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f) | 史海:戚繼光和李成梁之悖論 因太會打仗而無仗可打 網易曆史
謝田/ 說起明朝後期的軍事史，不能不提兩個著名將領，那就是戚繼光和李成梁。
戚繼光是抗擊倭寇的民族英雄，自不待言。李成梁（1526-1615）是明朝後期的遼東總兵。在隆慶、萬曆年間，李守遼東，戚戍薊北，都是朝廷重臣，隻是李成梁的官要比戚繼光高的多。
據史料來看，這兩個人都很能打仗，但是他們的風格完全不同。
戚繼光無論到哪裏，總是用最直接了當的方式解決問題：到南方，用鴛鴦陣殲滅倭寇；到北方，用長城，火器，再加上毀滅性的攻擊力去壓服蒙古人。所以他鎮守過的地方，在很長時間內是不再會有戰爭的。
李成梁的打仗方式跟戚繼光完全不同。他總是拉一個打一個，而且要給被打得半死的敵人留下後路。好比說先拉著甲打去乙，把乙打的半殘之後，再扶植一個丙回來打甲，然後等丙壯大了，再帶著養好傷的乙去打丙。他從來不去真正徹底的消滅某個威脅，隻是車軲轆戰來回打----這種方法可以確保戰事連綿不絕，而且全是勝仗。用個成語形容，可以叫“養賊邀功”。
他們兩人的風格不同，結果也不一樣，戚繼光靠著張居正的賞識，鎮守薊北，十多年基本無戰事。長期的和平對於一個帝國來講，肯定是好事，但對於戚繼光個人來講，卻絕對不是好事。因為長久沒有戰爭，戚繼光無戰功可立，從而無法封侯晉爵，而且皇帝和朝中大臣也感受不到他的重要性，等張居正一死，馬上被人排擠、打擊、誣陷、奪職，最後鬱鬱而終，到死家境也不富裕。
而李成梁呢？前後統治遼東三十多年，打的大小勝仗不計其數，捷報一封封傳到北京，弄得皇帝動輒就要去祭告郊廟，受群臣賀，於是皇帝賜給李成梁蟒袍金冠、財寶歲幣無數。明史上說：“（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最後他自己官當到太傅，全家封爵，連奴仆都成了顯貴。李家的財富也多的不計其數，整個遼東的軍資賦稅，全由李家一手把控，號稱“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
個人的結果不同，給國家帶來的結果也不同。戚繼光去南方打倭寇，從此中國沿海再也沒有倭寇了，去北方戍邊，直到明朝滅亡，蒙古人再也沒敢侵犯長城。而李成梁呢？打了幾十年仗，弄得東北民生凋敝，各少數民族都痛恨朝廷。最後還扶植起來了一個兒女親家--努爾哈赤--去當少數民族的頭領，後來那個人被稱為：大清太祖高皇帝。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時年90歲。次年正月，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舉行開國大典，自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定國號為金，建元天命。從此，一個轄地數千裏、臣民數十萬的叛亂政權，成為了明朝命中的魔星。
讀史至此，總是有一點莫名的感慨。為什麽要是這樣呢？如果曆史再來一次，事情會不會變得好一點？能不能讓戚繼光官居太傅，讓李成梁鬱鬱而終？
然而仔細想想，就算曆史真的重來了，似乎也不會有什麽太大的改變。
我們當然可以歌頌戚繼光，痛罵李成梁，然而道德上的批判，是不能解決什麽具體問題的。這就跟罵貪官一樣，越罵越多，因為社會的博弈機製必然會導致這種結果，不是罵幾句能解決的。
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我覺得，問題不在李成梁，而是出在朝廷的製度上麵。
古代的將領要升官發財，從來就是一條路：“論功行賞”。這聽起來是一條很符合邏輯的規矩。有功勞，大獎賞，有苦勞，小獎賞。不是很合理嗎？
問題就在於這裏了：因為邏輯的合理不等於事實的合理！差得遠了！
朝廷的論功行賞有兩個根本的問題。第一，有功才賞，意味著“有功勞”是將軍的最優先選擇。有功勞，首先就不能少了敵人，因為戰爭遊戲至少有兩個人才能玩的下去，朝廷沒有設計一個人自己玩也能升級的遊戲。戚繼光把敵人滅光了，那他再度立功的難度就很大了，滅了倭寇，滅了蒙古，沒人陪他玩了，他自己也該出局了。
記得曾經看過一篇題為《魔鬼》的阿拉伯短篇小說。一位名叫賽姆昂的人，每天奔波於黎巴嫩北部山村中，教村民們擺脫魔鬼的糾纏。他與魔鬼日夜搏鬥，堅持正義，從不厭倦。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身受重傷奄奄一息的魔鬼，但是他非但沒有加害魔鬼，反而卷起袖子，把魔鬼背回家去救治。原因就在於魔鬼對他說了這樣的話：我是永恒的魔鬼。我是萬惡之源。罪孽滅絕了，同罪惡搏鬥的人也便不見了，你也隨之隱沒，你的子子孫孫、同事友人也將銷聲匿跡。我是萬惡之源，難道你願意以我之死換取罪孽的消亡？
是啊，罪孽消滅了，那下一個要被消滅的，就是那些消滅罪惡的人。難怪淮陰侯在臨終之時發出了回響千古的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戚繼光滅了狡兔和飛鳥，於是隻好無可奈何的接受命運的安排。
第二，勝利永遠是由過去的、相對的成績，而不是未來的、絕對的成績來決定的。
戚繼光破敵，這是勝利。而李成梁破敵，這也是勝利。朝廷的封賞是一樣的，然而這種封賞都是對過去和現在狀態的獎賞，而不是對將來狀態的獎賞。
而實際上，一場戰爭的價值，不光包括已取得的成果，還應該包括未來的成效。然而朝廷不會因為蒙古人不再反叛而年年封賞戚繼光，也不會因為女真的一再叛亂而懲罰李成梁。
難怪古人都說：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
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有過一段經典論述，大意是每個人都有追求私利的權利，而每個人的逐利行為，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基礎。--- 這個觀念曾經在很長時間內都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
亞當斯密他老人家大概不知道李成梁和戚繼光的故事，不然不會做此論斷的。戚繼光為國家利益而努力，結果是個人利益的崩盤，李成梁為個人利益而努力，結果是國家利益的崩盤。而且可怕的是，戚繼光不是個純粹的利他主義者，他也在追求個人利益，李成梁也未嚐不願意為國盡忠，明朝滅亡對他李家沒什麽好處。他們都是希望同時獲得國家和個人利益的。
也許，很多人世間的事，本來就是這麽充滿悖論的吧。完全從理性出發的行為，最後未必能獲得最大的利益，有時候還會得到很壞的結果 --- 上帝果然還是擲骰子的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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