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世界改變了軌道。1989年6月4日，波蘭舉行的半自由選舉拉開了整個蘇聯集團共產黨統治垮台的帷幕，同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卻將中國推上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這些事件的餘波仍然未盡，不論是在烏克蘭還是在南中國海。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下午，我和興高采烈的波蘭朋友回到位於華沙的報社，在電視上看到來自天安門廣場的首批模糊的鏡頭：在北京的街頭，中國抗議者的屍體被人們用臨時擔架抬走。
從那一天開始，天安門的鬼魂便籠罩在東歐上空。從東柏林到索非亞，人們低聲說道：“記住天安門！如果我們做過了頭，那一幕可能會在這裏上演。”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悲劇是歐洲的幸運。天安門的反麵教材促使歐洲人堅守非暴力、談判和妥協的道路。
之後，影響的方向反了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從歐洲共產黨政權的垮台中吸取了教訓。正如一位中共領導人在2004年所說的：“我們可以從蘇聯、東歐共產黨喪失政權的慘痛教訓中得到深刻啟示。”
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不要與群眾的想法脫節；要定期輪換最高領導層；要將各個階級背景的最優秀學生吸收到黨的隊伍中來。還有，要鎮壓社會的一切自我組織和集體行動——因為這是歐洲同誌垮台的原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曾公開憶起蘇聯的垮台。
過去25年裏，中國和波蘭在各自的道路均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國經曆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個人自由得到顯著提升。中國官方電視台喜歡拿這些成就與烏克蘭的流血和混亂場景作對比，但它對自由、繁榮、民主的波蘭卻不怎麽報道。
波蘭在1989年6月4日的所作所為是驚人的創新：它開創了政權和平更迭的新模式。波蘭1989年以來的成就是非凡的，但沒什麽新意。今天波蘭的政治、經濟和法律體係，就是各種久經考驗的西歐模式的一種混搭。
中國在1989年6月4日的所作所為毫無新意。麵對主動站出來爭取自由的男男女女，鄧小平采用了共產黨領導人一貫采用的對策：向他們開槍。相比之下，中國1989年以來的作為卻充滿創造力，它將市場經濟的活力與持續的一黨專政結合了起來。列寧主義式的資本主義！這就是為什麽在比較政治學學者眼中，今天的中國是地球上最有趣的地方。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中國正上演著政治領域非常罕見的一幕：一場前途充滿變數的全新實驗。
我相當有信心的一件事是：盡管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仍然在對波蘭施加種種影響，但波蘭十年之後還是會成為一個西方式的、歐洲式的自由民主國家，就像法國和德國那樣。
但中國呢？它是會在它那沒有地圖引導的旅程中摸索前行，就像鄧小平說的那樣“摸著石頭過河”？還是說，它的政治經濟體係與日益嚴重的社會緊張之間的矛盾，會引發另一場危機？
如果危機到來，那麽它會促成政治改革，還是會助長轉移民眾視線的民族主義（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冒險便是一例）？還是說，後者會反過來引發前者？甚至導致更可怕的情形？
詩人詹姆斯•芬頓(James Fenton)曾憤怒地寫下詩句：“他們還會回來/回到天安門”，這樣的場景真會出現嗎？如果是，那麽還是在天安門廣場上，那些死難者將被頌為烈士。如果你在1979年說十年後布達佩斯英雄廣場(Heroes Square)將舉行大歌劇般的儀式，隆重地重新安葬匈牙利“1956年革命”的領導人（納吉）的遺骸，那麽沒人會相信你。但這一幕恰恰發生了，就在波蘭的曆史性選舉的數天之後。（注１）
曆史充滿意外，中國並非不可能重現匈牙利的那一幕。但就目前而，中國似乎更有可能沿著自己這條1989年後的道路發展下去。
再進行最後一個對比。本周在華沙，波蘭人在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的陪伴下自豪地紀念他們的“六四”。而在北京，一切與中國“六四”有關的事物——基本的事實、照片、名字、甚至是死難者母親舉行的悼念——都會受到壓製。有的人依然害怕班柯(Banquo)的鬼魂。
我祝願中國以它的偉大成就為基礎，修補那些同樣引人注目的缺陷，找到自己的和平演進之路。但我明白一點：隻有當中國能夠直麵它這段艱難的曆史時，我們才能信心十足地說，中國沿著一條與後共產主義歐洲截然不同的前進道路，發展出了一套穩定的體係。
作者 蒂莫西•加頓•阿什 FT 2014.06.05
注１：
1989年1月底，匈牙利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場人民起義；納吉是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為拯救國家而鬥爭的；匈牙利政府還為納吉舉行了國葬。東歐劇變後，匈牙利宣布把每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發日作為國慶節之一。
文革是毛煽動億萬阿Q鬥阿Q，把中華五千年英烈和文化各個鞭屍掘墳。
紀念64並不是讚同當時所有的事和人，而是譴責這個黨這個軍隊這個國家對百姓的血腥鎮壓。
把二者混淆為同類，說明······。
如果人民手裏有真正的＂選票＂，那麽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則會通過民主的渠道達到及時有效的表達，問題達到解決，也就沒必要去天安門絕食受罪了，就不會有六四悲劇。
即使手裏沒有＂選票＂，但如果人民手裏有＂槍，那麽，鄧小平在動武之前會三思而行，在民主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將會成為當時解決問題的共識，從而避免流血，也就不會有六四悲劇了。
六四悲劇令人思考美國政治生活中的＂票和槍＂的相輔助相成的辯證關係，及其對美國的政治穩定長治久安所起的重要作用。
美國前國務卿賴斯在她的回憶錄裏是這樣描述公民擁槍權的:
＂當這個政府沒有能力保護我的安全時，我用槍來自衛；當這個政府不但沒有能力保護我的安全，反而侵犯我的權利威脅我的安全時，我用槍來反抗這個政府（RESIST IT）＂.
這正是美國憲法賦予公民持槍權的真正意義:＂威懾和防止＂暴政，是除民主選舉三權製衡新聞監督外保衛公民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
一個網友是這樣解讀賴斯的話的：”作為公民,當政府不能保護你的時候,你拿什麽自衛,當政府侵害你的利益的時候,你拿什麽抗議!這句話說的好,每個公民都應該擁有自衛的權利,美國公民有槍,那就是狼,而我們就是羊,因為我們沒有可以自衛的武器,一個政府對待狼和對待羊的態度是不會一個樣的".
我並不是說一夜之間就讓我們的人民每人一槍，我隻是說應該在一個更大的CONTEXT下來全麵地看＂公民持槍權＂問題。我欣賞的是在其背後的那樣一種理念: 限製政府濫用權力, 保護公民權利.
對槍應加強管理以減少槍殺案件，但不能剝奪公民的持槍權。正如不能因其副作用而完全禁止青黴素的使用一樣。
說實在的，在一個有信心讓她的公民持槍的國家，你或許真的沒有必要去用槍來反抗她的政府了。 因為你有那麽多和平的合法的渠道去討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