象很多站在正麵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曆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麵。這是要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與毛澤東大海一般的胸懷相比，今天的一些人對毛澤東的苛求是否顯得境界、格局太低？

要理解毛澤東，就必須回到當時的曆史條件之下，不管正確與否，毛澤東的每一次嚐試都是為了讓中國能夠盡快擺脫貧窮落後的局麵，都是為了讓中華民族不再受人欺淩，都是為了讓中國人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隻有在明確這個大前提後，去討論某些“細節”才有意義。你總不能說毛澤東不管做多少貢獻都是應該的，犯了點錯誤，哪怕再小也是十惡不赦，這不是心態問題，這根本就是人品問題。

今天我們懷念毛澤東，並非發思古之幽情。回想1976年，那一年天塌地陷，9億中國人傷心欲絕，但他們對毛澤東的那份生死相依的情感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因為毛澤東曾給予了他們太多太多。毛澤東這一輩子，從沒有虧欠任何人，如果一定要說虧欠的話，那他最虧欠的那個人就是他自己，作為丈夫，他沒能保護好他的結發妻子，作為父親，他沒能保護好他的兒子。雖說是偉大領袖，但也基本上沒過過幾天好日子，建國後，海外華僑好心送的幾斤燕窩他都一口舍不得吃，讓工作人員拿去招待外賓用了，一雙拖鞋穿了幾十年，連身邊工作人員都看不下去，幾次背著他偷偷把那破拖鞋扔垃圾箱，又給他找回去接著穿，最喜歡吃紅燒肉，卻一輩子連放開肚子吃一頓紅燒肉都夠嗆，一輩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你說他到底圖個啥？就這麽一人，死後還被某些心理陰暗的無恥之徒追著罵了幾十年，我都替他虧得慌。

但是偉人的偉大之處恰恰在於他能夠為了大我犧牲小我，能夠為了大家犧牲小家，像毛澤東這樣自我犧牲到極致的是當之無愧的“俠之大者”。回想一百年前的中國，短短的四十年間，兩次首都被屠城，這樣的慘劇在曆史上都是很罕見的，中華民族真正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正因為如此，那時候的中國才更需要象毛澤東這樣的人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楊開慧需要毛澤東，毛岸英需要毛澤東，但中國和中國人民更需要毛澤東。正因為有了毛澤東，有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有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中國才可以與過去的軟弱可欺，與過去的四分五裂，與過去的積貧積弱揮手作別。如今，毛澤東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四十年了，今天的中國雖仍不完美，但大國地位已經無可撼動，杭州G20峰會的召開更是讓世界再次對中國發出驚歎，這一切並非上天賜予，而是毛澤東所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奮發、不斷創造的結果。

“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與汝”，作別楊開慧時，毛澤東以他所特有的詩人的浪漫將滿腔柔情化作纏綿的詩句，曾經的毛澤東竟也是那麽的兒女情長。但是，為了信仰，毛澤東毅然轉身離開，或許，從長沙的那一次轉身開始，毛澤東的名字就已經注定寫入曆史。偉人已去，唯偉人的思想長存。《聖鬥士星矢》中要打破歎息之牆，就必須要借助太陽的光輝，同樣，要推翻三座大山，砸碎禁錮中國人千百年的枷鎖離不開毛澤東這一輪紅太陽，他的光芒能刺破這穹宇最黑暗的深處，他的光輝能融化這世間最冰冷的人情，他的心胸容納宇宙萬物，他的目光始終深情的注視著他的人民，他的目光那麽明亮，那麽深邃，那麽溫暖。

醞釀此文時，幾次忍不住落淚，乃至於痛哭失聲，但真到了落筆成文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竟然表達不出原本想表達的情感之萬一。幾十年來，我去過很多地方，卻從未去過北京，一方麵是因為沒合適的機會，另一方麵也是因為沒有勇氣，因為我知道，如果真到了北京，我最想去的隻會是一個地方，我怕我真到了那裏，我能見的時間太少，而我的眼淚卻又太多！

                                                                                                                   

2016年9月7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