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井底望天] 大國遊戲 (連載) 第八篇

大國遊戲 (連載) 第八篇

梧桐不禁三更雨，起坐寒星一縷煙。
                                --自題

七十一

談到中日關係，必須從一個世界性的大局去看問題。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和技術大國，有利於打破世界經濟和技術上由歐美壟斷的局麵，對中國是一個有益的因素。但日本作為政治和軍事上的美國殖民地，則對中國有害。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日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如果日本采取親華政策，則是對中國崛起的一個助力，反之，如果日本采取仇華政策，則是對中國崛起的一個阻力。當中國的發展迫使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轉移到東亞，日本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則會幫助中華文明同西方文明爭奪形象力上起良好作用。

從日本本身的角度來講，在這個世界性的大變革中，如何有效的保障自己的國家利益，在中美兩大超強中，平衡關係，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比如說，日本希望加入聯合國安理會，成為一個沒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為其國家正常化邁出重要一步。但問題是，如果日本的立場完全親美，中國就會否決這個提議。而如果日本的立場親中，美國就不會讓其入局。

對日本而言，一個最好的選擇是，盡力發展和中國的經貿關係，在給予中國技術和投資上的支持同時，也享受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但是在軍事和安全層麵上，則繼續依靠日美安保條約，對中國軍力的增長持提防的心態。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安全得到保障之後，必須加快和中國的軍事交流和合作，使中日和平可以有一個更堅實的基礎。而一旦日本對中國增長的軍事實力不再恐懼的話，日本真正的成為中國的合作夥伴的時候，日本就可以取消日美安保條約，把美軍從東北亞趕出去。

所以中國在對日政策上，必須著重三點。一是經濟上更緊密的合作，二是軍事上加深交流和互信，三是政治上定期的高層互訪。至於在民間情緒上，中國人可能還需要一些時日，才可以從曆史的陰影中走出來，開始真正的感受到作為大國國民的自豪。對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的行為，不需要有過激的反應。這一點，中國人需要象美國學習，美國人對日本教科書上對珍珠港的處理，完全不予理會。對美國人而言，實力決定一切，如果你日本人可以覺得向美國叫板的話，頂多我再扔幾顆原子彈而已。

對日本而言，過去以有限的人口和資源，與大國抗衡，靠得是全民族狂熱的團結和犧牲精神，但是在核武器出現之後，這一套就完全無用。在當今的世界上，恐怕隻有中國，美國和俄羅斯具有足夠遼闊的國土，可以經受住一場核戰爭。象日本，英國等之類島國，則更本沒有勝算，一次核戰爭之後，整個國家和民族都不再存在，根本沒有資格和別人找架打，隻能靠維持足夠的阻嚇能力來增加敵人的成本。再加上日本在美國的統治下，人民享受到了非戰的好處，軍國主義想在日本複活是難於上青天。

日本麵對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人口老化和人口減少。由於東方人的生活和飲食習慣，日本自然是一個長壽社會。在加上發達國家養育孩子費用昂貴，人們普遍不願生孩子。在男女較為平等的國家，如北歐和北美，因為丈夫比較願意幫忙做家務，妻子比較願意生孩子。而在歧視女性比較嚴重的國家，如日本和意大利，女人通常不會願意生孩子，來增加自己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通常不會好戰，而希望有一種安寧的生活。


七十二

根據人口學研究，當一個社會平均年齡低，差不多每個家庭的生育率是3-5個孩子的話，那樣的社會因為年輕人多，社會結構不穩定，國家通常比較好戰，每個家庭也比較容易接受有孩子為國捐軀。對日本和中國而言，其社會結構都要求其人民越來越希望和平。日本的人口減少使其不能承受大的戰爭帶來的人口損害，而海外移民的首選，又是來自中國上海等地的留學生，來補充其未來不足的勞動力。在這種情勢下，如果有人還在散布日本威脅論和日本軍國主義複活論，大概是沒有任何事實基礎。

而中國因為計劃生育帶來的獨生子問題，也是不會輕易和別人動刀動槍，本來能夠不用戰爭解決的問題，當然不需要用人命去換，從來都是中國曆史上的思想家，例如寫孫子兵法的孫武，大力提倡的。戰爭隻能作為最後的一種無奈的選擇，正如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到現在還是損失慘重，仍然看不出結束的一天。中國在曆史上長期占據世界經濟第一的位置，不是靠戰爭得來的，而日本今天的經濟強國地位也不是靠戰爭獲得。所以中國和日本之間，完全有能力避免一場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的戰爭，中日間的任何衝突，都會損害雙方的利益，而推遲世界中心向亞洲區的轉移。任何中日摩擦和對抗，直接得益者應該是美國和歐洲，因此每當中日關係有所發展的話，你就會聽到不少撩是鬥非的聲音，攻擊中國政府。而這些來自於海外的聲音，你必須知道他們的資金來源於何處，才可以對他們的意圖進行分析。通常很多海外的反中國政府勢力，在美國和歐洲的財政支持下，會進行針對中國政府的輿論和行動。當這些行動和輿論產生危害時，中國政府不得不對美國和歐洲做出妥協，在其關鍵利益，如中東和北非等，作出讓步，這些西方的幫手，就會轉過頭來指責中國政府出賣國家的利益。

最近的東海協議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當初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沒有要求歸還琉球的主權。本來，當初琉球被日本強占，被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森仲裁給了日本，而清政府從來都沒有承認。據說二戰結束前，羅斯福總統曾兩次向蔣介石提出，歸還琉球主權，而被婉拒。當然，以那時國民政府的施政水平，連台灣人民都被逼出來個228，就算當初琉球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惡痛絕，也不一定有能力管好。如果沒有琉球的主權問題，日本不光在東海，在釣魚台上都沒有資格和中國談判。而將琉球主權收回，在今天是完全不現實，但如果這個爭議一天不解決，中國，至少在民間，就應該以支持琉球獨立作為一個反製方式，來壓迫日本的談判基礎。

中國政府當前的策略是極其有遠見的。在堅持中國的主權底線下，對日本進行一點讓利的甜頭。其實對一個大國而言，不論是保障大陸架國家的關於大陸架的條款，還是保障海洋國家的關於專屬經濟區的條款，你都不能讓所謂西方控製的國際法庭來決定你的主權。而中國完全不能指望西方的法庭對中國不懷有偏見。這樣的主權糾紛隻能由糾紛國的實力來決定，而中國在麵臨日美軍事聯盟對抗並不占優勢的今天，當然應該將主權糾紛留到後代，等中國的實力強大之後，在去解決問題。

七十三

在擱置主權爭議後，對該爭議地區進行共同開發，是唯一的可行方案。如果中國和日本在這方麵不能有個雙方都滿意的協議，當然中國可以強行從春曉等油氣田出產，因為其本身位置並不在爭議範圍之內。而日本除了抗議之外（以春曉油氣田從爭議地區吸油氣為理由），隻能做一些象征性的舉動，比如讓得到授權的日本石油公司在爭議水域裏勘探等等。筆者不認為中日會因為這些雙方姿態性的動作，包括可能的艦隊和軍機的短暫對峙，會導致一場軍事上的衝突，但是東海和中日關係之間，就會呈現緊張關係。

在這種形式下，中國在東南亞的布局和影響就會發生變化。本來，目前控製南沙群島的幾個東南亞小國和中國之間已經達成了共同開發，和平解決的協議，而這些小國根本沒有興趣去挑戰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地緣戰略利益，並視中國軍力的存在為他們的保護力量。一旦中國和日本在東海爭執上劍拔弩張，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承諾就會有所懷疑，從而給予美國軍力介入南沙群島的爭議一個極好的切入點，使美國可以高姿態的重新駐軍這些國家。

因此不能達成共同開發協議，基本使中國無法在這些海域進行開發。那麽在能源對中國的發展最重要的今天，和國際油氣價格高企的時候，中國號稱有大量油氣儲備卻無法開發。而由於能源價格高企，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加大投資在各類再生能源上，在今後的數年內，不排除在這個領域有重大突破。如果等到未來去解決爭議，可能那時的石油氣資源已經不再那麽值錢。正如西方俗語裏一句話，手上抓住的一隻鳥，勝過林子裏的兩隻鳥。

其實對中國今天的發展，尋找穩定和多元的資源當然很重要，但是如何盡快提高能源消耗比率是最迫切的事情，對減緩能源需求和供應之間不平衡的壓力，改善現在的環境汙染，都急切需要解決。而中國在這方麵比西方發達國家落後至少有二十年之多，能源消耗率要差於美國２.５倍，歐盟的５倍，和日本的９倍。中國的落後不光是在對能源如石油天然氣的勘探和開采上，還是在提煉和加工方麵，甚至在具體消費上，都存在極大的低效率問題。當年中海油出高價並購優尼科，其主要原因是獲得先進的開發和提煉技術。但由於美國其他石油公司擔心中國會打破他們的技術壟斷，從而增強在世界上開發油田領域的競爭力，通過其控製的美國政府令收購計劃失敗。如果中國通過在東海開發上和日本公司合作，就會繞過這個阻礙，有助於中國獲得這些先進科技。

日本與中國正好相反，在節能上位於世界前列。日本人創造１美元的ＧＤＰ隻是美國人的３７％，是名至實歸的世界第一。除了其完整詳細的法律和全民族的節能和環保意識，日本在如何有效的綜合使用能源上，確實有令人佩服的一套。筆者在數年前就建議中國應該以東海合作上的讓步來換取日本在高能效技術上無償或低價轉讓。這樣不光可以為中日兩國人民創造出一個更好的居住環境，而且光是中國節省出的能源，恐怕已經不亞於開采出來分給日本的分額。而從中帶來的合作的好處，又是多方麵的。


七十四

如果日本無法染指東海的能源，在當前的局勢下，日本隻能在美國控製的伊拉克油田（還是一個未知之數）等著買入經過美國大石油公司和華爾街大投資行拚命加水的高價石油，不然就是利用日本龐大的外匯儲備，加入爭奪非洲的油氣資源。目前非洲的石油仍然以５７％出口歐美為最大市場，１４％到中國，已經引起了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口誅筆伐，試圖利用蘇丹達爾富爾和抵製奧運會來逼迫中國吐出來。至少中國以大佬的身份帶著印度一起玩，比如在蘇丹的大尼羅河石油公司裏，印度的股份就有２５％，減少了因為競爭而推高的成本。如果日本加進來搶油，而且也抬出中國投資無附加條件的招牌菜，肯定會推高中國在非洲開發石油的成本。

反之如果日本能和中國合作，以其領先的技術能力，加上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上的大佬身份，中國的石油公司帶著日本小老弟一起玩，可以使日本的海外能源來源多樣化，並能夠參與到美國和歐洲夠不到的地方的開采工作。當日本的能源來源不完全依賴於美國的話，日本就比較願意在美國的全球政策上持不熱心的保留態度的做法，而日本的能源來源更多和中國扯在一起的話，就比較自然的容易讚同中國對全球事務的看法。而當日本可能不得不響應美國的號召而對某些國家實施製裁，就可以學習美國大公司的方法，在中國成立由日資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是同中國公司合股的中國法人公司，以繞過美國的製裁限製。

中國在與日本達成東海合作協議，除了引來美國已經對台海兩岸走得太近的擔憂，和歐盟對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恐懼外，俄羅斯恐怕也會發表一些怨言，因為中日合作使其奇貨可居的談判姿態必須放軟，但沒有人有能力可以阻止這個事件的發生。在這個合作基礎上，中國同美國關於能源技術的合作和轉讓上，美國也不得不降低價碼，免得讓日本獨占中國市場。如果中國能夠有效的利用日本和美國的技術，並在其上進行更新，在清潔煤，液化煤和二氧化碳地下儲藏和人工光合作用等方麵有所作為的話，就可以大大減低中國對海外能源的依賴，從而降低中國由於爭奪資源而和美國和歐洲造成衝突。本來，由於中國是唯一一個進行大規模基本建設的國家，中國對原材料和各種金屬的需求量極大，但因為並沒有搶進西方列強的飯碗，因此對這個領域西方還是比較容忍。但在石油和天然氣能源上，由於西方經濟極度依賴，中國小小的動作，就會造成滿堂喊打喊殺聲。

事實上美國在節能的高技術上與日本相差不是太遠，但由於美國政府，尤其是外交和國防領域，被石油公司操控，任何國內的節能計劃通常會被政府反對而胎死腹中。比如說現在美國一天要消耗２千萬桶原油，其中１千１百萬需要進口，這個消耗量的６９％是用於包括開車之類的運輸，隻有大約４％用於發電。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要改變美國人對海外石油的依賴，如何改變當前的交通技術，而不是如何利用太陽能發電，當為其首選。但是在１９７０年代，美國已經有很成熟的電動車技術，可是由於政府的阻擾，這個技術完全沒有得到完善，即使在今天，也隻是電油兩用車才在油價的不斷攀高之下，初成規模。反而，用來抬高世界糧價，斬殺美國納稅人，忽悠環保意識的玉米燃料倒是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七十五

最近除了大談由美國和中國建立共同管理世界的Ｇ２之外，又多了一個Ｐ３，也就是太平洋三強俱樂部，由美國，日本和中國參與，來解決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另外，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提議把加拿大從Ｇ８裏趕出來，讓中國代替。最多的就是在現存的Ｇ８基礎上，擴大到Ｇ１３，加進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這各種提法，都是為了麵對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對世界新次序而作的全新安排。但是這些提法都忽略了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無論那一種排他的俱樂部都無法對國際性和地區性的事務做出全麵的操控，而又沒有一個俱樂部可以涵蓋所有麵臨的挑戰。

比如說，如果要談到石油問題，你不能不包括沙特阿拉伯，可是除了石油問題和中東問題之外，沙特又不能在其他事務上有所作為。再如，地區性的爭議，如在非洲或者拉美，你不可能不首先考慮當地的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意見，但這些聯盟又不可能對其他地區的事務有太大發言權。結果就變成你還是需要由最主要的國家形成一個小圈子，然後在具體事務上臨時加入各相關團體。

那麽這又和現在的Ｇ８有多大區別呢？俗話說，湯多不入鹽，主要的區別是現在的Ｇ８俱樂部閑雜人員太多，合資格入會的人士太少。從國家分量來看，加拿大固然是個十分的假貨，但是其他的如意大利是７成水貨，連法蘭西，德意誌和不列顛都是３成加水。俄羅斯和日本如果變成一個國家，則是名副其實的硬通。可惜的是兩位仁兄都是一條跛腿，日本跛的是政治腿，俄羅斯跛的是經濟腿。那麽剩下來的確實隻是美國，挾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外交的超級強權，才堪稱當然會員。這也難怪當初新保守派分子們，有種投鞭阻流的氣派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由於中國的異軍獨起，別樹一格，也給當前的格局造成一個極大的困擾。本來一個俱樂部都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來參加的不光是要夠資格交得起會費，還要有同好，同趣和同心，才可以同聲同氣。而中國就是與大家不同，不拉進來玩，你這個俱樂部就是形同虛設，而且好多事情都是隻能以口水漱牙，然後大家磨一陣子嘴上的粗皮，往外噴上大大的幾個吐沫而已。要拉中國進來，就要大改章程，結果可能是原先說好是足球俱樂部，最後就變成了美式足球俱樂部，搞到與其設計的原始初衷風馬牛不相及。

大家都知道，這裏的差別在於意識形態下的政治製度。以中國當前的政治體製，西方自然不願放棄其自以為是的個人幸福感覺，照著鏡子忸怩作態，自己把自己愛得差不多要昏過去了，哪裏願意為了你一個“醜陋”的麵孔，而削足適履，改變他們的遊戲規則呢？那麽要中國人改變，才可以入會，似乎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可是，如果中國人變得太慢，等到合乎這個俱樂部的入會資格時，也許俱樂部早就破產了。更何況，中國人小日子越來越紅火，可能真的不想改變其經過實踐檢驗的成功方法呢？

當然也有人士認為，為什麽中國不快點變成俱樂部要求的標準呢？其答案就是，如果中國吃了這張開出來的藥方，然後興衝衝的趕去交俱樂部申請書，可能在還沒有走到俱樂部大門口的時候，就已經病發而死在路上了。

七十六

其實明白這個道理很簡單，近的不說，看看俄羅斯的經曆，大家就知道這種以西方藥方為藍本的所謂政治改革，其實是飲酒止渴。說難聽點，隻不過是西方在新的形勢下，為大家開發出來的新型鴉片，讓你吸了毒後，毒癮大發，覺得很ｈｉｇｈ很快樂。然後等毒癮過後，你就覺得好傻好天真。

許多人會說，中國人都沒有搞過議會民主和選舉，當然不知道裏麵的好處。錯了，中國人搞過議會民主和選舉，搞到最後國家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隻是到了１９５０年，又靠著幾千萬條生命的代價，才又變成了一個雖然不富裕，但至少不被列強魚肉的國家。在中國議會民主的一幕很有趣的戲，就是１９２３年曹錕選總統。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議員們已經將自己的選票開出了價，大致是５千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的光腦袋。５千個袁大頭碰撞在一起，估計比拉斯維加斯的老虎機吐硬幣的動聽音樂更要接近天籟，夠這些人民代表天馬行空，想入非非一陣子。

可惜中途殺出個程咬金，據某家大報（如美國拿手的宣傳戰）爆料，曹三傻子剛剛用１０萬塊娶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妓女做４房姨太。這一下，整個國會炸了鍋。群情激憤，這些謙謙君子們怒火萬丈，開始討伐曹錕的惡劣。不是大家真的貪錢，隻不過發現堂堂民選的國會議員拿出來賣，還賣不過一個小婊子！而一個小婊子居然值２０個國會議員，真是斯文掃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曹錕則趕緊約見議員做工作，並公布了事件的真相是一些別有用心人士所為，其實買妓女隻是花了４萬而已。一輪輪國會議員的討價還價，唇槍舌劍，結果最終以每位議員１萬元成交，使民選的國會議員們真實的感受到了民主賦予的權利應該怎樣善加運用。最後曹錕在５９３票中以４８０票高票當選了偉大的中華民國總統。

不過回頭來看，曹錕雖然綽號叫三傻子，其實智商要比美國兩次由人民選出來的布什總統要高些，至少，曹兄是靠自己的本事在社會中出頭。也許有人又會說，那些時候的道道，今天沒人會玩。說這話的人，估計是沒有了解過印度，菲律賓，台灣，日本，韓國等地的民主選舉是怎麽玩的。其標價方法和收錢方式和中國以前的選舉基本相似。也許會有些人說，這些都是民主變形，人家北美和歐洲的就比較像樣。其實用更高明，或者是更精細來描述要更準確一些。不信的話，如果你有錢，想在美國收買官員替你效勞的話，筆者到可以教你幾手。比如說，辦什麽樣的事，要買那幾個官，每個什麽價，那種方式付款，如何拿到回收等等。這些可都是合法的啊。

並不是說議會民主一無是處，相反這裏有很多方麵值得中國學習。但是如果個個明白人都學廣東大炮孫文，對美國和西方製度一知半解，對實際操作完全一頭霧水，隻是精於讀完幾本“教會傻瓜什麽是民主”係列通俗普及教材，成日高談闊論，既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實踐，又不了解中國傳統深入民心的政治理想，盲目用西方政治理想來批評中國政治實踐。如果這些人呆在海外，自然隻是增加些噪音，呆在中國的學校裏，也隻是妖言惑眾，多騙幾個後輩而已。但如果這樣的人在中國當政，那可就是大難臨頭，則一定要起來推翻他們，免得這些江湖術士把中華民族再次拖進四分五裂，害得大家又要辛辛苦苦的再去統一中國一次。

七十七

在孫中山對美國的民權充滿向往時，超過數百萬的美國黑人還在集中營裏做奴隸。自從林肯贏得美國南北戰爭之後，法理上黑人已經成了自由人，而不再被當成奴隸，但美國憲法和其他法規並沒有把黑人當奴隸，認定為犯法的條文。於是美國南部各州自己頒布了形形色色專門針對黑人的法律，比如說黑人在任何時候必須證明自己有一份合法的工作，否則就立即抓去坐牢。在這種情形下，很多黑人就成了犯人，被南部政府合法的租給美國的大企業，如美國鋼鐵公司等等，作為變相的奴隸來用。在這些強迫的集中營裏，黑人受到的待遇是非人道的，各種類似於關塔納摩的酷刑和折磨方式層出不窮，許多在營中的黑人被沉重的勞役，得不到治療的疾病，和無休止的折磨而喪生。而美國公司在租用這些罪犯來開采礦山，修建道路時，則贏取暴利，還因此而擊退了白人工會的罷工反抗。到底多少黑人被奴役，仍然沒有總的數據，但是光在阿拉巴馬一州，至少超過20萬黑人被租出去。

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1941年，才由羅斯福政府出來幹預。當時幹預的原因是，日本帝國利用這個事件開展的宣傳攻勢很成功，使美國政府在國際上名聲掃地。另外就是，美國需要大量人力從事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和軍需生產工作。於是在珍珠港事件的第四天，美國政府立法限製出租黑奴。可以說是日本軍國分子們救了黑人一命，但就把美裔日人變成了新奴隸。當時的中國政府趁此機會，由宋美齡主導，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都有賴於日本鬼子之力。

而美國和英國放棄所有不平等法案中的在華特權，也得益於日本軍政府和汪精衛偽政府簽訂的日本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協定，迫使美國和英國不得不作出比日本軍國主義要“道德高尚”的行為來。即使是後來的黑人民權運動，如果不是蘇聯的政治攻勢，估計很難預料其結果如何。甚至在半黑奧巴馬出來選總統的今天，經曆了兩任黑人國務卿（鮑威爾和賴斯），年輕黑人男性中仍然每9個人中間就有一個在蹲打牢，而且這種局麵改善的機會基本上不存在。

所以現在有人搞笑的解釋說，美國憲法上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翻譯錯誤，應該是“所有（白人）男性創（被上帝）而平等”。女人當然不能算人，其他人種（非北歐和德國北部，英國）自然也不能算是人。如果明白這個道理，就知道美國從來倡導的都是精英政治，而非廣泛的民主政治。

本來，任何一個社會，在考慮如何維持其穩定和變化的平衡時，都必須麵對兩個考量：一是如何創造出足夠的流動性，讓窮人能通過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會中出頭；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會行為的損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這個社會就沒有了目標和公義，因為大家隨時都會對社會的財富分配不滿而要求重新洗牌，那麽任何個人的奮鬥和努力，就毫無價值，應為大家隻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國的傳統社會在這方麵做得最好。一個是兒子的平等繼承權，使中國傳統社會富不過三代。有錢人通常會多娶老婆，然後眾多的兒子分家，就難以形成一個超級大富豪。當然現在不可能這樣做了，隻能通過高遺產稅，勸人為善多捐款來解決。另一個是教育平等權和科舉製度，給予任何有誌向的窮苦人，一個奮鬥的機製。在加上對外戰爭立軍功，都給了人們一個向上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體製，通常是在這些機製中，實在沒有能力過關斬將，才會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個多次落第的秀才。


七十八

而人類社會就是要有這樣的製度，讓所有青年洪秀全不會成為中年洪秀全，使沈萬三兒子和孫子，不再是沈萬三本人。

美國人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其中一個最更本的基石是法製，隻要程序合理，不求結果公平。在美國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考慮你到底如何得來的。比如卡耐基是盤剝工人得來的，布什是販賣黑奴得來的，等等，都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們的財產，就是一個大問題。那麽你可不可以剝奪別人的財產呢？可以，隻要你合法，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國，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產，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盤上開派對，請客，進行野餐之類。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來掃你的興，阻止你以上的行為，你就可以正二八經的去法院遞交申請，要求把這塊地正式歸於你，應為你已經行使了地主的權益，而沒有人有異議。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中國，當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決的話，估計中國人立馬就會把這個法庭放火燒了。中國人重結果多於程序，重公平多於規矩，和重人情多於道理，都使法製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難度。法不責眾，和刑不上大夫，都是在數量上和質量上對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進行挑戰，表現了中國人社會中的高於法律的更高理念，則是“人民的多數認同”高於法律精神，而且“精英思維”比法律要更有真理價值。

粗聽起來似乎覺得中國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為其對“民意”的重視似乎是一個終極的社會關注。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決定天命，而天命決定誰當皇帝這樣重大的政治問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後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當權者來負責的。那麽為什麽曆史上，真正的民意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導致曆朝曆代被剝奪了天命呢？

一個指責遊戲，就是怪罪於龐大的官僚係統。天子是要與民同樂的，而且芸芸眾生也是出自內心愛戴萬歲爺的。全國人民上下同心，但是中間卻出了岔子。這房子的蓋子很棒，基礎也很紮實，可惜是中間的柱子被該死的蛀蟲挖空了，搞得國家搖搖欲墜。看來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幫人民公仆們，黑了良心，把孔老爺子的教訓吐進痰盂桶了。

這樣看來問題不在皇帝那裏，而在貪官那裏。隻要我們可以清洗貪官，這大宅子還是會高大光猛，富麗堂皇，和勃勃生機。所以說，中國的民意不是如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甚至不是選舉三裏屯屯長，而是為什麽這個傻冒屯長為啥沒有聽聽“俺”的說法。中國的民主最大的關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地方政府的誠信）。而西方選舉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在於其決定的是關於政府威信的問題，及為啥這個政府具有合法性（因為俺三裏屯人選了這幾個蛤蟆），而不是這個政府的施政合理性（為啥這些個蛤蟆晚上三點吵死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國科學院可以發明人工智能機器人，每個村子裏放一個做村長，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輸進去，然後讓機器人執行，不知中國的政府效率和行政廉潔可以提高多少？

七十九

對於這個機器人村長來說，其作為很象中國傳統的技術官僚，要求對當地的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和派別，采取一種旁觀和超然的態度。在中國的傳統製度中，這個官員必須外派並代表中央政府行管理地方的責任。但在操作實踐中，當地方勢力增長，比如中國改革三十年來由中央集權向地方分權的過度，由層層地方官員形成的強大體係，就自然削弱地方官員代表中央政府的意願，而衍生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方政府勢力。

在過去的體製中，一個來自嶺南的官員來到洪洞縣做縣太爺，第一個麵臨的問題是語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賴地方上的士紳來協助他的工作。這些士紳們通常是分成兩類人士，一是退休後，告老還鄉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級京官如尚書之流，二是取得舉人資格，在家等空缺外放。這兩類人都是當地的有頭有臉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政府的角色，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估計所有的外來縣太爺幾乎是一籌莫展。當然發揮餘熱的老爺子們以動腦張口為主，隨時可以傳一兩手絕活給動手跑腿的後生們，進行做官前的實習訓練。在某種情況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是建立在一種靈活而多變的契約關係下，根據形勢而年年調整。中國的曆史上中央政府對地方上的事務通常涉及極少，隻要錢糧（稅收）順暢，刑名（社會穩定）不亂，地方上的事務通常通過血緣聯姻的同宗會，商業上的同業會，宗教團體等非政府的社會協調組織來維持。

鐵打的江山就需要流水的兵，為了維持社會穩定，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就不能被同一幫人，或者說同一個利益集團所控製。這就要求當地的官員必須經常輪換，避免與當地勢力結成利益同盟。就算是退休的老官僚可以通過過去的門生或者同僚關係，來幹預現存官僚體係的運行，畢竟是人一走茶就涼，其影響力還是相對有限，要受到現任官員的限製。而一旦現任官員壓不住當地的地頭蛇，或者說現任官員被當地勢力控製，已經失去獨立和中立的非地方性色彩，這時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幹預，然後手持尚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的欽差大臣就開始走馬上任。而由於當地士紳的過度用權導致的社會不公，就會在擊鼓鳴鍾，攔轎喊冤的信訪製度下，通過王朝馬漢這些公正的法律衛士，黑麵老包一出場，問題就得到了暫時的解決。

這套模式在今天似乎就不再行得通了。一個主要的趨勢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作為農村的精英，不再享受原先的社會地位，而導致人往高處走的情形，其結果就是導致了人才在沿海大城市的高度集中，退休的官員也不再返鄉過田園生活，而是跟著子女住大城市，甚至飄洋過海。而在過去的朝代裏，農業稅收是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現在，由於農業稅基本免除，在農村發生的事情，已經不再受到高層的重視，隻是一旦出現大麵積的群體對抗事件，才會引起高層的關注。

其實中央政府對這個局麵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長期的不均衡發展政策，尤其是在1990年後的著重城市政策，使東西部，沿海和內地，大中城市和縣鎮村，社會發展極其不平衡，個人機會不均，導致了各類人才從這些最欠缺的地方流失，造成人才的貧富兩極化嚴重。而當前實行的政府行政製度，又非常近似於元朝忽必烈的吏員入閣製，使底層政府管治水平道德水準低劣。


八十

當年忽必烈治理中國，對政治製度進行了兩大改革。一是成立的新的行省製度，改變了過去郡縣的缺乏中間環節的體係，把金朝實行的臨時行省製度固定下來。二是鑒於宋朝官僚的重浮誇輕實幹的特點，取消了科舉取士，改用提拔能幹的吏員出任官員位置。這個製度的長處在於吏員有長期的實際政府行政管理經驗，可以處理各種當地事務，其缺點在於由於在本地工作時間長，又與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加上缺乏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教育，貪汙腐敗就不可避免了。

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政府的管理職能日益多樣化，從原先簡單的稅收和治安，推廣到公共衛生，道路交通，鄉村企業，教育扶貧等等。在政府權力擴大的同時，當地人才卻出現低素質化，顯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麽大驚小怪的事了。而這個過程中，矮子裏的將軍們，又變成了龐大官僚機構裏的冗員，本來這些地方精英應該在當地的各種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中，起領導作用，就被這個安逸的工作養懶了。

在這種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下，一個非常自然的現象，就是城市裏的工業和商業利益集團，就會以手上的資金和技術的優勢，以開發落後地區為名，來進行不公平條件競爭下，對小城市，縣鎮村實施低價的原材料，礦產，能源，土地和勞動力的剝奪，而當地的政府官員，包括外地來的代表中央（其實更是省級）政府的主管官員，又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工作重點，希望做出點成績，有助於升官，就為這一層麵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一體化，即官商勾結提供理想的溫床。

本來，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自然會牽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論是對礦山的開采，還是水庫的修建，還是新的商品房開發，必然會對各方麵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這個分大餅的過程中，既然沒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須留有一點衝突的空間。比如說貪婪的企業主，懶惰的政府公務員，和得勢不饒人的山民，都會為捍衛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在這種情勢下，政府執法部門應該置身於事外，不能輕易的變成任何一方隨意動用的私器，不能成為企業主無法同工人談判妥協，或者是政府人員失去耐心粗暴對待市民的私人保鏢力量。

執法公權力被黑勢力滲透，或者是無止境的亂用，就會形成政治，經濟和暴力的一體化，是對中國社會基礎的最大破壞。官商警力被少數人操縱，就會是地方的政府管製徹底破產，一旦事情鬧大，而當地政府無法封鎖消息的時候，非地方的武警和軍隊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員和欽差大臣就匆忙的出來救火，平定局勢。如果一旦省級權威失效，大概中國傳統的哥老會和紅槍會就會應運而生。

如何解決這個困局呢？其實並不難，第一點是削減地方的警力，嚴格限製警察力量被用來解決民事糾紛。把地方的治安權重新給予地方聯防，由地方自己財政解決警察薪水問題。如果鄉政府不能再粗暴的運用警力來麵對刁民，看你還敢不敢不和群眾打成一片？

第二點是大幅度削減政府行政工作職位，把大多數冗員趕進社會，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讓地方上的能人們可以自己出頭，形成各種可以由其人際關係，靠其三寸不爛之舌可以協調各方利益的人士出來發揮影響力。第三點，以經濟鼓勵大城市的年輕人向中小城市搬遷，對中國的中西部進行稅收優惠，提高政府的公務員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