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有漢奸傾向的人極為寬容

中國如何打贏下一場中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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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擊潰日本，掃除日本軍國主義對我民族生存構成的威脅，是一個長期的戰略問題。對這個問題研究必須建立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從敵我雙方作知己知彼的分析，從而製訂最為有效的方案。日本人的手段夠殘忍，心夠黑夠狠，但光靠這些野蠻的特性，絕不可能使日本登上世界強國的寶座。拋開日本采取的手段而論，我們必須承認，至少在目前看來，日本取得了成功。它的成功的原因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然一種長期戰略的貫徹實施。近代中國傳統的慣性和對世界變化的遲鈍反應，使日本戰略的成功成為了曆史的必然和現實。隻有真正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排除感情因素，冷靜地尋找戰勝一個凶殘而且善於算計的對手的方法，而不是輕率魯莽地行動，同時對於我們自身需要加強的地方，才能有更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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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首先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戰略目標和策略。

日本的大陸政策的目標是滅中國，遷都於大陸。1578年，豐臣秀吉在攻打播磨國(兵庫縣)的時候就表明他的誌向：“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宿誌”。1590年，豐臣寫信給朝鮮國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皆如我俗”。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進展順利，豐臣秀吉就開始籌劃遷都於北京，自己“居守寧波府”，以便“尊聖意，占領天苧(印度)”。首次出兵朝鮮失敗後，又於1597年，再度興兵征韓，後因兵敗，憂忿而死。

豐臣秀吉雖然飲恨而終，其幽靈卻在東瀛列島徘徊不去。幕府時代，宮本武藏式的武功加殘忍，動輒毒手取人性命的武士道精神成為日本社會的道德支柱。而本居宣長的“八弘為宇”的思想樹立了日本民族優越、應該主宰世界的理念。在思想上樹立日本“世界萬國之中最優秀之國”的信念，在日本民族中強化了武士道精神之後，日本的戰略家開始著手具體措施的研究。1785年，林子平寫了《三國通覽圖說》，詳論朝鮮，琉球等地的風俗地理等，其目的“在於明確日本之三鄰國朝鮮，琉球，蝦夷地之地圖”，“使日本英雄率兵進入此三國時，能暗記此圖以應變”。1786年，他又寫下《海國兵談》一書，論述作為島國的日本應該如何向大海進軍，希望日本能出現沙俄一樣君主，以武為先，“一統五州”。

比林子平小六歲的本多利明在很多方麵把“八弘一宇”的理論更加“發揚光大”。1798年，他寫了《經世秘策》一書，確定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霸權、征服世界為最高奮鬥目標。他認為日本要成為世界最強國的途徑是“建立大量生產精巧奇器與名產的製度”，“以本國之產品易外國之金銀銅”獲利。他指出“與外國之交易乃為提高自身之國力，亦與戰爭相同爾”。受到西方殖民主義的啟發，他認為應當侵略擴張，向西占領中國東北，向北攻占俄國的庫葉島，在此二地根基打牢之後，再進軍中國和美洲大陸。1801年他在《貿易論》一書中對豐臣秀吉推崇備至，認為“發動戰爭，謀取國家利益乃為君之道的秘密”，進一步把貿易與戰爭聯係起來。

以上雖然隻青蜓點水式地概括了十八世紀幾個有代表性的日本戰略家的學說，但是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謀略是很深遠的。他們的學說一方麵繼承和發揚了豐臣秀吉征服世界的計劃，另一方麵又從西方那裏學到了以貿易和戰爭相結合，從事掠奪與征服的不二法門。可以看出，遠在鴉片戰爭之前數十年前，日本對於當時世界的認識就超過了一百年後甲午戰爭時中國的對世界的認識。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戰略家們從不停留在空洞的理論上，而是非常實證地提出實踐的指南，他們進行調查研究，取得具體資料數據，提出詳細實施方案，等等。

光有學說並不能把日本變成一個強國。日本的智囊們的謀略得到了日本國家的重視采納和認真的實施，以上幾位戰略家都被日本政府和人民奉若聖賢，在精神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們的思想深入民心，他們的見解在過去和今天日本都是同樣的得到采用。過去日本吞朝鮮，占台灣，戰勝沙俄，割取庫葉，進占中國乃至亞洲大部，殺人越貨，巧取豪奪，今日日本以昔日掠奪的資本起家生產“精巧奇器”大發其財，豈非正是按日本“先知”的教誨，循序漸進地實現其野心抱負？

本多利明之後的日本戰略家更進一步的充實發揮。1823年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秘策》中宣稱為使“全世界悉為皇國之郡縣，萬國君主皆為臣仆”，日本要“奉天意，正萬國之無道”，“實行天懲”。該書論道，“當今於世界萬國之中最易為皇國攻取之地莫如中國之滿州”，“皇國欲開拓他國，比先以吞並中國開始”。在侵略部署上，他認為應當先攻占黑龍江，然後進入關內，由北向南，“通平滿清，無南顧之患”，一旦“將中國納入日本版圖，其他如西亞，暹羅，印度諸國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為臣仆”。這裏，佐藤明確提出了征服亞洲的次序，即循元滅宋的路徑，由北向南消滅中國，然後西征印度與南進南洋同時並舉。一百多年後，日本東方會議(1927年)製訂的《對華政策綱領》與佐藤的方略幾乎雷同，田中義一的“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奏折也不過是重申佐藤的構想。

必須承認，佐藤的戰略是很厲害的，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侵華戰爭(1937-1945)的初期就犯了違背佐藤部署一個錯誤，致使日本最終失敗。1937年，當日本順利進軍華北，占領平津，準備由平漢線南下，將國民政府擠到東南角，使之陷入海陸夾擊的絕境的時候，國民黨政府毅然傾全國之力，發動淞滬會戰。過分自信的日本陸軍，改變了原作戰計劃，把大部分軍隊投入淞滬戰場。國民黨政府的這一步棋，使日軍把由北向南的攻擊路線改變為困難重重的由東往西的路線，這一步棋，使國民政府贏得近一年的時間，將集中在東部的大部分人力物資轉移到四川湘西易守難攻之地。當年，南宋的重大失策之一在於沒有認識到四川的重要性，讓它被元軍輕易奪取，最終陷入無險可守，全軍覆沒的命運。國民政府以空間換時間，退守西南的策略總算是吸取了一定曆史教訓，為長期抗戰建立了根據。可見中國在昏睡之中，已開始慢慢找回他的神智。後來，日軍雖然恢複了由北向南的進攻方向，但中國以西南為根據的持久戰格局已經形成，速勝的戰機不可再得。最後日本在中國繼續作戰的情況下，勉強進行佐藤的南進步驟，結果遭到失敗。懂圍棋的人都知道，在一個局步的手筋沒有走完，而貿然投入另一個方向的戰鬥是犯了順序錯誤。假使日本當時不為國民政府在上海的攻勢所動，繼續迅速南下，奪取武漢，然後出兵攻占當時中央政府勢力還非常薄弱的四川，則國民政府將無路可退，無險可守…如果中國大部滅亡，則日本可立即將侵華日軍盡速開往東南亞，攻占南洋諸國和澳大利亞，然後進軍印度，這樣美國將沒有任何反擊日本的基地可用，曆史將完全改寫。

1800年代的日本遭到西方列強的侵略，被迫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以吉田鬆陰為代表的日本戰略家於是主張通過侵略朝鮮中國來補償輸給歐美的損失。鴉片戰爭之後，日本更看到了中國的虛弱，島津內杉認為“以今日形勢而論，宜先出師取清之一省，置根據於東亞大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勇武於宇內，則英法雖強盛，或不敢幹涉我矣”，又說“彼英法遠隔重洋，尚不憚用兵之勞以取之，況我日本乎？”這種全盤接受西方強權文化，希望模仿西方列強通過弱肉強食而致富成強的思想是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共識，這種共識使他們精心製訂了日本的“大陸政策”，確定了取台灣，占朝鮮，奪滿蒙，征服中國，統治世界的五步戰略。而實現大陸政策的首要措施是“富國強兵”，效法西方通過武力掠奪致富。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1885年在《脫亞論》中認為，日本應該脫離亞洲文明體係，加入先進的西方文明，“與西方之文明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方法，亦不應因鄰國之故而特別關照，應效西方人對待其方法而處理之。”十年之後，甲午戰爭爆發，日本果然以比西方強盜更為凶殘的手段對付中國，這一戰的勝利奠定了日本成為現代富強國家的基礎。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戰略家的侵華理論開始全麵成為日本政府的政策綱領。1887年，日本參謀部製訂了《討伐清國之戰略》，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討伐”的準備工作。1890年，三縣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論》和《軍事意見書》在內閣獲得通過，確立了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概念，後來被發展為“滿蒙生命線”和“大東亞共榮圈”。至於以後種種侵略計劃和政策，更使中國人在日本屠刀的血雨腥風之中生活了數十年。

由上可見，日本侵略掠奪的得逞是它長期戰略的成功。

日本對中國是處心積慮有備而來，相反中國是麻木不仁，大禍臨頭而不知覺。孫子兵法上說，“以虞待不虞者勝”，又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日本為侵略中國深謀遠慮，對中國的軍政情況了如指掌。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人即把中國大陸，台灣和朝鮮各地的地形，水文資源等打探得清清楚楚，至於中國軍隊的裝備戰術等等更是了然於心。田中奏折裏把中國那個煤礦儲量多少，哪個森林有木材多少都算得清楚，並將其價值折算成日元。相反，清朝政府對日本一無所知，反應遲鈍，民心渙散，焉能不敗？國民政府雖然較清政府有很大進步，在謀略方麵和情報方麵都頗有長進，軍事上也不是毫無建樹，但陷於消極防禦，被動挨打，在戰略上落了下風。

日本的另一個優勢是它全國上下同心協力，都為大東亞侵略戰抱自豪感和使命感。這種民族精神與從豐臣秀吉開始對日本民族的教誨和熏陶是分不開的。甲午戰爭之時，以及後來全麵侵華之時，日本報紙都詳細追蹤戰爭進展，還附上日軍攻占之地的詳細地圖，加上日軍”英勇“的故事，讓日本人為他們的侵略戰歡欣鼓舞，賣命出力。相反，即使在八年抗戰時期，中國的動員率也僅為5%左右，遠低於日本，抗戰初期竟有老百姓把日軍當成了張作霖的軍隊，被日兵罵作支那豬。由於沒有發動老百姓，中國人多的優勢未能得到發揮。在日本方麵，軍人和民眾都自發組成社團討論國事，著名的有“愛國社”，“櫻社”，“國本社”等等。很多戰犯，如東條英機，岡村寧次，板垣征四朗等都是這些組織的成員。這些團體在思想上把日本人統一在侵略擴張的邪惡路線上。對於他們認為違背了日本利益的人，則采取嚴厲的手段加以清除，大臣也好，首相也好，隻要認為是奸臣，一律予以誅殺。如1932年5月15日，一批日本海軍低階軍官和陸軍士官生，武裝襲擊了首相府等多處政府機構，在“天誅國賊”的呐喊聲中擊斃了首相犬養毅。1936年，來自東京四個聯隊的1500多日軍決定誅殺他們眼中的“佞臣”。日軍兵分數路，每路數百人，前往捕殺岡田首相，內大臣齋藤實，前內大臣牧野，教育總監渡邊大將，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和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朗等，除少數僥幸逃脫外，大部份目標都被機槍的猛烈射擊解決。起事者大開殺戒之餘，還分兵控製了日本的中樞機構，包括陸軍省，參謀本部，陸相官邸，警視廳等…通過這一係列殘酷鬥爭，日本的統治階層換上了更能忠實實行侵略擴張路線的人物。人們常說日本人團結，但是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日本人的團結是建立在對少數“不愛國”的人殘酷清除之上的。把不同見解的少數人強力壓服，剩下的人當然團結一致。今天，那些反對日本侵略戰的日本人說話都要有相當勇氣，因為他們經常會接到死亡的威脅。日本人民的“軍國主義覺悟”不可低估！

相反，中國人對有漢奸傾向的人極為寬容。汪精衛一夥的“低調俱樂部”在重慶唱了多年投降的低調也沒有幾個人加以批駁，更不用說捕殺，當汪逃到河內發表叛國豔電後，還試圖勸他回來，最後這位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公然投到日本人懷裏，作了漢奸。抗戰時期，有多少漢奸做了多少危害國民的事？都怪我們沒有一股鋤奸的狠勁。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日本人在軍國主義上統一了思想，我們用什麽來團結一致，為民族生存而自衛呢？
在中日兩國過去的交鋒之中，我們都曾經輸得很慘、付出了血的代價，而日本獲得了巨額的利益。整體失敗的恥辱使中國人在世界上被人瞧不起。今天的日本，絕對沒有放棄它狂妄的野心，因此在解決日本問題之前，中國人是睡不了安穩覺的。我們必須研究日本，研究如何打贏下一次中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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