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的故事：個體命運與社會曆史

女工的故事：個體命運與社會曆史

作者：呂途 發布時間：2016-12-24 10:57:29

來源：民族複興網

　　

 

　　社科報 手記

　　原題：女工故事：個體命運與社會曆史

　　作者：北京工友之家 呂途

　　◤呂途推出新作《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這是作者關於“新工人”的第三本書，前兩本書分別是《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和《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

　　正如作者所說，《女工傳記》的預期是煥發生命的力量，譜寫個體命運和社會曆史的交響曲與變奏曲。麵對現實、繼承曆史、有了方向，個體才能發揮出生命的力量，社會才有希望。本文作者摘編幾個故事，以饗讀者。

　　三

　　嬸的故事

　　三嬸和我一起生活了八年，陪伴了我兩個女兒從出生到幼年。三嬸是個樂天派，嘴巴不停，而且特別善於描述，經常跟我講她當工人時候的趣事。三嬸1951年出生在遼寧省岫岩縣的工人家庭，1970年初中畢業後在岫岩縣車輛廠幹了十年，當車工。

　　

　　三嬸回憶：“每天上班八小時，大夥兒都搶著幹活，工作任務忙的時候就獻工獻時，根本不會想著多幹活多要錢那個事兒。那個時候，不管幹多少活兒工資都是那麽多。

　　誰幹得好了領導就表揚，一給表揚大夥兒特別高興。工作任務多的時候，早上起大早去獻工獻時，沒有工廠大門的鑰匙就翻牆跳進去幹活。”現在的社會輿論說起過去國企的年代，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吃大鍋飯所以效率低。

　　我反複問我三嬸：“工人們是不是偷懶?大夥兒工資一樣是不是就沒有積極性了?”但是，在三嬸的記憶中，完全不是那個樣子。

　　三嬸說：“那個時候沒有人偷懶，每個人都有崗位，你要是不幹你就完不成任務，就會很掉價啊。”到了70年代末，廠裏開始發生變化了。三嬸回憶說，後來就開始車間核算了，就是掙工時了，一天幹多少活兒給多少錢，實際隻是那麽說說而已，工資和過去一樣的。

　　後來就改革了，在三嬸的記憶中，改革開放對於東北和岫岩來說就是工人下崗。下崗並不是不幹活了，而是去給私人幹活了。而且說是廠子黃了，其實就是私人承包了。

　　

　　三嬸前後換了4家廠子，45歲的時候退休，當了26年工人。她把後來的工作狀態和現在的生活狀態歸結到命和運氣。

　　三嬸說：“我在車輛廠幹活的時候，有很踏實的感覺，心情也好，大夥兒都平等啊，誰也不嫉妒誰啊。後來大集體的廠子和國營的廠子都被私人承包了，就不是那麽回事了，人員都散了，誰都想找一個掙錢多的活兒，但是掙到錢的隻有少數人。等後來，不再為集體幹了，反正就是隨大流了，把任務完成就行，就等著退休了。”

　　像三嬸一樣的很多普通工人曾經在一段時間內獲得了今天新工人夢寐以求的地位和待遇，但是，她們也在“不知不覺”中“悄然”失去那些地位和待遇。

　　那個時代是中國社會曆史中，工人和農民第一次獲得了很大程度的平等地位，特別是，工人文化和農民文化第一次被當作文化而被文學和藝術所記載和宣傳。三嬸的能動性主要體現在確定了地位和崗位後的表現。

　　很多和三嬸同時代的工人們在那個年代培養起來的工人身份認同一直保持了下來，雖然現實的複雜和無奈的確可以讓人不知所措和隨波逐流，但是，那種內心仍然保持的工人身份的尊嚴感和平等感卻伴隨餘生。

　　珠

　　珠的故事

　　我和珠珠比較熟悉，我們做了將近5年的同事。珠珠1988年出生在廣東惠來縣岐石鎮覽表村。她是家裏的老大，下麵有三個妹妹，一個弟弟。珠珠小學沒有畢業就輟學了，13歲開始做事掙錢、照顧弟妹，14歲開始外出打工，去過很多地方，包括：深圳、珠海、東莞、廣州、中山、上海、天津和北京。珠珠一邊打工一邊流浪，工資有時候幾百塊，有時候幾千塊，但是，珠珠一直在尋找著什麽，無法安定下來。

　　

　　2009年9月，珠珠來到北京皮村，開始在北京工友之家創辦的皮村同心實驗學校工作學習，一待就是四年多，珠珠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工作過這麽長時間，按照珠珠的話說：“我喜歡這個地方，我一直想要找的就是這個地方。”

　　2014年春節過後，珠珠從北京回到老家創辦圖書室，她的計劃是，要把自己在北京學習到的知識傳播給家鄉的孩子們。覽表村有4萬多人，有三所學校，一個是公立的，有小學和初中;兩個是私立的，是小學。

　　在校學生有5000多人，一大半是留守兒童。還有七八個幼兒園。珠珠家附近的很多田地都撂荒了，因為種田不僅不賺錢，還賠本。　　

　　孩子們被父母撂在家鄉，等待著孩子們的：或者是輟學，或者是長大了繼續外出打工。一次，一個孩子來問珠珠：“珠姐，讀書到底有什麽用?村子裏有人小學沒畢業，出去回來就當了老板。”珠珠說：“讀書如果沒有目的，那真就別讀了。你將來想做什麽?”孩子說：“想要當醫生，想學中醫。”珠珠就去找了附近一個老中醫，讓孩子課後去跟老中醫學習。後來，這個孩子因為學習忙並不經常去老中醫那裏，但是內心種下了學習的種子。

　　《女工傳記》中小小年紀就輟學的例子挺多的。對於女孩子輟學的問題，如果我們簡單地去責備父母重男輕女、農村家庭貧困或者孩子自己厭學，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卻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　　

　　首先，為什麽上大學那麽貴?貴到普通家庭和農民家庭難以支付，貴到需要姐妹輟學去資助?其次，為什麽上初中和高中生活費那麽貴，貴到農村貧困家庭隻好選擇讓女孩子輟學?

　　解放初期，黨和政府在農村普及初等教育，村村有村小，後來也慢慢辦起了初中，隻有上高中才需要去鎮裏和縣裏，現在，上小學和初中就要孩子們長途跋涉，無奈之下，很多留守兒童的爺爺、奶奶隻好租房子住在學校附近，增加了很多生活成本。

　　現在的主流是教育精英化和教育產業化，走向了跟新中國成立初期教育普及化和城鄉教育均衡發展背道而馳的道路。當鄉村失去了朗朗的讀書聲，鄉村就失去了靈魂和希望，也預示著鄉村的進一步崩潰。

　　園

　　園的故事

　　園園1988年出生於安徽省安慶的農村，初一就輟學了。童年的時候，她幾次親眼看到媽媽自殺未遂。園園認為，媽媽沒有獨立的經濟收入，一輩子隻能依附男人，是媽媽命運悲慘的本質。　　

　　因此，園園立誌自食其力，即使站在商場裏賣鞋，也是一份可以謀生的不依靠他人的工作。後來，園園刻苦學習化妝，逐步從化妝助理做到化妝師，收入也提到了四千多元。

　　一次機會，園園認識了一位富有的家族企業的繼承人和廠長，懸殊的經濟和文化背景讓園園卻步，園園認為： “兩個人最好在個人能力和經濟收入方麵都比較平等，那樣的話，兩個人過得才能平等。”後來，園園和一位建築工結婚，這次平等過頭了，不僅園園收入比丈夫高，每個月還要為丈夫還貸款兩千多元，最後，兩人離婚了。

　　園園曆盡波折，但是，我敬佩她那種追求平等和獨立的精神。

　　當女人成為母親的時候，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經濟收入能力就會受到挑戰，這個時候，簡單的經濟平等觀無法保障女性權益和人類生育和繁衍的終極需要。

　　麗

　　英的故事

　　麗英於1972年出生在四川廣元的農村。2002年進了廣州日資S廠。麗英對初到S廠的情況記憶猶新，那個時候天天上班、天天加班，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覺。一個月隻休息一天，開始的時候能掙到九百元就不錯了。不過那個時候消費也低，吃一頓飯才花五毛錢、一塊錢。　　

　　2012年前後，廣州的打工者逐漸知道了關於社保可以補繳的事情。打工之初，大家都沒有想到會一天天、一年年積累下來，一下子就在異地他鄉打工十多年、甚至二十年。等積累到了這個年數，才萌生了相應的意識，一種非常樸素的得到應得的待遇的意識。對於麗英這樣年齡的工友來說，補繳了社保就意味著以後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沒有社保就意味著老無所養。所以，麗英她們爭取社保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是很大的。

　　2013年7月份，幾個積極分子寫了一個補繳養老保險的說明，願意參與補繳的就簽字蓋章，女工們彼此通知，六千多名職工中三千多名簽了字。　　

　　抗爭經曆一年多，兩輪女工代表被打壓和開除，麗英是第三輪女工代表之一，2014年7月廠方通告：三年補齊2002年以後的社保，如果中途離廠將一次性補繳完成。這不是女工代表們期待的結果，因為一些女工1995年就進廠了，而且，聽說廠子在秘密策劃變遷，一旦搬遷，誰知道還是否會兌現補繳社保的承諾。但是，工人們經過一年的抗爭已經疲憊，現在拿到了這個結果就渙散了。

　　從某種程度上，麗英她們的維權努力沒有完全成功，但是麗英的生命曆程和對生命的理解卻從此不同。打工這麽多年了，麗英從來沒有和外界接觸，下班回來就是煮飯，看一下電視、玩一下手機。經過這一年，麗英覺得自己懂了很多東西。麗英說：“如果不是為了那個社保，我就暈頭暈腦過一輩子啦。這一年，很多波折，為了利益去爭取，更重要的是獲得了這個經曆，覺得做了這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關

　　注底層的生命之光

　　我在打工人群中感受到一種不自信，因為來自農村所以不自信，因為學曆低所以不自信，因為工資低所以不自信，因為是打工的所以不自信。　　

　　對於這些不自信我很理解，但是，我也不認為一個人可以因為是城市人、有高學曆、工資高就有資格自信。自信應該從哪裏來？可以從哪裏來？沒有底蘊的自信是自以為是。

　　珠珠、園園和麗英的自信從生命體驗中來、從價值觀中來、從社會交往中來、從社會文化中來……隻有普通人有了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社會和民族才有希望和未來。如果普通人中間看不到生命力和力量，那麽社會就沒有希望。

　　在上海工作的青年學者李晨這樣反饋： “我被一個個故事所感動，感動我的就是那種生生不息的普通人的理想、追求、生命力和樸素的對善惡是非的感知、選擇，雖然在不同年齡層和不同時代背景裏，人的經曆和遭遇都不一樣，但萬流歸宗，女工們這些寶貴的品質，也是中國女性及中國人代代傳承著的一種特別具有中國品格的東西。

　　讀完之後，我感受到一種力量和信心，不是多崇高、多理想的，而是內在於社會肌理的，尤其在時代劇烈變遷的過程中仍然沒有被擊潰的那個中國之為中國的內核。我覺得有了這個，我們可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大危機。”

　　危機的喚起與批評的政治

　　在與《學做工》的作者威利斯的交流中，他多次感歎在中國觀察到的現象：“中國人對現代性非常崇拜，從政府到民間、從學者到工人，都張開雙臂擁抱現代性，期待現代化帶給人類光明的未來，而在英國和西方，很多人已經看到了現代性對人類和環境的巨大傷害，現代性往往以殖民為手段，以剝奪大自然和汙染環境為手段，導致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和國民的貧富分化。　　

　　伴隨著現代性崇拜的是對商品的極度迷戀，對於窮人來講，因為貧困無法真正擁有實物商品，那麽哪怕擁有虛擬商品也可以得到滿足，所以，智能手機和網絡遊戲成為精神滿足的途徑。”

　　在這樣的精神和文化狀態下，讓我們看看現實：村子裏麵的學校消失了;教育不再是為了育人而是為了就業;行醫不再是為了治病而是為了開藥;噴灑除草劑、農藥和化肥讓食物都成了毒物，也讓土壤和河流都中了毒(197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就敘述了農藥汙染如何汙染土壤和河流，導致回遊魚類滅絕，導致昆蟲滅絕植物無法傳粉而沒有收成，導致男性精子活力大幅度降低);身體和婚姻又可以買賣了;土地和情感分離了;母親和孩子分離了;女性成了階級壓迫和性別歧視的受害者。　　

　　我知道，女工故事離真正的女工傳記還有很大的距離，我起這個書名的目的是：為女工立傳。我寫的不是一個女工的傳記，是多個不同年齡的女工的傳記，這延伸出了兩個曆史，一個是時代變遷的曆史，一個是個人的生命曆程。一個時代和時代的變遷會影響處於那個曆史時期的每一個人，一個人的生命曆程也必然折射那個時代的某個側麵。

　　通過三十四個女工的故事，希望可以勾勒個體和群體、以及曆史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蘊含著能量，但是，隻有當一個人有方向的時候，能量才能轉化成力量。（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原載於社科報總1539期。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