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五彩人生
探索不盡的大千世界, 韻味無窮的五彩人生. 感悟於生活的原創。
劉文斌同學十天前因心髒病突發去世了. 在那之前， 他因腦溢血而導致輕度半身不遂已有六，七年的曆史。還聽說，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從農村回來後，在國家糧食供應站工作過一段時間。因為改革開放，國家糧食供應係統解散，他也隨之提前下崗。在當今中國，下崗人員的生活狀況是可想而知的。
劉文斌同學是我在唐山十中一(1)班的同學. 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腦海裏出現的是一個方圓臉, 剃著整齊的寸頭. 說話和氣, 待人有禮貌的十二，三歲的男孩子。那也就是我最後見到過劉文斌的樣子。我想，那是文革開始的1966年。
按照中國政府的宣傳報道，劉文斌同學，也就是我們這一代，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唱著：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少先隊隊歌長大。本應在“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裏，不愁吃，不愁穿，幸福的度過一生。但劉文斌的真正人生，卻是被迫走過被毛澤東及中共按照共產主義理論所製造的人間煉獄。要說我們這一代不幸，劉文斌的一生要比同時代人的一生更不幸。
像那個年代所有的六八屆初中生所經曆的, 劉文斌在本應受教育的年齡.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 從初中一年級末文化大革命開始, 就再也沒有學習到新的知識。但厄運並沒有就此打住。生活在進一步等著他和我們這一代的是沒有工作，沒有前途。
國民的教育程度直接決定了國民素質和一個國家的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為國人提供基本文化教育是一個國家及政府的責任。中國政府在沒有履行責任之後，麵對百萬荒廢了學業的初，高中生，不是采用補救方式，讓這些在校生繼續學習，補課後畢業。卻是采用了進一步更不負責任的做法。把當時幾乎所有在初，高中的學生趕到農村。將其城市戶口，即當時吃商品糧的戶口，變成農村戶口。采取這樣的做法有兩個目的。一是減輕國家城市糧食供應負擔， 二是推卻政府提供就業機會責任。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每個城市人口憑戶口分配給二十幾斤糧票，然後憑糧食本或糧票買糧食。學生從學校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政府之所以要掌管每個中國人生活中的每一步驟，目的就是要把每個人的命運緊攥在他們的手中。當文化大革命把國家與經濟搞得一團糟， 沒有足夠的就業機會的狀況下，毛澤東及其政府采用了他們貫用的無賴手段。把青年一代（包括為毛在文革初期衝鋒陷陣的紅衛兵）一腳踢到農村，撒手不管了。為掩蓋其自身行為的卑劣，隨之給這一做法加以冠冕堂皇的名稱。 那就是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在農村的“廣闊天地 ”裏，將“大有作為”。
我們一（1）班的同學，被分配到了河北遷西縣山區的不同村落。雖然吃苦，但知識青年在每個村子都有七，八個人，是一個知青集體。公社，大隊對知識青年點兒都會重視。很多同學都是在農村勞動了漫長的六，七年後， 經當地招工陸續回城的。
如果說，集體下鄉插隊已經很苦，但劉文斌所經受的，要比我們普通知青苦的多。因為他全家在文革中被 “遣返 ”回鄉。
“遣返 ”兩字意味著遣送，既然是遣送，那末就是要被押解。押解一詞應該用在犯人身上。但文革中被押解回鄉的人沒有犯過罪。 他們的罪是被共產黨根據階級鬥爭理論編造的， 由家庭出身導致的 “黑五類”或 “黑六類”。按照共產主義理論及綱領，共產主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滅社會階級。無產階級， 貧農，下中農是共產黨所依靠的中堅力量。中農是他們團結的對象。其它的“地主、富農、反動分子、壞分子、右派、資本家” 階級全屬於被消滅的階級。“遣返 ”的目的，是剝奪這些人的全部財產，讓他們一無所有，然後把他們送到貧苦的農村受監督，勞改。這些人不是在勞改中被治死，也要讓他們， 按照中共的語言，：“永世不得翻身。”
在一個法治社會，就算是父親犯了罪，需坐牢，他的妻子和孩子並沒有犯罪， 也沒有理由讓他的妻子，孩子與他同時被押解至服刑地，同他一起服刑，坐牢。在中共的統治下，尤其是在文革中，沒有法律可言，更沒有道理可講。
古代被押解的是在押犯人，押解者是政府工作人員，持有合法文書，由一級政府遞解給另一級政府，是政府之間的行為。而文革`遣返則是民間行為，任何一個單位的一幫人，如紅衛兵，隨意不喜歡誰，就可隨意剝奪一個人的生活、工作和居住權利。不用經過任何司法程序。一聲“勒令”。 不管你在這個單位工作了多少年，把你趕走時不給一分錢。“文革”初期的遣返是由紅衛兵們押解著，被遣返人員脖子上掛著用木板或硬紙殼做的寫著黑六類身份和姓名的大牌子，這種大牌子上常常寫的是侮辱性的語言，如：“資本家”“死不悔改的壞分子”或“右派分子”等等。
“遣返”之風始於1966年夏天的北京。
1966年8月29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下了"第四號通令" "關於對地、富、反、壞、右、資的家進行查抄的意見"。通令說：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現行反革命份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餘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荒唐的是，在那個年代，一個紅衛兵機構的通令能象政府的法令一樣有權力，而且能夠通過紅衛兵的暴力行動來執行。66年8月下旬，紅衛兵每天都在北京活活打死人，就是沒被打死，很多人不堪侮辱隨後自殺。這個通令地真實效用就是對那些沒有被打死的人提出了處置方法。當時，紅衛兵正在進行所謂"破四舊"，包括瘋狂地進行暴力抄家，打人，焚燒文物。紅衛兵的暴力為這一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創造了條件。在死亡的威脅和棍棒揮舞之下，北京城區有近十萬居民被抄家後強行注銷戶口，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被押送到農村"監督改造"。
“遣返運動”受到了當時傳播媒介的狂熱吹捧。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社論說：“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象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陰暗角落裏的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這篇社論盡管並沒有批鬥、抄家、遣返等字眼，但紅衛兵都知道，這篇社論是讚揚自己的，是對批鬥、抄家、遣返運動的充分肯定。過了兩天，即8月31日，毛澤東攜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再次公開接見了來自全國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代表。林彪在大會上重申了中央和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小將的堅定立場。
黨報和中央領導的公開表態，使紅衛兵和造反群眾的革命熱情更為高漲。9月上旬，北京遣返運動進入了高潮，僅幾天時間，就有將近十萬人被趕出京城。當時，北京站每天開出幾十次列車，每次列車上都載有成群結隊的被轟回原籍的“黑五類”分子。而在車站廣場上等候遣返的“黑五類”黑壓壓望不到邊。
“遣返”之風正是從北京刮向全國。首都的遣返運動迅速波及到上海、天津、沈陽、武漢、廣州、南寧、重慶、長沙……
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掀起了遣返地富反壞右的浪潮。大批解放後老老實實甚至兢兢業業、發奮向上的國民黨時代的舊知識分子、舊商人、舊工廠主、舊官吏、舊軍人被革命造反派押解著趕回原籍。全國的遣返總人口估計會超過百萬。
很多被遣返的人員的財產被沒收。每人隻允許帶一個碗和一件衣服。一家隻允許帶一個鍋。被遣返的人員的生命沒有保障，他們不知道什麽時候，可能在火車站，在火車上，就會被打死。
我似乎看到了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子，低著頭，默默地隨家人走在被遣返人員的隊伍裏。那雙飽含恐懼， 又充滿驚嚇眼睛會偶爾向周圍掃一下， 擔心有人會認出他。當紅衛兵對他的父母拳打腳踢時，他嚇得一動不敢動。那段日子給了劉文斌多大的精神刺激， 在他心中留下了多深的創傷... 無人能知曉。
由於遣返對象大都是社會下層人士，所以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籍中很少介紹，文革史學家們撰寫的通常是大人物與知名人士在文革時的遭遇，對於成千上萬無名的，普通“黑五類”的苦難，至今無人顧及。其實正是普通百姓的淒慘苦難，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的不幸。
遣返人員到農村後，仍然是被"專政對象"。"專政對象" 就是像犯人一樣的被管製人員。他們到了農村後，會繼續被鬥爭，很多人沒有住的地方，沒有食物，死亡隨時陪伴著他們。隨著打人情形逐漸緩和。活下來的遣返人員，每天要到生產隊隊部早請示，晚匯報。幹最苦，最累的活兒。隻要中央下個文件，生產隊開會，這些人就會被叫來，鬥爭，批判一番， 受盡人間淩辱。遣返人員每天都在戰戰兢兢中，充滿 恐懼地，生不如死的活著。
從1966年年底開始， 被遣返的人員開始進行所謂"上訪"，就是去"中央文革小組群眾來訪接待室"和"國務院群眾來訪接待室"進行申訴。說明按照當時的"政策"，他們不屬於要遣返的人員之列，試圖回城。這些人沒有錢，沒有地方住，當然隻好在火車站過夜。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發出"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的布告。命令被遣送的人"必須立即離京，違者有革命群眾組織和公安機關強製遣送，無理取鬧和有破壞活動的，根據情結依法處理。"
遣返人員在文革中繼續上訴。 1968年和1973年，中國政府稱這些人的行為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案就是現行反革命"。遣返人員受到新的一輪殘酷打擊。
這一切直到文革結束的1978年才有所改善。被遣返的家庭活下來的人才得以回城，安排工作。
從1966年到1978年，整整十二年間，劉文彬從13歲長到25歲，在這本應該是人生最美好的年月裏，他每天都生活在被歧視，淩辱之中。十二年裏，沒有一天，他有過自己的尊嚴。沒人願意和他接近，因他是黑五類。招工輪不上他，因為他是被改造對象。在這十二年的日日夜夜，都不知他有否吃過一頓飽飯。在這十二年中， 他每一天都是在無望中掙紮度過。使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沒有做過任何錯事，共產黨為什麽就如此不公地毀掉他的一生？
下麵的這張照片，是2011年我們班同學聚會照的。左邊的第一個人是劉文斌。照片中的劉文斌還是站在了邊緣上。我想，那就是他的過去在他心中烙上的痕跡。那就是他內心對人生的理解與寫照。他永遠把自己看作一個邊緣人物。那種由遣返造成的自卑永遠地留在了他的行為中。
雖然人生是如此不公平的對待了劉文斌，但是他還是以愛回報了社會。下崗後，他參加了小樂隊。經常到公園演出。用他的歌聲為他人解除煩惱，帶來輕鬆與快樂。
望劉文斌同學走好。天堂不再會遣返。天堂不再有淩辱。 天堂隻有神的關愛與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