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斯歲月

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透進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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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閱讀:無題有感

(2024-10-19 09:54:57) 下一個

阿壟是七月派詩人,我知道他是因為讀他1939年寫的《南京》。他1937年從南京的陸軍中央軍官學校畢業,通俗地講他是黃埔十期生。對,黃埔。黃埔軍校1924年成立,27年遷往南京。抗戰遷成都、49年遷台灣,現在仍招生。

國軍的軍官學校建在解放路上,我小時候裏麵是共軍的南京軍事學院,最出名的校友是《亮劍》的李雲龍。現在你是找不到解放路的,它改名字成了黃埔路。軍事學院在八十年代搬去北京,現在裏麵是共軍的東戰區司令部。

阿壟念國軍的軍校,畢業後參加淞滬會戰負傷,被送去後方醫院。在武漢,他遇見命中之人胡風,難講是貴還是煞。入軍校前他在上海念書,是個文青,作品投稿給社址在法租界的《七月》期刊。結識期刊老板胡風後,長話短說,1939年他前往延安。長話再短說,他奉命潛回國軍做情報工作。到了1955年,他以胡風集團骨幹分子、國民黨特務、反動軍官的三重身份鋃鐺入獄,獲刑12年。1967年刑滿釋放的前兩個月,他死在獄中。

阿壟有一首詩,從前抄成一箋夾在筆記裏,今天翻筆記,一片秋葉似的掉了下來。

《無題》
不要踏著露水——
因為有過人夜哭。 ……
哦,我底人啊,我記得極清楚,
在白魚燭光裏為你讀過《雅歌》。
但是不要這樣為我禱告,不要!
我無罪,我會赤裸著你這身體去見上帝。 ……
但是不要計算星和星間的空間吧
不要用光年;用萬有引力,用相照的光。
要開做一枝白色花——
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

他沒有因為偷送情報坐過國民黨的牢。他曾收到一封匿名信,裏麵寫著“你幹的好事,當心揭露你的真麵目”。寫信的人想阻止他,並沒有告發,是念同袍之誼吧。他坐共產黨的牢,罪名竟然出自他遞送的情報。同黨人置他於死地,絕無念戰友之情。

《無題》寫於1944年,那個“我們”不是胡風反黨集團,卻一語成讖。有伏契克的先例,我現在怕了省略號,不清楚是當年阿壟自己點的,還是編輯在胡風平反以後為他刪去了什麽。倒也不至於尋他原版的詩集,權作一箋殘詩好了,就當是一片落葉,一塊出土的瓷片,拾到便是幸運了。

詩明顯有宗教的超驗性,可是沒有任何資料表示阿壟是基督徒或者慕道友。他在西安寫作《南京》,當時他剛從延安出來。他的筆卻還是國軍的筆,沒有蘸共軍的墨水。秋雨季中重讀《無題》,默默地想,他的信仰裏都有哪一些成份,究竟?

夏天在布拉格猶太區的博物館裏有意識地拍攝了許多展品,祭器、祭司的行頭,袍子,佩戴的叮叮掛掛的東東。還有會堂內部的樣貌,祭壇、彩繪玻璃的用色、廊柱的裝飾紋樣,等等。準備了秋天重讀一遍《利末記》。找出舊筆記本,詩箋就這麽掉了出來。從前讀它完全是趨神的,此番重讀感覺不完全是。

要開做一枝白色花——
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

注意他宣告詞中的無罪,和基督教義是背離的。他沒有在向審胡風案的法庭宣告嗬,時間否認了這一點。那麽他是在潛伏的生涯中想像著向國民黨的法庭宣告嗎?我一個人的單獨設問罷了。無法確定,亦或純粹是指末日審判。假如是前者,感歎他預想到被捕,但他沒有想到被自己人逮捕了。

最近在玩味“黨”和“黨”字。簡體字看似是正解,槍頭一致對外,黨內是兄弟。繁體字像是老神在在的吸髓知味,黨之外殼罩住的偏偏是一個黑字。玩笑話了,秋風落葉,還是讀《利末記》吧。

 

=======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07月09日)的分隔線 ============+

阿壟的被陷罪讀來觸目驚心。周刊文章使用了大量的雙引號,表明是原話。那麽,消息來源是什麽,可靠嗎?追索到劉子超引用了一個叫王友群的人的文章,是整段照抄。網路如江湖道,道路中聽聞王友群從前是尉健行的撰稿人,查網才知道後者何許人也,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武俠世界距離我不是明日,是今日就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文章提到一件事勾起童年記憶,為了學校組織看過不止一遍的電影《南征北戰》錄一筆:

盡管另有指定的地下聯絡員,阿壟數次透過胡風傳遞情報。譬如全殲張靈甫74軍的那一次,他把國民黨在沂蒙山區的作戰計劃送給胡風,胡風再交廖仲愷的女兒廖夢醒傳遞出去。廖夢醒是1931年入黨的地下黨員。這共軍真是太厲害了。宋慶齡知道自己的秘書是共產黨嗎?

接下來是周刊記者劉子超《阿壟:我可以被壓碎,但絕不可能被壓服》的節選-----:

一封私信在對胡風和阿壟的定性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46年7月15日,阿壟曾以隱語寫信給胡風:“至於大局,這裏一切充滿了樂觀,那麽,也告訴你樂觀一下。三個月可以擊破主力,一年肅清。曾經召集了一個獨立營長以上的會,訓話,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為鼓舞。同時,這裏的機械部隊空運濟南,反戰車部隊空運歸綏。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毛澤東得到這封信後,致信中宣部長陸定一:“我以為應當借此機會,做一點文章進去。”

兩天後,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編者按指出:“阿壟在致胡風的一封信裏,對蔣介石在1946年7月開始的在全國範圍發動的反革命內戰‘充滿了樂觀’;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三個月可以擊破’,‘一年肅清’……阿壟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膿’,認為‘總要排出’,並認為進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須堅決徹底,‘一不做二不休’!”

據此,毛澤東寫道:“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係,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胡風在交代材料中曾對此作過詳細解釋:“當時是在和談和軍事調解期間,但蔣介石在瘋狂地暗地裏準備發動內戰。阿壟在陸軍大學,有些同學在軍界做事,知道了信裏所說的情況,就急於告訴了我。為了防止信被檢查,所以用了偽裝的口氣,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嚴肅的戰鬥的心情的。”

實際上,早在辦案初期公安部門就已完全搞清了阿壟的無辜和他對革命的貢獻,周恩來也對把阿壟定為“反動軍官”、“國民黨特務”提出了異議,但既然最高領導早已定下了調子,阿壟的命運最終便未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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