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毛澤東，鄧小平沒有資格跟美國人平起平坐

最近在北大微信群的討論中，個別同學極力讚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卻同時極力貶損毛澤東，這是一種相對原始簡單的思維方式。

實際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完全是在毛澤東奠定的國際環境基礎之上。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毛澤東建立了與世界超強的相對平等的關係。沒有毛澤東建立這種與世界超強的相對平等、沒有毛澤東開創中美之間的合作，鄧小平根本沒有資格跟美國人平起平坐。

西方自工業革命開始（甚至更早）就以世界先進文明自居，而把東方視為落後、不開化、野蠻。確實，從那時開始，西方在科技、藝術、學識方麵一直領先，並且一直在高速創新，而中國則在走下坡路，甚至退化到無法讀懂祖先的科技、數學著作。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蔑視正是基於這樣的曆史狀況。

1949年6月，毛澤東痛切地寫道，【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麽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 

提到與美英的關係，毛澤東重溫了孫中山得出的教訓，【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 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吧，他在那裏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毛澤東認識到【“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等中國具有一定的獨立自主能力，與西方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就有生意可做了】。平等是關鍵。否則，新中國不過再次淪為西方資本的遊戲場、不斷被西方公開侵犯或者潛規則，命運不會比印度強多少。

因此中國首先必須解決的是民族地位的問題。說白了，就是基因行不行的問題。在朝鮮戰爭之前，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基本不算人。當時的加州憲法明確將 CHINESE 排除在人權之外。【西方對朝鮮人與中國人的對待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朝鮮人中國人不是像西方人一樣的人，而是接近畜生。。。】（"Western treatment of the Koreans and the Chinese was dictated by a deeply rooted conviction that they were not people like themselves, but near-animals..."( Hastings p307))。但朝鮮戰爭初步改變了西方的這種錯誤觀念，當聯合國軍在中國軍攻擊下全線崩潰，世界驚歎這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朝鮮戰爭結束後數年，毛澤東就開始尋求與美國恢複關係。1959年，毛澤東表示最希望去密西西比河遊泳。中國政府多次發出信號，但美國都毫無例外的予以了忽略。當時的中國還不具備大國俱樂部會員的實力，聯合國其餘四國都是核武大國，而中國的聯合國席位還在台灣國民黨政權手上，後者不過是美國的附庸。

但隨後中國的工業與科技發展令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國在戰略領域的各種突破，一次次震撼了美國。即使到今天，中國也是全球掌握某些關鍵技術的唯一的非白人。中國在戰略科技上的成就毫無例外的出自毛澤東時代。正是在這種曆史環境下，最堅強的反共鬥士尼克鬆意識到，從美國的安全角度考慮，必須與中國修複關係。

有興趣的可以讀讀尼克鬆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的論文。尼克鬆的分析否定了通過搶先打擊(preemptive strike)而遏止中國的方案，他正確判斷中國的強大已經不可阻擋，在50年後中國總體實力將超過美國，中美合作才符合美國的利益。

所以，當毛澤東親自否決中國外交部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建議，明確指令邀請美國人來華的信號發出之後，美國政府也做出了對等的反應。尼克鬆親自到北京，緊緊握住了毛澤東的手。這是1972年。七年之後，當鄧小平訪美，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副總理的身份握住卡特總統的手時，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1973年底，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軍委副主席；1975年，鄧小平在毛澤東的栽培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明顯放在接班人位置。1976年4月，鄧小平雖然被再次打倒，但毛澤東托付對鄧小平加以保護。以毛澤東的智慧與謀略，這樣做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讓鄧小平繼續中國文明複興的曆史使命。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martya Sen在對比中國與印度的發展時發現：雖然印度令某些人羨慕地被"西方先進文明殖民"了300年,很多方麵起點比中國高, 獨立後當之無愧地成為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並且獲得了美蘇的各種援助,但到1970年代，印度已經在各方麵大大落後於中國，印度工業、科技、教育水平落後不說，光是人均壽命，中國達到了68歲，而印度隻有52歲。Amartya Sen結論，「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訂方向的結果。」( 注） 

中國由毛澤東的理想主義走向鄧小平的實用主義之後，經濟潛能得到進一步的釋放，國家實力進一步高速增長，這是不可否認的。但隨之而來的社會道德問題也形成了國家民族的隱憂。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單純追求物質、金錢、利潤、享樂，是中國持續發展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注："China's relative advantage over India," argues Harvard economist Amartya Sen, a native of India's West Bengal, "is a product of its pre-reform [pre-1979] groundwork rather than its post-reform redirection."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7/aug/10/news/mn-212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