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報》編者按：中國城市化成本急劇上升的原因何在？是土地；億萬農民增收壓力日益加大的症結何在？是土地；人口自由流動的最大障礙何在？仍舊是土地。在美國三一學院經濟係終身教授文貫中看來，當前中國經濟的許多根本性問題都已經集中在土地製度上。如果說，上世紀70年代末那場農村變革盡管極大地釋放出農業發展的力量，但也隻是一種臨時性的製度安排，那麽，麵對更廣泛的發展壓力，現在應該是進一步突破的時候了。(chinesenewsnet.com)
不完整的城市化(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同時也保持了三十年的高增長，你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麽？(chinesenewsnet.com)
文貫中：從內因來看，我認為中國三十年的增長首先源自對資本、人力和勞動的放鬆管製；其次民營資本的權利逐漸自主與自由市場逐漸合法化；第三，政府不再著迷於革命，而是積極參與經濟發展。但是，我並不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需要那麽高，7%、8%的增長率就差不多了，不一定非要10%以上。今後，政府可以減少對經濟的幹預，不要再將經濟增長當做對官員考核的主要指標。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通過法治的途徑，保護社會的安定和公共財政的正當運用。如果沒有基於法治的安定和必要的公共財政政策，就很難做到經濟的長期發展。(chinesenewsnet.com)
從外因來說，中國搞改革開放的環境很好，國際市場的規則是現成的，大多數國家都接受了自由貿易的原則，技術也是現成的，連從歐美到東亞的廣大而富裕的市場也是現成的。在這種情況下一開放，以較小的代價，就能比較快地發展。(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現在看來，改革的經濟成績有目共睹，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力度越來越大，不少問題也暴露出來，你如何看待轉型中的這些問題？(chinesenewsnet.com)
文貫中：中國對WTO的承諾讓中國變成這一輪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國。因此，中國不會從全球化的路徑退回去，但中國不一定能夠再像這三十年來那樣去利用全球化。世界實在太小了。當年全世界僅僅是吸收一個日本的出口都發生很大的困難，而中國現在有13億人口，最終可能會有15億到16億人口。如果按照現在這種模式，我並不認為世界永遠有能力消化中國的巨大出口。中國應該改變目前的模式，通過增加內需拉動增長，這是唯一可持續的發展模式。(chinesenewsnet.com)
服務業應該是吸收勞動力的主要部門，但發展服務業的前提是城市化。城市化要能持續地進行下去，住房成本相對人們的收入必須逐漸下降而不是上升。中國現在發展服務業的製約因素就是高昂的住房造成的城市化成本的急劇上升。可是沒有人口的集中，服務業是不可能搞起來的。而發展服務業的好處是，不會導致貿易摩擦，因為服務業的產品主要是非貿易品，大多在國內消費掉了。除了尖端的服務業比如金融服務業以外，服務業可以相對容易地吸收勞動力，能夠吸納大量就業，而且能耗低，不太影響生態。在美國，農業隻吸收2%左右的勞動力，製造業的產值盡管還是全世界最大的，但吸引的勞動力是14%，而且還在逐漸下降，服務業卻吸收了84%以上的勞動力，而且還在上升。如果中國服務業能夠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能多吸收幾千萬剩餘勞動力。(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中國改革三十年其實也是城市化的三十年，這也許是曆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潮，你一直對此保持關注，怎麽看城市化對於轉型中國的意義呢？(chinesenewsnet.com)
文貫中：1960年以後，中國走了一條反城市化、反全球化、反現代化的道路。改革開放後，這個錯誤的方向被糾正，城市化的速度迅速變快，這帶有對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失誤補課的性質，但仍顯著低於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產生不少問題。首先，農村中18到25歲的人到城市打工，好像隻是去城市走了一圈，25歲以後大都又回去了，真正在城市裏留下來定居的人不多；第二，雖然東南沿海的很多農民變成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了，但今後的城市化主要吸收對象應該是中西部的農民，由於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這個過程難度會很高；第三，三十年來，由於中國的土地製度的限製，城市化的成本已經變得越來越高，特別是住房成本。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能不能保持同樣的城市化速度？我認為難度較大。(chinesenewsnet.com)
另一方麵，現在中國的城市化變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城市化。任何城市要擴大，新興城市要崛起，都涉及農田轉為非農用地的問題，必須由政府出麵征用。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城市化的土地供應完全由政府壟斷起來了。這樣的後果非常嚴重，除了城市化的代價越來越高外，政府也越來越忙。而且這樣一來，政府要承擔的責任就幾乎是無限的。(chinesenewsnet.com)
城市化的意義，不在於通過剝奪農村，實現自我現代化。城市化的意義就在於它盡可能多地將農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如果城市化做不到這一點，這樣的城市化就沒有意義。(chinesenewsnet.com)
中國問題的症結在土地(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這場城市化背後的主體其實還是農民，有人曾說中國問題實際上還是農村問題，順著這個線索，你如何看待中國的土地製度？(chinesenewsnet.com)
文貫中：農業的特點要求農民主要通過土地規模的擴大才能取得一份平均收入，但由於戶籍製度，中國農村戶口仍在增加，而農業用地因城市化等原因還在縮小。所以即使沒有歧視性政策，農民的收入也很難增加。 (chinesenewsnet.com)
但是，如果農民有土地的所有權，出售土地時就能拿到一筆財富。買進土地的農民可以先把地契押給銀行來獲得貸款，然後立即償付給出售土地且已經在城市裏定居的農民。由於買進土地的農民每年要去還銀行的貸款，金融業也可以發展起來。所以，我認為中國問題的症結在土地，而土地私有化是其他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經之路，中國也不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還需要一場土改。(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關於土地私有化可能帶來的負麵因素，比如遊民，比如大規模的土地兼並，比如城市爆炸，你怎麽考慮的呢？有人認為農民應該留在農村，否則我們的鄉土生態將完全喪失，你又怎麽看這個問題？(chinesenewsnet.com)
文貫中：一些人想象中最壞的狀況是，農民把土地賣掉後就去賭博、大吃大喝，把賣土地的錢幾天就用完。這樣的說法好像每個農民都是白癡，都不考慮以後的日子。這種人有，但很少。政府可以做教育，勸告，還可以規定私有化之後的第幾年才可以買賣土地等。(chinesenewsnet.com)
也有人說城市容納不下那麽多人，我不這樣看。每個城市的邊界由邊際效益等於邊際成本這一點決定。由於各種各樣的基礎設施在擴大，邊際效益曲線可以上移，邊際成本曲線可以下移，使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國際上一些城市的人口早就達到千萬了，在21世紀高科技化的條件下，中國的有些城市搞成2000萬、3000萬應該不成問題。在某個城市的規模達到均衡點後，在均衡點之外的人口就會到另外的城市去發展了。所以土地總是有的，隻要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搞對了，城市化會逐漸向中西部轉移的。因為東南部的地價實在太高了，支撐不了很多工業，也支撐不了所有的人口發展。(chinesenewsnet.com)
我對主張把農民留在農村的人的回答是，如果他們向往田園生活，他們不妨自己去試試，但為什麽非要整個農民階級陪他們試驗呢？目前的這種土地所有製顯然不是出於農民的自願，這種製度安排也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宗旨。現在城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難道不應該把本來屬於農民的財富還給他們嗎？城市化通過高度集中人口，特別是農村人口，會留給中國更多的鄉間，更好的生態。城市裏的人則享受集聚效應，分享基礎設施，大大降低中國現代化的成本。(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你的觀點還是希望農民通過土地私有，某種程度上獲得進入城市資本。但是主流觀點還是認為廢除歧視性的戶籍製度更為重要，考慮土地私有化的人很少。(chinesenewsnet.com)
文貫中：戶籍製度當然是農民進城定居的很大障礙，但要我選哪一個是更為主要的障礙，我還是選土地製度，因為土地製度決定城市化的成本。我去過巴黎、倫敦、墨西哥城，開羅等城市，並曾經居住在紐約附近。這些城市都有大麵積的貧民窟。那兒的居民很多是非法移民，連國籍都沒有。可是因為土地是私有的，使得他們可以先從居住成本很低的貧民窟開始奮鬥，慢慢上升，改善自己的境遇。(chinesenewsnet.com)
最理想的是同時實現土地製度與戶籍製度的改革。經濟自由的前提是農民可以自由流動。現在流動是允許的，但對定居存在很多限製，農民待不下去，很多人就回流。原因到底是戶籍製度還是土地製度？我認為如果土地私有了，包括城市郊區的土地，那裏的農民肯定會出於自利的目的接納外來民工。上海以前所有土地都是私有的。1842年外國人進來以後，他們先是購買土地，建設租界。由於戰亂，有很多人湧入上海避難。在土地私有製下，幾十萬、上百萬的難民為什麽就能生存下來呢？這是因為當時上海城市外圍的農民通過出租密集性的、低成本的住房，幫助他們留在了上海。當時的上海充滿活力，最終成為遠東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中國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即使現在上海還沒有完全恢複這幾個中心的地位。(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那麽你有沒有考慮到操作層麵的難度呢，土地私有化需要什麽條件？我了解，支持你的觀點的經濟學家不是很多，即使在留美經濟學會中。那麽土地私有化這個藥方可能包治百病嗎？(chinesenewsnet.com)
文貫中：其實很多海歸經濟學家是支持產權的明晰化的。但有些經濟學家回來以後，實行所謂的自我審查，反倒不太敢說話了。現在反而是法學家、政治學家站出來，支持產權的明晰化。如果經濟學家繼續這樣，就會越來越不受到民眾的歡迎。但經濟學家也不能隻說民眾想聽的話，經濟學家應該堅持真理，經濟學裏可能有些共同的規律，對這些規律性的東西，不管你要聽不要聽，不管你是誰，經濟學家都應該堅持說下去。(chinesenewsnet.com)
有些不支持我的觀點的人，我並不認為他們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的思考，所以我並不在意。其次，有些人從城裏人的角度看問題，覺得能夠廉價拿到農民的土地的話，對城市化也不壞。如果他們深思熟慮以後，或者不再有所顧忌後，我覺得他們應該會支持我的觀點。(chinesenewsnet.com)
我希望大家首先從經濟理論上而不是從政治上去討論土地問題。一味地說土地私有政治上不可能，並沒有解決問題。如果過了幾年，政府迫於經濟規律說可以實行了呢？大家應該意識到現代經濟學的前提就是把產權界定清楚。從這點來看，大家沒什麽理由要反對土地私有。經濟學家不應該先考慮政府是否會同意某種經濟主張，而是考慮經濟規律是否支持這種主張，並把規律性的東西告訴政府，而不是讓政府來決定什麽是經濟規律。中國這一百多年來，一直在尋找自己獨特的經濟規律。但是否有中國獨有的經濟規律呢？還是隻有世界共同的經濟規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尋找自己的經濟規律時，往往受到世界共同的經濟規律的懲罰，例如大躍進、公社化、閉關自守。我覺得經濟學家應該有足夠的誠實去告訴政府不能無視世界共有的經濟規律。(chinesenewsnet.com)
市場機製是避免饑荒的充分條件(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會出現大規模兼並，可能會出現拉美化趨勢，你對此怎麽看？東亞國家大規模地補助農民的模式是否可以借鑒呢？(chinesenewsnet.com)
文貫中：拉美是比較特殊的情況，從殖民地時代就形成了宗主國貴族及其後裔天然擁有很多土地。拉美的土地分配極為不均，使大量的無地農民十分貧困、愚昧，很難再跟上現代化，我就很怕中國出現這種情況。但我認為不搞土地私有化就會拉美化；我們現在麵臨急劇城市化、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時代，隻要土地私有的起點是平等的，每人有塊土地的情況下，我們不會拉美化，而是東亞化。(chinesenewsnet.com)
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內地土地改革的時候，也搞了一個土地改革，他們的辦法比較溫和，給地主的土地比一般農民要稍微多一點，剩下的土地則通過發行債券、股票的方式被國家贖買，然後賣給無地或少地農民，每個人都有地契。因為有土地作為資產，再加上城市化，農民有利用土地資產獲得收入和財富的途徑。(chinesenewsnet.com)
中國內地則很不幸，農民承擔了曆史上的幾次重大失誤的代價。改革開放前夕大部分農民幾乎處於赤貧的狀態，素質也比較低。政府從2004年開始就出台了一係列政策，比如減免農業稅與補助等，但城鄉間的基尼係數還在惡化。現在東亞一些經濟體的基尼係數在0.3多一點，中國現在都快逼近0.5了，使人十分擔心。(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本來是掠奪農民的，但現在也慢慢走到補助農民的路上去了。如果補助一旦長期化，以後再要廢除很困難，成千上萬的農民會來跟你搗亂，就像其他東亞經濟體為了搞自由貿易區，不得不取消農業補助或保護時所麵臨的局麵一樣。所以，我主張要素充分流動，不鼓吹補助這種模式。補助隻能是定向的，最好是補助農民的教育。教育能使農民子弟具有很強的人力資本和自信心，今後不需要補助就能留在城市裏。當然我不反對少量的補助，把局勢先穩定下來，但根本的途徑不是補助，而是把土地所有權給農民。這其實是一個根本性的辦法，而且也是從製度上補償農民從集體化以後蒙受的損害。(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災難從未遠離中國，比如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饑荒，雖然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但是陰影也許會永遠遺留在不少中國人的生命中。作為饑荒的親曆者與重要研究者，你的解釋與其他研究者有所不同。你曾經談到公社食堂等製度安排設計，讓我想到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對饑荒問題的研究，他認為饑荒的產生機製與製度、權利息息相關，你與他的觀點有什麽異同呢？(chinesenewsnet.com)
文貫中：從經濟學上來講，出現饑荒要麽跟生產有關係，要麽跟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被剝奪有關。大饑荒時，中國的城裏人不管多窮，他有糧票保證，所以死亡的人特別少；但生產糧食的農民卻大批大批地死亡。糧食征購過重的解釋可能在全國範圍內不成立，但在局部地區成立。1953年和1956年這兩年的征購比例，跟1959年是差不多的，但是1953年消費是以家庭為單位，糧食是農民自己在掌握；公社時期，所有糧食先要進入公社食堂倉庫，還要發動民兵到各家各戶搜餘糧，搜出來要懲罰，農戶的所有糧食要交公，廚房要砸掉，鐵鍋拿去煉鋼，按規矩所有人都要在食堂裏麵吃，吃還是不吃是一個政治問題，實際上取消家庭自己消費的權利。糧食完全控製在公社食堂裏麵，這又導致饑荒時的貪汙與後來的四清，解決的方法還是搞包產到戶。(chinesenewsnet.com)
在上世紀70年代末，經濟學家董輔礽跟外國友人交流，我作為翻譯在場。他說人民公社其實就是農奴製，我很猶豫能不能直翻，他說“你盡管翻譯，沒事。”外國人第一次聽也以為聽錯了，我又再複述了一次。他覺得一個中國人這樣說很令人驚奇，馬上記下來。我並不認為中國故意搞農奴製什麽的，但從經濟上分析到底的話，隻能說公社製實質是農奴製，它對人身的各種限製，從水平移動到垂直移動，哪裏都有限製。現在我們把這一製度一層層剝開來，大家看到非常嚴重的異化。(chinesenewsnet.com)
森認為在民主製度之下，絕對不會發生饑荒這種事情，我認為他這個條件肯定是充分條件，不是必要條件，因為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還沒有搞成民主國家，但餓死那麽多人的國家很少。如果尊重各個家庭的基本權利的話，糧食就應該分到各家，也就不會死那麽多人。我後來總結，市場機製一定要保存。因為即使官僚機構裏麵有虛假的情報，但隻要市場在起作用，市場對價格的反映還在那兒，就能調整供與求的關係。而當時供與求已經被扭曲了，市場都關閉了，不準任何市場交易，都是由國家統購統銷。當時一些科學家也亂說，比如有人說現代人類能夠利用的光合作用隻是潛力的百分之幾，如果充分利用，一畝地是可以生產出幾十萬斤糧食來的。那時有一幅胖小孩坐在稻穗上的宣傳照，很有名，成為中國人不誠實的代表作。(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經營報記者徐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