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154)
2015 (47)
2016 (67)
2017 (115)
2018 (85)
2019 (93)
2020 (173)
2021 (141)
2022 (166)
2023 (174)
昨天晚上在諾貝爾醫學獎公布之前，我寫下這則朋友圈：
“二戰之後的諾貝爾獎大約60%給美國人，在美國學術界晚上被電話吵醒是很熱門的話題，尤其被那些瑞典口音的英語“打擾”。美國東海岸還好些，公布時是清晨5點多，除東岸的美國其他州都是深夜，加州最慘深夜兩點多。看CRISPR是否會包括張鋒，他離原創差那麽一點點，也可以授獎。聖路易斯華大教授Jeffrey Gordon則正好相反，隻要諾貝爾委員會涉及腸道菌群的生物功能，就應該包括Gordon[呲牙][強][玫瑰]”
如果上述的可能性低，我再寫了一則：
“還有可能就是授予耶魯教授Arthur Horwich，關於蛋白質折疊機製。[強][握手][凋謝]”
現在公布都沒有包括上麵的預測，不過別說得太早，因為還有大量授給生物領域的諾貝爾化學獎沒有公布。
今年醫學獎授予發現機體對低氧狀態的反應機製，屬於機體的應激反應的一種。我們經常見到的缺血與回灌注（I/R）就是這種狀況，然後是補體等炎症因子的迅速活化，造成組織損傷。確實值得獲獎，但是比我上麵提到的發現更基本而影響深遠？不見得。況且諾貝爾委員會拷貝了2016年的拉斯卡獎，諾貝爾獎成為光榮的Copycat。沒有辦法，瑞典卡羅琳斯卡研究院的評委必須依賴由傑出美國科學家們組成的Lasker Jury。
在某種程度上這次是對醫生科學家的獎勵，三位獲獎者分別是腎病學家、血液病學家和腫瘤學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全日製做實驗研究。另一個特點是，今年的獲獎者都是在名牌大學畢業或受訓的，也工作在世界一流的學府。霍普金斯教授Semenza是哈佛本科和賓大醫學院，在Duke做的兒科臨床訓練；哈佛教授Bill Kaelin則是本科和醫學院全在杜克讀的, 然後去的哈佛。這次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教育都與Duke相關，讓杜克以後吹牛為南方的哈佛底氣更足了些。看來美國不斷喊狼來的日益式微的Physician Scientist（醫師科學家）的培養體係，仍然擁有春天。雖然人數不多，但是人材濟濟。英國獲獎的牛津教授則畢業於劍橋，他還被女王Knighted了。
在諾貝爾委員會的評語中出現了中國人的名字：G. L. Wang。在群裏有人透露是華裔科學家王廣良，他作為第一作者的JBC和PNAS論文奠定了Gregg Semenza的諾貝爾獎。
王廣良擁有如此傑出的貢獻還是離開了學術界，至少從他的留言看，讓人唏噓。如果換成任何種族，他都有可能在聖路易斯華大這級別的大學當教授。從這個事情我們可以看出，華裔科學家在美國沒有網絡的事實，Gregg Semenza現在講座或寫文章把王廣良的照片放中間有什麽用？王廣良當年找教授位置時Semenza幫了多少？是否到係主任辦公室說：“Well, you get to hire him!”。
這讓我想到複旦校友Yiying Zhang，Jeffrey Friedman靠她克隆的Leptin譽滿天下，包括拉斯卡獎。Friedman關心了Yiying的前程多少？如果Yiying是猶太人，命運肯定比現在要好得多。中國人在美國學術界應該逐步形成Clouds, 別指望別人了，我們自己應該相互幫助。這也是為什麽華大的一個微信群，群名改了很多次，但是我始終堅持“互動群”不能變。
王廣良應該是在Semenza實驗室做的博士後，他若獨立也會做HIF的課題，如果持續成功，這次諾貝爾獎他就會和Semenza分享。可能會包括哈佛的Bill Kaelin, 但是不會給英國人Ratcliffe。師生同獲諾貝爾獎的事例很多，像端粒酶、癌基因、嗅覺基因和單克隆抗體都是。但是前提是學生或博後必須在學術界，並且與前導師的關係良好，這兩者都不能缺。據說王廣良與導師的關係很好，從Semenza在接受采訪的視頻中看，他似乎也是個nice guy。王廣良如果當時是博士生，獨立後繼續做博士生的原課題會難些。但是Carol Greider發現端粒酶的時候還是伯克利的學生，獨立後重回該領域，最終與前導師Elizabeth Blackburn分享了諾貝爾獎。
大家可讀諾貝爾委員會的Citations, 最核心的蛋白或基因HIF和VHL都是美國人發現的，包括華裔科學家王廣良。如果不算EPO基因，英國的被封爵士的Ratcliffe是很晚才加入證明VHL能夠調節HIF的功能。英國動手是很晚的事，1999做出相關的東西，HIF被發現是九十年代初，1995年被成功純化和克隆。我印象中調節HIF功能的因素很多，包括一些Cytokines, 所以這諾貝爾最原始的貢獻是美國人。
從Yiying Zhang和王廣良的事例，我們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後那代留美學人的貢獻。當時的條件遠沒有現在好，很多人英語都說不好。雖然問鼎的機會不多，但是已經有些諾貝爾獎或拉斯卡獎的工作是靠他們的雙手做出來的。這代人留下些遺憾，他們的後代在美國的前途定會更加寬廣。
中國的科學史學家是應該記住他（她）們的名字的。在這點上應該向日本人學習，日本科學史學者經過不懈地論證、演說和著述等各種努力，將抗體的發現權公正地歸日本旅德科學家北裏與德國科學家von Behring共同擁有，我們知道獎勵抗體發現的首次諾貝爾醫學獎也是僅授予了von Behring一人。
美國的情況是這樣，隻要你好好工作，退休時都會有用不完的錢。至於是否能留下讓後人評說的史實，那是另一個層次的東西。
諾貝爾獎委員會在評語中提及王廣良和Gregg Semenza的文章，那篇JBC文章被引用了2156次。
王廣良的微信留言。
諾貝爾獎委員會解釋該研究的來籠去脈。
Yiying Zhang與Jeffrey Friedman發現Leptin的Nature文章。
今年諾貝爾獎得主Bill Kaelin的故事，他太太已經因為癌症離去。有點需要更正，文中說他讀了霍普金斯醫學院是不對的，他是Duke人。
看到這句 “中國人在美國學術界應該逐步形成Clouds, 別指望別人了，我們自己應該相互幫助”， 心裏很是難過。 “相互幫助”， 能做到嗎？ 現實是，能做到不相互捅刀，停止同胞相殘，對來自大陸的華裔已經很不容易了。
來美國20多年了，無論在微軟內部還是在學術圈，多次被人毫無緣由，莫名其妙地坑害，全是認識的，甚或不認識的同胞所為。 遇到同胞，被惡心一通算是最輕的傷害了，那還是因為那人分量太輕，無力傷人所致。
看看文學城那位眼紅顏寧到精神錯亂， 咬牙切齒瘋狂造謠不止，企圖螞蟻撼樹的情景，令人發指。 你還在談論“相互幫助”， 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