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的一天
信口黑白,句句實話
本市交響樂團這周演奏了肖斯塔克維奇的第十交響曲。像往常一樣，樂團指揮斯萊特金每場都要給個簡短的開場白。講到肖氏的第十交響曲，他說該曲作於一九五二年，表達了對斯大林暴政的不滿。俺雖然看樂譜如讀阿拉伯文大字不識一個，但知斯大林是五三年死翹翹的。斯萊特金指揮引用他人的說法指肖氏這首曲子或是壓垮撒旦的最後一根稻草。以俺在同一模子鑄就的專製邪惡中國社會的生活經曆，俺是不敢苟同這一說法的。音樂從來不是稻草，音樂隻展現美，而且也從未戰勝過邪惡；壓垮邪惡的從來都是邪惡自造之孽。
有關肖氏此曲作於何年就有不同說法，通常的說法是作於斯大林死去的一九五三年。同時代的蘇聯鋼琴家塔踢雅娜-尼柯拉耶娃說該曲作於一九五一年，且構思早在一九四六年就開始了。據自稱受托於肖本人的音樂傳記作家沃爾科夫的那本備受質疑的《見證》，肖本人說該曲作於斯大林死後並且在作品中的第二樂章用諧謔曲的形式對斯大林作了描述。但另一位肖斯塔科維奇的傳記作者勞瑞爾-菲在傳記中說並沒有證據表明肖在作品中有關於斯大林的描述。持同樣觀點的人也不在少數。沃爾科夫的《見證》據說是根據肖去世前同沃本人的談話記錄寫成的。《見證》中的作曲家要遠比肖斯塔科維奇照片上憂鬱的形象多許多正義的氣概，爆了許多作曲家不滿當局的說法。肖的朋友中很多不同意《見證》的描述，肖的子女更是明確否認沃爾科夫的談話記錄說。《見證》於一九七九年在紐約出版，其時俄國人仍在蘇維埃的統治之下。肖子女的態度是否同當時的環境有關不得而知。創作年代之問實在是人們對何時作曲家開始鞭撻罪惡的一種期望的印證。
音樂在斯萊特金指揮的優雅動作中進入第二樂章，那如沉重皮靴踐踏大地般音形的出現令俺毫無疑問地堅信肖斯塔科維奇在他的音樂中表達了他對專製殘暴社會的鄙視。作曲家已經離開這個世界整四十年了, 其間，俄羅斯經曆了專製到民主再倒向專製的戲劇般過程。曆史更像一部浩大且永無終結樂章的交響樂，雖然作為聽眾知道主題還將再現，但也知道將會有變奏。對於第二樂章，或許用英國指揮家馬克-維格爾沃斯的話來總結最恰當，他在自己的網站音樂筆記中說：“三十年代斯大林對俄國人民施暴的主要目的僅僅是為了創造一個恐怖的氛圍，這種氛圍使得人們相互恐懼猜疑從而無法形成團結力量去終結他的統治。教唆人們相互檢舉為敵所造成的不信任成了他的獨裁生存之道……這同理念毫無關係，斯大林最希望的就是人民在恐懼中支持他因為他清楚的知道信念根本不可靠。”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error that Stalin inflicted on the Soviet people in the 1930s was simply to create fear itself. The dictator could maintain power as long as there was no unified effort to oppose him and there would not be whilst everyone was scared not only of him but of each other too. Mistrust was created by persuading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denounce their fellow citizens as enemies of the state. Denouncing in fact became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survive. ..There was no ideology involved. Stalin preferred people to support him through fear rather than conviction as he was well aware that convictions could not be relied on. “
--Mark’s notes on Shostakovich Symphony Nos. 5, 6 & 10
筆者後記：
這篇短文在二零一四年四月起了個頭直到今天才完成，實在是因為寫作的困難。肖斯塔科維奇這位俺最為崇敬的作曲家之一，大概是人類音樂曆史上唯一一位生活經曆最為獨特的音樂家。他的成年生活完全不同於其他的音樂家，他生活在人類曆史上最為黑暗的蘇聯社會（較他年長的普洛科菲耶夫雖然也生活在斯大林時代但沒有在後斯大林時代生活過）。他一生幾經蘇維埃當局的肅整，同時他本人的才華和名氣又必須為蘇聯政府所利用。他做過蘇聯文化部門的高官，卻從沒因此有青雲直上的感覺。在所有能從網絡上找到的照片上看，他那厚重的眼鏡後麵永遠都掩藏著平靜的憂鬱。他的身體狀況一直都很糟糕而且還酗酒。他有為自己而創的巨作卻沉睡抽屜數載無緣於聽眾。肖的音樂中據說都有個特定的音形是描述他自己的，他跳進自己作品中去親自詮釋他的音樂，可謂用心良苦。肖生活在信息科技相對已經非常發達的二十世紀，但有關他的很多事情卻非常的矛盾，撲簌迷離。這篇文章隻是對大師非常自然的好奇之有感而發。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上回小城裏的交響樂團請來一位烏克蘭大提琴手合演肖斯塔科維奇第一大提琴協奏曲，據說把樂師們都難壞了，不知怎麽啃。後來每人給發了張CD照貓畫虎練，結果還是把我給聽暈了。美國人，理解不了他啊。
確是是篇好文章。link：http://emwmusicarts.org/l_zhizhe_big5.htm
“中國的儒仕千百年來與政權苦苦週旋﹐真可謂千姿百態。從流放到逃亡﹐他們逐漸由 被迫到主動﹐但鮮有人突破“逃跑”與“躲避”的局限。而蘇聯文化的精髓在於思 想者追求自由的集體流亡。若無叛逆者以獨立人格的創造﹐二十世紀的文化史就不 完整。
逃亡並非流亡。前者是避難﹐後者是抗爭。前者是形態﹐後者是精神。逃亡若是圈狀 輪迴﹐流亡便是線性過程。有的人或一時逃亡﹐或一世逃亡﹐但從未進入流亡。有 的人從未逃亡﹐但畢生在本土流亡﹐如一輩子帶著麵具的蕭斯塔科維奇。有的人在 逃亡流亡間變臉﹐遊走西方世界時扮流亡之悲情狀﹐與其所“叛”之黨國作交易時 則作逃亡之乞憐相。有的人從逃亡出發﹐以流亡告終。雖義無反顧﹐但始終在過程 中艱難拔步。也有人奮力走出了流亡的隧道﹐最終獲得了自由的天空。他們告別了 四海漂泊的失落﹐擺脫了魂牽夢繞的鄉愁﹐以超然的時空觀使要挾利誘失去了籌碼。 他們以個人的價值與尊嚴豐滿了民族的羽翼﹐把人類文明的精神境界提昇。
他們 ﹐才是真正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