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
我也不知道我寫的是什麽，雜談、隨筆、回憶錄還是小說……
總之，一切都亂了套，就像我這一輩子一樣亂。
這亂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也許誰也說不清，當然也包括我。
每個人都是從幼年走過來的，沒有例外。但是，每個人的幼年又是那麽的不同。生活賦予的豐富多彩照例會體現在孩童時代的生活中，盡管那時的幼小無知，還不能使他產生出豐富細膩的情感，但是記憶卻能使他留連於那短暫即逝的時光。幸福與悲傷，歡樂與煩惱，交融出一首幼年的兒歌。也許這歌兒並不那麽真實，就像兒時的童貞帶來迷蒙的幻想，可是它畢竟是幼小頭腦中出現的第一次。
如果兒時是幸福的，它會影響你的一生；
如果兒時是悲慘的，它也會影響你的一生。
幼年
在這個世紀剛剛走完她一半路程時，我來到了這個世界上。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很快我就失去了爺爺。那一年，全國在打擊反革命，誰也說不清他是怎麽死的。他隻不過是中國浙江一處小小村鎮上的教書匠，是自殺的。
我的家在北京東城區米市大街的一個小院兒裏。那裏原來是一個小旅館，臨街的門很窄，已經分辨不出是什麽顏色了。一進門是一條通道，延伸進去正對著街門的是一間平房，也許是過去的門房，往右拐便算進了院子。裏麵是一排排平房，後麵還有一棟二層小樓。街門外的右麵是紅星電影院，左麵是基督教青年會。
幾十家人住在一個不大的院子裏多少顯得有些擁擠。那時，剛剛解放，院子裏住的大多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工作者，他們被請到北京，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參加了革命工作。盡管房間小了點，院子擠了些，但是誰也沒有怨言。從前是一群到處漂泊的戲子，現在有了固定的工作、住處，似乎也應該滿足了，何況國家窮，到處都是困難，大家也能夠諒解，創業時期總是艱難的呀。
共產主義的理想使人們產生出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似乎那是一件即遙遠又很近的事情，隻要通過大家的努力，就可以在不遠的將來得以實現。為了鞏固新生的政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村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土地分給了農民，然後成立了互助組、初級社，為了實現全民所有製的社會主義國家，農民把剛分到手的土地又都交給了國家。在此同時，全國開展了鎮反（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黨內和國家機關內部展開了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城市工商業界開展了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緊跟著城市裏就進行了私營企業國有化改造，一下子就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了社會主義社會。
這些全是大人們要操心的事，與我無關，那時我才三歲。
劇院的人們工作很忙，除了要完成演出任務外，還要被抽調出去，到工廠參加三反運動，那是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清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反動勢力，同時再揪出腐化變質的共產黨幹部。大人們都走了，留下的家屬就由領導專門指派的人負責照看，其中之一就有大家都知道的著名演員英若成 。
我發燒了。小孩子對發燒似乎並不太在乎，仍然在院子裏玩，但一改過去的頑皮，顯得多少有些蔫，留守的李曉蘭阿姨發現了，用手一摸我的頭，不得了，燒得很厲害。於是她和英若成帶我趕到醫院急診。經過醫生診斷，是淋巴結核發炎，已經開始化膿。大夫很不滿意地斥責了帶我去醫院的叔叔阿姨：“孩子都病成這樣了你們才送來，這個父母是怎麽當的？再晚點兒孩子就沒命了。”從此，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跡，一條長長的疤痕。
我在孩子們中算是幸運兒，媽媽要去拍根據老舍先生的小說《龍須溝》改編成的電影，她在劇中扮演一位老太太，我和姐姐沒人管了，媽媽就把姥姥接到家中照顧我們。但是我太調皮了，隻要她稍微一不注意，我就跑到大街上去，要去看汽車。時間長了姥姥就不能勝任了。因為《龍須溝》這部電影是宣傳解放後北京城市改造的事情，具有政治意義，是文化部當年的重點影片，所以就由他們出麵幫助我和姐姐解決入托的事。姐姐進了中山公園裏的第三幼兒園，而我去的是北海幼兒園。
北海公園過去是個宮廷花園，從金代建園起到現在已有八百多年的曆史。那裏是一個人工開挖成的海子，當年稱為“太液池”。挖出的土堆積成山，稱 “瓊華島”，並建“廣寒宮”於山頂，成為皇帝忽必烈的皇宮，後來被一場大火燒毀。清順治八年在山頂建起了一座藏式白塔，保留至今。如果以白塔為中心，在它的東南麵是南海、中南海，一九四九年後成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白塔被北海湖環繞在中間，湖水是從北麵的什刹海流過來的。北海幼兒園坐落在北海湖的東北岸邊，占據了公園的一個小角落，那裏原來是祭蠶的蠶壇。
北海公園後門的右邊有一個深紅色的大門，裏麵就是北海幼兒園。它的對麵是什刹海，一條漢白玉石橋將兩邊隔開。石橋有一個奇怪的名字：西步壓橋。據說以前的皇城牆是從上麵壓過的。與此相對應還有一條東步壓橋，不過現在這兩座橋都不存在了，西步壓橋因擴建街道真正的被壓在了下麵。
每到周末，本來就擁擠的北海公園後門人就更多了，有去公園遊玩的遊客；有下班回家的行人；更多的是接孩子回家的人，這類人中大多是乘小轎車來的。那時候從東歐國家進口的“華沙” 、“伏爾加”就算高級車了，隻有夠級別的人才能使用。看著成天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被家中的保姆或警衛員抱進小車接走，心裏真是羨慕得不行，他們幾乎都是高幹（高級幹部）、高知（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
爸爸媽媽來接我回家是我最高興的時候，唯一使我不快的是，別人家的孩子是乘小車回家的，而我卻要擠在那破舊的公共汽車裏，混在汗臭、口臭及嘈雜聲中回家。我抗議了，在經過幾次吵鬧後，終於有一天真的坐上了小汽車，盡管那是一輛出租汽車，但是也多少滿足了我心中小小的不平。
我的媽媽是一名普通的話劇演員，爸爸是一般幹部，職務不高，負責的事不少。他們有時因工作需要可以乘坐單位的小汽車，但是，不可能用公家的汽車接送兒女上學或做自己的私事，他們的地位不足以享受這種待遇。就是這些在我眼前發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感覺到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那時候的古城風貌依然支離破碎地殘存在我的記憶裏。記得從幼兒園乘車回家要步行到地安門大街，在紛忙的人群中往往會出現一串串脖子上掛著銅鈴的駝隊，它們邁著沉重的步子“鐺啷、鐺啷”的一步一步走來，把長城外的貨物運進京城，大多是從張家口、下花園運來的煤炭。駝鈴聲吸引著我，不由得停下來觀看。那時我並不覺得駱駝醜，看著那昂首挺胸，四平八穩走來的龐然大物，總覺得它們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是那麽神氣，那麽傲慢，眼光裏流露出一種與世無爭的神氣，似乎周圍的一切都不在它的眼底。它們隻是漫不經心地嚼著，走著，偶爾昂起頭發出奇怪的一吼。
地安門大街在我的記憶裏永遠是灰蒙蒙的，天空的顏色發著微黃，東來西往的人們也總是匆匆忙忙的。
剛一進北海公園的後門，就能看到一座小橋，橋的左邊有一道短短的水閘，有時候可以看到魚兒在奮力往上跳，它要跳到水閘那邊一泊平靜的水麵中去生兒育女，這兒就是幼兒園小前院的池塘。每到夏天，池水中盛開著滿塘荷花，小魚在荷葉的空隙間穿梭往來，尾巴一擺，泛起圈圈漣渏。
幼兒園裏的設施非常齊備，分布有生活區、娛樂區、校醫院及禮堂。生活區是三座三層小樓，裏麵是相通的，每棟樓的另一側有樓梯通到樓外的娛樂區，與樓梯並行是一道滑梯，有時我們就從滑梯滑下去。平時一般是在生活區活動，吃飯、睡覺、學習、室內遊戲；娛樂區有一些兒童遊戲設施，如：滑梯、秋千、攀登架等；孩子生病可以去小醫院，那裏有專門的大夫和護士，所以孩子生了常見病就不用送醫院就醫了，這樣還可以避免交叉感染。醫院裏還有隔離病房，孩子得的是傳染病就要住進去以免傳染別的孩子，周末也不能回家，我曾經在那裏住過幾天，大概是得了腮腺炎。
幼兒園傳達室有一位老大爺，他的個子不高，總是笑眯眯的，每次見到他，我們就大聲喊：“老大爺好！”。他養了一大群鴿子，平時關在一個特製的大鐵籠子裏，裏麵有一個個小格子，那是鴿子們的家。鴿子每天要放飛兩次，它們在高高的藍天翱翔，傳來陣陣鴿哨，那鶯鶯環繞在天空的聲音顯得那幺遙遠，在微風的伴隨下斷續地傳進我的耳鼓，似乎是一支暝暝中的仙笛在吹響。每逢過節天安門廣場要遊行了，就有專車開來，用小籠子把鴿子們運走，運到天安門去接受領袖們的檢閱。能夠見到全國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它們一定覺得非常幸福，所以有些就留在了廣場上不再回來了。晚上它們就棲息在前門樓上，等待著領袖們的下一次接見。
幼兒園裏孩子都要有製服，仿照海、陸、空三軍的軍裝每個班級做成統一的樣式。我所在的班是海軍，家裏專門為我定做了一套海軍的製服，這套製服隻有節日時才穿。
節日到了，我們穿上它，顯得很神奇，盡管走起路來還像他，唐老鴨似的左右搖擺，但也排起了整齊的隊伍，舉著彩旗，在幼兒園內遊行。我們齊聲高唱: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歌聲多麽嘹亮，
歌唱我們偉大的祖國，
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
和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保和平，為祖國，就是保家鄉。
……
雖然朝鮮戰場已經停戰，但是抗美援朝戰勝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的興奮還沒有過去，這首誌願軍戰歌還是我們包括很多成年人所愛唱的一首歌。
每當這個時候，還要把家長們也請來，同幼兒園的阿姨一道檢閱這支由孩子們組成的三軍隊伍。閱兵結束後，就去幼兒園的小禮堂，觀看孩子們演出的節目，這些節目都是在阿姨輔導下編排的。
平時，我們在幼兒園的娛樂區活動，孩子們按照自己的興趣滑滑梯或蕩秋千。男孩子喜歡攀登架，那是一種用木架製成的各式梯子的組合，可以爬上爬下；鑽來鑽去的玩，多少有些冒險的刺激。尤其是當我爬到最高點時，居高臨下地往下看，別人都在我的腳下，他們顯得那麽小，這時候我就會從心裏產生出一種莫名的神聖，感到自己非常強大，似乎可以戰勝一切。
幼兒園的後門一打開就是北海公園，那裏有一片空地，阿姨經常帶領我們到那裏去散步。有時候，大家圍成一個大圓圈，一邊拍手一邊唱：“小杜鵑叫咕咕，少年把新娘挑……”這是一首捷克民歌。
我們還玩各種遊戲，最熱鬧的是老鷹捉小雞。阿姨是雞媽媽，她要保護好自己的孩子不被凶猛的老鷹捉去，她身後的孩子們接連成長長的一串，當老鷹的孩子要想盡一切法子捉住母雞身後的小雞。於是，一場混戰開始了。老鷹先是往右跑，母雞身後的小雞們就像一條擺尾的蛇，躲到左邊，老鷹突然轉回身跑向左邊，最後的小雞還來不及反應就成了老鷹的俘虜。
每當這時，孩子們的嬉戲就會吸引很多過路的遊客，站在旁邊為我們拍手助威。玩到後來大家全都癱倒在山坡綠茸茸的草地上。
我經常在阿姨不注意的時候跑掉，公園中的一切都是那麽吸引我，山坡上茵茵的綠草，山頂上鬱鬱蔥蔥的小樹林，山坡後潺潺流淌的小河，還有池塘中淡粉色的荷花。小橋、水榭、畫廊、曲徑、假山，都是我同阿姨捉迷藏的地方。我總是悄悄地繞到阿姨的身後，讓她無法找到我。那裏是北海公園的濠浦澗，是公園裏的園中園。因為我的淘氣阿姨大傷腦筋，由於我的聰明阿姨們也都很喜歡我。
我常常闖禍。吃飯掉了飯碗，小便有意尿在外麵，睡午覺時伸著腦袋東瞧西看，大家都該起床了而我卻昏昏睡去。有一天，我在室內低頭猛跑，一頭撞在鐵床上，血順著頭往下流，把阿姨們嚇壞了。
有一次，我趁阿姨一不留神就偷偷跑走了，無意中發現院子裏有一座小門。走進去裏麵是一個四合院，磨磚對縫的青磚牆，大紅的柱子，琉璃瓦的屋頂，雕梁畫棟，金碧輝煌，但是都空閑在那兒。正巧，有一間房屋的窗戶沒關緊，我就鑽了進去，裏麵堆滿了雜物，幾乎什麽都有：破桌椅壞書架，演戲用的服裝道具，過節時掛的大紅燈籠，上麵全都積滿了灰塵。我在裏麵東翻西找，想象自己是在尋找著寶藏，弄得渾身上下全是塵土。也不知道玩了多久，突然意識到不妙，急忙從原路爬出去，七拐八繞才敢露麵。阿姨們早已發現我又失蹤了，全在四處尋找。我狼狽不堪地出現在她們麵前時，就把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當然，以後再也不敢故地重遊了。
五十年代初期，中蘇關係很友好，斯大林派了大批技術專家到中國來，幫助中國恢複戰後的經濟建設，有些是全家一塊兒來的。因為中國的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後開始的，受他們的影響很多，所以那個時期稱他們為“老大哥”。我們班上也有一個從老大哥國家來的孩子，他長的黃發碧眼，整天嗚哩哇啦也不知道說些什麽，全班的孩子也跟著他亂喊一氣。一天，我們在公園的山坡下玩兒，全班的孩子齊聲大喊“達瓦利士，哈拉碩！”，正巧有幾位蘇聯人從那裏路過，他們非常興奮，跑過來同我們握手，還拉著我們照相留念。在興奮過熱鬧過之後，誰也不知道都喊了些什麽，那些蘇聯人為什麽會那樣高興。直到上中學學會了幾句俄語後才知道，那句話的意思是；同誌好。這是我學會的第一句外國話。
那個俄國孩子很淘氣，每次一到娛樂區，他都會像一匹發了瘋的野馬，玩起來什麽都不管了。有一天，大家排隊玩滑梯，突然全都聞到一股奇臭無比的味道，我們停止了遊戲，尋找氣味的發源地，最後終於發現氣味是從在那位外賓身上發出來的，他竟然玩兒昏了頭，把屎全部都存在了褲子裏。阿姨要他脫下來換洗，可是他說什麽也不讓，大喊大叫，大哭大鬧，破壞了中蘇關係。自此之後很長一段日子，我隻要一看見外國孩子，尤其是黃頭發，藍眼睛的，鼻子裏就會自然產生出一股惡臭。
我五歲那年的夏天，幼兒園去了一次避暑勝地——北戴河。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大海，水與天連在了一起，海浪從遠處滾滾湧來，剛一觸到海岸就又返回到遙遠的天際。我們住的地方離海邊不遠，被蔥綠樹林環繞著的紅色圍牆裏，一棟陳舊的紅樓就是我們休息的地方。樓裏麵鋪的是木地板，我們就睡在鋪在木地板上的墊子上。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伴隨著颯颯的風聲和海潮的嘩嘩聲進入夢鄉。
隻要不下雨，我們就到海邊的沙灘上去玩兒，做遊戲或遊泳。每次下海，阿姨們都在一旁保護每一個孩子以防不測。初次下海，感到海水中有一股股無法抗拒的力量推動著我的身體，左右搖擺站立不穩，總要跌倒在水裏。海水的浮力使人產生出飄飄悠悠的感覺，海浪滾過，身體隨著浪峰自然而然地抬起，隻能用腳尖勉強觸到海底鬆軟的細紗，海浪退去，身體隨後下沉，又能站在海底的沙地上。我不會遊泳，隨著海浪的上下起伏，難免不嚐到幾口苦澀的海水。
開始漲潮了，我們回到沙灘上，沙灘上的貝殼被歲月衝刷得奇形怪狀。還有小海螺，我在沙灘上撿了很多帶回北京。這些貝殼在家中存放了很多年，後來我離開北京去內蒙古草原插隊，回來後就再也沒有見到過。沙灘上還可以捉住小螃蟹，海水淌過，沙地上有一個個冒著氣泡的小洞，看準後趕快挖，幾乎都能挖到。螃蟹太小了，蟹鉗不會把手夾疼。淺綠色半透明的小螃蟹在手心上爬，六支小腳撓得手心癢，一股麻酥酥的感覺通過胳膊直傳到心裏。海浪衝來了水母，我就站在剛剛沒過腳麵的海水裏看它遊泳，水母傘狀透明的身體下擺動著觸須在水中飄逸，顯得異常瀟灑，我真想看清它的嘴臉，但又不敢用手去碰，隻得眼睜睜地看它又隨著海浪遠去。
在黃昏的落日下，我們漫步在海灣。漁船在近海捕魚，深藍色的海水把漁船高高托起，然後又把它拋進低穀，漁船上的漁夫們滿不在乎地忙碌著自己的事情。我親眼目睹了一群在風浪中搏鬥的勇士，心中充滿了敬佩。一條漁船駛到離我們很近的地方，有個漁民一隻手扶著桅杆，另一隻手放在嘴邊向我們喊著什麽，在風浪中根本聽不清，落日的餘輝映照在他的身上，就像工匠沿著他的身體鑲上了一圈金色的光環，他的全身籠罩在一層燦爛的光暈中，身後是一片絳紫色的晚霞。夕陽在海平麵的盡頭隻露出金燦燦的一點小圓頂，光束透過雲彩的縫隙直射天際，又反映在海波上，海麵上就像撒滿一層粼粼錫箔，閃動、跳躍著的光點刺得人眼花繚亂。
過了大約一個星期，我們返回了北京。在前門火車站下車，爸爸媽媽來接我回家。
爸爸媽媽經常周末也要參加演出，特別是節假日時就更忙了，有時甚至不能接我回家。每逢這個時候，我就要在幼兒園裏度過。記得有一年過年了，爸爸媽媽不能來接我，阿姨把我們幾個命運相同的孩子集中在一間大屋子裏，我們趴在窗子的玻璃上往外看，看見別的小朋友被家裏的親人接走了，心就像貼在玻璃上的臉一樣冰涼涼的。
幼兒園的阿姨在其它孩子走光後，帶著我們做遊戲。她為了使我們過得愉快，不想家，教我們做紙工。阿姨用一張張彩色紙折疊成小衣服小褲子，然後再疊出一個圓紙球，紙球可以吹鼓，用這疊好的衣服褲子拚成小人。還有會跳的青蛙；會飛的天鵝。晚上，在昏暗的燭光下，阿姨給我們講安徒生童話故事，講白雪公主，帶領我們在童話世界裏遨遊。我們坐在阿姨周圍，安靜地聽著，被故事中的人物所吸引，為故事中的情節所感動。
阿姨還在吃飯用的小鐵碗裏放上白糖、山楂糕，再加入適量清水，放在室外窗台上凍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凍成了冰。阿姨用小勺刮出冰渣，放在我們吃飯的小碗裏，幾個孩子伸出貪婪的小舌頭，唏唏溜溜美餐起來，又涼，又甜，又酸，真好吃。還有凍柿子，在還沒完全凍透時吃，一口一嘴冰渣兒，甜得腮幫子發酸，一會兒兩腮就凍木了，還得吃，一吃就忘了家，就忘了家中的爸爸媽媽，甚至還暗暗慶幸，幸虧留下來了，要不上哪兒找這凍柿子，這凍冰渣。
大人們的工作很忙，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能夠好好休息，積攢了一周的髒衣服要洗，屋子亂了要收拾，還要準備下周的工作，我們回家後爸爸媽媽也不能有更多的時間陪我們玩兒，我們三個孩子從幼兒園回來後隻能自己玩玩具，可是家裏根本沒有什麽可以讓我們玩的東西。
有一年華北地區發生了水災，聽說天津進了水。我們院兒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全部都漏雨了，單位隻好讓大家搬到別的地方暫住一段日子，房子修好後再搬回去。我家搬到了燈市東口的劇院道具製作工廠裏，爸爸是廠長。這個工廠從外麵看是一棟歐式的二層樓，不知道從前住的是什麽人。進門是一個大廳，水磨石地麵，迎麵有一道寬寬的樓梯，上到一半時有一個平台，平台左右兩側各有一道稍窄的樓梯直通二樓。上到二樓後是走廊，走廊臨街的一麵有三間房，我們全家就住在其中的一間裏。樓梯的踏步也全是水磨石製成的，樓道和樓梯兩側堆放著演戲用的道具，前麵大廳的地上還鋪著沒有完成的景片。周末，工人們不上班，整個工廠裏靜悄悄的，我和姐姐就在各處玩兒。大廳的後麵有一條窄過道通向後院，那裏有一個更大的似乎是舞廳的地方，裏麵也同樣有很多景片和道具，但是都是製作好了的，有些還搭成各式各樣房間的樣子，房間裏所需的家具一應俱全，雖然全部都是假的，但做得如同真的一樣。樹的樹幹是用竹片和鐵絲先紮成骨架，外麵蒙上塗有顏色的布，樹枝可是真的，用細繩綁在樹幹上，葉子是用綠紙剪成樹葉的形狀，然後穿在纏了綠紙的鐵絲上，把它們固定在樹枝上麵，一棵大樹就做成了。景片上的門可以隨便開關。
第一次看見演戲用的東西非常好奇，在那些布景和道具中走來走去，並大聲說話，就像看見過的話劇演員們在舞台上那樣，裝腔作勢自我陶醉在演戲的樂趣中。
我們住在二樓，臨街的一麵就是燈市東口和米市大街的交匯處，對麵是以後我們曾經住過多年的史家胡同。房間裏高高的天花板四周有石膏製成的牆角線，掛燈的地方還雕刻了精致的花飾。窗戶又高又大，幾乎整麵牆都被一扇頂天立地的大窗占據了。我和姐姐趴在窗台上看街道上的雨景，街上的行人和汽車很少，也許因為是星期天，又在下大雨，人們都在家裏抗澇搶險吧，偶爾有人路過，他們高高卷起褲腿，赤著雙腳，撐著油布雨傘在雨中匆匆走過。車子駛過，濺起一片水花，汽車成了汽艇。沿街漂來一個西瓜也沒人去揀。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都顯得那麽純樸、忠厚，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似乎並不是什麽奇談，大家都在誠心誠意為了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辛勤耕耘，他們真心擁護共產黨，希望自己貧窮落後的祖國能夠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欣欣向榮，繁榮昌盛起來。
我們這一代與新中國同時成長的孩子，真正得到的父愛和母愛是很少的，爸爸媽媽隻能在繁忙的空餘中擠出時間帶我們去公園或去看電影，這是非常難得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們要把這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為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了緊跟領袖的步伐，他們不僅白天排戲，晚上演出，還要參加政治運動。
1956年底，毛澤東在共產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宣布，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請黨內外的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頓三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1957年初，毛澤東發表關於整風運動的講話，懇請人民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他提出了要“大鳴大放”（2月27日）。後來，又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號召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3月6日——13日）。既然共產黨表明了他們的誠意，真心實意的希望得到黨外民主人士幫助，於是，在全國範圍內的一場整風運動就展開了。為了祖國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本著對共產黨負責的態度，紛紛給他們提出了意見。
爸爸在運動前就曾經多次向劇院黨的負責人提出過一些建設性的建議，他覺得劇院的工作在整體行動上跟不上社會前進的步調。運動開始後，一次北京市委請了一些文藝界人士召開座談會，請他們提意見，爸爸也被請了去，去幫助共產黨。會上，有些人為了共產黨在今後的祖國建設大業上更好地發揮作用，為了更好地在今後各條戰線上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為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他們提出了自己對所在單位領導幹部現存問題的一些意見。誰想到，運動剛剛開始三個月，人民日報上就發表了一篇題目為“這是為什幺？”(6月8日)的文章，一時風向倒轉，那些曾經給共產黨提了意見，真心實意想幫助他們的人，不管是在黨的或不在黨的，統統被“揪”了出來，說他們惡毒是資產階級右派，利用了共產黨整風的機會猖狂向黨進攻，惡毒攻擊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妄圖推翻黨的領導。這就是“引蛇出洞”，爸爸也成了一條被共產黨引出了洞的“蛇”被“揪”了出來。就連那次北京市委請他參加座談會的事，也被說成是“私闖北京市委，大鬧會場”成為一條右派罪行。北京日報在頭版頭條用黑體字向全市人民宣布：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又揪出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右派。
印有這條消息的報紙是我在上小學後，在家裏翻找東西是找到的，黑黑的大字就像一隻隻鐵拳重重地擊在了身上，我的全身在顫抖，這是一座無形的大山，是一付沉重的枷鎖，它將壓在我的身上，壓在我們全家人的身上，使我們全家為此要付出本不應該是我們付出的代價。一個年輕的家庭，一個本來應該是幸福、愉快、溫馨的家，就這樣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今後的生活道路將因此而充滿坎坷，就像進入了遍布荊棘的叢林，使我們一家掙紮在無望的迷茫中。
即使是家庭中的某個成員觸犯了國家法律，被判了刑，也不應該因此而影響到家庭的其它成員，因為在真正的民主國家內，別人是不應該為他人承擔罪責的。但是，在一個用階級鬥爭領導經濟建設的國家中；在一個封建君主製的統治還沒有完全消失的國家中；在一個由黨閥領導下並擁有國家軍隊的政府中，他們可以找到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詞句——無產階級專政。並用這個專政來對付那些並沒有反對他們，而隻是為了國家命運而擔憂的民族英魂及他的家人、子女、親朋、好友。
那張報紙後來再也沒有見過，也許是媽媽害怕被別人發現再加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而銷毀了。報紙不在了，但爸爸還在，這頂右派的帽子在二十多年中國政治的風雲變幻中摘了戴，戴了摘，從東北黑龍江畔的興凱湖到山西黃河邊的伍姓湖，一個年輕有為的文藝工作者，一個很有才華的熱血青年，他有自己的專業特長，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家中有他的妻子和三個年幼的孩子，就因為他過分忠於了那個理想、那個事業，就因為他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就因為他過分的真誠而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直到兩鬢掛霜才重返那個已經麵目全非的家。
一個人，當他過分忠實於一個理想時，他的災難就會隨之而來。
當右派平反後，一個奇怪的現象發生了，居然有人歌功頌德感謝共產黨，認為這是一個英明偉大的舉動。有些被平反了的右派還感恩戴德，感謝共產黨給了他們“新的生命”。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愚昧。共產黨繼承了被推翻了的皇帝的衣缽：一人有罪全家遭殃的傳統，而有些被共產黨誣陷了的人卻像過去被皇帝“賜死”時那樣，還要“謝主隆恩”。這不是愚忠又是什麽？
陳毅元帥在1960年講過：在反右運動中有五十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分是被誣陷的，每個單位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
就像添米下鍋，米少了就不夠吃，要有一定數量。
爸爸先是被隔離審查，後來被送到東北黑龍江省的興凱湖勞改農場，進行強製勞動改造。全國各地有嚴重問題的右派分子都被送進了那個農場進行改造。農場裏不僅有被定為敵我矛盾的右派分子，還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這也是共產黨執政後的一項新發明。
從法律上講，無論是刑事犯亦或是政治犯，都應該通過正當理由起訴後，經過法庭審判後量刑，由犯罪人在監獄中服刑。勞動改造是一種古今曆史上從未有過的體罰。不經過任何法律手段，隻憑借共產黨幹部的喜好，任意締奪享有人權的公民們的人身自由，並強迫他們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農場管理人員把判了刑的刑事犯同有政治問題的右派送到同一個地方，讓刑事犯混雜在政治犯中以便於監視。因為在監獄或勞改農場裏，被判了刑的犯人可以通過自己在服刑中的表現酌情減刑，叫做“戴罪立功”。立功的途徑不僅僅是勞動中的表現，還可以通過告發別人的不法行為取得公安人員的歡欣，成為立功的條件之一。這樣更便於公安人員監視那些犯人，也可以在犯人之間造成不和，相互不信任，利用犯人之間的矛盾形成管理上的相對穩定。這個發明也被用在了全國各地的工廠、企業、學校、機關團體中，也起來一個好聽的詞叫“群眾監督”。但是並不是用來監視那些自稱人民的公仆的共產黨幹部，而是用來監督群眾自己，有些單位還特製了檢舉箱掛在牆上，便於人民自己檢舉自己。
在中國的大陸上“人性”是不被承認的，一提到“人性”這個兩個字，就要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的人性論”而受到批判。隻有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被承認。什麽樣的人才具備這種感情呢？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感到很難說清，因為很多人確實處於一片赤誠，他們在共產黨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認識到，隻有無產階級自己才能夠救自己，無產階級之間的感情才是最最真實的，這種感情要體現在對黨對領袖的忠誠上。所以，隻要一旦被黨定性為敵人的就要口誅筆伐，而黨是不會錯的，是不會誣陷好人的。
一個人利用了群體的愚昧，造成了一個民族的悲劇，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再被證實了的事情。同時，這個民族的人性也被野蠻的加以扭曲了。為了個人的權利與欲望用千百萬血肉之驅築起個人的殿堂。
東北平原土地肥沃，厚厚的原始沉積層覆蓋在鬆遼平原上，那裏地廣人稀，有大片未開墾的處女地。解放初期，一部分解放軍直接轉業到地方，在那裏組建了軍墾農場。但是仍有大麵積的荒地等待人們去開墾。位於黑龍江畔的興凱湖一部分在當時的蘇聯境內，沿中國一側被開發成了勞改農場。它的四周全是沼澤地，夏天，上麵長滿了鬱鬱蔥蔥的雜草和茂密的蘆葦，形成一口無形的陷阱；冬天則是幾百裏渺無人煙的茫茫雪原。如果想偷偷跑走，不是掉進沼澤沉入無底深淵，就是凍餓而死或被野獸吃掉。天氣暖和的時候，道路翻漿車輛無法通行，一般隻有冬天才能進去。爸爸被送進了那座人間地獄。
我還在幼兒園做著童年的夢，爸爸已經離開我們。幼兒園的負責人對媽媽說：他很聰明，你帶他去學校試試，也許能考上小學，以後就不要再來了。小學生入學的年齡必須要滿七周歲，那年開學我不滿七歲，離過生日還差一個多月。就這樣，我被客客氣氣地拒絕在了幼兒園大門外。上學不可能，幼兒園又回不去，我成了家庭留守人員，在家裏閑了一年。
北京人藝1956年在東城區史家胡同宿舍大院建起一棟四層宿舍樓，我家分到了兩間大約十二平方米的住房，廚房和廁所是三家合用的。分房時爸爸還沒有出事，所以分到了兩間，否則也許會全家擠在一間房中，這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幾年後，我們全家確實擠在了一間房中，幸虧姐姐當時已經住校才沒顯得過分擁擠。
我家有姐弟三人，姐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弟弟還小，因為他在北京市文化局所屬的幼兒園，所以還繼續留在那裏沒被趕回家。
我離開幼兒園回到家裏，院子裏的小朋友一個也不認識，很想和他們玩兒，不知為什麽，他們總是在排斥我。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種持強淩弱的本事，就如同生態循環的規律一樣，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啃稀泥，自持是強者就可以欺負別人。我不想侵占別人什麽，也不想讓別人強加於我什麽，隻想得到一點點生活空間，但是就連這幺一點兒小小的願望都受到幹擾。常常會有一群男孩或女孩為住我，追著我，他們高聲問：“你爸爸上哪兒去了？”
一個不滿七歲的孩子，他怎麽能明白什麽是革命，什麽是反革命，什麽是左派，什麽是右派，這些事在我幼小的頭腦中完全是個空白。現在我明白了，當這些空白幾乎被人間的糟粕填滿了之後將意味著什麽。我記得，有一天媽媽把我們姐弟三人叫到一塊兒，她對我們說:你們的爸爸要去很遠的地方，去接受勞動教養。從此，再也沒看見過爸爸回家。姐姐已經上學了，她知道家中發生了什麽事，可是我卻還是一片懵懂，根本分不清教養與修養之間的關係。所以，在孩子們的追問下，我大聲回答：“我爸爸去勞動修養了！”孩子們嘩然了，“還修養，他也配！他是右派，上勞改農場接受勞動改造去了。”孩子們滿足了，嬉笑著，喧鬧著離去。我茫然了，懵住了，一個人呆呆地站在那裏。這是怎麽回事，我怎麽什麽都不明白呀？
對這些往事的回憶是很痛苦的，假如你沒有過這種親身的經曆，很難體會到，對於一個不滿七歲的孩子來說，他要在精神上承受一種什麽樣的後果。就在這一年的夏天，在我的心靈深處就已經埋下了深深的哀怨，帶著這個哀怨度過了我的前半生。也許把它轉換成仇恨會更好些，但無論是哀怨亦或是仇恨，都無法治愈心中的創傷。
我雖然生長在一個擁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在她的首都，但我卻時時感到心中充滿了孤獨，獨自一人徘徊在北京的街頭巷尾。朝陽門外，護城河邊，是我常去的地方。
從朝陽門出城，一路上能夠看到護城河兩岸被遺棄的地堡和岸邊殘破的城牆。靠近城牆是火車站的卸貨場，那裏堆滿了建築用的灰沙和巨大的鬆木圓材，還有成堆的石子。如果正好趕上卸貨，我就站在遠處看工人們幹活。卸鬆木時，隻要把車廂兩側的支撐拿掉，再鬆開刹緊的細鋼絲，巨大的鬆木帶著“砰砰”巨響從平板車廂上滾下來。卸生石灰可就熱鬧了，到處是一片白煙，貨場上掀起一道霧牆，空氣中充滿了嗆人的生石灰的氣味。工人們用破布把臉包得很嚴，隻露出兩隻混濁的眼睛。他們工作的速度很快，一會兒就把一節車廂卸完，火車向前移動了一個車廂的距離，工人們又跳上去繼續工作。
我有時在河邊玩兒，有時爬上城牆，順著城牆往建國門方向走。
護城河的水平時很淺，踏著河裏的鵝卵石就可以走到對岸。隻有下大雨的時候才波濤洶湧，有時河水還會漫上堤岸。河對岸是一片土崗和荒地，順著荒地向東走就是日壇公園。
城牆到建國門就中斷了，長安街從城牆下通過。再往前走是古觀象台，爸爸還沒離家時曾帶我們去看過那裏的古觀象儀。城牆的拐角是一座箭樓，我曾經順著箭樓下城牆牆壁上一層層凸起的小沿兒手腳並用，斜著身子慢慢爬上去，沿著城牆上的磚路經過崇文門一直走到前門。那段城牆保護得很好，雖然上麵長滿了雜草，但似乎沒有損壞。
前門樓上空蕩蕩的，唯一不缺的就是鴿子，那裏麵也許還有曾經在北海幼兒園生活過的，也不知道它們還認識我不。成群的鴿子站在橫梁上“咕咕”地叫，看見有人來了，它們稍微有些不安地騷動著，但是很快就平靜下來。大廳地裏滿地鴿糞，使人無法下腳。通往二層的梯子已經損壞了，上去時要非常小心。我慢慢地爬上去，好在身子矮小又輕，雖然樓梯發出輕微地響聲，但還能禁得住我瘦小的身軀。勉強爬上去，上麵依然空蕩蕩，東西南北各有四個大落地窗。從西麵的那個可以看見天安門。我隻敢匍匐在地上偷偷地四處張望，生怕有人發現。後來，從前門的磚梯下去，因為是個孩子，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有一天，同院的孩子對我說：“胡同口大樓的櫥窗有好多畫，咱們一塊兒去看吧。”大樓就是劇院道具工廠，我家曾經在那裏住過一個夏天。大樓一層臨街有四個大櫥窗，平時是張貼劇照的地方，一有政治運動就貼滿了宣傳畫。我們倆來到那裏，他指著其中一幅畫對我說：“你看，那是你爸爸。”畫上畫的是一隻蝸牛，正在奮力向城牆撞去。上麵還寫了一行小字，我也看不懂寫的是什麽。那隻蝸牛的頭上居然長著爸爸的臉。同去的孩子說：“你爸爸在撞城牆。”
現在北京的城牆沒有了。它不是讓我爸爸這樣的階級敵人撞跨的，而是讓代表了人民心願的中國政府拆掉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爸爸右派問題平反了，那時我才知道了那隻蝸牛的來曆。當年爸爸在多次向劇院領導提出意見後，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看法，大意說劇院的工作速度就像一隻慢慢爬行的蝸牛，並寫了一首打油詩。這些東西他讓當時協助工作的一個年輕人看過。反右運動一開始，這個年輕人就揭發了爸爸的日記，說爸爸把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比作蝸牛，誣蔑黨的領導。在那個時代，很有些人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不惜犧牲他人，用別人的軀體作為自己飛黃騰達的墊腳石。那個年輕人在反右鬥爭結束後被發展成為共產黨員。
漫畫是一種社會宣傳的工具，很早以前就有一批漫畫刊物流傳在民間，也是大家喜聞樂見的。一些漫畫家利用了漫畫的形式，反映了人生的荒唐、無奈、悲涼和淒苦。有時又表現出一種自我解脫，自我安慰的人生境界，是生活的真實寫照。但是，一旦被搬到政治舞台上，用來進行人身攻擊，卻顯示了它的野蠻與無情。它直接鞭打人的靈魂，無情地撕碎了人的尊嚴，是刺向人格的一把利劍。漫畫這種形式在幾年後中國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這幅漫畫徹底扭曲了爸爸在我心中的形象。後來，爸爸從東北轉回北京郊區的團河農場，每到周末可以回家，當我在犯了錯誤他批評我的時候，總會使我聯想到那隻展現在北京市民眼前的蝸牛。
那時候，人間的不平就已經根深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對現實產生出灰蒙蒙的影子，它無時不在幹擾著我，往往使我陷入一種無力自拔的境地。也隻有獨自一人流連於北京街頭的時候，當我麵對古城斑駁的一角時，我才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立完整的人。
人在很多時候希望得到一兩位知心朋友，他是在尋求支持與理解，畢竟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顯得太渺小無力了。偶爾他感覺找到了，但很快就又陷入一片茫然。人與人相差得太遠了，在一次次地失望後，隻能靠幻想來支撐那其實已經非常脆弱的心。我渴望得到一種大境界，一種人人平等的生活。我不想成為人上人，也不希望低人一等。但是，由於生活中這種無力抗爭的突變，使我內心深處產生出的脆弱，幾乎影響了我的一生。
我那時的幻想是什麽說起來很縹緲，處在那種環境裏，看得見，聽的著的全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教育，它向我展示了一幅美麗動人的圖畫，一種人人平等的生活：消滅階級差異，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達到世界大同；隻有人民的公仆，沒有人民的主人。如果世界真的變成了那樣，就沒有人欺負我了。
每天清晨，我們還沒有起床，媽媽就上班去了。晚上，要等夜場散戲她才能回家。因為爸爸的問題，她的戲少了，可是工作並沒有因此而減少。1958年夏，媽媽隨北京慰問團去了福建前線，那年正在炮轟金門。我要上小學了，姐姐帶我去學校考試。
童年 (一)
童年是生活的重新開始。
幼年的生活裏雖然有短暫的愉快，但這種快樂並沒有把我帶入真實的世界，就像影子，就像泡沫，光亮消失，大風吹過，影子泡沫也就無影無蹤了。人在世界上不就是這樣嗎？逝去的時光中所留戀的是最美好的，但是這種美好是不能再回來了。每一天都是生活的重新開始，今天的你並不一定就是明天的你，命運並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隨了社會的起落沉浮。國家卻掌握著每個人的命運，又使每個人在理想中產生狂熱，產生出一種精神上的亢奮，人們可以不顧一切的為了那個主義而獻身，也包括我們這些初入校園的孩子。
我的小學是一所全國重點學校，就在史家胡同的西口。那裏原來是民族英雄史可法家的祠堂，這條胡同也因此起名叫做了史家胡同，祠堂在1949年後改為學校。
史家胡同也許對很多北京人並不陌生，中國近代史上一些風雲人物現在或曾經在那裏居住過。據我所知有章士釗、喬冠華、劉文輝、華國鋒、容毅仁等。史書上講，東城多官吏，西城多商賈由此可見一斑。
我所在的班上有學生四十幾人，佼佼者有之，庸庸者也有之，根據毛澤東“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學校實行教育改革。我們班被指定為試驗班，實行小學五年製教育，學校配備了最好的教師給我們上課。一年級的班主任是全國勞動模範。她的個子不高，顯得有些胖，沒結婚，一輩子從事教育事業，學生和家長都很喜歡她。文化大革命中死於癌症。
每天放學後，老師把同學分成若幹學習小組，把功課好壞不一的學生組合在一起，為的是讓大家互相幫助。如果課堂上有沒聽懂的課程或疑問，也可以在學習小組中進行討論。作業完成後還要進行相互檢查，使我們能夠把每天所學到的知識更加牢固地記住。學習小組的功課完成後，大家就在一起玩兒。我們打乒乓球或鍛煉身體，有時還一起談理想、談抱負。我們還說到今後的誌願，希望成為一個什麽樣的人。老師告訴我們，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要與現實相結合，現在學好本領是為了將來更好地報效黨，報效祖國。聽了這些話，我們全都為此而激動，興奮，感到我們肩負著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共產主義的理想將由我們這代來實現，祖國的前途充滿了陽光。
我的小學一年級是伴隨著大躍進地鑼鼓聲度過的。
小學生的生活自有他們的樂趣。他們和少有固定專一地興趣，幾乎總是處於心血來潮中。今天熱衷於踢足球，明天又會喜好上看書，這正好符合了那個一日千裏而又風雲多變的年代。我們沒有看書，踢足球的時間。大煉鋼鐵，全民動員，學校的操場上建起了土高爐。老師揮汗如雨守在高爐旁，學生風塵仆仆滿世界搜集廢鐵。我們把在街道商檢來的，家中拆下來的各種各樣的鐵投入高爐，煉出了一些更加無用的生鐵砣。
上級領導給每個學校都規定了任務，要上繳多少是不能減少的。每天下課，我們就背著書包在大街上，胡同裏到處尋找被遺棄的廢鐵，有時還要用手從路邊堅硬土地裏摳出埋了半截的鏽鐵釘，鐵絲頭兒什麽的。全國、全市都出動尋找廢鐵，所有可能出現廢鐵的地方都讓人們搜遍了，到了後來，幾乎每天出去都是空手而歸。我們什麽東西也沒找到，大家商量各自回家再找找，也許家裏還有沒被發現的東西可以拿來湊數，多少那點回去也好交差。這可難為死我了，本來家裏就沒有像樣的家具，爸爸媽媽是1950年才調回北京的，家裏除了一張大床和一個大衣櫃是媽媽從姥姥家搬來的外，其它的家具全是公家的。我們家反正是再也找不出什麽了，也許別的同學還能夠在自己家裏多少對付各一星半點兒的廢物，空手去學校多丟人呀。
傍晚，我們來到約好的集合地點，其它同學也是兩手空空，隻好在街上無目的地亂走，希望能在別人注意不到的角落裏發現意外地收獲。有同學說：一班的一個同學想把家裏箱子上的合頁摘下來，他爸爸不讓，把他從家裏轟出來了。又一個同學說：“那個人解放前是甲長，你們說他反動不反動。”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有財產都是公有的，所以推翻舊世界首先就是要打破私有製，建立起一個“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的公有製國家。在這個國家裏，一切私有財產都被定性為資本主義的。家庭這個小單位一定要讓位給國家這個大單位，因為國家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國家管理了人們的吃、穿、住、行；還有婚、喪、嫁、娶，更重要的是她還替大家管理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當國家需要人們奉獻使，人民就應該舍家為國，這就是“大公無私”。所以，當時出現了一批英雄人物，他們的先進事跡經常出現在國家的重要報紙上，要人民向他們學習。我從內蒙插隊返回北京在建築公司當工人，隊裏的一個黨支部書記就講過，在大煉鋼鐵時他是村裏的民兵排長，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他帶領民兵首先砸了自己家的柴鍋獻給鋼鐵元帥。
在學校，老師教育我們：“國家”這個詞很有講究，“國”字在前，“家”字在後，就是說先有國後有家，國就像一個大家，大家有了小家才能有。她還生動地解釋說：“大河有水小河滿。”我長大後知道的自然常識多了，覺得這句話似乎違背了自然規律，一般說大河的水是由多條小河匯集而來，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小河無水大河幹才對。十幾年後，人們開始把國家的東西往家拿時，修正了這條道理：國家有的家裏也應該有，因為我們連人都是國家的。
那年月什麽都不對勁兒了，說麻雀吃糧食，又掀起打麻雀運動，全國上下在同一天裏同時行動，到處傳來敲鑼打鼓，震耳欲聾地喊聲。更多的人們手裏拿了洗臉的盆，打水的桶叮鐺亂敲，在這一片動亂聲中還夾雜這二踢腳、麻雷子和小鋼鞭（一些鞭炮的名稱）的乒砰聲，整個中國都在震動。田野上公路旁，大街小巷房頂樹梢，到處都是打鳥的人群在騷動。顫抖的中國天空上驚鳥在狂飛，不時有筋疲力盡的鳥從空中跌落，“驚弓之鳥”這句成語在那幾天中變成了驚鑼之鳥、驚鼓之鳥、驚盆之鳥、驚炮之鳥……
大院兒裏的孩子們在那幾天裏也參加了大人們的行動。
我們站在房頂上，搖動著頭上綁了布條的竹竿、棍棒，由著性兒地狂呼大喊。要在平時，孩子們上房是絕對禁止的。前院兒有一座跨院裏長了四棵海棠樹，大家就管那裏叫海棠院，因為那裏住著劇院的領導和高級演員，所以平時不讓我們去。海棠熟了的時候，我們就從操場的矮牆爬上房頂，然後繞過去偷摘海棠吃。我們還爬到臨院兒的房上偷摘桑葚，紫紅的桑葚把嘴都染紅了。傳達室張大爺管得很嚴，孩子們在房上玩兒，隻要一聽見他的聲音，馬上全都爬在那裏一動不動。打鳥的時候可沒人管了，孩子們幾乎都上了房。有些鳥實在飛不動了就落在了四層樓頂上，有些膽大的孩子居然順著防火鐵梯爬上了高高的四層樓頂。
張大爺手裏拿著二踢腳，看到有鳥要落下來，就用香煙點燃藥撚，鞭炮帶著嘯聲飛向空中炸響，受到驚嚇的鳥剛要落下，又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飛去。
我學著大人的樣子，拿起一隻二踢腳，用左手輕輕捏住鞭炮的上部，用香點燃。“乒”，手中感到一震，鞭炮下半截炸開，身邊冒出一朵白煙，鞭炮便脫手而去直衝向天空，“砰”，炸散的紙屑滿天飛舞。這一切是那麽的好玩兒，我們每天都興致勃勃投入到消滅麻雀的運動中。
打麻雀是為了配合二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的除四害的指示進行的，四害其實就是蒼蠅、蚊子、老鼠、麻雀。在指示下達的同時，還公布了各省市計劃實現“四無”的期限。北京定為兩年內完成。打麻雀北京有三百萬人參加，連續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萬隻，平均每二十五人奮戰一天打死一隻。
大煉鋼鐵破壞了自然生態，人們砍伐了大量的樹木用來燃燒起土高爐，使得很多地區的樹林蕩為平地，泉水幹枯，大地沙化。打麻雀又使得大量以食蟲為生的鳥類死亡，造成蟲害蔓延。中國人與大自然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大自然就用同等態度回報了中國人，從1959年開始了持續三年的糧食饑荒。
難道說人們全都是這樣的愚昧無知？孩子們也許如此，而那些大人也同孩子們一樣是不可能的。1949年後，全國始終運動不斷，鎮反、肅反和剛剛過去了的反右運動使得人人心有餘悸，他們心中的陰影還未消散，“右傾”這頂帽子可不是隨便戴的，大家躲都躲不及還有誰會發表“叛逆”的言論。否則，輕的留在原單位檢查不斷；重的判刑流放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雖然共產黨提倡“大公無私”，但是人們心裏都很清楚，隻要隨了潮流就能免除自身的無妄之災。
確實，大多數的人們是隨了潮流，這也是今後幾十年裏人們所遵循的一條準則，道理很簡單，在當時的中國實行的是“黨指揮槍”，他們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它是由人類中最先進分子所組成，因此它代表了無產階級的最根本利益。在人們的意識裏，聽黨的話是不會錯的。中國人是迷信的，他們從曆史上就崇拜偶像，崇拜權威，希望得到一位能夠給我們帶來光明和幸福的領袖。
快過春節了，我們開始放寒假。這是上小學以後的第一個寒假，天氣依然很冷。
除夕到了，首都劇場每年除夕之夜都要舉行舞會，劇院的領導和全體演職員聚集在三樓小禮堂，濟濟一堂，共同歡度除夕之夜。孩子們被家長帶去和大人們一起過節。舞會開始不久，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來了，他們幾乎每年的除夕夜都要到首都劇場來看望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周恩來喜歡看話劇，隻要是人藝上演的新節目，他都要來觀看演出，他和一些導演演員很熟
周恩來總理坐在一把椅子上和周圍的人聊天，我們這些孩子就捧了一把把糖果放在他的腿上，在他的雙腿上堆滿了糖果，簡直都放不下了。周恩來拉著著名演員舒繡文兒子的手問：“你叫什幺名字？”孩子回答：“xxx”，我接著說：“輔導員”因為發音很近似，大家全都笑了。這時鎂光燈一閃被照了下來。這張相片我一直保存著，曾經很為此而驕傲。我站在周恩來的右邊，他拉著xxx的手，左邊是H。周圍還有導演夏淳和著名劇作家曹禺先生。
大家正在高興的時候，有人過來把孩子們叫走，後來聽說因為有人對負責保衛周恩來的工作人員說，這群孩子裏有家庭出身有問題的，所以警衛員就把我們都轟到了別處。有問題的能夠是誰？當時在場的人們中，隻有我和姐姐是右派子女。那是1959年的除夕，我剛滿八歲。
1958年和1959年之間的北京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繼天安門廣場擴建後，又建築了一批雄偉壯麗的建築群。沿東西長安街一線建起了北京火車站、民族文化宮、廣播大廈及革命軍事博物館。人們的生活並沒有什麽明顯的變化，街道的居民委員會開辦了集體食堂，每人一份兒，對於雙職工家庭來說倒省掉了下班回家做飯的辛苦。據說共產主義就是這個樣子——吃大鍋飯。
到了1959年年底，情況發生了變化。大躍進引起的遍及全國的大饑荒也波及到了北京，集體食堂停辦。原來在燈市口的街道兩邊有幾個專門賣早點的食品攤兒，每個攤位上賣的早點各有不同。清早，上班的人們來不及在家做早點，就到早點攤上買來吃。北京的小吃品種非常豐富，最普通的有燒餅、油條、切糕、和炸油餅。買上一碗豆漿，再根據自己的喜好買根油條或燒餅，坐在攤位旁的條凳上唏唏溜溜的一吃，很可口。吃完後，用手一抹嘴邊兒的餅渣漿痕，推上自行車走上幾步一蹁腿兒上車，上班去了，既簡單又省事。突然，早點攤似乎在一夜之間就消失了，國營飯館雖然仍舊在營業，可是，白麵越來越黑，食品越來越小，品種越來越少，價錢越來越高。北京人也嚐到了饑餓的滋味，盡管還沒像外地那麽嚴重，但吃不飽卻是事實。
全國開始實行票證製度，糧食、食油、副食品都要憑票供應，買棉布要布票，買煙要煙票，喝酒要酒票，吃肉要肉票。食品架上空空的，手中雖然有各種票證也不可能隨時買到所需的東西。
我的奶奶是爸爸的後媽。爸爸在解放初期爺爺死後不久把她和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接到北京，他們住在朝陽門附近的豆芽菜胡同。爸爸離開北京後，媽媽就通過單位把他們也搬到了史家胡同大院宿舍來。剛開始奶奶對我們還好，糧食供應緊張後，家裏的飯菜開始發生變化，本來就少的肉類及食油就更少了，她把好東西留給了兩個正在上中學的兒子，我們每天吃的幾乎都是窩頭加辣椒，偶爾有了改善，也是我們從垃圾中撿回的爛菜葉做的菜團子。能吃到玉米麵在當時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老師說：國家遇到了暫時困難，農村發生了自然災害糧食歉收，再加上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撤走了所有專家，停止了對中國的經濟援助，還讓我們還債。帝（帝國主義）、修（修正主義）、反（世界上的反動勢力）卡我們的脖子，妄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裏。我們要向毛主席說的那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改變祖國一窮二白的麵貌。現在國家正處於困難時期，同學們要同祖國人民一道共渡難關，把我們節省下的糧食支援災區。
1958年風調雨順，糧食產量創出了曆史少有的紀錄，是一個大豐收的好年景。但是國家把人們的精力、物力、時間都獻給了鋼鐵元帥，田裏的莊稼沒人收，爛在地裏也沒人管，豐收年變成了歉收年，大豐收引起了大饑荒，在這個世界上再一次創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奇跡，如果收錄到吉尼斯大全裏，恐怕是任何國家也打破不了的紀錄。毛澤東在那時的《黨內通訊》裏寫到：“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1959年4月29日）。他教育人民要忠誠老實，但是在對自己所犯過的錯誤卻一推了之，推給了帝、修、反，推給了大自然。
我們在大躍進的年代時，去過新建成的民族文化宮，參觀一個專門報道大躍進中各地放出“衛星”的展覽。那裏展出了一些實物和模型，還有宣傳畫和專題介紹。那裏展出的大南瓜幾個孩子都圍不過來；一頭豬可以當馬騎。圖片和相片顯示了農村的一派大好形勢，顯示了大躍進帶給人們的無限優越。那時候的報紙和電台經常報道各種各樣的消息：糧食畝產竟然超過了十多萬斤。北方的糧食產量不僅過了黃河，居然還過了長江（長江以南每年可以收獲兩茬或三茬。而黃河以北隻能收一茬，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似乎今後的糧食要吃不盡。我記得在朝陽門南小街的牆壁上畫了一幅宣傳畫，在一棵像樹一樣的奇怪的植物上麵掛滿了各種不同的瓜果，西紅柿、茄子、蘋果……，全長一塊兒了。旁邊還有幾個孩子在拍手笑，孩子們還沒有那棵怪物的一半高。隻是這棵怪物始終也沒在生活裏出現過。
到了1960年，北京開始出現饑餓引起的疾病，肝炎、浮腫、營養不良。有人發明了瓜代菜，喝小球藻等間接補充營養的辦法。製作小球藻的方法是在一個大玻璃瓶中加入營養液培育出來的，其實就是小河裏，池塘裏常見的浮萍。喝的時候要閉住呼吸，否則那股腥氣使人根本無法吞咽，喝完後的幾天嘴裏全是臭魚爛蝦味。盡管這樣，仍然解決不了問題，我家先是媽媽發現肝腫大，跟著弟弟又得了肝炎，我和姐姐的腿也開始浮腫。
弟弟從那時起就一直體弱多病。
我媽媽
因為爸爸的問題，媽媽被迫退出了舞台生涯，在劇院裏做一些零散的工作。
媽媽在過去的年代一直在追求革命，她周圍的很多同學和親朋到了解放區。她原來也準備去解放區，但是在檢查身體的時候發現了風濕性心髒病，隻好留在了北京。
聽媽媽講過一些過去的事情。她的家庭背景很複雜。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從封建帝王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的新時代，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剛剛取得勝利，很多熱血青年都在追求新生活，他們向往民主、自由、人權。
媽媽出生在1920年的北京。
媽媽的祖父在豐潤縣衙門當差，他的幾個兒子各自掙出了一番天地。媽媽的大伯父是北洋軍閥的一個將軍。“9.18”事變後與天津日本浪人搞了個天津事變未成，後來他跑到滿洲國的沈陽當了銀行行長，日本投降後被鎮壓。二伯父是地主，是當地一個惡霸，解放後死於獄中。聽老人們說，他們二人與後來流亡到天津的皇室中的人關係密切。
我的姥爺畢業於沈陽政法學校。他曾經當過律師，在辦過一次案後認為律師太缺德就不幹了。後來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曾經在北洋軍閥時期官運至京師軍警都察處副處長的要職。在此時期曾通風報信讓陳獨秀、楊虎等人逃脫北洋軍閥對他們逮捕。還做過北寧鐵路的顧問之類的事。日本人占領北平後，他大哥的日本朋友曾找他出來當漢奸，他沒答應。在那時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為被日本人逮捕的協和醫院的青年醫生說過話，把他們放跑了。
姥姥說，姥爺嗜酒，經常豪飲而歸，他的脾氣很壞，後來終因酒精中毒而亡。
媽媽的中學是北平師大附中，學校的同學中有很多進步青年，受他們的影響接觸了“5.4”以來的進步文藝作品和翻譯小說。
日本對華侵略，占據了東北三省，全國各界一致要求抗戰。一天，媽媽和同學在學校操場上玩，突然看見一個男學生滿臉是血跑進學校，他大聲喊道：“我們要求抗日，特務打人了！”一時同學們群情激奮，在那個同學的帶領下，紛紛走向街頭，參加遊行示威活動。這就是著名的“12.9”學生運動。那個被特務打傷了的男學生就是後來共產黨掌權後身居要職的鄧力群。媽媽在“12.9”運動的感召下參加了抗日救亡及民族先鋒隊組織。北平淪陷後，她和朋友準備去遊擊區，因查出有病而沒能成行。那時，我的三姨因為抗婚已經跑到了山西參加了抗日戰爭。
媽媽沒有走成，就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後來在一次大搜捕中“民先”組織被破壞，舅舅先去了上海，他在上海給媽媽找到了工作。
媽媽大約在1944年到達上海，在上海的塔斯社蘇聯之聲廣播電台工作。同時還參加了上海當時的左翼劇團——苦幹。並參加過一些中外優秀劇目的演出。劇團實際上是在共產黨控製下，他們當中有些人成為建國後文藝界的領導幹部和文藝骨幹。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接收了上海，塔斯社關閉，苦幹劇團也解散了。媽媽在後來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歐陽山尊的介紹下參加了觀眾演出公司，直至上海解放前夕。
媽媽和爸爸是在台灣認識的。
1947年，觀眾演出公司去台灣演戲，爸爸當時在台灣廣播電台工作，演出公司要讓爸爸協助工作，爸爸在電台的事需要有人暫時接替，媽媽就充當了這個角色，從而認識了爸爸。他們很快就結婚了。
爸爸和媽媽的婚禮是在台北舉行的，那天是1948年1月1日，正好過年。媽媽懷孕後反應大，就一個人回上海去了。爸爸在過了一段時候也去了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他們沒有工作，借住在朋友家，生了我的姐姐。據說因為懷孕期間營養不好，姐姐生下來時就像一隻嗷嗷待哺的小貓似的。
上海解放後，爸爸媽媽參加了解放軍蘇南文工團。
華南地區的農村裏有些被打散的國民黨部隊，還有一些占山為王的土匪，他們經常對解放軍部隊進行突然襲擊，所以全國開始剿匪。文工團員也被分散到各個連隊充當文化教員。爸爸媽媽帶著姐姐無法下連隊，而且當時部隊經常轉移，所以經朋友介紹，他們專業到北京，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工作。
那是1950年的事，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媽媽在北京人藝專演老太太，她曾經出演過很多優秀劇目，如老舍先生的《茶館》，她在劇中扮演王掌櫃的太太。還有前麵說過的《龍須溝》，她在劇中扮演大雜院裏的王大媽。此外還有《虎符》、《北京人》等。
媽媽從福建回到北京後，就被調到新成立的北京藝術學院，在導演係任教。學院就建立在什刹海旁的前海西街西側，據說占地麵積相當於中山公園那麽大，是過去的恭王府，現在那裏是中國音樂學院。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於是就出現了一些類似的文藝團體，但它們都是短命的，剛剛成立不久，就趕上了全國的糧食饑荒，國家壓縮經濟，學院的導演係下馬了，幾乎連一屆學員都沒培養出來。為什麽說是“下馬”，我也不太明白，也許是根據當時流行的一句話可以解釋清楚：大躍進要用一日千裏的速度建設祖國，就像跨上了千裏馬。反正是上得快下得也快，說散就散了。
媽媽又回到了原來的單位。劇院領導讓她負責文學組的工作，管理劇本。說是文學組，其實隻有一人，既是組長有是組員。媽媽要負責管理所有有關劇本的全部工作，聯係作家，審查劇本，安排座談會。她每天都要看專業的及業餘的作家郵寄來的各類劇本，然後寫出自己的意見回信。如果劇本寫得好，她還要提請劇院領導審查。劇本通過後，準備上演排戲之前的刻印工作也要由媽媽來承擔。從刻蠟紙到印刷裝訂成冊，全要在排戲之前完成，交到導演和演員手裏。媽媽工作實在太忙時，我們下課後就去首都劇場幫媽媽印劇本。一部話劇在演出前的所有有關人員要人手一冊，工作量很大。油印機是最簡陋的那種，要用蘸了油墨的橡膠滾筒一張一張地印出來。有時稍微一不注意，使用了多次的蠟紙會出現裂痕，那就要重新刻版。在每一出話劇的排練過程中，媽媽都要在現場記錄導演的意圖，以便搜集有關資料存檔。演員不夠時，媽媽還要參加演出，當然隻能演群眾。
媽媽體質很差，除了年輕時查出的風濕性心髒病外，還患有高血壓，肝髒也有問題。雖然身上有醫生開出的病假條，由於工作太多，卻不能休息。有一天，媽媽早上去上班，她推著自行車往大門走去，突然肚子疼起來，連走路的力氣也沒有了。勉強回到家後疼的滿床翻滾，連連嘔吐，早晨沒吃飯吐出的全是綠色的膽汁。鄰居們都上班走了，周圍什麽人也沒有，即使有人，媽媽也喊不出來。不知掙紮了多久後疼痛稍微緩解了，媽媽推上自行車從宿舍大院一步一步走到位於王府井附近的協和醫院，經過醫生檢查確診是膽道蛔蟲，那條蛔蟲鑽進膽道後因媽媽的奮力掙紮迫使它有退了出去。媽媽住院了，總算有時間休息了。據醫生講，也許是因為肚子裏缺少食物，蟲子餓了就到處尋找可以吃的東西，因此鑽進了膽道。
媽媽並沒有因爸爸出了問題而離婚。這時候如果離婚了也許對我們全家是一種解脫，媽媽沒有這樣做。周圍的壓力很大，如果還是夫妻，妻子就要因此而替丈夫分擔，分擔他的反黨罪行，分擔他的經濟困難，分擔他的精神痛苦。這是代夫受過，因為丈夫的問題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審查。
社會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很多事情不是籠統一說就行了，人在那種社會環境裏生存，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是生活在現在這個時代的人所難以想象的。很多事是其它國家中的人們及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現代中國年輕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們不明白，為什麽中國人的命運就掌握在極少數的當權派手中，可人民居然還能忍受。
媽媽要負擔我們三個孩子的生活，還要按照爸爸來信中所需寄去他需要的生活用品，爸爸沒錢。
那時媽媽是怎麽想的，她從來沒對我們講過，但是我們能夠理解媽媽。
即便是離了婚又能怎麽樣，他們也曾經是過夫妻，一塊兒共同生活過多年並生兒育女，這些影響不會因婚約的解除而消失。我們也還是有過這樣一位父親，不能因父母的離異而說他不是我們的生身之父。最重要的是人的良心，人的情感。不能落井下石。
人在最困難的時候，如果就連他最後一線希望都破滅了的話，他也許會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氣。家庭的存在將會是那個時候一個孤獨的、含冤的人的一線希望。盡管我們會因此而承擔，盡管我們要因此而變成社會的“賤民”，但是我們對媽媽這樣做從來沒有過怨言。
“愛不是永恒的”，這是很多人喜歡掛在嘴邊上的一句“名言”。假如你根本就不懂得什麽是愛，亦或是說，你在愛的價值取向上是索取的，當得不到時，或對方的利用價值已經消失時，“愛”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如果你的愛是一種奉獻，你就不會在得不到時而不去愛。這種愛是一種普愛，愛人類萬物，愛一切生靈，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對愛的價值觀。過去的中國，有一些人在自己的親人由於政治原因落難後，就采取了極端做法，就同他（她）脫離了關係，所謂“劃清界限”，但你能忘記過去共同生活中的烙印嗎，你能忘記深藏在內心的情感嗎？它早已清晰地刻印在自己的心上，將會伴隨你終生。
童年 （二）
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小學同學，他們是我小學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的回憶中，也許那短短的六年是我一生中最平靜的六年，那種男女同學之間純潔的友誼使我終生難忘。在我學習遇到困難時；在我感到孤獨時；在我因吃不飽而挨餓時，總有一些男生或女生及他們的家人向我伸出援助的雙手，使我感到了人間僅存的一絲絲溫暖。假如兒時的純真能夠保持到永久，那這個世界上的友誼將會是永存的。理想和現實畢竟相差得很遠，孩子終歸是要長大的。
雖然都是孩子，但每個人的家庭卻相差得太遠了，家庭條件的懸殊很大。同學中有的家裏院落套著院落，幾十間房住著十幾個人；而有的同學家卻要老少幾代擠在一起。都在一個學校一個班級，卻過著完全不同的日子。其中有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將軍的兒子、畫家的女兒、部長的孫子，他們回到家裏可以生活得非常優裕。可是還有一些同學甚至就連上學的學費都交不出來。盡管這樣，可是大家相處得很好，並沒有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發生過矛盾。家庭條件好的孩子也樂於幫助那些生活上有困難的同學。功課好的孩子也能夠主動幫助一些落後的同學。孩子們是幼稚的，他們天真無邪，雖然國家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已經給各個不同的家庭劃分了階級成分，但是對於孩子們所產生的影響並不是很大，他們的階級鬥爭觀念很淡薄。學校裏進行了階級教育，告訴同學們：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但在孩子們純潔心靈中還裝不下這些複雜的概念。
小學生在中國男女授受不親的影響下，男女生的界線分得很清，如果一個男同學和女孩子來往過多，就會成為同學們議論的話題。同學還私下裏把班上的男女生配了“對兒”，假如大家認為是相好的兩個同學說了話，那就不得了了，起哄的有之，胡鬧的有之，挖苦的也有之，往往鬧得雙方非常尷尬。所以大家在這方麵都很謹慎，自然就在男女生中間劃了一條杠。我不在乎這些，別人愛說什麽就由他們去說，反正腳正不怕鞋歪自己該怎樣就怎樣，這樣一來反而沒人說了。老師在分學習小組時考慮到學生們中間的麻煩，盡量不把男女生分到一個小組中去，由於我的不在乎，所以有幾次分小組時把我分到了女生的學習小組。
在離我住的大院不遠，住著班裏的一個女同學，她的功課很好，並且是班上少先隊的中隊長。有一個學期老師把我分到了她負責下的學習小組。每天一放學，我就去她家做功課。她的父親是一位高級工程師，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他，據說是在一個保密的地方工作。人家的事我不好多打聽，所以從來沒有問過她。她家住的房子是自己的，除了外院租給了別人，裏麵的四合院留給了自己家人住。她哥哥是我們學校的紅領巾的大隊長。她母親不是北方人，聽口音像是蘇杭那邊過來的，普通話裏夾雜著南方音，軟綿綿的很好聽。
他們住的院子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磨磚對縫的牆壁，青瓦鋪頂，院子裏有一棵紫藤蘿。藤蘿架下院子正中是一麵石桌。四周有四個石鼓。夏天，我們就坐在那裏做功課。雖然房子高高大大的，但年久失修，也是曆盡滄桑的樣子。因房子前麵的廊擋住了光線，所以屋子裏顯得有些陰暗。其它的房子裏住著她家的親戚，我始終沒有鬧明白他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放學後從學校直接去她家，先做功課，然後相互檢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就一起討論，直到全都明白了為止。平時很少有男孩子去她家，她媽媽很關心我，在閑聊中得知了我的情況後很同情我的遭遇。以後，我不再去她家學習了，在街道上遇見後，她都要停下來關切地詢問我學習和家中的近況。
最吸引我的是她們家那台蘇式黑白電視機。五十年代的中國，有電視機的家庭很少，一般家庭根本買不起。有電視機的家庭，大多不具備與外人來往的條件，一般來說，那種家庭不是可以隨便打擾的。由於我和她在同一個學習小組，所以那時在她家看過幾次電視裏播放的新電影。後來我不去她家學習了，也就沒有好意思去看電視。快畢業的那年，電影院上映新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這是一部描寫駐守在新疆雪山高原上邊防軍的故事，裏麵的主題歌在當時非常流行，幾乎人人都會唱。那時家裏的生活開銷非常緊張，媽媽雖然每月的工資相比之下比較多，但是爸爸離家後沒有工資收入，我家五口人再加上奶奶叔叔三口，八口人的生活費用全要靠媽媽一人來負擔顯然是不夠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哪有多餘的錢去看電影。有一天，聽說電視台裏要播放這部電影，我非常想去她家看，但是好長時間沒去過她家了，為了看電視去打擾人家，心裏多少有些過意不去。其實我知道，真的進去了她媽媽是不會拒絕我的，可是男孩子的自尊卻使我躊躇不前。晚上，獨自一人在她家門外徘徊了很久，下了幾次決心，始終沒有舉手敲門的勇氣，直到電影快開始時，最終還是經不住那位“冰山上來客”的誘惑敲開了她家的大門。
小學同學中有一個家庭生活非常困難的同學，我暫且稱他為G，他的學費是國家補助的，要不然他根本上不起學。我記得那時的最低生活標準是平均每人每月人民幣十二元，G家根本達不到。G的父親解放初期就死了，死因不明。我多次問他，可他也說不清。G的母親身材矮小，生了五個孩子，一女四男。G媽媽靠縫窮過日子。她要到街坊四鄰家中找些縫縫補補的活兒來掙錢養活幾個孩子。G的大姐已經出嫁，大哥在工廠學徒；二哥在上技校。三哥和G在一所學校上學，這個哥哥得了奇怪的病，經常坐在那裏就會睡著。自從父親死後，全家的經濟來源就是靠姑姑每月接濟15元來維持，這15元錢其實就是他家多年來每月的固定收入。姑姑沒結婚，在北京協和醫院當護士，就住在醫院後門的護士樓裏。有一次，G要到那裏找他姑姑要當月的生活費，我陪他去過，見識了護士們居住的地方。盡管隻去過一次但是印象太深了，至今從那棟建築外路過，都會想起裏麵的樣子。
協和醫院是美國人用庚子賠款建立的，醫院裏單身護士就住在那棟稱為“護士樓”的地方。從外麵看，那裏是一幢歐式風格的建築，高高大大的窗戶和沉重的大門。那兩扇門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沉重，推開時很用力，剛一進去，裏麵黑糊糊的雙眼什麽都看不見，過了一會兒才適應了裏麵的黑暗，沿著黑暗的走廊往裏走，兩邊堆滿了紙箱和雜物顯得擁擠不堪。這裏髒亂的景象與醫院裏整齊潔白的環境形成極大反差，誰也不會想到那些被人們稱之為白衣使者的護士們會居住在這樣髒亂的地方。一間間宿舍的門緊閉著，看不見裏麵的布置和房間的大小，姑姑開門見到我們後，轉身進屋拿來錢，對G說了聲：“星期六我去看你媽。”一甩門簾進去了，連屋門都沒讓我們進。出了那扇大門，G指著醫院後門裏麵的大煙筒說：“那是燒死人的地方。”
G的家裏很窮，全家人住在兩間破舊的北房裏。這類住房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中是常見的，破舊門窗，灰黑牆壁，白色頂棚已經變成暗黃色，青磚鋪地仍然隔不住地下泛上來的潮氣，也是永遠打掃不幹淨的。外間正對著房門是一張八仙桌，進門右邊放了一口水缸，缸上蓋著個蓋簾兒用來擋塵土。做飯的煤球爐就在水缸旁邊；再往前走就進了裏屋，兩間房間隔了層布簾子。左邊的牆邊是一個大碗櫃，旁邊用木板搭成案子，在上麵和麵、切菜，案子下麵放著各種大小不一的鐵鍋。吃飯的時候，全家基本是站在那裏吃，天氣好時就端了滿滿一碗飯菜，拿著小馬紮或在院子裏一蹲，一邊聊天一邊吃飯。裏屋是名副其實的臥室，一間房子半間炕，那些餘下的空間，靠牆的地方摞著幾隻存放衣物的大木箱，還有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縫紉機。床上的被子很薄很舊。
有一陣，我每天放學後都去他家做功課。
G家盡管窮，但是卻很歡樂。母親並沒有因為沒錢而成天愁眉苦臉，孩子們也不因為窮困而煩惱，一家人時常開玩笑，他們稱之為“窮歡樂”。
我們在外屋的八仙桌上做完功課後，就躺在裏屋的炕上看小說或神聊。有時別的學習小組的同學完成作業後來找我們玩，大家就在胡同裏摔交。大家都住的不遠，課餘時間的相互來往也就多了。
G媽媽是一位很普通的家庭婦女，也是一位善良的老媽媽，她是基督教徒，由此推斷，G在協和醫院當護士的姑姑過去很可能是一位修女。G媽媽滿嘴的牙齒都掉光了，說起話來假牙總在作怪，很少能夠聽明白她在說什麽。有時我們幾個孩子在家裏鬧得昏天黑地，她隻是站在一旁抿著癟癟的兩腮笑嗬嗬地看著，偶爾也會嘟嘟囔囔地罵上一兩句，誰也不知道她罵的是什麽。我們玩累了，就去院子裏的公用水龍頭下揚起脖子猛灌一氣涼水。這時候，房東奶奶就隔著窗戶大喊：“又喝，又喝，喝這麽多誰給水錢呀？”
盡管城市中在公私合營後私房已不多見，但是仍然還有一些保留下來，文革中就全部都歸了國家。G家住的院子裏有三家，房東一家住在南房裏，房東奶奶帶著兩個孫女住在北房旁邊的小耳房。東房裏住的是一對年輕夫婦，帶著一個小男孩，他們平時不在家，夫妻是雙職工，孩子白天送幼兒園。西麵是街門，整個院子要比外麵的街道底了很多，所以進了大門就是台階。房東奶奶也很喜歡我，經常和我們開玩笑。以後，我參加工作後，休息之餘去看望G媽媽，房東奶奶見了麵還問我：“是不是還水錢來啦！”
糧食困難時期，奶奶不僅把細糧都留給了自己的兩個兒子，還在做飯時少做，這樣，本來肚子裏就沒油水，飯又不夠吃常常挨餓。在家沒吃飽心裏不愉快，去G家玩時不高興，G媽媽看見我餓得又黃又瘦，無精打采的樣子很心疼，就關心地問我，是不是沒吃飽。我告訴她奶奶做的飯太少，還沒吃飽就沒有了。G媽媽端出家裏的飯菜讓我吃。那時，我隻知道自己餓，可是沒有想到每家的糧食都有定量，他們家也不多，她是擠出了自己家中本來就不多的糧食來填飽我的碌碌饑腸。以後，每當我去他們家，G媽媽都主動問我餓不餓，如果正好趕上他們吃飯，就讓我同他們一起吃，完全把我當成了自己的孩子。
人家對我的好處我無以為報，隻有深深記在心裏，當一次G不小心把腿摔斷後，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回報了他們。那是五年級期末時發生的事情，快要考試了，我放學後就去他家，幫助G補習缺課。考試開始了，我清早趕到G家，把G從家裏背到學校去參加考試。事後老師表揚了我，還讓其它同學學習我助人為樂的事跡。可是，他們卻不知道，在糧食困難的時候，我是在他們全家的關懷下度過的。我在那個時候就看到了，也親身體會到了人間的溫暖。人不應該以貧賤相論，有些生活貧困的人，他們的心靈是富有的，他們的內心充滿了善良和慈悲，並且能夠在他人遇到困難時及時伸出無私的雙手，幫助別人度過難關。
我的家庭生活條件相比之下要比G家強，但也隻是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地步，幾乎媽媽每月發下來的工資大多數都被吃掉了，物價在漫漫上漲，工資卻始終就那幺些，我們姐弟三人又都在長身體的時候，可是就連穿衣服的錢也幾乎沒有，我的衣服差不多都是姐姐穿剩下然後改改我再接著穿。腳上的鞋子可不能穿姐姐剩下的。我的腳長得似乎比身體還快，一雙新鞋穿上腳後，十天半個月就麵目全非了，媽媽總是說我的腳上有牙——吃鞋。解放鞋（一種軍人穿的鞋）在當時算是物美價廉的，可是它不透氣，汗腳穿上這種鞋很快就捂出了腳氣，嚴重時連路都無法走。實在沒有辦法了，媽媽就帶我去東安市場的舊鞋攤上買舊皮鞋穿，這樣總可以堅持的時間長一些了。那種舊鞋是被別人扔掉的，鞋匠揀回來後縫縫補補再賣給沒錢買好鞋穿的窮人。從外麵看還像點兒樣，穿在腳上實在不舒服，受潮變硬了的皮子紮腳不說，變形了型的鞋底似乎總有什麽東西咯的腳心疼。一雙這樣的鞋，要用我的雙腳把它穿軟後才能行動自如。有的孩子看見我穿的是皮鞋還在羨慕我，可是，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這樣的鞋子穿在腳上是什麽滋味。
學校的教育是與社會政治氣候相結合的，而社會的變化又反映了黨內的鬥爭。59年前後，毛澤東暫時退出了領導地位，把國家主席讓給了劉少奇。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全國人民共度糧食困難的難關和反修、防修。
中國共產黨同蘇聯共產黨決裂後，蘇聯撤走了支持中國經濟建設的專家和技術人員，並帶走了設計好的圖紙，使得一些正在進行中的工業項目被迫停止。在北京南小街的東總布胡同附近，就有一棟停建了的鋼筋混凝土框架在那裏廢棄了多年。蘇聯政府還要中國還債，沒有錢要用物資抵。1958年大煉鋼鐵浪費了大批人力物力，莊稼爛在了地裏沒人收割，造成了歉收。在這雙重壓力下，共產黨利用了蘇聯的背信棄義轉移了中國人民的視線，開始了批判蘇聯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東歐修正主義集團的修正主義路線，連續在電台和報紙上發表了從一評到九評的評論員文章。文章中論證了蘇聯共產黨如何成為了修正主義，振振有辭，慷慨激昂。同時提出了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
孩子們心中想的是學好知識，將來更好的為祖國建設服務，修正主義以及帝國主義離我們畢竟是太遙遠了，可是共產主義相比之下就要近得多，所以大家學習的熱情很高。老師說：你們要想將來更好的為人民服務，必需從小學好本領，小學是學基礎，一棟大廈的建成總是由基礎開始的，你們現在學習是建造大廈的基礎，基礎牢固了大廈才不會倒塌。每個成功的科學家都有豐富的科學知識，但是要學到這些知識就要付出辛勤的勞動，大地隻有在辛勤耕耘的人們麵前才會生產出豐碩的果實。
中國出現了曆史上空前的大饑荒，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安下心來好好學習是與老師不無關係的。盡管老師們也吃不飽，但是他們依然堅持上課。我記得有這樣一位老師，她不是教我們班的，但她那高高的個子，身體很強壯的樣子使我的印象很深。在我入校的那年，她那紅彤彤的笑容出現在校園裏，總是顯得神采奕奕精神飽滿的樣子。可是後來，她的臉漸漸消瘦了，開始發黃，精神也越來越不好，後來終於病倒了。老師生病的越來越多，所以沒有病倒的老師還要代課，更多的老師是在帶病堅持講課。
小學老師中有個少先隊輔導員，他姓康，二十歲出頭，朝氣蓬勃，學生們都願意同他來往。他主要負責學生們的課餘文化生活，組織了各種不同的課餘文化活動小組，並聯係相關的老師負責。學校裏有美術組、航模組、朗誦組、乒乓球組和歌詠隊。史家胡同小學的歌詠隊在全市的小學生歌詠比賽中多次獲獎。乒乓球也是當時東城區小學隊裏的強隊，曾多次獲得區、市級比賽的第一名。我打乒乓球不行，參加了學校的美術組和歌詠隊。姐姐的畫兒畫得非常好，她也是學校美術組的成員之一。她畫的小動物活靈活現，我特別愛看她畫小鹿，那翹起來的小鼻子上有一點黑，水靈靈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四隻細長但輕捷有力的腿，站在高高山峰上，仿佛一躍就會跳出畫外。美術組的楊老師一輩子是在教學中度過的，她培育出了一些業餘美術愛好者。
歌詠隊的人數較多，學校各年級的學生都有。我是在四年級時參加的。
六十年代初期的兒童歌曲中有幾首確實非常好聽，其中《讓我們蕩起雙漿》、《我們的田野》等歌使人百唱不厭。
我尤其喜愛《我們的田野》這首歌。每當我唱起這首歌時，就會產生出一種美妙的幻覺，她向我訴說著詩一般的田園生活：
我們的田野，
美麗的田野，
……
童聲用兒歌式的特殊魅力，緩慢輕柔地唱出前麵兩句，一開始就把我帶入了仙境，使我向往著浩淼藍天下廣垠無際的綠野。
也許是天性使然，也許是那年我經常獨自一人徘徊於城外，常常用幻想來猜測遠方神秘的田野和農莊。那裏一定是另外的天地，充滿了安謐、幸福、和諧和淳樸。我喜歡城外大地散發出的泥土氣息；我喜歡田野上綠色植物的清香；我喜歡田間小路及樹叢中隱露出的農舍上空飄揚著的炊煙，這一切與城市中擁擠的人群、喧嘩的噪音、汙濁的空氣形成強烈的反差，我不喜歡城市。
康老師負責學校的合唱隊，他自己也為一些兒歌譜曲，記得有一首是這樣的：
我家門前有條河，我在河邊兒上坐。
河水從我的腳下流，小魚從我的眼前過。
我說：小魚上來吧，小魚上來吧，
到我家裏去作客。
小魚點點頭，小魚擺擺尾：
謝謝，我在水中很快活！
哈哈！
但是大多數的歌卻是那些政治題材的，一律是進行曲速度，當時有一首叫《我們走在大路上》，經常可以在電台和街道的廣播喇叭中聽見：
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
毛主席領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
向前進，向前進
……
合唱隊一般是在星期六下午活動，學唱新歌，排練保留歌曲。根據社會宣傳的需要，排練出一組為演出服務的節目。
當時宣傳說，隻有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幾個少數共產黨國家還堅持馬克思主義，而以蘇聯為代表的東歐國家已經變修了。所以，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有很多還在受帝國主義、現代殖民主義統治，壓迫下的國家中的共產黨或左派政黨紛紛派人來到中國，學習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以便回國後開展本國反帝、反殖的鬥爭。根據這種宣傳創作的歌曲《我是一個黑孩子》就是其中之一，我們在演出時也要唱，我是領唱。
這一組節目是為了“六·一”國際兒童節全校慶祝活動編排的。朗誦與合唱相結合，使得整個演出過程完整貫穿。
我現在已經記不太清楚都有哪些歌曲了，隻記得其中有《歌唱二小放牛郎》等幾首。二小是抗日戰爭時一個小民族英雄，這首歌是我們那個時代幾乎人人都會唱的一首歌，它講述了在抗戰時華北地區一個放牛兒童為了保護鄉親，把敵人帶入了八路軍的包圍圈，敵人被消滅了，可是二小卻被凶殘的鬼子用刺刀挑起，摔死在大石頭上。
還有一首是用問答形式表演的合唱，是關於孩子們對未來的幻想的歌，歌曲的名字是《再過十年》，歌詞大意是：
親愛的朋友請你對我講，
再過十年，你在什麽地方？
我嗎，我走出學校，
奔向那遙遠的地方，
哪裏最需要，哪裏就是我的崗位，
哪裏最艱苦，哪裏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那時侯，
請你到工廠來找我，我正在新研製的機器旁；
請你到公社來找我，我正在拖拉機的駕駛台上；
請你到山區來找我，我正在山頂上觀測氣象；
請你到大海上來找我，我正像海燕在飛翔。
祖國啊祖國，我們的母親，
我們決不辜負您的期望。
再過十年的孩子已經是大人了，他們在自己的理想中生活，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祖國服務。這種兒時的浪漫幻想，也隻能在歌曲中唱唱，而在後來的生活裏，卻沒有幾個人兒時的夢想變成了事實。長大了，成熟了，有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了，卻發現自己的命運並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還是要“一切聽從黨安排”。這就意味著，假如把你安排到工廠裏，你就是工人階級，而安排你去了學校教書或去了科研單位，你就是小資產階級。所以說，每個人的階級成分也都是黨“安排的”。
節目的最後在全體同學的大合唱中結束，唱的是電影《祖國的花朵》中的插曲——葵花朵朵向太陽。很有一些氣勢：
你看那萬裏東風浩浩蕩蕩，
你看那漫山遍野處處春光，
青山點頭，河水笑，
萬紫千紅百花齊放。
春風吹，春雨灑，
矯健的身影迎太陽。
挺起胸，抬起頭，
張開笑臉迎太陽。
花兒離不開土地，
魚兒離不開海洋，
少年兒童離不開，
親愛的祖國，親愛的黨。
朵朵花兒向太陽，
顆顆紅心向著黨。
星星火炬指引著
我們奔向美麗的前方。
準備著，準備著，時刻準備著，
為共產主義獻出一切力量。
在童年的幻想中，我們建立起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理想，我們在今後的幾十年裏，唱著這首歌獻出了自己的理想，獻出了自己的青春，獻出了人生最寶貴的年華，而得到的卻是失望與痛苦。
我是那年“六·一”才戴上的紅領巾。
那是1961年，我的小學四年級。
我上小學時不象現在，隻要一入學就戴上了紅領巾，成為中國少年先鋒隊中的一員。那時的小學生要到二年級才可以申請入隊，首先要寫“入隊申請書”，然後還要經過少先隊組織的討論，批準後在學校的大隊會上，在少先隊的隊旗下宣誓“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少先隊組織分為三級，最高一級是大隊，包括全校所有的紅領巾隊員，在全校選舉出大隊委員會，大隊長的左臂上佩帶一個方形白色上麵有三道紅杠的標誌，他們要負責全校的少先隊工作。大隊下以班為單位成立中隊，中隊長是兩道杠。中隊下設小隊，小隊長是一道杠，每一小隊大約十人左右。我們班在三年級時除我以外就全部都是少先隊員了。三年級時，在全體中隊會上曾討論過我的入隊問題，但是由於一個人的反對，攪的沒能通過。到了四年級，在班主任老師的堅持下才算勉強通過。每個班級的班主任也兼任少先隊中隊的輔導員工作。
那個反對我加入紅領巾的同學是班上的一個小隊長，他功課很好，乒乓球也打得漂亮，是東城業餘體校的運動員。他和我住在同一個大院內，也給他起個名字叫H。H這個孩子從小就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品質，我不能夠簡單地說他“好”與“壞”，在與他的接觸中會感到一股邪氣，在以後發生的事情裏，我通過他知道了世界上還存在著另一種人。兒童在成長的道路上是會有各種不同的選擇，每個人所要走的路都是由自己來決定的，如果他選擇的一條是集合了世人卑俗的路，別人也沒什麽可指摘的，可是他卻要影響別人，傷害別人。
在史家胡同一帶，H與另外一個同學號稱兩霸，孩子們管他們叫一虎一豹，沒有人願意招惹他們。這兩個孩子，打起架來死纏活鬥的是兩個小青皮，“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其實，如果真遇到比他們厲害的主，這倆小子跑起來比誰都快。
在我入隊的問題上，出身並不是主要理由，就因為H不喜歡我。這一點我早有察覺。我離開幼兒園回到家後，追問我爸爸到哪兒去了的孩子們中就有他。盡管那時他還小，可是他親眼看見了我的軟弱，我的無奈，覺得我是可以隨便欺負的。上學後，我們被分在了同一個班級裏，他經常挑剔我的毛病，一遇到機會就欺負我，似乎也是一種嗜好，看到一個軟弱的人被侮辱時的難堪，這種人會感到愉快，產生出一種戰勝者的喜悅。對於這些，我一般是忍讓的。
記得一年的秋天，H不知什麽原因與幾個幹麵胡同小學的學生結下了仇，相約了一場鬥毆。H在班上約了幾個同學去幫忙助陣，那時“豹”隨全家去了武漢，H似乎失去一條胳臂。他在事前也告訴了我。那天因為有事我沒去，其實這類群架一般是打不起來的，結果也是如此。不知是誰把這件事告訴老師了，老師把那天參加打架的同學狠狠批評了一頓。我沒去所以幸免了。H以為是我向老師告了狀，所以就更恨我了。他一直找不到報複的機會。
我們的“戰爭”是在小學畢業後那年的暑假爆發的，結果很少打架的我卻把他打得鼻青臉腫，要不是同院一個大孩子路過把我拉開，恐怕結局會更慘。這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一個以打架出了名的小霸王，居然會輸給了不會打架的人，本來想出氣的，結果鬧了個倒憋氣。H是不會罷休的。以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找到了報複的機會，利用外校一些不知情的紅衛兵把我當流氓抓去，打了一頓。沒什麽可說的，很多事情都是顛倒的，也許強者就意味著不同程度的卑鄙。
爸爸在興凱湖的勞改農場裏參加了從來沒幹過的體力勞動。
有一年，農場過春節時組織了春節聯歡會，是由爸爸負責的，結果領導很滿意，就把爸爸調到場部脫產負責農場的文化宣傳工作。這樣一來，爸爸從大田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工作過一段時間後，密山縣一個工廠要編排一出關於撲救長白山大火的話劇，就把爸爸借調去了。當年正是糧食饑荒最嚴重的時期，農場有人餓死了，爸爸就在那時離開了農場去了工廠。那個廠子是屬於保密性質的，工人的待遇要高於其它單位，這一去可以不餓肚子了。
57年的反右運動過去後，中共一些高級幹部中也有異議。60年後，開始對右派問題重新甄別，使得一些人得到了平反。其實是平而不反，所謂“帽子攥在人民手裏，隨時都可以戴上”。有些右派離開了興凱湖農場，爸爸於1962年也回到了北京。
爸爸回到了北京，在位於北京郊區大興縣的的團河農場工作。他剛到北京，農場就通知我們去看望。
北京附近有三個勞改農場，被人們稱之為“三河”：天堂河、清河、團河。
團河農場在大興縣的黃村附近，那個地方在清朝時是八旗子弟涉獵的地方，那裏有大片的荒灘草地，還有為皇族們出獵休息建的行宮。團河實際上是一條很窄的小河，也許幾百年前那裏是一條波濤翻滾的大河吧。
我陪媽媽去看爸爸。
我們先是在市內乘坐公共汽車到永定門，然後再換乘郊區車在一個荒僻的小站下車。順著田間的羊腸小路蜿蜒向南。一位當地的農民給我們指路，在遠處一片隱約可見的柳樹圍起的地方就是我們要去的團河農場。“望山跑死馬”，看是看見了，走起來還不知道有多遠。我是第一次來到了真正的農村，一切對我都是新奇的，路邊的玉米地已經有一人多高了，葉子油綠發亮，它使我想起了小說中讀到的青紗帳。
我是一個書蟲子，非常愛看小說，那個時候我們所能讀到的小說大多是描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故事，如：《鐵道遊擊隊》、《平原槍聲》、《敵後武工隊》、《林海雪原》等，這些小說大部分被拍攝成了電影。在這些小說中我知道了青紗帳是怎麽回事，但是真正看到還是第一次。
由於玉米地擋住了視線，柳樹林看不見了，隻能順著小路走下去。農村的小路大都是由馬車多年碾壓自然形成的，車轍隨著地形的變化彎彎曲曲，坑坑窪窪，車輪壓不到的路中間長著野草和野花。道路兩邊的玉米擋住了風，在太陽下行走顯得悶熱、煩躁，一會兒，汗水就濕透了衣裳。媽媽曾經在農村參加過整社運動，所以農村的土路對於她並不陌生。
轉過一個小彎兒，在玉米胡同的盡頭又看見了柳樹林，一排排柳樹長在一條寬闊的水渠兩岸，這條水渠把農場與外界隔開，水渠的對岸是大片的葡萄園，看不見有人在那裏工作，水渠上沒有橋，我們根本無法過去，隻好順著岸邊走去，終於發現有一道水泥管道橫貫在水渠兩岸，如同一架獨木橋。我和媽媽膽戰心驚地爬了過去，水管離開水麵大約一丈多高。
穿過葡萄園就看見了房屋，經過幾次詢問後，終於找到了爸爸勞改分隊所在地。那裏的隊長把我們帶到一間大房子裏，看樣子像是開會的地方，已經有幾位先到的勞改犯家屬等候在那裏。隊長陪我們坐在散放在屋裏的小板凳上，媽媽問：“他現在的表現怎麽樣？”隊長說：“他表現得挺好，有認罪表示，隻是思想上還有波動。勞動態度很好。”
隊長又陪我們坐了一會兒，閑聊了一些關於農場的事情，然後對我們說：“他們還在幹活，快到吃飯時間了，到時候我會通知他，打了飯來見你們。”說完，隊長起身出去了。
隊長走後，媽媽問我：“你還記得爸爸的樣子嗎？”
我說：“當然記得。”
是啊，這就是親情，我們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怎麽能夠輕易忘記呢。雖然爸爸離開我們時我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但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把爸爸忘記。
中午下工的鍾聲響了，不時有過路的人在門口往屋子裏張望。爸爸，是爸爸的臉出現在門外，僅僅是一張臉，他是斜著身子往裏看的，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那張臉閃了一下就消失了，也許因為屋子裏太暗，他並沒有看清我們坐在哪個角落。
又過了一會兒，有人端著打來的飯菜進屋了，正式會見開始了。這時我才明白，所謂會麵，隻不過是利用中午休息吃飯的時間與家人短暫地團聚。
爸爸端著一個盛滿菜湯的飯盒，抱著幾個饅頭進來了。有四、五年沒有見過麵了。親人別離後的團聚如果在平常人家，在正常環境下，本應該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可是我們現在是在勞改農場裏，在眾目睽睽之下，即使內心是激動的，但卻無法流露出來，更何況旁邊還有幾對年輕夫婦在相對無言地默默流淚。他們嘴裏嚼著略帶柴草味的饅頭，用小勺從飯盒裏舀出一勺勺菜湯送進嘴裏，用眼光相互安慰。
媽媽說：“你剛才往裏看了一眼，他一下就把你認出來了。”孩子還沒忘記自己的父親，這比什麽開場白都好，這句話也帶出了全家人多年的心情，是啊，不能忘，也忘不了。
我們一家三口在一起吃了頓團圓飯，沒有更多的語言，隻有在各自的咀嚼聲裏體驗著親人團聚時的複雜情感。
下午上工的鍾響了。隊長進屋看了看，不知他在想什麽，也許是職業使然，對於眼前的所見早已司空見慣了。他走到我們麵前，對爸爸說：“你們多年沒見了，他們剛才來的時候不認識路，是從西邊大渠的管子上爬過來的，你下午就不用上班了，帶他們在附近轉轉，然後送他們到黃村車站上車，那邊好走。”看來勞改隊中的管教人員也有通情達理的。我們走到院子裏，勞改隊上工的人也三三兩兩地往地裏走去。爸爸說：“這些都是留場就業人員，所以可以自由行動。”
我們順著葡萄園往西走，這裏的葡萄園真大，爸爸說：“這些都是有名的玫瑰香葡萄，一般上市量很少，基本全部供應酒廠，雖然個兒小，但很好吃。我就在葡萄園幹活，這種活不累。”
走到一個籃球場，爸爸指著籃球架說：“這裏也有一些小偷、流氓在勞改，上星期一個小偷周末回家在北京火車站偷東西，被抓住後送回來就吊在這裏，從這裏路過的人隨便打他。”
再往前走，看見一片湖水，爸爸說：“農場要把這個湖建成養兔場，專門飼養高級，產毛量多的兔子。兔子愛挖洞，如果建在別處，他們到處挖洞不好管理，在湖心島上就沒關係了。”他又指著不遠處一堵破舊的灰磚牆說：“那邊是監獄。”由於濃密的槐樹林遮住視線，我始終沒能看清監獄是什麽樣子的。
時間總要過去，道路總有盡頭，我們又要與多年未見的爸爸分手了。這是人生的又一次無奈。今後，還會有無數次的無奈在等著我。
爸爸
爸爸原籍在浙江紹興，父親的曾祖父進京做官，全家就搬進了京城。清政府規定，漢人不許住在內城，所以家產就置在了南城，住在絨線胡同東頭。到了父親的祖父手裏，因為抽大煙、置外室把家產敗了。爸爸回憶時說：在我六、七歲的時候，記得一次搬家，從馬路北搬到馬路南，據說就是賣房，南麵的房子是租的。
到了爺爺這一代，有兄弟二人。大哥學過軍醫，一直在部隊當醫官，生活較好。爺爺因家裏供不起上學，就在軍閥混戰時當了兵，在一個小軍閥手下當過中尉連長。不久被大軍閥打垮，他回到了北平，進了中國大詞典編篡處，辦公在中南海裏，管理一些事務性工作。爺爺的字寫得很好，全都是自學的，他善寫隸書。抗日戰爭爆發前在河北定縣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民文學部當幹事，部主任是孫伏圓。促進會是由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先生創辦的，晏陽初和孫伏圓都是“五·四”以後的名人。
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平淪陷前夕，全家逃難長沙。爺爺離開平教會到江西教中學。解放後，在贛縣中學教國文，“三反”運動中失蹤，一直沒有下落。
爸爸的親生母親生下爸爸後就去世了，爸爸是祖母和姑母養大的。在爸爸兩、三歲的時候爺爺續娶了女人。這個女人沒有文化，心地也不好，爸爸有病得不到醫治，落下了終身殘疾，左耳完全聽不見聲音了。
爸爸隨全家來到長沙後不久，便考上了從南京輾轉流亡到重慶的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成為第三屆學員。劇專的校長是餘上沅先生。
中國現代話劇的奠基人之一，戲劇家、理論家、劇作家、導演家餘上沅先生的一生充滿了曲折，他為中國人民培育出了大批優秀的戲劇人才。他於1970年死於上海，那是一個動蕩的年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時代。餘先生是含冤而亡的。中國現代劇作家吳祖光在一篇文章中寫到“1935年，餘先生創辦國劇學校時，曾延聘了他的學生，當時的中共地下黨員石蘊華（即楊帆的化名），繼而受到了‘文革’的摧殘淩辱，1970年因癌症不得治療，乃至體力枯竭而死。”
餘上沅先生的一生既不受國民黨的賞識，也沒受到共產黨的重視。盡管他對中國的戲劇事業做出了卓絕的貢獻。當年國民黨雖然對餘上沅先生采取了威逼利用的手段，但並沒有采取什麽直接的行動，沒有定性為什麽分子。到了共產黨當政後，他卻含冤而亡，他在臨終前對“遠道趕來探病的兒子說：‘我沒問題！事情快解決了！’顯然，事情並沒有解決，他是含冤而亡，死不瞑目。”（引自吳祖光《餘上沅戲劇論文集》序）。
楊帆一案卻要從50年代初期的時候說起。
鎮反運動結束後，又在共產黨內部開展了一場肅反運動。“鎮反”顧名思義是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殺的是敵人。而“肅反”卻是要從共產黨內部開始，殺的是“暗藏”在黨內的敵人。那時，如果誰要是有說不清或證明不了自己的清白的事情，就要被視為肅反對象。
楊帆是與潘漢年定為一案的，此案轟動了當時的中國。他們兩人都是老革命家，潘漢年是1934年紅軍長征時期的總政治部宣傳部長，解放初期的上海市副市長。楊帆本人在1935年的“12.9”運動中是北京大學學生會執委兼糾察隊隊長，是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他們於1955年被捕，在經過了長達八至十年的“預審”後被判長期徒刑。
餘上沅先生一案於潘、楊二人獲得平反後真相大白（1982年）。但是，平反又有什麽用，人已去了，國家和人民受到的損失卻不會因平反而得到補救。
爸爸在國立劇專時正逢全國抗戰的年代，劇專雲集了全國文藝界的優秀人物，並為國家培育出了一大批有用的專業人才。這些精英分散在大陸、台灣、香港及美國等地，其中有很多現代知名人士，如教師裏有：曹禺、焦菊隱、吳祖光、徐悲鴻等人，在當時就已經很出名了。學員中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謝晉、張瑞芳（旁聽生）、趙蘊茹、石聯星等人。爸爸學習的專業是舞台美術。
爸爸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曾任首都劇場副經理、人藝後台主任、道具工廠廠長等職務。是戲劇大師焦菊隱導演的話劇《虎符》時的舞台監督。我在一本書中看到這樣一件事：當年一位日本舞台技術專家序井市朗看完戲後，曾向爸爸請教劇中令人不可思議的神速換景問題。三十年後《茶館》訪日，序井先生還向人打聽爸爸的現狀。
爸爸的右派帽子是63年前後摘掉的。那時他已被北京人藝開除了工職，所以隻能留在勞改農場就業成為“留場就業人員”，評了農工級，每月有三十幾元的收入，分配在果樹隊，每周可以回家，但是星期一必須趕回去上班。
到了夏秋之際，爸爸每次回家都要帶回農場出產的水果，所以那幾年裏，我們可以吃到新鮮的水果。水靈靈的蜜桃，清香的草莓，各種品種不同的葡萄，還有白蘭瓜。糧食困難時期開始的票證製度還在延續，什麽東西都要有定量，正在長身體，所以營養明顯不夠，爸爸每次從農場回來都要帶回不要糧票的早點給我們吃，我們稱之為“打基礎”。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爸爸的右派帽子又被戴上。後來在我插隊去了內蒙古草原後不久，爸爸被迫離開了北京，轉到山西省永濟縣附近的伍姓湖農場。
童年 （三）
遍及全國的糧食困難時期過去了，全國農村餓死了兩千萬饑民，這個數字相當於日本侵華戰爭中殺害的中國同胞的總數也許還多。毛澤東禁止從國外進口糧食，認為是修正主義，是向“帝國主義暗送秋波”。
我一天天長大了，一天天懂事了。
看見別人家的孩子能夠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心裏很不是滋味，特別是看到他們有爸爸在身邊，能夠享受到父愛。可是我的爸爸卻離開我們那麽遙遠，他在黑龍江畔，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即神秘又陌生的地方，我隻能在寄來的照片上看到他。
每當我看見有些同學早晨上學，他們的爸爸用自行車把他帶到了學校時，心裏羨慕得不行，希望能夠有一天也能有人用自行車把我帶到學校。一天，我正走到大院門口，鄰居叔叔推車走過來，我就大著膽子輕聲問：“叔叔，您能帶我去學校嗎？”叔叔用憐憫的目光看著我，說：“好吧，你上來吧。”就這樣，我也有過一次，唯一的一次，是被別人用自行車帶到學校去的。
家裏的情況不同於別的同學，反而把我鍛煉出來了。星期天幫助媽媽收拾屋子，平時要幹家務，買糧食等。
大院裏有一處洗衣房，原來是專門洗邊幕，天幕及演出服裝的地方，後來廢棄不用，便成為大院裏人們洗衣服的場所了。在我十歲那年，家裏的衣服就開始由我來洗。洗衣房一進門的兩側並排各有三個半截的陶瓷大缸被砌在了磚台裏，台子齊我的胸部那麽高，洗衣服時要掂起腳尖才能勉強夠到缸裏的衣服，每次我都要在腳下墊上磚頭，袖子挽得高高的，才能在洗衣板上搓洗衣物。洗衣服還好辦，要是洗床單、被套之類的可就慘了，手小單子大，攥不過來，洗完了擰不動，我就把濕漉漉的布單子扛在肩膀上，一段一段擰幹。每次洗完，我的身上也如同水洗過一般。
後來媽媽發現奶奶不給我們吃飽飯，兩個叔叔又先後參加了工作，就不再給他們生活費了，讓他們分出去過。我們三個孩子每天中午放學後，就去首都劇場的演員食堂吃中午飯。這樣一來，晚飯的任務就是我的了，也就慢慢學會了生火、做飯。老師在作文課上出過一個題目：一次家務勞動。這個題目對於我來說並不難，因為我每天都要做家務，所以很輕鬆的就把第一次生火的狼狽如實地敘述了一遍，老師把這篇作文選為範文，在全班朗讀了。
西藏平叛結束後，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的西藏館有一個展覽，介紹了西藏農奴製的情況。學校組織我們去參觀，在那裏我們看到了慘不忍睹的照片和實物。其中有關押農奴的蠍子洞、水牢及各種刑具。還有一具已經變成黑褐色的風幹後還稍具人形的“木樁”，據說那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女，寺廟裏的喇嘛說她是仙女下凡，殺害後就供奉在寺院裏供人們膜拜。
在同一座建築內，還有另外一個展覽，介紹了四川地主劉文彩的地主莊園。在展覽館裏可以看見莊園的平麵圖和說明，介紹了劉文彩的糜爛生活。為了更生動形象地表現出劉文彩對農民的剝削，還用泥土雕塑出了一組群像，這就是當時在中國眾所周知的“收租院”。從那時起，“階級鬥爭”這個詞就經常被人們掛在了嘴邊。
但是，這個時期的人們並不像文化大革命時那樣，處處事事以階級鬥爭為綱，什麽事情都要往階級鬥爭上扯。雖然經曆了多次運動，人們也多少學的聰明了些，可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不象後來那樣緊張。對於大人來說，也許距離已經拉開，孩子們卻仍然是無憂無慮的。
盡管我的家庭出身有問題，但是一些集體活動並沒有把我排斥在外，當時宣傳的是：出身不可選擇，道路要自己走，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所以我們這些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就要通過艱苦的，比別人付出得更多的努力進行思想改造，使我們能夠站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隊伍中，成為他們當中的一份子。
1949年後，每逢“十·一”國慶節和“五·一”國際勞動節，全國都要舉國同慶。國家領導還要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遊行。糧食困難時期，國家經濟壓縮，把每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改成集體遊園活動了。遊園就在北京各大公園，由國家統一組織聯歡活動，工廠、機關、學校在有組織的情況下，在5月1日那天，聚集在公園裏跳集體舞，演出自己編排的文藝節目。參加遊園活動的人，要在事先利用業餘時間學習跳集體舞。每天下課以後不許回家，留在學校練習。到了過節那天，人們歡聚在公園裏，按照統一的幾首革命歌曲，在統一的動作要求下歡歡起舞。
記得一年過勞動節，全班同學來到了景山公園東門。剛一進去，就有人把我們班的隊伍帶到了山腳下，每人發了一束氣球，說是有特殊任務。別的班的同學們和其他學校的學生們圍成一個個大圓圈，他們都在那裏載歌載舞，我們在山腳下待命。負責的工作人員告訴大家說，當我們看見一束大氣球飛上天空時，就要把自己手中的氣球放掉。
公園裏歌舞升平，人們歡天喜地，全都在盡情狂歡。樹上掛滿了彩旗，整個公園沉浸在一派歡樂的氣氛中。隻有我們三十幾個學生手裏拿著氣球在一旁當觀眾。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突然看見那束大氣球騰空而起，老師說：“快把手裏的氣球放掉！”大氣球在一堆小氣球的簇擁下緩緩升上了晴空。孩子們朝著一群首長模樣的男女們跑去，首長要和孩子們照相。在記者們的閃光燈忙碌了一番之後，那群男女們相繼離開。後來聽別人說，是總書記鄧小平。我始終沒看見。
這是在我小學五年級發生的事情。
我是在文藝界家庭長大的，因此喜歡看話劇，對新上演的各類題材的話劇都感興趣。華北匯演時，哈爾濱話劇院帶到北京上演了一部話劇《千萬不要忘記》，劇中描寫了青年工人和平演變的題材，因此轟動一時。後來各個戲種也相跟而上，如評劇《奪印》，豫劇《朝陽溝》等也調到北京上演。這種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口號的革命現代戲大受歡迎，很多人都能哼上幾句。這些戲劇的上演是為了配合當前在農村開展的“四清”運動，題材也大多是取材於農村的現實情況。從“四清”開始，階級鬥爭的口號又大張旗鼓地被重新提出來。
1963年2月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那是他在北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會議上中共正式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分散主義、官僚主義）運動，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持續了三年後演變成了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共產黨內部，關於階級鬥爭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著兩種意見分歧。共產黨八屆代表大會上另一派意見占了上風，會上提出了：當前中國的首要任務是進行經濟建設。因大躍進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造成全國經濟大倒退，所以毛澤東就以退為進地往回縮了幾年。一旦時機成熟後，他還會重整旗鼓，再次把這個口號提出。
毛澤東靠人民戰爭打敗了國民黨，掌握政權後，他仍然念念不忘這個法寶。黨內的鬥爭就必然要反映到社會上來，體現在各類政治運動中，於是便爆發出一場場的群眾運動。其實這些運動都是在運動群眾，利用了人民對他的愛戴，蒙蔽了無知的大眾，利用人民達到排除異己的政治目的。他們在爭鬥，中國就遭殃，受害最大的是國家和人民。
“四清”起始於整社運動。
1962年9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在各地農村進行整風整社，對基層農村幹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所謂整社，就是整頓人民公社。糧食困難結束後，一些公社的幹部貪汙腐化，在農村成了當地的土皇上，他們侵占集體利益，盤剝農民，影響很壞，這樣下去，就會直接影響到共產黨的威信。共產黨發現了這一問題，派出了大批工作隊到農村。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社後，由於受到了“極左”思想的影響，認為農村存在的問題比想象中的要嚴重，於是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四清”運動。主要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在報紙上看到了有些農村裏發生的事情，對農村幹部假公濟私，欺壓農民的事很氣憤。現在想來，毛澤東從農村整社開始，就利用了農村中那些由於共產黨自己政策錯誤所帶來的必然惡果，達到另一次“農村包圍城市”，是重提階級鬥爭戰役的第一步。
這場由農村波及城市的階級鬥爭運動，使得各級黨政領導幹部把階級成分看得越來越重要了。
我們已經升入小學高年級了，教室也從原來的平房搬進了學校後麵一棟獨立的小樓裏。那裏是學校為將要離校的畢業班專門安排的教室。我們班在二層樓上。
我們班的實驗按理說應該是成功的，五年就學完了六年的功課。由於老師們出色的教學，使得全班同學的學習熱情一直沒減，並且成績很好。學校進行過一次數學競賽，按年級分組進行比賽，各年級的競賽題目不一樣，我們班派出了數學課代表和幾個學習成績突出的同學參加了六年級組的比賽。結果揭曉後，第一名居然是班上的數學課代表。其他幾個參賽的同學也取得了好成績。後來數學老師把那次比賽的題目拿來，讓我們班做，全班幾乎都在一節課（45分鍾）內完成。可是，不知道什麽原因，學校決定讓我們再繼續留校學習一年。在這一年裏，基本是複習以前學過的課程。
教我們數學的老師是一位優秀教師，他教學不局一格，很少按照教科書的進程上課，而是自己編寫一些實用的應用題，啟發同學們對學習數學的興趣。我對數學一向不喜歡，自從他在四年級擔任我們班的數學教學後，我開始喜歡上數學課了。
我喜歡語文，除了老師要求背書使我頭疼外，其它方麵一直沒有感到困難。特別是寫作文。五年級時的語文課老師是個女教師，她又兼我們的班主任。上課時，她把課文講得生動細膩，深入淺出，使我們都能夠很好地理解課文的內容。她是從部隊下來的，以前隨夫當戰地記者，後來丈夫出國在使館工作，她就轉業在學校教書。她的作文課是我最愛上的。我的作文成績一直很好，這和她的出色教學有很大關係，有一個學期，我的作文成績幾乎全是滿分，還有些作文被選成了範文在全班講解。
也是從那時，我對閱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隻要得到一本新書，非要把它一氣看完，放學後回家作完功課就與小說為伍，直到要去做晚飯才停下來，吃完飯就又抱著書興致勃勃讀下去。我看書一是要看書中的情節，二是琢磨作家的寫作手法，感覺作家是通過什麽方式和手法描繪出自己的感受，使讀者通過書中的記述去體驗生活，了解社會，熟悉曆史，這種讀書的習慣就是在老師的啟發下形成的。
我曾經有過一個願望，長大以後成為一名作家，像老舍先生那樣的作家。隻是後來上了中學，感覺到了出身對自己今後前途的影響，才打消了這個念頭——我寫出來了，即便是再好也不會有地方出版的。
小學五、六年級放學後不用排隊回家，上課的時間也改成了全日製，下午的時間基本是自習，所以功課已經在學校做的差不多了。放學時，我們就三三兩兩的和自己要好的同學回家。
胡同中間原來是一座廟宇，後來被部隊占用，拆建成了兵營，蓋起了一棟四層的宿舍樓。羅瑞卿主持軍委工作時，部隊開展了“大比武”，經常看見戰士在胡同裏練習他們的十八般武藝。也許那時住的是通訊兵，所以經常有戰士夾著成捆的電線在胡同裏練習布線。有的戰士不用任何器具，抱著電線杆手腳並用往上爬。剛開始，我還覺得很好玩，站在一旁觀看，時間久了就習以為常不再注意那些軍人了。一天放學回家，看見一個戰士在練習爬線杆時，胳膊被木頭線杆剌破了好長一道傷口，鮮血順著手臂往下流。看見他血跡斑斑的胳膊，覺得從心裏往外疼，閉上眼睛趕快跑了過去。
部隊有嚴格的紀律，三人外出也必須排成隊。有時放學，看見外出歸來的戰士排隊往駐地走，我們就跟在後麵，扭著屁股甩著胳膊，學他們走路的樣子。走在前麵的同學大喊：“解放軍叔叔好！”走在最後的軍人回過頭說：“小朋友好！”我們卻齊聲大喊：“過年別讓耗子咬。”喊完就一轟而散。身後傳來一片怒罵。我們站在遠處哈哈大笑。上過幾次當後，那些軍人遇到這種情況時就再也不理我們了。部隊經常換防，所以每次換防後，我們都要與新來的軍人開同樣的玩笑。
那時部隊很注重軍人的軍風紀，我常看見衛戍區的值勤戰士在街道上巡邏，主要是檢查部隊星散人員的軍風紀。一次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看見一個軍官被值勤戰士叫住，隻是因為他衣服口袋的舌頭沒有放平，有一小部分翻在了裏麵，值勤戰士記下了他部隊的番號。上衣的風紀扣是絕對不許敞開的。不象現在，居然還有士兵把衣袖卷起，露出半截胳膊在街上甩著手閑逛，而荷槍實彈在街頭巡邏的值勤戰士注意的是市民。
1962年全國掀起了學雷鋒運動。毛主席親筆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先是從部隊開始，後來延及地方。學校動員大家做好事，從小培養助人為樂的社會主義精神，要像雷鋒叔叔那樣：對待同誌像春天般的溫暖。小隊會上大家討論如何把學雷鋒運動落實到行動上。我提出了去北京火車站做好事，幫助車站打掃衛生。同學們一致讚成，就派小隊長去車站聯係。火車站的負責人很高興地同意了。周末，我們打起隊旗，排著隊走到北京火車站。大家拿起掃帚、拖把在候車大廳幹起來。其實，大廳裏專門有負責打掃衛生的工作人員，用不著我們去幫助，但是在全國上下都要進行的學雷鋒運動中，這種形式還是有必要的。在打掃衛生的同時，如果遇到年紀大，行動不便，行李多的旅客，我們還主動幫助他們拿行李，一直送到火車上。車站的剪票員也不查我們的站台票。
雷鋒的另一句話是：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假如我們送上火車的是一個農村的地主；假如我們幫助的是過去的資本家，按照當時的理論，我們就是在幫助了階級敵人。這些問題是沒有人去想的，看見有困難的人就要幫，這就是“助人為樂”，而幫助了階級敵人這個想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時時講”的極左思潮影響下才有人提出來的。
社會上潛在著一種騷動情緒，似乎人們的心中都那麽不塌實，也許是一種預感，又要發生什麽事情了。剛剛過了幾年安靜日子，千萬不要再來什麽運動了。“四清”還隻是在農村，但也許會影響到城市這也說不定。解放後的曆次政治運動已經把人們的嗅覺變得異常靈敏。
一天上午課間休息的時候，大隊輔導員康老師到我們上課的小樓來，他找到我們班上的紅領巾大隊長，對他說：“你準備一下，下午去廣播電台。”正巧我從旁邊路過，聽見了他們的談話，就好奇地問了一句：“什麽事，我去行嗎？”這隻是由於平時和康老師的關係很好，隨便開的一句玩笑，誰想到，康老師卻立即說：“行呀，就讓你去吧。”然後對那個同學說：“你參加這種活動的機會很多，這次就讓他去吧。”那個同學很痛快就答應了。可是我家窮，連一件象樣的衣服都沒有。少先隊活動要穿白上衣，藍褲子，我的白上衣太小，實在不能登大雅之堂。後來還是那個同學幫助了我，他把自己的衣服借給我穿。
參加的活動是學校“安業民工作組”與空軍戰鬥英雄王海座談會，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少年兒童廣播節目組組織的。
安業民是在一次與國民黨空軍作戰時犧牲的。我姐姐所在的班裏，有幾個同學自發成立了“安業民工作組”，並與安業民生前所在的部隊取得了聯係，經常會有一些活動。後來，他們畢業了，這個小組就挑選出一個應屆畢業班來接替，我們班是當時學校的安業民班。
王海是朝鮮戰爭時的空軍飛行大隊長，在朝鮮戰場作戰時，一個人打下美機九架，其中有號稱美國王牌飛行員的戴維斯。王海在朝鮮駕駛的飛機後來一直陳列在位於複興門外的革命軍事博物館內。“九·一三”林彪事件後，他被提升為空軍司令員。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不是隨便進入的，那裏是國家的喉舌，它擔負著宣傳國家政策的重要使命。我這種家庭出身的學生，一般來說是不可能有機會邁進那個大門的，可是康老師卻讓我參加了那次活動，也許我比其他同樣出身的孩子要幸運。
那幾年裏，發生的事情太多了。
容國團在取得了第25屆世界乒乓球單打冠軍後，學校的學生們都迷上了乒乓球，空地上出現了很多用磚砌成的乒乓球台。每到下課時間，同學們便蜂擁而至，掙搶著去打球。我的球技一般，但也能夠打幾下。班上有幾個同學卻打得特別好，成為學校的主力球員。他們常常去參加比賽。有一陣，似乎無敵於東城區其他小學。班上的紅領巾大隊長家環境好，家裏專門有一間乒乓球室，他姐姐後來成為國家隊隊員。我們有時放學後就去他家打球，但是我們的活動範圍隻限於外院，裏麵是不可以隨便進去的，他爺爺是部長。這個同學非常好，他並不以自己家庭的優越而高高在上，對所有的同學都一視同仁。我們幾個喜歡運動的同學經常去他家鍛煉身體，在院子裏練習跳高、跑步。乒乓球也是我們鍛煉的項目，但是每次我都很快被“刷”下來，站在一旁看別人打。
他還學習畫國畫。我看見過他畫的工筆畫，那是一幅荷塘圖，畫得非常好。除此之外，他還集郵，曾經送給我好幾本集郵冊，那些集郵冊我一直保存下來，但是其中的郵票因文化大革命而丟失，這是非常遺憾的事，因為其中不乏一些非常珍貴的郵票，而且是成套的。我的集郵興趣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現在，女兒繼承了我的“產業”，把我在文革後又開始搜集到的郵票全部壟斷，並發展壯大，她目前有幾十本郵冊，五十多個不同國家的郵票。
快畢業了，全班同學都投入到了緊張地複習中。老師常常自己出題讓我們做練習，鍛煉我們思維分析問題的能力。數學老師出的題目都很難做，有時一節課下來，隻能夠完成三、四道習題，而且還不一定全對。他還把中學的代數題變化了讓我們做，鍛煉我們的解題能力。慢慢的大家做得多了，也就掌握理解了。到了後來幾乎沒有什麽題能難倒我們。老師很滿意。
我畢業的那年，考試采用了新方法。毛澤東提出，學校的教育要“勞逸結合”，要減輕學生學習上的壓力。所以，考試的辦法也就相應地改變了。語文隻靠寫作文，其它知識不再考了。這對我無疑是個大喜訊，隻要不發生什麽意外，考上第一誌願基本沒問題。小學生報考中學時都要填寫三個誌願學校，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分別填寫三個教學水平不同的中學。我的第一誌願是位於燈市東口的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學；第二誌願是位於燈市西口的北京市燈市口中學；第三誌願是一所新建校，位於內務部街的北京市第七十二中學，據說這所學校是北京男二中的分校。二十五中和二中都是北京市的重點學校，高考升學率極高。
一個暑假沒有暑期作業，放鬆了許多。但是，我仍然不愉快，因為我在數學考試時太粗心，答錯了兩道題，第一誌願肯定沒希望了。作錯的原因很簡單，題目太容易了。不過第二誌願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那所學校雖然不是第一流的，但也還算是一所不錯的學校。
暑期即將過去，我收到了錄取通知，緊張又興奮地拆開信封，我愣住了，是第三誌願：北京市第七十二中學。
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作為一名學生，非常希望能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能在一所好的學校上學。我也深知老師的重要性。從小學一年級起一直到畢業，全都是由學校裏最好的老師給我們上課，所以我的學習成績一直保持了班上的中等水平。如果在其他班組，也許我的成績會是個好學生，因為我們班上的同學個個都太優秀了。學校的風氣也好。到了一個新建校，誰知道會是什麽樣子。
少年
少年，在這個年齡層次上，他們已經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按照當時的說法，就是世界觀初步形成的階段。
這是一個可怕的年齡。在朦朧的複蘇中參雜著偏見的陰影，一個打擊，一些挫折，也許會把年輕的銳氣蕩滌殆盡。缺少經曆造成思維的局限，他不可能全麵，正確的認識到周圍所發生的一切，即便是成年人，不是也還有很多因為精神擔負不起這沉重，而過早離開了這個世界嗎？更何況我還是個孩子，身上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幼年、童年沉積下的重負，要在少年時期爆發，但這個爆發未免來得太早……
“你爸爸上哪兒去了？”這句話在我心中一直沒有消散，它沉澱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沉積在我童年的生活裏，無形的思想負擔壓在身上，它比有形的重擔更為使人感到恐怖，就因為它根本無法擺脫掉，將終身壓下去，直到死亡。它將永遠緊箍住人的靈魂和肉體，使你永不得喘息。
開學了。一所新的學校，一個新的環境，周圍是一片陌生。
破舊的教學樓被一堆破舊的平房夾在其中。一個隻有籃球場大的小操場上坑凹不平，所有的房屋都因年久失修而油漆剝落。雖然迎來了一群新人，但是也沒給校園增添出多少生氣。教師夾著書本默默地站在屋簷下，學生三五成群圍在一起。將要在這麽破舊的學校上課，我感到一種失落。
開學典禮是在學校的小操場上舉行的。
校長很年輕，聽說是解放後畢業於女十二中的學生。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市教育局，是第一次擔任教務工作。黨的支部書記也是女的，年齡與校長差不多，是從男二中調來的政工幹部，雖然年齡不大，卻也是一位老革命了，十五歲參加革命後入黨，在農村是兒童團長。老師也多數是年輕的麵孔。
校長在開學典禮上說：學校是個新建校，設備條件都很差，希望同學們能夠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在全體教職員工和同學們的共同努力下建設好自己的校園。
開學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美好的校園，美化我們的學習環境。
我們班上的班主任是一位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他濃眉大眼，身材魁梧，寬寬的雙肩，厚實的胸膛，說話時發出很強的共鳴，是標準的男中音。我想，他應該去學聲樂，怎麽會跑到這裏來教書呢，白白糟蹋了一付好嗓音。
學校的老師大多數是剛剛走出校門，就又進了校門捏起粉筆頭的當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他們很少有人進行過師範教育，所以根本談不上有教學經驗，隻是把從老師那裏學來的知識，又原封不動地還給了我們這些初中學生。也有幾位年紀大的老師，不知道什麽原因也調到這所學校來了。教我們生物的毛老師還是一級教師，我很喜歡上他的課。
剛開學，我被老師指定為班上的文娛委員，負責班上的文化娛樂，常常在放學後留下來開會。學校除了上課外，還經常組織同學們勞動，主要是修整校園。有時放學後，我們把書包裏的書本掏出來，然後把從校園地上揀到的碎磚爛瓦裝進去，集體步行到建國門外的鴨子嘴，那裏原來是一片葦塘，準備填平後蓋房子。學校與有關單位聯係好後，我們就把學校的破爛東西扔到那裏去。
在學校多次的宣傳鼓動下，同學們開始慢慢建立了以校為家的勞動觀念，這種義務勞動逐漸變成了自願的行動了。雖然經常要去鴨子嘴扔東西，但大家全都毫無怨言。這也算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部分，所以幻想的年代培養出來的學生總也是要靠幻想來支撐。理想主義的教育，使我們在憧憬著未來的美好，並為這種美好而作出了不卸的努力。學校在我們的辛勤的勞動後發生了變化，校園整潔了，道路平整了，走在上麵起碼不咯腳了，房屋卻仍然是原來的樣子，學校沒錢粉刷。
我的變化是從初中一年級第一學期開始的。
一次班主任老師又把我們幾個班委留下開會。其實並沒有什麽大事，隻是到了一定時候都要開的那種會。剛開始，老師說了一下班裏的紀律問題，由於學生幾乎都是過去小學時的劣等生，所以紀律性較差，上課時還發生過把老師氣哭了的事情。開會要記錄，老師順手就打開抽屜，取出筆記本。我一眼就看見了一摞學生填寫的入學誌願表。上麵一定寫著我們的入學成績，那是我非常想知道的，於是一伸手就塞進了抽屜，說什麽也不讓老師關上。其他的幾個班委也向老師提出了請求，最後老師妥協了，條件是誰也不許說出去。我確實遵守了老師的要求，可是這件事卻影響了我的一生。盡管後來有人對我的做法很不理解，但我也一直保守了這個秘密。
由於是我首先提出的要求，所以我是第一個看到了那些表格的。懷著忐忑的心情翻看著這個學生中的秘密，其實別人成績如何與我無關，我隻是想知道自己的那一張是怎麽寫的。我把翻過去的誌願表遞給旁邊的同學，翻到中間時看見了我的那張，在成績一項上看見了自己的考試分數：語文95，夠高的了。數學88。沒想到，錯了兩道題還得了近90分，不錯。總成績是183，那平均分數應該是91.5分。一般來說，第一誌願的學校平均分數必須要在95分以上，我是考不上了。可是怎麽把我分配到了第三誌願學校。再往下看，在錄取一欄裏第一誌願寫了：不錄取。第二誌願寫著：名額已滿，轉到第三誌願，並蓋有學校的公章。我成了處理品。
我的分數在考入那所學校的學生中也應該算是高分了，也許名額已滿確實是實情，在這種情況下，決定一切的關鍵就是出身，首先被淘汰的就是我們這些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學生。我看完後什麽都沒說，把剩下的誌願表遞給旁邊的同學。那位好心的老師是不會想到的，這次事情的發生，會成為我決心改變生活的一次錯誤性的選擇。如果他知道會造成這樣的後果，是絕對不會讓我看到那張誌願表的。
當時我什麽也沒有說，也沒流露出任何表情，仍然像往常那樣開完了班務會。但是在開會的時候，心裏一直沒有平靜下來，我想起了另外幾件事。
也許有人已經看過韓秀寫的傳記《折射》，也已經知道了她的不凡經曆。韓秀是我同院長大的孩子，她媽媽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優秀演員。就因為她的父親是個美國人，考大學時，她的考卷上被寫上了“此人不宜上大學”，而被迫去了山西插隊。這件事是聽姐姐講的。韓秀的母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時，毅然與美國丈夫離婚，回到了祖國。她熱愛自己的國家，滿腔熱情的把自己獻身於祖國的戲劇事業，她衷心擁護共產黨。可是，共產黨卻把她們母女排斥在外，就連自己的女兒上大學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如果她們當初不離開美國，這些事情都不會成為問題。盡管韓秀是在共產黨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盡管她從小就離開了自己的父親，並沒有和他共同生活過，可是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裏，是隻講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而不講理的。他們認為的理就是對待不同的階級要像秋風掃落葉那樣殘酷無情。這種《血統論》的觀點並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才有的，而是共產黨一貫的做法。
從此我開始變了，變得不那麽馴服了。上課不聽講，尤其是我不喜歡的課或由我不喜歡的老師上的課。回家也不做功課，放學後就是玩。x+y、俄語單詞一律與我無關。即使我再苦讀三年，或努力上完高中，也仍然逃脫不了命運對我的安排，那我何苦去費這個力氣呢。雖然老師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就告訴我說：學好知識是自己的，別人誰也拿不去。但是，我學的再好，國家也不會需要我去為他們做貢獻，因為我是一個“處理品”、“等外品”，這個社會不容我。鬧好了將來畢業留在城裏，分配在一個街道小廠，一輩子重複一件簡單機械的勞動，要是那樣x+y有什麽用處，去了農村修理地球，對著小麥、玉米念俄語單詞它們聽的懂嗎？我對生物課倒是很感興趣，也許將來去了農村還有用得著的地方。
一學期下來，數學老師在班上宣布：“他幾個月才交了一個星期的作業。”全班哄堂大笑。班裏改選，班委也不是了。誰又稀罕當什麽班委，不當更輕鬆。
這就是我的爆發，沉澱在心中的怨氣的爆發。我自有爆發的方法。成年後，有人批評我說這是自暴自棄，胸無大誌。這些話使我想到了右派平反後，一位被共產黨改造了十幾年的老先生大談“天生我才必有用”什麽的。他是幸存者，假如當年死在了勞改農場，這有用的材料也隻能去給莊稼當肥料了，而頭腦中的知識卻連肥田都不行。
學校找民工運來黃土，把操場重新平墊，軋實後裝上了籃球架，成為一個籃球場，這樣學生們可以利用課餘時間打籃球。工程完成後澆了水，曬幹後就可以使用了，如果在這個時候上去，踩出腳印將來就是一個個小坑，所以在通往操場的入口處攔上了繩子，並有值班同學看守。
我借的書已經到期了，下課後我要路過操場到圖書館去還書，值日的同學不讓我過去。其實道理不用誰去講，我心裏全明白，建校勞動我也出過力，誰不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可是我非要過去，於是就和值日的同學發生了爭吵，叫無理取鬧也可以。正在爭執得不可開交時，一位年輕的女教師正巧從那裏路過，看見我們在吵架就過來幹預。我滿不在乎的又和老師詭辯起來。
“老師，借了圖書館的書到期是不是應該按時歸還，這不是學校的規定嗎？”
老師說：“是啊，到期一定要還。”
“那我借的書今天到期應該還了。可是，現在還不了書，這就違反了學校的規定，違反學校的規定是不好的。”
“那你可以明天再還，今天有特殊情況。”
“可是，你不是負責圖書館的老師，你說話不能算數。”
老師啞然了，找不出適當的語言。她尷尬地站在那裏，突然用嚴厲地語調問我：
“你叫什麽名字，是哪班的？”
“黎京，三班的。”
“呀！你就是黎京呀！？”
說完，老師轉身而去。顯然早已臭名遠揚，隻不過很多老師和同學隻知其名不知其人。
從外校調來一位教導處處長。他的個頭很高，又粗、又壯、又黑，成天眯縫著發紅的小眼睛在校園裏轉。他批評起人來很嚴厲，同學們見到他就害怕。一次課間休息，上課的鈴聲響了。那時上課鈴要打兩次，第一遍是預備鈴，提醒大家返回教室，第二遍是正式上課的鈴聲，那時老師才走進教室給大家上課。兩遍鈴聲中間間隔一分鍾。我在預備零響後，看見那個教導處長正從教導處往外走，就故意拉住一個外號叫傻子的同學的胳膊，那個同學長了一付憨樣，平時就以傻賣傻地裝成個傻小子樣。我當時拉著傻子的胳膊不讓他進教室，於是兩人就掄圓了雙臂在教室外對打了起來。教導處長看見後走過來製止，說：
“鈴都響了，你們怎麽還不進教室？”
我們不理他，仍然在繼續打鬧。教導處長更生氣了，走過來要拽我，這時候上課的正式鈴聲響了，我一轉身跑進教室。我們班的教室在樓道的最外邊，我又坐在最後一個位子上，鈴聲還沒響完，我已經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教導處長隨後也跟進了教室，他看見我已經坐好了上課的準備，無話可說，返身走出教室。
這類惡作劇的事情還在不斷發生。老師頭疼，同學們也不喜歡我。我獨往獨來，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了我的胡鬧。我真希望學校能夠采取寫什麽措施，最好是開除。因為不上學是不行的，家裏不會同意。我對學習；對自己的前途；對未來的命運采取了消極抵抗的態度，一心想盡快走出校門去參加工作。當個工人或去農村當農民，用這些來改變我的成分，使我的後代不會因我而受到牽連。過早地成熟形成了強烈的逆反心理，促使我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年齡畢竟是不可跨越的，十三、四歲的孩子就開始為後代的命運操心，這其實是一種畸形發展。可是我確實是生活在一個畸形社會裏，即便是家庭出身好熱愛學習，感到自己前途無量的人，在他們的思想裏難道就不是畸形的嗎？那種自發的優越感，不就是在培養出一批潛在的精神貴族嗎？這種優越感十足的學生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衝殺在“破四舊”的前線，成為了敢於造反的紅衛兵小將。
初中第一學期過去了，奇怪的是，除了俄語外，其它各門功課都通過了考試。盡管我根本就沒有用心去學，上課幾乎不知道老師講的是什麽。安靜的時候就是我手裏有了一本小說，在課堂上偷看。不安靜的時候則是沒有書看了。我小聲說話，或去擾亂別人上課。剛開始，老師還幹涉我在課堂上看其它的書，後來發現，我在上課時看書不再影響別人，索性就不管了。有一次還當眾向全班同學宣布說：“他隻要是安靜了，就是有書看了。”同學們也因我上課看小說不會影響他們學習就見慣不怪了。
我奇跡般地通過了考試，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也許是與小學的基礎太好了有關，其實就連老師都感到驚訝。
第二學期，班上換了一位班主任。她是隨丈夫來京的家屬，原來在河北石家莊當教師。她在懷孕，人長得十分漂亮，也許是我上學期間見到的最好看的老師。我同她的關係一直非常緊張。她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因為她說話太尖刻，而我有時也會針鋒相對地回擊她。
我從小學高年級時起就酷愛體育，每天堅持長跑、跳繩等運動。沒有運動器械，就做俯臥撐、仰臥起坐或原地連續跳躍，鍛煉腿部和胳臂的肌肉。這些簡單的方法在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自從不想上學，要當農民的念頭產生後，我就更熱衷於每天的鍛煉了。煉好身體，參加體力勞動才能有本錢。其實我很想當兵，成為一名軍人。那隻能是個幻想，軍隊是不會需要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的。
想參軍的念頭是在一點一滴的社會宣傳和教育中產生的。那時由於看到的小說大多是以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後來的朝鮮戰爭為題材的，我被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所感動。葉挺、方誌敏、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等英雄人物也出現在我們的中、小學教科書裏，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那是在我的同齡人中很多有理想，有報負的年輕人都會產生的想法，他們甚至還會覺得自己生不逢時：假如我也出生在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肯定也是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把自己投入到轟轟烈烈的解放全人類的戰鬥中去。現在是不可能了，就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想革命可他們不要我。那就現實些吧，自己改變自己的命運。我幼稚地認為，唯一的出路就是給自己改變成分，使自己成為無產階級之中的一員。
那時侯，一種失落感，一種被社會拋棄了的感覺時常困擾著我，我的內心充滿了恐懼，可是表麵卻像是一個頑馴不化的野孩子。有誰能夠知道在我內心世界裏發生的變化，誰能夠理解一個處於這種心態變化之中的孩子的心，恐怕即便是知道了也同樣會無能為力的。
假期裏，俄語老師來做家訪，爸爸正好在家。他們談了一個上午。後來，爸爸關切地問我，是不是學習上有困難。這讓我怎麽回答，我能夠說：不是，是因為你，我現在不想上學了。我把一切都壓在心裏，默默忍受著。因為我很清楚，沒有處在我這個位置上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我。
出於家庭的壓力，我隻好去背那些小麥、玉米們根本聽不懂的俄語單詞準備補考。
春節過後假期結束了，我又返回到早已厭倦了的學校去上課。依然循著過去一年的做法進行“消極抵抗”。媽媽沒有辦法了，請來舅舅做我的思想工作。舅舅在我心裏的威信很高，我也很崇拜他。舅舅問：
“為什麽不好好學習，是不是出現了困難？”
我說：“不是，就是不想上學了，我要去農村，去當農民。”
“當農民也要有文化呀。”舅舅說。他又說：“現在農村也需要有文化的人，種田也要掌握科學知識。”
我默然不語。
舅舅看我不說話了，就接著教訓我：
“你現在是學生，學生的首要任務就是學好知識，學習好本領將來才能更好的工作。遇到困難就想逃避，你想當逃兵呀！”
誰都知道，作為軍人，在戰場上逃跑是一種恥辱。但我不是兵，連列兵都不是。我是賤民。賤民已經是人類分類中最低等的了，再逃我能逃到什麽地方去。我唯一想逃的就是這個生我養我的家。我愛我的爸爸，我愛我的媽媽，但是我還是想離開他們。我想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一個不受父母影響而自立的家。這一切我又怎麽能說出口呢。這樣做，等於是往他們已經傷痕斑斑的軀體上再撒上一把鹽。我不願意再去傷害他們了，除了自己忍受別無它法。
我在學校像個瘋子似的，也使人覺得不可理喻。快到勞動節了，我和幾個同學排練節目，趁機又喊、又唱、又跳。有些同學在私下裏議論：他怎麽瘋了。已經開始變聲了，嗓子裏發出成年男人的聲音，但性格仍像一個不懂事的頑童。這是在演戲，我不願意把我的失落流露出來，外表裝出一付傲世的樣子，其中也不乏玩世不恭。甚至在作文課的文章中與老師開玩笑。
每年學校都要組織春遊，回來後的第一堂作文課總是千篇一律的題目：記一次郊遊。從小學直寫到中學，都寫膩歪了。那年春遊回來的作文課上，老師大筆一揮，在黑板上又寫出了同樣的題目，我就在作文本上寫了一首打油詩，內容已經忘了，隻記得其中一段：來到後湖，扯開嗓子一唱，聽聽，像驢叫。老師在後麵的批語是：寫文章要嚴肅。沒有分數。
有一句話：哀莫大於心死。也許從那個時候起，我的心就在慢慢死去。我才十四歲。
期末考試開始了。每天到校後的第一節課就是考試。
有一天考試前，老師在說著大家都知道了的考試規則。我前麵的同學使勁兒用椅子頂我的課桌，他頂一下，我就往後挪一點兒。我坐在最後一個，後麵就是牆壁，最後擠的我實在沒有地方了，我就把桌椅搬到了旁邊走道上。監考老師看見後，他以為我是在故意搗亂就讓我回去。我原地沒動，仍然坐在那裏。開始發考試卷子了，老師把數好的卷子發給最前麵的同學，然後依次傳遞到後麵，傳到我時沒有了，我仍然沒說什麽。考試開始了，同學們到在聚精會神地答著考卷，隻有我坐在那裏無所事事。我心裏感到了委屈，又無法發泄，就用手一下一下地按鐵鉛筆盒的蓋子，發出了清脆的卡卡聲。
老師說：“你不要出聲，影響大家考試。”
我質問道：“為什麽不發我考卷？”
老師說：“這個班隻有六行，沒有第七行，所以我不發你考卷。”
正在這時，教導處的女主任路過教室，她聽見裏麵發生了爭執，就推門走進來。她進來後看見我還在繼續按著鉛筆盒的蓋子，桌子上沒有考卷，就輕聲問我發生了什麽事情。我的火氣一下湧上了頭，混勁兒也上來了，一腳就把課桌踢倒，大聲喊到；“他不發我考卷！”
轟然一聲巨響，把正在專心考試的同學們嚇了一跳，大家全都抬起頭往這邊看。教導主任怕影響其他同學的考試，就把我帶到了教室外。來到教導處，我如實地把全部過程講了一遍，說：“我沒有錯，我一直怕影響別人，那個同學的地方小，我搬出去，他的地方就大了，我不想在考試的時候吵架。可是老師不問我為什麽那樣做，不去解決問題，光看見我把課桌搬出去就認為是我不對，還不發給我考卷，這樣做對嗎？”
教導主任聽我說完，覺得有道理，所以就沒有再批評我。隻是不能繼續參加考試了。這次大鬧考場居然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一般說，在校的學生如果鬧得太過分了，早已背上了處分。可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兩年學校生活中，卻什麽處分都沒有，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有幾個還不如我鬧騰的出名的學生，卻因種種事情而被學校宣布給予警告或記過處分了，這個奇怪的現象一直延續到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間，我問過一位教導處的年輕教師，為什麽學校會對我這麽寬大，是他解開了我心中的疑團。
學校在開教務會時，確實曾多次討論過給我處分的問題，學校為我的胡鬧也感到了麻煩。可是學校的黨支部書記不同意。她說：“黎京不是在胡鬧，而且他並不怕處分。處分的目的在於教育，是手段。如果手段達不到目的，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反而激化矛盾。他的工作要慢慢去做。”
在學校裏，我是一個極特殊的學生。雖然頑固不化，但是與很多老師和工友的私人關係卻很好。那個在教導處工作的年輕教師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負責青年工作的，主持青年團的工作。經常和同學在一起聊天，了解學生們的思想。他曾主動提出要幫我補習功課。我知道他的好意，但我不想傷他的心，讓他失望，我是扶不起來的。我有一種無法抗拒的自卑感。
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和我有過一些接觸。通過和我聊天閑談，發現了我思想問題的根源，但她也無能為力，因為她無法對抗黨的政策。在很多時候是她在保護我，我在校期間也感到了這一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她就同所有的當權派一樣被打倒了。後來，又有很多同學和老師寫大字報保護她，我也是其中之一。她姓鄭，我們都叫她鄭書記。
在中國有很多在基層工作的幹部，他們非常清楚人們的想法，也很同情他們的遭遇。但是，他們麵對現實又會感到自己的無可奈何，誰能對抗的了時代，在那個時代的中國，“政治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而階級鬥爭又是最大的政治，是主導一切的。他們不敢違抗共產黨製定的政策，否則將自身難保。盡管他們對很多事情並不完全理解，但是在忠於黨的事業這點上，在對於共產黨提出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執行上，他們還是要按照黨的指示去做。
學校在毛澤東一係列關於反修、防修的指示下進行教育革命。為了貫徹執行毛澤東在1958年提出的：“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根據這一要求，學校組織我們參加體力勞動，進行知識分子勞動化改造。
教育局規定，在校學生每學期要參加半個月的體力勞動。這種有組織的勞動，各個學校安排不同。有的學校集中在兩個星期內去農村，參加農村的農田勞動。我們學校去的是故宮博物院。每星期去半天，要把長在三大殿前磚縫裏的青草全部拔除。勞動強度不大，但是蹲在地上幹，半天下來腰也直不起來了，腿也發酸了。我們學校勞動地點在太和殿前，好大一個廣場，要把那裏長的青草全部拔光，確實需要一番工夫。學校人多，經過幾次勞動後，磚縫裏的草被我們拔完了。
後來我們又到故宮右翼門外的一片空地上平墊土地。那裏原來也有一組建築，後來因失火被燒毀了。有人在那裏種了蔬菜。我們的任務是把這塊地方整理平整。這才是體力勞動，要把一堆堆土包用柳條筐運到坑窪處。
我是通過這次勞動才開始了與鄭書記的直接接觸。
抬土用的筐很大，為了表示我們不怕吃苦，每一次都讓裝土的同學把筐裝得冒了尖才走。鄭書記參加我們班上的勞動，她要和我抬土。我看她是女的，所以每次都把係在筐上的麻繩往自己這邊挪，這樣她可以省些力氣。雖然土筐把我的肩膀壓得生疼，但是我一直堅持幹下去。休息的時候，鄭書記蹲在一邊和我聊天。
那時，我對共產黨是絕對擁護的，我相信黨，他把中國人民從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讓全國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使他們過上了好日子。所以對學校的黨支部書記也是信任的。在與鄭書記的聊天時不覺說出了一些我的真實想法。書記聽完後，並沒有對我講什麽大道理，隻是勸我安心學習，不要再胡思亂想了。她對我的印象通過那次勞動而改變了。後來我們每次在校園相遇，她都要停下和我說幾句話。老師們對我的關心，我隻能在心裏默默地感謝，但仍然不想改變我的初衷。
期末考試結束，我留級了。除了語文考了74分，別的課全都不及格，俄語是零。
家裏發生了一件事，對我震動很大，又一次影響了我的情緒。
姐姐初中畢業，要考高中。她從小學起就是一個好學生，小學畢業後考上了北京市的重點學校女十二中。後來組建燈市口女中，就全班被搬到了那所學校。那是連鍋端，包括學校的老師。原因是因為解放前後的出生率極高，到了60年代中期，北京所有學校的學生都超編，校舍緊張。所以組建了一批新建校以解燃眉之急。於是，一些老校就被分割成了兩所學校，包括校園和教師，光燈市口一帶就呼啦一下多出了三所中學。每到放學的時候，短短的一條燈市口街道上擠滿了回家的孩子。
姐姐在考高中時也想到了自己的出身問題。她不想繼續上高中，因為她知道，自己高中畢業後是不會有大學會錄取她，所以報考了職業學校。韓秀的例子在前麵擺著，就不必去碰那個釘子了。她報考的是：北京工藝美術學校、內燃機乘務員學校和北京塑料工藝製品學校。按照姐姐的能力，考取第一誌願是不成問題的。她順利地通過了筆試和圖畫考試。可是錄取通知書寄來時，她卻被分到了第三誌願學校——塑料工藝製品學校。後來通過一個在工藝美術學校的老師了解到，就是因為家庭出身的問題，學校不錄取。內燃機車乘務員學校道理更明確，因為當時內燃機車主要是首長專列，所以對家庭出身要求更為嚴格。
姐姐學的是模具鉗工，上實習課時就去工廠用板銼銼鐵塊兒。學校設在南城宣武門外的半步橋，旁邊就是第一監獄。實習的工廠則在北城安定門內，來回的路上要花費很多時間。學校給學生買了月票，姐姐住到學校去了。
當鉗工，上了九年學，完了還要再學三年用板銼去銼鐵塊兒。那些老工人一天學都沒上過，掄起板銼不是照樣可以銼出各種各樣不同形狀的模具嗎。完全是熟練工種，所謂熟能生巧，時間長了，自然就會了，還用得著再學三年？裏外上了十二年學，學的知識多數都用不上，瞎耽誤工夫。
那幾年工廠職工超編，招工指標飽和，應屆畢業生分配問題成了困難。這也是建國初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大躍進開始的大辦工業，大批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糧食困難又有一批工廠下馬，城市剩餘勞力無法分配，就又動員了一批城市閑散人員返回農村，首當其衝的就是一些階級成分不好的家庭。到了1963年和1964年，這個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應屆畢業生的出路似乎隻有去農村了。62年開始，就有一些學生去了東北的北大荒，還有一些人去了寧夏及山西。
與此同時，社會上的宣傳機器也在大造輿論。毛澤東說：“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55年）
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學生自願到農村去，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事跡在報紙上大肆宣傳。這些事情的發生，促成了我要去農村的決心更堅定了。
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也是從那時開始的。剛開始是學習“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這三篇文章早已在我們的課本裏出現了。
全國人民大學毛澤東思想的運動是受了解放軍的影響。林彪1959年利用在廬山會議上幫助毛澤東反掉了彭德懷，當上了軍委副主席。他非常清楚對毛澤東是不能夠得罪的，他看準了時機，從軍隊內部開始，結合學雷鋒運動，提出了全軍學習毛主席著作，樹立毛澤東在全國的絕對權威，並組織編寫了一本後來全國人民人手一冊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
學校也是從那時開始提出要用毛澤東思想辦校，培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學習了毛澤東的一些有關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認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毛澤東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和論述了有關知識分子對革命的態度問題，從那些文章裏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一貫不信任。
早在1922年，毛澤東在他的一篇文章裏論述了小資產階級，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在這篇文章中寫到“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小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師、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於這一類。這個階級，在人數上，在階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我在看過毛澤東的幾篇關於知識青年思想改造的文章後，覺得我選擇了去農村是對的，他提出走與廣大勞動人民相結合道路，特別是那句話：“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句話對我有很強的吸引力。
小G的那個有病的哥哥也去了山西曲沃插隊落戶，那是在1964年暑假過後。已經去了有一年了，因為他的病，一年勞動下來，掙的工分根本養活不了自己。家裏窮，沒有錢給他路費回家，過年時隻好在農村度過。
1965年學校剛開學不久，組織我們去農村參加集體勞動。說是農村，實際上是去九仙橋附近的天竺苗圃。工作很簡單，每天到種滿幼樹的苗圃把樹梢以下的樹葉全部用手捋下來，為的是讓幼樹的主幹多吸收養分。老師分配我跟大車，把每天捋下的樹葉運回場部當牲口的飼料。裝車的年輕師傅站在車上，我隻要把樹葉抱過去，一切事情就不用管了。裝滿一車後，我們就往回返，躺在堆得高高的樹葉上，就像躺在柔軟的床上，仰麵朝天地躺在那裏，看見了白雲在藍天上飄過，馬車在林蔭路上搖搖晃晃很愜意。我就想，假如以後能夠在這裏工作也不錯。
帶領我們勞動的工人是北京城裏人，他們工作日就住在苗圃的集體宿舍，周末騎車回家休息。這裏的年輕人很多，參加工作的時間不長。苗圃工作好學，管理樹苗隻要按照規定的辦法去做就行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後，我知道了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高中畢業生。
這一年的班主任是體育老師。他以前在職業足球隊踢球，後來因膝蓋受傷就退出了球隊，轉業在中學教體育。後來他告訴我，開學前在校務會給學生分班，別的老師都不敢要你，是我主動要求把你分到我這個班的。我喜歡打籃球，球技在學校裏還算是可以的，個子在1.70以上，中學生裏就算是高個子了。老師為了調動我學習的積極性，搞了個物質刺激，破例讓我參加了學校的籃球隊，屬於編外人員，隻參加訓練，不能參加正式比賽，條件是要學好功課。所以那時我就稍微收斂了一些，不再胡鬧了，但學習的起色並不大。
我是留級生，比班裏其他同學年紀大，個子也高，在班上儼然是一個小霸王，如果誰敢不聽我的話，跟我作對，輕的是一頓臭罵，重的就是拳打腳踢，有幾個不服氣的，在經過幾次較量後終於甘拜下風，也就“俯首稱臣”了。
反正就這麽混了，總有結束學校生活的一天，這一天在什麽時候我也不知道。
開學後的一段時間裏我沒有什麽朋友，上屆班上的一個好朋友因不在一起上課，見麵的機會少了，來往慢慢就斷了。第一學期上了一半時，班上來了一位新同學，他因得了肝炎上學期休學，病好後回到學校，因為他也喜歡運動愛打籃球，班主任老師就把他要來了。我們倆一見如故，成了好朋友。後來，他是我中學時期最好的朋友，友誼一直保持到我將要離開學校前，我們打了一架分手了，他是Z。
Z也是高高的個子，顯得有些清瘦，也許是大病初愈，體質不算太好。我們幾乎每天都是形影不離，除了上課時的課桌不在一起，隻要一下課就在一塊兒玩。我們打籃球，踢足球，每天玩到我要回家去做飯才分手。班裏幾個同學足球踢得很好。如果學校舉行足球比賽，冠軍肯定是我們班的。
學校地方小，體育課要到東單體育場去上。從學校到東單，如果快走也要20多分鍾，因此，學校把兩節體育課安排在一起上，我每次都是跑步去上課。如果體育課是在下午的兩節課，我下課後仍舊留在體育場，繼續玩。Z的家在體育場不遠的北京市總工會大院住，我有時就去他家做功課，和他的父母也慢慢熟悉了。
學校的生活每一天都是變化的，每一天又都是相同的。老師講課學生聽，除了課後的時間是自己的，一天近十個小時全部被學習占用了。可是這些知識大部分沒有裝進我的腦袋裏。雖然作業完成情況有所好轉，但是學完後馬上又都還給了老師。我腦袋裏裝的是農村，是在農村勞動後的美好回憶。我甚至非常喜歡體力勞動，出一身汗，滾一身泥巴，這樣在思想感情上就更接近勞動人民了，思想改造好了，我就會成為無產階級中的一員，那時就不會有人再歧視我，看不起我了。老師教育我們學好知識，將來成為科學家、作家、農學家、哲學家、醫生、教育學家等等的，這些家們按照毛澤東的階級分類，還是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範疇，還要進行一輩子的思想改造。這些道理在毛主席著作裏講得再清楚不過了。我想走的道路是從根本上改變的最好的辦法。
因有些同學在上別的課時違反了課堂紀律，班主任老師在大發脾氣，全班同學鴉雀無聲，老老實實在聽老師的訓斥。那是一個下午，天氣奇熱，沉悶的空氣使人喘不上氣，天空布滿了陰雲，雲彩的顏色陰紅發暗。當老師義正詞嚴痛斥的我們俯首帖耳大氣都不敢出一聲時，我突然感覺到桌椅在晃動，開始以為是前麵的同學在動，可是仔細一看他並沒有動，我穩住了心再感覺，突然一種恐怖襲來，我大喊一聲：“地震啦！”
老師雙手扶在講台上，也許他也感覺到了，聽見我的喊聲，他一揮手，說：“快跑！”全班轟然一聲拚命向教室外跑去。坐在窗戶旁邊的W推開窗子就跳了出去，我跟在他的後麵也跳出去了。我們在一樓，外麵不遠就是操場。W後來和我一起去了內蒙古草原。
W的家裏有七個兄弟姐妹，老母親守寡把他們帶大，可是家裏的孩子不爭氣，成天見麵就鬥氣。W不喜歡這種家庭氣氛，1967年時北京有一批自願到內蒙插隊的學生，我們就一起去了內蒙。他的命運太慘了，我在這篇文章一稿寫好多年後聽到了他的消息，所以修改時就在這裏加上了一段。
1976年唐山地震，他的第一個女朋友正好在唐山探親，其實她應該在頭一天就離開，因為幫別人定做的褲子沒有做好，所以就推遲了一天，結果就在那天的淩晨發生地震，她被埋在了一片廢墟中。多年後W結婚並被調到了東烏旗當會計。有一年當年插隊的同學回去看望當地的牧民，在東烏旗看見了他，據說過的還好。2000年我回國時同學們聚會談起了W，聽說他現在癱瘓了，事情的起因是這樣，一天半夜，他騎車帶著老婆回家，結果被一輛軍車撞倒，老婆當場死亡，他雙腿被撞斷，後來就癱了。據說現在根本沒有人管，生活很苦。
地震這個詞雖然並不陌生，但它是不動的，是靜止的，在我們的頭腦裏還是個名詞。但是一旦變成動詞後，在我們的生活裏發生了真實的地震，給人類帶來的恐懼真夠受用一輩子。
大地像海浪般起伏，電線杆和樹木像醉漢一樣搖擺，房屋的門窗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古城的百年老屋隨時都會在大地的顫抖中倒塌。大自然具有的巨大的毀滅力在一瞬間爆發，出現在人們安逸的生活裏，一點兒思想準備都沒有，它無情地毀滅吞噬著一切，震撼著一切。人們相互依偎著，驚恐無助地目視著這突如其來的災難。
大地平靜了，一切又都恢複了以往的正常，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很短暫，也很倉促，大地母親隻是輕微地抖動了一下她疲憊的身軀。
那是發生在1965年夏天，震中在中國河北省邯鄲市附近。它的波及麵很廣，但破壞力相比十一年後的唐山大地震就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它在預示將要降臨在九億中國人民身上的一場更大的浩劫。老天在發出警告，但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怎會理解天意，何況共產黨在他統治的十一年裏，已經把迷信破除的一幹二淨。
天災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大自然正常活動的必然規律。而人禍，卻是由人造成的。
三年“自然災害”中，據保守統計餓死了兩千多萬人，這隻是保守的統計。有人估計差不多近四千萬。不算為了新中國的創立而戰死的——那是戰爭。1949年後，停戰了，和平了，卻又有無數的人被鎮壓、處死。被共產黨消滅了的階級敵人加起來的總數，如果算在猶太民族身上，恐怕他們現在早已絕種了。在這點上，也許希特勒也要自歎弗如了。
天氣暖和了，到了夏天。這一年的夏天顯得人心惶惶，似乎在醞釀著什麽事的發生。
我是在這一年的夏天學會的遊泳。以前，家裏不太讚成我去學遊泳，一來由於經濟問題，再有就是媽媽怕我遊泳出事。1961年9月，毛澤東遊了長江，後來還發表了他在1965年寫的一首詩：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裏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毛澤東在長江遊泳，全國轟動，掀起了一股全民遊泳的浪潮。學校的體育課改為了遊泳課。一時北京的遊泳池發生了危機。有條件的機關、學校、工廠紛紛修建了自己單位的內部遊泳池。天然水域經過整修後，建成了很多天然遊泳場。就連頤和園、陶然亭等幾個風景優美的公園也允許遊人下湖遊泳，並建立了遊泳區。故宮博物院外環繞四周的筒子河也成了遊泳場。隻要是可以遊泳的水麵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水裏玩。凡是領袖發出的號召，人民就積極響應，形成了一擁而上的風氣。這就是在大眾心理狀態下反應出來的群體心理現象。人們受到了這種意識的感召，變的沒有了自己的腦袋。“智能的低弱，情感克製的缺乏，節製力和延續力貧缺，在表達情感時易於衝動，抑鬱通過行動將情感全部發泄出來，……即人們的智能被壓回了早期階段的狀態中，這種狀態正如我們毫不驚訝地在野蠻人和兒童中所發現的一樣。”（摘自《自由極其限度》）人類退化了。
那幾年裏新鮮事層出不窮，說喝涼水能減肥，去除百病，每天清晨起床後，第一件事是空腹先喝一升涼水，飯館的啤酒升丟失了很多，被人拿回家進行涼水療法。有人說每天大幅度甩手，可以促進身體血液循環，強壯身體，街道上的行人走路都使勁兒甩著胳膊。後來又有人宣傳說雞血可以健身，公雞們全都遭了殃，身上的血被抽出來，注射進了人的身體裏。學校有個同學在家是個獨子，父母寶貝得不行，買來一隻紅臉公雞，經常給他注射雞血，後來此人紅光滿麵，就像一隻紅臉公雞，我真怕他哪天一不留神，突然發出一聲公雞報曉的啼聲。
人們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的洪荒時代，野蠻伴隨著愚昧，那是因為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意誌，沒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隻能夠隨著時代前進的步伐踉蹌而行，惟恐掉在了這支思維貧乏，由我們偉大領袖率領下的革命隊伍之外。革命的激情鼓舞著一群瘋狂年代下造就出來的瘋狂的人群，人們在努力通過各種途徑愚昧地發泄著。
我當然也是如此。除此之外還能有其它的選擇嗎？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培養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誌，遊泳也是加強思想改造的一部分。而這樣的思想改造又使我們感到精神上是多麽愉快呀。
上遊泳課要到朝陽門外的首都工人體育館去，走到那裏需要半個多小時。雖然有公共汽車，可是我們這些學生沒有更多的錢買車票。
我是在去過多次後才學會遊泳的。上課時老師先教給我們一些簡單的基本動作，然後就讓我們自己去練習。我在水裏和同學打鬧，摔摔跤，很少認真練習。我天生就不怕水，雖然不會遊泳，進到水裏感覺良好，所以很少喝水。有一次遊泳池新換了水，我爬在池邊曬太陽，看見清澈的池水中，有一個人像青蛙一樣遊過來，我仔細觀看了一會兒之後跳進水中，居然一下子就會遊了，似乎沒有什麽過程，以後的進步非常快。那時的遊泳館分為深水區和淺水區，隻有通過了二百米遊泳測驗後發給遊泳合格證，才能進入深水區，我很快就通過了深水測驗，並且在眾多測試者中是第一個到達終點的。我的肺活量很大，也許是因為堅持長跑的原因，可以一口氣從遊泳池的一頭遊到另一頭，並不感到有什麽困難，距離是五十米。
班上的同學對遊泳著了迷，就連去故宮勞動時也不能夠安心了。班上的紀律糟透了，老師一不注意我們就會跑走。因為每到星期六下午都要去故宮勞動，對那裏的地形已經非常熟悉，三個老師看不住四十幾個學生，說是去上廁所，一走就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同學之間早已約定好了集合地點，湊齊了人就穿過故宮的三大殿，出神武門，經景山東街，走北海夾道，從北海公園外牆邊的一根電線杆爬上去，跳進北海公園，一出公園的後門就是什刹海天然遊泳場。一個下午全泡在水裏。所謂“法不治眾”，每次逃跑的同學幾乎占去了全班的多半數，老師也沒轍了。到了後來幹脆就不管了，勞動快結束時，就連幾個好學生也偷偷溜走了。
秋高氣爽，天氣逐漸轉涼，可以遊泳的地方少了。到了1965年底，報紙上開始出現一些批判文章。燈市口大街有一個報欄，玻璃架裏有每天出版的當天報紙。我每次從首都劇場吃完午飯回校路過時，都要停下來看看當天的新聞。11月時，發表了一篇評論海瑞罷官的文章，標題是用紅顏色寫出來的，我看了覺得很新鮮。看完文章後才知道中國曆史上還有海瑞這麽個人，並且是個清官，就像包公一樣的官。從那時起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一些報紙上開始接連不斷刊登了一些批判文章。自從解放後，政治運動幾乎從沒有間斷過，多數人們是不關心的，認為那是學術方麵的討論，隻限於文化界。轉過年來，文章越來越多，出現了火藥味。後來竟然批起“三家村”，那是針對北京市委的，直接批判了鄧拓、吳晗和廖沫沙，說他們在北京晚報上寫的連載文章《燕山夜話》是攻擊社會主義的。人們意識到事情要鬧大，可是又都不知道要搞的是那類政治運動。
我仍然對這些事情采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社會上發生了什麽對我觸及不大。閑來無事時找到一本《燕山夜話》信手翻看，裏麵一些文章寫得很有些意思，說他們反黨似乎並不冤枉。什麽事都怕生拉硬拽，一篇文章寫出來了，如果硬往反黨反社會主義方麵去解釋，怎麽都會找出問題，但那是不是作者的本意卻要另說了。
報紙上說，要進行文化革命，還成立了中央五人領導小組。我們學生還照樣上課。放學後，我一有機會就去工人體育場室內遊泳池遊泳。
好象是那年的五月，我從遊泳池玩完了回來，直接去學校想再打一會兒籃球就回家做飯。一進校門就感覺氣氛不對，校長室外圍了一圈學生，圈子中間一個同學在大聲講演，他義憤填膺，慷慨陳詞，說著說著眼淚就流下來了。我擠過去想聽聽他們在說些什麽。隻聽的那個同學說：“別的學校早就停課參加運動了，可是咱們學校的校長卻封鎖消息，破壞學校的運動，我建議從今天開始，學校停課鬧革命，批判學校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周圍的同學齊聲喝彩，一致響應他提出的建議。
第二天學校果然停課了，同學們在教室裏寫大字報，一時洛陽紙貴，財務處存的紙全部用光了。我們幾個學生就去商店買。後來又去糨糊廠拉來一大桶糨糊，專門用來貼大字報。學生寫的大字報一般都是針對老師的，因為學校裏的學生多數出身於勞動家庭，工人子女占的比例很大，可是他們的學業並不理想，平時有些老師說話又不大注意，在學生們中間造成了不好的影響，這次同學們開始反擊了，把老師罵學生的話公布於眾，他們說老師看不起工人階級的後代。有一位教俄語的老師家裏是資本家出身，她在一次上課時說學生是，黃鼠狼下崽兒一窩不如一窩。大字報貼出後引起了公憤，學生要批判她，並給她起了個外號，因她姓黃，大家都管她叫黃鼠狼。還有一個男老師，也許平時在女學生麵前不夠檢點，女學生說他是壞分子，也被批判。當然，其他老師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批判，被寫上了大字報，成為學生攻擊的對象。這樣鬧騰了一陣後，教育局往各校派了工作組，要求學生在有組織的情況下進行文化革命，那個帶頭要求停課鬧革命的同學被說成是反動學生，工作組要求他寫檢查。所有大字報都要在短期內清理幹淨。我們班上的同學把從牆上撕下來的大字報紙集中起來，送到廢品收購站賣了，還買回了一個足球。學校又恢複了平靜。再過一個多月就是期末考試了，一些學生開始複習功課準備參加考試。可是老師卻無心再上課了，學校的工作仍然無法正常進行，社會上提出要批判“十七年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再上課還要受到批判。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一個通知，批評了北京市市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撤消了小組及其辦事機構，同時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為副組長，王力、關峰、戚本禹、姚文元為組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揭開了。
1995年一稿
2003年2月1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