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154)
2015 (47)
2016 (67)
2017 (115)
2018 (85)
2019 (93)
2020 (173)
2021 (141)
2022 (166)
2023 (174)
我們樓裏的前主任，Wayne Yokoyama, 擔任這屆美國免疫學家協會（AAI) 的主席，他為NK領域的世界權威之一。Wayne早年在NIH因發現NK細胞的係列抑製受體而聞名，NK細胞既有活化受體也有抑製受體，這些受體還能與MHC結合，這也是免疫missing self理論的來源；他們後來弄出個licensing學說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現在提的人不多了。美國對這種主席遠沒有中國那麽熱衷，華大Unanue的徒子徒孫隊伍的Paul Allen前段時間也當過主席。當然在AAI的Councillors裏麵排隊當主席的Mark Davis貢獻卓著，UNC的台灣人Jenny Ting也是候任主席，當選Councillor意味著幾年後做主席。
我在這裏講個故事以突現中美文化的不同。大約十年前，Wayne Yokoyama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我們第二天在會議室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慶祝會。當時Unanue和病理係的那幫人也來了，秘書還把Yokoyama的太太Lynne也請來了。
Wayne的當選感言是：“我要特別感謝Lynne, 她是一個如此接地氣的人（down-to-earth, 中文可能來自此英文表述）。
他說：“我當專科主任這些年，自然有人找上門來，要我去當內科主任”；現在的美國大醫學中心的內科主任，行政事務纏身, 學術份量越來越淡，管理色彩更濃。
Wayne接著說：“我有次對Lynne說，我如果去做大內科主任，可能以後就當不了Academy Member了”
Wayne稍有停頓地說道：“你們知道Lynne怎麽反問我？她說：“什麽Academy？你在說Academy Award?"
聽眾全是科學家，自然是轟堂大笑。
背景知識：Academy Member這裏指美國科學院院士；Lynne說的Academy Award是美國大眾都知道的奧斯卡獎，因為是美國影視藝術和科學學院（Academy) 頒發的。
這就是美國科學院院士頭銜在全球知名科學家的太太心目中的知名度，意味著這個話題根本沒有在家裏談過，太太隻知道你是醫生和教授，那才是你掙錢養家的正業。美國奧斯卡獎可是有公開的候選人的投票評選，然後接著是影星的紅地毯和全球矚目的發獎儀式。現在中國兩院院士已經被弄成有點美國好萊塢的星光燦爛的架勢，同濟好不容易近年評上兩院士，公布他們的會議應該在北京，然後凱旋武漢。同濟院士從北京抵武漢時，他們都胸前戴花、一手持一個特大的證書，一手則是拿著歡迎送的鮮花，在高鐵站拍攝的英雄照馬上曝光微信群。我看後覺得很有娛樂效果，問題是院士已經公布了，從最可信的官方媒體，你還把那紅證書放在胸前幹什麽呢？你為了向世人證明那院士不是假的？
這隻是中囯和美國院士差距的人文景觀中的點滴，他們的水準相差又有多大呢？我們撇開水準不及科學院的工程院院士不談，就拿中國科學院院士來評估。當然應該不包括最為傑出的像施一公這樣的院士，就說中科院的生物醫學院士的平均水平，以他們的學術水準或對人類科學的貢獻，應該不及耶魯或華大醫學院的優秀的助理教授。這是我多年前的判斷，近來中國科學進步很快，但是這話仍然適用，因為美國人也沒有閑著。
美國院士評選規則是公開的，但是評選過程是秘密進行的，一句話，自己單位在提名和評選過程中被完全排除在外。大家可以在PNAS上讀到美國科學院院士的評選程序，為Bruce Alberts和PNAS出版人共同主筆。那是完全的同行評議和科學院層層的內部操作，當選人是通過接到電話或郵件才知道當選的，這點與諾貝爾獎還真有點像。我們不排除朋友間的相互提名，但是所在單位幾乎無法插手。Alberts的文章很值得一讀，他是著名的生化學家，美國科學院前院長和Science雜誌前主編。感興趣的朋友閱讀後會明白，中國和美國院士的選擇過程真是天壤之別。
美國有沒有自己推銷的努力？也有。圈子很小，這些事有人是知道的，從談話和信函中。但是絕大多數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提名或何時當選。中國是該保密的不保密，不該保密的官員財產則永遠不公開。因為中國院士選舉是由現任院士們決定的，作為大眾的外行沒有能力也不應該擁有決定權，所以中科院公布這些候選人的唯一目的是讓人揭醜。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評選過程太腐敗了，據說幾千萬的公關費才換來一個院士，有些人多少年前赴後繼。我們所知道的八十年代，那時中科院還稱呼學部委員，他們的產生並沒有像現在需要群眾參與，同行評議出的結果更能使他們代表當時的中國科學的水準與良知。現代中國院士製度的建立既然是宋健搬美國的，那麽要學就應該學到家：首先應該禁止單位涉及，這會杜絕利用公器的腐敗行為，你所有的學術成就都在你的論文和評述中；另外就是僅將院士作為榮譽的一種，不能讓院士們從中得到不努力而得到的名利，晚年的院士做不出成績照樣不應該得到資助。
美國院士當選後也可能知道誰提名了自己；耶魯甚至讓耶魯學生在簽免責聲明後，查看自己當年申請耶魯的評語。主導發現了細胞程序化死亡的諸多蛋白（Bcl-2, Bax, BAD) 的Stanley Korsmeyer，他英年早逝，華盛頓大學為他建立了一個紀念講座，每年邀請世界級的知名學者作學術報告。有一次是請的大陸改革開放後的首位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他當時還在西南醫學中心。王曉東在會上說，他當選院士後多年才得知Korsmeyer為他的院士提名人。王曉東當年做出他的細胞色素與凋亡關係的重大發現後不久，Korsmeyer就邀請他來聖路易斯做學術報告，他用的題目類似於“色彩斑斕的細胞死亡＂。王曉東以為他們發現了一種新的蛋白，結果卻告訴他們，凋亡過程中從線粒體膜上釋放出來的是一種細胞呼吸鏈上的古老蛋白-細胞色素C。
斯坦福的Mark Davis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Tak Mak應該因發現T細胞受體（TCR）而獲得諾貝爾獎。1984年Davis在NIH的William Paul實驗室做博士後時，Paul就讓他獨立領導一個小組，那個小組包括Davis後來的華裔太太（現在也是斯坦福教授），結果他們克隆了TCR。文章的完成單位為NIH而Paul連署名都不要求，發表時Davis已經和太太搬到了斯坦福。Davis隻能享受發現TCR的一半功勞，因為另一半屬於加拿大多倫多的華裔科學家Tak Mak（麥德華），麥德華的文章在1984年與Davis的文章同期在Nature上發表，他們同時克隆了TCR的Beta鏈。麥德華求學和做科學的故事也很傳奇, 窮的留學生放棄耶魯去了加拿大。這裏還有一個插曲，Davis在文章發現前的1983年8月去北京和上海演講，當時中國沒人欣賞他，一周後去日本京都參加國際免疫學大會則反響強烈。Davis他們當年也擊敗利根川進的組而找到了TCR的Alpha鏈，他們在1984年發表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七篇Nature文章。
在日新月異並且激動人心的免疫治療領域，很多手段都與TCR和其他的T細胞共同受體相關，像CAR-T，我們自然應該感謝Davis和麥德華在他們十分年輕時的貢獻。但是在近期的授獎裏，似乎把Mark Davis和麥德華給遺忘了，論在T細胞領域的貢獻，得拉斯卡獎的James Allison怎麽能跟前二者相比？用於Checkpoint免疫治療的PD-1和CTLA-4都不是Allison克隆的。這也不奇怪，諾貝爾獎委員會鍾情於發現樹突狀細胞（DC) 的Ralph Steinman，在去逝幾天後頒獎給他。我們絲毫不質疑這項諾貝爾獎的公正性，因為DC確實太重要了。但是發現T細胞或用胸腺摘除實驗證明T細胞功能的Jacques Miller，以及發現B細胞的Max Cooper都還健在，難道DC比T和B細胞還重要？
華大教授Wayne Yokoyama（左一）和Eugene Oltz（右二，免疫學雜誌JI下任主編）在國會遊說密蘇裏共和黨參議員Roy Blunt。
CAR-T圖譜來自NCI的網絡。
Well said! The mor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societies like that of the US is have less corruption is capitalism, which protects private property thus prevents it being usurped by the governing power. The governing power in a noncapitalistic society needs the intellectuals to better rule the society. That gives huge incentives for people to become intellectuals in order to gain power and status. This kind of power and status are based on usurpation. That breeds all kinds of corruption. In contrast in a pure capitalistic society, one gains and can only gain wealth, power and status through voluntary trade.
在天朝，它的文化、社會製度和人的價值觀時時都在鼓勵社會中的每個人去做“人上人”。眼下醬缸國的國民道德的缺失，尤其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的不存在，讓人的私欲極度膨脹，物欲橫流。中國的讀過書人被喻為“知識份子”，美國有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嗎? 他們鞭韃共產黨官員腐敗，其實他們和政府官員同等腐敗。隻要知道院士、名目繁多的各種頭銜以及各種科研項目和獲獎的評選黑幕的冰山一角，你就一清二楚。在中國，很難找出做學問做任何事情不是為名為利的。即使有那樣的人，他們也無法生存，工作很難開展。
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裏，因為民主和法治運行了太久，社會中的等級意識淡化，而平等思想非常濃。在美國，無論是“院士”還是其它頭銜，基本上是一種榮譽，它們不能給當事人帶來象在天朝那樣至高無上的特權和極大的個人。即使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當事人從政府到單位也拿不到什麽至高無上的榮譽和其它物質上的特別好處。 在這樣的一個健康社會和文化環境裏，做學問主要是為了追名逐利的人少之又少了。他們呆不住了，耐不住寂寞了，最後隻得走人，象楊振寧。留下來、並堅持到最後的，大多數是一些以做科研為目的、享受過程和享受發現發明樂趣的人，而不是純粹在得到科研成果後去沽名釣譽。
這就是中國和西方文化和社會之間的區別，或者更廣泛一點，它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根本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