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原笑

救國之雄心壯誌,盡付笑談。
正文

論民主

(2012-04-01 21:15:22) 下一個
世界需要民主嗎?無需置疑。但世界需要何種民主卻才是問題的關鍵之所在!一直以來,在許多國人看來,民主是十九世紀末西方文明帶給東方的福音,西方是民主精神的發源地,西方人普遍具有民主觀念,西方國家是民主國家,西方民眾享受著民主的幸福。這樣的認識其實是非常錯誤的!在筆者看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才是民主精神的發源地,東方社會不但具有深厚的民主土壤,同時還有遠比西方世界長久的民主奮鬥史。然而由於東方民主運動的發展一直深受封建君權思想的困擾,當西方的“形式民主”作為一種新的觀念進入東方時,它成了東方資產階級精英向封建君權發起挑戰時發動民眾的有力武器。但西方民主文化的本質卻表明:西方世界非但不了解民主精神的精髓,而且處處顯示著反民主的一麵。何有此說呢?這是因為:西方世界既缺乏民主的土壤、也缺乏民主運動的洗禮,其民主文化既幼稚又虛偽,同時還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西方民主文化的根本問題在於其隻有華麗的外在形式,但卻缺乏內在的民主本質。相比而言,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世界,不但具有肥沃的民主土壤,而且還得到民主運動的反複洗禮,雖然東方民主觀念也曾受到封建君權思想的歪曲,東方民主運動也曾受到封建君權的長期壓製,但東方民主文化卻緊緊抓住了民主的本質問題。為了證明上述觀點所言非虛,這裏不妨就東西方民主的文化的各方麵做一番係統的比較:首先,從東西方民主的發源來看: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中國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觀點,這裏的民包括了官僚體係以外的所有人,其主體則是身處社會最底層,占社會人口大多數、主要從事社會生產的勞動階層。編於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中也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論點,這裏的天下人則涵蓋了社會全體成員。這些觀點不但表明了民為天下之主的觀念,而且其對民的定義與當今世界對人民的定義非常接近。而中國曆史上推翻殘害人民暴虐政權的行動也大都是在“吊民伐罪”和“救民於水火”的旗號下進行的,而此類行動的最早記錄則比孟子所在的春秋時代還早不止千年。反觀西方世界,雖然其所謂的“民主”追根溯源也可達到是與中國春秋時代幾乎同時的古希臘時期,但古希臘所謂的民卻與當今世界及中國古代所謂的民在概念內涵上幾乎完全相反。它將處於社會上層的奴隸主與自由民視為民,在當時社會上層群龍無首的情況下,這些人其實就是當時社會的統治者。而身處社會最底層、占社會人口大多數的勞動階層則不屬於這個民的範疇。繼承古希臘政治傳統的古羅馬也沒踏出這個界限,從凱撒獨裁到文藝複興之前,整個歐洲始終處於封建貴族與宗教勢力構成的黑暗統治之下,其間未見任何民主的火花產生。直至文藝複興以後,資產階級作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在歐洲興起,在其向封建貴族和宗教勢力爭取政治權利才在古希臘與古羅馬的傳統中找到精神力量,但其所宣揚的“民主”亦然與處在社會下層、作為社會人口主體的勞動階層關係不大。歐洲的民主意識覺醒其實是源於無產階級發起的共產主義運動,而歐洲民主文化的形成則基於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由此可見,東西方民主文化起源的時間差距幾乎就與人類的整個文明史相當。其次,從民主產生的根源來看:直至近年為止,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都是農業生產經濟,幾乎整個社會所需的一切物資都源於處於社會最下層,占居社會人口大多數的勞動階層,也就是所謂的民之手。這種狀況客觀上促使整個社會,包括統治階層,不論是奴隸主還是封建主,都不得不正視民的需要和利益訴求,並且從人性與道德的角度也迫使統治階層中的一些人常常會感激民眾所作出的奉獻。另外,中國社會進入封建時代以後,並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貴族階層,統治階層的許多人原本也來自於民間,更兼中國社會已從很早開始就存在著一個士紳階層,這一階層的人士部分存身於民間,部分躋身於官僚階層,或者有時存身民間,有時躋身官僚階層,其特殊的身份使之既能深刻解民的苦衷,又能懂得統治階層的深層需要,其文化人的特質也使其能夠在社會上發出更大的聲音,並在許多時候充當著中國民主運動的核心力量。而古希臘與整個歐洲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商業經濟十分發達,其利益主要源於商業交換。雖然多數的物資需要仍需由來自社會底層的勞動階層來滿足,但歐洲直至近代才完全擺脫奴隸製度,由於生活物資和奴隸均可以通過交易來買賣,這就使得他們更為重視對內商業交換的公平性和對外商業交換是否有利可圖,至於民的需要和利益,在社會統治階層的眼中卻並不重要。另外,整個中世紀的歐洲世界,貴族與平民階層壁壘分明,在資產階級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出現以前,一直缺乏一個能夠溝通社會上下的中間階層,而宗教勢力的存在,一方麵通過雖然有限、但卻十分有效的慈善活動緩解了當時社會的矛盾,另一方麵又通過宗教意識形態對民眾思想的麻痹維護了貴族統治的穩定,這些都從某種程度上遏製和阻礙了歐洲民主意識的覺醒。再次,從民主運動發展的曆史來看: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雖然君權始終處於主宰地位,但“民為天下之本”的思想卻始終未曾動搖過,中國社會的民主精神和中國人民追求勇氣卻始終沒有消失過。雖然中國曆代統治者的私欲總是像氫氣球一樣試圖脹大,但卻不斷被民主的空氣壓癟或被民主之矛戳破。可以說,整個中國曆史其實就是民主運動的發展史。中國封建社會以前的曆史發展雖非民眾主導,卻不能不說是反映了當時民眾的願望。而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曆史中,比較有影響的改朝換代,除了宋朝的滅亡主要是因異族入侵以外,其餘的幾乎都是由社會底層發起、以爭取民的基本權益為動機的農民起義所致。並且在中國封建曆史上享年比較長久的幾個朝代,差不多都是由於期間充分重視了民眾的利益訴求才致如此。也正因如此,中國曆史上一些所謂的明君,雖非完全出於良知,卻也能正視人民的力量,他們所處的“大治”的時期,著實也使當時的民眾享受了短期的“近乎民主”的幸福生活。西方的民主意識的覺醒極大地刺激了歐洲上層社會,歐洲民主運動的發展則遭到歐洲資產階級社會改良運動的“設計”。目前的歐美民眾看似享受著“民主”的福分,但這種福分並非來至於民主精神,它其實是建立在壓迫發展中國家的基礎之上。歐美民眾所享受的福利,更像是強盜家屬的福利,就全世界範圍而言,歐美民眾與古希臘的小奴隸主和平民並無多少差異,他們是跟在帝國主義者身後的世界統治階層中的一員。此外,從東西方民主文化的本質來看:中國民主文化所展現的是一種政治哲學觀念。它雖然沒有政治製度的依托,但卻將普通民眾構成的群體始終視為社會的主人,這種觀念根植於儒家強調仁義愛人的思想土壤中,對響應社會多數派的利益訴求、保護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和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政治指導思想和社會環境氛圍。雖然西方民主意識在其萌發之初並非不是以一種思想觀念出現,但當其與政治製度構成聯係以後,逐漸地就失去本質,轉而變成一種形式。這種民主文化所依托的政治製度對於同一社會階層而言,它的確能展現最大程度的公平,但對包含著眾多階層的複雜社會而言,它雖然也能響應多數派的利益訴求,但卻既不能保證這種利益訴求的正當性,也無法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不受傷害。也正因如此,這種民主文化讓在全世界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很享受,卻讓處於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很受傷,西方在國際事務中所表現出的種種不道德也皆因“民主”二字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而被掩蓋一空。就此而言,西方民主文化可謂一種極具欺騙性的“假民主”。這也難怪,二十世紀初,有位叫辜鴻銘的中國學者曾說:“歐洲人所熱切希望並極力去實現的民主主義文明,就是我們中國人兩千多年來一直保持的東西。”無獨有偶,也有一位叫迪金遜的歐洲學者在其一本叫做《中國旅行日記》的書中說道:“中國人是民主性的人種,至少他們對他們自身以及對周圍人的態度方麵,已達到了歐洲民主主義者所希望的程度”。當前,世界民主的發展陷入停滯或倒退的根源並不在於反民主勢力的強大,其根本的原因主要在於世人被各種“假民主”與錯誤的民主觀念蒙蔽了眼睛。假民主歸結起來主要有兩種形式,即“替民做主”和“由民做主”,錯誤的民主觀念則主要是 “讓民做主”和所謂的“先民主後集中”。上述詞語中雖都存在“民主”二字,表麵上看來也差別不大,但若仔細分析起來,卻不難發現其本質及存在的問題。“替民做主”是中國曆史上的奴隸主與封建貴族統治者幾乎數千年不變的論調。基於這種論調,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們將其與民眾的關係定義為父子關係,作為社會主人的民被剝奪了主人權利,處於受管製的被動地位。雖然舊中國的封建民主理論要求統治階層要愛民如子,但民眾享受民主幸福的權利隻能被寄托在少數的“明君”和難以再現的“聖王時代”的再次到來,而民眾因為沒有民主所遭受的傷害則被推到了少數“暴君”的頭上。這種論調毒害中國人民達數千年,它一次又一次地奪取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成果,並使中國社會對民主的追求始終處於曆史輪回中。雖然它一次又一次地打擊著中國社會爭取民主權利的熱情與鬥誌,卻也讓中國民眾看清了它的本質。也正是由於上述原因,西方民主文化一經傳入中國,就受到國內許多民主“熱情的擁躉者”的極端崇拜,同時也被視為“真正的民主”文化。“由民做主”可謂西方民主文化的主要關鍵詞。這一口號再加上古希臘發明的所謂“公平原則”,打造了一種徹頭徹尾的“形式民主”,並以其看似完美的外表蒙蔽了大多數人的眼睛。“由民做主”的背後是“代民作主”,“代民做主”者雖然沒有像舊中國的統治者那樣將自己與民眾的關係說成父子關係,但看似平等的“兄弟關係”卻與前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其本質還是在於剝奪民眾的社會主人地位,且比前者更具欺騙性。其所謂的人人“平等”其實是為了混淆“你我”,其所謂的“公平原則”又讓民眾如同啞巴吃黃連,在丟掉自身權利後無話可說,也無可奈何。眾所周知:基於多方麵的原因,世界上不可能有真正的人人平等,而所謂的“公平原則”在同一階層內也許還有公平可言,在超出同一階層,所謂的公平往往也無從談起。也正是因為存在著種種無法克服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致使所謂民主國家的社會精英階層與少數投機分子能夠打著平等與公平的旗號,肆無忌憚地通過“民主”來危害民主,同時也使一些所謂的民主國家能夠借助“民主霸權”來謀求“民主紅利”。“由民做主”有如一桌美味大餐,看著好,吃著香,但用餐以後仍會餓肚子。當前所謂的“民主國家”,尤以發展中國家為甚,所不時表現出的浮躁、暴虐和頹廢也正好驗證了上述觀點。 “讓民做主”是我國“文革時代”特有的一種理想化民主思潮。就其本質來看,也是一種形式化民主。它通過讓民直接做主而非常貌似真正的民主,但實際上卻無視民主的本質之所在。它讓社會幾近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最終不僅傷害了民眾利益,甚至還危及民眾的基本權益。不能說“文革”的本意不好,但“文革”對當時社會造成的傷害卻並不因其本意尚好而有所減輕。“先民主後集中”早先被視為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製度,這種思想深受西方民主文化的影響,雖然出於民主的本意,但也是一種無視民主本質的形式民主。這種所謂的民主製度既可能導致社會陷入民粹主義傾向,也可能導致社會陷入一種另類的“封建專製”狀態。中國社會業已走過的路確也說明:這種製度不足以保障和實現民主。然而何為真正的民主呢?筆者以為:民主是一種形而上的政治哲學觀念,它將人民視為社會的唯一主人,將人民的權力視為社會最高權力,將追求以社會主體利益為代表的人明利益視為最高道德。人民與任何政治團體、小群體及社會個體之間都可視為近乎父與子的關係。民主不具備任何外在的製度形式,故也不會因任何政治解釋而被剝奪或弱化。談及民主一般會涉及到三個重要問題:其一是何謂民?其二是何謂民主?其三則是如何才能實現民主?就第一個問題而言,中國古代傳統上將官僚階層以外的所有人都歸為民,其主體就是占社會人口大多數、處於社會下層的勞動階層,其中也包括士大夫階層的未士者。古希臘則與古中國幾乎全然相反,它所謂的民僅指小奴隸主與自由民,而處於社會下層,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階層則不在其中。馬克思主義者則將人民定義為:在人口中占大多數、順應曆史發展和推動曆史前進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在當今所謂的民主國家,對內其所謂的人民一般泛指全體社會成員,對外則會依照政治外交需要,將某些特殊的集團排除在人民範疇之外。筆者以為:在一定的時期和一定的社會範圍內,所有與當時特定社會主體利益一致的人都應屬於人民的範疇。就此而言,人民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概念,隻能根據特定的社會範圍來確定其具體內容。比如就當前的世界而言,歐美世界的普通民眾在其國內或其陣營中或許多可歸入人民的範疇,但就世界範圍而言,其中的許多人則有可能被歸入統治階層,從而不再屬於人民的範疇。至於何為民主?簡單地來說就是“以民為主”,將以社會主體利益為代表的人民利益擺在第一位。民主的精神主要可以概括為三點,即:道德、人性和公平。民主的道德性,並不意味著它就簡單地支持多數人的利益訴求。它所支持的多數派利益訴求必須具有正當性,否則,二戰時德國民眾追隨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日本民眾追隨軍國主義者侵略鄰國、當今民族國家對鄰國的施虐及目前西方列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欺壓都會成為符合民主精神的行為;民主的人性原則要求多數派的正當利益訴求必須在少數派的基本利益麵前做出讓步。各派的基本利益產生衝突時,都應本著互諒互愛的精神做出必要讓步。將自身基本利益視為高於他人基本利益的一切想法與行為都是違反民主精神的;民主的公平性則強調不同個體在基本利益麵前人人絕對平等,其基本利益以外的利益訴求則應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相對公平原則。這種民主精神不但適用於解決一般的國內問題,同樣也適合處理目前的國際關係問題。民主好自由,對於與社會主體利益相符的行為,民主給予的是完全的自由;對於與社會主體利益不符的行為,它給予的是有限自由;對於與社會主體利益相悖的行為,它則體現為一種霸道和專製。也隻有通過給反民主的勢力這種霸道與專製,方可在全社會實現真正的民主“王道”。管仲行霸道,而孔子讚其仁,即是此理。民主愛公平,它隻支持個體基本利益的絕對平等,在此以外由個性差別所導致的社會差別其實就意味著公平。西方民主文化處處標榜個人自由與人人平等,實際上是放大了社會精英階層的自由,製造卻是更大的不平等。這也正說明了其反民主的本性。除卻反民主的勢力,遵循民主精神行事,雖然會使某些群體失去一些暫時利益或次要利益,但最終卻會符合其長遠利益和主要利益。而違反民主精神行事,雖然也會使某些群體得到一些暫時利益或局部利益,但最終卻會危及其長遠利益和總體利益。若非如此,民主就不配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崇高理想。也正因如此,隻有民主會為全世界人民帶來美好的明天。歐美世界目前在國際事務中處處展現出的自私自利,也正好說明他們普遍缺乏民主性。雖然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觀念與社會製度無關,但社會製度對能否實現民主卻有著幾近決定性的影響。曆史業已證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真正的民主的。雖然中國傳統民主思想的鼓吹者在數千年的曆史中不斷宣揚“聖王時代”的美好,也想盡一切辦法規勸君王成為社會的“明君仁主”,但在人民的社會主人地位無法確立的前提下,一切都是幻想。即便有所謂的“明君仁主”能夠在良心和社會壓力下使社會呈現暫時的“民主”狀態,但這種狀態是十分脆弱的,它仍然無法從根本上滿足實現民主的需要。而資產階級的貪婪同樣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地會反對真正的民主,而資產階級的脆弱與狡詐卻也使其既無法也不會像奴隸主和封建統治者那樣肆意地來鎮壓民主運動,於是乎,極具欺騙性的假民主就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社會主義者強調社會的整體利益,社會主義製度也必然符合民主的需要,但要實現民主,除有社會主義製度以外,還需要社會民眾明白民主的真諦之所在,且願意依著真正的民主精神去行事。誠然如此,實現民主也就易如反掌。如果沒有社會主義製度、社會民眾不能明白民主的真諦、或者不願按照真正的民主精神去行事,民主卻隻會離我們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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