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愛國留學生

我注意到，每一個中國學生在旅居國外一年後，他對中國的態度或多或少地發生了變化，但總是向好的方麵變化。通過比較和對照，他開始拋棄原先的傲慢與偏見，而更真實地觀察中國。在痛苦絕望之際，他常常會放縱自己的情感，在他較為持重的同胞麵前毫無約束地對處於困境中的祖國貿然做出評判，還可能激烈地指責中國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對中國的愛一點也不亞於他的同胞，而經深思熟慮後他總能對中國有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並因而激發他以更堅定的決心更積極地投身於服務祖國的事業中。

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使他有可能比他那些沒有機會出國學習的同胞對一個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此出於自信，麵對民眾喝彩讚同的狂潮他會發出不同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全可能被蠱惑民心的政客斥責為‘帶有偏見的’或‘賣國的’，但是，毫無疑問，他對祖國的愛與他的同胞一樣地真誠，隻是更為審慎而不那麽狂躁。

1911年，顧維鈞致莫特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