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雲飛羽
它山之石助思辯
大國遊戲（連載）第一篇
此情更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
--【唐】李商隱
一
二零零八年，對未來的曆史學家而言，一定是一個具有分水嶺的年份。
這一年，代表著一個全新的國際次序開始逐漸現雛形，全球的大國和準大國們都在這一年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重新洗牌，省視自己在爾虞我詐的國際叢林中合縱連橫的策略，辨清這當前的一刻，誰是盟友，誰是敵人。
也是在這一年，四百年的西方對世界的統治地位開始衰落，世界重心開始向東亞轉移，完成了其曆史性的由東至西的漂移，從東亞，到西歐，到北美，再回到東亞的循環。
這一年處在這一曆史大轉變的數個大國和國家集團都發生了潛移默化的重大變更，為未來的國際社會和全球體係鋪下另一輪明爭暗鬥的伏筆。
其實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已經在去年發生：在去年，世界第一經濟強權美國已經不再是全球經濟的發動機。這一地位已經被古老而新興的中國取代。以前隻要美國打噴嚏，全世界就要重感冒的情形已成了昨日之黃花。凡是經濟上極度依賴中國的國家，就不需要喝感冒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前的世界經濟不再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是一方麵美國聯儲局擔憂美國經濟長期衰退，對銀行利率一減再減；但中國央行擔憂中國經濟長期過熱，對銀行利率一加再加。美國領導人聽到經濟衰退的警告，象是救護車的警笛那樣刺耳，但這些警告在中國領導人的耳裏，卻美妙如天籟，慶幸美國的衰退會將中國經濟冷卻到可以接受的9%水平。
隻不過人們會更記得今年，經濟數字比起新聞事件來說，很難在普通人的記憶中留下太深的印記。而今年的全球事件，卻會讓未來的曆史學家和分析家們記憶猶新。
二
我們可以回過頭去看一看上一次國際次序的變化。
那是發生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強權英帝國和法帝國在與納粹德國的苦戰中，勢力衰落，但仍然想保住自己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和在全球的影響力，以求重新崛起。
當時的國際情形是美國經濟獨大，蘇聯軍事強悍，世界強權兩級化開始顯現。美國在1953年，通過中央情報局策劃了伊朗政變，推翻了民主獨立的伊朗政府，扶持美國傀儡的巴列維國王，從而取代了英國在二戰前的統治地位。加上對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控製，已經在戰略重地—世界經濟能源倉庫中東形成三把鉗子的姿勢，控製住分散和不團結的阿拉伯人。
蘇聯想伸一足進來，就利用以巴衝突，由衛星國捷克向埃及提供可以和以色列先進武器抗衡的蘇製武器。於是美國和西歐停止向埃及的阿斯溫大壩提供貸款，引起埃及總統納塞爾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以其過路費收入來保證大壩資金。
英法兩國以此為借口，聯絡以色列，對埃及展開軍事入侵，並占領了蘇伊士運河區。但是，當時英法兩國還未從二戰的廢墟上恢複，經濟上無力支持這場戰爭。於是兩國向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申請援助。這一要求立即受到美國的要挾，以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運河區和英法軍隊退出作為經濟援助的先決條件。經過痛苦的煎熬，英法不得不退兵，從此將中東完全交給了美國統治。
這一事件標誌著英國和法國作為世界霸權的徹底終結。英國本來在1948年結束對巴勒斯坦的管轄權，讓以色列獨立之後，還控製著埃及。但是1951年，埃及發生革命，納塞爾上台，推翻國王體製，建立共和國。本來美國先是支持英法的行動，但是在最後變卦，在聯合國通過停火協議，被常任理事國英法否決後，又通過聯合國大會運作，最終逼迫英法退兵。在英國勢力受此打擊之後，伊拉克的一幫軍官在納塞爾的激勵下，發動政變，推翻國王，也成立了共和國。
英國的埃登政府因此一事件而倒台。之後的英國人明白了一個道理：誰是這個世界的真正老板。從此後英國外交政策將以美國馬首為瞻，亦趨亦行，直到今天的伊拉克戰爭，都是如此。而法國就走上與美國分道揚鑣之路。先是開始和德國（當時的西德）和好，為最終的歐盟成立，建立基礎。當然，法國人從來都是比英國人慢幾拍，直到後來的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獨立，才讓他們真正明白大勢已去。
三
這之後，美國就成了世界的主導力量。也許有人認為一個大國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必須在各方麵都是出類拔萃，其實並不盡然。當時的美國在經濟上確實是世界超強，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發了軍火財，又沒有在戰爭中受太大損失。除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和殖民地菲律賓被戰火洗禮，美國本土絲毫無損。雖然在戰爭中人員傷亡大，但比起所有的其他國家，還是算是比較小。但是軍事上卻不占優勢，在朝鮮戰爭中，被新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了個下馬威。在歐洲，美國軍力同樣比蘇聯要弱，需要通過核威懾來抗衡蘇聯強大的陸軍。在外交上，除了傀儡中華民國和新收編的英國外，影響力和蘇聯是半斤八兩。在文化上，美國就更是要稍遜一籌。當多民族的聯邦蘇聯產生出非俄羅斯族的格魯吉亞人斯大林在1932年成為最高統帥時，美國的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才3歲，差不多30年後才可以為深受種族迫害的黑人民眾爭取基本的權利並很快喪命。也許在70餘年後的今天才可能出現第一位有一半黑人血統的奧巴馬成為美國下一任總統。
通常來說，一個大國的影響力在於三個方麵：
一是恐嚇力。我軍事實力強，你不聽我的，就打你個鼻青臉腫。或者是我掌握世界金融和經濟命脈，對你實施經濟製裁，讓你有了上頓沒了下頓。或者是我朋友哥兒們遍天下，一起罵你個狗血噴頭。
二是收買力。和我站一邊，你有好處分。幫我幹一件事，你會得到更好的報酬。總之，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為利益而行，每個國家都是如此。
三是親和力。我的行為讓你佩服，你心甘情願的和我套近乎。當然，如果套完近乎後，又可以有利益分的話，當然是錦上添花。有人認為這種親和力跟文化價值一樣的話，就是大錯特錯。現在西方的一些人，成日以為自己掌握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具有國際輿論的話事權和道德仲裁人的身份，就可以在世界上有親和力，其實是一種意淫的想法。對一些小國家和曾被人殖民和欺負的人民而言，一個大國對他們尊重，平起平坐和不要教訓他們，可能會有更強的親和力。
而美國的強大主要在於其收買力。通過開放國內市場，使很多國家發了財，不僅包括北約圈子裏的歐洲國家，還包括了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
四
當然，美國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兩個方麵的強大挑戰：
一是蘇聯的軍事挑戰，二是日本的經濟挑戰。
蘇聯的軍事挑戰主要是以冷戰的方式進行。唯一的一次熱戰的機會是古巴導彈危機。其實在兩強的對抗當中，持續的冷戰和軍備競賽對經濟實力較弱的蘇聯肯定不利，因為軍力強大的蘇聯在戰場上取勝的機會要大得多。當然，如果能夠讓對方陷於戰爭泥坑，自己可以在旁邊四兩撥千斤，那就是最佳選擇。所以說美國入侵越南和蘇聯入侵阿富汗，都是大敗筆。但是，在新的武器係統下，當雙方都具有完全毀滅對方的核子武器，而又沒有保障自己不被毀滅的導彈防禦係統，熱戰的機會又比較小，因為總是可以通過犧牲自己的馬前卒—附庸各國的利益而達到平衡。
這一軍事挑戰最後以戈巴喬夫盲動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和政治開放（Glasnost）帶來的蘇聯解體而告結束。當然中蘇分裂和中美友好都削弱了蘇聯的實力，但是隻靠軍事一條腿，而沒有強大的經濟，蘇聯的勝算本來就不大。
蘇聯的麻煩始於1979年對阿富汗的入侵。其實經過成本昂貴的軍備競賽，蘇聯和美國雙方的經濟資源都消耗很大。在蘇聯這之後十年在阿富汗浪費軍力和經濟資源的同時，衰退的美國開始麵臨來自日本的經濟強大挑戰。美國的汽車工業，電子工業和機械工業，都在日本的競爭下，處於劣勢。日本人挾高企的樓市和股市，凶猛的出口工業，和變成巨無霸的各家銀行，以一個超級暴發戶的姿態，在美國展開購物狂潮，將美國地產的標誌—如紐約的洛克菲勒大廈，加州的帕博海灘高爾夫球場，以及好萊塢的電影和唱片公司，一掃而空，在美國民間，掀起強烈的反日浪潮。
但是，日本對美國的挑戰無法帶來真正的威脅，因為日本在現實上還是美國的殖民地。一旦美國在蘇聯陷於阿富汗泥坑後，鬆出一口氣，立即逼迫日本在對其最為關鍵的外匯兌換率上做出讓步。在1985年的普拉紮協定後，西方各大央行對日元實行幹預，讓日本為美國經濟衰退買單，使美國的赤字從ＧＤＰ的３.５％降了下來。在短短兩年之間，美元對日元兌換率降了一半以上，日本的經濟實力按美元計，幾乎接近美國。而由於快速的貨幣增長，導致日本和國際遊資強進日本的股市和樓市，造成固定資產的泡沫化。在最高點時，日本東京皇室３.４１平方公裏的地皮，居然比美國整個加州的土地總和還要貴。最高價的銀座，更是賣到１百五十萬美金一平方米。不明就裏的日本人民族自尊心高漲，覺得自己可以和美國叫叫勁。於是有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的創始人之一盛田昭夫，出書【日本可以說不】，對美國的權威進行挑戰。
五
在【日本可以說不】一書中，兩位趾高氣揚的作者認為日本應該從商業到外交上都要擺脫美國的控製，尋求獨立的國際地位。這本書並不是一本深思熟慮的研究成果，而隻是兩位作者平時作的演講的講稿集。
石原慎太郎的主要觀點是，日本在高科技上，尤其是半導體方麵要比美國優越，因此在與美國打交道時，日本要強硬點，不要老是卑躬屈膝。日本應該用高科技作為一個籌碼和美國討價還價，不惜和蘇聯作交換，迫使美國讓步。他認為日本應該換掉不會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官，讓在商場上打得美國人落花流水的日本企業家參與貿易談判。他還主張日本結束與美國的安保條約而由日本自衛隊保護自己，可以少花錢（美國在日本的軍事費用由日本政府出）多實效（對美國軍隊的效率懷疑），並且結束日本對美國的依賴。
石原慎太郎還認為美國和基督教傳教士實行文化帝國主義，每到一處，就毀滅當地文化，代之以西方文化。並表示美國人充滿白人優越感，自以為現在西方統治世界就不可一世，將來會為此付出代價。有趣的是，他用一種日本人的優越感來攻擊美國人的優越感，認為日本工人的教育程度高，競爭力強，而美國工人水平低，產品質量所以差。甚至日本以前的殖民地如台灣和南韓經濟高速增長，而美國以前的殖民地如菲律賓充滿問題。
當然石原忘記了台灣和南韓，包括日本都是重視教育和提倡勤勞吃苦的中國儒家文化，而菲律賓不是。隻不過從他的看法裏，可以看出作為一個黃種人和亞洲人對白人世界和歐美人趾高氣揚的一種反感。
而盛田昭夫就有些不同。因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並在紐約住過，所以他對美國企業界的看法還是比較中肯。比如說他覺得：
－美國商界太熱衷於合並和並購這類金錢遊戲，而不重視真正的產品創新和製造能力；
－美國企業太重視於短期利潤，為此而犧牲長期的企業整體生存，比如將製造業移到海外；
－美國公司高層收入太高，對公司傷害大；
－日本公司的員工來自於人際關係緊密的社區，所以總的生產效果要比美國好；
－美國公司在基礎研究上比日本強，但是在產品發展的市場推廣上比日本弱。
他還提出一些如何提高日本國際形象和地位的建議，也許對今天的中國都有參考意義：
－反日情緒主要在於日本企業在海外沒有和本地人交往而成為本地社會的一分子；
－日本人需要更多的接受西方文化和語言，便於在和美國人打交道時不會被誤解；
－美國對日本的輕視對美國和世界經濟不利；
－日本需要自覺自己世界領袖的角色，做好支持世界經濟應盡的責任；
－日本必須幫助亞洲發展而確立起地區經濟的領導地位；
－日本需要提供更多的海外援助以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領袖。
六
這兩位日本精英其實代表了日本兩種不同的民間情緒。一種是對日本自身國際和地區角色的反思，希望回歸本身的東方文化，不惜與美國的對抗而達到國家人格的獨立；另一種是加強向西方的靠攏，希望在西方為主的體係中擔當更大的領導角色。
筆者本人在１９８８年，也聽到日本戰略界學者認為美國衰退和中國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日本幫助美國的話，可以把美國的強權延長５０年。如果日本幫助中國的話，可以使中國的崛起提前５０年。而當時的我，認為中國崛起的時間就是５０年內的事。看來日本學界當時對美國和日本實力的估計過高，而對中國實力的估計過低。
當然石原們忘了一個殘酷的事實，日本就算是一個經濟大國，但是沒有強大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實力，正如蘇聯的一條腿一樣，是沒有資格和美國叫板的。結果是到了１９８９年底，日本的樓市和股市泡沫爆破，從此日本走進經濟蕭條中，一直到了近二十年的今天，仍然沒有從穀底中走出來。也許石原慎太郎今天開始親中，是看到日本是沒有資格對美國說不，隻有中國才可以這樣做。
就在日本威脅消除的同年，蘇聯黯然的從阿富汗撤軍，並在短短兩年後，煙消雲散。從１９９１年開始，美國開始了一個短暫而意氣風發的一支獨秀的唯一世界超強的時代。那時候，美國軍事實力打遍天下無敵手，將不老實而蠢動的伊拉克變成了展示美國高科技武器的實戰表演，為美國軍火商贏得商機。俄羅斯在美國不懷好意的哈佛休克專家的折騰下，幾乎破產。中國老邁的鄧小平艱難的進行９２年的南巡，為停滯不前的經濟改革竭盡全力。然後交代中國的年青一代領導人要學會韜光養晦，臥薪嚐膽。美國的經濟也在日本的崩潰下，恢複生機，開始了以互聯網商業化帶動的創新浪潮。而美國代表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模式在全球風行，無堅不摧，導致了多國的顏色革命。
而在這一階段，中國開始成為美國的潛在對手。於是，有幾位學者仿照日本寫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的書，對中國一代知識分子太熱衷於西方價值提出批評。當然和日本學者不同的是，中國說不的資格並不是簡單的由幾個學者可以決定的，而是由當年在朝鮮戰場上浴血奮戰的中國軍隊的普通士兵用生命贏來的。與日本不同的是，他們想說不，但卻沒有這個實力。而中國有說不的能力，但沒有做這個選擇。
其實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如日本，軍事實力不如俄羅斯，於是中國選擇了在政治和外交上，避免與美國對抗。盡一切可能廣交朋友，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七
其實那幾位年輕學者的強烈反美情緒主要是對８０年代末，中國知識界的強烈崇美情緒的一種非理性的反彈。這種反彈不僅存在在中國，也存在在世界許多國家的知識精英基層。那些出身權貴，有機會去美國大學深造，對美國價值和美國極其推崇，然後回到自己的國家，又可以當政。突然發覺和美國外交官，政府官員，企業大亨等等，打交道時充滿屈辱，被傲慢和無禮的對待。然後，明白了一個道理：美國和以前的強權一樣，都是帝國主義！
不要以為中國人罵美國為帝國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據說當年親美的蔣介石，娶了個完全美國化的宋美齡為妻，還被徹底改造成了個基督徒，對美國的民主自由充滿仰慕之情。結果在史迪威事件後，大罵道：娘希皮，美國也是個帝國主義。
一個超級大國，又缺乏文化底蘊，很難不會成為驕橫跋扈，趾高氣揚的暴發戶。雖然，美國前總統泰迪羅斯福曾引用西非俗語“手持大棒，說話溫和”來描繪美國外交政策，但大多數執行的小暴發戶們，通常會是“手執大棒，惡語相向”。
基本上，全世界的任何反美情緒都是對美國全球外交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對美國本身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的鄙視。處於那個時代的中國政府官員和中國知識精英們本來帶著一種謙虛的態度，努力向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體係進行全麵的學習，渴望走出從前的閉關自守的孤立狀態，成為國際體係的一員。但是冷戰的結束，立即為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增加不明朗因素。
以１９９１年為分水嶺，開始了美國一霸天下的短暫時代。而在這個時代的來臨，必須有人為美國的勇武出場而祭旗。那個倒黴蛋就是伊拉克強人胡賽因。
本來美國的中東政策是抓住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把財多身子弱的阿拉伯人按住，保證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絕對權威。但是，天有不測之風雲，１９７９年，伊朗革命成功，推翻了美國傀儡巴利維國王，並扣住美國外交官為人質（１９５３年政變就是有美國大使館策劃），一舉打破美國的現有戰略布局。於是美國轉而支持伊拉克，希望由伊拉克來削弱伊朗的勢力。結果胡賽因以領土爭端為由，挑起了長達十年的兩伊戰爭，對自己的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害。於是伊拉克轉而想用武力收回１９６２年在英國保護下獨立的科威特，給美國一展雄風，忘掉越戰失敗的夢魘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八
以當時美國的強大軍力和廣泛的同盟，可以想象戰爭的結局。
當然，美國軍隊在高科技的戰爭理念和武器裝備下，其指揮係統，各兵種協作，投放能力，戰地信息交換，導彈精度等等，都令世界耳目一新，佩服得五體投地。而其他國家的軍隊，如俄羅斯和中國，都是手心裏捏把汗，自認為和美國軍事能力一比，當甘拜下風，開始有了“落後就要挨打”的焦慮。
而美國在伊拉克的出手，也改變了其戰略行為。從通過軍事威懾，而由代理人出手的方式，改變為親自動手的方式。軍事打擊伊拉克，再加上駐軍沙特阿拉伯，引發了伊斯蘭極端勢力開始以美國為敵的軍事恐怖活動，最終導致了９１１事件和美國在伊拉克的深陷泥坑，為美國獨大的時代終結埋下伏筆。
就在美國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其在東亞的軍事布局卻受到一個重創。菲律賓國會拒絕同美國續約，從而把美軍趕出了蘇比克海軍基地，使美國對中國封鎖的第一島鏈完全中斷。這一事件，不光給了中國海軍南下南沙群島，監視馬六甲海峽提供了生存空間，也為印度海軍在印度洋的擴張減輕了壓力。
本來美國的第一島鏈，其北段從阿拉斯加，經阿留申群島，到日本本土和韓國，在到衝繩，把俄羅斯的東麵和中國的北部海岸線堵得嚴嚴實實，但其南段卻因為中國的主權問題，美軍不得不撤出台灣，已經被從中間切斷。這次在菲律賓的撤退，簡直就使整個軍事布局形同虛設。
而美國的對應策略是，先是與新加坡簽訂協議，在樟宜建立一個深水港，為美國軍艦提供停泊，補給和維修服務。另外，美國試圖通過不間斷的聯合軍事演習和９１１後的反恐合作，不斷的在菲律賓保持軍事存在，並通過在帕拉萬島和馬來西亞的博爾尼島增加對南中國海的圍堵。當然，這些行動都是２０００年之後的事。
九
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１９９２年後，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基本的變化。
但是在亞洲實力均衡變化的同時，蘇聯的解體令歐洲國家迫切渴望填補這一新的實力空間，於是在二月份簽署了馬斯卻齊條約，正式宣告歐洲聯盟的成立。同時巴爾幹半島上南斯拉夫聯盟分裂，開始了數年的民族戰爭。
當時的中國正確的了解到國內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是最重要的國策，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因此不光無力也無心在世界事務上挑戰美國的霸權，而且還采取了與美國合作的態度，於三月份簽署了防核擴散條約。
對美國來說，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廉價的勞動力和投資機會，當然不會輕易放棄。但是中國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機構和大國的潛力，又令他們擔心。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美國國內對中國政策的爭論，而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根據他們不同的商業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對華外交政策的兩大陣營。
一是交往政策（Engagement）。這一政策主要是通過與中國的更多交往，來確定美國在中國的發展中獲得最大的商業利益，並在這一過程中，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按照美國設計的方向轉變。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美國的企業界從中獲利，而中國又會在美國的影響和壓力下轉變，成為一個美國可以利用的力量，就象經濟發達但政治，軍事和外交上完全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國。這一政策要求對中國的經濟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例如外國資金在中國金融等關鍵行業的比重。但要削弱中國的國家能力，甚至不惜鼓勵中國內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國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一是圍堵政策（Containment）。這一政策主要是通過對中國進行圍堵，來確定在中國的發展中，不會對美國的強權在任何方麵形成挑戰。這個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加強美國的軍事預算，使美國的軍事力量對中國具有決定性的優勢，然後在中國的周邊國家建立起軍事同盟，對中國的經濟生命線完全控製。在輿論上妖魔化中國，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通過對中國的威懾，比如對中國分裂力量的支持，來迫使中國在經濟利益上做出讓步。
這兩個政策本身都有其不可解決的悖論。主要問題是隻是考慮到自己一方的雙邊關係的欲取欲求，而不考慮到對方的利益和意願，而缺乏雙邊良性互動。中國則以鄧小平的“十六字口訣”為基點，盡量采取低姿態和少露麵的方法，除了牽涉到中國的關鍵利益之外，在其他無足輕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為貴，以讓位主，為中國的發展爭取難得的外部環境。
這種不平等的互動，其實為未來的雙邊關係埋下不穩定因素。當美國在經濟上與中國更加密切，獲利非淺的時候，其他意識形態的目標就變得無足輕重，而成了空口白話。當中國經濟對美國和世界影響越來越大，對中國施加壓力的能力就越來越小。而中國在應對壓力上也進行了策略上的調整，在人權問題上提出生存權的觀念，使美國企業完全退出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並使美國政府不再把人權作為中美關係的最優先考量。至於令美國國防工業收益最大的圍堵政策，同樣麵臨困境，因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且中國周邊的國家對圍堵中國的提議並不是很有興趣。
其結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國轉變成美國傀儡，圍堵隻會令中國變成美國強敵。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埋頭苦幹和小心翼翼，國力變得越來越強，使美國影響中國的能力越來越弱。
十
幾個主要的事件決定了中美關係以及中國和西方關係的複雜性。
1993年，西方國家試圖在維也納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推行其“人權大於主權”的理念，以此徹底顛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聯合國憲章中尊重會員國領土和主權完整基礎的國際次序。本來在這一原則下，任何國家隻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可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入侵。當然這個世界仍然是大國橫行，但最起碼在聯合國憲章下，受到一些限製，對弱小國家具有保護作用。一旦“人權大於主權”這一“人權帝國主義”成為國際法，所有大國都會以此為借口，對弱小國家利用借口，進行武裝侵略，把這個世界重新帶回炮艦政策下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而大國如美國或者中國，小國家卻沒有本事去幹涉其主權。可想而知，這一政治企圖遭到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抵製。
同年為報複中國在維也納會議上的領導作用，西方挫敗了北京申請2000年奧運會的努力，顯示了西方的政治實力和對中國的不滿。
1994年，聲稱要對中國強硬的克林頓，在亞洲各國和美國商界的壓力下，宣布中國最惠國待遇同人權脫鉤，開始了美國政府對意識形態作為外交手段的退卻。但同時，克林頓建議美國國會大幅度增加對中央情報局的代理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撥款，並創立了以美國政府操縱的非政府組織，在全世界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要點上，以民間組織的名義，通過支持目標國反對派力量，以非軍事手段的方式，開展利於美國的顏色革命。
1995年，美國允許台灣的李登輝訪問美國，使中美關係跌入穀底，增加了台灣關係的不穩定因素。
1996年，然後以台灣選舉為契機，開始了中國和美國雙方在台灣海域裏的軍事對抗，並引發了中美為台灣而戰，可能會引發局部核戰爭的推論。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使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大幅度加強。同年，以美國風險家索羅斯領頭的西方金融資本在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合謀下，對金融政策失誤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發動了經濟掠奪戰。而中國以全國之力為後盾，在香港擊退西方風險基金，並通過人民幣不貶值，穩定了亞洲經濟，使受重創各國能夠苟延殘喘，從此確定了中國在東南亞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軍在南斯拉夫“誤炸”中國大使館，給了中國一個下馬威。這一事件刺激了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進程加速，以及明白了美國（至少在國防工業和軍界）開始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轉變。
而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後，變成了一峰三轉的局麵。
隨著小布什的入主白宮，美國極端激進的新保守派當權，形成了布什早期對華強硬的態度。然後，隨著本拉登的聖戰死士們，將劫持的民航客機撞人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和華盛頓的五角大樓，美國的首號敵人變成了中東的伊斯蘭原教旨恐怖分子，使中國從美國的敵人雷達中暫時消失。
接著，美國以其一霸獨大的超強實力對中東進行美國民主改造，陷入伊拉克戰爭，使中國在世界各地的權力真空中站穩腳跟。等待華盛頓的戰略家們，再次回顧中國時，已經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望洋興歎，不得不調整其全球戰略，希望能夠在東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四麵出擊，而抵消中國日漸增長的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