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韓寒”的提出者是麥田，但他後退了，方氏接上來，似乎是方氏把這事兒弄大了。其實，即便沒有方氏，“人造韓寒”也如無聲的夜雨滲進了公眾的心理。麥田自稱IT是主業，又由於個人的“生氣”，才寫出了此文，然後又道了歉。麥田不接意外的東西，說明他是一個願意內向思考、不願挺硬的人。麥田雖做道歉但沒輸，畢竟他把婁子給捅開了。
10萬塊能虎住別人，虎不住方舟子。他是什麽樣的人，他依靠什麽來支撐自己的生活，他長得什麽樣，以及他的學術背景如何，都和打“人造假”這事兒沒關係。公眾感興趣的是他打得在理還是瞎打，真打還是假打，敢打還是不敢打，打得有無招數。不管此人多煩人，甚至遭人痛打，但打假的曆史令他無人可比。韓寒急於把焦點轉到方氏身上，正是方氏所要的。就算官司輸了，10萬塊做了大廣告不算，還能贏得“敢打、真打、不惜虧錢也要打假”的公眾美名。方氏的粉絲一定會有增無減的。否則的話，可以回想一下，韓寒本人是怎樣成為“偶像”的？如果他不揭、不打、不罵那些罩在真相上的時弊，80、90後就那麽傻呀，跟著他跑?
顯然，方舟子把簍子捅大了，不僅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了與韓寒一起，而且帶有比韓寒閃光的色彩，因為他以質疑者的身份站在了公眾一邊。就算質疑的證據不足，公眾也不會說他是騙子。在爭鬥中，他與韓寒的位置不一樣，他不是以作家身份與另一作家爭論，也不是偶像與偶像之爭。韓寒及其團隊所以出師不利，出師的時機、方式不對，關鍵在於混淆了與對方的不同位置及關係：你可以把方舟子壓住，但你壓不住李舟子、王舟子呀；某些機構也可以取消方氏打假，但沒法取消李氏打假、王氏打假呀。這就是為什麽說，即使沒有方舟子，這個簍子還是注定要被捅大的。也正因為這一點，方還不是最大的贏家。
韓寒有句粗話，“文壇是個屁，誰都別裝逼”，據說很多人叫好。我也喜歡他的透徹衝勁兒。但這隻是49%，說的是文化群體中偶像之間的表麵關係。在這背後，他們所以誰都不要裝，因為有真正的老大在後麵，那就是公眾。
“公眾不捧你，偶像就是屁”。
質疑“人造鬧劇”，其實不隻是對偶像發生懷疑，也是公眾對自己、對自己的欣賞發生了懷疑。“偶像”既是被造的，也是被捧的。如果沒有大眾的追捧，“偶像”也不會形成。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在追什麽，捧什麽。為什麽同樣的一個博客，一篇文章出自不同的名字下，我們接受就不同呢？
一個參加EMBA班的朋友對我說，“一位華裔教授講課時，對我們國內做了一些批評，班上同學不僅同他吵起來，而且堅決要求學校換老師。”“那位老師講的如何？“相當有分析的”。“那為什麽撤換他？”“因為他是華人”。“你當時什麽態度？”“我覺得對老師有些不公，但也覺得老師不該批評中國”。要是換個美國佬，我們也就拉倒啦。”
一定的身份、地位、立場、甚至著裝打扮都會影響話語的含義，當然就會直接影響接受者對其的理解。但是，這隻能是程度的影響。一個人的話語有沒有道理，還是要以那些話語為基礎，看看內容裏麵到底有沒有真實的東西。否則，我們不僅冤枉了別人，也忽悠了自己。
“鬧劇”是不是人故意造的，其實無所謂，關鍵是看鬧出的東西如何：鬧出的那些東西如果不是與“賽車手”相連，而是與“農民工”相連，我們會不會追呢？如果鬧者不是一個“七步作詩”、紙水跌落之間的出口成章的天才，我們會不會捧呢？一旦大眾消費有了這種嗜好，文化上的“割眼皮”、“假大波”就必然興起。這不就是“後工業社會”、“消費致死”等那幫兄弟們的感歎麽，“電視”抓住你的眼球，帶走了你的思考；“娛樂”糾結了你的心靈，掏空了你的理性。
質疑“鬧劇”在“韓三篇”之後出現，說明國內的大眾既有思考，也有理性。雖然質疑者強調，寫此文目的是因為“本人憤怒”，“本人著急”等，但質疑本身能被炒大，說明質疑代表了一種不滿的氣氛。一向以諷刺時弊而代言的形象，突然要畫上一張虎麵，冒出個威假的“韓三篇”，以為大眾都是傻冒呀。就是這種不滿才使得“麥田”出籠，一些人跟進的。其實，這些質疑的人算不算投機，都無所謂。關鍵是質疑一經提出，一方麵被質疑者立即急了，極度敏感；另一方麵質疑得到了迅速張開。這背後一定有股子力氣，這股力氣恐怕不是“麥田”、“方舟子”等幾個人能凝成的。因為不僅在這之前也有人質疑過，而且“麥田”的後怕說明也沒料到會整大了。這場質疑絕不隻是表麵的打假所在，反映了大眾心理上的以中覺醒變化。“偶像”想調過頭來真要屁K大眾，他們就真的不會捧你這臭屁啦。
大眾的自我認識需要一個過程，從跟幫、忽悠到追捧、清醒在“雁無頭不走”的環境下，有一段生硬的路要走。但“偶像”們自以為老百姓離開他們就走不過去的話，非得讓他們牽著走，那就錯了。而那些想屁K大眾的偶像們，最後隻能跟權力叫爹的一條路了。
在這種背景下，被質疑者一是不該砸2千萬，二是不該一下子弄到司法，就是說，不要再裝屁了，作為公眾人物，你有責任來接受公眾的質疑，你要拿出事實來澄清這些質疑，而不是一整我就告你。因為這些質疑的是你作為公眾人物的“物”的作品，不是你的人格。如果你能拿出做夠的證據，質疑者還是不放，那不就是另一回事了嗎？這裏最關鍵的是，被質疑者不是沒有足夠的證據，就是沒有真正把大眾當成一回事兒，不相信大眾有足夠的正確判斷力，沒想到需要給大眾一個說過去的交代，沒想到首先你得對得起公眾。一個NBA球員同一個觀眾吵起來，盡管是觀眾先惹的事兒，那球員也得道歉；一個裁判沒吹錯，那觀眾也可以起哄；一個官員沒貪占，那也得公布財產；一個所謂的作者一年內出了多本書，讀者們不可以質疑是否她一個人寫的嗎？如果公眾一旦使用這種權利，不僅被質疑者就急於砸錢狀告，而且其他人也趕緊砸錢警告，這還算是對公眾的公正嗎？你們作為偶像，不正視大眾，還起哄來偶大眾，算是正道嗎? 作為權力機構應該想想這在公眾的心理上會留下什麽樣的後遺症呢？
如果 一個群體以為“既不允許官家放火，也不允許百姓點燈”就是平等的話，那這個群體就必然走向“官家放了火，百姓也還是點不了燈”。一個被質疑的“公眾人”，讓一個公眾來自證，那不等於讓這個“公眾”去做那些政府做的事嗎？一個消費者可以質疑她穿的那雙鞋有問題，盡管她沒有足夠的理由，因為消費者得到的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鞋。就是根據這種事先的“應該性”，消費者有權根據自己的感受來提出他的質疑，哪怕這種質疑不合常識。廠家沒有理由讓消費者來自證鞋子的問題。這裏消費者法理在於，主觀上，消費者是應該不被騙的；客觀上，消費者不能因為一雙鞋而變成做鞋的專家。有些歐洲國家，對於我們中國兄弟背的假LV包，不僅沒收，而且還罰款，犯的錯誤就是忽視了消費者的公共權力，把消費權利同生產權力混為一起了。一個消費者怎麽可能為了背一個LV包，得進修一門LV的真假識別課呢？要求讓質疑者自證其疑，就是把公眾權利同偶像權利混同了。一個公眾不可能為了說出自己對作品的質疑，還得去進修一門筆跡學、偵探學什麽的吧？
不管“鬧劇”官司的結果如何，公眾是贏定了，一是意識和顯示了自己的不可忽視的權利，不能讓偶像們想咋地就咋地；二是看清了偶像也是常人，哪有什麽超人一等的東西，除非你是上帝。不僅急眼了就破口大罵，不管他多大腕兒，幾步就出詩，幾眼就識人，而且照樣也就頂多看了點別人沒注意的東西，抽冷子故意的表現了一把，最多就給“天才在於勤奮”多了個例證罷了。
所以，被質疑的韓寒，如果不好好靜下來想想，自己該怎樣對得起公眾的話，那麽他就注定輸了，不是輸在質疑者的證據上，而是輸在大眾的心理上；不僅輸在那種“以為大眾就是塊兒泥巴，想咋捏把就咋捏吧”的任性禦用上，而且輸在作為“公眾人”而有沒有公眾的理念上。離開了對公眾的情感，80、90後的公眾們一旦明白了這一點，原來那些令他們發狂的言語，就不再會閃光，最多也就是一個賽車手憋在車裏難受時的私人發泄而已啦，即使那些東西都是他一個人所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